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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金融產品創新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論文關鍵詞:我國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問題研究進展—基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的調查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現代流通服務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可以帶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而且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總體發展,對于社會就業、國民福利及城市發展也有著重大貢獻。[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通服務業雖然獲得了巨大發展,但是“還不夠快”,并且流通產業集中度低,流通費用高,流通方式陳舊,商業網點布局不合理,流通企業核心競爭力普遍缺失等一系列問題依然存在。流通服務業發展的滯后,帶來了全局性的不良后果,如制造業資本周轉和經濟節奏放緩,城鄉居民消費受到非收入方面嚴重制約等。[2]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流通服務業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外資在中國流通領域的加速擴張企業管理論文,已經使缺乏創新能力的本土流通服務業遭遇嚴重威脅,而且容易引發政府調控能力弱化、上游產業失控,導致國家經濟安全等問題。[3]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流通服務業的發展面臨復雜而嚴峻的形勢,如何實現我國現代流通服務業又好又快發展已經成為關乎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問題。黨的十七大高度重視自主創新,為我國現代流通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恰恰當前我國流通服務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普遍缺失,這和該領域理論研究嚴重滯后有密切關系,已經嚴重制約著流通服務業的可持續發展。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已成為我國流通服務業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生存,打造并保持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唯一砝碼。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嘗試著對國內學者在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歸納總結,并梳理分析其理論脈絡,以便更好的了解該領域研究進展和尚未解決的問題,為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指明方向。
“自主創新”是我國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路風將“自主創新”界定為一個企業或者一個國家堅持技術學習主導權,并且把發展技術能力作為競爭力或經濟增長動力主要源泉的行為傾向、戰略原則和政策方針,但是他也指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不自主”的創新。[4]事實上,對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關于服務業創新的研究上。鑒于國內流通研究領域單純以“自主創新”命名的研究成果非常罕見,我們在研究中將流通服務業及其所包含的四個子行業(零售業、批發業、物流業、餐飲業)創新的研究成果均視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方法
中國期刊網是我國最大的全文現刊數據庫,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連續動態更新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其收錄的核心期刊對行業的研究現狀很據代表性核心期刊目錄。本文通過以下方式對我國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的文獻進行檢索,具體包括:(1)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上,搜索篇名中含有“創新”,同時
摘要中含有“流通”、“零售”、“物流”、“批發”、“餐飲”“飯店”、“酒店”、“商業”、“商店”的文章,期刊年限選擇2000-2009年,來源類別選擇核心期刊。(2)剔除其中的書評、新聞、會議等非學術論文,并且剔除文章核心研究內容不是流通服務業創新的以及部分非代表性的期刊(如《特區經濟》等)上的論文。按以上標準,共得到論文樣本330篇。(3)分別按照三個標準對論文樣本進行分類,即按研究主題進行分類、按年份進行分類、按流通服務業中零售、物流、批發和餐飲四個子行業進行分類。根據以上三種分類,本文從三個視角對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研究現狀進行了分析(圖1)。
圖1 分析框架圖
三、文獻回顧與分析
(一) 研究主題分析
以研究主題為標準,我們可以把研究樣本劃分為9個研究主題,分布結果顯示研究最多的是綜合創新,即涉及非單一創新維度的研究,共105篇;其次是流通模式創新,共55篇;再次是組織創新(以業態創新最多)企業管理論文,共40篇。
1. 綜合創新。該部分共105篇文章,涉及流通服務業戰略創新、價值創新或體系創新等許多摘要用時間消滅空間。[7]
2. 組織創新。該部分共40篇文章,很多文章在充分分析我國流通組織存在問題的基礎之上,從不同角度提出了流通組織措施的對策。關于我國流通組織的現狀,主要觀點認為我國流通組織規范化、組織化程度較低;管理手段、管理技術和管理水平落后;增長模式仍屬于粗放型;專業化分工協作水平低,各自盲目發展;流通組織間的競爭仍停留在低水平的過度競爭,且競爭不充分和過度競爭并存。[8]孟鐵和張殿波總結了流通產業組織優化的政策選擇,即堅決打破行業壟斷、部門分割和地區封鎖;制定適度市場壁壘政策;流通產業有效競爭政策;制定跨區域集團化的催化政策,以培育一批現代大型流通企業。[9]關于組織創新研究最多的是業態創新,如李飛認為零售業態的構成要素就是零售營銷中產品、服務、價格、店址、環境和溝通6個組合要素,并在此基礎上設計了零售業態創新的路線圖,6個要素中24個細節維度的組合變化就是零售業態創新的具體內容。[10]此外,還有一些研究涉及了農產品流通組織的創新,如馮邦彥和段晉苑提出通過建立專業運銷合作組織改革現行的生豬流通制度的建議。[11]
3. 流通模式創新。該部分共55篇文章,研究內容比較分散,包括生產模式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物流模式創新和渠道模式創新等,表明我國的流通模式在許多方面還存在著急需解決的問題。如于奎和文啟湘分析了批發商業模式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批發商業發展模式創新可以通過推進供應鏈管理模式,積極探索電子商務批發交易,向現代物流中心過渡以及發展規模經濟等途徑來實現。[12]
4. 營銷創新。該部分共29篇文章,主要集中在零售和批發上面,大都從企業營銷手段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入手,探討了如何創新改進營銷方式。很多學者強調零售企業營銷創新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正確選擇。[13]范增認為營銷創新是連鎖超市在激烈的市場環境下,能持續、穩定的發展的必然選擇,營銷方法的創新應包括綠色營銷,情感營銷和導入CIS推廣形象營銷等方面。[14]
5. 技術創新。該部分共24篇文章,主要研究了技術創新對流通服務業的重要性,如何進行技術創新等。如張宏以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為基礎,提出了改進的A—U模型,流通產業的升級可以是跳躍式的,發展具有可跨越性的,而這都是由又是由技術創新的跳躍性所決定的。發展我國流通產業應從宏觀層面加強技術創新的政策地位,強化對加快發展現代流通產業的政策支持,積極引導第一、第二產業參與流通技術創新,提高流通企業對流通技術的認知和掌握程度,加強現代信息技術物質基礎建設等角度進行改進。[15]
6. 制度創新。這部分有25篇文章,主要從政府企業管理論文,企業以及社會組織等角度探討了如何健全我國流通市場的制度創新。如文啟湘和趙玻指出流通產業天然就是低進入壁壘產業,要防止流通產業過度進入,今后我國必須加快流通產業進入管制制度創新核心期刊目錄。[16]
7. 觀念創新。該部分共18篇文章,如宋則提出要確保流通產業的先導地位, 充分認識流通和流通創新在市場經濟當中的應有地位和作用。[17]黃國雄認為流通是基礎產業,并從流通觀念的創新理論要點出發,對商業的本質、商業城市建設、商業信譽、商業市場、商業利潤、商業文化等方面進行了系統闡述。[18]
8. 服務創新。這部分共18篇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國流通業服務中的不足,并提出了適應新時期流通業服務創新的若干措施。如許彩國和柳思維指出零售企業必須不斷提高服務質量,擴大服務范圍,完善服務設施,更新服務內容,通過服務創新才能實現顧客滿意,培養顧客忠誠。[19]
9. 其他。以上的分類方法并不能涵蓋所有流通創新論文,凡是不能歸入以上類別的學術論文歸入該類,合計共16篇學術論文。
(二) 時間序列分析
為了更好了解最近十年國內學者們在流通創新方面的研究,我們對論文樣本進行了時間序列分析,對總的樣本論文以及不同研究主題的論文分別按時間序列進行了統計分析,以便更好的得出學者們研究重點的變化。
圖2 流通創新論文時間分布圖
從圖2可以看出,近十年里,國內學者在流通創新方面的研究成曲折式上升,在2003、2007年達到兩個峰值。2001年末中國入世之后,外資流通企業進軍中國市場的速度加快,此時的本土流通業迫切的需要創新理論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流通創新的研究持續增多,所以考慮到學術成果刊登的滯后性,在2003年流通創新達到一個相對峰值是符合實際的,但是這種研究態勢并未持續。直到2004年底零售業全面對外開放以后,本土流通業面臨外資的威脅和壓力驟然增加到一個更高的程度,這使得通過創新提升競爭力的研究成果應需要而增多,同樣考慮到學術成果刊登的滯后性,所以在2006-2007年間才達到另一個更高的峰值。但是隨后流通創新的成果又出現了下滑的跡象,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在流通服務業受到沖擊的背景下,自主創新的研究成果才又再度受到關注??傊魍ǚ諛I創新的研究論文數量呈現著波動,這表明學者們在該領域的研究還不夠成熟企業管理論文,并未形成持續穩定的增長局面,同時也表明一直致力于該領域的學者有限,更多只是在某一段時間關注流通服務業創新的發展。
(三)流通服務業各子行業的研究文獻分析
以下我們對流通服務業4個子行業即零售、物流、批發、餐飲的研究現狀進行簡要分析。
1. 零售業創新。零售行業的研究論文有79篇,研究的焦點集中在零售業態創新,服務創新,營銷創新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研究中大多數都是研究城市零售創新的,論文樣本中僅有5篇是專門研究農村零售創新的,主要研究了農村零售業的業態創新和營銷創新等。如汪旭暉和徐健從農民消費行為偏好視角對農村零售業態創新模式進行了探究,通過探索農民消費行為得出了新型業態創新模式“農村現代綜合商場”,這種業態與城市大型綜合超市有顯著差異,融合了農村現行傳統業態——雜貨店、集貿市場等的優勢,并且摒棄了這些傳統業態在商品品類少、假冒偽劣商品多、環境臟亂差等方面的缺陷,在零售組合要素各個方面具有典型的農村化特征。[20]張蓓從綠色營銷、體驗營銷、定制營銷、整合營銷和關系營銷等新型營銷方式出發,對農產品超市的營銷方式創新提出了若干建議。[21]
2. 物流業創新。物流行業的論文有106篇,研究內容包括物流服務模式創新,供應鏈創新以及技術創新等。張光明認為物流服務創新模式主要包括跟隨競爭創新、顧客需求主導創新、物流技術創新、物流網絡創新、增值物流服務創新等,各種創新模式具有不同的優劣勢及風險,選擇何種模式取決于企業環境條件及諸多因素的考慮。[22]魏際剛提出物流技術創新涉及經營管理和工具、裝備、設施等領域,物流技術與裝備的發展趨勢是先進性,信息化,多樣性與專業性,標準化與模塊化,系統性與可擴展性,智能性與人性化,綠色化與節能化。[23]總體來講,我國物流也起步較晚,無論在技術還是管理創新方面都還與發達國家有顯著差異,關于這幾方面的研究還很不成熟,多數的設計和建議還都停留在紙面上,這需要我們一方面加大物流現代化的研究,同時也要結合國情逐步健全我國的還很不完善的物流系統。
