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研究方法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學研究方法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摘要]針對社會學方法論領域長期存在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和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對立，布爾迪厄提出了一種綜合的社會學方法論。布爾迪認為社會學應以場域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利用”(場域)而把握“兩頭”(社會和個人)。這種引入關系主義的研究方法，克服了由實在(社會和個人)取向的研究方法而導致的社會學中的一系列二元對立。布爾迪厄這一社會學方法論如今已成為人文社會領域內最具有影響力的方法論范式之一。

在社會學理論史上，方法論問題始終是一個核心課題。西方傳統社會學對此的認識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發端于涂爾干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另一類是開創于韋伯的個體主義方法論。由于這兩種方法論生成的本體論背景不同，因而形成了社會學領域中的一系列二元對立。這一系列的二元對立，不僅使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出現嚴重分裂，而且也將社會學家們分成兩大對立陣營。從20世紀70-80年代起，這種對立狀況得到了很大改觀，一批風頭正健的年輕社會學家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社會學應該克服這種方法論的二元傾向，并主張建立一種全新的方法論范式。在此背景之下，許多有創意的理論建構紛紛出籠，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盧曼的功能結構主義、吉登斯的結構化社會理論和布爾迪厄建構的結構主義理論。這些旨在超越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探索性理論，為社會學開辟了新的境界，特別是布爾迪厄從關系主義立場出發的社會學思考，成功超越了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二元對立，為實現社會學方法論范式的轉換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一、整體主義方法論和個體主義方法論

社會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以后，社會學家們像孔德、斯賓塞等人就開始對社會學方法論問題進行思考，可以說在他們的研究中深深地滲透著他們所處時代的方法論成果，但他們沒有進行嚴格意義上的方法論探討。在社會學中對方法論進行自覺的探索應該可以追溯至涂爾干和韋伯。

(一)整體主義方法論

涂爾干所倡導的是整體主義的(holistic)、實證的(positive)方法論。在他看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事實(或社會現象)。那么，什么是社會事實呢?根據涂爾干的定義“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的約束的、或者換句話說，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具有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可以看出，這一界定包含了社會事實區別于個體(或心理)現象的三個特征：即外在的客觀性、制約性和普遍性。具體來說，涂爾干所列舉的諸如法律、風俗習慣、道德規范、宗教信仰和儀式、語言和貨幣制度這些社會事實卻獨立客觀地存在于個人意識之外，一旦個人不愿意接受社會事實的引導而嚴重地違反它，那么，這些社會事實的強制性將會正式地(如逮捕)或非正式地(如輿論譴責)表現出來。這種整體主義取向的學術路徑決定了他所主張的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原則：其一：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涂爾干認為在他之前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是將現象的觀念而非現象存在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即把現象認為觀念而不是客觀存在物。他強調事實先于觀念、存在先于本質，從而把社會事實(即社會現象)作為構成社會學研究出發點的實物論據來研究。其二：社會事實必須根據別的社會事實來解釋，并且這種解釋必須包括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涂爾干批判了各種對社會現象解釋的還原論，認為根據個別現象(如意愿、意識、利己)來解釋社會事實只會掏空社會學的內容。涂爾干在《論自殺》中，成功地貫徹和驗證了上述方法論原則，為社會學家具體考察、解釋社會事實提供了一個標準的實證研究范例。

涂爾干開創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為許多社會學理論流派(如結構功能主義、沖突理論、批判理論等等)所接受。就整體主義取向的研究方法而言，這些理論與涂爾干的社會學方法論是一脈相承的，他們卻從客觀層面出發去解釋和理解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個體。

整體主義方法論有助于我們了解客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化，但是也存在著它無法逃脫的內在缺陷。這與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前提預設不無關系。涂爾干是從社會唯實論的社會本體論觀念出發的，認為社會學分析的基本單位是超越個人的具有群體特征的社會事實。如是，在涂爾干的方法論中，“社會”的過程被懸置起來，“社會”成了一個暗箱。另外，在涂爾干的方法論中，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個人的主體性無從體現，個人在強大的社會結構面前，絕對處于被支配的地位，沒有任何能動性，從而出現了“過度社會化”的情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整體主義方法論懸置或消解了個體。

(二)個體主義方法論

韋伯是個體主義方法論的主要代表，與涂爾干不同，他的方法論是建立在社會唯名論的本體論觀念基礎之上的。作為一名典型的社會唯名論者，韋伯認為，社會是個人行動的產物，或者說是行動者組成的系統，只有作為社會行動的個體才是真實存在的，社會學不能撇開個體去研究超越個體之上的社會實體。因此，在韋伯看來，社會學是一門致力于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動并通過理解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和影響做出因果說明的科學。從韋伯對社會學的定義中可以看出，他將社會行動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作為社會學的兩大任務。既然社會行動的本質是其蘊含的精神內涵和文化意義，那么用自然科學中的實證方法來研究社會學則無異于方枘圓鑿，因此研究社會學的方法就別無他途，只能是理解和說明。所謂理解，就是試圖探究行動者主觀行動的意義關聯，從而建構起行動間的基本分析單位和意義脈絡。韋伯認為，理解可以分成兩類，即對主觀意義的直接觀察理解和解釋性理解。

對語言、行動(如砍柴、關門等)，非理解性的情緒反應(如驚叫、憤怒等)，以及對數學和邏輯命題的理解就是直接觀察的理解。解釋性理解就是對動機的理性理解，它把社會行動置于可理解的和更加內在的意義背景之中。例如樵夫砍柴，直接觀察理解僅能理解樵夫的行為是砍柴，而解釋性理解則要尋求砍柴的動機，或為掙錢、或為自用?？梢哉f，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的目的是將隱藏在外化行動背后的主觀意義揭示出來，從而達到對整體社會現象的因果說明，亦即在研究社會現象時優先考慮個體，通過個體研究整體。

由韋伯開創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在以后許多微觀社會學理論流派(如符號互動論、現象社會學、常人方法學等)中得到了延續和發展。從總體上來看，這些學派都注重對社會微觀層面的關照，即都是從“化約主義”的立場來看待社會整體的。在方法論個體主義者看來，個體是社會的真實整體，也是社會科學分析的基本單元。社會不能脫離個體而存在，“社會”不過是一個方便的“名稱”或標簽，用來指稱個體及其行動集合的關系。因此社會可以還原為個體。和整體主義方法論一樣，個體主義方法論有其局限性。這與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前提預設也是直接相關的。但他們并沒有揭示出個體行動意義的生成過程。此外，在個體主義方法論中，個體是基本分析單位，而與個體相對的“社會”卻隱而不顯。這樣，個體就獲得了極度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如果說方法論整體主義者懸置了個體，那么，方法論個體主義者則懸置了社會。

二、布爾迪厄對方法論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超越

方法論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之間的對立，構成了社會學理論歷史發展脈絡中重要的兩極。對此種社會學方法論分野，布爾迪厄進行了批判性考察，并設計出一套可以同時超越方法論整體主義與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社會學方法規則。布爾迪厄社會學方法規則可以簡單地表述為在涂爾干方法論整體主義基礎上導入被其忽略掉的個體行動者的直接體驗的規則。具體而言，就是首先運用涂爾干社會學方法的首要原則——系統地摒棄常識性認識與成見的原則——實現其“認識論斷裂”，即首先將社會看作一個獨立的客觀事物(客觀結構)。緊接著再對這一客觀主義認識實施對象化與客觀化操作，并把被方法論整體主義者所忽略的常識性認識與成見看作社會結構的象征補充并將其放到客觀結構和被身體化了的結構(慣習)，即社會結構與心智結構的辯證關系中加以把握。顯然，布爾迪厄的這一方法規則是對社會學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一種新的綜合。在這種綜合中，個體(行動者)和社會(結構)同等重要，而且個體與社會不是簡單地拼湊在一起，這樣就成功地避開了方法論折衷主義的暗礁。布爾迪厄的獨特之處就在于他提出了極具原創意味的慣習概念，并且研究中引入關系主義視覺。

