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人民幣國際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貨幣互換協議，包括以下內容：2008年12月4日，中國與俄羅斯就加快兩國在貿易中改用本國貨幣結算進行了磋商；12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韓國銀行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兩國通過本幣互換可相互提供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的短期流動性支持。

2009年2月8日，中國與馬來西亞簽訂的互換協議規模為800億元人民幣/400億林吉特。

2009年3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和白俄羅斯共和國國家銀行宣布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目的是通過推動雙邊貿易及投資促進兩國經濟增長。該協議互換規模為200億元人民幣/8萬億白俄羅斯盧布。協議實施有效期3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和印度尼西亞銀行宣布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目的是支持雙邊貿易及直接投資以促進經濟增長，并為穩定金融市場提供短期流動性。該協議互換規模為1000億元人民幣/175萬億印尼盧比。協議實施有效期3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阿根廷中央銀行29日在這里簽署了700億元等值人民幣的貨幣互換框架協議，這是迄今中國和拉美國家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金融交易。根據該框架協議，阿根廷從中國進口商品時可以使用人民幣，不必再使用美元作為交易的中介貨幣。

（二）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4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形勢下，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于推動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貿關系發展，規避匯率風險，改善貿易條件，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

從貨幣理論的角度來看，一國的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其貨幣職能必須國際化，與其作為一國國內貨幣的職能有所不同，必須具備一系列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相應條件。

政治方面：國內政局保持長期穩定，并且在國際中處于強勢地位，以保證金融資產的安全性。經濟方面：一國宏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規?？偭孔銐螨嫶螅粠胖敌璞３窒鄬Ψ€定；有完善的金融市場機制。

綜合以上考慮，我覺得人民幣目前還沒有具備成為國際儲備的條件，最重要的就是國內金融市場還不夠健全，沒有實現資本項目的自由可兌換，離岸金融業務也沒有得到充足的發展。但我們現在具備的優勢以使我們有能力向世界推廣人民幣：

充足的國際儲備——這是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為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兌換要求。根據通行的國際儲備需求理論，充足的外匯儲備一般應維持在30%左右。我國近年來外匯儲備穩步上升，達到并遠遠超過了同期進口額的30%，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不利因素）

（一）遭遇“特里芬兩難”。“特里芬兩難”是償還能力與持有者信心之間的兩難境地，任何一種貨幣來充當國際貨幣時都存在“特里芬難題”，即要使貨幣價值要穩定，它就不能作為國際貨幣；要作為國際貨幣，它的價值就難以穩定。

（二）政府的貨幣政策將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由下圖知，人民幣國際化之后，即意味著政府選擇了穩定的匯率制度和資金的完全流動，因為一個高度開放的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和貨幣價值的穩定是國際貨幣的基本標準。

（三）國外熱錢的涌入，投機增加。人民幣國際化使得國內經濟更容易受到世界經濟沖擊。

四、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發展趨勢

縱觀各國經濟的發展，當一國經濟實力增強以后，本國貨幣必然要走國際化道路。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硬通貨，能在世界范圍內自由兌換、國際結算、國際儲備和執行價格標準。目前，在世界范圍作為國際貨幣的貨幣有美元、英鎊、馬克、日元、法郎、瑞士法郎、歐元、SDR等不足10種，比較通用的有美元、馬克、日元和歐元。

從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們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三步走計劃：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儲備貨幣。但是，要在短期內實現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難度還很大，有不少障礙需要克服，這個時間可能是5年、10年，甚至20年，可是憑借著國民經濟的強大后盾以及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人民幣的國際化并不是沒有可能的。

五、小結：在全球經濟瞬息萬變的時代，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是我們的必然選擇，也是適應經濟發展，改革現行匯率制度的必然要求。告訴我們，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應不畏懼人民幣國際化甚至中國國際化過程中的困難，勇于前進，積極探索，把握機會，為構建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

參考文獻：

[1]周小川.超儲備貨幣引發熱議.新浪財經/focus/sovereignty/index.shtml

[2]陸漢星,崔強.人民幣國際化研究中國.2009,7,9

篇(2)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風險；防范

一、貨幣國際化的定義

貨幣國際化是指一國貨幣超出國界，在世界范圍內的不同層次上自由兌換、流通，進而在國際貿易、金融、投資、儲備以及國際市場干預中發揮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儲藏手段的職能，并最終成為國際貨幣的經濟過程。

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需要具備四個條件：一是歷史。若傳統的商業慣例都愿意接受和使用一種貨幣，這種貨幣就容易成為國際貨幣。二是貿易和金融發展水平。一種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占有較大份額的貨幣具有成為國際貨幣的天然優勢。三是自由完全發展的多層次金融市場。四是對貨幣價值的信心。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現狀

近年來，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和歐債危機的蔓延，世界經濟總體不景氣，使得美元和歐元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都有一定的削弱。然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人民幣幣值穩中有升，以及中國政府在歷次危機中展現的高度責任感，使得人民幣國際化有了較大的發展和突破。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人民幣FDI已進入試點階段

2011年6月，央行公布了《關于明確跨境人民幣業務相關問題的通知》，正式明確了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的試點辦法，成為推進人民幣跨境流動的又一重大舉措。

（2）在貿易計價結算領域

人民幣主要在我國與周邊一些小國的貿易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城市和企業中使用，2010年6月，結算試點地區范圍擴大至沿海到內地20個省區市，境外結算地擴至所有國家和地區。截至目前，人民幣在部分國家、地區和部分行業中已成為僅次于美元和歐元的“第三大結算貨幣”，且這一勢頭還有繼續擴大跡象。

（3）貨幣互換協議規模擴大

2008年12月以來我國先后與韓國，馬拉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等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

（4）發行人民幣債券

2007年6月，首只人民幣債券在登陸香港，此后內地多家銀行先后多次在香港推行兩年或三年期的人民幣債券，總額超過200億元人民幣。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

1.進出口結算比例有所改善，不平衡風險依然存在

2010年以來，人民幣結算試點范圍擴大至20個省區市，境外結算地擴至所有國家和地區，結算業務發展非常迅速，但還存在著進出口比例不平衡，即進口結算支出遠大于出口結算收入，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結算比例不平衡的現象，2010年人民幣結算的進出口貿易結構5.5:1，大部分人民幣升值的益處都被輸送到了國外市場。盡管2012年第一季度人民幣結算的進出口貿易比例達到1.4:1，但這并不是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提高和人民幣在國際市場被廣泛接受的結果，更主要是因為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減弱，導致利用人民幣結算的出口額提高，不是一種正常的平衡，因此如果人民幣升值預期再次提高，進出口結算不平衡的狀況有可能會“卷土重來”。