3. 批發業創新。研究批發業的論文有27篇,具體包括了批發商業態模式的創新及批發市場的創新。如李芬儒研究了中國農村批發商業的業態創新問題,指出由于農村批發業存在著批發網點組織化程度低,批發商業功能萎縮,批發成本過高,流通效率低下等問題,所以農村批發商業業態創新方向應該是產、供、銷一體化,批零一體化企業管理論文,產銷地一體化,批發與物流配送一體化,貿工農一體化等核心期刊目錄。[24]譚本艷和趙曉飛提出了我國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創新策略,即組建批發商群,擴大農產品批發市場的規模;通過創新模式,實現批發市場間的橫向整合;通過打造龍頭,實現批發市場間的縱向整合。[25]
4. 餐飲業創新。檢索到研究餐飲業創新的文章只有23篇,與其他幾個流通子行業相比,餐飲業創新相對較少,這些論文集中在研究餐飲產品創新和技術創新等方面上。如楊銘鐸對餐飲企業產品創新體系進行了設計,認為餐飲企業產品創新系統可分為菜點創新、服務創新、環境創新三個子系統,各個子系統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26]于干千從中國餐飲企業“集體創新動力缺失”的現狀及成因出發,分析了不同餐飲企業對自主創新、模仿創新及合作創新三種技術創新模式的選擇。[27]
四、結論
本文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對我國2000-2009年流通服務業創新的學術論文進行了檢索,研究發現可歸納為以下方面:(1)通過研究主題內容分析,發現學者們對現代流通服務業發展的研究已積累了不少成果,但總體來說比較分散,而且大多側重于流通業創新的某一方面,對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科學內涵的理解不夠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流通組織創新,流通服務方式創新,流通技術創新以及流通制度創新等有限方面。迄今為止還沒有學者用系統的理論統攬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的整個全局,并深入探究現代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系統的構成及運作規律,這將成為流通服務業創新研究的重點。(2)通過時間序列分析,可以看到學者們在流通服務業創新的研究論文數量呈現一種上升勢態,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流通服務業創新問題。但論文數量并不是一種持續上升,而是折線上升,表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還缺乏系統性和連續性,對某一方面問題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某些時間段,如何全面,系統并且有層次的對流通服務業創新進行研究,是亟待解決的問題。(3)通過對4個子行業的研究,發現學者們對流通服務業各子行業的側重點差異很大,零售和物流領域創新的研究比較多,而批發和餐飲則較少。究其原因在于零售作為商流的終端企業管理論文,是最終實現企業利潤的環節,理所應當的受到更多的關注。物流在節約流通成本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也得到了人們的不斷關注,其創新研究也涉及到各個方面。而作為零售商背后的批發業,則很容易被人們忽視,從商業發展的趨勢看,多種現代流通組織的出現如工廠實行產銷一體化,零售連鎖公司實行批零一體化等搶占了批發業的經營空間,使許多人質疑批發業存在的價值,批發業的創新也未得到人們的足夠重視。至于餐飲業創新的論文最少,主要是因為高等院校對餐飲相關專業的設置起步較晚,從事餐飲研究的學者非常稀少,以及餐飲企業長期漠視創新所致,但是隨著餐飲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餐飲業自主創新問題將會越來越被關注。此外,需要特別指出的目前零售業創新的研究集聚在城市零售領域,但是隨著城市零售業在城市競爭日益激烈,可以預見未來會有更多的零售商進軍農村市場,而對于農村零售創新的研究將成為一個熱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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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暉明,1956年7月出生,江蘇南通市人。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F任復旦大學企業研究所所長、教授、現代企業理論與實踐方向博士生導師;兼任比利時盧汶大學和日本關西大學客座教授: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企業聯合會常務理事;上海聯華超市、上海梅林正廣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獨立董事和顧問。主要研究領域為企業理論和產業經濟理論、技術進步科技體制創新、區域經濟和城市經濟管理問題。發表專著8部,論文近200篇。獲省部以上科研獎勵7項。
簡單化的背后是功利主義盛行
新滬商:您一直關注創新領域,也參與到不少高新技術文化的決策中。最近您發現在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認識和實踐中,存在著一種追逐時髦、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的風氣,而忽略了它本來的面目?
張暉明:是的?,F在人們一說到“高新技術”、“先進制造業”、“產業升級”就夸夸其談,而對于它們的真實內涵卻少有人靜下心來琢磨。
舉個例子,很多人認為先進制造業就是造大飛機、造衛星、造太陽能光伏電池,這些沒錯。但我問你,瑞士手表是先進制造業嗎?印象中好像不是吧。但是,瑞士手表有幾百年的工藝傳統,很時尚,很有收藏價值,還打上了一個國家的世界形象,在全球分工中占據了無可比敵的地位。它怎么不是先進制造業呢?
一說先進制造業,我們往往就將傳統產業和先進產業對立起來。其實,先進制造業是在傳統產業的基礎上成長發展而來的。瑞士手表走了幾百年,應該說它還是先進的。瑞士人在手表上鑲嵌了一塊鉆石,就有了收藏價值,這就與當代人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方式結合起來,說明它在與時俱進,一直保持著它的先進性。
又比如,什么是現代服務業?我們習慣上劃分,一種是傳統服務業。比如餐飲業,認為是傳統服務業,檔次較低。但哪個人哪天不吃飯?問題是,我不僅吃了飯填飽了肚子,我還在吃飯的場合享受了某種文化,而且去了以后還想去。當一個餐飲業要讓人經常光顧時,不僅僅滿足填充饑餓的功能,更多需要的是享受這種餐飲的文化。你說它先進不先進?我覺得它很先進。有人性化的服務,有人性化的環境,超越了物質生活的層面,上升到了對生活質量、對文化的體驗,不是平面化、單緯度的生活享受,而是一個立體的享受,那就是先進的。
我們一般將金融劃為現代服務業。其實,金融業是古老的行業,英國人從17世紀開始就有信托典當,這就是金融業。你能完全說金融業就是現代服務業?這樣理解過于簡單化了。諸如此類的簡單化理解,容易造成我們對工作方案、對政策取向、對社會成員的誤導。而這種簡單化的背后,是功利主義盛行,現代經濟素養和文化素養缺失的表現。
并非“買來”才是“高新化”
新滬商:在您看來,又該如何理解“高新技術”、“產業化”、“產業升級”這些熱詞?
張暉明:首先,什么是高新技術?它是相對我自己手中擁有的產業、技術、管理駕馭能力而言,比我高,比我新,就叫高新技術呢?還是在全球競爭格局下,與國外其他企業或者跨國公司相比,裝備技術水平高低之間的落差比呢?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
如果我認為,我不如別人,就應該“買來”,那就忽略了自己手中原來的技術。一旦別人先進,我就買來,那必然造成“買來主義”的依賴性思維方式和簡單的照抄照搬,培養不出內生的自信,難以在學習積累的基礎上注入自己的智慧,形成自己的創新。反之,如果我在自己原有技術的基礎上更多地注入針對適合中國市場、中國消費者、中國產業結構特點的創新元素,可能使得我手上掌控的物質要素的產出效率得到提高,那也是進步。這不也是“高新化”了嗎?這樣節約、低成本地實現了升級和發展。
但今天,我們很少去研究發展的成本,只說產出了多少GDP,但是從來沒想過要拿到這個GDP我們投進了多少,買來了多少,不看發展的成本到底有多高,這與科學發展觀是背離的。
技術進步是升級市場做透也是升級
新滬商:再說“產業升級”。我們一般認為技術裝備進步了、產品更新換代了,就升級了。您是怎么理解“產業升級”?
張暉明:我們通常把升級理解為“硬升級”。比如手機,我們過去用大哥大,今天用3G,都不脫離具體形態,是使用價值的升級。這樣的思維方式,決定了企業更多在比拼裝備的技術含量,結果升級就變成了不斷“買進”新的設備和技術。
但往往我們在沒有把某個產品的市場做透的情況下,就“心無旁騖”地投入升級了。比如,把桑塔納2000升級到桑塔納3000,這叫做升級。但是,為什么今天“普桑”還很有市場呢?因為普桑的市場還沒有做透。當然,不是說不要做新的產品,而是要處理好新和舊的關系,要處理好供給能力與市場需求之間是否能匹配。
上海的產業發展很大程度上在這個問題上要反思,就是有沒有把產品的市場做透。本世紀初時,對上海產業發展階段的判斷認為,上海在全國是工業化比較早的城市,因此工業發展必然表現為在輕工業基礎之上發展重工業。于是當時大家都沖著鶯化工階段去了,去做石化、汽車、鋼鐵,而沒有把輕工業的市場做夫做透,結果原來的輕工業都做沒了,老字號一度全軍覆沒。這給我的啟發很大。升級是什么?技術更新是升級,而市場做透也是升級。市場占有率提高,客戶對產品的依賴度提高,這是永遠的市場。所以對于升級的理解不要只在裝備技術含量、規模上去思考,應該在市場做透,規模做大和消費者信任度提高這些方面思考,這樣升級的內涵才完整。
產業化不是簡單的產品化
新滬商:再說產業化?
張暉明:“產業化”,是市場化、規?;.斎灰幠;怯幸粋€過程的。首先是要市場化,科技創新要與生產生活方式相結合。你的創新技術最后要為消費者接受,消費者無論從物質意義或者心靈意義上對這個產品有了享受。如果沒有這些,怎么能說是產業化?換句話說,要把高新技術轉化為設計,轉化為產品,轉化為營銷方案,轉化為消費者行為的改變,這才是完整的對創新的理解,對產業化的理解。
我們現在說產業化,好像只是追求能不能做出一個產品,但是不管能不能用。企業說,我可以做出來,但做出來后這個新產品是否有市場?在有市場的情況下,又是否能完全跟上市場發展的節奏,從而做到把市場掌控在自己手里?這些涉及到商業模式能力,市場操控能力,特別對產業節奏的理解能力。所以產業化不是簡單的產品化,還包含著市場化,規?;拖M者購買行為之間的匹配。而我們現在考核企業創新能力就是新產品產出
率,這脫離了產業自身發展的規律,這往往會對企業產生誤導,結果產業化變成為時髦而時髦,為產品而產品。
“為”與“不為”政府角色如何扮演
新滬商:在前不久召開的浦江創新論壇上,經濟學家吳敬璉無不憂慮地指出,眼下在科技創新領域,由政府出面分錢、分物、分人的做法仍然相當普遍政府將“為”與“不為”的概念混淆了。在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過程中,政府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張暉明:說到政府和企業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中的關系,主體應該是企業,政府不能直接幫助企業去做決策。但正如吳老所說的,現在政府在幫助選項目,甚至選技術路徑。我們通常對政府的概念是很抽象的。但是回到現實中,政府一定是某些具體的產業部門。到具體部門的時候,又涉及到具體當事人的利益。政府“不為”就是不要直接幫助企業選項目,選技術路徑。項目來自哪里?來自市場。市場誰最先感知?“春江水暖鴨先知”,一定是企業。所以要尊重企業。
但現實是技術創新在某些領域某些時段,碰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大障礙。我們作為學者,開始理解并不深刻,但是接觸了一些企業后,感觸就很深了。有的企業說,你不要認為我這個技術好,我這個技術應用起來是很難的。因為一旦使用我的技術,就意味著把人家的技術顛覆了,就意味著把別人的前期投入全都泡湯了。這個時候就有某種力量出來阻礙創新技術的推廣。政府發揮的作用,應該是在標準的認定上,應該考慮全社會在什么時候把這個技術標準采用了,而不是直接參與選擇項目。
企業創新要有變失敗為財富的機制
新滬商: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但是現在企業界流行一句話:“不創新等死,創新找死,”企業為何陷入創新的兩難境地?
