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扶貧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大學扶貧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摘要：社會力量扶貧是精準扶貧資源配置的一種補充性吸納機制。然而，“碎片化”已成為社會力量參與精準扶貧的實踐困境。這種“

>> 碎片化社會與碎片化傳播斷想 碎片化與淺學習 碎片化的省域 茶葉的“碎片化”問題 碎片化傳播的時代 碎片化的影視表達 破解社會扶貧碎片化的威海探索 應對“碎片化”與“數字化” 碎片化的信息與顯示 改變碎片化創新格局 整合建構與碎片化輸出 淺談微博的碎片化寫作 碎片化:數字出版的方向 社保制度“碎片化”的隱憂 整合“碎片化”的網絡行為 拯救碎片化的Android系統 論網絡的碎片化特征 流域碎片化治理的整合 《幕間》：現代意識的碎片化 媒體碎片化的時代已經到來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15年12月8日。③顧磊等：《“社會組織是扶貧開發中不可忽視的力量”――訪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長王名》，《人民政協報》2015年12月8日。④李周：《社會扶貧的經驗、問題與進路》，《求索》2016年第11期。⑤趙佳佳、韓廣富：《香港社會組織扶貧及其啟示》，《理論與改革》2016年第2期。⑥王春光、孫兆霞：《扶貧開發：懲防腐敗應重點關注的新領域》，《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3年第9期。⑦李浩杰：《引導社會資金參與扶貧的財稅政策研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第67頁。⑧梁土坤：《新常態下的精準扶貧：內涵闡釋、現實困境及實現路徑》，《長白學刊》2016年第5期。⑨李曉輝等：《應對經濟新常態與發展型社會政策2.0版――以社會扶貧機制創新為例》，《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⑩陳成文、黃誠：《論優化制度環境與激發社會組織活力》，《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李穎：《社會扶貧資源整合的類型及其適應性》，《探索》2015年第5期。

Abstract：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reduction is a compensatory absorbed mechanism of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owever， the fragmentation has become a practice dilemma for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fragmentation dilemma is the interacted product of formal institution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 From the point of formal institution， mainly including social mobilization， policy incentive and management service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from the poin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 mainly including values bottleneck.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practice fragmentation dilemma，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to break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scientifically arrange the institution and realize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 This requires as soon as possible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value guidance， soci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 policy incentives mechanism， information display mechanism and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Key words：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dilemma of the fragment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篇(2)

Abstract： The Special Fiscal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is a crucial supporter to aid the po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rouses new requirements and more improvements for the alloc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fund. The paper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to manage the Special Fiscal Poverty Allevation Fund， based on fund management experiences in the 12th Five-Year Plan of China and advanced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關鍵詞： 扶貧資金;指標體系;資金管理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target system;fund mangement

中圖分類號：F81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04-0159-02

1 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分配使用及運行管理體系

我國1980年開始設立財政扶貧專項資金，經過多年的運行，一個涵蓋財政扶貧資金來源、分配、使用、撥付和財務管理、監督檢查、信息監測、績效考評等全過程管理的制度體系框架基本形成。在財政扶貧資金的來源方面，為了保證籌措到足額的財政扶貧資金，對專項財政扶貧資金的來源有明確的規定。

例如，2000年頒發的《財政扶貧資金管理辦法》規定，財政扶貧資金來源包括中央財政安排的資金和地方方配套資金。配套資金不能虛列預算，不能多頭配套。在財政扶貧資金的分配方面，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財政扶貧資金分配主要采取按項目分配和按“基數+增量”分配兩種方式。

1997年出臺的《國家扶貧資金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綜合考慮某一地區貧困人口數量和貧困程度、扶貧資金使用效益、地方配套資金落實比例等影響因素。

2008年5月修訂后的《財政扶貧資金績效考評試行辦法》規定，財政扶貧資金績效考評包括：扶貧成效、管理使用和工作評價三大類。

2 財政扶貧資金管理存在問題及面臨挑戰

2.1 扶貧資金績效管理理論與方法需進一步發展與完善

2007年，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上任后不久，特別強調在提供資金、技術和其他形式的援助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關注結果并評估援助有效性，提出了對華援助的五大支柱。世行在與中國的扶貧貸款項目合作中，十分注重扶貧理念、扶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創新。

具體做法可以歸納為：

①一次規劃、分年實施;

②以社區為單位的多部門綜合性扶貧開發;

③特別關注性別和弱勢群體的需求;

④以村級規劃為平臺建立農戶廣泛參與的機制;

⑤完善貧困監測系統建設，客觀全面評價扶貧項目;

⑥將能力建設貫穿于項目的全過程。發達國家以結果為導向的績效管理理念對我國提高財政扶貧資金管理績效有很多有益啟示。

2.2 扶貧主體責權劃分不清，權責設計不對等

政府主導是我國扶貧開發事業的一大特色，其優勢可以制定直接針對貧困人口的扶貧政策，創造良好環境，動員社會資源，引導全社會廣泛參與。

《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明確提出扶貧開發實施分級負責、以省為主的扶貧工作責任制，并逐步過渡到 “四到省”原則。盡管扶貧資金管理體制經過多次調整與完善，但從運行結果來看，責任劃分仍不清晰，權責設計還不對等。

中央強調責任，地方強調權力;扶貧工作仍具有委托性質，“四到省”的責任缺乏有效機制來落實，其結果是：中央與地方的扶貧目標有時候會產生偏離;地方政府扶貧開發投入明顯不足;扶貧開發工作的效率與效果受到較大影響;出現了責任、任務到縣，而權力和資金卻停留在省一級的不對稱局面。

2.3 資金分配與使用，難于做到科學、公正，缺乏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

主要表現在：

①目前，財政資金分配有三種方式，即按項目分配資金、按基數分配資金和按影響因素分配資金。按項目分配資金容易出現尋租行為，造成地區之間較大差異。按基數法分配資金不能充分體現資金分配與貧困程度的對應關系，容易導致平均主義傾向。按照因素法，九大因素中的有些因素如“國家扶貧方針政策”和“其他”因素難以準確界定等。

②立項、評估統計數據不客觀、準確，影響立項資金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2.4 多渠道的資金分配缺乏有效整合，協同效應不明顯

目前，我國有多個部門共同參與財政扶貧資金分配和項目管理，例如，2010年，我國各類扶貧資金515.1億元，但財政扶貧資金僅為185.7億元，包括中央扶貧貼息貸款、中央專項退耕還林還草工程補助、利用外資和其他等各類資金329.4億元，財政扶貧資金占各類扶貧資金總和的36.05%。

此外，對于龍頭企業、民間組織、國際機構、新聞媒體和研究機構等通過間接方式對扶貧資金績效產生重要影響的利益方重視不夠。

2.5 扶貧資金投入的目標瞄準存在偏離

貧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分散，呈現點狀分布特點，以重點縣為基本單元的扶貧資金瞄準機制在覆蓋貧困人口方面可能存在偏離。

