對科技期刊進行質量控制的理論探討、推動其高質量發展是當前科技期刊事業發展的重要議題。科技期刊的質量控制活動具有必要性、動態性和復雜性三個特性,與之對應地,我國科技期刊行業要密切關注用戶需求,制定科學嚴密的質量控制機制,有效發揮質量控制作用,進而推動我國向科技期刊出版強國邁進。
一、必要性:科技期刊的發展植根于其誕生以來開展的質量控制行為
1.科技期刊發展史是滿足用戶需求的歷史
GB/T19000-2008《質量管理體系基礎和術語》將質量定義為“一組固有特性滿足要求的程度”[1]。因此,科技期刊質量是指科技期刊憑借固有特性滿足用戶(讀者與作者)需求的程度。以1990年為分界線,1990年之前的科技期刊經歷了四個主要發展階段[2]。第一個階段是1665年到19世紀上半葉,這是科技期刊的早期發展階段,以1665年出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兩本科技期刊《學者》雜志和《哲學匯刊》為標志。第二個階段是19世紀后半葉,由于西方社會從事專業工作的人群比例迅速增長,促使科技期刊從綜合性向專業性轉型,這一時期出現的著名專業性科技期刊包括英國的《柳葉刀》、《哲學匯刊》A/B輯,科技期刊數量大量增長。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上半葉,科技期刊數量的迅速增長影響了科研工作者的閱讀效率,一些活躍的學者和教師發現,在自己從事科研工作的領域,越來越難找到全面的相關論文。這一現象催生了綜述性期刊,如美國物理學會1929年創建了《現代物理評論》雜志,英國物理學會1934年創建了《物理學進展報告》雜志。第四個階段是二戰以后至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科技期刊的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處于壓力與機遇并存的發展時期。首先,生產成本上升,專事學術交流需要的科技期刊開始進行商業化運作,并與商業學術出版機構形成了激烈的市場競爭。其次,戰后經濟、教育以及科研的全面復蘇,尤其是科研和教育的復蘇,為科技期刊帶來了大量的用戶和購買力。各國對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使得圖書館擁有足夠的采購資金,同時,從事教育與科研的群體本身就是科技期刊的直接用戶,從而帶來大量發表、傳播以及閱讀的需求[3]。1990年代末至今,計算機、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給二戰后的科技期刊帶來了新的發展機會,開啟了科技期刊發展史上的數字出版新時代。以數字出版的形態為依據,科技期刊的數字出版經歷了四次轉型升級。第一次是傳統出版的數字化轉型(1996—2004年),以施普林格為代表的國際學術出版商率先開啟數字化轉型,利用數字技術控制與提升傳播質量。1996年至2004年,施普林格完成將2000多種科技期刊包括過刊的數字轉化工程。第二次是提供信息產品和服務(2004—2009年),以2004年谷歌學術(GoogleScholar)推出為標志,數字出版進入第二階段。SpringerLink在2006年與谷歌學術建立合作關系,以增強內容的可檢索性,截至2014年,施普林格已有超過50%的訪問量來自Google。第三次是社會化出版(2010—2014年),愛思唯爾在數字出版的第三階段迅速出擊,于2013年4月收購Mendeley,形成集全文數據庫、摘要數據庫——斯高帕斯、文獻管理與社交網絡平臺于一體的、為科學家的研究全過程提供幫助的數字出版模式。第四次是數據出版[5](2008年至今),數據出版是未來科研成果出版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發展趨勢。近年來,除開放獲取出版商生物醫學中心推出數據期刊《生物醫學中心研究筆記》外,許多大型傳統出版機構也相繼推出了數據期刊。如施普林格集團于2012年推出的《施普林格+》是一本跨學科的綜合性開放獲取期刊,其出版對象為原創研究、典型案例研究和研究方法的描述性文檔以及數據論文和大數據集;2012年,威利出版了新的數據期刊《地球科學數據雜志》,以數據論文形式發表數據;自然出版集團2014年出版的新刊《科研數據》,開辟專欄幫助作者出版有科學價值和可重用性的數據集??偟膩碚f,科技期刊發展的歷史,就是其通過發表科研成果、傳播科研成果的本質功能滿足用戶科研需求的歷史,即進行質量控制的歷史。