張暉明:我們的企業和國外的企業處于不同市場的“位勢”上。我們的企業處于劣勢,而發達國家的企業已經走在前面。第一,發達國家企業內再生產資金循環是圍繞著成熟產品的投入產出,圍繞著拓展市場的投入產出,圍繞著研發的投入產出,西方企業在這幾個循環之間已經產生了1+1大于2的效應。尤其研發與產出的良性循環,支持了企業長期的持續發展能力和市場競爭力。研發投入的現金流有高額的回報,不僅表現在產品上,還表現在一些具有專利技術標準的收費能力和受益能力,所以研發中現金流的投放之后回報是倍加的。在培育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起步階段,研發階段的現金流是凈投放,研發成果的回報至少在5年之后,而我們令天的企業忍受不了,但是國外的企業已經熬過了這一階段,經受住了這個考驗。它的研發已經是一個可以帶來高回報的投入。
第二,研發項目選擇的技術風險。技術選準了沒有?當年日本人在模擬信號技術上做得不錯,堅信這個產品有生命力。但美國人做數字信號技術,結果數字技術戰勝了模擬信號技術,日本人全軍覆沒。這就涉及到研發著力點的選擇、方向和路徑問題。
第三,選了某個項目后執行中的干擾和各種不確定因素的風險。也許選了這個科研項目但最后不成功,這就意味著前期的投入全都白白流失了。從企業行為意義上說眼前的投入是白自流失的,但是如果有一個好的創新體制,這個白白流失恰恰是企業創新中不可回避的經歷。因此需要研發團隊的穩定性,審慎性,敏感性,通過自覺意識來積累失敗的教訓。有一些企業是專門使用經歷過失敗的人,希望將這些人把失敗的經驗和教訓變為財富,我們需要這樣的一個機制。
但是我們今天的企業沒有這樣的機制。第一,團隊不穩定,經常發生跳槽的問題,這與激勵機制有關系。第二,心氣浮躁,這是文化積淀的問題,企業創新需要持續跟蹤所形成的信念、文化、團隊合作精神和對某些問題的經驗性、敏銳性的累積能力。我們現在討論核心競爭能力,它是一種“默會”知識,就是“不能言傳的知識”。這是研發團隊要形成一定的默契,甚至是領軍人物使一個眼色,就能理解他的意圖。
要做到這個境界,就要很熱愛很投入事業,還要給員工合適的報酬,要有凝聚人心的企業文化。而我們今天對研發激勵機制是不夠的,往往是誰權力大誰就能力強。
“不斷改悔”沒有一成不變的理論
新滬商:現在一些高校出現了一種怪現象,認為做實際問題研究的是下里巴人,檔次不夠;而一些在SCI和NATURE上發表的高精尖論文,卻又離現實問題太遠 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張暉明:一度確實有這樣的說法,認為做產學研結合是低端的,不是國際前沿的。如果你是關注現實問題比較多的人,那就會被認為是下里巴人。這是沒有處理好社會總體分工。一個社會創新的體系,有最前沿的國家隊,也有注重實際應用的地方隊。即使在國家隊里也可以分成理論型和應用型。社會要有分工,有一批人做學術研究,高精尖,但是有一批人集中精力做國民經濟主戰場需要的項目。
但是今天的學術界有一種不好的傾向,為學術而學術,非常學究氣。有報道說,中國的學者參與國際會議,有著名的“3S之說”:見了面“shake hands”(握手)和“have a smile”(微笑),然后坐下來就是“keep silence”(沉默),不說話了。我們的科研課題來自哪里?一定要來自實踐,而不只是頭腦里。今天我們看到很多的成果是文化的積累,是有學術意義的。但是一種學術如果不能對實踐有解釋力,有指導意義,那只是起到了對文化的傳承,文化的延續的作用。
新滬商:對現實問題的關照是您的偏好,這與您個人經歷有關嗎?
張暉明:我在農村5年的經歷對我影響很大。1973年我高中畢業后在農村待了5年。人心好像天然具有向善和向上的天性,當時我在農村生產隊帶著一幫年輕人做病蟲害防治的時候,就開始琢磨為什么人家的地產量高我們的產量低,這也是一個初始的經濟學的思考。到了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已經是農村基層的骨干,村里的黨支部副書記了。
進了大學,我的老師蔣學模先生,做的是現實經濟理論的研究,他總是說要“不斷改悔”,今天用時髦話說是“與時俱進”,他對我的影響很大。今天我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對主流經濟學的很多東西我們要學習,要理解,但是把這些理論用于中國的實際時卻不能照抄照搬。所以我有一種強烈的將理論轉化為應用,對實踐產生干預指導的思維取向?,F在我一邊做專業研究,一邊也積極地與創新第一線的企業對話,成為幾家企業的獨立董事,參與到企業治理中去。
關鍵詞:應用型人才培養;國際結算;教學改革
作者簡介:王濤(1976-),女,四川大竹人,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講師。(重慶401120)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1年重慶市教委教育教學研究項目“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2)08-0084-02
“國際結算”是高校國際經濟及貿易專業的必修課程,也是金融學專業的選修課程。但是“國際結算”是一門“老師難教、學生厭學”的課程,教學內容既包括結算工具、結算方式、結算單據及貿易融資等諸多理論知識,也涉及諸多國際慣例及規則條款,不講這些條款教學內容不完整,而講起條款又非常的枯燥,很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往往對國際結算理論知識掌握較好,在實務工作中卻無從著手。因此,探索“國際結算”課程的教學改革顯得尤為重要。
一、“國際結算”課程的特點
“國際結算”課程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第一,具有較強的實務性。課程教學內容與國際結算實務工作有著密切聯系,不僅要求學生掌握各種票據及單證的性質及作用,而且要求學生能運用相關國際慣例和規則條款規定解決實務問題。而國際結算方式、貿易融資等知識既是課程教學的重點內容,也是國際結算實務的具體操作流程,因而體現出較強的實務性。第二,具有較強的時效性。國際結算的教學內容會隨著國際貿易方式及國際金融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國際結算適用的規則和慣例也處于不斷地修訂和完善過程中,如UCP600與UCP500 相比進行了大量的修訂,這就要求國際結算課程教學要緊跟結算產品及國際慣例的發展,體現出應有的時效性。[1]
二、“國際結算”課程教學存在的問題
“國際結算”的課程特點是教學難度大,而目前高等學校國際結算人才培養與課程教學中也存在著較多問題,主要體現如下:
1.重理論教學,輕實踐教學
用人單位需要懂金融、懂貿易、熟悉國際慣例、外語水平高的應用型國際結算人才。受傳統教學觀念的影響,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重理論知識體系、輕實踐技能,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重知識積累、輕方法研討。許多學生能夠掌握一些理論知識,但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無法滿足用人單位的需要。
2.教師缺乏實務教學經驗
國際結算課程不僅要求教師有較高的理論教學和科研水平,也要求教師具備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但現實中大多數教師缺乏在外貿企業或金融機構的實際工作經驗,上課時也只能就書本談書本,從理論到理論,講授的知識不能和實際情況相聯系,導致學生對所學知識不感興趣。[2]
3.教學手段單一,課堂缺少活力
傳統課堂教學是以教師為中心的單向知識傳輸過程,教師上課往往是一張嘴、一言堂,即使采用多媒體輔助教學,也沒有改變學生被動接受知識的局面。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主體地位沒能體現,學習自主性沒有得到發揮,更談不上創新和能力培養。
4.辦學模式封閉,缺乏校企合作
用人單位從高校吸收學生,高校應當按照社會需求培養人才,才能在需求和供給之間形成良性循環。但現實中高校與用人單位往往缺乏有效合作機制和經常的交流機制,造成高校對用人單位的需求信息了解并不充分。以校企合作為主導的聯合辦學模式尚未形成,制約了應用型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
三、應用型人才培養與“國際結算”課程教學目標
應用型人才是指具備一定理論知識,并能靈活應用理論知識的、具有實踐能力的專門人才,[3]“厚基礎、強能力、高素質”的培養目標要求學生具備三種素質:第一,要有扎實的基礎理論知識,能從理論的高度理解社會經濟活動的一般規律和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第二,熟悉商務操作流程,具備較強的實踐能力,能較快地適應企業經營管理和市場競爭環境;第三,有較高的職業素養和社會責任意識。[4]
為此,“國際結算”課程的教學目標應確立為:以能力培養為核心,以教學改革為基礎,培養掌握扎實理論基礎、富有實踐能力、創新精神及較高的綜合素質的應用型人才。教學重點幫助學生具備三種能力:首先,掌握國際結算的專業理論知識和基本方法、熟悉國際結算的國際商法及國際慣例的知識儲備能力;其次,具備較強的專業實踐能力、良好的英語能力和較強的適應能力,能熟練地閱讀英文文件并進行書面和口頭的專業英語交流;能在國際規則框架下靈活而不失嚴謹、開放而不失原則地從事相關工作;最后,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包括良好的職業道德和國際商業信譽,能遵紀守法、誠信守約,具備敏捷的思維和應變能力。
四、應用型人才培養與“國際結算”課程改革措施
根據應用型人才培養導向下國際結算課程的教學目標,需要對傳統教學做如下改革:
1.創新教育理念
為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對國際結算人才的需求,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目標,秉承“厚基礎、強能力、高素質”的思想,開放辦學,根據社會需要確定人才培養目標,按照人才培養目標改革課程體系及教學方法。以生為本,尊重學生在學習中的主體地位;在強化專業基礎知識的基礎上,充分整合英語、國際貿易、金融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教學資源,注重學生知識結構的復合性;通過實務訓練、社會實踐等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以適應社會對國際結算人才多層次、多方面的不同需求。
2.整合知識模塊
以能力培養為主線,將課程教學內容整合成四個模塊,并分別突出教學重點:首先,結算工具模塊應結合票據的特點適當補充票據法知識;其次,結算方式模塊應在結算流程的基礎上強調適用范圍、國際慣例及風險防范;再次,結算單據模塊的教學重點應放在單證的繕制及審核;最后,貿易融資模塊部分應結合當前形勢分析保函、國際保理、福費廷等融資方式的應用。
3.改進教學方法
“國際結算”課程教學應突出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不斷改進教學方法,提升教學質量。
(1)加強案例教學法。采用案例教學法,不僅可活躍課堂氣氛,還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鼓勵學生鍛煉思考能力、分析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及快速反映能力,并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任課教師應根據教學內容精選案例,課前將資料分發給學生,課中應有效地組織學生討論,讓其充分發表意見,然后再對其討論意見給出點評,對疑難問題進行重點闡釋。
(2)推行專題討論法。專題討論法是將課程內容分解成專題,把學生分成小組,共同對專題內容進行探究式、研討式學習的教學方法。學生在小組內發表觀點和見解,并做出研討結論,再和其他小組同學分享。比如,對于UCP600新修訂條款的解讀,傳統講授形式非??菰锴医虒W效果不好,可改為專題討論的形式,將教學內容以專題的形式布置給學生,要求其自行解讀并與UCP500進行比較,并結合相關案例進行分析。小組專題研討,可加深大家對條款的理解,并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將學習活動從課堂延伸到課外,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與實踐能力。
(3)實施情景模擬法。情景模擬法是通過模擬情景、設置場景、角色扮演等活動,讓學生在仿真實務環境中親身體驗并計劃、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從而將理論知識與實際操作緊密結合的教學方法。托收及信用證結算方式的業務流程、相關單據的繕制與審核均可采用情景模擬法,由教師設計模擬情景,學生分別扮演進口商、出口商、進口商所在地銀行、出口商所在地銀行等不同角色,將講解內容直觀化、具體化、形象化,增強學生對國際結算流程的理解與應用。
4.優化師資結構
國際結算課程要求教師既具備較強的專業理論知識,又要具有國際結算實務的經驗,還要具備較好的英語能力。為培養應用型所需要的“雙師型”教師,教師應該了解和掌握本學科最前沿的動態問題,提升自身英語水平,增強雙語授課能力,以改善處理英文文件的實務能力,采用業務培訓、掛職鍛煉等方式定期在校外實際工作崗位上進行鍛煉,豐富實踐教學經驗。同時,通過向金融機構、外貿企業等實務部門聘請兼職教師到校授課或進行實務講座,全面提升教師實務教學水平。
5.強化實踐教學
實踐教學是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關鍵環節,國際結算課程應充分利用各類資源構建多元化的實踐教學平臺,具體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1)加大資源投入,建好實驗教學平臺。國際結算課程要求學校應建立實驗教學平臺,增設實驗實訓環節。在校內實驗室中由學生獨立完成國際結算業務的相關實驗,做到教、學、做一體化,幫助學生了解實務操作流程,并在動手過程中解決理論學習中的疑難問題。
