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哲學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大學哲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哲學教育；中學生夏令營；全程導師制；知哲學知社會；精確；精細

在大學本科教育中，當談到哲學、歷史等基礎學科時，人們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社會對這些專業的認同度不高。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這一問題始終困擾著從事這些專業的教育工作者們，成為他們不能不面對的問題。這一問題表現在招生、培養和就業的各個環節。在招生環節，學生報考志愿率不高；在培養環節，學生要求轉往應用性專業的比率偏高；在就業環節，社會對這些專業學生的接納程度低。

形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認知偏差方面的問題，也有這些基礎性專業不能主動對接社會需要的問題，但根本上還是由當今中國社會轉型造成的。經濟上急劇的市場化轉向為人們對利益的追求開辟了疆場，也強化了人們及時兌現眼前利益的訴求，作為不能為人們帶來及時利益的基礎性學科的萎縮也在情理之中。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化和社會的成熟，這種狀況無疑會改變。實際上，近些年的情況已經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所不同，人們對基礎性學科重要性的認識正在不斷增強。但是應該認識到，這種改變仍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且這種改變并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需要社會各方面特別是從事這些專業的教育者們做出各種努力。

針對當前哲學類本科生招生和培養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在最近10多年問，南開大學哲學院圍繞著如何做好專業教育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形成了一套從招生到培養再到就業的“全鏈條式”的人才培養方案或模式，取得了好的效果。

一、以“中學生夏令營”為載體精準選拔哲學人才

近些年，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深入發展，隨著經濟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已經越來越認識到基礎學科特別是人文學科對國家和社會以及個人發展的重要性。當90后成長起來之后，他們對專業選擇的觀念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興趣而非單純的利益關切開始成為專業選擇的重要考慮因素。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一些“不實用專業”無人問津的窘境。既然個人興趣己經開始成為專業選擇的一個重要考慮，為了提高哲學學科人才培養質量，大學哲學院系的人才培養環節就應當前置，首先應該考慮如何將那些愿意學習哲學而又適合學習哲學的中學生選拔到大學哲學專業學習。

認真分析可以發現，長期以來哲學專業之所以對中學生缺乏吸引力，志愿率不高，并不是哲學本身沒有吸引力，而是因為廣大中學生對大學哲學專業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存在許多誤解，因而影響了他們報考哲學專業的積極性。在這一點上，哲學與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相比是較為特殊的。中學生們大多不會誤解大學的歷史和文學專業，但卻常常因為中學曾經學過的一點哲學常識而誤解大學的哲學專業，很多學生將哲學等同于中學教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常識。

為打破大學專業教育與中學教育之間的壁壘，豐富中學生對哲學的認知，培養他們對哲學的興趣，吸引對哲學類專業具有濃厚興趣且具有發展潛力的優秀中學生報考哲學專業，南開大學哲學院在全國率先將中學生夏令營與自主招生相結合，針對優秀營員采取降分錄取的方式，招錄學生。這就是要在現有高考體制下，通過精確定位，在千百萬高考生中尋找到“心甘情愿的哲學門徒”。從2009年舉辦了第一屆“全國中學生暑期哲學夏令營”始，截至目前，南開己連續舉辦七屆夏令營，共吸引來自全國23個省市100余所重點中學的700余名優秀中學生參加，報名人數更是超過2 000人。中學生在營期間，通過參與名師講座、校友互動、素|拓展、辯論賽和哲學素質考核等一系列活動，對哲學專業形成了初步但卻生動的理解，多數學生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2009年開始夏令營工作，2010年開始有夏令營學生入校學習。自2010年至2015年，六年間共有27名優秀中學生通過夏令營以及南開大學自主招生活動考入南開大學哲學類專業，也有一些學生參加了南開夏令營之后考入其他高校哲學專業。

從學生培養的角度看，以夏令營的方式進行的自主招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至目前，南開哲學院通過夏令營錄取的優秀營員已經有13人畢業，他們都成長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學習成績保持在全部學生的前20%，絕大多數畢業后選擇在本專業或相近專業繼續深造。例如，2010級共錄取4名學生，他們全部考取或被保送到比利時魯汶大學、法國魯昂高等商學院、英國巴斯大學以及南開大學繼續深造；2011級的6名學生全部考取或被保送到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美國南加州大學和南開大學哲學與邏輯學專業繼續深造；2012級有3名同學赴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深造。目前仍然在校的14名夏令營優秀營員的學習狀況均表現良好，綜合素質高，尤其是在本專業上大都展現出很大的培養潛力。例如從學分績排名來說，2013級有2名同學在全年級排名并列第一，2014級的2名同學分列第二和第三名。

南開大學哲學院開展的中學生哲學夏令營活動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和好評?！豆饷魅請蟆贰吨袊嗄陥蟆贰吨袊鐣茖W報》，人民網、新華網、新浪網以及天津各大媒體作了報道。第一屆招生榮列教育部“陽光高考”網絡平臺2009年度四大標志性事件。