2.6 政府主導模式未能激發使用主體積極性，造成資金使用的低效率

貧困群體是扶貧工作的主體和主要利益相關者。但在我國，扶貧干預活動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貧困人口的參與只是被動的投工投勞和自籌資金。上不上項目，上什么樣的項目，貧困人口基本沒有發言權。最終項目能否完成和是否有效，政府部門從不承擔責任。

2.7 監測評價體系和問責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2008年根據績效考評增加了“重點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貧困人口收入增長幅度”兩大指標，體現了更加注重扶貧成效的理念。同時，為了加強過程管理，財政部會同國務院扶貧辦等部門開發建設了“財政扶貧資金管理監測信息系統”。但從前瞻性的角度看，距離構建科學、合理的績效考評體系還有一定差距。

主要表現在：

①缺乏對項目相關性、可持續性以及貧困人口滿意度的考評指標。

②缺乏項目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及將資金使用效果指標與資金投入有機聯系起來的投入、產出類指標。

3 財政扶貧資金分配使用管理體制、機制創新

3.1 完善扶貧責任制，提高資金瞄準度

準確識別和瞄準貧困人口是提高財政扶貧資金績效、將扶貧戰略規劃落到實處的重要前提。

考慮到我國貧困人口分布更加分散，而低層級政府具有了解、熟悉實際情況的優勢，應在理順各級政府職責的前提下，進一步強化縣級政府的責任，并根據績效管理理念的要求，相應賦予其更大的管理權限。

3.2 建立以績效為基礎的資金分配使用管理機制

改變單一依據貧困人口等基礎數據分配資金的方法，將財政扶貧資金管理使用的結果作為重要的參考依據。

建立以績效為基礎的財政扶貧資金分配機制，應遵循的原則是：

①公開、公平、公正原則。

②客觀、科學、規范原則。通過制度手段，最大程度地避免人為的、主觀的因素。

③權責統一的原則。

3.3 進行體制創新，整合財政扶貧資源

要以“四到縣”機制改革為契機，充分發揮縣一級在扶貧資源整合中統籌全局、協調運作的優勢和能力。提高財政扶貧資源的整合，發揮協同效力。

3.4 完善扶貧項目庫建設，逐步推行扶貧資金多年度滾動預算

目前，由于我國受預算制度、行政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局限，尚不具備全面推行多年度滾動預算的條件。但可以在各級政府扶貧規劃、重點村扶貧規劃、扶貧資金項目庫的基礎上，開展扶貧資金多年度滾動預算試點，在部分省份試點的基礎上，適時在全國范圍內推開。

3.5 完善扶貧財政資金績效評價體系

在項目績效評價指標體系中，加大反映結果和影響的指標的權重，逐漸減少主觀評價指標的數量和權重，具體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完善：

①應結合各地實際情況，分析評價不同項目對不同地區發展的相關性，增加對扶貧項目的相關性考評指標。

②在重視扶貧項目經濟效益指標的同時，還要關注其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及增加對扶貧項目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考評指標。

③根據不同類型資金的投向和用途，從項目產出的數量、類型、質量、時效、成本等方面進行綜合評價，增加對扶貧項目投入與產出類指標。

④增加貧困人口滿意度評價。

⑤增加對項目可持續性評價。

3.6 建立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監督機制

全面推行扶貧項目資金鄉村公示公告及監察機關“民生特派組”制度，各級財政、審計、監察等部門要發揮職能作用，人大、政協發揮監督作用，共同加大對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的監督管理。逐步引入社會力量，充分發揮中介機構、新聞媒體和群眾的監督作用。對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使用管理中出現的各類違法違規行為，嚴格按照國家法律和相關規定進行問責和懲處。

參考文獻：

[1]吳國起.財政扶貧資金績效管理改革研究[D].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11.

[2]鄧毅.財政支出績效考評與預算管理相結合的制度研究[J].財政研究，2008（4）.財政部預算司.加強財政支出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J].中國財政，2009（21）.

[3]廣東省財政廳.以績效為核心，建立競爭擇優的財政專項資金分配機制[J].中國財政，2009（21）.

[4]付英.蘭州市扶貧開發績效評價及實證分析[D].甘肅農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5]孫前路，等.扶貧資金管理與挪用傾向的內因分析：解釋框架與穩定[J].江蘇農業科學，2014（1）.

[6]陳衛宏，謝曉英.扶貧資金投入對農戶家庭收入的影響分析――基于貴州省RSST#UTRT年扶貧數據的實證檢驗[J].農業技術經濟，2013（4）.

[7]張偉賓，汪三貴.扶貧政策收入分配與中國農村減貧[J].農業經濟問題，2013（2）.

[8]翟彬，楊向飛.基于灰色關聯的我國農村扶貧資金投向分析――以2002―2006年農村扶貧資金為例[J].貴州社會科學，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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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本文受北京市學科建設項目（PXM2014014224000045）;

篇(3)

學院對云南省食品加工行業進行了深入調研，選擇具有一定規模和發展潛力，有一定代表性的食品企業進行結對幫扶，共建教學科研實踐基地。學院與企業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制定院企結合實踐教學方案，簽訂符合法律要求的合約，明確院企雙方的責和利，最大限度地利用雙方優勢，通過基礎能力、綜合能力、科技創新能力和生產實踐能力四個模塊實踐教學環節，加強院企結合實踐教學平臺建設，為培養學生實際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打下良好基礎，為地方農業院校在人才培養、科技扶貧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2院企合作雙方各自優勢

學院的優勢在于：有龐大的知識豐富的人才隊伍，完整、系統的理論基礎，能準確把握行業動態，有先進的技術和成果。企業的優勢在于：有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和雄厚的資金，有經驗豐富、技術扎實的技術人員，有完善的管理體制和完整的生產運行機制，能提供完備的生產實踐條件。

3院企結合實踐教學中的四個模塊

3.1基礎能力模塊采取課堂教學與實際操作相結合的形式，在課堂講授后，結合實驗操作進行專門練習，在實際操作中，加深對食品專業的了解，逐步提高學生自愿進行專業課題研究的興趣。在大學一、二年級時，讓學生逐步了解與專業相關的常規試驗室儀器設備，結合專業特點，加強專業實踐操作，增加感性認識，為今后到企業生產實習打下良好基礎。

3.2綜合能力模塊為改善校內實踐條件不足的實際情況，結合專業課程教學和實踐教學課，讓學生到實踐教學食品生產企業參觀學習，使學生了解企業生產實際狀況，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

3.3科技創新能力模塊在專業實踐基礎上，大學三年級學生可從課程實踐、專業調查、教師的科研和自身的愛好興趣等方面積極申報課外科技作品等，參加學生第二課堂，開展專業科研訓練，提高學生科技創新能力。