那么，何謂“慣習”呢?喜歡“開放式概念”(openconcepts)的布爾迪厄曾多次作過闡述，使其內涵充滿了豐富性。第一，慣習是持久的可轉移的稟性系統。菲利普·柯爾庫夫(PhilippeCorcuf)對這一定義作了解釋：“稟性，也就是說以某種方式進行感知、感覺、行動和思考的傾向，這種傾向是每個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觀條件和社會經歷而通常以無意識的方式內在化并納入自身的。持久的，這是因為即使這些稟性在我們的經歷中可以改變，那它們也深深扎根在我們身上，并傾向于抗拒變化，這樣就在人的生命中顯示出某種連續性?？赊D移的，這是因為在某種經驗的過程中獲得的稟性。(例如家庭的經驗)在經驗的其它領域也會產生效果；這是人作為統一體的首要因素。最后，系統，這是因為這些稟性傾向于在它們之間形成一致性。”第二，慣習是與客觀結構緊密相連的主觀性。布爾迪厄認為，慣習屬于“心智結構”的范圍。是種“主觀性的社會結構”，或者說，是一種社會化了的主觀性。第三，慣習是一種生成性結構，是一種人們后天獲得的各種生成性圖式的系統。布爾迪厄把時間變量引入到慣習分析中，指出“慣習是歷史的產物”，并且具有“雙重歷史性”(DoubleHistoricity)。作為一種歷史的產物，慣習必然是一種動態的、開放的系統。布爾迪厄指出：慣習“是一個開放的性情傾向系統，不斷地隨經驗而變，從而在這些經驗的影響下不斷強化，或者調整自己的結構。它是穩定持久的，但不是永遠不變的?！笨梢姡紶柕隙虻膽T習概念在個體和社會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使布爾迪厄避免了長期以來許多社會學家試圖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所作的非此即彼的選擇，也使布爾迪厄超越了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努力中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除了上述慣習概念，布爾迪厄社會學方法論具有濃厚的關系主義色彩，關系主義思考方式是布爾迪厄社會學方法論的一大特色。其實，關系主義視角本身并不新穎，它源自于結構主義。馬克思和列維一斯特勞斯等結構主義大師都十分強調關系的重要性。但和布爾迪厄不同的是，在馬克思和列維一斯特勞斯那里，關系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并沒有上升到方法論層面。在布爾迪厄看來，社會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種各樣的關系，他還特意把黑格爾的“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這一著名公式，改為“現實的就是關系的”。據此，他將關系視角引入方法論層面，既摒棄了方法論個體主義，又拒斥了方法論整體主義，竭力主張關系主義的方法論。這可以從他的場域概念(是一些關系束)作為例證。布爾迪厄認為，概念的真正意涵來自于各種關系，只有在關系中，這一概念才能獲得它的意涵，場域概念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而獲得的。

布爾迪厄的這一關系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科學真正對象不是研究單純的個體，也不是社會實體，而是研究無數個體所構筑的一種場域，以及無數場域構筑的一種更大的場域綜合性結構。

篇(2)

關鍵詞： 比較教育 哲學基礎 方法論

縱觀比較教育的發展史，比較教育的方法論問題一直是國內外比較教育學術界探討和爭論的焦點問題。隨著19世紀末哲學思潮的興盛，比較教育方法論的萌芽也埋下了哲學的種子。其中，實證主義、人文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比較教育方法論都有著其深刻的哲學理論基礎，堪稱是在哲學這塊肥沃的“土壤”上開出的幾朵比較教育方法論的“生命之花”。下面，具體探討這幾朵“生命之花”及其與“土壤”之間的關系，以期拋磚引玉，希望廣大同仁為比較教育這片“廣袤的田野”更添幾樹“新枝”。

一、實證主義哲學與實證主義方法論

1.實證主義哲學概況介紹

在所有的比較教育的方法論里，實證主義無疑是最早運用于比較教育實踐之中的。當時英法等國正初步發展實證主義學科，而作為社會學創始人的孔德，基于之前的認識，制定出社會學研究的基本準則。他強調使用自然科學方法論來建立“實證的社會科學”，認定其主要的任務是“要揭示社會發展的規律”。［1］他又提出：“社會現象的確切原因應從那些以往社會現象中尋找，而不能從那些個人意志狀況中去挖掘?！薄氨仨殔^分事物的原因和它所實現的功能，而且應把原因問題放在功能的前面去考察?！保?］兩項準則確立并推廣之后，實證主義方法論紅極一時。

與此同時，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比較教育一個很大的優勢就在于其善于接受新事物。而在那個時代里，生命力最強的莫過于實證主義了。由此，實證主義的特點很快與比較教育領域融合。很快，一大批比較教育工作者開始成為實證主義的忠實擁躉，這其中更是不乏安得森、胡森、諾亞和埃克斯坦這樣的比較教育名家。［3］實證主義哲學思潮開始風靡全球。

2.實證主義方法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的運用

作為那個時代里的“一枝獨秀”，實證主義方法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首先，通過實證主義方法論進行比較教育研究，目的不在于個人，而在于尋求各國教育的普遍規律，在于揭示各國教育的普世價值。其次，持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比較教育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大都主張采用量化法，他們認為，唯有如此，方能保證研究的效能。由此，在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開始紛紛通過以數理邏輯取代形式邏輯，化繁為簡，化抽象為具體，從而揭示命題的經驗基礎，以此獲取真理。［4］可以說，實證主義在比較教育的歷史舞臺上畫上了濃重的一筆，其利弊都是有目共睹的。

二、人文主義思潮與人文主義方法論

1.人文主義思潮概況介紹

實證主義風靡后的19世紀末，人文主義學派開始進行反擊。這其中以狄爾泰為代表。狄爾泰在《精神科學導論》中提出了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的區別，并指出：“前者研究客觀事物及其運動過程，是僵死的、無意識的，研究的目標是要找出自然界物體之間必然的因果關系，排除偶然性和意義；后者研究具有歷史性和目的性的人類行為及其精神活動。由于人的自由意志，它是獨特的，偶然的，所以人類行為既無規律，也無法預測。”［5］也就是說，人文主義方法論最看重的就是“理解”二字，并把“理解”理論作為自己的核心思想，貫穿了整個人文主義的始終。“理解”理論即是人文主義思潮的哲學基礎。

2.人文主義方法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的運用

人文主義曾經在比較教育史上占據過重要地位。其治學之道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對知識進行研究，而是對知識進行感受。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研究方法是屬于個人的，［6］并無規律可供推廣。一般來說，人文主義者比較注重歷史分析，他們通常將歷史情境置于一個更高的位置，要理解教育，首先就要理解歷史情境。相比于其他一些教育因素，更讓人文主義者關心的是人的本身的發展。在他們看來，多元文化之間的理解、國際社會和平，以及防止教師和教育行政人員的偏狹的地方主義傾向等方面的作用更值得看重。［7］

三、后現代主義思潮與后現代主義方法論

1.后現代主義思潮概況介紹

20世紀60年代，后現代主義思潮初見端倪。其起始于歐美，以工業社會為背景，以批判否定現代主流文化的理論基礎、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為基本特征，強調多元、否定中心和等級、主張開放、重視平等、崇尚差異、推崇創造、［8］去掉本質和必然。其萌芽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用于表達要有必要意識到思想和行動需超越啟蒙時代范疇。

2.后現代主義方法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的運用

一般說來，比較教育研究者更關注微觀層面的教育現象，如學生個體、個別學校等的教育問題研究。后現代主義思想與比較教育融合后，從另一個側面促進了比較教育研究中質性研究方法的應用。這在比較教育的歷史上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嘗試。這種嘗試，一方面肯定了比較教育自身研究范式的文化多元性，另一方面，針對某一具體文化背景中的教育問題，它能進行深度研究，還能防止用單一理論文本解釋不同地域的平面化分析現象，最終推動比較教育研究自身方法論的科學性發展。［9］

這即是說，后現代教育理論雖然未在一定范圍內達成共識，在比較教育等眾多領域內卻早已經出現了采用后現代主義方法進行的論述，且數目之繁、類型之眾，皆有跡可循。而后現代主義在比較教育研究中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的應用與發展，與其能促進比較教育眾多因素的遷衍也密不可分。

當然，除了以上三種理論之外，還有很多哲學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對比較教育學的發展奠定了哲學基礎，使得比較教育的發展有了哲學上的依據，比如，相對主義理論、沖突理論、多元文化主義理論、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依附理論等。這些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均豐滿了比較教育的哲學理論羽翼，充實了比較教育的學科框架，為比較教育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2］［法］迪爾凱姆著.胡偉譯.社會學研究方法論［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13.

