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研究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3-01-17 06: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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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憲法學，研究方法，中國憲法問題，實踐
近期以來，關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探討成了憲法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i]憲法學者對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學科成長的體現，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門學科成熟的標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滯后也會對學科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憲法學者對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義的，但是目前中國憲法學界的研究方法還遠遠沒有真正成熟?；诖?，本文在對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簡單回顧的基礎上，探討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主張以中國憲法問題為中心的方法論模式。以期對憲法學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回顧
（一）第一代憲法學教材對研究方法的探討[iii]
1982年憲法的修改通過迎來了憲法學研究的春天，一些憲法學教材和普法性質的憲法讀物相繼出現，[iv]1985年10月份在貴陽召開了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標志著憲法學人開始有一個正式對話和交流的平臺。當時憲法學研究會的學者在自己編寫的教材、專著或者論文中所提及的憲法學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幾種：1、階級分析方法；[v]2、歷史分析方法；3、比較分析方法；[vi]4、系統分析方法；5、理論聯系實際方法。[vii]
從學者們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其方法的自覺意識開始萌芽，不同的教材都提及了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貫穿了研究方法，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但是正如學者們自己所言，其所論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主要是當時的憲法學研究方法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憲法學研究方法還沒有與法理學及一般部門法有根本區別；方法與教材內容聯系不大，相互脫節，方法與內容是兩張皮；對憲法進行注釋成為教材的主要內容等。
（二）第二代教材及論文對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探討[viii]
如果說第一代憲法學者開啟了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偉大航程，第二代憲法學人則開辟了不同的航線，其所倡導的研究方法開始呈現多元化趨勢，方法論自覺性也大大增強。[ix]憲法學人所運用的方法舉其要，有以下幾種：
1、用法權分析方法重構憲法學體系。[x]2、經濟分析方法。包括的經濟分析和經濟憲法學。[xi]3、規范憲法學的方法。[xii]4、憲法哲學的方法。[xiii]5、憲法解釋學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xiv]6、憲法社會學方法。[xv]7、憲法學的實證研究方法。[xvi]8、憲法學研究的邏輯分析方法、價值分析方法、語義分析方法等。[xvii]
方法的多元與流派化是學科成熟的標志之一，也是憲法學研究開始進步的體現。憲法學研究與其他學科一樣，忌諱的是只有一種聲音、一種方法、一種立場。
但是在“繁榮”的背后也有少許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認為憲法學者在確立憲法學研究方法時至少要考慮如下因素：什么是研究方法？何為憲法學研究方法？確立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要注意那些問題等？以下分述之。
二，什么是研究方法
所謂研究方法是指在探討問題或社會現象時所持的立場基礎和方式方法手段的總和。方法是有層次的，一般而言，方法有方法論和普通方法、具體方法之分。[xviii]方法論基礎是本，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是末。方法論基礎決定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的運用，而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又為一定的方法論立場服務。學者在論及方法時要意識到自己是在那一個層次上探討方法的，否則討論就會失去共同的話語平臺。
本文認為法學研究方法有以下幾個層次：
（1）方法論：哲學基礎、邏輯、范式、價值、客觀性；
（2）普通方法：歷史分析、比較研究、規范分析、階級（本質）分析、理論聯系實際、系統分析法等；
（3）具體方法：方法手段如：問卷、訪問法、觀察法、計算機技術、統計分析、利益衡量、價值補充、漏洞補充、文獻研究等具體方法
憲法學是法學學科分支之一，憲法學研究方法要遵循法學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述法學研究方法的分類在一般意義上也適用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分類。憲法學包括理論憲法學和實用憲法學，前者主要運用方法論進行研究，[xix]后者主要用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進行研究，方法論基礎決定了具體方法的運用。一般而言，憲法學的方法論基礎與政治哲學、邏輯、價值取向連在一起。作為普通方法的傳統注釋憲法學方法不太注重憲法的政治哲學基礎，其實憲法學研究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哲學基礎上，即你的立場是什么？一定的政治哲學觀念、立場又指導對憲法本質、基本價值、范疇等的看法。因此，規范分析等具體方法離不開一定的方法論指導。另一方面，“社會科學”憲法學方法不太注重規范分析等普通方法的運用，而過多關注政治哲學的“立場”問題，而規范分析又是憲法學研究之特色的體現，這樣離開規范分析，只注重政治哲學基礎的研究方法就很容易流于意識形態的無謂爭論中。因此，方法的融合才是憲法學研究的方法之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種方法都是“偏見”。
三、什么是憲法學研究方法
憲法學研究方法是指對憲法現象進行研究的方式方法總和。憲法學研究方法有一般研究方法的共性，更有憲法學學科特性，其特性是由憲法現象不同于其他社會現象，憲法學所要面對的問題不同于其他學科所要面對的問題決定的，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特性主要體現在與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比較上，在比較中體現其方法特性。
（一）法學研究方法與憲法學研究方法
法學研究方法主要從法的一般規律出發來研究法這一社會現象，其研究對象主要是圍繞法的產生、運行、變更、存廢等而展開，憲法是法的一種，也有一般法的特性，但憲法是高級法，其特性也決定了憲法學研究方法與一般法的研究方法有區別。因此，把法特別是法理學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憲法學中是不可取，因為這種做法只是看到憲法的法的維度，而沒有看到憲法“憲”的維度，而“憲”的維度決定了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特性所在。