3.4生產實踐能力模塊在第一、二、三學年的暑假期間，各安排社會實踐1周，結合與專業有關的生產、市場、流通和人才需求等進行調查，撰寫相關調查報告，通過調查以確定學生進入生產實習的具體模塊，整個過程實行導師負責制；生產（畢業）實習安排在第四學年，學生須完成一個完整的生產周期，并完成以某一課題為研究內容的畢業論文。在生產實習中，除實驗室實驗操作外，鼓勵學生到院企聯合實踐教學基地實習，采取與畢業論文或某一具體內容相結合的形式，由指導教師提出方案，學生獨立完成。

4取得的成效

多年來，學院堅持院企結合實踐教學，在人才培養、科技扶貧和社會服務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逐步形成了院企結合實踐教學的辦學特色，主要表現在：一是構建了相應的實踐教學體系，在校內外建立了7個教學科研實踐基地；二是完善了各門課程實踐教學計劃和大綱的修訂，每門主干課程新增1～2個綜合型或設計型實驗；三是創建了食品科學與工程教學科研團隊，取得了院企結合實踐教學人才培養的初步成效。具體體現在學生受益、教師受益、企業受益和學院受益四個方面。

4.1學生受益通過參與生產實踐，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明顯提高，尤其在拓寬知識面，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就業率、升學率等方面都得到提高。例如，碩士研究生在3年的學習過程中，均參加到指導教師的科研項目中，承擔了一部分科研開發任務，這一過程既培養了學生實事求是的科研精神，又完成了畢業論文，理論素養、創新能力、就業競爭能力等都得到了提升。近年來，學院學生就業率達100%，考取浙江大學、中國農業大學、華南農業大學、浙江工商大學等院校博士12人。另外，大學生綜合素質得到提高，如以學生為骨干力量參與教師課題完成的《云南晶美天然色素化妝品開發有限公司創業計劃書》獲得云南省第二屆“紅塔杯”高校大學生創業計劃大賽金獎，《曦源燃料乙醇有限公司》獲第四屆“挑戰杯”大學生創業計劃大賽一等獎，10余件作品獲得不同級別獎勵。另外，還有多名學生獲得了學生創新行動基金和創業基金項目的資助，學生綜合素質得到提高。

4.2教師受益“科研是源，教學是流”，教師理論聯系實際，把研究開發的技術和體會帶進課堂、帶進教材、帶進實踐，豐富了教學內容。教師只有通過科學研究，才能及時掌握本學科的發展動態和趨勢，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本學科的特點、研究方法和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完善知識結構，更新知識體系，培養創新能力，提高學術水平，為提高教學質量奠定堅實基礎。學院食品質量與安全系教師在教學科研方面獲得了顯著成績，近年來，教師先后承擔科研項目30余項，申報專利18項，編寫教材和專著14部，80余篇，其中，教學研究論文9篇，累計獲得19項榮譽；先后有2名教師獲學校課堂教學質量評價二等獎，1名教師獲教學基本功競賽三等獎；獲云南省科技進步三等獎3項、云南省科技發明三等獎1項，獲學校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1項、二等獎1項、三等獎2項；有2名教師被作為云南省中青年學術技術帶頭人培養，2名教師被作為學校首批“百名”青年學術技術帶頭人培養。

4.3企業受益院企合作工作，主要體現三個方面：一是申報項目；二是為企業解決生產難題；三是企業為學生提供實踐教學平臺。通過合作，促進了企業發展進步，尤其是在科技創新能力提高、人員綜合素質提升和創新意識增強等方面[9]。院企合作申請的項目得到立項支持后，企業的實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實現了又快又好地發展。例如，石林綠汀甜柿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與學院合作，在項目申請立項后，通過項目的實施，企業綜合實力得到增強，資產由100多萬元增加到1000多萬元；在學?！?+3”聯合行動工作中，學院與會澤縣者海鎮天偉火腿公司制定企業標準，聯合申報富民強縣項目，獲200多萬元立項經費。

4.4學院受益學院通過院企結合，在人才培養、科技扶貧、社會服務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辦學特色，學院的社會影響力不斷擴大，教師的業務水平得到提高，學院的辦學條件得以改善。學院利用科研課題經費采購了部分實驗儀器設備，價值60余萬元，大大改善了實驗條件，使學院教學、科研資源真正實現優化組合和資源共享，建立了具有開拓精神的科技創新團隊，并取得了良好的團隊效應。

5結語

篇(4)

關鍵詞：重慶；農村小額信貸；對策

一、引言

農村小額信貸是在小額信貸的基礎上把服務對象界定為城鄉低收入階層的一種金融服務方式，它也是一種重要的扶貧方式。早在20世紀70年代，孟加拉格萊珉銀行就創建了小額貸款的模式，以后，世界各國就把小額貸款作為扶貧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來抓，我國的小額信貸模式是由杜曉山首次將孟加拉銀行模式引入，并在河北易縣實驗取得成功的。

目前，我國農村小額信貸主要有由正規金融機構推行的與有非正規金融機構推行的這兩種方式。正規金融機構，如農村信用合作社，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等，非正規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是由民間或半官方運作的。

農村小額信貸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好途徑，是解決資金需要，幫助農民增收的優良途徑。我國農村小額信貸，在扶貧、解決就業、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等其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重慶農村小額信貸發展現狀分析

有著大城市，大農村之稱的重慶，由于農村資金的大量外流，使得農業的投入產出嚴重不足，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面臨重大挑戰?？傮w來看，重慶農村小額信貸在發展過程中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農村資金需求旺盛，但資金總量不足，配置效率低下

重慶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突出，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的農業人口逐漸向非農業人口轉移，外出打工的打工，自主經營的自主經營，這些生產經營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再者，由于農戶自身以及家庭消費的增長，也會使農村資金需求旺盛。但是，我市在農村資金配置結構與配置體制的運行績效上的表現不佳，使得本應用于農村的資金大量流出，新農村建設遇到資金短缺的問題。

2.農村小額信貸利率的設定欠合理

利息率簡稱為利率，在金融市場上指的是資金的使用價格。重慶的農村小額信貸利率處于政府管制之下，在正規金融機構受國家支持的條件下，商業性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盈利的機會不大，參與度不高，商業性金融機構不愿意做農村小額信貸，造成農村資金的供應不足。有研究指出，重慶現行小額信貸利率較低，且普遍能被農戶所接受，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價格取決于市場上的供給與需求，利率的制定理應交給市場，而在利率政策上，卻違背這一基本的經濟學理論，貸款利率的設定有待合理化。

三、幾點對策與建議

1.充分運用自身優勢與國家政策，彌補資金缺口

重慶自直轄以來，國家在統籌城鄉方面給予了許多政策，政府應該規范行為，切實保障農村資金的安全運行。加強在政府引導下的農村資金配置效率，防止農村資金大量外流；改善農村金融市場的壟斷現象，放低市場的準入標準，建立具有競爭性的農村金融市場，鼓勵地方性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各類新型農村金融機構以及民間金融合法積極的進入市場，優化市場配置；切實保障國家支農和農業貸款資金的到位，資金運用于實處，提高農村資金的整體運行效率。