二、以“知南開知哲學”為載體的“地方專業史”教育

夏令營優秀營員只是考入南開大學哲學院全部學生的一部分，雖然這部分學生對整個年級學生專業思想的穩定起到了重要的帶動作用，但本科新生入校以后如何進一步鞏固專業思想仍然是一個突出的問題。與大多數高校一樣，南開大學允許二、三年級學生重新選擇專業，即在本校轉換高考錄取時確定的專業。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哲學院申請轉往其他院系學習的學生比例非常高，類似的情況在其他高校也普遍存在，成為困擾哲學教育者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認識到，鞏固學生的專業思想，一方面是要讓他們了解哲學、熱愛哲學，另一方面要增加他們對自己所在學校的專業的認同感，熱愛自己的學術共同體，而這需要他們對南開大學哲學學科自身的歷史有所了解，對身邊老師的哲學研究有所感受。根據這一設想，我們在常規課程之外針對一年級新生開展了“知南開、知哲學”教育。主要做法是請常年任教于南開的老教師講述南開哲學院的歷史、南開哲學專業發展史，以及個人治學心得和個人成長經歷。通過與身邊老一輩南開哲學人的交流，學生對南開哲學學科的發展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晦澀艱深的哲學研究變成了身邊學人從事哲學研究的生動的、可感知的個案。這大大增加了學生對哲學專業的學習興趣，也增強了他們對南開哲學院的認同感。這種課程外的專業發展史教育，我們將其稱為南開哲學學科的“地方專業史教育”。

以“知南開知哲學”為主要載體的“地方專業史教育”取得的成效是明顯的。開展這一活動以來，哲學院哲學專業轉向非哲學類專業的申請人數明顯減少，學生對哲學的興趣更加濃厚。南開大學是我國較早設立邏輯學本科專業的高校，邏輯學科有悠久的歷史。但受社會俗見的影響，在以往按哲學大類招生之后進行的分專業過程中，很少有學生申請學習邏輯學專業，而強制進行專業分流又會影響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近些年，由于邏輯學專業的老師們積極參與“知南開知哲學”等活動，積極擔任一年級新生的班級學術導師，申請邏輯學專業的學生大大增加，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得到較好的解決。

三、以“全程導師制”為載體的精細化人才培養模式

與許多所謂的“熱門專業”相比，我國各高校哲學院系的本科招生人數都不多。這在客觀上形成了高校中哲學類專業優良的師生比。在我國高等教育快速進行量的擴張過程中，這是高校哲學專業教育難得的優勢。如何利用好這一優勢，精細化培養人才，優化哲學類本科生的育人模式，是我們需要認真探索的。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南開大學哲學系就以“全程導師制”為載體進行人才精細化培養模式的實驗。在將近20年的時間里，我們不斷細化規章制度，完善這一培養模式，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哲學人才精細化培養體系。

所謂“全程導師制”就是從本科生入校到畢業全程配備學術指導教師。導師對學生的指導是全方位的，不僅要指導學生的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而且要指導他們的學業計劃、學術研究、就業和人生規劃。形象地說，就是要拿本科生當研究生培養。由于考慮到大學一年級的課程大多屬于全校公共必修課，還未過多涉及哲學專業的課程，因此“全程導師制”分兩段實施：大學一年級為第一段，根據專業特點配備班級學術導師，對學生遇到的學業問題進行指導；大學二年級之后為第二個階段，配備個人導師，負責一對一的學業指導。與許多兄弟院校和兄弟院系的導師制相比，南開哲學院實施的導師制更強調對學生入校后各個階段和各個方面的指導，因此稱為“全程導師制”。

保證全程導師制的實施，關鍵在于制度的制定和落實。為此我們針對導師制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并力促落實。例如，我們規定：所有的在職教師均有義務和權利成為本科生導師；每位教師根據自己的學術特長擬定3個左右學術方向供學生選擇；導師凡指導一名本科生每年按2學分的課程計算工作量；導師的確定采取雙向選擇，首選權在學生，等等。高校教各方面工作壓力巨大，他們往往更愿意將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和研究生指導上去，因此有了這些細化的制度，導師制才能真正得到落實。

“全程導師制”對學生培養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非常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的學術研究能力，使得學生的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的學術水平得到了顯著的提高。其次，加強了師生之間的聯系，使學生無論是對哲學學科還是南開大學都形成了更強的歸屬感。再次，很多導師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組織不同類型的學生就相近的問題進行討論交流，實際上使本科生與研究生之間形成了聯系。最后，對于指導教師而言，這些學生很可能成為潛在的研究生生源，繼續跟隨導師深造，因而也為未來的研究生教育提前打下基礎，為師生互聯的學術共同體所進行的具有特色的學術研究的良好接續提供了機制。

四、以“知哲學知社會”為載體的社會接軌教育

大學教育的任務不僅僅是傳授給學生專業知識，也應包括幫助學生如何在走出校園后盡快地適應社會，如何運用專業知識服務于社會。也就是說，哲學教育不僅包括哲學專業知識和能力的教育，也應當包括運用哲學的教育。對于哲學專業的學生來說，專業知識和能力與社會的對接尤為重要，因為除了小部分從事哲學研究與教學工作的學生之外，哲學專業知識與社會工作的對應性并不是直接和明確的。這也正是為什么學生和家長總是會不斷地問“哲學有什么用”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問題是不可能通過專業知識的學習解決的。

