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12 05: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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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葉圣陶 中小學課程教學改革 教育研究
如果要在葉圣陶對現代中國的眾多貢獻中,找出一個最突出的貢獻,人們恐怕會在文學和教育兩個領域舉棋不定。是的,在文學上,作為五四新文學的開創者之一,葉圣陶以文學為武器,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專制和壓迫,提倡自由和平等,雖然這些觀念和態度是五四時期“流行的”,但落實于葉圣陶的文學創作“卻能不落俗套,不帶陳腔”,因而有學者認為:“在所有的《小說月報》早期的短篇作家中,葉圣陶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一位”[1]。在教育領域,葉圣陶一生從事小學、中學、大學各層次的教學工作,編輯中學生喜愛的雜志,選編語文教材,撰寫教育論文,成為“語文教育界的一代宗師”[2]。也許,我們無須生硬地將葉圣陶的貢獻分割為一個個孤立的領域,因為葉圣陶的文學和教育活動,甚至包括他的編輯和出版事業,都是融為一體的,即躬身實踐后人有些漠然的“五四”理念。
葉圣陶最初的職業是教師,他絕大部分的文學創作都與學校、教師、學生有關,至1928年長篇小說《倪煥之》問世,葉圣陶已成為現代中國成就最大的教育小說作家。文學是葉圣陶傳播教育思想的載體,教育又為葉圣陶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葉圣陶的教育探索主要集中于中小學,固然與他從事中小學教育的經歷有關,但更根本的原因則是五四時代的感召。當時的文化先驅都在為建設全新的現代中國而搖旗吶喊,葉圣陶以樸實、堅韌的精神,加入到這支隊伍中,他深知,未來的中國是由未來的主人――今天的孩子所決定的,所以,“教育越進步,便養成更鍵全的個人……全數的社會,都包含著這樣的個人,社會便永永改進”[3]。對于葉圣陶而言,教育的目的是通過完善個人而改進社會,而什么樣的個人是健全的?什么樣的社會是理想的?葉圣陶的回答是:從封建專制和舊的倫理道德中解放出來的人是健全的;擺脫貧窮、落后、外辱,實現自由、平等的社會是理想的。這不僅僅是葉圣陶一個人的理想,也是那個時代共同的心聲,即通常所說的“五四”理念,正如朱曉進先生所說:“葉圣陶教育思想的內核及其形成,其實正是與五四時期文化革新的核心價值諸如‘人的覺醒’、‘思想啟蒙’‘人的現代化’等是相一致的”[4]。其哲學基礎是人道主義、個性主義和科學思想。與其說葉圣陶以終生的教育探索來回答這個問題,毋寧說,他以堅韌頑強的精神固守這個答案。
人道主義、個性主義和科學思想貫穿于葉圣陶的全部教育探索之中,形成了他對中小學教學目的、教學方法、考試制度及成績評定的獨特認識,這些具有前瞻性的教育思想,對當前中小學教學改革頗有啟發意義。
一、教學目的:培養健全的人
時至今日,依然存在兒童為什么要上學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于農村和小城鎮尤其具有現實性和針對性,因為當前的中小學教育并不著意培養學生的謀生技能。宏觀考察從民國至今的中小學教育,謀生技能始終不是中小學教育的強項和目標,雖然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一些中小學畢業生也曾被作為人才加以任用,其中部分人士作出了杰出的成就。既然中小學不培養特定的謀生技能,那么,兒童為什么要接受中小學教育?中小學教育與謀生技能有何關系?
葉圣陶從教之初,正值民國前后,當時的社會環境可謂是真正的“鄉土中國”,除了少數高門巨族之外,大多數鄉土社會的民眾――小市民、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都面臨如何規劃子女的未來及謀生問題。事實上,鄉土民眾中只有極少數人選擇讓自己的子女上學,更多的則是讓子女從小跟隨師傅學習一門謀生手藝,這就必然產生了對比,如果在謀生技能上,中小學生不能勝出一籌,那么,中小學教學的優越性在哪里?