2.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進入阻撓

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進入阻撓是現有國際貨幣對人民幣成為一種國際貨幣進入國際市場的阻撓行為。從宏觀方面來說，在以美元和歐元為主導的貨幣體系下，美、歐也不愿意把原有貨幣體系中的“鑄幣稅”收益與中國分享。況且美國和歐洲是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擁有強勢貨幣，我國在對外貿易中買方市場仍然占主導地位，美國和歐洲掌握了貨幣結算的選擇權。從微觀方面來說，原有貨幣體系中的很多制度也會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障礙，比如，國際上大宗商品、重要能源以及與能源相關的一些衍生工具都以美元來計價、交易，這一點對于人民幣來說短期內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必然導致人民幣在國際上使用時，投資渠道受到限制。

3.宏觀金融調控難度加大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減弱的風險

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其流通范圍會繼續擴大，世界市場上的人民幣存量劇增。境外人民幣資產不僅會對境內人民幣的匯率、利率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也會沖擊境內的流動性管理并影響到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境外人民幣資產的匯率和利率價格會對境內形成沖擊。突然大規模的貨幣回流或貨幣需求都可能使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陷于被動局面。

四、人民幣國際化風險的防范

1.穩步推進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

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如果脫離與之密切關聯的經貿與投資網絡，是不可能深入發展的。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應該從加強人民幣交易結算網絡系統入手，注重發展我國的亞洲區域內貿易和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擴大人民幣記值定價在進出口貿易中的比例，規避外匯風險。具體措施包括：加強對人民幣跨境流動的檢測；盡快解決人民幣回流途徑問題，我國政府應加強與周邊國家和地區政府的協商，通過締結人民幣境外流通雙邊協議的形式來解決這一問題。

2.增強國家綜合經濟實力，完善中央銀行職能，確保人民幣幣值的穩定

從根本上說，一國經濟的基本面決定了一國貨幣走向國際化的程度，較大的經濟規模、較強的國際支付能力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態勢是建立交易者對該種貨幣信心的經濟基礎。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難度加大，并且承擔更大的金融穩定的責任。因此，在人民幣國際化條件下，中國人民銀行需要建立更加明確的貨幣政策目標，更加靈活的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及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利率及其他間接的調控手段，保證國內貨幣政策的執行不受干擾，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

3.發行“熊貓債券”

“熊貓債券”指國際多邊金融機構在華發行的人民幣債券。雖然中國當前的金融體系不健全及存在資本管制等問題，債券發行規模有限，但其對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積極意義是顯著的：有利于改善外匯儲備的結構，降低或者減緩外匯儲備中美元進一步增長，避免匯率波動給外匯儲備帶來的不利影響，推進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建立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儲備地位。

參考文獻：

[1]李卉.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

[2]徐挺.人民幣升值進程中的貨幣政策選擇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18.

篇(3)

1 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及應對措施

2 金融控股公司式的混業經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3 淺析我國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的前提條件的完善與發展

4 我國中小商業銀行的風險分析

5 論互聯網金融風險防范與監管的分析

6 互聯網金融對商業銀行的沖擊及其對策研究

7 金融控股公司式的混業經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辦法

8 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限制性因素及應付措施

9 我國中小商業銀行的風險分析

10 人民幣國際化的潛在危險分析

11 人民幣升值后提高我國外貿企業國際競爭力的舉措

12 人民幣國際化的現實障礙與對策分析

13 人民幣貶值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14 論互聯網金融風險防范與監管的分析

15 淺談我國第三方支付的風險及監管

16 我國互聯網金融的風險與風險防范

17 國有商業銀行縣域支行發展研究

18 利率市場化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管理創新

19 經濟新常態下的農村小額貸款發展

20 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商業銀行影響的研究

21 淺析外匯期貨在我國的發展前景

22 從日元國際化看人民幣國際化

23 歐洲負利率及其經濟影響

24 我國汽車金融現狀問題及對策

25 ××省農村支付環境現狀及政策建議

26 我國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的發展探究

27 美聯儲量化寬松對石油價格的影響及中國的對策

28 ××省私募股權投資市場的發展現狀

29 民營銀行的發展及問題分析

30 我國綠色信貸的發展問題分析

31 中國外匯儲備問題研究與對策

32 地方債務風險與銀行信貸的關系

33 ××省小額貸款公司問題的研究

34 信用卡風險防范問題的研究

35 我國第三方理財機構調研

36 互聯網金融的監管及對策分析

37 ××省農村信用社信貸支農的發展障礙及對策

38 我國中小商業銀行發展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39 我國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40 我國互聯網金融存在的風險及其防范

41 我國民營銀行發展的難點及對策探究

42 p2p網貸的風險探析及防控對策   

43 我國小微企業融資難題與對策

44 我國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風險與控制研究

45 我國外匯儲備的成本與收益及管理建議

46 股指期貨對我國證券市場的影響

47 基于P2P網貸的互聯網金融行業研究

48 當前我國P2P網貸內部風險管理問題研究

49 個人住房抵押貸款抵押物風險探究

50 中信銀行對公信貸貸后風險管理研究

51 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及應對措施

52 ××省農業保險發展問題研究

53 小微企業融資困難問題及其對策研究

54 在中國推行以房養老的障礙及對策分析

55 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違約風險管理分析

56 ××省農村信用社操作風險研究

57 中小銀行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策略研究

58 P2P平臺與小微企業融資合作可持續性的探討

59 互聯網消費金融發展研究

60 我國商業銀行汽車金融業務的發展路徑分析

61 中小企業私募債信用風險及對策分析

篇(4)

論文關鍵詞：人民幣匯率，中美經貿關系，原因與影響

 

2005年美國財政部匯率報告認為，人民幣掛鉤政策“造成了全球市場的嚴重扭曲”。2006年報告提出，中國貨幣政策是美中關系的“核心問題”。2008年，美總統奧巴馬曾闡述了如下觀點：“若要實現雙邊經濟關系的均衡發展，中心問題是中國必須改變其匯率政策。”[①]2010年9月20日奧巴馬繼續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稱中國在人民幣問題上未盡全力。由此可見原因與影響，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中美經貿關系發展的焦點。