憲法學研究方法是以憲法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對象不同決定了方法具體運用的不同方式，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特性在于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有學者總結憲法現象主要有以下四大要素：1、憲法規范；2、憲法意識；3、憲法制度；4、憲法關系。[xx]這種總結當然非常有道理，但是本文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認識憲法學的研究對象，上述四大要素其本質是圍繞個人自由、社會權利和國家權力“三位一體”而展開的，憲法就是在上述三者之間劃定界限，達到“定分止爭”之目的。法的一般研究方法只有用來分析如何控制、規范、保障國家權力，確保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時，這時法的一般研究方法運用到憲法學中才有意義，如果法理學的研究方法沒有用來研究憲法現象及其本質規律，只是簡單的“嫁接”，則對憲法學研究的意義就不大，而這個“轉化”要多年的功力，特別要在對憲法現象有深刻的認識基礎上才可能完成，否則一般的法理學研究方法對于解釋憲法現象是沒有說服力的。
（二）憲法學研究方法與政治學研究方法
政治學與憲法學是聯系最為密切的學科，中國傳統上，這兩個學科沒有明顯的界限，研究方法也沒有分野，[xxi]近些年，學術界又出現一個新的趨向，有學者認為一個學科的成熟是它與相關學科越來越遠，因此，憲法學研究要遠離政治學。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偏頗之處，因為事實上學科成熟的標志是一個學科與相關學科既遠又近，說遠，是指一個學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范式和相對獨立的學科話語系統，說近，是指一個學科會吸收相關學科的營養，不斷完善自己，在交叉中獲得發展。憲法學與政治學等學科的關系不是平行線，他們之間有“交集”。
我們認為憲法學研究要直面政治問題，[xxii]憲法與政治有著天然的聯系，離開政治問題就沒有憲法存在的價值，關鍵是憲法學者主動或者被動對待政治問題的態度，如果像“”時期中國情景那樣，學者對政治聲音只能附和，而不能有自己獨立的立場，這才是問題的本質。這種憲法學術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研究方法是我們所要反對的。今天憲法學的部分學者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以為憲法學研究方法成熟的標志之一是憲法學研究與政治、政治學的分野，我們以為憲法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憲法政治現象，憲法學研究與政治學研究共同的對象是國家，是對國家權力進行控制、規范、保障等的研究，憲法學的研究離不開政治和政治學，這是憲法的本質特點決定的，只是要以憲法學的方法和立場研究政治問題罷了，而不是說憲法學研究可以回避政治問題。
研究對象的大致相同決定了研究方法的類似，特別是政治哲學與憲法學的方法論基礎有極大的一致性，因此，憲法學研究方法離不開政治學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憲法學和政治學研究的角度畢竟有極大的差別，因此，又要反對憲法學與政治學研究方法混同。
（三）憲法學研究方法與憲法解釋方法
一般學者在論及憲法研究方法時可能會混淆二者的界限，我們認為憲法解釋方法與憲法學研究方法有區別也有聯系。憲法解釋方法是在解釋憲法時所用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解決憲法適用中的問題，屬于實用憲法學的范疇。憲法解釋方法其實是憲法學研究中對憲法進行解釋的具體方法，這些具體方法與憲法學研究的具體方法有區別也有聯系。憲法解釋方法限于對憲法及相關憲法性文本進行解釋，而憲法學具體方法所涉及的有憲法文本，也有其他憲法現象。當然，由于憲法解釋在司憲國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占去了憲法學研究的大部分領域，因而部分學者把憲法解釋學方法等同于憲法學研究方法，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民法學者在談及方法時，其本質是民法解釋學，甚至民法解釋學就等同于法學方法論。[xxiii]因此，把憲法解釋學看作是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精粹，甚至等同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全部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抽象的憲法和靜態的憲法只有經過解釋才可以適用于具體的案件事實，而憲法適用于具體的案件是憲法的生命所在，適用具體案件的憲法解釋方法也是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生命所在。
但是，憲法解釋方法畢竟不等同于憲法學研究方法，憲法學研究方法除了憲法解釋方法外，還有方法論、其他普通方法和具體方法，其中方法論是理論憲法學研究方法，這明顯有別于作為實用憲法學方法的憲法解釋方法。
四、什么是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
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是指對中國憲法進行研究的方式方法總和。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當然要遵循法學及憲法學研究方法的一般規律及共通的方面，但是其研究對象畢竟是“中國”，而且是“當代中國”。因此，研究方法注定會有一些特殊。本文認為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要堅持一般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共性，也要注意個性，本文不重點探討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的方法類型或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探討在確立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時要注意的幾個維度。
（一）要有問題意識，注意到憲法學研究的中國問題面向。[xxiv]研究方法其實只是說明或者研究具體問題的手段，中國憲法學所面對的是中國問題。目前憲法學界研究方法與內容、問題脫節的情況依然存在，問題意識還不夠強。[xxv]學界純粹談方法，開了研討會，也寫作了不少研究憲法學方法的論文，但是其方法論上的自覺性還是不夠，少有運用自己所主張的方法寫作、針對具體問題論述的專門著作。方法與自己的學術著作及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兩張皮。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句話對憲法學界而言仍然是有意義的，只有在自己的專著或者論文中使用了方法來探討問題，方法多元的格局自然會到來，如果硬要創造一些所謂的方法來，實在是不可取的。憲法學學術流派和學術良性爭鳴的局面要靠對同一問題的不同回答來形成，對一個問題可以運用一定的方法論從歷史、比較、邏輯、價值、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角度進行分析，而作出回答，不同的回答構成了不同的方法，這就是方法存在的地方和意義所在，而這種局面現今還遠遠沒有形成。
方法要以問題為中心，問題是本，方法是末，在問題中體現方法、運用方法。筆者甚至設想，什么時候不談方法了，在憲法學教材中也不論述方法了，[xxvi]而只是在教材論述中或者研究憲法具體問題時運用方法，這時憲法學研究才會真正成熟。
（二）要對中國憲法文本持相對“中立”的立場。在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中，對中國憲法文本主要有兩種大致相反的看法，一種研究者潛意識里認為中國憲法文本缺乏科學性、合理性、正當性基礎，對憲法文本指責成分大于辯護，這種研究者本文稱為憲法悲觀主義者，憲法悲觀主義者研究憲法主要以西方理念，特別是西方自由主義理念為理論基礎，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側重對憲法的原則、價值、民主、法治等憲法理念的研究，這種研究者在憲法學研究會中人數相對較少。另外一部分學者認為憲法本身是良好的、有其正當性基礎，認為建設主要是一個現行憲法的實施問題，在貫徹實施中國憲法后所達致的就是狀況，這種研究者是憲法樂觀主義者，憲法樂觀主義者相信，只要運用憲法解釋方法對憲法文本進行分析，堅持現行憲法，就能夠逐步實現。