2.滿足用戶需求對推動科技期刊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科技期刊35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既有因滿足用戶需求、進而促進科技期刊大力發展的歷史過程,也有因不能很好地滿足用戶需求而被抑制發展的歷史階段。當科技期刊能夠滿足用戶需求時,便能獲得長足發展;反之,則裹足不前。如今,新的學術交流方式進入學術交流體系,對科技期刊在學術交流體系中的不足形成有益補充。1920—1945年,每個物理學家都能夠從數量有限的科技期刊中獲得自己需要的科學信息,這種科技期刊被稱為檔案性的雜志。20世紀70年代,科技期刊的數量和容量增加了,讀者的要求變得跨學科且綜合性強,他們需要花大量時間從科技期刊上獲得信息。于是,檔案性期刊對于科研工作者來說越來越不方便,他們的需求不再是期刊本身,而是期刊上文章的拷貝。換言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學科的成長變化以及科學文獻的增長,科技期刊的功能從對科學信息的傳播與傳遞變為有效率、精準度較高的科學信息傳播。在這樣的背景下,科研工作者開始考慮對文章有選擇性地積累,這是文摘雜志和目錄索引誕生的實踐基礎。按照讀者群的興趣對檔案性雜志進行重新分裝,形成了文摘雜志。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專業學會/協會出版的科技期刊對研究者的成果篇幅限制過多,而商業性科技期刊對此沒有特別限制,導致大量科研工作者將在商業性科技期刊上。商業性科技期刊很快贏得了作者市場,加上政府對科研事業的大力資助,使得版面費的收取變得可行,商業性科技期刊從原本商業模式不甚明朗的階段轉而進入發展的黃金階段。
二、動態性:科技期刊質量控制的核心制度——同行評議制度的持續改良
科技期刊的質量控制主體經歷了從編輯到同行專家再到學術生態圈的演進過程。從編輯部內部的編輯控制到同行評議專家控制,再到開放式同行評議,隨著數字化的發展和第三方平臺的興起,其質量控制的主體范圍不斷擴大。科技期刊質量控制的演進呈現顯著的動態性特征。16世紀中葉,近代科學的發展將西方國家的科學交流帶入新的歷史時期。科學家和研究者之間的非正式交流驟增,并逐漸形成專業學會/協會。1662年,倫敦皇家學會誕生。1665年,倫敦皇家學會會刊《哲學匯刊》創刊,最初,由刊物的主編兼編輯挑選具有交流價值的信息和文稿編排其中。1752年,《哲學匯刊》采納了位于愛丁堡的皇家學會選擇文章的機制——將投稿文章送給能夠判斷其質量高低的專家進行審查,專家將反饋意見轉達編輯,其意見對于文稿能否刊用具有直接利害關系。這被視為科技期刊同行評議的開端。自此,同行評議制度被廣泛采納并應用于學術出版以及科研審批領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是繼英國之后第二個采用同行評議制度的國家,也是對同行評議制度應用得最為廣泛和深入的國家。傳統的同行評議經過長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弊端,如審稿周期長、編輯部審稿負擔重、審稿專家敷衍塞責等問題[6]。一方面,改良的同行評議制度可以豐富科技期刊質量控制的形式,另一方面,改良后的同行評議變得更加開放、透明和互動,并促使一批第三方審稿平臺、新的審稿制度誕生。第一,開放同行評議使得同行評議在數字環境下更加透明、公正。開放同行評議的做法來源于BMC對傳統同行評議的改進。論文在發表時,需要同時提供論文初稿、評議專家的意見與簽名、作者的修改稿以及論文最終稿,力求評議過程公開、透明[7]。PLoSONE在接收到同行評議專家的評議意見時,要求取得意見的許可,在論文出版時,要將專家評審意見作為附件在論文電子版之后,保證同行評議過程更加透明、公正。第二,互動同行評議容納三方意見,最大限度減少誤判?;油性u議通過集中同行評議專家、編輯與作者的共同智慧,減少同行評議過程中容易出現的誤判?!盎油性u議”是《大氣化學與物理》對傳統同行評議的一種形式創新,它由評審專家、作者和科學團體進行公開討論然后定稿[8]。這種新型的同行評議方式已被驗證能確保期刊獲得高質量的稿件。第三,輕觸同行評議大大提升了同行評議的效率。