2.進一步引入市場化因素，促進貸款利率的合理化

農村小額信貸在我國被當成扶貧手段，開展農村小額信貸是為了實現政策性目標，盈利因素所占比例很小，政府對貸款機構控制嚴重，機構經營效率低。引入市場因素，將貸款機構的發展交給市場，淡化“扶貧”這一概念，結合重慶本地實際，建立合適的信貸機構；實踐表明，合理的利率是農村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重慶小額信貸利率偏低，對金融機構的激勵不大，既然機構要發展，就必須使用較高利率，農民自主決定要不要貸款，如何使用貸款，與此同時通過市場的競爭優化來降低利率過高的問題。

3.加強農戶信用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提高農村小額信貸經營管理水平

在加強農村金融建設的各項立法的基礎上，建立完善的農戶信用評價體系，加大宣傳，增強農戶信用觀念，營造農村良好的信用環境。在現有的評定機制的基礎上逐步擴大完善，通過對農戶信譽狀況、家庭基本情況、生產經營狀況等情況做參考來評定等級，提高信用評定的質量。農村小額信貸經營管理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農村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培養高素質的管理者、經營者與專業人員，設計相應的人員激勵機制，結合外部環境因素，優化組織內部結構，降低運行成本，實行管理創新。同時對于農戶的貸款期限的管理也要科學化，既要符合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點，也要最大限度滿足農戶需要。

參考文獻：

[1]徐 鵬：重慶農村小額信貸發展研究[D].重慶：重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42-47.

篇(5)

>> 建立和完善我國證券公司退出機制的思考 云南省貧困縣退出機制構建淺析 準入和退出:如何決定貧困縣去留 完善我國私募股權基金退出機制的對策研究 協同推進環京津貧困縣發展問題研究 淺談我國現行廉租房退出機制的問題和對策 杜絕“帶著貧窮帽子，過著炫富日子”現象 江西省建貧困縣退出機制 我國私募股權基金退出機制的問題及其對策研究 我國證券公司退出機制研究 我國創業投資退出機制研究 淺論建立和完善我國抵御醫療風險的保險機制 四川：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有了退出標準 建立與完善我國煤炭資源開發補償機制的研究 對建立健全我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的思考 完善我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的相關思考 我國保障性住房退出機制的完善—借鑒香港經驗 淺析我國私募股權退出機制選擇與完善 關于完善我國保險市場退出機制的思考 資源富集型貧困縣構建工業反哺農業長效機制研究 貧困縣窘境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4]梁子敘.精準扶貧豈容“輪流坐莊”折騰[EB/OL].網易新聞中心，2015-11-14..

[5]黃俊毅.貴州貧困縣為何競相“摘帽”[N].經濟日報，2015-01-09.

[6]有多少百強縣仍是國家級貧困縣[EB/OL].人民網，2011-9-23..

[7]張琦.我國農村貧困退出機制研究[J].中國科學院院刊，2016，（3）.

[8]盧冬冬.中國“國定貧困縣”退出機制研究[D].云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46.

[9]我國貧困退出的標準和程序包括四個方面[EB/OL].國新網，2016-05-10..

[10]徐彥平.國家貧困縣政策改革的路徑依賴及其破解之道[J].理論導刊，2014，（9）.

篇(6)

關鍵詞：企業參與型；扶貧移民；岢嵐縣；

中圖分類號：D63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50932066

1 引言

扶貧移民是在政府和其他機構或個人的組織協調下，使貧困人口擺脫現實的惡劣生存狀態獲得較好的發展條件與發展環境而進行的一種人口遷移活動，是基于扶貧、脫貧的目的而進行的移民[1]。，近年來在幫助貧困地區人們擺脫貧困，改善生活，實現致富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根據移民組織形式可概括為3種類型，即自發性移民、政府組織移民和企業參與移民搬遷3種類型[2]。本文以宋家溝村企業參與型移民模式為案例，從移民過程中遷移地域與空間距離的長短、移民主體在遷移中的地位、移民集散程度、謀生方式和從事行業的產業安置和移民后期開發6個方面對案例進行分析，探討移民后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并分析其中的不足之處，最后提出相應的對策與建議。

2 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文中用到的數據是基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貧困地區大規模生態移民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國式自愿性生態扶貧移民模式研究”問卷調查數據匯總得來。對岢嵐縣宋家溝鄉宋家溝村進行了抽樣調查，共做了18份調查問卷，均為有效問卷。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問卷調查法、統計法。

3 案例分析

以岢嵐縣宋家溝鄉的宋家溝村為例，從移民過程中遷移地域與空間距離的長短、移民主體在遷移中的地位、移民集散程度、謀生方式和從事行業的產業安置和移民后期開發6個方面對移民現狀展開分析。

3.1 宋家溝村移民概況

宋家溝村為岢嵐縣宋家溝鄉的一個行政村，只包含宋家溝村一個自然村。從2009年開始籌劃移民工作，主要接收本鄉鎮甘溝村（甘溝村處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區，農業生產極為困難，每667m2地1a只能產糧食200kg，農民只能勉強維持溫飽）的移民戶，到目前為止，移民工作告一段落，共接收移民戶25戶，從甘溝移來12戶，其余均為本村村民的村內遷移。移民工作分2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也就是2010年移入8戶，第2階段即2011年遷入17戶。遷入地住宅由政府同意施工建成，只需移民戶出7萬元，每戶移民在遷入地就都擁有4間磚瓦房，附帶1座溫室大棚、1個羊圈、1個庭院。具體移民情況見表1。

3.2 遷移地域與空間距離

從地域上考慮包含以下類型，村內搬遷、鄉鎮內搬遷、縣內搬遷、跨縣搬遷、跨地區搬遷和跨省搬遷；從空間距離上可分為就地遷移和易地遷移，長距離與短距離移民這4種類型。但是在實際過程中還是得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搬遷模式。張小民（2008）在研究陜西省移民時，根據移民距離分出近距離遷移（100km）[3]，從遷移地域與空間距離的長短而言，宋家溝村主要是針對本鄉鎮甘溝村的移民，甘溝村距離宋家溝村25～35km，可知宋家溝村的移民為中等距離的遷移。

近些年雖然國家加大了種地補助，但種地的收益依然是各種收入來源渠道中最少的。而對于從25km外的甘溝遷移過來的村民，他們的耕地均在原村，無形之間增加了種地成本，收入來源一定程度上就減少了。除此之外，2010年入住的這批農戶院子中的大棚由于質量不好，冬季溫室內溫度無法保證植物生長，所以并不能真正發揮溫室大棚的效益，不能從實質上增加農民收入。