(2)加強校企聯合,用好實踐實訓平臺。推行開放式辦學,本著互利互惠、資源共享的原則加強校企聯合,搭建各類實踐、實訓和實習基地,共同培養應用型人才。一方面,企業為學校提供先進的學習設備和實習場地,將企業的實務現場變為教學場所;另一方面,企業也將實際問題引入課堂,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學習和討論幫助學生將理論知識更好地轉化為實踐能力,更好地服務企業。
(3)延伸課堂教學,完善科研訓練平臺。根據課程內容布置調研、論文寫作等訓練項目,積極引導學生參與實踐創新活動,以課題研究、社會調研、學科競賽等形式開展豐富多彩的訓練活動,提升學生的創新能力與綜合素質。
總之,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核心在于“厚基礎、強能力、高素質”,圍繞這一目標,“國際結算”課程應該從教育理念、課程內容、教學方法、師資結構、實踐教學等方面不斷推進教學改革,以提升人才培養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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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核專業;研究生培養;培養模式;協同創新
協同創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體現了系統思想與技術創新模式從封閉向開放的轉變,是對自主創新內涵的豐富深化。21世紀以來,科技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逐漸形成,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和產業創新之間建立網絡聯結的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國際上涌現出大量關于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結構目標、組織特征、績效評價、人才培養等方面的研究[1-4]。2011年4月,同志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積極推動協同創新,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政策項目引導,鼓勵高校同科研機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建立協同創新的戰略聯盟”[5]。這一重要論述對我國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隨后,教育部正式推出《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簡稱“2011”計劃),各高校積極響應,并與企業、科研院所、政府、金融機構、中介組織等社會單位聯合培育組建協同創新中心,整合資源要素,打造創新平臺,培養高素質人才。
南華大學由原隸屬中國核工業總公司的中南工學院、核工業第六研究所與原隸屬湖南省的衡陽醫學院在2000年合并組建而成,實行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中國核工業集團與湖南省政府共建的管理體制,在“核科學與技術”等學科領域具有鮮明特色與優勢。目前,學校已與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湖南山河智能裝備股份有限公司、中核四O四有限公司、核工業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院、中核四川環保工程有限責任公司、新疆中核天山鈾業有限公司、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中核二七二鈾業有限責任公司、湖南桃花江核電有限公司等11家單位簽署協議,由南華大學牽頭共建湖南省“核燃料循環技術與裝備協同創新中心”,并與衡陽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家級)簽訂了共建南華大學核能產業科技園的協議,將打造一個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社會服務等于一體的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基地。本文結合“核燃料循環技術與裝備協同創新中心”的建設與發展,探討協同創新環境下南華大學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理念形成、培養目標定位、培養機制建立和培養體系保障,提出了實施“多渠道、大協同”的研究生培養模式的建議。
一、把握規律,樹立協同創新培養理念
協同創新已成為多學科融合發展培養創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徑,全面推進教育協同創新不僅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在科學技術高度綜合化、社會系統日益復雜化和國際競爭趨近白熱化的新形勢下,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迫切需要大量高層次、復合型拔尖創新人才,而協同創新性研究生培養就是促進高層次、復合型拔尖創新人才成長的一種有效途徑和方式。我國研究生教育長期沿用蘇聯模式,實行專業化的研究生培養方式,過分強調學科專業的獨立性和排他性,忽視學科的交叉與融合,這種培養方式已越來越不適應現代科學技術創新與發展的需要,不利于解決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面臨的重大問題,也不符合拔尖創新人才成長的規律[6]。
研究生教育是本科后以研究為主要特征的高層次教育,其本身就是一種創新教育,對于研究生的協同創新培養更需要采用系統化的創新思維。這種協同創新思維,是圍繞適應新時代要求的研究生健康快速成長成才這一創新目標,多主體、多因素共同協作、相互補充、配合協作的體系架構。通過倡導 “協同創新, 文化先行”的思想理念,搭建科學精神與學術道德的宣講平臺,塑造現代科技文明下的大學精神,突破傳統中庸思想、單一性思維對研究生思維的禁錮,激發研究生形成集發散輻射思維、收斂輻集思維、人機互補思維為一體的協同創新思維。在加強研究生自身寬厚知識面和素質能力基礎上,培養研究生信任感、自主性、主動性、勤奮和自我認同等5種人格,提高研究生“創新、創意、創業”精神,提升其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7]。在創新人才培養過程中,注重文化先行,創造適合其成長的人文環境,特別是對核專業的研究生,要大力弘揚“兩彈一星”精神,繼承和發揚艱苦奮斗、愛國奉獻的優良傳統。牢牢把握“教育質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線,創新能力是提高質量的靈魂”這一主旨,形成協同創新培養理念。
二、突出特色,確定協同創新培養目標
南華大學是我國核類學科專業設置齊全、培養層次完整、培養規模最大的高校之一,是中南地區唯一一所覆蓋核產業鏈核學科專業的高校。學校匯聚國內核燃料循環系統的優質資源,牽頭組建了能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解決核能行業重大關鍵技術問題的政、產、學、研、用一體化的“核燃料循環技術與裝備協同創新中心”,重點建設“核資源開發、先進核能技術、核燃料循環安全技術與裝備”三個政產學研用創新平臺,構建人才高地、培養創新人才。依托協同創新中心的建設和發展,南華大學核專業研究生的協同創新培養目標定位:
一是充分發揮核燃料循環技術與裝備協同創新中心作為科技資源和人才資源匯聚地的優勢,促進科學研究、社會服務與人才培養的深度融合,寓教于研,以“多渠道、大協同”的模式培養本領域專業扎實、全面發展的高素質創新人才。
二是面向核燃料循環技術與裝備制造領域,發揮協同體的優秀科研教學資源和工程實踐優勢,通過參與重大科研項目、國際合作及企業工程創新實踐等多種培養方式,培養行業產業重大工程所需的、具有創新能力和工程實踐能力的研究型人才。
三是要求培養的研究生具有核科學與技術、核資源開發、核動力裝備、核儀器儀表等方面堅實的基礎理論和寬廣的專業知識,能適應行業產業重大需求獨立地開展科學研究與工程開發工作,創新性地解決核燃料循環技術與裝備制造的基礎科學和工程技術問題。
三、整合資源,建立協同創新培養機制
協同創新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由過去的強調不同主體參與性,轉變為強調主體之間的合作、協同性,同時把創新人才培養提高到了國家戰略發展的層面。各協同創新主體堅持學科、科研和人才培養“三位一體”,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實現研究生培養創新要素整合,建立協同創新培養機制,是新形勢下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的關鍵和突破口。唯如此,才能在“核燃料循環技術與裝備協同創新中心”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實現對南華大學核專業研究生的協同創新培養。
1、實施“多渠道、大協同”培養模式
利用行業、地方的特點和優勢,突破以往封閉式的培養,實施核專業研究生“多渠道、大協同”培養模式。一是通過與協同單位建立若干核專業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為協同培養研究生提供師資條件、實驗條件、技術開發和學術研究條件等,有效改變目前以教師、課堂和教材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將研究生教育與技術開發、工程建設和生產實際結合起來。二是整合協同創新體各組成單位的資源平臺,通過協同組建博士后工作站、工程技術中心以及博士生進企業、研究生掛職鍛煉等舉措全方位、多渠道強化對研究生的培養。三是設立名師講壇基金,聘請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講學,為研究生提供高起點、高水平的前沿知識,拓寬研究生的知識與學術研究視野。四是設立博士生國際學術會議基金,資助博士生參加國內外高水平學術會議,提高博士生捕捉最新研究成果、追蹤學術前沿和國際學術交流能力,拓展博士生的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2、建設科學性、前沿性和實踐性相結合的研究生課程體系
第一,研究生課程設置要充分利用各協同單位的優勢資源,培養研究生開闊的視野和靈活的思維。協同創新中心協同體內實行學分互認,結合平臺的科研特色,開設相應的先進工程技術集成、開發和應用的研究生課程,突出研究生工程創新能力培養。第二,結合重大工程需求探索急待解決的新技術、新工藝等技術難題或理論問題,注重研究生工程設計、研究和創新能力培養。第三,鼓勵研究生在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向上鉆深吃透,關注熱點,追蹤前沿,多在相關領域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
3、建立導師組聯合指導制度
其一,協同創新環境下的研究生培養應針對社會發展對高層次應用型專門人才的實際需要和地方產業集群及主導產業的技術、產品和市場需求,積極整合學校和各協同單位的人才培養資源,探索建立研究生導師組聯合指導機制。其二,研究生進入協同創新中心后直接進入研究團隊,實行導師組聯合培養。導師組由研究團隊內 3-5位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其中1名為責任導師,至少1名企業專家和1名跨學科導師。其三,導師組根據科研項目需要申報研究生招生計劃,招生方式包括面向社會公開招生、優秀應屆畢業碩士生推薦攻讀、優秀一年級碩士生轉博士生等,創造條件招收國外留學研究生。
4、建立協同創新能力激勵制度
一是建立核專業研究生協同創新獎學金制度。研究生協同創新獎學金由協同創新人才培養專項經費中支出。研究生獎學金按學年進行動態評定。二是設立研究生協同創新成果獎。對做出突出技術或學術成果的研究生給予物質獎勵。三是設立研究生協同創新基金。資助研究生提出具有創新思想的研究課題,預期成果在技術上或理論上要有較大的實際意義和學術價值,或者對行業產業發展具有較大的應用價值,經導師組同意可以作為學位論文課題。四是設立研究生協同創新論壇。為研究生開展學術交流活動,探討學術熱點問題,啟迪創新思維,鍛煉他們的組織、協調、溝通和表達能力,展示才華創造條件。
四、完善保障,構建協同創新培養體系
依托“核燃料循環技術與裝備協同創新中心”的建設與發展,最大限度爭取各方支持,建立健全研究生協同創新培養過程中“從頭到尾”所涉及到的各類制度和措施保障,逐步構建南華大學核專業研究生協同創新培養體系。
第一,協同創新體、各協同單位或由協同單位積極爭取其他相關單位在核專業研究生招生、研究生導師分配、跨導師培養、課程、研究、實習實踐、學位論文和競爭機制等方面實施有利于核專業研究生協同創新培養的改革創新,同時在人才、經費、場地、物資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健全和完善促進研究生協同創新能力培養的政策支撐體系及相關保障措施。
第二,圍繞涵蓋核專業研究生協同創新能力培育的關鍵環節與核心指標,全面實施研究生教育協同創新計劃。積極推行年度目標責任制,以指標引領工作、以指標落實工作、以指標檢查工作、以指標促進工作,實現協同創新教育剛性管理與柔性管理的融合,將研究生協同創新能力培養落到實處,健全和完善研究生協同創新教育管理制度體系及相關保障措施。
第三,突出對核專業研究生協同創新能力的評價。重點考察研究生綜合運用科學理論方法和技術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改變單純以論文獲獎為主的考核評價方式,健全和完善研究生協同創新能力評價體系和相關保障措施。