［3］［4］Philip G.Altabach，Gail P.Kelly.New Aproaches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M］.Chicago：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73，85-86.

［5］［6］于楊，張貴新.后現代主義與比較教育研究［J］.外國教育研究，2006，（9）.

篇(3)

【關鍵詞】：研究方法；碩士論文；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方法是科學研究的首要問題，貫穿科學研究的全過程。它上與認識論、方法論相連，下與理論性質、研究問題緊密相關，是保證研究成果科學性的前提和保障。一、學位論文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生學位論文

研究生學位論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養質量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學位申請者根據學位授予要求而撰寫的研究論文。它是評判學位申請人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和獲得學位的必要條件之一。學位論文質量的高低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就是正確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是研究事實所不可缺少的理論原則、程序、手段、方式和技巧。是保證觀察可靠、判斷、推理得以正確形成的原則、程序、手段、方式。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者秦宗熙和穆懷中、謝圣明認為社會研究方法的體系由三個不同層次構成，即一般方法、具體研究方法和具體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術。

首先，一般方法包括哲學方法論、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以及邏輯方法論。其次，具體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法、個案法、訪問法、問卷法、觀察法、實驗法、抽樣法、社會測量法、典型法等。具體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術。最后，研究程序包括四個階段即選題階段、計劃階段、實施階段和總結階段。一般情況下，學生在論文寫作上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采取文獻法、歷史法、比較法、統計分析法、問卷法、測驗法、經驗總結法等多種方法相結合使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論文研究方法分析

碩士學位論文是一個碩士研究生寫作水平的展現，而方法的運用則體現了作者研究過程中方法原則程序是否科學合理，這也就直接影響論文的質量和水平。通過分析得出思政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以傳統的理論思辨研究方法為主，缺乏科學的研究方法意識，缺少相應的實證與量化分析

（一）研究方法自陳狀況分析

在抽樣的華東師范大學2014、2015年30篇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論文中分析發現，從整體上而言，有90.1%的學位論文明確交代論文研究方法。能清晰單列“研究方法”部分并作“詳細說明”和“簡要說明”的學位論文的比例比較大，這說明，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碩士論文的研究方法意識在已經比較高，研究的科學性從總體而言呈比較好的狀態。當然，如果把自陳水平為詳細說明和簡要說明的論文判為“合格”的話，那么合格的比例僅僅有37%。

（二）研究方法的主要類別及其運用情況

總體分析后發現，理論學科碩士學位論文運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獻研究法、經驗總結法、理論思辨法、比較研究法、歷史研究法、調查研究法等。在30篇碩士學位論文中，以文獻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占60%，排名第一；以思辨抽象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碩士論26%，排名第二；比較研究法為主占23%；其余還包括歷史研究法、跨學科研究、調查研究等等占有一定比例。此外，100%的碩士論文的是融合兩種方法以上的綜合方法，融合的方式較為多樣。

從以上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依然以經驗研究和思辨研究等傳統研究方法為主。文獻研究法、思辨抽象法、歷史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傳統研究方法備受青睞，其中文獻研究法的使用率100%。新的實證研究方法，如調查研究、訪談法等開始進入理論學科領域，使得研究方法更為豐富和多樣化。

三、結論

（一）優點。通過分析30篇抽樣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碩士研究生在學位論文的寫作中方法意識逐漸增強，通過本研究的調查分析發現過去單一的研究方法有所下降，對研究具有實際指導價值的學科層面方法論和原則層面方法論急劇增加，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論出現了多元化趨向。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研究方法論趨向多元化意味著研究者對研究方法論認識更加深人，這也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同時，具體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術種類多樣性，盡管定量與實證研究方法的整體運用中占比例不大，但從調查結果可以說明研究生們已經意識到定量與實證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通過定量與實證研究分析更能確定的各影響因素與結果之間的關系，從而得出科學的結論。研究技術的這一層次是研究方法結構體系中與研究成果聯系最為密切的層面。一定的研究方法論和研究方式最終必然要通過具體方法與技術才能展現出來。

（二）存在的不足。通過對樣本的分析，可以得出，雖然在畢業論文中很多人都陳述；了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陳述不夠明確，甚至對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非常清楚，部分論文對研究方法敷衍了事，有的研究生將實證研究、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規范研究及跨學科研究、多學科研究當作研究方法。事實上，從哲學和科學方法的角度看，實證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及跨學科研究、多學科研究都是開展科學研究的一種指導思想，是方法論。如實證研究與之對應的有實驗法、調查法等。

定性與思辯研究多，定量與實證研究少。定量研究與實證研究在研究科學性能夠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從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定量和實證研究有所增加，但從總體上而言，定量和實證研究還是很少。通過案例、實驗、非實驗、實地研究，用事實情況及真實數據更能有力地證實研究者的觀點的文章少。調查數據顯示，在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方法中以文獻法、歷史法、比較法這些以敘事性的定性研究為主導，從個人經驗出發的感悟性、思辨性研究較多，說明定性研究仍是主要研究方法。雖然隨著研究的深入及對研究的科學性的重視，定量與實證的方法逐步受到重視，但比較而言，運用的仍然較少。調查結果顯示，在研究生學位論文中最常用的定量與實證的研究方法是調查法，最常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是描述統計。方差分析、差異檢驗及顯著性分析等定量方法在論文中少有出現。

綜合上述分析，在培養學生論文寫作方法上，我們應該更加注重方法意識，培養學生方法自覺，注重開設方法論課程的質量，提高研究質量，重視定量與實證研究，優化定性與思辨研究的結構，規范研究方法，樹立科學研究意識，促進思想政教育學科理論發展。

參考文獻： 

[1]孫浩森、潘莉.理論學科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方法的實證研究--以合肥工業大學理論學科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為例[J]， 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6）. 

[2] 袁方、王漢生.社會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214. 

篇(4)

默頓受邏輯經驗主義和內史主義影響，走向了科學社會的內在主義，20世紀60年代形成了頗有影響的功能主義的美國傳統即默頓學派；貝爾納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史外史主義的影響，走向了科學社會外在主義，并影響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形成的社會建構主義的英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愛丁堡學派和巴思學派。不同觀點、不同思想、不同傳統的相互碰撞與合流，使科學社會學得到迅速發展。80年代后的一些科學社會學家受庫恩(T.S.Kuhn)歷史主義、系統論、整體論和語境論(contextu-alism)的影響，開始進行科學社會內在主義與科學社會外在主義的整合研究。于是，出現了社會語境意義上的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

概括地講，科學社會學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默頓傳統的現代科學社會學走向了英國傳統的后現代科學社會學；由非認知科學社會學走向了認知科學社會學”[1]；由科學結構研究的社會學走向了科學知識研究的社會學；由社會功能主義走向了社會建構主義；由宏觀研究走向了微觀研究；由科學的社會學研究走向了更廣闊的科學的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2]。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我們認為，科學社會學經歷了從不成熟到成熟、從單一的定性和單一的定量到定性與定量的結合，從單一的科學社會結構分析到整體的科學社會語境分析的發展。具體地講，科學社會學方法論經歷了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學社會語境分析方法三個發展階段。