學習具體的技藝,確實有利于日后謀生,這一點葉圣陶是認可的,“學得一技一藝,得以養家活口”[3],但葉圣陶顯然不滿足于把“養家活口”作為人生的目標和最終的追求。中小學教育超越于習藝謀生之處在于:“要什么小學教育?原來人之所以可貴,并不在他既已為人,乃在他將進而為更高尚的人”[3]。“各種功課有個總目標,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3]。葉圣陶把中小學教育的目的歸結為培養“更高尚的人”“健全的公民”“更鍵全的個人”或“獨立不倚的人”[3]。總之,在葉圣陶看來,中小學教育的目的是對“人”的培養,而不是單純地傳授謀生技能。這既是對教育本質的思考,又回蕩著五四時代特有的人文之聲。教育的本質和目的是什么?歷代教育家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各自作出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回答,但都緊緊圍繞對“人”的培養。蘇格拉底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具有完美道德的人,柏拉圖把學習的目的理解為“使靈魂的視力向上”[5],亞里士多德重視教學的階段性和針對性,但目的依然是對“人”的全面培養――體育、德育和智育的和諧發展。20世紀最負盛名的哲學家、教育家杜威則把教育對人的培養深化、細化到能力、習慣,甚至情感:“(教育)不斷地在創造個體的能力,填充他的意識,形成他的習慣,訓練他的思想,并發展他的感情和情緒”[6]。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彼^“終乎為圣人”,就是把人的道德與能力培養到最高境界。把培養“健全的人”作為教育的目的還與五四時代的主旋律分不開,“五四”是一個充滿人文理想的時代,它的最強音就是“人”的解放,即從舊的制度與倫理中掙脫出來,呼喚人的自由、平等,正視人性,追求人的現代性。魯迅的《狂人日記》就發出了這種聲音,讓狂人自慚形穢的“真的人”,就是“五四”所理想的人,郁達夫表達得更直接:“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7]。
葉圣陶所說的培養“健全的人”與當下中小學生的“綜合素質”教育頗有不同?!熬C合素質”教育重視對學生各項能力的培養,但各項能力的總和并不等同于“健全的人”。葉圣陶所理解的“健全的人”是把“人”放在核心位置,這樣的人應該具有“獨立不倚”的現代品格,具有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能力,并且要能服務于社會,“教育要為全社會而設計,要為訓練成對社會做點事的人而設計”[3]。如果能夠培養出“健全的人”,雖然未有一技一藝,但他們的素質和能力能夠使之有益于社會,遠甚于一技一藝,謀生自然不成問題。這樣的中小學教育無論是對學生,還是對社會,都比師徒式習藝更為有益,因而更具優越性。
二、教學方法:激發、啟發與分組教學制
如何進行中小學課堂教學,是能否真正實現教學目的之關鍵所在。作為具有實際教學經驗的教師,葉圣陶對這一問題思考得特別深入,并反復撰文,從不同角度予以闡發。中小學課堂最常用的教學方法是講授法,這種教師在上面講解,學生在下面記錄的方法,葉圣陶稱之為“演講”法,認為這種“注入式”教學法是“最不妥善的教育方法”[3]。對于教師而言,注入式教學無需深度介入的熱情,要么照本宣科,至多無非是擴大知識范圍,把自己所懂的一一教給學生,葉圣陶認為這種教學“算不得學校教育”,將其稱為“學科雜貨店”[3]――出售學科的知識,學生可以去買,教學變成了一種“買賣”,缺乏對學生心智的啟迪。對學生而言,這種當代教育界稱為“一言堂”或“填鴨式”的教學,確實使人易于陷入疲倦,葉圣陶聯系自己聽講的實際,認為這樣的教學對于學生是“一種難受的刑罰”[3]。