一、中美雙方的人民幣匯率之爭

中美人民幣匯率之爭始于2002 年免費論文下載。美方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低估是導致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沖擊美方制造業市場,造成眾多工人失業。有鑒于此,美方要求中國升高人民幣匯率,改變釘住美元的匯率機制。經過雙方不斷的摩擦、對話，中國于2005年7月21日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次性升值2%，同時，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美方積極評價中方這一舉措,但又認為人民幣升值幅度不夠大,要求中方繼續提升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進入2010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論更是愈演愈烈。2月,奧巴馬施壓人民幣，表示全年都將“勸說”人民幣升值；3月，美國考慮征收人民幣匯率反補貼稅，奧巴馬請人民幣采行“市場導向”匯率政策，美國130名議員上書奧巴馬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美聽證人民幣匯率原因與影響，表示5月前投票；6月11日，美將審議針對中國匯率議案，議員再次強壓人民幣升值；6月19日下午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三周之后，美國財政部公布了堪稱史上拖延最久的關于主要貿易伙伴國匯率半年度報告，未將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但9月15日，美國會就人民幣匯率展開兩天的聽證會，督促人民幣升值。歷時近十年，人民幣匯率之爭始終處于風頭浪尖。

二、美方為何抓住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放？

首先，政治需求：

當前美國失業率高居不下，民眾不滿情緒增加，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支持率直線下降原因與影響，奧巴馬急需轉移國內焦點，將制造業壓力大的原因歸結到廉價的國外商品上。而11月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在即，美國政府迫切需要為國內近10％的失業率找到借口免費論文下載。而議員們更希望操縱議題，為自己選舉拉票，進而掩蓋其自身未能有效防范和應對金融危機的事實。因此，在選舉的壓力下，立法者采取了更加強硬的態度。

第二，美國公眾認知偏差：

美國公眾認為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匯率政策。典型觀點是中國匯率機制導致美國貿易赤字不斷上升。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順應市場供給的需要，則人民幣自然升值，中國出口商品價格自然上升，美國對華貿易赤字自然下降。[②] 因此，盡管從理論上講原因與影響，中美經貿關系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但美國公眾認為普通民眾是中美貿易的受害者，“美國人中的大多數認為貿易收益沒有在我們兩個國家之間公平分配。”[③] 在美國，持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影響美國制造企業及工人就業”的言論也越來越高。不少美國人認為促使人民幣升值是舒緩這一問題的“良方”。因為人民幣升值將會降低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優勢。

第三，轉移債務、轉嫁風險

中國擁有2.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又是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美國財政部3月15日公布，1月末中國持有美國國債余額8890億美元，日本為7654億美元），人民幣升值就意味著美元貶值，也意味著相應減輕了美國對中國的負債。這才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的真實意圖。同時美國對中國手中持有的美國國債也萬分憂慮，一方面，美國人擔心中國突然減持美國債會對美經濟造成重大打擊；另一方面原因與影響，又擔心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增加會使美對中國金融依賴加深免費論文下載。因此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轉移債務、轉嫁風險。

第四，中國崛起觸動美國危機感

美國表面上宣稱，美中關系并不是零和博弈，中國繁榮對美國也有利。但在實際外交策略中，美國總顯露出試圖遏制中國發展的跡象。首先，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其次，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逐步推進，讓不少美國人頓感壓力。

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崛起之勢更加明顯；人民幣正朝著實現自由兌換并成為重要國際貨幣邁進。如此一來中國對美元的需求就會大大降低，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受到威脅。美國允許中國發展，但是絕不允許發展成為它強勁的對手原因與影響，更不允許中國崛起到美國之上。中國的發展和增長必須納入美元本位體制，要受美國掌控，緊咬人民幣匯率，逼迫人民幣升值，打壓人民幣，維護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是美國的必然選擇，也是美國的真實政治意圖。

三、人民幣匯率改革對中美貿易影響分析

（一）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變化分析

2005年7月中國匯率改革以來，分析五年來人民幣匯率變化的情況(見表1），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幣值對美元已經大幅升值23.5%。2005年7月21日 中國開始匯率改革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8.11：1；

2005年底 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5%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8.07：1；

2006年5月15日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8.0關口 為7.9982：1；

2007年底 人民幣對美元升值6.5%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7.30：1；

2008年4月10日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7.0關口 為6.9920：1；

2009年以來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 基本上在6.81-6.85元區間；

2010年6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宣布重啟匯改后的首個交易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為6.8275。9月21日原因與影響，人民幣對美元一度升值至6.6997元，破6.7元免費論文下載。

表1 歷年人民幣匯率統計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1-7

匯率變化

8.07

7.9

7.3

6.99

篇(5)

論文關鍵詞：2010年第一季度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分析報告―“方錐體”經濟格局下的人民幣匯率與財政政策“傘形調控”

 

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經濟在復蘇的軌道上加速運行。美國經濟的各項總量、結構指標和先行指標都出現明顯好轉，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升，失業率也開始緩慢下降；歐元區經濟則在主權債務危機的擾動下奮力前行，宏觀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逐步提升，通貨膨脹保持在低位運行；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強勁，自2008年第2季度以來首現正增長，勞動生產率和就業狀態都出現明顯改善，通貨緊縮的風險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國宏觀經濟進入高速恢復期，相較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經濟增長出現了補償性反彈，增速高達11.9%，但經濟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凸顯，經濟穩定增長、發展模式轉變和通貨膨脹預期控制的復合性困難增加。世界經濟初步形成了以美國為頂端，以中、歐、日為支柱的“方錐體”格局，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新格局下各方利益調整的糾結點。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穩定，財政政策需要從總量擴張、快速拉動的方向上回調，強調中長期調控，重視政策效益畢業論文怎么寫，借助市場力量的戰略性調控框架應得到重視和實踐。

一、世界經濟“方錐體”格局的形成與人民幣匯率問題

隨著國際經濟的加速復蘇，后危機時期的世界經濟格局也逐步清晰。美國作為全球經濟、技術和國際機制協調的第一大國仍然是新格局的主導國，中國、歐盟、日本成為新格局的重要支柱，世界經濟由傳統的美、歐、日“大三角”轉化為4個相互聯接、相互影響的“大三角”。新格局下，國際經濟政策的角力由單純的國與國互動轉變為集團間利益的調整，由單純的實力對決轉化為國際機制與國家利益的協調，人民幣匯率問題在這一格局下被放大和扭曲，成為國際金融危機恢復期各方利益的糾結點。