為了全方位培養人才，多年來我們充分調動校友資源，在大四畢業生中開展“知哲學、知社會”的社會接軌教育，開展校友走訪活動，豐富學生的社會實踐內容，為學生走向社會提前做好準備。主要做法是，請南開哲學院的成功校友來學校開設講座，使學生盡快了解社會，了解哲學知識的應用，以便未來能夠很好地適應社會。結合大學四年級學生的畢業實習，我們還組織學生對哲學院的畢業生進行走訪，一方面加強了校友與在校學生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也使學生在校友的幫助下提前走進社會，接觸社會工作。由于身處社會各行業第一線的校友比高校教師更了解社會對哲學人才的需要，更了解哲學專業知識在社會工作中的應用，因此由他們擔任學生的職業導師或社會實踐導師，對于那些即將走入社會的學生來說會有很大的幫助。

篇(2)

大家都知道張海迪的故事，今天我為大家講一個關于張海迪熱愛生命的故事。

1991年張海迪在做過癌癥手術后，繼續以不屈的精神與命運抗爭，她開始學習哲學專業研究生課程。經過不懈的努力她寫出了論文《文化哲學視野里的殘疾人問題》。1993年，她在吉林大學哲學系通過了研究生課程考試，并通過了論文答辯，被授予碩士學位。張海迪以自身的勇氣證實著生命的力量，正像她所說的“像所有矢志不渝的人一樣，我把艱苦的探詢本身當作真正的幸福。”她以克服自身障礙的精神為殘疾人進入知識的海洋開拓了一條道路。

張海迪多年來還做了大量的社會工作，她以自己的演講和歌聲鼓舞著無數青少年奮發向上。她也經常去福利院，特教學校，殘疾人家庭，看望孤寡老人和殘疾兒童，給他們送去禮物和溫暖。近年來，她為下鄉的村里建了一所小學，幫助貧困和殘疾兒童治病讀書，還為災區和孩子們捐款，捐獻自己的稿酬六萬余元。她還積極參加殘疾人事業的各項工作和活動，呼吁全社會都來支持殘疾人事業，關心幫助殘疾人，激勵他們自強自立，為殘疾人事業的各項工作和活動，為殘疾人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四年級:穿越水線2003

篇(3)

2014年6月13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沈衛榮教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他空見與如來藏：覺囊派人物、教法、藝術和歷史研究》一書出版會，在北大博雅國際會議中心舉行。覺囊派第四十七代法主健陽樂住上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佛學家樓宇烈，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著名學者白化文，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著名佛學家王堯，清華大學教授、著名學者汪暉，藏學出版社前總編、著名作家馬麗華，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烏云畢力格，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副院長劉洪紀，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原所長陳高華，北京大學圖書館黨委書記蕭群等20多位嘉賓蒞臨會現場。會現場還展示了數十幅覺囊派精美唐卡和壁畫作品。

《他空見與如來藏：覺囊派人物、教法、藝術和歷史研究》是一部國際學術界研究覺囊派教法和歷史的學術論文集，作者有較強的代表性，都是歐美印藏佛教研究的知名人物。本書堪稱是國內迄今為止第一部呈現國際覺囊研究精粹的學術文集，向世人展現了覺囊派全貌。讀者既可以從本書獲得有關覺囊派之人物、教法、藝術和歷史的全面與權威的知識，同時也可窺見國際佛教學界覺囊研究的學術脈絡和學術成就。著名國學大師談錫永傾力題寫書名并作序，覺囊派第四十七代法主健陽樂住上師撰文前言。

據沈衛榮教授介紹，藏傳佛教的各大教派于世界各地均有廣泛傳播，但相較于其他各大教派而言，覺囊派因自然和歷史等因素，流傳不廣，影響較小，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對它的研究也相對薄弱。早在14世紀前半葉，覺囊派早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朵波巴上師開始于藏地倡導、傳播覺囊派最獨特的“他空見”思想，這是對印度原有佛教哲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藏傳佛教繼承和發展印度佛教哲學思想過程中所做出的一個特殊的重要貢獻。

除了覺囊派的佛教哲學思想具有的學術意義，覺囊派蘊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特別是覺囊派的唐卡藝術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因此，研究覺囊派是傳承藏傳佛教豐富的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的內容。

目前，國外覺囊的研究十分的興盛，很多學者都在研究覺囊派和他空見的思想。 該書選擇了12篇比較典型的，比較優秀的學術論文翻譯成了漢文，供國內研究借鑒，并藉此進一步推動有關覺囊派哲學思想、教法教義、修行方法和唐卡藝術等方面的研究。

篇(4)

接下來，詹姆斯對這121人做了詳細分析。他發現，有50人，是這個城市的成功人士，他們的幸福感主要來源于事業的成功；而另外的71人，有的是普通的家庭主婦，有的是賣菜的農民，有的是公司里的小職員，甚至還有領取救濟金的流浪漢，他們又為什么會擁有如此高的幸福感呢？

通過與這些人的多次接觸交流，詹姆斯發現，這些人對物質沒有過高的要求，他們平淡自守，安貧樂道，享受著柴米油鹽的尋常生活。

最后，詹姆斯得出了這樣的論文總結：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最幸福，一種是淡泊寧靜的平凡人，一種是功成名就的杰出者。如果你是平凡人，你可以通過減少欲望，修煉內心來獲得幸福。如果你是杰出者，你可以通過進取拼搏，獲得事業的成功，從而達到更高層次的幸福。