五、結語
研究生是高校培養的高層次人才,是高校創新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人才來源,是國家科技創新的開拓者和承擔者。南華大學作為行業特色高校要在打造“核燃料循環技術與裝備”協同創新平臺、構建“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機制過程中加快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通過實施“多渠道、大協同”的研究生培養模式使研究生培養與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形成相互支持良性互動局面,切實落實相關保障措施,建立以科學研究為主導、突出創新能力培養的研究生協同創新培養體系,制訂體現碩士、博士不同層次要求的研究生協同創新培養方案,優化專業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大力推進研究生協同創新培養模式,提高研究生的培養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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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老字號的知識產權和無形資產包括:品牌、商號、專利、版權、管理經驗、技藝訣竅、廣告用語等方面,老字號應提高自身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主動與知識產權等中介服務機構交流溝通,做好國內、國際市場的知識產權工作,并配合工商管理部門打擊冒牌經營的行為。
江蘇老字號企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進行知識產權保護:(1)強化商標先行意識:秉承“自愿注冊原則”和“申請在先原則”,企業應對已經在他國或其他地區進行交易的商標及時“補過”、盡快注冊,對即將打入他國或其他地區市場的商標提前、及時注冊。(2)適當構筑防御性注冊:根據“一類商品一件商標一份申請”原則,老字號商標可在與該商標類似或非類似商品類別上分別進行防御注冊,以免受職業商標炒家的侵害?,F在就有許多浙江人在炒作商標。(3)加強國際市場的監測:企業應密切關注國家工商總局頒布的《商標公告》,如發現相同或近似商標,及時向國家工商總局提出異議;應委托商標組織進行市場追蹤監測,及時反饋侵權信息。(4)及時注冊老字號域名:在如今的網絡時代,老字號企業不能忽視“網絡商標”——IP地址的注冊,注冊商標有時間限制,而域名可以歸權利人終身使用。(5)及時對老字號商標進行延期續展:注冊商標第一次有效期為10年或20年,到期就應續展。⑸老字號企業應與知悉企業技術秘密的員工簽訂“競業限制協議”:被“競業限制”的人員不得在生產同一核心技術產品,且有競爭關系的其他單位任職,或者自己從事與原老字號企業有競爭關系的同一核心技術產品的生產經營;同時,根據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還應該給被競業限制的人員一定限制補償費用。
相應的政府機構要加強老字號被侵權的證據管理和訴訟管理,對侵犯老字號權益的行為建立嚴格的懲戒制度。
2.拓寬融資渠道,擴大經營規模。
江蘇老字號企業可以著手改善的工作有:(1)老字號企業應集中于從一家融資機構貸款,進行關系型貸款。從多家融資機構的貸款行為顯著影響貸款的可獲得性和貸款利率,集中型貸款行為相比非集中性貸款行為利率更低、貸款數量更大、可獲得性更強。(2)老字號企業要規范自身管理,建立科學的管理制度,特別是財務管理和長期規劃,爭取可能的融資機會,力爭信息透明,解決內部賬務混亂的現象,讓投資者相信企業的確具有經營能力和發展前景,從而從根本上解決貸款的管理成本高、風險大的問題,提高中小老字號企業信用。(3)對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合作制和合伙制老字號企業進行重組和改制,建立符合上市要求的規范的股份有限公司。(4)江蘇老字號企業應該奉行開源節流的良好風氣,通過留存利潤、盤活存量、員工入股等方式進行內部融資。還可以通過商業承兌匯票、會員卡、促銷等渠道融資。
政府需要做的工作:(1)培育區域性的中小企業產權交易市場和中小企業債券市場,應借鑒美國的小型股權市場和國內北京、上海、深圳、西安四地產權產易市場的經驗。培育規范江蘇甚至下屬各地區產權交易市場,為大部分不能上主板市場和創業板市場的老字號企業提供一個產權交易、收購兼并、股權回購與風險資本退出的場所,有關方面還可以考慮組織發行老字號企業發展債券,所籌集的資金全部提供給符合條件的老字號企業使用并由其償還。(2)可以創立江蘇老字號創新發展基金。通過撥款資助、貸款貼息和資本金投入等方式扶持和引導老字號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培育一批具有濃厚江蘇特色的老字號小企業。(3)江蘇省政府可以對老字號企業進行財政支持,如對老字號進行貼息貸款,提供技術、設備支持,稅收減免等等。
3.提高人員素質,創建創新團隊。技術創新不僅需要物質條件的支持,而且關鍵要靠全體企業員工來落實執行。老字號企業需要一個有創新精神和敏銳洞察力的企業家,企業家需對自身產品或服務的市場需求有清楚認識,能識別不穩定市場中的獲利機會,能利用各種方法帶領員工把握住機會,將潛在機會轉化為現實利潤。
老字號企業不能忽視基層員工的技能培訓和職業培訓工作。由有經驗的老師傅輪流給基層員工授課,或者鼓勵中低層員工定期進行經驗交流,一來可以增強企業內部凝聚力,同時可以提高員工素質。江蘇高校眾多,科技資源豐富,為老字號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供了優厚的技術資源條件。各種類型的老字號,只要找到匹配的相關專業院校進行技術研發合作,就會為其創新發展提供廣泛的空間。老字號企業要致力于組建創新團隊。技術創新活動需要一個創新團隊,從企業家、管理人員、技術專家、營銷人員、生產或服務人員和其他企業各部門人員組成,創新團隊內各成員由各部門選取,并負責本部門內新創意的收集。企業人員目標一致,各部門人齊心協力,對各自的新思想、新創意相互反饋。
二、江蘇老字號企業技術創新的發展現狀
對30家經營得較好的江蘇老字號企業進行調研,發現有70%的江蘇老字號企業周期性地進行產品或服務創新,28%的江蘇老字號企業偶爾進行創新,僅有2%的江蘇老字號企業幾乎沒有產品或服務創新。經營狀況良好的江蘇老字號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普遍存在如下特點:(1)不斷有新產品開發問世;(2)不斷引進先進生產線,進行技術改造,擴大經營規模。
江蘇老字號企業在進行技術創新的過程中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主要體現在老字號企業缺乏商標、專利、技術秘密保護意識,無形資產管理有待規范。江蘇老字號被侵權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1)由于歷史原因,老字號同名現象嚴重,商號、商標等知識產權糾紛也時有發生;(2)一些缺乏誠信的企業擅自使用與老字號相似或相近的字號來為自己企業冠名;(3)“移花接木”盜用老字號企業名稱中的字號來為自己企業注冊商標;(4)將老字號企業的字號在網絡上搶先注冊成自己的域名等。
目前,許多江蘇老字號商標被別的企業搶注,大量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老字號的形象嚴重受損,導致眾多江蘇老字號企業在競爭中失利。江蘇老字號企業產品的商業價值及其技術的完整性和成熟性,已經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被老字號企業的生產運作和市場營銷過程所驗證,為人們所喜歡,具有極其寶貴的財富價值。這些技術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它若被其它公司盜用,江蘇老字號企業也就存在著生存危機。
江蘇總共只有南京中央商場、新百和鎮江恒順3家上市老字號企業,算是規模較大的老字號企業,其余的老字號企業均屬于中小企業。一些江蘇老字號企業自身管理水平低下,工具、設備落后,技術創新能力、盈利能力低,抗風險能力較弱,同時負債水平整體偏高,信用級別低,因此貸款抵押擔保難,造成了向銀行金融機構融資困難的硬傷。資金不足又會引起人才、新技術、新設備引進難和技術創新難等一系列問題。比如說,由于經費拮據,南京云錦博物館大量的云錦實物和資料的有效保護成為一大難題,一些傳統云錦工藝的科研與復制攻關項目難以落實,這也是一些云錦手工工藝瀕臨失傳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如諸多學者所說,要進行技術創新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1)科技經費的投入,即技術創新費用的支出,需要前述的融資來解決;(2)科技人員的投入,即技術創新人才的引進。江蘇老字號企業技術創新的又一大難題也就是創新人才的匱乏,缺乏創新的潛力。江蘇老字號企業員工的整體文化素質均不高,技術人員數量少,科技人員嚴重缺乏。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影響因素:(1)大多江蘇老字號企業大都是以家族企業的模式存在著,從基層管理人員到高層領導,體現權利的崗位均被企業高層的親戚朋友所占據,而且他們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2)江蘇老字號企業所謂的技術人員通常也是以師傅帶徒弟的形式存在,涉及關系可靠的少數幾個人,或是家族內部人員掌握著核心技術或配方,秘而不傳。(3)江蘇老字號企業大部分員工缺少工作所需的技能培訓或職業培訓教育,在與部分江蘇老字號企業底層員工交談時,發現他們幾乎沒有或很少會有學習培訓的機會,從而老字號企業無從開展產品創新、工藝創新和技術條件創新等技術創新活動。(4)以前的老字號的員工,無論是諸如蘇州稻香村、黃天源糕點等生產加工類,還是諸如南京綠柳居、鎮江存仁堂等餐飲零售類的“師傅”,都是經過“三年學徒,三年幫工”,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而如今的年輕人急于求成,缺乏持之以恒的毅力,所以老字號的技藝難以找到真正的繼承人。
江蘇老字號企業產品缺乏統一的技術質量標準,老字號企業在進行連鎖經營擴張的過程中,會遇到各分店產品與總店產品味道、質量不一等諸多問題。諸如云錦、絲綢、玉器等類產品,因為產品本身種類、質量就參差不齊,缺乏統一的技術質量標準,容易招致其他廠商仿制,又以低價傾銷擾亂正規老字號的銷售市場。不僅侵害了南京云錦的知識產權,給正規云錦生產企業帶來了壓力,影響了南京云錦的聲譽。
三、老字號應建立統一的技術質量標準
老字號產品制作嚴格的標準、程序與技藝,很難在短時間內繼承與發揚,很多產品形似而神不備,老字號產品上的微弱差別,都瞞不過老顧客。一朝老字號產品因各種原因有品質上的欠缺,就會釀成美譽度的下降,造成信譽危機。因此,致力于擴大經營規模、進行連鎖經營的江蘇老字號企業,建立統一的技術質量標準需要注意如下問題。
1.企業的技術質量標準的編制要重視程序文件的可操作性,上下進行反復的論證和修改,方方面面進行有效的溝通、征求多方面建議,使質量方針簡潔、易記;質量目標盡可能量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為日后技術質量體系的貫徹落實打下堅實的基礎。
2.對企業內控標準、工藝技術操作規程、管理制度和計劃、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等可執行性文件進行較為客觀的界定,對企業內控標準和工藝操作規程進行重新修訂,刪除繁瑣的條款,并將成熟的操作經驗以簡明的敘述融入其中,使其操作時易于執行。對質量記錄盡量采用表格的方式,在設計表格時,突出重點,做到不漏項,無多余項,保證了在記錄過程中便于操作。
3.有了統一的技術質量標準,不能忽視按建好的標準進行嚴格的審核管理。像無錫三鳳橋肉莊,一直采用傳統作坊式生產,每天僅有10多噸產量,因為傳統的燒制方式是低標準檢測指標,無法滿足國內外市場需求。因此三鳳橋肉莊投資了2000多萬元,按當前被認為是控制食品安全和風味品質最有效的管理體系———HACCP標準建設了生產基地,以及三條現代化流水線,從原料、輔料驗收到生產加工、預煮、燒煮、包裝滅菌、成品出庫各個環節均進行嚴格的檢驗、檢測、化驗跟蹤。現在日產正宗口味的“無錫排骨”可達60噸,改變了顧客排隊買貨的現象。
另外,諸如生產云錦、絲綢、玉器等富含中國文化特色產品的江蘇老字號企業,由于產品本身種類、質量就參差不齊,易招仿制,無法從源頭(建立統一的技術質量標準)上根本控制假冒偽劣品的侵犯,則可以從產品進入市場時開始控制,只有特許經營權的商家才能銷售自己的產品,其他的一律屬于假冒品。就像正宗的奧運產品只有在授權經營的商家才能銷售。關鍵一點是這一信息要讓公眾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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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管薪酬 外部性 委托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除了各國政府、中央銀行不遺余力的天量救助方案外,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金融高管們的天價薪酬。AIG前CEO馬丁•沙利文2005年、2006年兩年獎金總額達到4000萬美元。2008年7月他從AIG辭職時,拿到了4700萬美元的“分手費”。 美林證券前CEO奧尼爾,在2005年、2006年兩年的獎金分別為3600萬和4700萬美元。當他2007年10月被迫辭職時,獲得的期權和股票共值1.615億美元。2009年7月底,紐約州總檢察長科莫公布了一份報告,披露9家獲得政府巨資援助的銀行在去年累計發放了326億美元的高額獎金。