應該說，持上述兩種憲法觀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中國憲法問題意識，我們認為憲法學研究方法的確立既不能建立在對中國現行憲法“妖魔化”的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對中國憲法文本無限“美化”的基礎上。既要看到中國憲法文本的優點，也要看到中國憲法文本所可能存在的問題，這是研究者要保持的適度理論張力。當然，正如斯密特所持的看法一樣，憲法分為與憲律，憲法文本特別是其中的“”部分的決定權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個政治決斷的結果，研究者從自律的角度看，只能在現行憲法的前提下研究中國憲法問題，這是學者所要注意的面向。
當然，理論上對中國憲法文本進行各種研究都是值得提倡的，這種研究也許是從批評或者建設的角度出發，也許是從合理性論證角度出發。本文主張要對憲法文本持相對“中立”的立場，不事先預設價值判斷，只是在研究具體問題時實事求是進行客觀評價，這是研究者確立中國憲法研究方法時所應持的態度。
（三）在研究方法運用時處理好憲法學研究中的普世性價值與中國特性的關系，即世情與國情的關系。糾纏在憲法學研究者心中的“結”之一是憲法有沒有普世性價值，如果有，則普世性價值與中國特性是什么關系？怎樣理解憲法的普世性價值？如果憲法沒有普世性價值，則中國憲法價值觀與西方憲法價值觀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這些都需要從理論上作出回答，否則會影響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選擇使用。[xxvii]
主張憲法普世性價值者認為：憲法的普世性價值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縱向范圍是沒有例外的。一般而言，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部分學者主張民主、個人自由、在民、權力的相互制約、法治、違憲審查等具有普世性價值，這些普世性價值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歷史時期所實現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所謂的途徑差異。而主張亞洲價值觀的學者更愿意看到憲法價值的地區特色，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憲法經驗是不可以照搬的，主張中國憲法研究者要看到中國憲法所堅持的特色道路，這是一條不同于西方憲法價值觀的道路，他們更加強調憲法的中國特色。
在中國憲法學研究者的潛意識中，這種所謂西方價值與中國特色之爭是客觀存在的，前述對中國憲法持悲觀態度的學者其研究的前提預設是中國憲法文本與憲法的普世性價值有悖，其所持的是憲法的普世性價值觀。而對中國憲法文本持樂觀態度的學者可能更愿意看到中國憲法文本所體現的中國特色價值觀。對憲法的普世性價值和中國特色所持的理論傾向可能會影響到憲法學具體研究方法的運用，持普世性價值觀的學者在對中國憲法文本解釋時可能會更加傾向于“批判”，甚至不屑于所謂文本分析，這種學者的潛意識里是中國有憲法文本，但只是“名義”憲法，不是“實質”憲法。這種學者的知識背景主要是美國或者西方其他國家的憲法價值觀，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是更加注重對西方憲法的研究，并且相信西方憲法價值觀可以在中國得到適用的。持中國特色價值觀的學者不承認憲法的“名義”與“實質”之分，認為中國現行憲法既是“名義”憲法，也是“實質”憲法，他們的研究中沒有區分的概念，認為也沒有區分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強調中國傳統的憲法學研究方法，注意中國憲法所特有的歷史文化特色，側重對現行憲法進行合理性、正當性的詮釋和理解運用，認為建設法治國家，只有在堅持現行憲法基礎上進行，任何偏離現行憲法的改革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反對任何急劇變革憲法的思路。
其實，人的兩面性決定了憲法價值觀的兩面性，人之為人的普遍性決定了關乎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憲法價值觀的普世性。人在不同社會和歷史狀況的不同存在方式決定了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實現與憲法保護方式的特殊性。過分強調憲法的普世性價值會使問題簡單化，看不到人的社會性差異的一面。過分強調憲法的中國特色則沒有充分認識到人性中的共通性的一面，沒有看到保護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憲法規制方式的一致性。因此，既要看到憲法的普世性價值，又要看到普世性價值的實現方式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具體途徑的不同。因此，我們不可以照搬西方的制度，也不可以拒斥其成熟的經驗，既要看到中國的特色，也要看到中國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中國與世界他國法律趨同化趨勢。[xxviii]把普世性價值與中國特殊國情相結合，既注意到憲法的普遍性原則，又看到憲法原則的具體實現途徑的差異，在此基礎上運用方法，否則在研究方法的取舍上就會迷失方向。
（四）正確處理“時差”問題。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等諸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都不是在同一水平線上，這也是中國基本國情之一。中國憲法與西方國家的憲法也存在“時差”，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法治觀念、民主實踐、憲法觀念、憲法原則、憲法文本、憲法的司法適用等。西方國家近代憲法所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目前還沒有完全解決，還是要認真考量的。由于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存在“時差”，當代中國還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實踐，主義的背景和前提更是應當研究的重點，即的社會基礎和條件是什么？如何達致等難題。當然中國部分學者意識到了這種“時差”，他們研究的重點是近代憲法諸如控制國家權力，確保個人自由，司法權的獨立性等問題。
當然也有少數學者的研究語境是把中國看作成熟的國家，把中國憲法文本無限美化，其研究的中國憲法問題主要目的是對中國憲法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進行證明和論證，這樣在研究方法的選擇和對憲法問題的看法勢必會“水土不服”。同時，在對憲法所研究的問題取舍方面，比較注重“前沿”問題，其實有些憲法問題即使在當代西方也存在重大的觀點分歧，這種“前沿”問題對中國憲法研究的實踐意義不大，我們主張當代中國憲法研究的重心還是憲法基礎理論和主義的背景，這是確立當代中國憲法研究方法的務實態度。
在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時，對當下中國憲法所處的世界革局中的“位置”是要牢記的，只有認識到“時差”，才會注意到研究問題的“語境”，才不會照搬西方憲法學話語，其實西方理論有自己的言說語境，離開具體的語境而論述憲法問題是很難對解決中國憲法問題有所幫助的。只有認識到“時差”，才會意識并且發現當代中國憲法學所面臨的主要難題是什么？其研究才會有的放矢，對癥下藥，否則就會超越當代中國的憲法實踐，其所研究的就不是“中國憲法問題”。
當然，在看到“時差”的同時，研究中國憲法時也要考慮到目前中國憲法與世界他國憲法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即除了歷時性的差異外，也有一些“接軌”的共時性問題，這也是確立研究方法時要認真考慮的，我們反對走極端的偏見。