他的導師在他的論文結尾批了一個大大的“優”！

十多年后，詹姆斯已經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系教授。他的一位學生，叫愛德華，在準備畢業論文時，選了一個與詹姆斯當年十分類似的題目――《幸福的源泉》。詹姆斯看到后，很感興趣。他把當年那121人的聯系方式又找了出來，讓愛德華重新去調查。

幾個月后，調查結果反饋回來了。當年那71名平凡者，除了兩人去世以外，收回69份調查表。這些年來，這些人的生活發生了許多變化，他們有的已經躋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有的一直過著平凡的日子；也有的人由于疾病和意外，生活十分拮據。但是他們的選項都沒變，仍然覺得自己“非常幸?！?。而那50名成功者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只有9人事業一帆風順，仍然選擇了“非常幸福”，有16人因為事業受挫，或破產或降職，這次選擇了“痛苦”和“非常痛苦”。

面對這樣的調查結果，愛德華陷入了沉思。最后，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所有靠物質支撐的幸福，都不會持久，都將會隨著物質的離去而離去；只有心靈的淡定寧靜，繼而產生的身心愉悅，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

篇(5)

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靶姓顒拥钠毡楸举|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二

行政哲學的上述兩個研究主題之間存在著邏輯的與歷史的聯系：

從邏輯上看，對“行政學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對“行政問題”研究的“次一級”的研究，是對實際的“‘行政問題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對任何行政問題的研究總是先在地包含一個方法論，即總是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立場來研究的。這種角度、立場盡管可能不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卻客觀地存在著。而且，這種角度、立場本身就制約著對行政問題的認識結果。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出發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要對這些結論的可靠性做出判斷，就必須檢討他們的方法論。按照荷蘭著名經濟學家庫普曼（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或者是在社會科學中，任何系統的理論體系均表現為一個“價值觀假定＋邏輯推理”的結構[5]。庫氏的這一邏輯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戰。顯然，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均是從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見解出發的邏輯推理系統，其中的價值觀或方法論假定，只能表現為某種行政哲學。因此，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都是以某種行政哲學的邏輯展示的，它不能不內含著某種行政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政學哲學”是以“行政哲學”為思想資料的和最終歸屬的。我們也只有對行政學的根本問題進行了哲學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問題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自覺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從歷史上說，對行政活動根本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都對此做過深入的論述。而對行政學根本問題的研究則不過是近100年來的事。按照時間順序，對行政活動的研究先后產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或行政學、行政科學、行政哲學。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論的分散的、不系統的、粗淺的行政理論；行政理論則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較完整、系統、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學說或行政學往往是較為完整、系統的關于行政的知識體系；而行政科學則是更加系統化、科學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行政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行政哲學則是對行政理論、行政科學研究活動進行思辯的產物，是行政科學的哲學。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出現了獨立的行政科學時才出現的，是行政問題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必然，對行政學活動的哲學思考是人類的行政認識和行政實踐從童年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條件。行政學哲學與行政科學研究的問題是顯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務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學是通過對行政活動的考察——這種考察主要包括歷史上的各種行政思想、行政理論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動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論并給出某種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說，行政科學主要關注的是為實際的行政活動提供一套具有普適性的系統的行政知識、思想、原則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點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學為行政學哲學提供思想，行政學哲學則對行政科學起指導作用。任何時代的行政學哲學，除依據各自的一般的哲學觀外，都必須吸收以往的以及現時代的行政科學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學研究要接受行政學哲學的指導，這不僅體現在任何行政科學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學觀的指導下從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學體系的構建、其邏輯分析與論證也要符合哲學方法論的要求。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考察的是行政科學的基礎，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便是行政學哲學的研究主題。那么，這個基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行政學者以及行政人員較少或不特別考慮的問題。情況也許就是這樣，人們通常是在一種沒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識的增長，提出概念、形成理論，獲得某種高效的行政方法。這一切都是圍繞著行政活動的目的而進行的，行政學者為的是行政知識的不斷增長，而行政人員則是把行政學者的研究成果，諸如理論、方法、模式等，作為正確的東西應用于行政活動之中。他們的問題常常是一種理論或方法對他們的行政活動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種理論或方法才能夠達到一種活動的預期目的。人們一般并不考慮一種理論或方法的合理性問題，只是在少數情況下，比如當理論或方法的功用開始減弱或失效的時候。一些人才可能會對已有的關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論和方法本身進行反思。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們正在進行著對行政中的某些基本問題的哲學思考或批判。而所謂的對行政科學中的基本問題的研究，就是對關于行政科學元問題的研究。這個元問題就是行政科學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學正是以此作為出發點而展開討論的，對“行政”這個基本問題的明確和把握，就構成了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行政哲學是對行政本質以及行政科學發展進程進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學。行政哲學能否有一個好的發展前景，從根本上為行政科學呈現出實質性的理論進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實際的行政活動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對行政哲學本身是否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那么，不要說對行政科學的發展不會起到推動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學本身的發展和存在，都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筆者在本文的討論中，就是試圖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學”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對象上存在的歧義性和含糊性。當然。我們在這里給出的關于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的討論還只是探索性的和試驗性的。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學的精神實質，研究主題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理論難題了。因為，它將會隨著我們研究的深入而不斷得到擴展和進一步的完善。

【參考文獻】

[1]王滬寧.行政生態分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

[2]薄貴利.中國行政學：問題、挑戰與對策[J].中國行政管理，1998(12).