1　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們把對科學進行內在社會結構分析和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的研究流派稱為科學社會的內在主義，其研究方法稱為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它包括結構—功能分析方法、計量分析方法和人類學方法。

1.1　結構—功能分析方法

這主要是默頓及其學派的方法論，其實質是從結構出發分析功能。他們把科學看作是具有復雜結構的社會系統，對其社會體制的結構做精細的分析，由結構解釋功能，而很少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及其與社會因素的關系，被稱為科學社會學的功能主義，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美國傳統”[3]。從1938年發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到1973年出版的文集《科學社會學——理論和經驗的研究》，默頓運用結構—功能分析方法對科學的社會建制、科學的精神氣質、科學的規范結構、科學交流、科學獎勵制度、科學家的行為模式、科學中的優先權之爭等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內容構成了科學社會學的主要內容，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其他學者如本·戴維(Joseph Ben-David)的《社會中的科學家角色》、巴伯(Benard Barber)的《科學與社會秩序》、克蘭(Diana Crane)的《無形學院》、科爾兄弟(Jona than Cole，Stephen Cole)的《科學界的社會分層》、加斯頓(Jerry Gaston)的《英國和美國的獎勵制度》等，進一步運用了結構—功能分析方法，發展了默頓的思想，成為默頓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過，這種方法的保守性是十分明顯的，因為它只能從科學的現存社會結構出發，依據結構決定功能的假設進行某些功能的預測，而對于過去和未來的科學的社會結構的研究不能令人滿意；它只研究科學的宏觀社會結構，而不研究科學知識產生的微觀認識過程，其方法論說到底是“黑箱式”的。

1.2　計量分析方法

計量分析方法是運用數學、統計工具對科學進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包括數學統計分析、引證分析、內容分析、多變量分析。

數學統計方法就是運用數學、統計工具對大量數據進行處理，從中得出結論的方法。默頓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博士論文中廣泛采用數學統計方法，通過對大量文獻的統計所得數據進行分析，說明十七世紀英國上層社會特別是知識界對科學興趣的普遍轉移，有力地說明了當時英國科學的社會結構隨著科學興趣的轉移而發生的微妙的變化。普賴斯(Dreek J De Solla Price)在1961年發表的《巴比倫以來的科學》和1963年發表的《小科學，大科學》中，廣泛運用數學分析和統計方法研究科學的整體發展，揭示了科學由小科學到大科學的發展規律，說明了科學機構與科學組織的不斷規范化、規模化、國家化。

引證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利用科學引文索引(SCI)所提供的資料進行數量分析得出結論的方法。在科學社會學中，廣泛運用引證分析研究引證數與科學獎勵的關系、引證率與論文影響度的關系、科學發現前后的繼承關系、科學共同體內部科學家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引證的網絡分析還用來研究不同學科間的相互交叉與滲透關系，譬如普萊斯運用引證分析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系，發現自然科學近五年的文獻引證率遠高于人文科學，說明不同學科內部的體制與進步程度是有區別的?？颂m在《無形學院》中用引證分析研究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結構，發現知名度高的科學家的論文被引證率高。科爾兄弟利用引證分析研究科學論文的質量、科學界的社會分層情況以及獲獎情況等[4]。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對傳播交流的內容進行精確的數量分析的方法，它最早出現在新聞學，隨后在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眾多學科中廣泛應用。科學社會學中還只是初步使用這一方法。這種方法不研究行為，也不研究語言、符號的語義，只是通過語言、符號的數量分析如篇幅長短、篇數多少的統計來達到研究的目的。薩頓(G.Sarton)在《科學史導論》中運用內容分析考察先前科學史著作中各組成部分不同時代所占的篇幅數量的多少，以此來說明科學的加速發展。默頓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也運用了此方法說明科學興趣的轉移現象。

總之，計量分析方法對科學進行統計學的概括，注重數量關系分析，通過數量關系研究科學內部各個要素的關系。從這種意義上講，計量分析方法是一種通過數量關系的分析研究科學的內在關系的宏觀方法。

1.3　人類學方法

這主要是法國哲學家拉圖爾(Brune Latour)和美國社會學家謝廷娜(Karin D.Kno-Cetina)研究科學實驗室情況的方法。人類學方法的引入，使科學社會學發生了人類學轉向。謝廷娜把這種方法稱為微觀—傾向發生學方法，因為人類學對科學的研究關注的是科學家信念的形成過程[5]。

他們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進入實驗室，把一個具體的實驗室看作一個部落進行考察，把看到聽到的如實記錄下來，再應用語言分析方法對所記錄的情況進行分析。拉圖爾的研究得出兩個結論：其一，實驗室可以描述為一個文字標記系統，因為儀器具有標記能力，每個標記的裝置是機器、儀器和實驗人員的組合，科學論文就是這種文字標記系統的產物；其二、實驗過程中產生的科學事實不過是實驗人員的構造物，是儀器產生出的文字標記被人為地解釋為事實，因此科學實驗不是發現事實而是創造事實[6]。前一個結論是對實驗室活動的自然主義描述，后一個結論是對實驗結果的哲學說明。

謝廷娜(K.D.Knorr-Cetina)運用人類學方法提出了科學的建構主義綱領，認為科學是人為的，實驗室的一切都是人們事先精心準備好的，即決策負荷的，這樣科學實驗就是主觀建構活動，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她特別強調科學實驗的社會網絡不是科學共同體，而是超認識的資源關系形成的社會網絡。[7]因此，人類社會學的方法就是要說明科學認識過程、科學知識形成過程無不與社會有關，無不說明社會因素向科學的滲透。

然而，這種方法仍是一種經驗描述方法，因為它關注的是科學研究的過程，對科學實踐過程進行微觀研究而不注重宏觀研究；傾向于對科學家言論的主觀分析而不注重科學研究的客觀實在性。因此，人類學方法的語言學轉向、認知轉向也是十分明顯的。

2　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們把對科學與其外在諸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傳統稱為科學社會外在主義，其方法論就是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論的特點是把科學當作一個“剛體或黑箱”，不考慮科學本身所包含的意義，只考慮科學與其周圍其他因素的相互關系。謝廷娜把這種研究稱為宏觀—定向相一致方法即宏觀方法，它包括歷史背景分析方法、歷史主義方法、文化分析方法。

2.1　歷史背景分析方法

這主要是貝爾納(J.D.Bernal)考察科學及其社會功能的方法。貝爾納是一位對科學的歷史及其社會功能進行全面考察與研究的科學家，他認為對于科學的分析應放到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進行，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科學已不是個人的事業，它已成為大工業集團甚至整個國家的事業，科學發現與發明不再是個人的發明與發現，而是科學共同體的共同成果。因此，科學的作用、功能必須結合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來加以認識。正是從這種科學觀出發，貝爾納反對當時流行的兩種對立的科學觀：一種是理想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是追求真理的純粹智力活動，其功能是建構與經驗世界相符合的意義世界，即創造能解釋經驗事實的理論；一種是現實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是人們用來認識自然、支配自然并為人們所利用的手段，這實際上是一種實用主義，幾百年來人們一直這樣看待并利用科學[8]。

2.2　歷史主義方法

庫恩(T.S.Kuhn)把歷史注入科學的方法不僅影響了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轉向，而且也影響了科學史的外史轉向，反映在科學社會學中就是科學的外部因素分析傾向。美國哲學家阿伽西(J.Agassi)把對科學的這種研究稱為社會學主義?？茖W哲學、科學史、科學社會學不約而同地從社會維度研究科學，一方面說明科學對社會的影響日益增大，另一方面說明對科學的理解絕不能脫離社會歷史環境。我們認為歷史主義可分為內在的歷史主義和外在的歷史主義。前者指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它著重科學理論結構、科學發展模式的演化研究，如庫恩的范式轉換模式、勞丹(Larry Laudan)的研究傳統進化模式等，較少研究社會因素對科學的影響。后者指科學史的外史論和科學社會學主義，它關注科學與其之外的社會因素的互動關系，而很少關注科學內部的歷史演化。但不管哪種歷史主義，從動態而不是從靜態，從歷時而不是從共時，從整體而不是從部分考察科學的方法和立場值得肯定。