（五）要注意到確立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根本難題在于實踐的虧缺。憲法與法律一樣，其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當代中國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根本困境在于沒有或者很少有違憲審查實踐，中國目前為止還沒有違憲審查的案件，只有少數憲法“事例”。因此，學者研究的“題材”少，年輕學者或者海外歸國人員只好在研究中引用大量外國憲法案例，這種研究對于了解外國憲法的運用和理解其憲法原則、精神、價值、制度等方面當然是非常有幫助的，但是如果其研究不“發現”外國憲法與中國憲法的“對接”點所在，則實用價值也不大，畢竟憲法學研究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所以我們面臨的難題是論述外國憲法時引經據典，鴻篇巨制，而中國憲法教材或論文在論述中國憲法問題時則顯得相對較“空”。這樣，憲法學研究經過多年的發展后就到了瓶頸階段，這是目前所謂方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我們要繼續研究西方國家的憲法，但是我們不能停留于此，要從西方憲法中提煉對中國憲法發展有價值的原則和經驗。另一方面，學者在價值研究和規范研究的同時，應當用更多和更大的精力去關注中國的社會實踐問題，用憲法學原理去說明、分析、闡釋社會實踐中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以憲法理念為指導去關懷我們這個社會共同體中的所有人和一切事，豐富的社會實踐是憲法學研究的唯一源泉。
注釋：
[i]比如在2004年度，中國憲法學會、中國人民大學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與浙江大學公法研究中心于杭州聯合舉辦了“憲法學基本范疇與研究方法研討會”。另外也有就憲法研究方法進行探討的專業論文，部分論文在下文會提及。
[ii]中國研究憲法的學者主要有兩大類，一類為以憲法學研究會為標準，參加憲法學研究會的學者在本文被當作一個群體對待。另外一部分學者也研究憲法及憲法現象，但是他們沒有參加憲法學研究會，這一部分學者主要以自由主義學說或者其他學說作為自己的政治哲學基礎，對憲法問題進行更加寬泛的研究。當然，對研究憲法的學者進行的這種界分是不精確的、粗線條的，憲法學研究會中的憲法學者也有以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為理論基礎進行憲法學研究的，而憲法學會外的研究者包括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也有觀點上的分野，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規范研究。本文所探討的方法及其反思主要是針對參加憲法學研究會的學者而言。
[iii]這里所舉主要是第一屆憲法學研究會干事會及其領導機構成員所編寫的教材及專著、論文的觀點。
[iv]1982年到2002年憲法學教材索引參見胡錦光、韓大元主編：《中國憲法發展研究報告》（1982——2002），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7——959頁。
[v]參見張光博主編：《憲法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張光博著：《法辯》，2002年征求意見稿等。
[vi]參見吳家麟主編：《憲法學》，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吳教授較早提出了階級分析、歷史分析、比較對照與聯系實際四種方法。
[vii]參見許崇德主編：《憲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許教授認為階級分析方法是本質分析方法的一種。
[viii]本文所謂第二代憲法學人的著作主要是指第一代學者指導的博士、碩士第子們所編寫的教材、專著、論文等。主要是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等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專業的當時在讀或者后來畢業的博士和碩士。當然在中國參加憲法學研究會并且對憲法進行系統的研究者絕不僅僅限于上述高校的老師與學生，其他高校和科研機構以及國外留學回來的憲法學者也對憲法學研究方法有貢獻，因此，本文的劃分是粗線條的。
[ix]當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二代學者所編的憲法教材都有關于憲法研究方法的介紹，也有少數沒有介紹研究方法的，比如朱福惠主編：《憲法學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潘偉杰著：《憲法的理念與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x]參見童之偉：《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改造》，載《法學》1994年第9期。童之偉：《用社會權利分析方法重構憲法學體系》，《法學研究》，1994年第5期。童之偉：《法權與》，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xi]參見鄒平學：《的經濟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督洕治龇椒▽ρ芯康膶肫c議》，《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年第1期。趙世義：《資源配置與權利保障：公民權利的經濟學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趙世義：《經濟憲法學基本問題》，《法學研究》2001年第4期。趙世義：《憲法學的方法論基礎》，《法學評論》2002年第3期等。
[xii]參見林來梵著：《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規范憲法學的一種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以下。
[xiii]參見韓大元、林來梵、鄭賢君著：《憲法學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在該書導論部分，鄭賢君教授認為自己主張憲法哲學研究方法，并且有高度的自覺。也可參見鄭賢君：《憲法學及其學科體系科學性的理論依據》，載《論從》（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江國華博士也對憲法哲學有濃厚的興趣，其博士學位論文就與憲法哲學有關，參見江國華：《憲法哲學批判》，載《論從》（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xiv]參見韓大元、林來梵、鄭賢君著：《憲法學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在該書導論部分，作者介紹了韓大元教授主張憲法解釋學的研究方法，同時韓教授還對憲法文本研究有很有興趣，寫過相關論文，參見“中國網”所載韓教授及其與學生合作的論文。
[xv]參見韓大元：《試論憲法社會學的基本框架與方法》，《浙江學刊》，2005年第2期。
[xvi]參見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5頁。
[xvii]莫紀宏教授所編教材提出了歷史、邏輯、實證、價值、比較、哲學研究方法。參見莫紀宏主編：《憲法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莫紀宏著：《現代憲法的邏輯基礎》，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
[xviii]有學者認為方法有基本方法與具體方法之分，參見韓大元、林來梵、鄭賢君著：《憲法學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頁。也有學者認為方法有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具體方法之分，參見林來梵著：《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認為方法有方法論與普通方法、具體方法之分，憲法學者一般談及的方法事實上都是具體方法，而很少從方法論角度談及方法，方法論關涉到憲法的政治哲學或者其他理論基礎，他決定學者的“立場”。有關方法論的書籍主要是政治哲學或者法理學、法解釋學方面的，本文不一一提及。