（一）世界經濟“方錐體”格局的基本形態和內在機制

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對發達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帶來了重大打擊，但從經濟規模、技術能力和國際經濟規則和機制的控制能力看，美國、歐盟和日本仍然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驅動力量（見表1所示）。中國經濟率先渡過危機的“拐點”，為國際經濟形勢的穩定和國際貿易秩序的有效恢復提供了重要支撐，并隨著自身經濟實力的快速上升，成為后危機時期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重要一環。

表1 2009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規模統計 單位：億美元

 

國家

經濟規模

國家

經濟規模

國家

經濟規模

美國

142587

日本

50730

中國

49093

德國

33576

法國

26798

英國

21980

意大利

20900

巴西

14820

西班牙

14661

加拿大

13190

印度

12430

俄羅斯

12282

澳大利亞

9200

墨西哥

8663

韓國

8003

荷蘭

7942

土耳其

5935

篇(6)

關鍵詞：國際經濟治理；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

一、 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經濟面臨諸多問題，國際金融體系日益失衡，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國際收支失衡的問題，如何去規避主要匯率波動給中國帶來的風險，如何去更好的參與世界貨幣體系的重新構建是我國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要了解當代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狀況，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并且參與到多邊金融體系治理中。

二、 當代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

1. 資本跨境流動規模日益擴大。國際金融市場迅速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是資本跨境流動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包括國際負債證券、國際股權在內的所有表內金融工具，都得到了迅猛發展。1971年美元停止兌換黃金終于使其擺脫束縛，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獲得了國際本位貨幣的地位。世界經濟隨即完全被美元化，各國不得不接受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世界中央銀行”的地位。美元匯率穩定的支柱由黃金轉變為債券和金融資產，這種虛擬化的信用體系為美國大規模對外提供流動性打開了大門。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目標，美國在保持了較低的實際利率水平的情況下不斷降低實際有效匯率，持續向世界其他國家輸出流動性。

2. 國際間資本流動加速。當今世界各國對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逐步提高，因此對資本流動的管制逐漸減少，而各國的金融資產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因此，資本的流動對各國利率的差異極為敏感，細小的差異會使得資本在短期內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大規模的流動，這也是美國常年保持較低利率的原因。近年來發展迅速的利差交易就是一個標志性的結果。

3. 國際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漲。當今世界金融自由化被世界各國廣泛的倡導，它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加強銀行的獨立自主性，加強國際資本流動，允許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交叉，逐步取消對信貸的控制。

近些年來整個世界對于金融自由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它是更近一步的全球金融化的前提，也為其提供了合理的規則。在這一過程中，不同類型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相同的。例如作為金融強國的歐盟和美國，主導并維持著世界金融運行規則和秩序，因此成為推動金融自由化的強大力量。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各國金融發展較為緩慢，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往往成為秩序和規則的被動接受著，受制于發達國家，因此處于被動和劣勢地位。

三、 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

1. 作為貨幣的美元充當世界本位貨幣。

（1）市場過度依賴美元，國際金融體系不對稱。美元在擺脫了黃金兌換的束縛之后居于世界貨幣體系的中心統治地位，所以在這種背景下就確立了美元本位制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這種貨幣體系必然會導致世界范圍內的國際收支失衡現象，并且長期存在。以美元本位制為中心的國家及其相關體系國家的交易范圍不斷擴大加速了資本及資源的流動，使得這些國家從中獲利，而其他國家受損，因此加劇了國際收支失衡。

（2）美國通過國內貨幣、財政政策影響外匯市場，導致全球范圍貨幣戰爭。美國當前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強大使得美國可以在必要的時間來操控美元的利率水平和匯率水平，而使得結果朝著美國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發展。因此對其他國家匯率調整的要求成為美國特有的一種政策。

一方面，美國自2010年年初以來就不斷給中國政府壓力，要求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升值，以期扭轉美中之間巨額的貿易逆差。另一方面，美國政府通過國內經濟政策間接影響國際經濟走向，比如增加貨幣發行購買金融資產，能夠間接幫助金融機構及企業。但是這一政策會導致過度流動性，流向包括中國、巴西等在內的新興發展中國家，沖擊其國內經濟的穩定并導致其貨幣升值，反過來間接對美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經常項目產生正面影響。美國的這種做法招致世界各國的嚴重不滿，將會導致全球范圍的貨幣戰爭。

2. 國際金融治理機構本身存在著缺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組織是目前治理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機構。而這些組織本身存在的局限也是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和出現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

（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缺陷。從建立以來，IMF在很多方面進行了改革，但這些都無法掩飾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缺陷。

①IMF沒有發揮其作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減壓閥”和“穩定器”作用。這也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建立IMF的初衷。但是，由于IMF的主導權掌握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手中，所以IMF一直受制于發達國家，而它的這種局限性也限制了其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發揮有效的作用。

②IMF對國際金融體系缺乏有效的監管。首先，IMF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監護人的角色缺失，IMF把注意力過多的集中在發展中國家上，而往往忽略了對美國等主要儲備貨幣國家的相關金融部門的監督，另外，IMF沒有預見到國際金融體系本身的缺陷以及信任危機在各國之間的傳遞效果，往往疏忽了對國際金融中心及金融工具的監管，從而造成金融風險。

③IMF協調全球經濟發展的能力有待改進。當今社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蓬勃發展，對世界經濟的貢獻日益加大，出現了許多新興經濟體，其中金磚四國尤其顯著，一個國家綜合國力顯著提升，則國際經濟話語權如IMF投票權和執行董事代表權也必然會得到提高。目前IMF投票結構和治理結構仍然是依據之前的世界經濟力量的分布，因此并不能合理的反映當今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利益代表性。這極大削弱了IMF自身的影響力，也進一步加劇了IMF各成員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協調性。

（2）世界銀行自身存在缺陷。

①在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方面存在不足。首先，世界銀行會定期的去制定和一系列的戰略發展文件，但是在之后的實施上又缺少有效的手段硎導。其次，無論是其單個的執行董事還是作為整體的董事會都無法做到真正的為世界銀行的戰略發展方向去負責，因此其戰略作用大打折扣。再次，世界銀行建立了發展委員會，這個機構由24個國家的政府部長組成，它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形成一個具有咨詢性質的團體，但是這種“咨詢”的性質缺乏相應的工具去監督其公告的執行情況。