[3]顏佳華.行政哲學論[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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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

【正文】

傳統的科學哲學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研究科學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碩果。但是，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研究科學顯然是不夠的?？茖W也是一種社會系統或社會體制，并且科學知識本身同社會條件也的確存在著某種聯系，因此，還需要對科學進行社會學的研究。近些年來，隨著元科學研究的不斷進展，人們越來越發現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礎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難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學社會學與科學哲學相比起步較晚，加上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誘人的應用前景，使得科學社會學研究正方興未艾。尤其是隨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大有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社會學的趨勢。本文對元科學研究的這一發展趨向作了評析，認為：（1）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難以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2）科學社會學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克服科學哲學的這種局限性，從而促進其深入發展，而且也為整個元科學的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前景；（3）科學社會學（特別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也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學哲學對科學內容本身作深層的研究。

一、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盡管關于什么是科學哲學這個問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是，一般說來，人們基本上還是傾向于將傳統的科學哲學定位于作為一級學科的哲學下面的一門二級學科。更確切地說，科學哲學的研究范圍基本上局限在認識論或方法論的領域內，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認識論或方法論幾乎等同于“科學的邏輯”。這在約翰·洛西所寫的《科學哲學歷史導論》一書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將《科學哲學歷史導論》寫成了“科學方法觀點發展的歷史概要”。在他看來，科學哲學主要探索下列問題：（1）哪些特征把科學研究與其他類型的研究區分開？（2）科學家在研究自然時應遵循哪些程序？（3）正確的科學解釋必須滿足哪些條件？（4）科學定律和原理的認識地位是什么？因此，科學哲學要比科學本身的實踐站得更高：科學從事的是對事實進行解釋，而科學哲學的主題是研究各門科學的程序和結構以及科學解釋的邏輯。（［1］，p.2）值得注意的是，約翰·洛西將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學派及其以前的科學哲學看作是“正統的”科學哲學，而將庫恩、拉卡托斯、勞丹、費耶阿本德等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看作是“非正統的”科學哲學。

約翰·洛西所謂的“正統的”科學哲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靜態地、非歷史地研究科學。似乎科學存在著一種超歷史的結構或方法論規則，而科學哲學可以站在科學之上，運用超歷史的元科學概念，揭示科學的程序、結構或科學解釋的邏輯。二是主張對科學進行純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種非理性因素。他們將科學認識論或方法論加以高度邏輯化和形式化，從而將邏輯理性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對各種非理性因素的考慮則到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三是純粹局限在認識論范圍內研究科學，完全忽視了社會學的因素，似乎科學只是個別科學家從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項集體的或社會的事業。

應當肯定，傳統的科學哲學關于科學理論結構的分析，關于科學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對若干元科學概念的邏輯分析等等，對于推進和深化科學認識論乃至整個哲學的研究，無疑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是由于他們對于分析、還原和邏輯方法的強調和運用，使得科學哲學幾乎成了一門與科學研究相類似的相當嚴格和精密的學科。他們發起的“科學的哲學”運動盡管后來遭到失敗，但的確曾經將科學哲學帶進了最輝煌的時期，并且深刻地影響著哲學的發展。因此，從歷史的觀點看，傳統的科學哲學如此定位是有積極意義的，無論是對于推進哲學還是科學研究來說，也許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越來越發現傳統的科學哲學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頗性；首先，雖然科學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是它本身卻應當屬于人文學科。因此，它與其它人文學科一樣，若是按照傳統的科學哲學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會、歷史和心理等因素，純粹用邏輯和理性將科學哲學建構成類似物理學那樣的精密學科，顯然是不可能的。其次，僅僅從靜態的、理性的和認識的角度來研究科學，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這種角度嚴重地忽視了科學在本質上是社會的這一重要特征：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往往并非單獨地從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個科學共同體中從事研究；科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公共）性的事業，其中個人的行為要受到社會目標和規范的強烈影響；還有任何基礎性的科學研究往往不能脫離社會對技術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局限性和偏頗性，將認識因素和社會因素密切地聯系起來，更進一步說，如何將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有機地聯系起來，在這方面，應當說，托馬斯·庫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庫恩提出的兩個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學共同體概念，可以說既是科學哲學又是科學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庫恩認為，科學哲學的主要問題是解釋科學的動態過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學究竟是怎樣發展的。在他看來，這種“解釋歸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就是說，必須描述一種價值體系，一種意識形態，同時也必須分析傳遞和加強這個體系的體制。知道科學家重視什么，我們才有希望了解他們將承擔些什么問題，在發生沖突的特殊條件下又將選擇什么理論?！保ǎ?］，p.286）由此可見，盡管庫恩對科學進步的解釋帶有嚴重的相對主義色彩，但是，庫恩對于糾正傳統的科學哲學片面強調“科學的邏輯”的定位，溝通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科學史和科學心理學的聯系，開辟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相結合的研究思路，其貢獻是巨大的。