[xix]一般而言，政治哲學是憲法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當今憲法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主要有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種政治哲學基礎，其中自由主義又因具體觀點不同可分為形形的各種派別，除了上述三大派別外，其他如功利主義、社群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女權主義等也是政治哲學的派別分支。參見[加]威爾·金里卡著：《當代政治哲學》，劉莘譯，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
[xx]參見林來梵著：《從憲法規范到規范憲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xxi]最先的政治學研究會和憲法學研究會沒有分開，憲法學研究從屬于政治學研究，第一界憲法學研究會成立后，憲法學研究與政治學研究開始在體制上分開。
[xxii]斯密特把憲法分為與憲律，前者主要是掌握制定憲法權力者，對一個政治實體存在的形式及屬性，所作的政治決定。參見吳庚著：《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書局2004年版，第17—18頁。
[xxiii]參見[德]卡爾·拉倫茨著：《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楊仁壽著：《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這兩本書都以“法學方法論”命名，但是談及的都是民法解釋學的內容。
[xxiv]所謂注意中國問題面向的研究者主張解決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憲法學研究的根本，憲法學研究要注意不同的利益問題，人的利益是憲法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國家權力要尊重不同的利益，憲法的精神在于規范、控制、保障國家權力，以達致尊重人的利益和人權保障的最終目的，憲法學研究的核心范疇是國家權力和個人自由，用憲法來規制國家權力以達保障個人自由之目的是憲法的基本價值所在，其中違憲審查機制是制度性保障，因而是憲法學研究的最重要課題。這種研究范式被稱為“利益——權力”模式。其研究特點是把研究方法融入到所探討的問題中，不具體討論研究方法，但是運用了研究方法。探討相關問題的論著參見胡錦光著：《中國憲法問題研究》，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稇椃ǖ木瘛罚d王鍇著：《公法論衡》（代序），人民日報出版社2004年版。胡錦光著：《尊重利益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等。
[xxv]至于憲法學要研究什么樣的“問題”和“范疇”、如何獲得“問題”等，不是本文的主要探討內容。
[xxvi]國外學者除日本外很少有專門探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比如德國阿列克西是方法論大師，其名著《法律論證理論》探討了方法，但是在其《憲法權利理論》（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一書中也沒有專門探討方法的章節，只是其研究過程中方法自覺性很強，閱讀過程中可以感受到。美國的憲法學著作也很少有探討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在憲法學研究比大陸發達的我國臺灣地區學者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專門探討憲法學研究方法，參見臺灣學者的憲法學論著如陳慈陽著：《憲法學》，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法治斌、董保城著：《憲法新論》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吳庚著：《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民書局2004年版等。
篇(2)
一、中國社會需要什么樣的制度
在中國研究憲法和制度，首先涉及到中國需要建設什么樣的的問題?！皯椃ā焙汀啊睂τ谥袊詿o疑是舶來品，包括概念和其中所蘊涵的理念都是如此。西方的憲法和是否適用于中國，中國是否存在西方所說的憲法理念的社會基礎？在談到憲法和時，言必談西方，或者言必談西方的標準，是否合適？我認為，中國具有自己特定的歷史和特定的文化，我們必須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從憲法和的根本目的出發，設計適用中國的憲法和制度，并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憲法和其根本目的無非是保障人權的，應當根據中國的國情積極完善適應中國國情需要的憲法和制度，以在中國背景下，達到保障人權的根本目的。
《法國人權宣言》說，在權力沒有分立和人權沒有保障的社會就沒有憲法。我國并不實行權力分立制度，如果按照《法國人權宣言》所確定的關于憲法的第一個標準，我國即不存在憲法。權力分立制度建立的基本前提是對國家權力的極度不信任，包括對作為民選的議會的不信任，而在我國，這些西方的理念并不存在。在我國，社會成員對國家權力所抱有的基本態度是：既需要對國家權力進行監督和控制，又需要充分保障國家權力的有效行使，以使其能夠通過運行達到保障基本人權的效果。中國當然需要借鑒西方作為人類共同文明結晶的理念和精華，但不可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憲法和制度。實際上，即使是西方國家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憲法和制度，各國都在尋找符合自己國家國情的憲法和制度，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等等都是如此。
二、關注我國《憲法》的解釋問題
憲法屬于規范范疇，它需要與社會實際保持一致，才能起到調整和規范社會關系的作用和基本功能。如何使憲法規范與中國的社會實際保持一致？其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以往我們比較多地注意到憲法修改這種方式。我國社會處于急劇變革的時期，《憲法》與社會實際之間出現不一致的現象必然會發生，因此，憲法修改的頻率較之其他國家要快，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憲法修改是使憲法規范與社會實際保持一致的最后的也是最迫不得已的方法。
憲法修改的確有其優點，如經過修改之后的憲法規范與社會實際的一致性比較明確。但憲法修改所造成的社會代價也是有目共睹的。憲法修改的頻率過快，難以培育社會成員對憲法的尊嚴感、神圣感，也就難以樹立憲法的權威。憲法如果沒有權威，法律的權威也就難以確立起來，依法治國、法治國家的目標也就難以達到，統一的憲法秩序也就難以形成，國家的法治秩序、國家的長治久安也就不能保障。
因此，在不是必須對憲法規范進行變動的情況下，可以更多地運用憲法解釋的方法，使憲法規范得到適用。憲法解釋既可以使憲法規范經過有權機關的解釋達到與社會實際之間的銜接適用，也可以使憲法規范的含義更為豐富和立體，讓社會成員對《憲法》有更明確、具體的理解和認識，它對《憲法》的震動也比較小。我國以往基本上沒有運用過憲法解釋的方法，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中國的憲法解釋制度，并積極地運用憲法解釋，以解決我國社會生活中發生的具體問題。
三、必須研究普通法律中的規定和問題
《憲法》是最高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同時，《憲法》又是或者說只能是從宏觀上、總體上規定國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問題，而不可能對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問題作詳細的規定。這就需要普通法律依據《憲法》的基本原則、基本精神和規定，作具體化的規定。因此，《憲法》內容的具體含義需要由普通法律明確，或者說〈憲法〉規定的具體界限必須要由普通法律子以明確。我們在理解《憲法》的內容時，既需要從《憲法》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則、基本精神出發，也必須從普通法律的具體規定出發。我國憲法學者在闡述《憲法》的內容時，較少從普通法律的規定出發，這就造成憲法學的內容顯得比較簡單、枯燥、粗糙，沒有血肉。人們在學習和理解《憲法》的內容時，就難免會覺得其生澀難懂。