輕觸同行評議也稱低干涉同行評議,它由PLoSONE率先采用。與傳統同行評議不同,它僅強調被評審論文“方法學上的正確性和原創性”,對科學發現的重要性與創新性不做評價;在這種模式中,同行評議專家的數量也有所減少,一般為一位。自然出版集團從2011年開始將輕觸同行評議應用于其開放存取期刊《科學報告》。第四,兩階段同行評議催生未來科研成果管理的新領域。除上述三種新的同行評議形式外,還有一種與開放同行評議較為相似的兩階段同行評議形式。創辦于1997年的《人工智能電子商務》雜志是一份純粹的電子期刊,它將傳統的同行評議做了類似于開放同行評議的形式創新,具體說來,它將同行評議過程直接拆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稱為“評議”,即將同行評審專家與作者之間的評議和反饋的互動過程以及被評議的文章,包括雙方的身份信息,都公開在互聯網上,這一過程一般持續3個月;第二階段稱為“審稿”,即將修改反饋的文章分發到2—3位同行評議專家手中,同行評議專家直接將錄用或拒錄意見反饋給編輯部。兩階段同行評議的優點在于,一是增強作者權益,使作者能清晰知曉審稿人的信息和意見,改變了傳統同行評議帶給作者“一抹黑”的被動狀態;二是給予審稿人經濟回報,一改傳統同行評議“免費評稿”的陋規,通過經濟手段激發審稿人的工作激情,進而提高審稿工作質量[11]。但這種方式缺點也很明顯,第一,關于“發表”的倫理問題,即在文章公布于互聯網之后和發表于期刊之前的一段時間,以何種形式解釋它的存在;第二,文章如果最終沒有被錄用,卻又已經公布在互聯網上,其后的處理給作者造成困擾。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需要借助一些機構和概念界定,如建立未發表文章的平臺和倉儲數據庫,通過建立電子出版社來開展專門的存儲工作,并分配給每一個未發表文檔一個“身份證號”,區別于正式發表的文章。未來,這些工作將會衍生出一個新的學科領域——科研成果知識管理學。第五,第三方同行評議開發了評議的巨大需求,同時極有可能成為學術出版的新成員。“科學的審稿時代”是一個商業性的同行評議服務平臺,它向學術出版商、資助機構以及其他需要同行評議服務的組織提供有償服務,向科學家作者提供免費服務,服務的學科領域以生態學、進化生物學和保護生物學為主,業務范圍逐漸向跨學科方向發展。稿件進入該系統后,任何一位有審稿資質的專家都可以對稿件提出審稿意見,由系統對審稿意見和審稿時限(作者自行設定)進行管理,審稿人對其他審稿意見加以點評,并獲得一份審稿質量評分清單。根據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法則,進入市場化運作的同行評議服務機構,將會致力于為用戶提供快速優質的同行評議服務。成立于2012年的優貝克,能在兩周內為付費作者提供嚴謹的同行評議結果。優貝克作為一個創新的同行評議服務商,致力于為廣大科研工作者節省漫長的同行評議時間,使其專注于學術研究,并為廣大科技期刊提供同行評議服務的便利。優貝克團隊由100余名研究生組成,擁有10000名以上的同行評議專家信息,通過作者付費的模式,為作者和科技期刊提供嚴格的、兩周內得到審稿結果的雙盲審稿服務。第三方服務商將同行評議環節從編輯部獨立出來,從而給上述領域科技期刊的審稿工作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其服務具有又快又好的特點,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高時效性;第二,外審專家的主導型定位使評議更加專業和積極,同行評議由傳統的被動邀請改為自主參與。隨著這類社交平臺的成長與崛起,它們與開放獲取、搜索引擎、學術社區、數據出版等新進入者一樣,將會成為學術出版的新成員。
三、復雜性:科學研究自身的復雜性對科技期刊
質量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科學研究內在的復雜性、龐大的論文數量、論文的即時傳播以及驗證科研結論的復雜性,使得僅憑審稿工作難以杜絕重大錯誤甚至嚴重欺詐行為,因此,必須建立科技期刊質量控制機制。
1.科技期刊質量控制對象日益復雜