自庫恩提出科學革命的理論以后，科學哲學逐漸經歷了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歷史主義者們大大超越了傳統的科學哲學作為“科學的邏輯”的定位，更多地關注科學的實際發展，試圖建立歷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歷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領域。他們主張一種與邏輯主義完全不同的方法論，即歷史方法論。這種方法論在本質上是辯證的，要比邏輯主義者所主張的“科學的邏輯”寬闊得多。

然而，盡管歷史主義者竭力倡導一種歷史方法論，但從整體上來說，他們的哲學仍然沒有擺脫分析哲學的基本框架，邏輯主義的色彩依然很濃。也就是說，歷史主義者最終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于是，科學哲學依然困難重重。其中，最為典型的是關于科學進步的問題。本來，如果真正從這社會歷史的觀點看，科學進步是不言而喻的。因為首先，社會生產力在不斷提高，人們可以利用越來越先進的物質手段從事科學；其次，人們可利用的知識和信息也在不斷地豐富和增長；還有，每個時代每個社會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質也在不斷地提高和發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在分析哲學的框架內，用純粹邏輯的觀點來解決，科學進步問題卻變得極為艱難。正是由于這個緣故，科學哲學家們至今還難以擺脫這樣一種兩難困境：要么堅持某種超越歷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學進步標準來說明科學的進步性；要么接受庫恩的觀點即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因而否認了科學的進步性。由此可見，要使科學哲學擺脫這種困境，就應當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進一步開拓視野，積極吸取其他元科學研究成果，特別是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使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等學科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推動科學哲學乃至整個元科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二、科學社會學的新視野

科學社會學與科學哲學對科學的研究視角有所不同。它們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科學哲學主要地將科學看作是一種認識，往往使用認識論的范疇（如“理論”、“因果性”、“實驗”、“假說”等等），對科學側重于進行方法論或認識論以及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的研究。然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在本質上將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體制，將科學的發展過程看作是科學在社會中逐漸體制化的過程。于是，科學社會學往往使用社會學的范疇（如“體制”、“規范”、“分層”、“權威”等等），對科學重點進行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環境等方面的研究。具體地說，科學社會學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為元科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第一，與其他社會體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樣，科學也是一種社會體制。“科學可以被樸素地表達成由許多科學家個人組成的共同體：他們觀察自然界，互相討論他們的發現并且把結果記錄在檔案中”，“在可能達到的最廣泛的范圍里，致力于建立觀點的合理的一致性。”（［3］，pp.17—18）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它的正常運行是通過許多公共的或社會的形式來實現的。例如，“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機構，如大學里的科系、學術社團及科學雜志，它們致力于各種各樣的公共活動，象科學教育，發表科學論文，對有爭議的科學問題展開辯論，或者對于著名的發現授予正式的獎賞。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們注意到了公共性影響，如教育課程的設置、研究傳統及研究綱領。每一個科學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種各樣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員或知名科學權威，并且受到公共行為規范的制約，如‘普遍性’或‘無私利性’等。”（［3］，p.13）科學社會學（至少是“內部的”科學社會學）將這些公共建制、活動、影響、角色、規范等等看作是“科學的基本要素”，強調“如果不去探求科學家在他們的科學研究過程中，彼此是如何發生聯系的，那么就無法理解科學理論的地位，無法理解這些理論當初是怎樣被設想出來的。”（［3］，p.13）這就是所謂“內部的”科學社會學的基本思想和出發點。概括地講，“內部的”科學社會學，按照齊曼的觀點，是以科學發現為背景，研究的是科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內部結構、社會關系及其運行規律。

顯然，將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體制的研究綱領大大拓展了元科學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學哲學和認識論的研究。盡管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也已經觸及到用社會歷史的觀點來看科學，但是，科學哲學在這方面的研究僅僅是綱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學哲學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難能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歷史案例中去尋找科學發展的邏輯。相比之下，科學社會學不僅使這方面的研究成為可能，而且切切實實地推進了這方面研究。例如，科學哲學中提到的“范式”、“科學共同體”等等概念，在科學社會學那里已經不再是一種智力抽象，而轉變成為切實的研究對象。至于科學哲學中非常突出的“客觀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問題，科學社會學則用社會學的術語重新加以闡述。約翰·齊曼甚至提出了“社會學的認識論”的概念。在他看來，“社會學的觀點不僅闡明了科學的‘方法’；它也說明了科學認識論的基本問題?！保ǎ?］，p.159）他指出，“代替強調科學的認識方面的哲學透視，也許我們從一開始就應該采取社會學的觀點?！保ǎ?］，p.149）這些話可能有些夸張，但是，對科學內部作社會學的研究對于科學哲學來說至少是一種補充和拓展。

