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娛樂化與泛自由化傾向催生了自媒體管理的政治責任

黨校學術期刊作為黨和政府的媒體之一，天然地擔負起推動中國共產黨治國 理政形象塑 造的重任，必須嚴格遵守《中國共產黨章》的要求，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通過學者的聲音解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政策實踐，并肩負著通過學者營造傳播中國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構建中國學術自信的光榮使命。但不可回避的事實是，自媒體技術對學術期刊而言，實現“在快樂中閱讀、休閑中獲益”的功能的同時，傳播主體的個人化也使得其傳播內容缺少對政治理性和網絡行為素養的把控，傳播內容的娛樂化與泛自由化趨勢明顯，內容質量參差不齊，導致了有些情況下不易引導受眾正確、客觀、全面地看待政治社會生活中的現狀與事件。

對于黨校的學術期刊而言，屬于政治類為主的綜合性期刊，其微信、微博的訂閱用戶和微信作者群成員大多是政法領域的智庫學者或時政愛好者。微信、微博消息在傳播過程中尤其是二次傳播時有些文章或觀點難免會在一些社交群組中激起熱議，甚至不排除本刊自身的討論區也會很快成為一個激烈觀點交鋒、價值觀強烈碰撞的公共論壇；難免會由于年輕讀者對事物本質把握不準、理論知識儲備不夠、社會閱歷不足等，出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危機。由于黨校期刊主辦方直屬于本級黨委，如果此項工作有疏漏，輕則會在專家學者及社會大眾群中給同級黨委的形象帶來負面影響，重則不能杜絕敵對勢力煽動和利用專家學者中形成一種具備形式邏輯的社會思潮，借助高層學術期刊作者群中多為學術權威人士、意見領袖的結構特點，借助其影響力逐漸演化成具有危險性和破壞性的現實運動。如近年來的“茉莉花革命”“香港占中事件”等社會運動，都是借助新媒體的力量實現了從虛擬到現實的過渡。２０１７年９月７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了《互聯網用戶公眾賬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期刊公眾號在日常運營時增加了對關注者留言討論方面的監管責任。該規定要求使用方要配合有關主管部門依法進行監督檢查，并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和協助；平臺要 按 規定 留 存 不 少 于 ６ 個 月 的 網 絡 日志；并且就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網絡文化，維護良好網絡生態方面提出了倡導性的要求。［７］這都給黨校學術期刊微信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標準與挑戰。

2知識服務功能應用開發仍然有限

新媒體環境和刊網融合的背景下，期刊自媒體尤其是微信技術功能很強大，不但可以進行自定義菜單、群發各種媒介格式的消息（現階段訂閱號是每天可群發一條，服務號一個月發四條），自動根據用戶的關注操作和關鍵詞回復；還可以就具體問題設計問卷，組織關注者進行投票，對不同類型的關注者進行某類消息的定向發送，對用戶、圖文、消息和接口進行數據的統計分析；更為重要的功能是，微信官方提供的后臺編輯模式，可以對微信公眾號開發出適合出版行業和組織特點要求的各項特定業務功能。無論是期刊的作者、讀者、還是審稿專家，在出版事務中的職責均可由微信公眾平臺的功能來實現，如《財政研究》等人文社科期刊，《稀有金屬》等自然科學期刊，均實現了手機與官網的投稿、審稿、查稿功能同步。但現階段，黨校的微信公眾號建設運營還有一定差距，主要的不足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社交功能利用程度低。一方面學者想了解投稿征 稿 信 息，把 握 期 刊 的 風 格 與 特征，以便更有針對性地寫作和投稿；另一方面，學者也許對當前所研究或關注領域的某欄目的研究進展感興趣，希望得到更多的反饋和交流。就人們同傳統媒體的關系來說，微信公眾號早已經具備了這樣的功能，也引起了讀者的期待。盡管所調查期刊的微信公眾平臺都有評論留言功能，但很長時間都收不到反饋，因此，在事實上并沒有產生真正的雙向或多向互動?？傮w來看，微信公眾平臺缺少了人性化的傳播思想和為智庫學者、讀者服務的功能，只是成為了期刊行政工作的一部分。第二，作為學術期刊的知識服務平臺定位仍然沒有顯現。對公眾平臺總體的認識側重于甚至局限于信息傳播，擴大影響，自定義菜單設置未將用戶需求考慮進去，憑主觀思維設置功能選項。缺少對期刊采編功能的開發，除了少數公眾號實現了查詢審稿進度及過刊的功能，或者過一些欄目介紹、資訊通知類、訪談類消息的微信首發外，總體上停留在已有紙媒內容的復制上傳與重現，且媒體限于文本，圖片和在線開發平臺 ＧＩＦ動態效果缺少，限制了期刊公眾號對消息傳播效果的拓展。第三，缺少傳播效果的評估。自媒體 的運用在 期 刊 建 設 與 傳 播 中 的 效 果 如何，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一個科研成果的傳播以至轉化，或者由于自媒體形式的科研成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關注和爭鳴是一個難以衡量的問題，盡管有學者使用微信傳播指數 ＷＣＩ，但學術期刊由于受眾的特殊性，在該指數中處于較邊緣的位置，難以證明對學術期刊傳播效果的適用性。新媒體的使用率有多高，效果是否明顯，是否只是新瓶裝舊酒，是否只是把紙面知識搬到屏幕、上傳到網上？對于自媒體在期刊和智庫建設與發展中的效果以及預期目標的實現，都存在模糊認識，也缺乏進一步的研究和評估。

3人才短板與技術環境帶來的挑戰

作為黨校的政治類期刊，其編輯的人才資源以文科類專業居多，而自媒體許多功能的編輯開發需要一定的計算機編輯技術基礎，專業背景導致編輯人員很難承擔微信功能開發的重任。據筆者走訪座談，省級黨校的學術期刊編輯部一般有５～８人，除去主要領導，承擔日常工作的僅３～７人，平時承擔著組稿、約稿、審查、多輪校對、工作量繁重，專門從事網絡編輯的工作人員難再有充沛的精力對微信公眾平臺進行日常的運營維護，更不要說學習設計審美、數據分析、營銷策劃等優秀的微信公眾平臺運營人員所具備的知識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上文所說的功能開發不充分的現狀。他們只能將不多的精力短暫投入到微信平臺文本內容的“二次編輯”上，無法或者很少將推送文章加工成適合微信碎片化閱讀版式，沒有條件鉆研微信平臺功能的開發?，F階段的人員均是在電腦終端的微信編輯器模板上制作成型，然后復制粘貼或少量修補，這成為絕大多數期刊微信平臺信息內容和形式單一、信息推送不穩定、內容缺乏互動與吸引力的直接原因，必然導致了智庫科研成果在新媒體技術應用方面的不充分，媒體呈現效果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