3.3 移民工作的主導力量

從我國扶貧移民的主導力量來看，我國移民主要有政府主導型、居民自主型和企業參與型[2]。目前，政府操控型移民是占主導地位的模式，居民自主性移民還是并不多見的形式，企業參與型移民也處于探索試驗階段[4]。目前移民的主要推動者和實施者是政府，移民自身尚未成為移民選擇的決定主體，主張變革現行政府操控型移民模式為居民自主性移民模式[5]。

從移民工作的主導力量而言，宋家溝村屬于企業參與型，即扶貧辦、發改委和白曹家溝的私人企業，三方注資修房、擴路、建大棚，為解決搬遷難題，縣里專門出臺了扶貧政策，每戶的搬遷費用政府負擔一半、農戶負擔一半。每戶只需繳納7萬元即可入住。政府為解決農戶資金緊張的問題，出面為農戶在信用社無息貸款3萬元/戶，減免一年利息。這種模式屬于張志遼（2005）論文中提到的目前我國生態移民處于探索試驗階段的企業參與型移民。該模式能從最大程度上整合社會資源，財政投入、部門協同、社會贊助、信貸扶持，各方力量共同幫助貧困群眾走出大山。

3.4 移民集散

學術界根據移民規模把移民分為集中搬遷與分散搬遷模式、集中安置與分散安置等形式。

在移民集散方面，宋家溝村屬于分散搬遷與集中安置的形式。宋家溝村地勢平坦，交通便利，水資源豐富，耕地肥沃，農業生產條件優越，從2009年開始，縣里統一協調周邊的甘溝村、東場溝等遷移至此。搬遷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宋家溝村的搬遷自主選擇權為100%，也就是說不存在強制搬遷現象，完全由村民自己的意愿決定。雖然政府提議幫大家無息貸款一部分，但大部分村民還是由于沒有足夠的資金只能放棄搬遷。加入搬遷的均是有一定積蓄的富戶，導致最終搬出來的農戶比較少。

在移民安置方面，縣政府通過擴建中心村鎮建設了宋家溝鄉宋家溝移民新村，移民集中有序的安置在新村內，還配備了小廣場。

總體來說扶貧移民改善了移民戶的生活環境，提高了移民戶的生活水平。

3.5 謀生方式和從事行業的產業安置

對于移民戶來說生態移民之后收入來源與維持生計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一定意義上這一問題的解決關系到移民的成敗。如果移民后居民的收入來源方式增多，勞動力基本都能就業，那么居民的生活水平就會提高，對于移民的滿意度就會提升，如果滿意度提升了，那么這個移民至少在移民安置后期生活方面有了成效，某種程度上也保護了原來居住地的生態環境，達到了生態移民的目的。扶貧移民與生態移民是分不開的，通過移民實現生態改善與扶貧的“一石二鳥”策略，大部分生態移民工程都是與扶貧工程是結合在一起實施的，扶貧的對象也是生態移民的對象[6]，而扶貧移民工程中改善遷移戶生活水平的同時，也使得遷出地生態環境得到改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搬遷前后移民戶的總體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見表1），但是移民戶的謀生方式和從事行業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見表2），為了使得移民搬遷后能穩得住，考慮到移民戶回遷出地種地太遠，在搬遷之前就為每戶移民都配備了溫室大棚，希望大棚能成為移民戶增收的一種方式，切實站在農民角度想問題。政策雖好，但在實際落實中卻遇到了問題，不能讓遷移戶真正受益。2010年入住的這8戶移民院內的大棚由于質量不過關，無法在冬季保證植物生長需要的溫度，所以無法發揮大棚的真正作用。而2011年的入住的這部分移民大棚質量很實用，能夠達到為人們增收的目的。

結合表2和圖1可以看出，移民前后從甘溝村來的移民戶收入來源構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搬遷前養殖業為主要的收入來源，占總收入比例的31.68%，遠遠高于其他2個村；移民后甘溝村收入來源中打工占的比例最大，養殖業占的比例最小，打工成了主要的收入來源。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有2點，搬遷前當地有很大的生存空間，能夠自由放牧，以種地為主的土地經營一定意義上為牲畜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如秸稈、玉米和草等。而搬遷后這些有利于發展畜牧業的條件都沒有了，養殖業就發展不起來了；搬遷前甘溝離縣城20km路，農閑時間不多，去縣城打工也不方便，而搬遷后到縣城的距離大大縮短，比較方便外出打工，而且農閑時間特別多，也有時間出去打工。

3.6 移民后期開發

移民后期的開發關系著移民區今后的發展方向。在眾多的實踐中經過總結共有下列開發模式，城鎮化開發模式、產業開發模式、產業與城鎮化開發模式相結合、區域特色開發模式等四大類型。宋家溝村考慮到移民區后期的發展，為移民戶修建的一排排蔬菜大棚，這些大棚位于209國道旁，猶如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大棚中間點綴著整齊劃一的磚瓦房，非常的醒目。蔬菜大棚的修建想給移民戶增收；也可以通過新型農業促進當地農業觀光旅游業的發展，走產業與城鎮化想結合的開發模式。

但在后期開發的蔬菜大棚質量問題上，政府沒有嚴格把關，導致沒有達到預期給移民戶增收的目的，反而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4 移民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建議

4.1 存在的問題

根據上述分析，宋家溝村的移民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4.1.1 政府的政策非常實在

不僅想改變移民戶的居住環境，也想讓遷移戶能穩得住，修建溫室大棚，讓移民戶無后顧之憂，但在實際落實中卻大打折扣，第一批大溫室大棚的由于質量關沒把好，造成了冬季溫室大棚內的溫度無法保證植物生長需要，最終都成了擺設。

4.1.2 雖然也考慮到移民戶的養殖需求

每個移民戶都配備了一個圈舍，但沒合理地預測到實際運作中的效果，最終大量圈舍空閑，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4.1.3 當初把甘溝劃入遷移村考慮到2個原因

改善當地的生態環境；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在實踐過程中只是一部分中上等家庭的農戶遷移出來，還有一部分貧困戶依然按固有的生活習慣在原村生活，這并未達到遷移的最初目標。

4.2 對策與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以下對策：

4.2.1 在以后的實踐中應加強對統一修建工程的質量驗收

建立政府、企業組織者相互監督督促機制，必須保證工程的質量，杜絕這種豆腐渣工程的出現，最大限度的為移民戶的利益著想。

4.2.2 在實際構想中，要立足實際，多觀察，多思考

加強對遷出地村民的調查研究與評估，找出最適合遷出地移民的對策，正確估量移民戶的數量及生產能力，最大限度的使得預測接近事實，減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4.2.3 在移民之初深入調查了解遷出地村民的搬遷意愿與搬遷成本的承受能力

依據調查評價結果制定搬遷計劃，使盡可能多的村民可以搬得起，給遷出地留有足夠的生態恢復空間，在以后的移民實踐中緊緊圍繞移民的目的展開，加強探索，爭取能找到一條“一石二鳥”的路子，既能最大限度地改善當地生態，又能使得遷出地村民搬得起，在遷入地穩得住，提高移民戶生活水平。

5 結論

宋家溝村的移民工程雖存在不少問題，但也有很多值得推廣的地方。該項工程集合了政府和社會企業的力量整合社會資源來推動移民的發展是很好地模式，在以后的實踐中應盡可能推廣，鼓勵社會企業家投入到移民的支撐工作中來，在以后的移民工作中很大程度的整合政府、移民和社會3大資源，發揮政府、移民和社會3大機制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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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志遼.生態移民的締約分析[J].重慶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5，28（8）：149-153.