其次，開辟了許多關于元科學的新的研究課題及其研究方法。例如，關于科學共同體的研究，關于無形學院的研究，關于科學交流體系的研究，關于科學獎勵制度的研究，關于科學家行為模式的研究，關于科學中的社會分層的研究，關于社會中的科學家的角色研究和關于科學評價的體制化研究等等，所有這些課題的研究，對于理解科學內部實際的社會運作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二，更重要的是將科學這種社會體制放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探討，深入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科學對社會的影響，社會對科學的控制以及科學發展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后果等等?？茖W社會學并不僅僅局限于從“內部”考察科學，相反，它更強調科學“這種社會建制植根于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完成一定的社會功能，并且和其他體制一樣，和法律、宗教、政治權力等等聯系在一起?！保ǎ?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學能夠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茖W通過技術以巨大的力量導致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等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巨大的變化。當然，科學的發展既能強有力地推動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同時也有可能由于不恰當的應用而給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科學又受到社會的巨大影響、制約或控制。從經濟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對技術上的需求，社會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影響、制約或控制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方向；從政治的角度看，國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學技術來實現其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從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學技術的發展都無法脫離它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并受到這種文化環境的制約。作用于科學的巨大的社會力量，不僅可以將科學技術看作是一種工具，使它服從于各種社會需要，而且也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科學的體制及其自身的活動方式。當然，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制約或控制也會有雙重效應：一是促進科學技術健康發展，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壞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給科學與社會帶來負面影響。

毫無疑問，將科學這種社會體制放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考察，深入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社會互動關系，對于元科學研究來說，帶有革命性的變化。它的意義在于：

首先，突破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的思維框架。一般說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包括科學哲學、科學心理學、科學史、甚至“內部的”科學社會學）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學本身的活動范圍內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視了十分重要的社會因素，那就是科學正在改變著整個社會，與此同時，社會也在改變著科學。用約翰·齊曼的話來說，“作用于科學的巨大的社會力量，正在使科學自身內部的活動方式變得面目全非，并且這種力量正在向著科學哲學與心理學的核心滲透：而人們常常不能認識到這種情況?！保ǎ?］，p.11）也就是說，如果切斷科學與整個社會的聯系，即將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忽略不計，而單純地研究科學本身，則多少帶有某種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學提供了可能性，傳統的元科學研究只是從“內部”研究科學，其視野顯然是極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將科學看作一種學術活動，而科學的目的是“為科學而科學”。但是，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科學是遠遠不夠的。的確，科學是一種條理化的知識體系；它采用了獨特的方法；它具有獨特的社會結構；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們做出的發現。然而，它更是一種與整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體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社會體制；它是一種實現各種社會目標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質設備；它是教育的主題；它是文化的資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類事務中重要的因素。我們的科學‘模型’，必須把這些相互差異、有時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聯系起來，并且統一在一起。”（［3］，p.7）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將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聯系起來加以綜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開辟了元科學研究從理論走向現實的更廣闊的道路。由于對科學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因素的忽視，一般說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理論脫離現實的傾向，它們所建立的各種科學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學作為學術活動的模型，離科學作為社會體制的現實情況有很大距離。相比之下，科學、技術與社會相互關系的研究更著重于關注科學的社會現實：究竟科學實際上是如何通過技術影響社會的？社會又是如何實際地影響、制約或控制科學技術的發展的？作為一種社會體制的科學在現實社會中的現狀是什么？它將如何發展？科學對于現實社會的影響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負面影響？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對策促進科學、技術與社會三者之間良性互動，既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又推動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科學社會學的理論問題，也是它所應當解決的現實問題?？梢哉f，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為著重運作的關于科學技術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能否取代科學哲學

很明顯，將科學作為一種社會體制來研究的科學社會學同將科學作為一種認識活動來研究的科學哲學兩者不僅不是沖突的，而且起著相互補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卻對科學哲學提出了嚴重的挑戰。這種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學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學社會學大為不同，它脫離了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并不是從社會體制這個角度來研究科學，而是強調要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與社會因素的關系。這便形成了科學知識社會學與科學哲學兩者之間的互相競爭關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愛丁堡學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蘊含著這樣一種傾向，那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能夠而且應當取代科學哲學，來研究和解釋科學知識的內容和性質。這項“強綱領”指出，科學知識本身并不存在絕對的或超驗的特性，也不存在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這樣的特殊本質。所有知識，不管是經驗科學中的知識還是數學中的知識，都應當徹底地被當作社會學的研究材料來處理。（［5］，p.3）這無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學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為內容的科學哲學應當終結，關于科學知識的一切應當讓位于科學知識社會學來研究。我們認為，這種見解不僅是相當偏頗的，而且也是難以經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學知識社會學對科學知識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個側面，它根本無法代替科學哲學對科學知識本身作正面的認識論的研究。我們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維·布盧爾在他的《知識和社會建構》一書中對“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的闡述。布盧爾說：“社會學家所關注的知識，包括科學知識，純粹是作為一種自然現象來看待的。”（［5］，p.5）他認為，科學知識社會學應當遵循以下四條原則：①知識社會學是研究原因的，即關注那些導致信念或知識狀態形成的條件。當然，除了社會原因以外，還存在著其它類型的原因，它們與社會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識社會學公平同等地對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敗。這些對立的雙方都需要得到解釋；③知識社會學的解釋風格是對稱的。例如，用同樣類型的原因來解釋正確的信念和不正確的信念；④知識社會學是反身性的，從原則上說，它的解釋模式應當適用于社會學本身，否則社會學將是對它自己的理論的反駁。布盧爾將原因、公平、對稱和反身性這四條原則稱之為是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的定義。（［5］，p.7）由此可見，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科學知識與社會環境條件以及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產生科學知識的社會原因或社會條件。也就是說，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重點并不是科學知識本身。它甚至根本不關心科學知識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這樣一些對科學知識來說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而只是采取一種自然主義的立場，將所有科學知識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為“結果”；它將研究重點放到了科學知識的外部，放在社會條件或原因上面，即側重于研究是什么樣的外部的社會條件或原因導致什么樣的科學知識的產生。當然，科學知識社會學從這種角度來研究科學知識不能說沒有新意，也許是頗有意義的，但是，應當承認這種角度僅僅只是從一個側面來研究科學知識，而且過多地強調這個側面顯然是不可取的，因為其一，正如約翰·齊曼所批評指出的，“固執的社會學家可能大大地過高估計了社會利益的影響和其它科學以外的考慮”，從而“鼓勵從在科學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發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梢傻慕Y論”；（［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學知識本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等認識因素，而事實上這也是科學知識產生的先決條件之一。毫無疑問，離開了人的認識，社會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學知識也無從產生。