2.3　文化分析方法

這是一種從文化學角度研究科學的方法，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Bames)、布魯(Da vid Bloor)、懷特(Leslie A.White)、李克特(Maurice N.Richter，Jr)。

巴恩斯以愛丁堡學派的代表人物著稱，他在《科學知識和社會學理論》一書中主張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知識形態的觀點，科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思想的影響。他把科學看作一種亞文化的集合，是人類整個文化的一部分，科學文化是在文化的氛圍中生成的[9]。在他看來，文化影響科學家的信念和想像，從而影響到科學知識，通過對整個文化進行分析就能弄清科學的發生與發展。不過，他把科學看作是一組程序和方法論的約定，由約定主義走向了文化相對主義。

以提出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而著稱的布魯把科學當作文化現象，把真理看作文化符號，而不是把科學看作智力形態。他主張在整個人類文化的框架中審視科學及其與意識形態的關系[10]。他的強綱領的四個內容因果性、對等性、對稱性和反身性就是要說明科學知識產生和評價的社會文化原因。

懷特在《文化的科學》中認為科學是一種人類行為，是把握經驗的活動，科學不是實體本身，而是解釋經驗世界的方式?？茖W依賴于文化，而文化依賴于符號，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在使用符號中產生的。從這一觀點出發，他進一步認為正是文化而不是社會才是人類與眾不同的特性，文化對于科學較之社會對于科學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作用。一種發現與發明是已經存在的文化要素的綜合或是將一種新的要素吸收到一種文化系統中。每一種發現和發明都是文化經驗積累過程的有組織的表現，計算機的發明不可能出現在牛頓時代，因為當代就沒有發明計算機的文化積淀。由此，他得出兩個推論：一是當文化積累還沒有到達產生發現與發明的條件前，任何發明與發現都是不可能的；二是當文化積累到成熟，發現與發明便必然產生。這是典型的文化決定論，一種絕對的文化主義。

李克特在《科學是一種文化過程》一書中闡明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科學是一種方法，一種社會建制，一種專門職業。他把科學定義為過程，認為科學是作為個體的認知發展在文化上的對應物，是作為傳統文化知識的一種生長物，是作為文化發展的一種認知形式。在他看來，科學發展的方向類似于個體的認知發展方向，科學發展的起始點是傳統的文化知識，科學發展的結構一般類似于進化過程的結構，特別是類似于文化進化過程的結構，科學是一個從個體層次向文化層次的認知發展的延伸，是一個傳統文化知識之上的發展生長物，而且是一個文化進化之特殊的認知變異體和延伸。

我們認為科學是一種文化現象和文化過程，但文化并不能決定科學的一切，文化決定論是一種絕對主義，一種外在主義，過分夸大文化對科學的決定和滲透作用，忽視了科學的內在自主性.

3　社會語境分析方法

將科學置于社會歷史中進行考察，從內因和外因、歷時和共時的綜合上分析科學與其外在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關系，我們把這種方法稱為科學社會語境分析方法，主要表現為社會實踐方法、系統分析方法、功能—結構分析方法、社會修辭學方法、行動者—網絡方法和實在論的建構主義方法。

3.1　社會實踐方法

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科學的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生活在19世紀，但他們在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就運用實踐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分析當時的科學技術，把科學作為社會的內在因素來考慮的。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科學的社會實踐的分析，東、西方的社會學家都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科學社會學的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論著中研究了科學技術，他們的著眼點是考察科學技術與社會生產力的關系，科學技術進步與社會進步及社會變革的關系。他們對科學技術的研究表現出社會實踐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科學的發生與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科學在社會生產中產生，在社會實踐中形成，它反過來又通過改造技術來推進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引起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變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實踐方法為我們研究科學與技術、科學與生產、科學與社會中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的關系提供了一種十分有效的方法論。

3.2　系統分析方法

系統分析是把研究對象當作一個系統進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擇優化研究的方法。在科學社會學中，運用系統分析方法對科學及其社會因素的關系進行全面的分析與綜合，并給出科學與社會諸因素互動的模式。魏因加特(P.Weingart)研究科學外部控制的非科學目標內化方法和科勞恩(W.Krohn)的科學目標化方法都屬于系統分析方法。

魏因加特的非科學目標內化指把科學以外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社會目標在國家和政府的干預下轉化為科學內部的研究準則，或者說科學的環境目標被科學有選擇地吸收、消化、整合。他以美國癌癥研究為例進行個案研究，運用系統方法詳細地分析了非科學目標內化的整個過程。這一過程大致為：社會問題——政治阻力——政策規則——科學政策規劃——機構阻力——研究[11]。這種系統地研究非科學因素轉化為科學內部問題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

科勞恩的科學目的化指國家和政府有意識地把科學的外部目標導入一個學科的發展之中，使之成為科學理論發展的主導線[11]?？茖W的目的化使科學與政治、經濟、軍事等社會問題緊密相連，使科學致力于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這樣一來，科學便與整個社會一體化。因此，對于科學目的化的研究必然要運用系統分析方法。

3.3　功能—結構分析方法

這是德國社會學家魯曼(N.Luhmann)創立的一種與結構—功能方法相對立的方法[11]。它不是從結構出發分析功能，而是從功能出發分析結構。魯曼把科學看作一個社會系統，運用功能—結構分析方法研究了科學的社會運行機制。他認為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具有自治性、適應性和學習能力。科學的自治性是指科學能夠根據自己特定的規范去行動、根據自己特定的價值標準去選擇。科學的適應性指它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和作出反應的能力。適應性是科學賴以存在與發展的基礎，不適應環境的學科遲早會消失，因為科學是一個開放系統，需要不斷與其環境進行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從而與環境保持動態平衡，既發展自身同時又高效地影響環境。科學的學習能力指主動適應環境的能力，這種能力從根本上講是科學的創造力，被動地適應環境是一種被動的學習，是缺乏創造力的學習。

3.4　社會修辭學方法

這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英國出現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代表人物馬凱(M.Malkay)的研究方法。它是在科學哲學的反實證主義、現象主義等哲學思潮影響下形成的。它不同于默頓傳統方法論的地方在于科學知識社會學依據傳統社會學的方法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社會考察與分析。馬凱在對科學知識作社會文化的解釋時，提出了“科學社會修辭學”這個新術語，其含義是：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科學家行為并不能用統一的規范來說明，而只能以科學家各自的利益和目標來說明。[12]也就是說，科學家的行為和科學的行為并不是依據科學語言來說明的，而是依據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的社會語言或文化資源來說明的；科學規范不是用默頓所說的科學體制來保證的，而是用科學的文化資源來說明的。在他看來，科學是一種解釋性的事業，客觀世界的本性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科學知識是經科學家磋商(negoiation)建立起來的。磋商就是科學共同體內的科學家之間運用共同的文化資源提供的節目單(repertoire)或字典(vocabul ary)進行的協商和交流。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結論并不是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科學家們認為是正確的主張而已。

我們認為，馬凱的社會修辭學就是社會語境(social context)，科學家的行為規范要在其社會語境中得到說明?？茖W知識的意義以及它產生的過程都要用社會修辭學來說明。這種社會修辭學方法說到底就是一種社會語境分析方法。