2009年10月22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對接受政府救助最多的7家大公司高管進行限薪。包括花旗、美國銀行等7家企業收入最高的25名高管面臨嚴格的薪酬限制。美聯儲則在同一天宣布對銀行業員工的薪酬提出監管要求,將審查和否決銀行業的薪酬政策,范圍覆蓋轄內的近6000家銀行。
在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對金融危機產生原因的反思從來沒有停止過,金融機構高管的薪酬機制無疑是關注的焦點之一。為什么金融高管的薪酬機制會被認為是本次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為什么政府和國際社會要去干預甚至是私人金融機構中的公司治理(薪酬)問題?政府和國際社會應該以什么方式去糾正金融高管扭曲的薪酬機制?本文將通過金融高管薪酬制度所體現的負外部性與委托成本來分析其和金融危機的關系及解決的思路。
一、外部性和委托―理論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首開對外部性問題的關注。什么是外部性,斯蒂格利茨在其《經濟學》一書中給出了簡明的答案:"當個人或廠商的一種行為直接影響到他人,卻沒有給予支付或得到補償時,就出現了外部性".根據這一定義,外部性分為兩種情況:當個人或廠商的行為給社會上其他成員帶來收益,卻沒有因此得到補償時,稱之為正外部性或外部經濟;當個人或廠商的行為給社會上其他成員帶來損害,卻沒有支付其成本時,稱之為負外部性或外部不經濟.正負外部性都不利于社會資源最優配置:負外部性往往只能帶來個人利益,卻增加社會成本,沒有社會效率并且容易引發惡性循環;而正外部性則一般不產生激勵,因而不能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因而也不具有社會效率。
而談到金融機構高管薪酬機制問題,我們就不能不涉及到 “委托理論”了。由于社會大生產和分工的細化使“專業化”成為社會需要,美國經濟學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委托理論”,倡導兩權分離,即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企業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權,而將經營權利讓渡給專業經營人員。委托理論是建立在信息不對稱的基礎上的。信息不對稱指的是參與人對信息的擁有是不相同的,某些參與人擁有其他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通常委托人在博弈中處于信息劣勢,而人是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人由于具有信息優勢代表委托人行動可以獲得更高的社會效率,因此通過契約形成了委托關系。委托關系是指根據契約的規定,委托人指定、雇傭人為其服務,同時賦予人一定的決策權利,并根據人的工作內容和績效按照契約原則對其支付相應的報酬。
雖然人是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權利,但不可否認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人也具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權益(財富)增加,而人則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收入、職務消費和較小的工作壓力等),不同的目的會導致兩者的利益沖突。在委托關系中委托人是根據明示或隱含的契約給予人以委托工作的報酬,但是契約的設計的報酬制度是否能夠滿足和優化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訴求則是委托關系中的關鍵點了。換句話說,在利益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委托人如何設計最優契約激勵人將是委托關系的核心問題。
近年來,對企業所有權的研究認為:在現代公司尤其是跨國公司和上市企業中,由于作為委托人的股東通常人數眾多且過于分散,從而使他們很難有效參與公司管理決策,而作為人的公司管理層實際上通過專業技能和專職工作從而掌握著公司的控制權。所以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亨利.漢斯曼認為在現代企業制度中,委托人―股東享有的是名義控制權和名義索取權,而人―公司管理層則享有實際的企業控制權和有效的企業剩余索取權。
二、美國金融高管薪酬機制和金融危機的關系
高管薪酬問題在美國最為突出,所以我們以美國為例運用外部性和委托―理論來分析金融高管的薪酬問題。美國公司股權結構的理念基礎是分散.因此,美國公司呈現出以高度分散為特征的股權結構,并在分散的股權結構基礎上形成公司治理模式。尤其是最近十年來,美國絕大部分金融公司通過上市而形成公眾化,股東非常分散,對公司缺乏實際的控制;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管理層掌握了公司實際的企業控制權。在兩權分離的情況下,委托人(即股東)與人(管理層)的最終目標函數是不一致的。對委托人來說,其對公司的利潤具有占有權,其利益最大化可以簡化為公司利潤最大化。而公司管理層只是公司資產的控制運營者,其收益不等于公司盈利。由于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實現途徑不一致,自然衍生出所有人和控制權人激勵不相容的問題。而這種利益沖突在股東分散而管理層控制力強的金融機構就更加突出了。以傳統的華爾街薪酬模式為例,一般底薪低而獎金高,鼓勵高風險高回報的模式。比如前雷曼兄弟CEO富爾德的基本工資只有75萬美元,但他的獎金部分(現金+期權)通常高達數千萬美元;前貝爾斯登CEO Jimmy Cayne在2006年的基本工資為25萬美元,但當年的獎金總額卻高達3360萬美元。管理層作為理性的經濟人自然會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從事高風險業務以獲取高收益。而在相當的金融機構中(如基金、投行等)的部分產品是屬于代客理財的,即風險由客戶承擔,金融機構收取管理費和超額利潤分成,于是金融機構高管人員的冒險行為具有很大的負外部性,其冒險成本由客戶承擔,而自己則可分享冒險成功的收獲。即或是在金融機構從事自營業務時,其動用的大量金融資產也是屬于股東權益或他方權益(公司負債等),那么我們同樣可以發現負外部性的存在,區分僅在于冒險成本不是由客戶承擔而是由股東或他方承擔。這樣,經營層的冒險顯性成本基本不用自己承擔(但有隱性的市場聲譽成本),但卻能分享冒險收益,這種成本收益的核比將對理性的經濟人產生激勵,所以金融機構的經營層會有驅動力從事高風險高收益的業務。而在美國,由于資產證券化的流行,不同行業的關聯度很高。通過資產證券化,房地產、銀行、保險、基金、債券等不同行業和機構被緊密的連接在一起,形成了關系復雜、涉及廣泛的系統性鏈條。而組成這個鏈條的各個機構的經營層都具有從事高風險高收益的激勵,雖然機構個體也有風險控制機制,但多個環節累加在一起則形成了聚集風險、一損俱損的多米諾式的系統性金融危機。
長期以來,曾經有理論認為作為委托人的股東因為利益攸關,會采取盡職的方式監督人的行為,會對人過度的冒險行為形成有效的抑制。誠然,作為委托人的股東因為有資產的投入,其決策行為的成本收益核比自然與經營層不同,其對風險后果將承擔所有者權益范圍內的責任,因此股東相對經營層而言應該具有較低的風險偏好。但金融機構通常其自有資本比例是比較低的,以狀況較好的商業銀行為例,通常其資產數額都在自有資本十倍以上。即在杠桿作用下,股東對于金融風險而引發的損失僅以其在金融機構的所有者權益為限,超過限額的風險則由社會、政府或納稅人承擔,由于金融機構的規模和在經濟中的影響力逐漸達到“大而不死”的地步時,政府一般會對于其困境采取救助措施,因而在這種負外部性激勵下的股東也開始逐漸放松了對業務和發展的監督,使道德風險逐步成為發展中的主要風險。當層出不窮的衍生金融產品不斷產生時,股東對管理層有效監督的成本顯著提高,因此股東傾向于采取使管理層利益與自己趨同的股權、期權和獎金等公司利潤增長分享方式,以較高的收益提高其失敗的機會成本,從而以較低的監督成本來保障人實現委托人的利益訴求,這就是股東愿意對高管發放高薪的主要原因之一。當然,高薪有利于吸引高端優秀人才加入,客觀上有利于公司競爭力的增加。但這種股權、期權和獎金的高薪機制又加劇了管理層對公司的實際控制,以及對短期利益的追逐。因此,完全寄希望于股東的約束可以制止管理層的高風險行為是不現實的。
換句話說,金融機構的股東和管理層對于高風險業務都有負外部性,區別僅在于程度不同;負外部性程度較低的股東由于分散、專業能力不夠和較高的監督成本而無法實際控制金融機構行為;而實際控制金融機構的管理層在短期利益的驅動下由于其較高程度的負外部性在高杠桿和高證券化的金融環境下容易誘發系統性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成本最終會由其本國全體納稅人甚至是其他國家承擔,而引發危機的管理層仍然可以按照薪酬合約拿走高額的獎金和補償金,這種明顯的負外部性使金融機構高管薪酬機制面對強大的改革壓力。
三、改革金融高管薪酬機制的思路
上文已經闡述了當前的金融高管薪酬機制所存在的外部性成本和委托―成本。所以改善金融高管薪酬機制也應該從減少這兩方面成本著手。
解決外部性成本的思路一般有兩條:一是以庇古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思路,它強調政府調節,主要是指稅收和補貼;二是科斯提出的產權理論思路,該方法強調市場機制,主要運用產權界定和產權交易手段。經濟學家們一般認為將市場手段和政府調節相結合更為有效,因為它們既避免了一些靠實行純市場化無法克服的難點,同時又保留了市場手段經濟激勵作用。在實踐操作中,內部化高管薪酬負外部性的常見手段有改善薪酬結構、延期支付一定比例的薪酬(鎖定)、獎金必須與長期業績掛鉤、當盈利狀況發生負面變化(尤其是當相關業務發生負面變化時)高管要回吐相應比例的薪酬、金融衍生品的設計者持有一定數量的頭寸,政府對不合理的高薪采取限薪和征稅等等措施。
降低委托―成本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在利益相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委托人如何設計最優契約激勵人。事實上,學者和股東們設計了諸如減少信息不對稱、創設雙方利益趨同機制、建立長期重復博弈關系、人市場聲譽、相對業績評估等措施優化雙方的契約關系,限制和改善利益沖突及信息不對稱。
但正如我們看到的,由于處于一個競爭的動態市場環境內,單個企業無法采取有效的措施來真正遏制外部性成本和委托―成本,各種良好措施和機制很難在非統一規則環境下發揮作用。
我們依然以美國為例,自1929年大蕭條后,相繼通過的《1933年銀行法》、《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確立了分業經營和嚴格管制的原則。因為存在著諸多統一而具體的管制,企業的商業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的管制,管理人能夠獨立自主投資的機會相對較少,整體薪酬機制大致相似,出于高管自身利益驅動追求高風險回報的可能因而也較小。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由于來自對沖基金、PE、VC等金融機構的激烈競爭,華爾街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監管體制開始出現松動。自此以后,金融機構競爭發展不斷推動監管部門放松管制,直到1999年的《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重新確立了混業經營的體制,從而由嚴格管制轉而由市場競爭機制自我調節。各金融機構在市場化條件下逐漸采用更為商業化的激勵機制,以追逐更高利潤。與此同時,在混業經營的環境中伴隨著規模的擴大和金融產品的創新,金融機構高管人員和核心專業人員在日常業務中的自由裁量權不斷擴大,在提高機構競爭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委托-”成本,從業人員熱衷追逐高風險以換取高回報。這不但體現在對業務的爭奪,更體現為對高端金融人才的競爭,從而使不斷出現天價薪酬。另一方面,由于華爾街投行分散的股東對短期回報的期望通過激進的高管薪酬體制使得追求風險以獲取短期回報成為行業的風氣。事實上,在很多行業都有這種現象,但由于金融業的主要資產是人,有著更大的“委托-”成本,因而這種現象表現得更加明顯。當然,很多有識之士認識到了這一點,也設計出了諸如在薪酬條款中增加鎖定和回吐條款等機制來減少“委托-”成本,但在市場競爭環境下,很難發揮真正的作用。原因很簡單,采用這些薪酬限制條款的金融機構將難以吸引和留住高端金融人才,從而會削弱其市場表現。雖然各種薪酬限制機制會降低外部性成本和“委托-”成本,但在類似“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下只能成為邊緣制度。在市場條件下,很少有企業愿意采取比其他企業更加嚴格的薪酬制度從而造成自己的優秀人才流失,所以各種內部化負外部性的機制往往成為小眾選擇或是只具有理論價值。通過調查發現,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長期激勵的普遍績效周期是4~5年,而2008年的調查顯示54%的公司在競爭的環境下已經縮短為3年了。