同時，我們所說的《憲法》效力是針對普通法律而言的。只有充分研究了普通法律的基本內容和基本規定之后，才能判斷法律的基本內容和基本規定是否與《憲法》相一致。否則，《憲法》只能像只孤懸在高處的葫蘆，看得見但摸不著?！稇椃ā放c普通法律之間缺乏一種對接關系和基本聯系，人們也就很難感受到《憲法》也是法，《憲法》也需要進行適用，并且《憲法》還有最高的效力。特別是《憲法》的適用與法律的適用之間的差異、《憲法》調整的對象與普通法律調整的對象的差異等等，人們均無法得到感性的認識，對《憲法》的最高效力沒有親身體驗的可能。
篇(3)
1.中國行政法學的體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
2.論近代中國行政法學的起源
3.中國行政法(學)的發展趨勢——兼評“新行政法”的興起
4.論行政法教義學——兼及行政法學教科書的編寫
5.面向社會政策的行政法學進路:視角與方法
6.論行政法學中“行政過程”概念的導入——從“行政行為”到“行政過程”
7.行政過程論在中國行政法學中的導入及其課題
8.穩健發展的中國行政法學——2007年行政法學研究綜述
9.反思中國行政法學存在的政治背景——通往中國行政法學自我意識之路
10.中國行政法學60年
11.以行政過程為中心重構行政法學理論體系
12.現代行政法學的建構與政府規制研究的興起
13.中國近代行政法學的誕生與成長
14.面向社會科學的行政法學
15.行政法學的體系化建構與均衡
16.論我國行政法學的理論基礎
17.對出租車行業特許模式的經濟學和行政法學分析
18.二十世紀中國行政法學的回顧與定位
19.中國行政法學30年的理論發展
20.行政法學方法論之流變——基于公私合作的視角
21.2014年行政法學理論新進展
22.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中國行政法學研究之省思
23.中國行政法學三十年高影響論文之回顧與反思——基于主流數據庫(1978—2008年)的引證分析
24.行政法學視角下中國政務微博的規范化管理
25.論公共管理視角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
26.從行政行為到行政方式:中國行政法學立論中心的挪移
27.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在行政法學課中的運用
28.行政法學與加快法治政府建設——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2015年年會綜述
29.行政法學方法論的回顧與反思
30.行政法學理論基礎問題初探
31.域外行政法學研究追蹤(2012-2013)
32.我國公共行政轉型對行政法學的影響
33.中國行政法學發展評價(2012—2013) 基于期刊論文的分析
34.臺灣地區行政法學之變革、挑戰與新世紀展望
35.行政合同的基礎理論與行政程序法的最新發展——第十五屆海峽兩岸行政法學學術研討會綜述
36.外國行政法學在我國的引入和利用
37.中國行政法學理論體系的模式及評判
38.監控者與管理者可否合一:行政法學體系轉型的基礎問題
39.行政法學二十年來的反思與前瞻
40.行政法律責任的規范分析——兼論行政法學研究方法
41.新世紀中國行政法與行政法學發展分析——放權、分權和收權、集權的立法政策學視角
42.邁向和諧行政法——檢視移植與改造之徑 獻禮于行政法學元命題
43.概念行政法學的傳統、挑戰及重估——以應受行政處罰行為的成立要件為例
44.比較行政法學若干問題探討
45.行政的變遷與行政法學范式轉換——《論公共行政與行政法學范式轉換》述評
46.關于中國行政法學理論基礎問題的討論
47.第十六屆海峽兩岸(暨四地)行政法學學術研討會綜述
48.行政法學教學的現狀與課題
49.公共行政民營化的行政法學思考
50.構建以行政過程論為中心的中國行政法學體系——以江國華教授編著《中國行政法(總論)》為例
51.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行政法學研究
52.德國行政法學的先驅者——談德國19世紀行政法學的發展
53.公權私法化、私權公法化及行政法學內容的完善
54.實證行政法學與當代行政法學的基本難題
55.我國行政法學的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
56.我國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學的繼承與超越
57.我國國家政策變遷與行政法學的新課題
58.行政成本的重構——基于行政法學視角
59.恩斯特·弗羅因德與美國早期行政法學
60.行政法學視野中的民營化
61.中國行政法學三十年研究述評
62.域外行政法學研究追蹤(2013-2014)——基于Heinonline數據庫的分析
63.經濟分析方法在行政法學中的應用
64.中國行政法學的理論模式及發展展望
65.司法解釋對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
66.憲法下的行政職權:行政法學的邏輯起點
67.論行政法學的阿基米德支點——以德國行政法律關系論為核心的考察
68.淺談我國部門行政法學的發展歷史與現狀
69.行政法學研究應如何回應服務型政府的實踐
70.行政法學方法論的反思與調整——基于法治國理念的變遷
71.行政法學研究的角色混同及其救治——兼論分析方法在行政法學中的優先性
72.世紀之交的中國行政法(學)──我國行政法(學)的近況與發展趨勢
73.社會保障的行政法學視角
74.談俄羅斯行政法和行政法學的歷史發展
75.行政壟斷的行政法學解讀
76.行政法學科學性證成探微
77.論日本行政法學的形成與發展——一個歷史性分析的視角
78.我國行政法學的歷史階段探析
79.地方本科院校“行政法學”課程實踐教學方法研究
80.行政補貼概念辨析——WTO和行政法學的兩維視野
81.探析新形勢下地方院校行政法學教學改革
82.案例教學中的互動策略——現代行政法學課堂教學改革
83.公眾參與趨勢對行政法和行政法學的挑戰
84.中國行政法學發展評價(2010-2011) 基于期刊論文的分析
85.《行政法學》案例教學方法之探討
86.關于行政法學教學改革的分析
87.“釣魚式”執法之行政法學拷問及根治對策——以打擊“黑車”非法運營為例
88.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內容改革探析
89.法學本科行政法學教學改革的思考
90.公共行政視野下行政法學研究范圍的調整
91.行政法學的中國性問題思考
92.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與行政法——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2014年年會綜述
93.政府管制研究──美國行政法學發展新趨勢評介
94.案例教學法——《行政法學》教學改革的新趨勢
95.行政法學課程實踐教學初探——以案例教學法為觀察對象
96.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2012年年會綜述
97.談我國行政法學的內涵與發展趨勢
98.法國行政法學的形成、發展及其特點
99.行政法學實踐性教學的問題和對策研究
100.淺析我國行政法學的繼承與超越
101.體系與模式:行政法學案例教學的反思
102.行政法學的認知基礎研究
103.論高校非法學專業行政法學課程教學的目標定位
104.第十二屆海峽兩岸行政法學學術研討會綜述
105.行政法學研究的創新——對2000～2003年行政法學研究的評析與期望
106.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學體系研究述要
107.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是臨時還是長效?——行政法學的視角
108.網絡輔助下的高校行政法學課堂教學改革淺析
109.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與行政法學教學改革
110.2007年江蘇省行政法學年會綜述
111.試論夏同龢的行政法學思想
112.論行政法學研究中的本土資源及合理利用
113.行政法學研究諸方法之我見
114.從公共服務理論探討行政法學的轉型方向
115.關于行政法學教學改革的思考
116.臺灣行政法學中事實行為概念辨析
117.我國行政法學若干理論問題研究綜述
118.我國政府信息共享的現狀、困境和出路——以行政法學為視角
119.行政法學教學方法改革芻議
篇(4)
一、科研選題不當的主要表現