3.5　行動者—網絡方法

這是拉圖爾和卡龍(M.Callon)研究科學實驗室生活的方法[13，14]。行動者—網絡(Actor-Network)的含義有三：一是微觀網絡，指生產科學知識的場所——實驗室。在實驗室中，實驗者、實驗儀器、實驗材料、實驗環境應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行動者（實驗者）與其他因素相互關聯，構成了實驗語境，也就是一個行動者—網絡。這個行動者—網絡系統不斷構造自然，不斷生產新的科學知識；二是宏觀網絡，指實驗室與其之外的社會的關聯，形成社會語境。在宏觀網絡中，行動者不僅是科學家，也包括政府、企業和消費者，這些行動者共同編織成自然—社會之網絡；三是微觀網絡和宏觀網絡是雙向互動的。實驗室通過建構進而塑造社會，即把科學知識社會化；社會以它特有的方式支持、支撐和資助實驗室。他們認為，科學論的研究不應停留在對已經形成的“科學文本”的哲學考察，而應對正在建構中的“科學實踐”即實驗室活動進行考察。他們由對科學的哲學建構走向了社會建構；由科學知識的微觀研究走向宏觀研究；由自然、實驗室走向了自然、實驗室、社會的語境化建構。

3.6　實在論的建構主義方法

這是當代美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科爾(Stephen Cole)研究科學的方法論[15]。他認為科學上長期存在著兩大傳統；一是實證主義或實在論傳統的“默頓學派”；另一是建構主義傳統的“西歐學派”。實證主義科學觀把科學看成是純理性的事業，理性的認識結果必須由經驗事實裁決，即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而且科學的發展與社會無關。建構主義科學觀把科學看成是完全由社會建構的事業，科學知識不是對自然的描述，而是社會性地建構起來的；科學不是由理性和規則支配的活動，科學知識的真偽也并非由經驗證據裁決，而且自然界對科學知識沒有影響作用，科學知識是科學家社會行為“磋商”的結果?？茽柤炔毁澇蓸O端的實證主義立場，也不贊成極端的建構主義立場，因為前者是絕對主義，后者是相對主義，它們的錯誤在于“非此即彼”?？茽柮鞔_宣稱他的科學觀介于“右翼的”社會建構主義和“左翼的”傳統實證主義之間，是實在論的建構主義。在他看來，科學知識是社會和自然界共同決定的，是理性和經驗共同決定的。我們認為，科爾的方法是一種語境化方法；他在社會、人和自然之間建立了必要的聯系，突破了實證主義的“人—自然”框架和建構主義的“社會—人”框架，建立了“社會—人—自然”語境化的框架。 參考文獻

[1]　浦根祥，狄仁昆.科學社會學的認知轉向[J].自然辯證法通訊，1998(5):29-34.

[2]　劉jùn＠①jùn＠①.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和科學技術人類學[J].自然辯證法通訊，1998(1):24-30.

[3]　劉jùn＠①jùn＠①.科學社會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7，75.

[4]　喬納森·科爾，斯蒂芬·科爾.科學界的社會分層[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35.

[5]　Karin D Knorr-Cetina，Michael Mulkay.Science observed[M].SAGE Publication，1983:115，117.

[6]　Bruno Latour.Laboratary Life[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58-64.

[7]　Karin D Knorr-Cetina.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M].Pergamob Pre，1981:152.

[8]　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25-37.

[9]　Barry Barnes.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M].Routledge Press，1974:63.

[10]　David Bloor.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lmagery[M].Routledge Press.1976:4-5.

[11]　李漢林.科學社會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308，311，97.

[12]　Michael Mulkay.Science and the Sociological Knowledge[M].George Allen and Unvin Ltd.1979:62-63.

[13]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

篇(5)

關鍵詞：創新能力；公共衛生事業管理；研究生；課程設置優化

中圖分類號：R-01；C9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5-000-02

公共衛生事業管理學碩士專業是醫學和社會科學、管理科學之間的一個交叉學科群，重點培養能夠綜合運用社會科學、管理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揭示社會、文化、經濟等因素對群體健康的影響，采取社會措施來防治疾病，以促進衛生事業的發展與改革的應用型、創新型、復合型人才。對公共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研究生來說，培養創新能力是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的迫切要求，是研究生畢業后獨立從事科學研究、教學工作或衛生事業實際管理工作的現實需要，也是促進我國衛生事業改革的時代呼喚。優化研究生課程設置是提高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通過分析目前研究生課程設置的問題，調整與改革現有課程體系，合理設置課程內容，能夠總體上提升研究生的綜合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有利于進一步促進衛生事業改革的發展。

一、目前公共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研究生課程設置存在的問題

1.重視理論教學，輕視實踐教學

由于研究生教育的理論教學方面的優勢和重視學術的傳統，一些高校公共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研究生課程重視理論教學，輕視實踐教學，與管理實踐、管理技巧相關的實務課程在師資和教材上都明顯匱乏，相關的實踐基地建設也有待加強。實踐教學在整個課程體系中占得比例很少，形式較為單一，研究生綜合能力評價體系不夠全面。一些學生對畢業實習應付了事，畢業實習考核、反饋體系需要進一步完善，實踐教學在考核中的比重也應進一步提高。對畢業通過對黑龍江中醫藥大學2010-2015近5年研究生畢業分配情況調查發現，90%左右的畢業生分配進入醫院機關、高校、事業單位的管理職能部門，只要不到10%的畢業生能夠繼續讀博或從事教學科研相關的學術工作。可見，提高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和綜合素質，將實踐教學置于與理論教學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目前研究生課程設置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2.重視理論素養，輕視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培養

對有公共衛生事業管理碩士點的各大院校教學計劃可以看出，公共必修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所占課時比重較大。由于高校教學重理論、重學術的傳統，高校普遍重視公共必修課、專業課基礎課和專業課的設置，師資力量配備較強，而有利于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及綜合素質的課程較少，提高學生人文素質的課程較少。公共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碩士畢業生大部分直接就業，除人才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外，應重點培養應用型、創新型、復合型公共衛生管理人才，增加實用性和實務類課程，如美國雪城大學公共衛生事業管理課程包括公共事務討論、領導藝術等實用性課程等。

3.部分課程設置不科學，不利于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

部分課程設置不是從學科和專業培養目標所需的知識結構出發，而是根據現有師資開設課程，存在因人設課的現象；部分課程設置缺乏科學的論證，隨意性較大，缺乏規范性、系統性和完整性，學科價值和實用性較差。創新往往來自于多學科知識的交叉融合，學科前沿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創新成果往往是多學科交叉、融合和匯聚的結果。但是，目前大部分高校選修課范圍有限，多學科的交叉融合有待加強，不利于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和綜合素質的提高。如醫學社會學、循證決策、健康和疾病社會學、衛生職業社會學、社會行為學等都是近年來發展起來的，且與社會醫學和衛生事業管理學密切相關的交叉學科，都可以納入選修課中，并及時更新課程體系和課程內容。美國各大學公共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為滿足研究生的興趣和專業需要設置了豐富多彩的選修課程，比如Harvard大學為兩年制碩士研究生共開設18門選修課，Iowa大學為研究生開設26門選修課。

4.方法論課程開設較少，重視程度有待加強

方法論課程通過對研究方法的講解與總結，有助于研究生夯實研究基礎，與國際學術界研究方法接軌，有助于研究生在宏觀層面上把握研究方法的發展歷史及趨勢、特點與局限性等，對于研究生如何正確開展科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研究生通過方法論課程的學習和訓練， 不僅有利于掌握正確而嚴謹的科研方法，而且有利于培養對科研的興趣，提高科研創新能力，有助于理論、方法和技術方面創新。目前，方法論課程在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研究生的課程體系中所占比重偏低，研究生學位論文存在著邏輯分析與推理能力較弱，缺乏嚴謹的實證分析，數學建模能力有待于加強等問題，應增加方法論課程的開設，如衛生服務研究方法、衛生項目制定方法、高級衛生統計學、衛生統計模型等方法學課程都可以納入到課程體系中來，加強相關師資力量，進一步提高重視程度。