因此,要想對高管薪酬的負外部性和“委托-”成本形成有效的遏制,關鍵不在于理論上的認識和設計,而應該由政府和國際社會形成共識,加強監管,統一基本原則。這樣才能糾正市場失靈的缺陷,在統一合理的原則下優化管理層薪酬機制。監管的目標不是“限薪”,而是降低“委托-”成本和限制不合理薪酬機制的負外部性。政府不僅要在政府注資金融企業里行使投資人權利去調整高管薪酬機制,而且也有必要通過行業監管去規范所有相關企業的高管薪酬機制,從而建立統一的市場規則。只有在統一的市場規則下,具有較低負外部性的薪酬機制才可能真正被金融企業廣泛采用,也才有可能在整體上降低系統風險。事實上,如前所述:銀行等金融機構所有者(股東)有決策權和經杠桿放大的風險收益權但僅承擔與所有者權益等額部分的風險,金融高管有實際的決策權和風險收益分享權但卻只承擔了極小的個人風險和成本,而社會公眾或納稅人往往成為最終的風險承擔者,這是一種極其不公平的社會權利義務結構。因此,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結構目標,不能僅僅為了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是有必須要實現社會公眾利益與股東利益之間的平衡。為了解決金融機構這種不相稱的風險與收益,政府金融監管機構作為公眾利益的代表應該實施對金融機構的外部制約,包括對金融高管的監管。而限制金融高管薪酬機制的負外部性就應該是金融監管的一部分,而這也正是美聯儲為什么會將審查和否決其轄內近6000家銀行的薪酬政策的原因。所以建立統一的金融企業薪酬監管原則是限制金融高管薪酬的負外部性的關鍵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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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證券稅制包含證券流轉稅、證券投資所得稅和證券交易利得稅等稅種。國外的證券流轉稅正朝寬稅基低稅率方向發展,其作用日漸淡化;證券投資所得稅的稅率不斷下調,計稅方法不斷優化以處理股息重復征稅;證券交易利得稅正逐步推廣,稅負普遍從輕。我國現行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和證券投資所得稅的稅負偏重,調控功能較弱,證券交易利得稅也不完整。我國的證券稅制政策調整,應以寬稅基低稅率來改革證券流轉稅,運用一體化方法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并合理設計計稅依據和稅率以健全證券交易利得稅。
一、導言
證券市場是現代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稱為現代經濟的“晴雨表”。稅收作為政府調控證券市場的重要政策工具,對證券市場的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證券稅制是由多稅種、多征稅對象、多稅率組成的稅制體系。它主要涉及的稅種有三種。一是證券流轉稅。這是對證券的發行和流通課征的稅,包括證券印花稅和證券交易稅等。二是證券投資所得稅。這是對證券投資所產生的股息、紅利、利息所得課征的稅,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稅和利息稅,它們經常列入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范疇。三是證券交易利得稅。這是對證券買賣差價收益課征的稅,理論上應歸屬于資本利得稅范疇,許多國家未單獨開征資本利得稅,就把證券交易利得歸入普通所得稅計征??傮w而言,國外證券稅制模式的發展表現為初期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種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模式,稅制目標經歷了“效率優先——公平為主——效率與公平兼顧”的調整過程,具體制度設計也體現出“簡單——復雜——簡單”的特點。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國之間經濟競爭的加劇,各國政府都在積極調整各自的證券稅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勵投資的增長,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因此,研究各國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借鑒它們的成功經驗,然后結合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狀況,做出適當的證券稅制政策調整,可以更好地規范和調節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貫徹社會公平政策。
二、國外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
(一)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
理論上認為,證券流轉稅會降低證券價格水平,遲滯資本的流動,縮減市場成交量,影響證券市場效率,總體的消極效應較大。所以,證券流轉稅通常適用于發展初期的證券市場。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已不再征收證券流轉稅,現在仍舊征收該稅的部分國家,也在積極調整相關的稅收政策。
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流轉稅改革朝寬稅基、低稅率方向發展。隨著各種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產品層出不窮,因而各國證券流轉稅征稅范圍也從傳統的股票市場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衍生金融產品,涵蓋整個資本市場。同時,證券流轉稅的稅率呈現不斷下調趨勢,甚至許多國家已完全廢止證券流轉稅。(2)證券流轉稅普遍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市場結構。通常,股票交易稅率較高,公司債券和政府債券稅率依次降低,基金稅率更低甚至免稅,而各種衍生金融產品稅率也各不相同。同時,不同的投資主體也實行不同稅率,短期投機者適用的稅率要高于長期投資者適用稅率。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調整投資結構,促進證券市場的平穩發展。(3)證券流轉稅主要采用單向征收方式。因為雙向征收無差別地對待買賣雙方,抑制投機效果較差。如果僅對賣方征稅,那么僅增加賣方成本,促使其延長證券持有期,這樣可以鼓勵投資抑制投機,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同時,單向征收稅負遠低于雙向征收,也符合證券流轉稅率不斷下調趨勢。因此,絕大多數國家的證券流轉稅僅對賣方征收,只有極少數國家仍采用雙向征收方式。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發展動態
證券投資所得稅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稅,關于股息稅的理論爭辯很激烈。傳統論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認為股息稅對新股投資和留利投資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解決股息的重復征稅具有重要意義。而新論代表Auerbach等認為,股息稅會對新股投資產生重要影響,但并不影響留利投資。經驗論證中,支持股息稅傳統論和新論的實證證據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國分別根據各自的經濟特點采納不同的股息稅理論,并積極調整股息稅政策。
股息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投資所得稅稅率呈不斷下調趨勢。OECD國家在1980—2000年之間,平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67%下調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稅率在1996—2002年之間從37.6%下調到31.4%。這些持續的輕稅政策強有力地刺激了投資需求,推動了證券市場的發展。(2)妥善處理股息稅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問題。現實中,美國等極少數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實行古典制所得稅,對股息重復征收公司和個人兩個層次的所得稅。而歐洲發達國家和多數發展中國家則實行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采取各種措施減輕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復征稅現象。目前,這兩種所得稅制度呈現不斷融合的趨勢。因此,根據各國實際情況,設計合理可行的所得稅方案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任務。(3)稅制設計兼顧公平與效率,體現簡化原則。發達國家為貫徹稅收公平,常采用一體化所得稅制度,并且稅制往往設計得很復雜,這在20世紀下半期已經成為股息稅改革的主流趨勢。然而,過于復雜的制度設計,使得實踐中的稅收遵從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發達國家也正在考慮簡化股息稅制,以更好地提高稅收的效率。2000年,德國對實行了數十年的極其復雜的分劈稅率和歸集抵免制度進行改革,重新實行簡便的古典制所得稅,這充分體現了稅制簡化原則的回歸。
(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
證券交易利得稅會產生“資本緊鎖”效應,妨礙資本流動,也會影響證券投資需求,調節證券市場規模和價格水平,經濟效應較復雜??傮w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不適用于初期的證券市場而更適用于成熟的證券市場,證券所得稅代替證券流轉稅是證券稅制發展的大趨勢。
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長遠來看,各國都逐步將證券交易利得納入征稅范圍,以貫徹稅收公平政策。由于證券交易利得稅會改變證券市場的分配狀況,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會遭到激烈的反對。例如,英國稅法就將證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圍之外長達250年,澳大利亞也是在開征所得稅后80年才對證券交易利得征稅。但是,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證券交易利得逐步成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來源,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能對這部分非勤勞所得做出適度合理的調節,是稅收公平政策的重要體現,所以是證券稅制發展的主流趨勢?,F在,發達國家已大都將證券交易利得納入征稅范圍,并適時調整各自的證券交易利得稅政策。(2)各國都很謹慎地處理證券交易利得稅,認真研究恰當的開征時機。證券交易利得稅“雙刃劍”效應很強烈,它在成熟的證券市場上發揮“自動穩定器”作用,防止證券價格暴漲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證券市場中,卻起到“震蕩器”作用,產生了強烈的壓抑市場上揚和促使市場下挫的效應。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擬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的消息傳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價指數就暴跌了25%。證券交易利得稅的重要影響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各國都會認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證券市場環境,做好各項評估預測,才會做出征收證券交易利得稅與否的重大決策。證券交易利得稅開征時機的把握是至關重要的。(3)證券交易利得稅實行稅負從輕原則。各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間。同時,還充分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的品種結構和期限結構,以貫徹鼓勵投資、抑制投機等政策意圖。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證券投資利虧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相對于證券流轉稅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更容易實現公平目標。它根據能力負擔原則,多得多稅,少得少稅,再輔之于起征點、免稅額等方法,充分發揮了稅收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的功能,實現公平收入的目標。
三、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現狀分析
我國的證券市場從90年代初起步,經歷十多年的風雨坎坷,已經取得了巨大發展。證券稅制也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而不斷調整??傮w來說,我國形成了以證券流轉稅為主體,證券所得稅為輔助的證券稅制模式。它對證券市場初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調控作用。然而,隨著證券市場的逐漸發展成熟,也暴露出許多問題與不足,需要加以仔細研究并及時調整完善。
(一)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現狀分析