其次，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和局限性。勞丹認為，“任何認識社會學的解釋至少必須給出存在于某個思想家Y的某種信念X與Y的社會狀況Z之間的因果關系。（如果社會學的解釋具有‘科學的’意義的話）這就要求助于一條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處于Z類狀況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數的）信仰者都會采取X類信念”。（［6］，p.217）但是，在勞丹看來，盡管作了幾十年的研究工作，當代科學知識社會學其解釋還是“過于粗糙，遠遠達不到起碼的確切性要求?！保ǎ?］，p.218）除了象勞丹這樣的科學哲學家以外，還有象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和對知識社會學最有建樹的社會學家之一卡爾·曼海姆都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前景表示懷疑。默頓認為，“特定的發現和發明屬于內部科學史的范圍，并且大量地獨立于非純科學的因素。”（［6］，p.220）而曼海姆則斷定說：“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歷史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內在的因素?！保ǎ?］，p.220）一般說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困難及其局限性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社會條件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往往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社會條件和特定的科學發現或發明之間不一定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其二，社會條件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往往從宏觀上講比較說得通，而從微觀上分析比較困難。例如，我們可以從當時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經濟和技術上的需要來說明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學的各學科中，發展較快、成熟較早的是經典力學。但是，我們很難說明經典力學中的每一個定律的社會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學知識社會學也許比較適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經驗性很強的科學知識，但很難研究近現代那些理論性或邏輯性較強的科學知識。因為前者離社會現實比較近，或許同社會條件有某種直接的關系；而后者離社會現實比較遠并且已經高度數學化。更進一步說，科學知識社會學在科學知識可以用理性解釋的范圍內似乎沒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勞丹甚至明確指出，科學知識社會學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內工作”，才有“廣闊的天地?！保ǎ?］，p.222）當然，勞丹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范圍的限定未免有些絕對，但是，他的確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學知識社會學來代替科學哲學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顯然，用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科學哲學至少有兩個嚴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對科學知識的研究趨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將科學知識僅僅看作是一種自然現象，所以，他們不希望、也不可能對科學知識作比“自然現象”更深層次的研究。他們將科學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問題擱置一邊的結果是，將科學知識等同于文學知識、道德知識、宗教知識或別的什么知識，使得科學知識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別于其它文化知識的特點。這樣一來，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在否定科學哲學研究的同時，實質上也否定了他們自己所作的研究，因為既然科學知識同其它別的文化知識沒有什么根本區別，那么，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其二，進一步為認識論和文化的相對主義敞開大門。事實上，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學觀點。確切地講，他們認為，默頓學派的局限與不足就是與實證主義哲學的聯系，而他們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學觀點的支配下，為科學社會學轉向科學知識內容的研究作出貢獻；并且認為他們的研究可以論證這些新的哲學觀點。（［7］，p.228）而這些所謂的新的哲學觀點最主要的傾向之一，那就是認識論和文化的相對主義。正如布盧爾所明確承認的，“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依賴于一種相對主義。它采取了可以稱之為‘方法論的相對主義’的立場。這種立場體現在早先提出的對稱性和反身性兩條原則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們得到如何評價）都將以同樣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釋。”（［5］，p.158）反之，若要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結論來論證哲學觀點，那么勢必強化相對主義的觀點：首先，科學哲學中所探討的“客觀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看來，其真實的含義只不過是“主體間性”，即“許多人的意見一致”。這就是認識論的相對主義觀點。其次，正如齊曼指出的，“知識社會學原則的嚴格應用看來必將導致這樣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科學僅僅是在理智領域中許多相互競爭的世界圖像當中的一種，而且它并不優越于一個社會團體能夠贊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統方案，例如，贊德人的著名的巫術信念?！保ǎ?］，pp.119—120）這就是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由此可見，如果說費耶阿本德從科學史的個別案例研究中得出認識論和文化相對主義的結論，從而宣告科學哲學的終結的話，那么，這些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則試圖以更一般的經驗研究來強化費耶阿本德的觀點?？墒牵麄兙箾]有想到，科學哲學的終結同樣也意味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終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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