②世界銀行代表性不足，全球經濟協調的能力缺失。世界銀行從成立至今， 一直是由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掌握著世界銀行的大多數投票權，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意愿并不能夠得到合理的反映，這與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經濟迅速蓬勃發展的趨勢相違背。發展中國家不但代表權不足，而且投票權不能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自動與周期性地調整。

（3）G20的作用仍有待發揮。誕生于1999的G20作為作為最重要的國際論壇之一，G20致力于防范和解決國際金融危機，改善各國經濟金融體系透明度，總體而言，G20放映了世界經濟格局的變遷，順應了全球經濟治理的需要。但是，G20的局限性限制了其在多邊金融治理方面的作用。

①G20集團化特點日漸明顯。G20的成員是國際秩序中的重要利益獲得者，是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成員國家，G20既有來自發達國家的成員也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成員，他們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矛盾沖突，因此，在議題的設計上就需要協調所有成員方的意見，而這些議題的范圍往往比較廣泛，因此很難在規定的時間內，對特定議題給出合理的解決方案。

②G20仍然被少數發達國家左右。G20在議題的設計方面由西方發達國家控制和主導，這無法從根本上去保障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雖然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后，發展中國家紛紛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設性的議題，但是G20的大部分議題仍然是被特定國家所主導。

3. 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缺乏協調機制。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條件下，經濟在信息技術的進步下加速發展，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使得國際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使得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聯系更為緊密。各國之間緊密的經濟金融聯系使全球經濟產生了連鎖效應。在貨幣政策領域表現的尤為明顯，各國貨幣發行必須與一定的經濟指標和規模掛鉤。也就是說，各國在發放基礎貨幣時，不能只考慮本國的金融目標而采取過禁或者過度的措施，而應該從全球經濟合理穩定發展的前提出發。尤其是作為國際貨幣的國家要合理適度的發行貨幣，合理地規避系統風險不能任意無度地發行，攪亂國際金融秩序。但是，目前世界各國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協調機制和平臺，協商宏觀經濟政策。雖然G20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效果現在還不明顯。

四、 中國參與多邊金融體系治理體系的選擇

在面對國際金融體系嚴重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應該如何去面對國際收支失衡，如何盡量降低世界主要貨幣匯率波動所產生的風險，如何與世界各國去參與到國際貨幣體系新秩序的重建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對于中國而言還是應該積極廣泛的參與到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中來。

1. 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平穩變化。一國的政府當局會根據本國具體的經濟發展情況及穩定宏觀經濟的承諾來選擇實行浮動匯率制還是固定匯率制。結合中國國情，中國政府認為應該選擇固定匯率制。第一，固定匯率總體上可以有效的穩定本國國內經濟水平。在本國有充足的外匯儲備的條件下能夠有效穩定國內經濟，特別是物價水平。第二，固定匯率能夠增加就業。固定匯率通過調節儲備水平改變貨幣供給，調節一般價格水平。在固定匯率下如果采用本幣一次性貶值的政策，可以達到降低出口產品價格，增加國內就業以及擴大產品出口。第三，固定匯率可以穩定國際貿易預期，減少匯率風險。因此中國可行的選擇是走一條中間道路，即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改變對人民幣大幅升值的預期。

2. 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所謂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使人民幣在世界范圍內行使其流通手段、價值標準、儲藏手段、支付手段的職能，最終成為全球普遍接受的可兌換貨幣。

如何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我國政府對此提出了兩方面的“三步走”的方針戰略，即在臨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推動人民幣的流通，實現人民幣的區域化發展，做到適時適度的發展、逐步有序的漸進式發展。

（1）在空間上的擴張上實現“三步走”，即首先實現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廣泛流通，其次將人民幣往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推動，即形成區域化，最終實現全球范圍內的人民幣國際化。

（2）在貨幣職能上也分“三步走”，即實現人民幣成為結算、投資、儲備貨幣的三步走。首先在國際貿易的結算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使人民幣成為國際結算貨幣；然后促使人民幣發展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主要的投資貨幣，逐步使得人民幣成為國際投資貨幣，最后隨著前兩步的發展最終使得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

3. 鼓勵與監管金融創新并舉。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要求中國未雨綢繆，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加強對國內房地產、期貨、證券等資產市場的監管監管力度，并且加大對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監督力度。

加強金融監管的具體方案有：

（1）建立健全金融監管協調機構。要求加強功能監管而非傳統的分機構監管，不同的監管部門要做到分工明確，都要統一接受銀監會監管，并且要求保監會以及證監會加大對從事保險業務和證券業務的機構的監管力度。

（2）加強配套性條件及外部環境的整治。金融危機后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創新需要金融法律體系、宏觀經濟環境、金融體制微觀基礎等一系列的外部環境和配套條件的改善。我們提出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具有透明性、穩定性的特點，政府應該具有調控宏觀經濟的強大能力，和全局把握能力；還要善于從微觀上去改革金融體制，強化分散和轉移金融風險的能力，最終實現建立一個穩定健全的金融市場的目標，以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

（3）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金融監管合作。隨著經濟發展和金融體系的進一步開放，我國的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開放程度的加深會越來越廣泛的參與到全球金融市場中來，從而會面臨更大的系統性風險，因此我們要通過加強國際間金融監管協調與合作以防御大規模的系統風險。

4. 量力而為，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的定位有三個方面：第一，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近些年來中國的經濟水平迅速發展，中國擁有豐富的人口和自然資源，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在不斷提高，在國際組織中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第二，盡管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行列。雖然我國的經濟總量很大，但在人均水平上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國國內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地區間和產業間的不平衡，各個產業發展層次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較低。以上事實說明，我國雖然邁入大國行列，但還不是一個強國，只能屬于發展中的大國；第三，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性質使得中國這個大國與其他資本主義的大國有著本質的區別，這個特點對中國的國際環境與國際行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面對眾多資本主義大國中國如何在國際體系中立足發展便成為中國參與世界經濟政治合作的核心問題。中國在確定了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的定位下，應該合理恰當的利用自己的國際影響，為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更多的參與到國際經濟和政治體系中來，產生的更大的國際影響力。

參考文獻：

[1] 王冠群.加強我國參與全球治理能力建設[J].全球化，2014，（5）.

[2] 李國安.金融風險全球化與全球金融治理機制[J].國際經濟法學刊，2015，（6）.

[3] 劉東民，何帆.中美金融合作：進展、特征、挑戰與策略[J].國際經濟評論，2014，（3）.