1．選題偏大且重復。相關學術刊物上的會計法學科研論文，絕大多數選題不具體、不明確。近幾年來，選擇熱門會計法學問題進行研究的人較多，如關于會計法律責任方面的問題，但大多數僅圍繞會計法律責任的內涵、類別及其構成要件等方面進行論述，缺乏新意。
2．研究深度不夠。會計法學科研是一項與會計法制建設實踐緊密結合的活動。從近幾年來看，應用性問題研究所占的比例較大，但多數成果水平不高，轉化率更低，選題中忽視對重大現實問題的綜合探討與研究；而基礎性問題探討又落后于會計法制建設實踐的需要，使得應用性問題的探討與研究缺乏后勁，缺乏強有力的基礎理論支持。例如，“會計執法監督”、“會計執法保障”等應用性強、價值大的會計法學應用性問題很少見到，即使有也難于在實踐中操作，理論深度不夠，而“會計法基本原則”、“會計法學與會計學的內在聯系”、“會計立法中如何處理會計技術問題”等基礎性問題幾乎無人探討，直接制約著我國會計法制建設水平。
3．簡單移植、生硬照搬其他學科的較多。移植是會計法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近幾年，對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未結合會計法學特點加以改造而進行簡單移植的現象比較普遍，很難發揮相應理論與方法在會計法學研究中的真正科學價值與意義。
4．描述性研究多，因果性研究和預測性研究少。任何一門學科就其發展歷程而言，均存在誕生、發展、成熟等幾個階段。描述性研究是一門學科在誕生初期的研究方法。目前，中國會計法學正處在發展階段，其研究方法應由描述性研究向分析性研究過渡。但從已發表的論文來看，較多描述會計法學領域中的有關現狀問題，而較少分析有關各種會計法學現象的關系、影響因素、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等方面的問題，使得會計法學研究難以發揮其解釋與預測的功能，缺乏對功能或機制的深入分析，妨礙了研究水平的提高。
二、改進的對策
1．從思想觀念上重視科研選題。在會計法學科研中，發現并選擇具有意義的會計法學問題至關重要。一般來說，如果選擇和確定的是會計法學學科發展和突破的前沿，則表明其是高起點、高水平的研究；如果是重復他人的研究，則整個研究工作也就沒有多大的價值。
2．努力培養研究人員的科學素養。①培養創新精神與敏銳的洞察力。日常工作中要養成善于觀察、善于捕捉各種新事物的習慣，尤其是不為常人所注意的偶然現象，作為發現和提出會計法學問題的前提和基礎。②勤于思考，提高自己的想像創造力。直覺和想像是會計法學科研選題中主要的思維品質，而想像創造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天獲得的，因此會計法學研究者要注重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③注意積累相關和必要的會計法學研究背景知識。在會計法學研究中，研究人員必須具備深厚的法學、會計學理論知識，同時必須具備必要的經濟學、哲學、邏輯學、管理學等方面的知識。這些知識不是一朝一夕得來的，需經過研究人員的長期積累。
3．遵循科學選題準則。會計法學科研選題應遵循以下幾個重要的科學準則。
（1）創新性準則。創新性準則是指對所選擇的會計法學科研問題應在借鑒前人成果的基礎上，能提出新的見解，導出新的結論。會計法學科研選題的創新程度必須成為衡量其研究成果質量與水平的主要評價標準。只有這樣，才能有所發現，得出新的結論，真正體現會計法學研究的價值。為貫徹這一原則，應深刻理解創新概念，建立創新的體制，營造創新的文化，提高創新的能力。
（2）價值性準則。價值性準則包含兩層意義：一是選取的會計法學科研題目要滿足會計法制建設實踐的需要；二是選取的會計法學科研題目要滿足會計法學研究自身發展的理論需要。就現代會計法學而言，還存在許多急待解決的實際問題和急需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會計法學研究者必須根據自己的研究能力及客觀條件，選擇最有價值的研究課題。
（3）可行性準則。一是從會計法學科研題目本身來說，必須有一定的事實根據和科學依據；二是從會計法學研究者來說，必須具備本學科相當的科學知識、研究能力和工作經驗，并熟練掌握與運用有關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三是從客觀條件來說，必須具備相應的資料、設備、時間、經費、輔助力量、適宜的社會背景條件等。
（4）效益性準則。效益性準則就是在既定的人、財、物條件下和單位時間內，充分考慮會計法學科研題目的效益。具體地說，會計法學科研題目的選擇要求投資少、見效快，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顯著。在目前會計法學科學研究經費不足而又急需展開會計法學科研的情況下，尤其要遵循效益性準則。
4．規范選題程序。從整個會計法學科研選題過程看，它包括查詢信息資料、科研題目系統化、初步確定題目和題目論證四個步驟。
（1）查詢信息資料。在會計法學理論學習與會計法制建設實踐中發現相關問題后，必須查詢有關會計法學問題的信息資料，以全面認識和了解該會計法學問題。通過查詢相關會計法學問題的信息資料，主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①該問題的科學背景怎樣，前人是否研究過。②如果該問題被研究過，取得過哪些成果，存在的主要矛盾（問題）是什么。③如果該問題沒有被研究過，那么圍繞該問題進行的類似研究取得過哪些成果。查詢信息資料是選擇會計法學研究題目時比較艱苦又特別重要的工作。
（2）科研題目系統化。在廣泛查詢信息資料的基礎上，即可進入會計法學科研題目系統化階段。此階段主要是在研究方法論及系統思想指導下，初步理順和具體解決會計法學科研選題中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①確定研究目標。研究目標是研究目的與任務的具體化，習慣的做法是用一句話來陳述會計法學科研的總目標。②確定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的選擇不僅影響到會計法學科研之具體研究方法的選擇與應用，而且對研究結果與結論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也具有影響。在確定研究對象時，注意以下幾個方面：要根據會計法學科研具體目標來選擇會計法學科研的研究對象；要明確會計法學科研之研究對象的空間（地域）范圍、時間范圍和條件范圍；要考慮會計法學科研的可行性及研究對象的數量。③確定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選擇與具體研究目標相聯系，同時還受到研究總體的性質、特點、數量等因素的制約。因而，采用哪一種或哪幾種基本研究方法，要在選題階段作出系統的考慮。
篇(5)
會議圍繞“科協、科技社團的法律地位研究”、“發展科學技術的基本國策”、“科技立憲與創新型國家”、“科技治理”、“科技與人權”等主題開展研討，經會前廣泛征集論文，共評出會議交流論文50余篇。據了解，國內以“憲法與科技發展”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尚不多見，會議現場評議人的精彩評議、提問者的犀利問題和報告人的睿智回應讓與會者享受到一場高水平的學術盛宴，與會學者針對促進憲法與科技的發展提出了不少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的理論觀點。
會議由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李煥新主持，廣東省法學會副會長朱占同，廣州市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馮元，福建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杜力夫，廣東商學院副校長杜承銘等在會上致辭。來自廈門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福建師范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農業大學、汕頭大學、中南林業科技大學等高校50余位學者參加了研討。
李煥新在會上致辭時強調，憲法與科技發展是日益熱門的話題，從宏觀層面指導創新型國家建設，通過立法手段激勵科技創新和發展是當今法制研究熱點，亟需加強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他指出在不久前，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剛剛審議通過的《廣東省自主創新促進條例》就是明顯的例證。