[5]方兵.由生存移民到生態移民的思考[N].中國環境報，2003-01-17.

篇(7)

摘要：本文首先對小額信貸的內涵做了詳細分析和界定，提出真正的小額信貸應該堅持以國際通行模式主要扶助貧困婦女的原則；然后從婦聯組織的性質、基本職能、組織網絡、性別溝通優勢和從業經驗等五方面論證了婦聯系統承擔小額信貸業務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最后提出了政府如何支持婦聯在小額信貸工作中積極發揮作用。

中圖分類號：D442 文獻標識：A文章編號：1004-2563（2007）04-0030-05

Role of Women and Women's Federations in Microfinance in China

LIU Xue-hua1 LI Shu-jie2

(1.2.Department of Finance at the Women's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101, China)

Keywords: microfinance; poverty alleviation; women; women's federations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details of microfinance and realizes that the principle of microfinance which becomes commonly accepted in the world is to help women who are in povert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given its nature, function, networks, advantage in communicating with women and work experience over the years it is not only logical but also possible for women's federations to take up microfinance. It, in the end, proposes ways for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women's federation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microfinance.

一、引言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以扶助中低收入階層為主要目的的“小額信貸”，①為解決中國“三農”面臨的金融抑制問題提供了一條全新的思路。然而，對于小額信貸概念的界定，在中國理論和實務界存在著誤區。另外，關于小額信貸的扶助對象問題，國內亦存在分歧。其中主要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排斥貧困戶，認為“貧困戶自身能力差，不符合貸款條件”，[1]認為只有將款貸給現在看來有償還能力的人，貸款資產才能得以保全。二是認為，既然中國的小額信貸是模仿孟加拉等國家的扶貧性微型金融，我們就應該堅持服務低收入群體，特別是低收入婦女。②再有，對誰最適合作小額信貸的從業者或從業主體，還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或者仍然沒人去認真思考和規范。最后，政府的態度和政策直接決定著小額信貸的發展，特別是民間扶貧性小額信貸機構作用的發揮。

二、概念界定：小額信貸

“小額信貸”這一概念在國外產生已歷三十余年，而在中國還只有10年左右的時間。在這10年中，小額信貸對推動中國三農經濟的發展和扶貧工作正在發揮越來越重大的作用。然而，中國金融理論和實務界對于小額信貸概念的界定和內涵的理解還存在誤區。Morduch認為小額信貸是一種“高利率的無擔保的小額貸款”，[2]杜曉山認為是“小額度的持續的信貸服務活動”，[3]國務院扶貧辦認為小額信貸是“向窮人提供信貸服務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特殊信貸方式”，等等，這些概念界定都片面強調的是Microfinance的一個側面，那就是只強調了其中的放貸功能。焦瑾璞和楊駿將其擴充為向“客戶提供額度較小的金融服務”[4]（這就涵蓋了其為參加成員或社員提供信貸、吸儲、理財和結算的功能），但卻沒有強調“為貧困婦女提供這種服務”這一小額信貸創設之初衷。我們從孟加拉學來的這個小額信貸，是穆罕姆德?尤努斯教授專門為貧困人口創設的包括提供小額度信貸在內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后來又特別強調了為貧困婦女提供這種服務（鄉村銀行的借款人97%是婦女）。從這個角度來衡量，喬安娜?雷格伍德的“使低收入婦女和男人受益”、“向低收入客戶或個體經營者提供金融服務，通常包括儲蓄和信貸”的界定就更貼近小額信貸的本質了。因此，Microfinance這個詞實際上應該翻譯為“微型金融”（為了適應國內的習慣，國內學者才將其翻譯為“小額信貸”），因為只有這樣翻譯，在我們漢語里才能真正含其向貧困人口提供“小額度信貸、儲蓄理財、現金和賬戶結算等”在內的全部金融服務。[5]

真正的小額信貸要強調“幾戶聯保、整貸零還、小額短期、幾周例會”的操作模式。這種模式對于減輕農戶償還負擔、避免信貸申請、使用和償還中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降低信貸資產風險是最為有效的。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焦瑾璞博士認為，在團體貸款制度下，那些互相了解且風險水平相近的借款人將會自動組合成聯保小組，并把風險較高的潛在借款人排除在小組之外。這種聯保小組機制的“信用發現”功能，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逆向選擇，也有助于減輕貸款機構承擔的高昂交易成本。從而也有利于降低小額信貸的市場利率，提高貸款的償還率，并可以提高社會福利。[6]此外，“靜態博弈”理論證明，這種小組聯保、定期例會的模式確實能夠讓借款人之間互相監督，督促借款人按照在借款協議上允諾的用途使用貸款資金。這又將有利于降低資金使用中的道德風險。再有，小額信貸模式還強調“信貸循環使用，額度逐漸累進”的動態激勵機制。該機制用模型來表示就是，只要Y■■>Y■■，③[4]借款人就有較強的還款動力。另外，整貸零還的辦法在借款人某一期出現還款推遲時具有“早期風險預警”的功能，能提前發現那些具有較大潛在風險的借款人，從而避免所有的信貸風險在期末的時候集中暴露，可以為小額信貸機構贏得更多的時間采取措施，盡量減少損失。而小額短期的規定就更能分散小額信貸機構全部資產的“集中風險”和降低“期限風險”。此外，有些NGO小額信貸機構實行的“小組共同基金”確實能夠發揮“貸款損失備付金”的作用，對于解決因部分到期貸款未能及時收回而造成的“流動性風險”能夠起到一定的緩沖作用。[5]

世界銀行《公平與發展：2006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公平性的基本定義是人人機會均等，享有“機會公平”。而機會公平被認為是目前實現公平的可行方式。[7]在中國，低收入群體占了人口的絕大部分，2000年城鄉高收入戶占總戶數的2%，中低收入戶占18%，低收入戶占了80%。中國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對于因個人能力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國家可以通過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來保障困難群體的最低生活需要，但對于機會不平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就要改變制度安排，盡可能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否則既是嚴重不公，又會極大地阻礙發展和效率”。[8]因此，消除貧困，向貧困人口（包括赤貧人口）提供參與經濟建設的平等機會就顯得格外重要了。這既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又是一個關乎社會穩定與和諧社會建設的大課題。