[4] 高立紅.次貸危機對中國金融業發展的啟示[J].商業時代，2011，（3）.

[5] 徐璋勇，封妮娜.對中國金融業發展省區差異的綜合評價與分析[J].當代財經，2008，（7）.

[6] 王浩.全球金融治理與金磚國家合作研究[J].金融監管研究，2014，（2）.

[7] 瞿棟.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發展動向及我國的應對策略[J].國外社會科學，2014，（4）.

[8] 洪小芝.全球金融治理相關問題研究綜述[J].西南金融，2012，（3）.

[9] 王達，項衛星.亞投行的全球金融治理意義、挑戰與中國的應對[J].國際觀察，2015，（5）.

[10] 蔡偉宏.國家博弈制度形成與全球金融治理[J].國際經貿探索，2015，（8）.

[11] 吳奇志.經濟全球化下金融危機的治理研究[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學位論文，2010.

[12] 陳春常.轉型中的中國國家治理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學位論文，2011.

[13] 安輝.現代金融危機生成的機理與國際傳導機制研究[D].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學位論文，2003.

[14] 郭景平.亞洲金融危機治理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學位論文，2006.

篇(7)

關鍵詞：標價貨幣；局部均衡；一般均衡；人民幣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0)01-0005-07

國際貿易中選擇什么貨幣作為標價貨幣，是使用出口商貨幣(exporter currency)、進口商貨幣(importer currency)還是第三方貨幣(third currency or vehicle currency)，是國際經濟學中重要的研究對象，這不但對于國際貿易中的出口企業和進口企業(直接面臨匯率、需求等風險的經濟主體)具有重要的影響，對于一國的宏觀經濟運行以及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作用，其中關鍵的一個影響渠道就是匯率波動對進出口價格的傳導，如果以本國貨幣為標價貨幣。進口匯率傳導會很低。而出口匯率傳導很高，如果以貿易對象國貨幣為標價貨幣，則正好相反，如果以第三方貨幣為標價貨幣，則貿易的交易國雙方貨幣匯率波動對進出口價格的傳導可能都比較低。從近期快速發展的“新開放宏觀經濟學”文獻來看，匯率傳導會通過影響名義價格剛性從而作用于最優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選擇。此外，人民幣國際化也是中國最終的發展目標，而從全世界范圍來看。任何一個國際貨幣首先都是成為本國國際貿易中的主要標價貨幣，然后再逐漸成為主要的儲備貨幣和流通貨幣，因此，研究國際貿易中的標價貨幣選擇也為中國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一個理論支持和國外經驗。

一、內生標價貨幣選擇的理論基礎

國際經濟學家很早就關注國際貿易中的貨幣選擇問題，但早期文獻主要關注于為什么存在工具貨幣以及什么樣的貨幣能夠成為工具貨幣。Swoboda(1968)強調貨幣作為一種交易中介的作用，尤其是作為金融交易的而不是貿易交易，所選擇的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的要具有高度流動性，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和帶來貨幣使用收益，因此，他指出那些能成為工具貨幣的國家必須：(1)擁有較大的國際貿易量和外匯市場上本國貨幣的大規模交易量；(2)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Magee and Rao(1980)則認為國際貿易中工具貨幣的存在的原因還包括信息成本和主要工具貨幣的跨期穩定性。McKirmon(1979)指出對于高度同質化的初級產品來說，以相同的貨幣標價可以使得交易更有效率。Grassman(1973)研究了瑞典1968年后的進出口數據，發現66％的出口以瑞典克朗標價，而只有26％的進口以瑞典克朗標價。這種發達國家之間工業制造品的貿易主要以出口商貨幣定價的規律稱之為“Grass，man法則”(Grassman’s law)，并且被Page(1981)、Carse and Wood(1979)、Bilson(1983)等不斷證實。Rev(2001)構建了一個三國的世界經濟模型來研究工具貨幣的使用，她認為一國在全球貿易中的高份額和外匯交易中的低成本會形成該國貨幣的“厚的市場外部性”(thick market externalities)，在一個類似于Kiyotaki and Wfight(1989)的模型假定下，這種外部性增加了交易雙方配對成功的概率，從而實現交易過程中的規模收益遞增。這些文獻雖然為人們理解標價貨幣的選擇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是它們都是從經驗觀察或者宏觀層面來分析，缺乏相對明確的微觀基礎，所以國際經濟學家一直致力于從微觀角度來研究進出口企業的標價貨幣選擇，尤其是近一些年取得了很多成果。

就理論基礎而言，內生標價貨幣選擇的理論主要可以分為兩類：局部均衡模型到一般均衡模型。局部均衡模型一般假定匯率風險、出口商的成本和需求函數都是外生的，而一般均衡模型則將其內生化。

(一)局部均衡模型

Baron(1976)和Giovannini(1988)是最早從企業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分析標價貨幣選擇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們均假定生產、定價和出口決定同時作出的。Bamn(1976)發現，如果需求價格曲線是線性的，而邊際成本不變，則以進口商貨幣定價對出口企業來說可以獲取最高的期望利潤。Giovannini(1988)假定匯率是風險的唯一來源，認為需求函數和成本函數的形狀決定采用什么貨幣。Donnenfeld and Zilcha(1991)則假定出口企業的順序是生產、定價和銷售，指出在當一個企業在本國和外國市場上處于壟斷地位的時候，采用那種貨幣標價不但取決于收益和成本函數的凸性，還取決于匯率不確定性的程度，匯率風險高時一般采用進口商貨幣標價。但他們沒有分析第三方貨幣的作用。

Johnson and Pick(1997)擴展了Giovannini(1988)的模型，將工具貨幣選擇加入進去，和Donnenfeld and Zicha(1991)不同，他們假設出口企業的順序是定價、生產和銷售，發現在壟斷狀態下，進口商貨幣標價和出口商貨幣標價都是優于工具貨幣標價，但是如果存在一個競爭型出口商，并且該出口商使用工具貨幣標價時，他們證明即使不存在貨幣的交易成本和出口商的風險中性，使用工具貨幣標價也是可能的，他們認為這是由于出口商面對競爭時，為了固定產品的相對價格來降低不確定性時，隨對手標價貨幣選擇成為受益最大化的選擇。他們的理論表明了標價貨幣選擇的相互依賴性。但是它們只能解釋國際貿易中初級產品的貨幣選擇，尤其是美元的工具貨幣的作用，對于差異化產品的解釋不足。