二、基于創新能力培養的公共（衛生）事業管理研究生課程設置優化建議

1.增加實踐教學的比重，提高研究生應用創新能力

公共（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研究生實踐教學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為科研實踐，鼓勵研究生參與導師的科學研究，在導師已有課題思路的基礎上，學生參與從開題、立項調查分析、課題實施、結題驗收整個過程，熟悉研究課題的每一個步驟，通過建立學習型小組，導師和研究生之間、同一課題組研究生之間定期研討，鼓勵研究生發表創新性科研論文，為研究生今后獨立從事科研打下良好基礎；二為社會實踐，增強研究生的社會實踐能力是公共衛生事業管理專業培養目標的要求，是研究生順利就業的需要，也是提高其應用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學校和學院應創造條件積極建立實習實訓基地，推薦研究生去醫院、醫療管理機構、政府部門等參加社會實踐，并改革和完善考核、反饋機制，將實習單位的考核納入到研究生總體成績的考核中。

2.合理設置課程體系，增設交叉學科和方法論課程

目前，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研究生課程設置有待于進一步優化，應以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為導向，按照科學性、系統性、前沿性的原則，對課程體系進行進一步拓展和調整。具體來講，在公共必修課上縮減政治理論、公共外語課時，增加專業外語課時比重；調整基礎課程的設置范圍，增加理論前沿性和探索性的課程；以重點學科方向重新整合專業方向必修課；擴大選修課范圍，激勵導師開設前沿性、開拓性強的選修課，如艾滋危機的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聘請人文、社會科學方向兼職導師，舉辦跨學科專題講座或學術活動，作為研究生創新課程體系的有利支撐與補充。增設交叉學科和方法論課程，鼓勵學生從多學科知識的交叉融合中尋找創新點，通過方法論課程提高科研創新能力，促進理論、方法和技術等方面創新。

3.實行“雙導師”制，保持導師制和課程設置協調發展

高水平的導師隊伍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為促進研究生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協調發展，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管理專業應采用雙導師制，導師組由2名導師組成，要明確1名校內導師和1名校外醫院管理崗位的導師。校內導師負責理論學習與指導，校外導師負責實習實踐、項目研究、調研過程、政策研究等實踐環節指導，促進研究生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的共同提高，畢業論文由兩位導師共同指導撰寫。同時，完善導師評價機制，改變實踐評價流于形式的現狀，在研究生總體成績中增加實踐環節成績的比重，保持導師制和課程設置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李穎，卞永橋，等.優化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學專業研究生課程設置[J].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11，4.

[2]洪學智，程薇，等.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研究生課程設置改革探討[J].中醫藥管理雜志，2010，4.

[3]孫娜，劉曉晶，等.中醫院校公共（衛生）事業管理專業創新人才培養研究[J].學理論，2014，2

[4]滿強，凌志海，李雨.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崗位型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探索與實踐[J].重慶醫學，2015，7.

[5]王琳琳，何敏媚，洪學智.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研究生課程教學方式改革的調查研究[J].中醫藥管理雜志，2012，5.

作者簡介：何 暢（1981-），女，哈爾濱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中藥技術性壁壘。

左 軍（1971-），男，哈爾濱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醫方劑。

關曉光（1963-），男，哈爾濱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公共衛生事業管理。通訊作者。

篇(6)

（曲阜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山東曲阜273165）

摘要：對《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概念模型建構與量表研制》-書進行評述，研究認為該書從自主性這一層面對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的解讀，深入到了青少年健身行為的核心。綜合運用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從主觀能動性視角，引入青少年積極發展的理論，初步提出了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的概念及概念模型，構建了具有較高信效度的量表。

關鍵詞：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概念模型；量表研制

中圖分類號：G80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68X(2015)04-0053-03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413BTY045)。

隨著“陽光體育”、“全民健身”等一系列政策的出臺，由政府倡導、學校組織的體育活動逐漸增多，越來越多的學生參與到體育健身的行列中來。據2011年國家體育總局官方網站的《2010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結果》顯示，持續20多年的中小學生身體素質下滑趨勢開始得到遏制，學生體質與健康狀況總體有所改善。這固然令人欣喜，但也引發了我們無限的深思：學生體質狀況是在陽光體育運動“刺激”下才有所改善，如若沒有了他律的、強制性的制度約束，學生健身的堅持性能否持續？學生參加體育活動到底是自覺、自愿，還是迫于學校體質達標測試的壓力呢？經過初步調研，曲阜師范大學房蕊教授觀察到當前青少年健身自主性缺欠的現象，并就此展開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概念模型建構與量表研制》一書就是這些研究成果的結晶。

該書是房蕊教授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由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發行。全書共七章，主要圍繞“什么是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如何評價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兩大基礎問題進行探討，整合了社會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等多學科的相關理論，從自主性和能動性兩個層面深入解讀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較為恰當地界定了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的概念及概念模型，研制了具有較高信效度的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的評價量表，填補了“自主健身行為”在理論與評價指標研究方面的空白。

1 獨特的研究視角：引入青少年積極發展理論

外因需要通過內因來起作用，如果作為行為主體的青少年健身行為自主性沒有被調動起來，長期處于被動狀態，即使外部環境再完善，其健身的堅持性將難以持續，增強體質的持續性也難以保障。而在已有的研究中，“自主健身”僅僅是一個使用性語詞，尚未上升到概念界定的理論高度。作者的這一發現，就使其必須尋找一個新的研究視角，才能實現理論及測量工具的創新。為此，該書從主觀能動性的視角出發，引入了青少年積極發展的理論，全面、深入地解讀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建構了概念模型，確?！扒嗌倌曜灾鹘∩硇袨椤背蔀橐粋€具有豐富內涵及外延的科學概念。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學界對青少年發展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問題行為和不健康的心理狀態上，雖然這一研究取向對于防止青少年犯罪，糾正青少年成長中遇到的問題做出了很大貢獻，但這種狹隘的研究逐漸背離了青少年發展研究的本意，因為對青少年發展研究的根本目的并不僅僅是消除青少年心理或行為上的問題，而是要激發青少年自身內在的積極力量和優秀品質，引導他們正向發展。該書遵循著這一研究取向，在建構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概念模型時，引入了兩個有關青少年積極發展的理論，即自我決定理論與意向性自我調節理論。前者是關于人類行為的動機理論，強調人的自主性，即人類行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和自我決定的。后者是關于個體行使主觀能動性的行動過程理論，個體通過設立目標，積極協調情境中的要求、資源和個人目標之間的關系來調節自身的發展。通過對青少年積極發展相關文獻的全面梳理，作者明確指出，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中的“自主”采用自我決定理論中自主的含義，但是僅憑這一理論并不能充分解釋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它缺乏對自我調節過程中行為策略的關注，忽視了人的能動性，而意向性自我調節SOC理論提出的選擇、優化和補償策略則成功地彌補了這一缺陷。基于此，作者整合自我決定理論(SDT)和意向性自我調節（SOC理論）的相關概念，從自主性和能動性兩個層面對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的價值脈絡作了清晰的界定，歸納得出了一個可操作化的概念。這就從理論上厘清了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的本質和內涵，使人們對于自主健身行為有了一個整體印象和全面的理解。

2全新的解讀方式：注重行為主體對行為的經驗解釋

運用符號互動論和解釋現象學分析的研究方法解讀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是該書的一大亮點。從研究內容上看，已有關于健身行為的研究內容多為現象或經驗性描述統計，主要體現在健身行為特征、影響因素、現狀及對策等方面，至于附著在行為上的意義和解釋則被忽略了。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們的研究路徑和理論薄弱現狀不無關系。國外體育鍛煉行為、體育健身行為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對我國健身行為領域的研究很有借鑒意義，但由于社會制度、文化背景、人種等方面的差異，這些理論及理論模型很難直接用來預測、解釋我國青少年健身行為的發生和發展。該書作者在這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力圖從行為主體的角度解釋青少年健身行為的發生和發展，注重行為主體對行為的經驗解釋，頗有新意。