另外，實踐已經證明，農民是否接受小額信貸，其最大的顧慮并不在金融本身，而在農村的“非金融服務”（non-financial services）供應不足。因此，小額信貸機構還應該模仿孟加拉鄉村銀行的模式，為借款農戶定期聘請農村實用技術人員、市場經營人員等講解相關知識，服務貧困農戶的生產和經營。

總之，以“幾戶聯保、整貸零還、小額短期、定期例會”模式運作、以扶助貧困人口（主要是貧困婦女）為主要目標、向她們提供包括貸款、儲蓄、結算和非金融服務等全方位服務的小額信貸，才是真正的小額信貸（Microfinance）。

三、扶助對象：貧困婦女

如果說是否“堅持扶貧”是衡量一個信貸機構是否真正小額信貸機構的主要標準，那么它是否又做到了“扶助貧困婦女”，就是這一標準的精髓。

強調盡量將小額信貸貸放給婦女，原因有三：一是在現代經濟社會，“男權”主要表現為對經濟資源的控制權。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婦女往往都是弱勢群體，她們在獲取貸款方面就更加處于劣勢。因此，婦女一旦取得了貸款，往往格外珍惜，在貸款的使用和償還上加倍小心。二是與男人相比，“婦女更善于持家”；“婦女具有更大的犧牲精神”，隨時愿意為家庭做出貢獻；婦女會更主動地精打細算，否則會“擔心受到丈夫的責怪”。④三是實踐已經證明，凡是按照“五戶聯保、整貸零還、小額短期、每周例會”模式或類似模式將小額信貸重點發放給貧困婦女的項目，都是很成功的，而未能按照這一方式發放的小額信貸其成功概率總是遜色于上述方式。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和貧困問題研究中心利用福特基金在河北省易縣建立的“易縣扶貧經濟社”，采用上述模式，堅持以扶持貧困婦女為主的運作目標（婦女用款金額占到82%），以提供小額度生產性貸款的方式幫助婦女從事其擅長的家庭養殖和小商貿等項目，并要求資金的回收和循環使用。經過10年的運轉，其累計還款率達到96.6%。項目成功率達到96%。[9]內蒙古赤峰市婦聯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共同成立的“內蒙古扶貧與婦女參與發展項目”，堅持“貸窮不貸富，貸女不貸男，不用抵押，五戶聯保，整借零還，連續貸款，強制儲蓄，中心會議，可持續利率（8%），項目自選，技術培訓”的模式，經過4年的運轉，不僅還款率達到100%，而且運營資產回報率達10%。[10]另外，愛德基金會在云南、廣西、寧夏、甘肅、山西、江蘇、貴州等省區開展的小額信貸項目的回收率也高達99%；[11]1999-2002年，云南省木蘭縣婦聯與聯合國人口基金會開展的“婦女參與發展項目”（縣婦聯主席擔任項目辦主任），貸款償還率也高達96%，貸款收益率還達到5.2%，[12]等等。成功的案例不勝枚舉。

四、最適從業者：婦聯組織

目前國內從事小額信貸業務的機構大致分為四類，一是純粹地下的民間融資；二是專門實施小額信貸的民間非政府組織（NGO），如社科院的扶貧社、山西省等5省建立的實驗性“某某小額貸款公司”、2007年春節前夕剛剛開始審批的村鎮銀行和村鎮貸款有限公司等；三是由國際援助機構在中國各地方建立的利用其援助資金實施小額信貸的雙邊開發機構；四是部分從事“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的所謂正規金融機構，如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其中第一類是國家不承認的純地下金融機構，屬于取締或有待合法化的部分。后三類機構，如山西等5省的“小額貸款公司”，發放的貸款利率皆為16%-22%，太高，真正貧困人口的涉農項目難以承受，并且也沒有堅持主要發放給貧困人口，更不用說貧困婦女，[13]實屬純商業性信貸機構。而信用社和農村商業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由于產權模糊，經營者并不十分關心資產的增值保值，甚至利用入股社員的資金為自己謀私利?！八齻冸m然放款利率不高，但加上信貸人員和其他經營者索要的‘回扣’或給他們送的禮，總費用率也就在15%以上了”（山西省平遙縣“晉源泰小額貸款有限公司”董事長韓仕恭先生原話），貧困農戶仍然是承擔不起。[14]更何況，放貸人員經常以不熟悉借款人、放款風險太大為借口，拒絕非關系戶的借款申請，從而更加使貧困農戶告貸無門。按照焦瑾璞和楊駿的話說，這些“所謂正規金融機構的所謂‘小額信貸’只是基于‘特定政策目標的額度較小的普通貸款’”。至于2007年春節前夕國家剛剛開始審批的村鎮銀行和村鎮貸款有限公司等機構，前者因為要求必須有當地一個金融機構參股20%，所以，目前其前景和效果還難以預料；后者因為只允許在成員內吸儲和結算，[15]所以仍然不能算作真正小額信貸機構。

如此看來，只有社科院杜曉山教授創辦的扶貧社和國際援助機構在中國各地方建立的利用援助資金實施小額信貸的雙邊開發機構，才比較接近真正小額信貸的內涵（國家還沒允許他們從事向非成員公眾提供儲蓄和結算業務）。這兩種機構的共同特點，一是堅持扶貧，并且大多堅持扶助貧困婦女，堅持“五戶聯保、整貸零還、小額短期、每周例會”的操作模式或類似模式，強調資金的有償和循環使用，即堅持了真正小額信貸的基本原則。二是這些機構的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婦聯機構直接管理下發，或由婦聯提供借款人信用證明的。三是這兩類機構的資金都是來自國內外的援助資金，特別是她們都有效利用了國際援助資金，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說，婦聯在其中發揮了很好的助推作用。因此，婦聯機構管理這種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主要靠國內外援助的資金（含政府撥付的一部分扶貧資金），不失為一個最為明智的選擇。⑤

首先，婦聯組織的性質使然。全國婦聯章程規定：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是全國各族各界婦女為爭取進一步解放而聯合起來的社會群眾團體。這種“社會群眾團體”正好適合從國內民間和國際吸收包括捐助形式在內的資金。另外，只有婦聯組織對真正小額信貸主要扶助的婦女群體最為熱心和關心。再有，這種單筆金額非常小的微型金融，單位交易成本相對大型金融活動要高得多，而且收益率相對較低，市場份額不大，大中型金融機構根本不屑一顧。因此，真正小額信貸正好適宜婦聯系統開展。

其次，婦聯組織的基本職能是團結、動員廣大婦女參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代表和維護婦女利益，促進男女平等。小額信貸機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幫助貧困婦女擺脫貧困，實現男女平權。中國引入小額信貸的目的也是讓貧困人口脫貧致富，而貧困人口中的多一半是婦女。只有婦女有了經濟自，特別是直接從事經濟建設的本領，才談得上男女平等。所以婦聯從事真正小額信貸活動實屬份內之事。而且在中國農村男性剩余勞動力大批轉移到城市務工的大背景下，農村留守婦女便成了主要勞動力。婦聯利用小額信貸資金幫助鄉村婦女開展種植、養殖生產和小商貿經營，對和諧社會和新農村建設將發揮更大、更直接的作用。