Friberg(1998)認為以往的模型存在兩個不真實的隱含假設：風險中性和沒有遠期貨幣市場，所以他將風險規避和遠期貨幣市場納入到模型中，在一個壟斷模型中，他證明了風險規避和遠期貨幣市場假設并不會改變出口商是采用出口商貨幣、進口商貨幣或第三種貨幣來標價的結論，標價貨幣的選擇仍然主要取決于需求函數和成本函數的形狀。此外，他還將貨幣標價選擇和匯率傳導文獻連接起來，指出無匯率風險狀態下匯率不完全傳導的充分條件同時也是存在匯率波動條件下以進口商貨幣標價的充分條件，導致這種等價性的原因在于兩者都是穩定需求的方式。他的這種觀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從匯率傳導的角度來分析貨幣標價問題為后面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啟發。

Novy(2006)受到名義匯率對進口和批發價格的傳導彈性遠高于對消費者價格的傳導彈性的現實的啟示，認為這表明企業所面臨的相當部分成本是由外幣標價的，事實上對于許多國家的企業來說，生產成本中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使用外國貨幣(如美元等工具貨幣)標價的，如石油、礦產資源、農產品等。這種以外

幣標價成本的存在會影響到出口企業對出口標價貨幣的選擇。他構建了一個壟斷競爭的三國模型，假定j國企業在生產時包括不同國家貨幣標價的投入要素，他發現企業出口標價貨幣的選擇既受到對沖成本的影響，也受到匯率波動性的影響，具體來說，如果企業所面對的成本有很大部分由某國貨幣k計價，企業傾向于以該國貨幣標價來對沖成本，如果該國貨幣k和其他投入要素的標價貨幣1之間具有高度相關性，則兩種貨幣標價可以相互替代。但是貨幣k自身很不穩定時，此時會出現多重均衡，取決于成本標價貨幣的比重、投入要素的各標價貨幣之間的相關性等具體的參數沒置，即對沖成本動機和價格、匯率穩定動機的平衡，他的理論從企業層面對為什么美元作為工具貨幣在國際貿易中的遠高于自身貿易份額的使用程度作出了一個很好的解釋。

和Novy(2006)假定生產函數規模收益不變不同，Goldberg and Tille(2008)的三國模型則假設規模收益遞減，他們得到下面三個結論：(1)出口商傾向于跟隨競爭者使用標價貨幣來防范產出波動，尤其是當企業面臨著規模收益遞減和產品替代彈性很高的時候，他們稱之為“聚合動機”(coalescing motive)。(2)出口商標價貨幣的選擇隨著宏觀經濟波動性的影響，尤其是匯率通過要素價格和總需求波動對邊際成本的影響程度的大小會影響到企業如何選擇標價貨幣對沖成本和收益的變動，而匯率波動方差和匯率與工資、總需求的協方差的比率也會影響標價貨幣的選擇，即匯率的波動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3)外匯市場上貨幣的交易成本雖然會對企業標價貨幣的選擇有影響，但是在程度上不如競爭者選擇(“聚合動機”)的影響大。

上述的局部均衡分析都是靜態的。而且沒有分析“歷史”、預期等在出口商標價貨幣選擇中的作用，尤其是美元作為工具貨幣中的廣泛應用，如東亞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有很長的歷史，并且直到現在對于幾乎所有的東亞國家和地區來說，美元現在依然在國際貿易占絕對主導地位。Fukuda and Ono(2006)的研究主要解釋這個問題。他們首先構建了一個靜態的三國壟斷競爭模型，分析表明預期會對標價貨幣的選擇產生重要影響，當企業競爭比較激烈的時候，這種預期存在“羊群效應”，當某個出口企業預期其他出口企業會以某個工具貨幣定價，它也會跟隨其他企業來使自己不偏離這些競爭者，然后他們將模型擴展到動態，并假定出口廠商以Taylor(1980，2000)的方式對出口價格進行交錯調整(staggered price-setting)，利用動態納什均衡分析方法，他們證明了“歷史”也是標價貨幣選擇的一個關鍵因素，尤其是在面對激烈競爭的時候，“標價貨幣的選擇往往顯示出對“歷史”的路徑依賴和慣性的特征。

在一個類似的動態交錯價格設定假定下，Gooinath et al_(20071區分了兩種匯率傳導，中期匯率傳導(medium-run pass-through)和長期匯率傳導。(long-run pass-through)。前者定義為其他企業沒有調整價格而只有自身進行調整時的對匯率變動的反應，后者定義為所有企業都作出價格調整時對匯率變動的反應，真正影響企業標價貨幣選擇的是中期匯率傳導，具體來說，當0

(二)一般均衡模型

隨著以Obsffeld和Rogoff為代表的“新開放經濟中的宏觀經濟學”(new open-economy macroeeonomiesl的快速發展，學者越來越不滿足于局部均衡分析和各種外生性的假定，認為匯率波動是由于生產沖擊、貨幣沖擊等各種沖擊所致，這些沖擊同時又會影響到其他經濟變量，于是從更大的層面上來影響出口商的標價貨幣的選擇，從而將局部均衡中的外生性因素內生化，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主要有Bacchetta andvan Wincoop(2005)、Devereux and Engel(2001)、Dev―ereux et al，(2004)、Engel(2006)等。

Baceheua and van Wincoop(2005)則建立了一個從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的兩國模型。假定出口企業面臨著不變彈性的需求和成本函數，即D(p)=p+，C(q)=wq，u是需求價格彈性，w為工資率，在壟斷條件下，如果u(-1)1，則以進口商貨幣標價。然后，他們考察了出口國市場份額和企業戰略互動對標價貨幣選擇的影響，假設某行業內本國有N個企業出口到外國市場，而外國國內有N+個企業，則出口國市場份額為n=N／(N+N)，在一個具有差異化產品替代彈性為u(u>1)的CES效用函數下，同時定義n=0.5-0.5／u(h-1)，他們得到以下三個結論：(1)如果u(q-1)1，并且n1，并且n>n，此時存在多重均衡，當存在很多國家都向某國出口時，但如果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份額很大，此時貨幣聯盟會顯著地提高以出口商貨幣標價的概率。在局部均衡的分析基礎上，他們將模型擴展到一般均衡中。貨幣以現金先行(cash-in-advance，CIA)的方式引入，匯率就表示成兩國貨幣供給的比率，這樣貨幣供給沖擊成為匯率不確定性的來源，在名義工資剛性情況下，結果和局部均衡結果唯一的差別在于用(u-1)(n-1)代替u(n-1)，這樣企業以出口商貨幣標價的區域擴大了一些，他們認為這是由于與本幣標價相關的需求風險下降。出口商貨幣貶值會增加需求，但貶值又意味著外國貨幣供給的下降。又降低了需求，進而抵消了一部分的需求風險，從而增加了出口商貨幣標價的吸引力。但是，如果假定存在一個完備的資產市場，。此時外國需求和本國、外國的貨幣供給正相關，本幣貶值也意味著本國貨幣供給的增加，從而弱化了對需求風險的抵消效應，降低以出口商貨幣標價的吸引力。在實際工資剛性情況下，國家規模對出口貨幣標價有重要影響，其中大國企業和名義工資剛性情況下一樣，但小國企業則比名義工資剛性情況下更可能以進口商貨幣標價，這是反映了匯率波動對不同規模國家的價格指數和名義工資影響的不對稱性。