研究伊始，該書就從探索青少年關于健身行為的經驗世界出發，自下而上地為現象尋找理論，并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與整合中，建構了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概念模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借鑒了符號互動論中的方法論思想和解釋現象學分析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行為分析模式，刺激一反應( S-R)公式在解釋行為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它僅僅把人的行為看成特定環境刺激下做出的反應，至于人為什么如此行為則不曾涉及。在社會心理學中，符號互動論對人類行為的研究則走出了簡單的刺激一反應分析模式，它關注人類行為的主觀領域，主張對附著在行為上的解釋和意義進行分析。因此，作者認為，對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的研究，既不能重復地沿襲行為主義的刺激一反應(S-R)分析模式，也不能自上而下地直接運用某一現有理論來解釋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的發生和發展，必須從行為主體的角度理解行為意義本身。從這條獨特的思維軌跡出發，該書采用自下而上的解釋現象學分析的研究方法，從研究參與者自身對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的經驗感知中，獲得了一個敏感化概念。雖然從某種程度而言，“敏感化概念”缺乏對屬性和事件的詳細說明，但它卻提供了從何處去發現經驗現象的線索和啟示。根據敏感化概念提供的線索和啟示，作者對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具體表象的現象信息與自我決定理論及意向性自我調節理論進行互動解讀，最終歸納出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的操作化概念。這種從行為主體的角度解釋行為發生和發展的研究路徑，對我國體育行為研究來說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嘗試，整體上頗具啟發性和可操作性。

3高度的方法論自覺：提供了分析問題的思維程序

毫無疑問，方法論不等同于具體方法。在對體育科學研究方法的追問與反思中，張力為教授深有體會地說：“體育科學研究者亟需解決的不僅僅是研究的技術手段和具體方法問題，而更應關注的是對世界的理解、科學與哲學的關系，科學與宗教的關系等更深層次的問題?！边@些更深層次的問題實質上就是研究者所秉持的方法論理念，它決定了我們采用哪種具體研究方法和工具，指引著整個研究的取向。盡管學界已認識到方法論在整個研究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但在實際研究中，卻沒有給予方法論應有的重視，甚至沒有形成方法論的自覺，導致研究程序出現邏輯錯誤而損害研究的科學性與合法性。有學者曾對我國體育學300篇博士學位論文進行研究發現，我國部分體育學博士學位論文研究存在明顯的方法論缺失問題，科學方法論與方法的自覺意識在體育科學研究中還沒有形成制度性的氛圍。難能可貴的是，該書作者則表現出了高度的方法論自覺，在明確而突出的方法論意識指導下，科學規范地選擇與運用研究方法，既合乎邏輯又合乎經驗地完成了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概念模型建構與量表研制工作。

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該書之所以能夠實現理論與測量工具的創新，首先在于并沒有將研究視野局限在刺激一反應( S-R)的行為主義模式下，而是站在社會學、哲學的高度，運用整體、辯證、可持續發展的系統觀來看待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這一體育人文社會現象，并將“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滲透在整個研究設計和過程之中，使得青少年健身行為的研究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其次，作者力圖實踐上下求索方法論，通過對“什么是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如何評價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兩大基礎問題的探討，實現了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的完美融合，提供給我們體育行為研究縱深拓展的范例。在理論建構方面，作者本著向上求索的“論道”精神，采用質化研究，綜合運用社會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理論知識，解讀、探討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具體表現，并且建構了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的概念模型。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在于如何精確地解讀附著在青少年健身行為上的“自主性”，它關系到后續現象信息與相關理論的整合，直接決定著繼之而來的建模工作和論證過程，關系到整個研究工作的成敗。為此，作者借鑒了符號互動論的方法論思想和解釋現象學分析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具體表現的現象信息，從而保證了研究結果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也成為該書的一大亮點。為了不流于單一論證，作者繼續實踐向下求索的“道論”理性，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與驗證性因子分析等量化研究手段進一步探索、論證概念模型，進而研制出具有較高信、效度的青少年自主健身行為評價量表，為后續相關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篇(7)

[關鍵詞]：江村經濟 反思

自我國思想家嚴復對《天演論》算起，他第一次將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帶入了中國的浪潮，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影響著中國早年的學人，以此開始了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歷程。在學科傳入的近百年間，中國培養了眾多的人類學家與學者，而則是國內與國外培養的學者中最有成就的人類學家之一，其著作《江村經濟》是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開啟了人類學本土化的歷程，同時也是西方由此開始了對中國農村進行了最為細致的描述。本文從先生的寫作過程、《江村經濟》的貢獻以及最后討論當今中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的使命與責任，緬懷大師、追隨步伐，人類學、民族學探索在路上。

一、先生與《江村經濟》

先生的《江村經濟》寫于1938年，是先生在英國倫敦政治學院求學于馬林諾夫斯基時的畢業論文，因此其還有一個英文名稱 “Peasant Life in China”，直譯為“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中文版《江村經濟》的副標題;就像先生在題目一樣，書中對位于江蘇吳江的開弦弓村進行了細致的描述，系統對該村落的現狀進行了記錄。

當我們翻開江村經濟的扉頁時，我們會看到一段話“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由此展開了一段先生的奮斗史與不愿被輕易提起的往事。先生早年讀書于東吳大學學習醫學科，后由于各種原因求學于北京大學學習社會學，深受美國社區研究的歸國社會學家吳文藻從此開始了先生的社會科學研究，由于其良好的悟性以及發奮的努力后考入清華大學跟隨史祿國教授學習人類學，在學習期間其對體質人類學進行了細致的學習，為其大瑤山的花籃瑤的研究奠定了體質人類學基礎。

研究生畢業后，在恩師吳文藻的主持下，先生與自己比翼雙飛的才女王同惠喜結連理，開赴大瑤山進行調查;在調查期間，他們定期向吳文藻老師匯報調查狀況。但事情有時充滿了遺憾，在調查過程中前往下一個村落時先生與王同惠在向導的帶領下掉隊，因此迷失方面誤入抓捕獵物的陷阱使先生受傷嚴重，為了救助先生王同惠獨自原路返回，卻在焦急中迷失方向、溺水身亡，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這或許是先生最難忘的時刻，新婚燕爾的夫妻就這樣各自天涯。先生受傷后返回吳江養病，期間在開弦弓村邊養病邊挨家挨戶的進行調查，這為《江村經濟》的寫成收集了資料。同時利用先生姐姐的費達生有力資源，并對該村新興的近代工業進行了細致的調查。先生由于養傷的機遇，為其博士論文的寫成創造了有力的條件。先生也曾有過表達，是王同惠成就了《江村經濟》的書寫，或許是命運的巧合與安排，讓先生在悲痛交加的情況下，完成兩人曾經的愿望支撐先生完成了調查，同時先生也完成了對花籃瑤數據的整理工作，最后使《花籃瑤社會組織》得以問世成為了王同惠的遺著。

二、《江村經濟》及其貢獻

在《江村經濟》的序言中，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功能主義代表人物布?馬林諾夫斯基寫到：

我敢于預言博士的《中國農民的生活》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的某些段落確實可以看作是應用人類學和人類學的。①

因此該著作對于人類學的發展具有歷史的意義。由此我們可以梳理一下人類學的發展史。人類學、民族學的發展伴隨著工業革命與殖民擴張，人類學、民族學研究中也主要集中對異民族、異文化的研究，以及對異社會結構的分析，西方國家認為異文化是落后和野蠻的，希望由原來的文化與社會發展來反觀當重構今天西方的發展歷程。而先生的《江村經濟》便有所不同，是本土中國對自己所生活的本土社會的研究，在這一研究領域研究者不僅僅要掌握人類學、民族學的調查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對主客觀的轉換中尋找制衡點，使民族志的寫作更加具有科學性與客觀性。在先生撰寫并完成《江村經濟》的同時，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也掀起了，各國反對殖民統治，驅趕殖民者，而人類學、民族學主要是以研究異文化以及殖民文化為基礎的，此時的學科研究基點被打破，因此學科處于一種迷茫的狀態中，而先生的著作正在此刻提醒并昭示了學科發展的一個新的方向即本土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