再次，婦聯具備組織網絡上的保障。全國從國家層面到每一個行政村都有婦聯組織，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之一”。這種組織網絡上的廣泛性和權威性為它從事真正小額信貸活動的代表性、民主性、權威性和可靠性提供了保障。既能夠避免金融利益過分向私人金融機構聚集，又能夠贏得廣大婦女的信賴。

第四，婦聯擁有性別和溝通上的優勢。婦聯組織各級機構的干部絕大多數是女性，而且婦聯干部具有很強的責任心，辦事干練，又熟悉農村政策和風土人情，具有難以替代的號召力和威望。這種特有的優勢非常便利婦聯與貧困婦女的溝通，對于成功開展真正小額信貸業務無疑是一個極好的保證。

第五，婦聯組織已積累了真正小額信貸的從業經驗。婦聯機構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就積極參與小額信貸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收效極佳。比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婦聯在廣西開展小額信貸扶貧工作（全部扶助貧困婦女）已歷時6年，截止2003年8月底共累計發放到戶貸款近4.7億元，近27萬貧困農戶獲得了支持，到期貸款回收率均達90%以上，大多數縣保持在95%以上。實現了小額信貸“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的目標。[16]再如，云南省師宗縣婦聯實施的小額信貸扶貧項目，把辦公室直接設在縣婦聯，通過鄉鎮和村婦聯發放、回收貸款和提供農業技術服務，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到期還款率高達98.7%。 廣大婦女們連聲夸贊：“小額信貸就是好，它讓婦女直了腰”。[17]而開始于1996年，經由德國的愛德基金會和米索爾基金會贊助和從縣財政等借入資金開展的“愛德鹽池縣小額信貸系列項目”在鹽池縣婦聯干部的主持下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年利率雖達12%，但到期還款率仍高達100%，機構本身還產生了10%左右的資產收益率。[18]這一個個成功的案例，既幫助貧困婦女脫貧致富，又鍛煉了婦聯干部隊伍，使她們在組織和管理金融經濟工作上積累了經驗。為整個婦聯系統開展真正小額信貸工作打下了基礎。

五、作用前提：政府支持

在政府指導性市場經濟模式下，婦聯組織系統性成功開展真正小額信貸業務的前提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和資助。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政府要賦予婦聯組織領導經濟工作的職能和權限

這首先表現在允許婦聯的章程和基本職能的完善和具體化，增加“利用國內外援助和撥付資金，廣泛參與和領導全國婦女的扶貧工作”等職能。其次，在政府工作報告和相關金融法規和條例中賦予婦聯系統“利用小額信貸扶助貧困婦女”的權力和能力。再次，如果經過若干年的實驗，婦聯積累了足夠的經驗，適當的時候，可以考慮籌建“婦女扶貧銀行”。

2.政府要允許婦聯組織內部建立扶貧性專門機構，發放、回收和管理小額信貸款項，并由政府撥付相應的工資等相關待遇

具體管理方式是由婦聯組織專家比照孟加拉等比較成功國家的小額信貸經驗，結合中國社科院杜曉山教授領導的扶貧項目以及茅于軾教授領導的扶貧項目等的成功做法研究制定。

3.政府要向婦聯系統提供日常性扶貧資金支持

政府通過現有的國家和省、地、縣扶貧機構將原來經過農村信用社下發的扶貧性貸款的一部分（比如10%）轉移給相應的婦聯機構撥付，但明確該扶貧款只能發放給經過考核確定為真正貧困的婦女（比如年人均收入低于850元人民幣）。

4.政府對婦聯開展的真正小額信貸扶貧業務予以像給農村信用社那樣的貼息支持

比如也按照農村信用社現行利率月息6.6375‰執行，其中貧困婦女負擔2.4‰，財政補貼4.2375‰。當然，對于來自國際援助的資金利率可以隨行就市，比如月利率10‰等。

總之，婦聯系統全面開展真正小額信貸扶貧工作，是關乎女性地位提高、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大事，絕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還需要縝密規劃，精心設計。對其中可能產生的風險也應該高度重視和嚴加防范，但這絕不是我們因噎廢食，知難而退的理由。

作者簡介： 1.劉學華（1963-），男，中華女子學院金融系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銀行會計理論與實務；2.李樹杰（1963-）男，中華女子學院金融系教授、博士，金融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民營金融理論與實務。

① “小額信貸”是從英文的“Microfinance”翻譯而來，這種譯法實在不妥。首先，從形式上說，信貸一詞在英文中應為“credit”或“loan”。如果將Microcredit或 Microloan 譯成小額信貸無可厚非，但Microfinance就不能這樣譯了，而應該翻譯為“微型金融”或下文將提出的“真實小額信貸”。其次，從內涵上來講，無論是孟加拉鄉村銀行GB，還是印尼人民銀行BRI等，在提到Microfinance時，都是指放款、存款、結算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務，甚至還包括向借款人提供與農業經濟有關的科技、經營等知識的培訓。而“信貸”一詞恐怕只能包括提供貸款等銀行信用。因此，將Microfinance一詞翻譯為“小額信貸”是一種錯譯，會導致國人對外國真實小額信貸的曲解。

② 信貸獲取權實際上是一種人權。正像尤努斯教授所說：“借貸是一項基本人權，只有建立了這項人權，其他權利才能得到保障。”（見Muhammad Yunus. Is’ Grameen Bank Different from Conventional Banks? December 2006, 省略.）。一無所有的人往往最應該優先獲得貸款。孟加拉鄉村銀行看中的不是借款人現在擁有什么，而是他們的潛力。它認為，最貧窮的人往往最擁有發展的潛力。

③Y■■為借款人在時間序列上第t+1期的收益現值，即第t期的貸款額。Y■■=Y×■+?琢■?啄■°其中，Y為借款人第一期的收入；i為每期的利率；α為激勵系數；δ為借款人對未來收入的貼現率（根據焦瑾璞、楊駿《小額信貸和農村金融》第67頁公式改寫）。

④ 尤努斯創辦的鄉村銀行最初只把一半目標放在扶助婦女上。但經過若干年的實踐檢驗，他發現，無論從社會公平，還是從貸款效益和促進經濟增長最大化的角度來看，更應該將扶助的主要目標放在婦女身上，特別是放在扶助家庭主婦身上?，F在Grameen Bank的借款人中已有97%是婦女。

⑤ 這一建議是有理論根據的，正像有專家研究得出的結論那樣：“中國小額信貸面臨的迫切問題是組織制度層面，其次才是技術層面?！?（見哈佛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孫若梅文章：“中國小額信貸的發展”，載杜曉山教授：《中國小額信貸十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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