科技期刊質量控制的對象,經歷了文字標準控制(包括內容的知識判斷)、學術標準把關(學術價值判斷),及至今日,廣大科技期刊編輯不得不對另一重要事項進行管理,即學術出版倫理的遵守情況。出版倫理是指過程中相關主體應該遵循的道德規范。近年來,科研成果在發表環節違背出版倫理現象頻出。2006年韓國生命科學家黃禹錫因學術造假被撤銷其2004年發表于《科學》雜志上的論文;2014年日本小保方晴子因數據捏造和篡改被撤銷其發表于《自然》雜志上的文章;2015年4月,有作者涉嫌提供虛假同行評審,被英國醫學中心撤銷43篇文稿;2015年,《北京青年報》載某校講師同一篇論文在不同刊物上發表16次[15]。因各類學術不端行為,每年約有200篇文章被WebofScience撤稿。2016年12月12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在京召開2016年“捍衛科學道德反對科研不端”通報會,通報了2015—2016年查處的科研不端行為典型案例。此次會議重點通報了2015年多起國際論文撤銷事件,涉及論文117篇[17]。一篇數據偽造、觀點抄襲、重復發表或是由外文翻譯為中文而不署名的文章得以刊發,無疑會對科技期刊質量造成負面影響??茖W研究內在的復雜性使得學術論文審查難以杜絕重大錯誤甚至嚴重欺詐行為,傳統的依靠編輯對內容進行把關、通過同行評議專家進行論文內容價值的判斷等在內容控制上的單一線性策略,已經難以全面把控數字環境下科技期刊的內容質量。數字環境乃至大數據環境下,科技期刊質量控制的對象變得更加多維、復雜。出版倫理涉及的環節,既包括作者在寫作與發表過程中存在的學術不端行為,也包括同行評議專家甚至編輯本身存在違背出版倫理的行為。其中,僅作者環節可能存在的學術不端問題,就高達5種16類之多,令作為質量把關人的科技期刊編輯防不勝防。
2.科技期刊質量控制手段不斷升級
首先,借助遠程審稿系統提高審稿效率??萍计诳h程審稿系統是指以編輯部內部局域網和互聯網為基本平臺,建成作者、編輯、審稿專家、編委四位一體的協作化、網絡化、角色化編輯稿件業務處理平臺。國外應用較廣泛的有美國湯森·路透的Scholarone在線投稿系統、英國Salix出版公司的ESPERE系統、英國BioMedCentral公司的BMC系統、美國斯坦福大學圖書館的Bench>Press系統、美國Aries系統公司的EditorialManager系統等,國內應用較廣泛的有馬格泰克和勤云公司開發的投審稿系統等。其次,借助數字出版平臺的知識查詢產品如中國知網的“學術趨勢搜索”“學術研究熱點”,萬方的“知識脈絡分析”“學術統計分析”等,可以判斷作者寫作內容的價值與創新程度。再次,借助論文相似性檢測系統,可以有效預防、發現學術不端。抄襲識別技術在國外發展很快,有多個抄襲識別系統產品,其中Turnitin、CrossCheck、Mydropbox等應用較為廣泛;國內主要應用的是中國知網和萬方數據的論文相似性檢測系統。21世紀文本相似度檢測軟件(也稱軟件)的出現,為科技期刊辨識學術不端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但軟件對于表格剽竊、數據剽竊、思想剽竊以及翻譯剽竊(將他人作品翻譯后署名更改)等問題無能為力。同時,隨著開放獲取、預印本以及機構倉儲等學術交流新渠道的廣泛應用,使用軟件得到的結果,需要針對實際情況進行多重辨識,比如高相似度部分是否為預印本文檔、是否為會議摘要、是否為機構倉儲文檔、是否為有必要的方法說明、是否為文章所需的有必要的復制行為等。同時,各類軟件并非毫無破綻。利用學術不端軟件軟件進行審稿,在三種情況下存在盲區:一是論文在發表前和發表未上網的“真空時段”,對于一稿多投問題難以核查;二是作者對不在數據庫內文獻的抄襲,或有意將稿件文字、圖表進行變化,難以被發現;三是不能直接發現科學內容造假。因此,技術審稿需要在人工審稿干預和文稿撤銷制度輔助下共同杜絕學術不端行為。
綜上所述,科技期刊尤其是國外知名科技期刊出版商,正是在不斷滿足作者需求的基礎上,運用技術變革、把握歷史機遇,進行嚴格的質量控制,從而推動自身向更優質的階段發展。科技期刊質量控制的必要性表明,我國作為科技期刊大國,制定質量控制機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科技期刊質量控制的動態性表明,隨著科研環境和科研需求的變化,科技期刊質量控制也會隨之產生新的內涵,應保持密切關注;科技期刊質量控制的復雜性表明,有效的質量控制是一個嚴密的技術體系,需要制定科學嚴密的質量控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