廣東商學院法學院院長鄧世豹教授在《論發展科學技術基本國策的實現》的報告中提出，“根本性”、“國家性”和“憲法性”是基本國策的特征和判斷標準。發展科學技術是憲法中明確的基本國策，由此產生相應的國家職責，指導相關法律、政策的制定和評價。他認為，要落實發展科學技術這一基本國策的憲法規定，實現科學技術發展，必須發揮好政府、科協組織和科技工作者的共同作用。
福建師范大學法學院杜力夫教授在《論科技創新的基礎》報告中以“李約瑟問題”和“錢學森問題”為切入點，研究論證建立科技創新體制與健全制度的關系，并提出完善的體系是科技創新的前提和基礎。
廈門大學法學院周剛志教授在《論科技立憲與“創新型國家”之構建》的報告中論述，發展科技是政府重要的憲法職責，科技競爭力是法治國家的合法性源泉，也科技立憲的邏輯基礎，科學與憲法的共生共進，構成了“創新型國家”的理論基點。
篇(6)
一、中國稅法學研究掉隊的成因分析
稅法在現行執法體系中是一個分外的范疇，它不是按傳統的調解對象的尺度分別出的單獨部門法，而是一個綜合范疇。此中，既有涉及國家底子干系的憲法性執法范例，又有深深浸透宏觀調控精神的經濟法內容，更包羅著大量的范例辦理干系的行政規則；除此之外，稅收犯法方面的治罪量刑也具有很強的專業性，稅款的掩護步驟還必須警惕民法的具體制度。因此，將稅法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加以研究不光完全須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當憲法學熱衷于研究國家底子政治經濟制度而無暇顧及稅收舉動的合憲性時，當經濟法學致力于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而不克不及深入稅法的制度籌劃時，當行政法學也只注意最一樣平常的行政舉動、行政步驟、行政幫助原理而難以觸及稅法的特質時，將全部的與稅收干系的執法范例聚集起來舉行研究，使之形成一門獨立的法學學科顯得尤其重要。這樣可以博采眾家之專長，充實警惕干系部門法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要領，使稅法的體系和內容改正完備和富厚。
然而，當前我國稅法學研究的現狀是，主攻方向不明確，研究氣力疏散，研究要領單一，學術底細不夠，理論深度尤顯短缺。經濟學者只珍視稅收制度中對屈從有龐大影響的內容，法學家們也只饜足于對現存端正服務論事的表明，稅法在法學體系中底子上屬于被人忘記的角落。隨著社會主義法治歷程的深入，依法治稅越來越成為人民日益體貼的現實標題。人們不光體貼稅收舉動的經濟效果，更體貼怎樣議決周到過細的執法步驟保證本身的正當職權不受侵陵。稅法的成果不光在于保障當局正當使用職權，同時也在于以執法的情勢對干系主體的舉動舉行束縛和監視，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運轉，不至于侵占百姓的權利和優點。恰恰在后一點上，我國稅法學的研究相當單薄。如稅收法定原則的貫徹落實，稅收征管步驟優化籌劃，納稅人權利的掩護等，都是我國財稅法學研究亟待增強的地方。
篇(7)
之所以問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我們看到，博士后都是外來的博士，而且來自五湖四海，每個人的情況往往就顯得過于參差不齊。有的博士后受過嚴格、正規的學術訓練，水平也很高，有的卻非如此；有的剛剛開始工作，有的卻已經是部級干部；有的法學背景深厚，有的則是社會學、歷史學或經濟學等學科的博士；有的能夠專心致志地做研究，有的卻只能主要用業余時間做研究，還有個別人的學風也不夠好。這些問題，與近年來我國博士教育發展過程中的布局調整有關，也與某些大學博士學科點的門檻降低有關，可以說，對我們的博士后培養工作提出了挑戰。
“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外來的博士卻未必。近兩年來，在教授委員會和李明德教授的倡導下，法學所博士后流動站進一步從嚴管理，嚴進嚴出，收到好的效果。今年，進站人員的數量更加嚴格控制，還有幾位博士后沒能通過出站答辯或推遲出站。按說，博士后管理，只管“后”，不管“前”，但是，既然我們開了這個門，既然各位進了這個門，不論博士后本人，還是所屬的導師組和導師，我想，還是應該根據法學研究所“正直精邃”的所訓，按照我們秉持的信念和標準，全方位地嚴格要求。
什么是博士后？博士后當然先是博士。那么，什么是博士？在法律意義上，博士就是獲得博士學位證書的人。在文化意義上，博士就不大好講了。在中國文化傳統里，士是一個了不起的概念。古之“士”在字源上與“王”同形或形近，在涵義上原本是男子的大號，后來則指學習道藝、“德能居位”、有一德一藝者，也就是那些用知識技藝為國家做事的人們，特別是那些，按照先生的說法，自道統與政統相分裂后，以師道學統而立身的人們。士君子人格乃是中國文化璀璨中的璀璨?！盾髯印贰皬妵逼f，“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今人眼里，包括荀子在內的古之士大夫，則是那些在操守上講究修齊治平，秉持仁、義、禮、智、信，在政治上相信“君輕民貴”，而且能夠做到“茍利國家生死與”的人們。那么，今天的“士人”應當是怎樣的呢？
我想，既然稱“士”，首先就應當學習和承續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然后再結合時代的要求，把傳統發揚光大，并讓我們的創造沉淀為新的傳統。具體到法律領域，士還應該有特殊的要求。記得上一次研究生畢業典禮上，梁慧星先生在致辭時強調，從事法律職業的人應當樹立“自由、平等、博愛”的信念，樹立正義的信念。在這里，我覺得還要特別注意樹立法治的信念。我從1978年開始學習法律，真正形成比較正確的法律觀念，樹立比較健全的法治信念，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社會為什么需要規則，國家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規則背后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如何用法律來保護人，如何通過法治來構建良好的社會秩序，來促進社會的穩定、團結與和諧，當代中國為什么必須走向法治，回答好這些問題，無論是研究法理學、法史學、憲法學的，還是研究各部門法學的，都要認真琢磨人，琢磨事，琢磨社會現象，琢磨中國的實際。把這些道理琢磨透了，再反過來貫穿到自己的專門研究中去，的確需要一個過程。
博士是博學之士，按古代的講法，已經算得上“國子”、“國士”、“大士”。得到了博士學位，就應當懂得以品德和才藝立身，而不是以官位和財富立身，更不能做鄙薄之士，為販夫計，逞匹夫勇。博士后當然要比博士強。博士后是一個高級研究職位。獲得這個職位，就是要繼續在學問上下功夫。做好博士后，關鍵是注意一個“后”字。這里談幾點建議，供各位參考。
第一，在選題上，博士后要注意和博士階段的連續性。博士后研究是博士論文的“后研究”，所以，在選題的時候，最好不要完全另起爐灶，而要以博士期間的研究為背景，就某一個問題或方面，加以提升和深化。學貴在精專，這樣容易出學問，出成果。我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后的時候，所在的項目里有一個成員50多歲了，據說此生已經斷斷續續在幾個學校做過好幾回“postdoctoral fellow”，而且，每次的題目都變化不大，但導師仍然認為有繼續做的價值?，F在，我們有些人選擇了很好的題目，也做了很好的研究，但一旦畢業了或者發表了就“拉倒”了，這是很大的浪費。
第二，在水準上，博士后必須高于博士。在有的國家，如在美國，做博士后研究的人，不過是某個比較高級的研究項目的成員，有的還不一定獲得了博士學位，還有些是一時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導師申請到一筆經費，就設立博士后項目，根據課題需要和項目預算來選人。錢花光了，項目就撤了。在我國，博士后制度不僅比較正規，而且“國家化”了。國家人事部設有專門的博士后管理委員會，計劃內的博士后還由國家發工資、給房子。博士后出站以后，一些單位給的待遇也高于博士。博士后儼然成了一種頭銜，一種級別。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要求博士后研究報告一定得比博士論文強。從這幾年的情況看，有的博士后在站期間做的研究同他們在博士期間做的研究相比，的確達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有的卻今不如昔，甚至全面放松了自己，退步了。為了促進博士后研究質量的提高，我們開始編輯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博士后文叢》，現在出了第一卷，以后每年出一卷。每一位博士后，都要把研究報告的精華部分，以五萬字的篇幅，編入文叢，這既是對自己的一個學術交代，也是接受學界的檢驗，接受社會的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