Bacchetta and van Wincoop(2005)的分析是在一個靜態一般均衡模型，而Devereux and Engel(2001)建立了一個動態開放經濟的兩國均衡模型，和CIA不同，他們使用MIU(內含貨幣效用)的效用函數，分別分析了完全風險分擔和無風險分擔兩種情況下出口

企業標價貨幣的選擇。無風險分擔是指國家之間的商品貿易必須平衡，即國內消費必須和國內收入相等，在他們的模型中，同時也意味著各國居民消費的名義價值要相等，而有風險分擔指存在一些債券可以在國家間流動，此時P，為以外幣標價的價格，S。為匯率，r0為常數，取決于初始狀態，各國居民的消費不需要一定相等，但是消費、價格和匯率之間存在固定的關系。結果表明，在完全風險分擔情況下，兩國的出口企業當Var1-l(mt)Vatt(m*)時，選擇以外幣標價，即出口企業選擇以具有較低供給方差的貨幣標價；而在完全風險分擔狀態下，標價貨幣的選擇不僅取決于兩國貨幣供給方差，還取決于相對風險規避系數(風險規避程度)和本國生產產品種類(在0-1的產品連續統中的范圍)。Devereux et al，f2004)進一步將貨幣供給波動、匯率傳導與標價貨幣選擇聯系起來，并引申出一個政策含義：通過一個成功的貨幣穩定政策，降低貨幣增長的方差，該國會獲得一個價格穩定“紅利”(price-stability‘bonus’)，這是由于更多的外國出口商以該國貨幣標價，降低了匯率變動對CPI的影響。

Engel(2006)在一般均衡的層面上拓展了匯率傳導和出口商貨幣標價之間的關系，他主要研究了粘性價格設定和彈性價格設定兩種條件下出口商標價貨幣選擇問題的聯系，在其構建的壟斷出口廠商模型框架下，利用二項式近似方法，他證明了粘性價格設定下出口商選擇本幣標價等價于彈性價格設定下匯率傳導彈性B-0.5。此外，他還對上述一系列的模型，中匯率傳導和標價貨幣選擇的關系納入到他的模型中，并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

二、相關的實證研究

盡管由于數據稀缺的原因，對國際貿易中的標價貨幣選擇的實證分析并不多，但還是有一些學者利用有限的資料和數據對該問題進行了經驗研究，表1列示了主要的一些實證研究的情況和結論。

三、小結及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啟示

無論是理論模型還是實證分析都表明：貿易標價貨幣的選擇受到多個因素的影響，既包括本國市場份額、貿易國市場份額、是否為差異化產品等市場結構因素，也有匯率風險、匯率制度等匯率因素，此外還包括金融市場、外匯市場發展程度、企業治理結構、企業規模、貿易類型(是否為公司內貿易)、宏觀經濟變量(通脹率、失業率等)、歷史習慣以及貨幣國際化等有意識的戰略行為等因素，所以要分析和研究企業在國際貿易中選擇什么樣的貨幣作為標價貨幣時，必須十分慎重。表2前三欄總結了影響企業出口標價貨幣的選擇因素。盡管學者們的研究使人們逐漸清楚企業標價貨幣選擇的內在邏輯和機制，但是從目前來看，這些研究依然不是很成熟，還不能和國際經濟學中的許多主題很好的連接起來，如與開放條件下最優匯率、貨幣政策選擇、最優貨幣區理論等的聯系仍感欠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開放宏觀經濟學”中的模型還沒有將標價貨幣選擇問題完美地融入其框架和體系中，一個很明顯的表現就是本文上述的一般均衡模型還沒有能夠分析存在第三方貨幣(工具貨幣)條件下的標價貨幣選擇問題，而這可能也是未來國際經濟學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經過近幾年的推動和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區域化進程緩慢而實質性地向前推進。國家也出臺了一些相應的政策，國人也對人民幣國際化報以很大的期望。而前文已經指出人民幣的國際化的第一步就是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作為標價貨幣的比重和份額，結合上文的分析，我們在表2的第四、第五欄給出中國現在在出口企業采取人民幣標價的既有的基礎條件，并做了相應的優劣勢分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盡管中國在貿易份額、匯率波動等方面有一定的優勢，但在本國金融市場成熟程度、資本項目管制、產品定價能力、出口目的地方向、東亞特征以及進口要素比例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劣勢，因此增加人民幣作為標價貨幣的比重是一個長期的、循序漸進過程，短期內讓企業較多地使用人民幣標價存在巨大困難。

從出口企業的貨幣標價角度來講，要實現在國際貿易交易上面的人民幣國際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1、人民幣國際化的各種措施最終的落腳點應該是使企業自愿選擇人民幣作為標價貨幣，那么首當其沖的是要清楚中國貿易中的企業在進出口中標價貨幣選擇的影響因素有哪些，從目前來看還沒有專門的論文或公開資料研究這個問題，而這正是有關政策和措施制定的基礎。

2、從現實來看，保持人民幣穩定，減少人民幣的波動程度，發展人民幣外匯市場，降低人民幣兌換和交易成本，穩定國內通貨膨脹都會有利于提高人民幣作為標價貨幣的使用比例。

3、對不同的國家的貿易企業在政策上應有所偏重。考慮到不同貿易對象國的差異會對企業標價貨幣選擇有重要影響，人民幣的國際化應重點放在與中國貿易中產品差異化程度較大、國際貿易份額較低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