既然“注入式”教學不足取,那么,中小學應該如何進行有效的課堂教學呢?葉圣陶認為“知識只有自己去求”[3],因此教師的作用不是開“學科雜貨店”,販賣知識,而是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啟發學生思考。在葉圣陶看來,死記硬背的知識,除了應付考試,對學生并無實際的益處,是把“‘學習’認作‘記誦’”[3],記誦只是對知識的記憶,考完之后,往往很快就忘記了,不會對學生的心智產生實際的益處。真正的“學習”是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發展自己的心智,因此啟發學生思考,讓學生在課堂上練習、嘗試、討論尤為重要,而更重要的則是激發學生的求知欲,一旦學生內在的求知欲被激發出來,學習就真正變成了一個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的過程。
葉圣陶倡導的教學方法重在對“人”的培養和鍛煉,注重熏陶學生的道德、情操、志趣,使之成為“健全的人”,從而既有益于自己的人生,又有益于社會。這也是五四時代“人”的覺醒在教育界的回響,較之于單一學習某一技藝的師徒式習藝,其高下簡直判若云泥。
葉圣陶倡導的激發學生創造欲望與潛能、啟發學生思維與感悟的教學方法,對當前中小學教學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及實踐價值。在理論上,中小學教學只有真正回到對“人”的教育上,才能從根本上體現學校教育的優越性,使“人”的主體性、責任感、能力得到培養或鍛煉,從而奠定學生作為現代人、文明人應有的品格。當前的中小學教育,特別是小學教育,在音樂、美術、手工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相當一部分家庭為之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學生也忙于、苦于、疲于學校與課外培訓之間。6年小學教育,再加3年學前教育,猶如一場全家人參與的漫長的馬拉松長跑,耗去了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可最終并無有力的證據表明這部分孩子在個人生活及社會貢獻方面優于其他人。家長和學校的誤區在于,對“技藝”的崇尚掩蓋了對“人”的培養,而沒有健全的人格,縱使有一技之長,也無法擁有完美的人生,更無從作出更大的社會貢獻。在實踐中,要真正發揮“激發”和“啟發”的作用,最迫切的就是要推行分組教學法,讓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人,教師則要甘當“催化劑”[8],在提問、答疑、論辯中,教育、引導、塑造學生,一旦學生的主體意識被喚醒,潛能亦將隨之釋放,既能把握自我,直面人生,也能服務社會。目前,分組教學制在世界范圍內普遍被采用,國內各級學校亦應與時俱進,中小學亟需率先行動起來,因為現代心理學和教育學都認為,人的個性、心理形成期大約在童年或少年時期,也就是其接受中小學教育時期,他們一生的幸福、成敗都與此有關,正如意大利教育家瑪利婭?蒙臺梭利所說:“成人的幸福其實是與他童年時期的生活緊密聯系的……一個人的個性特征就是在他童年心靈的敏感和秘密時期形成的”[9]。當然,分組教學制不能流于形式,只有當教師真正潛心于激發、啟迪學生,使之形成健全的個性、心理,才能發揮它真正的作用,因之為他們日后獲得“成人的幸?!贝蛳聢詫嵉幕A。
三、考試制度與成績評定:靈活、多樣、據實
教學目的決定教學方法,而教學方法決定考試制度和成績評定的方法。自設立學校以來,就有學校的考試制度。古典文獻中,記載西周時期即有完備的學校教育及考試制度的構想,設想隔年考查制,所謂“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10],這種二年一次的考試制度注重了學習的規律,考查的是學習的實效,考試方式也相當靈活。從秦漢時期以來,大型考試逐漸固定在筆試和口試,小型考試則以筆試為主。葉圣陶面對的現實就是筆試成為評定學生成績的唯一方式(體育、音樂除外)。學生為了通過考試,抓住“會考試題匯編”之類的書死記硬背,“現在有人要用考試作為一個個的圈兒,把讀書人的心拴住,被考者則把它看作一道道的關口,希望能僥幸通行過去:這樣還有什么教育的意義留存下來呢”[3]?葉圣陶稱這樣的考試制度為“考試本位”[3]。關于考試的形式和內容及成績的評定,葉圣陶有過精當的分析。當時各類學校的考試中,常常出現“夾帶”現象――偷帶教科書、小紙片進入考場或考前將相關內容寫在書桌、門窗上――這些作弊方法流傳至今。葉圣陶認為,作弊固然不對,但問題出在考試內容、目的和成績評定方法上。“夾帶”表明考試內容是死知識,考試目的是檢查學生是否記住了,成績評定方法是只看卷面,由此把“學習”變成了簡單的“記誦”。葉圣陶指出,那些沒有“夾帶”的學生,“不過把教科書之類帶在心里頭去應試而已,如果考過之后不久就忘掉那些記誦了的,實際還不是跟靠著夾帶應試的一樣落空”[3]?葉圣陶把考試方法與教育目的結合在一起思考,他認為,評定學生的成績,要考察學生的“知能”發展狀況?!八^知能,包括思想和行動,也就是整個的生活。一個學生在學校里受教育,他的成績好或者不好,要看他的知能發展到什么程度,要看他是否隨時利用了所學得的東西去應付實際生活,方可斷言”[3]。因此,學習成績的評定要全權交給授課教師,讓教師根據學生的言行作出判斷:“賢明的教育家不看重什么考試,他與學生日常接觸,學生的一舉一動都是他據以下評判的資料啊。惟有不甚明白這個道理的人才特別看重考試”[3]。簡而言之,葉圣陶倡導的成績評定方式是考察學習的實效,考試方法則是靈活、多樣、綜合的,與上文提及的西周文獻中的相關構想頗有相通之處。
遺憾的是,葉圣陶八十年前批評的成績評定方式及考試方法至今未有改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筆試和卷面幾乎是評價學生成績的唯一尺度,“考點”“知識點”“考試指南”之類的書籍幾乎填補了中小學生,特別是中學生所有可資利用的課余時間,催生的不僅是葉圣陶詬病的“記誦”式應考的形式主義,而且也助長了言行不一之風,因為成績的等次只看卷面怎么答,而不看實際怎么做,怎么想。這樣的考試指向了對知識的記誦或掌握,而忽視了對“人”的培養,而中小學教育最迫切的任務是培養“健全的人”,提升國民素質,不必也無須成為考試培訓基地。
如果要真正通過中小學教育培養出“健全的人”,從而提高民族的總體素質,就有必要正視葉圣陶對中小學成績評定及考試方式的批評,改革現有的考試及成績評定制度,從重知識轉向重行為,從重形式轉向重實效,從單一轉向多樣。當然,考試制度與成績評定方法的改革離不開教學方法的轉變,更離不開教師素質的提升以及教學條件的改善??傊?,只有中小學教育回到對“人”的教育上,并具有配套的設施和觀念,考試制度與成績評定方法的改革才是切實可行的。
葉圣陶關于教學目的、教學方法、考試制度及成績評定的思考和設想,是一個“系統工程”,是20世紀前期在中西社會文化思想對比、交流、碰撞環境中,中國教育家作出的獨特思考,這種思考既繼承了中國古代教育的智慧(如重啟發),又吸納了西方現代教育的精華(如重實踐),它的靈魂是如何使中小學教育在培養出“健全的人”的過程中發揮積極的、實際的影響。這個“系統工程”體現了葉圣陶的人道主義情懷,它志在改進所有受教育者的精神,使之利己利人。同時,這個“系統工程”也注重學生的不同個性,反對任何權威和高高在上的教學,主張實現學生的自我價值,體現了個性主義的教育觀。再者,在教學方法及成績評定等方面,又融入了科學的精神及務實的態度。一言以蔽之,葉圣陶中小學教育思想乃是人道的、個性的、科學的教育。它對于當前中小學課程教學改革中的幾個關鍵問題,具有啟發、借鑒和參考價值。例如,教學目的要真正對準培養“健全的人”。只有當全社會對這一目的達成共識,才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教學方法,“激發”“啟發”“分組教學”才能產生實效。而真正致力于培養“健全的人”的教學,決不會采用簡單、機械的形式主義的考試制度及成績評定方法。當然,這個“系統工程”的實施需要加大教育投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但唯有如此,中小學教育才會有真正的突破,個人的幸福和國民素質的提升才會有保障,才會為實現中國夢打下最堅實、最可靠的基礎。
葉圣陶對教育探索的獨特之處,不僅在于他的教育思想是“五四”理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精辟、獨到地揭示了中國現代教育的文化精神和基本原理”[11],而且還體現在他以滿腔熱忱創作了《倪煥之》等教育小說,以當時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文學藝術形式描繪、思考、探索中小學教育,此中足見他對教育興趣之濃,思索之深。當前中小學課程教學改革不應忽視這筆寶貴的思想資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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