1.在財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在90年代基本處于持續增長狀態,增長速度較快。它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從1995年的0.42%增長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隨著2001年后的證券市場持續低迷,證券交易印花稅收人大幅萎縮,其占財政收入比重也相應下降。
(2)稅率偏高,稅基偏窄。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90年代初起征時設為6‰,這是個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稅率仍維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續走低,政府才調低稅率至2‰,2005年1月后調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到3‰,而世界上征收證券流轉稅的國家的稅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實行單向征收,實際稅率遠低于我國。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實際上僅對股票交易征收,并沒有將債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納入征稅范圍,稅基相對較窄。
(3)調控功能不顯著,股市投機很活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曾多次進行調整,試圖調節股市的運行。但事實證明它對股市的調節大多為短期影響,并不能使股市進入理性運行狀態。例如1998年6月調低印花稅率后,雖然當日成交量漲幅達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漲,印花稅也未能抑制過度投機。2005年1月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率,試圖挽救過度頹廢的股市,而結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數不升反降,跌幅達1.69%。而2007年5月30日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至3‰后,當日股指重挫下跌6.5%,連續三日內股指累計暴跌近14%,市值蒸發12873億元人民幣。印花稅的巨大震蕩影響已遠遠超出決策層的預料。種種現象表明,印花稅顯然不是調控股市的優良稅種。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對買賣雙方征收,它對抑制我國股市過高的換手率作用甚微。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的現狀分析
(1)股息的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征收,不利于較好地貫徹公平原則。我國稅法將個人所得分為11類,股息利息所得屬于單獨的一類,不論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稅率單獨征收。而世界上多數國家實行綜合的個人所得稅,將股息利息并入個人全部所得,再按適用的累進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隨著我國股份經濟的蓬勃發展,股息收入已成為富裕群體的一項較重要的收入。如果繼續給予富裕群體股息收入以單獨課征的稅收優惠,就無助于縮小社會正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
(2)我國的股息稅名義稅率較低,但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稅率要普遍高于多數發展中國家。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33%,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20%,因為古典制重復征稅,100元企業稅前所得,先要承擔33元企業所得稅,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還要承擔20%的個人所得稅,所以最終要繳納合計46.4元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雖然2005年6月政府為刺激過度低迷的股市,暫時將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調低至10%,但股息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率仍然達到39.7%的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國家因實行一體化所得稅制度,聯合的公司與個人所得稅率并不高,如發展中國家巴西為33%、阿根廷為33%、墨西哥為34%,新興工業化國家如韓國為40%、新加坡為28%。發達國家平均的聯合的公司和個人所得稅率稍高,理論上能達到51.1%,但這是按各國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率計算的,實踐中大多數股東適用的個人所得稅率要低很多,其實際的股息聯合稅率要低于我國股息46.4%的名義稅率,而發達國家證券市場的成熟完善程度卻是我國無法比擬的。所以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制度可能對股份經濟的長遠發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響。
(3)我國的股息稅未能對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發揮積極的調控功能。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獨特的股權結構,這直接導致中小股東表決權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機制失效。廣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發甚至不發股息,股東無從了解公司經營信息,且沒有很大的投資選擇余地,“以腳投票”治理機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非但不能懲罰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譽公司,還對國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稅,加劇股權結構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稅收政策來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合理調控證券市場已成為越來越值得關注的問題。
(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現狀分析
證券交易利得稅理論上應列入資本利得稅范疇,而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證券交易利得稅體系。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從事證券買賣所獲得的差價收益列入企業所得范疇,統一征收企業所得稅,這與多數國家相關稅法規定一致。而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從事證券買賣所取得的差價收入應列入財產轉讓所得,按20%的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但我國相關稅收法規又規定,對個人買賣股票取得的差價收入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所以,事實上我國并沒有征收個人的證券交易利得稅。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成熟,以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轉變為以所得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這是大勢所趨。所以完善證券交易利得稅體系將是今后證券稅制建設的重要任務。
四、我國證券稅制的政策調整
綜合考慮國際上證券稅制的發展趨勢和我國證券市場實際狀況,我們認為,我國證券稅制調整的總體思路應為:改革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逐步過渡到以所得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具體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國的證券流轉稅
1.增設發行環節的證券印花稅,運用稅收調節證券初級市場的運行。初級市場的證券發行是
資源配置的重要環節,英國和日本等國也都在證券發行環節征收相關的印花稅或者注冊稅。我國應開征初級市場的證券印花稅,根據產業政策設計既公平統一又兼顧特殊的稅目稅率,以更好地對進入股市的資源進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稅收收入,也可適度調節初級市場的投機活動。
2.根據“寬稅基、低稅率”原則,調整證券交易稅。建議首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改名為證券交易稅,奠定其應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擴大證券交易稅的征稅范圍,從股票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成為真正的證券交易稅而不是單純的股票交易印花稅。最后,仍要根據市場發展情況,繼續調低證券交易稅率,同時按照股票最高、債券居次、基金較低甚至免稅的順序制訂差別稅率,以合理調節證券結構。
3.實行單向征收方式,充分發揮證券交易稅的調節功能。我國的證券市場投機氣氛濃厚,股票平均年換手率在300%左右,遠高于西方國家成熟證券市場年平均換手率60%的水平。因此,應改變現在向買賣雙方征收的方式,實行僅向賣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對證券市場的投機活動起到積極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實現證券市場的理性平穩運行。
(二)改革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
1.擴大證券投資所得稅稅基,設計合理的稅制模式。首先,要將股票、債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資收益均列入證券投資所得稅征稅范圍,公平稅收待遇,減少各種稅收優惠待遇。其次,統一國有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待遇,取消給予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稅收優惠。最后,待時機成熟時,將證券投資所得列入個人的綜合所得,按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率征稅。
2.降低證券投資所得的實際稅率,權衡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我們一方面要考慮適度調低企業所得稅稅率,2008年開始實施的統一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已將稅率確定為25%,這是個較理想的稅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適度減輕股息的重復征稅問題,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方案。這個改革過程的相關的測算和設計比較復雜,所以要做得謹慎詳細。作為過渡措施,相關部門可以確定宣布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10%,取消“暫按10%”字樣,增強投資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積極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稅優惠力度,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5%,以更強有力地促進股份經濟及證券市場的持續發展。
3.所得稅一體化方案中優先考慮分劈稅率法,再結合歸集抵免制度,以充分發揮稅收對股市的調控作用,改善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梢詫⒐镜亩惽八梅譃閮刹糠?,對未分配利潤征收相對較高的企業所得稅,而對作為股息分配的利潤則征收較低的企業所得稅,這樣可以促使公司積極分配股息,以便股東掌握公司較多的經營信息,從而對公司經營者產生較好的約束。另外,可以在股東層次實行股息稅的歸集抵免制,這樣可以減輕甚至徹底消除重復征稅現象。這樣,稅收對公司治理結構的調控作用就得到了較好的發揮。
(三)健全我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
1.明確劃分投資期限,抑制投機活動。證券持有期限劃分為:1年以下為短期,1-5年為中期,5年以上為長期。短期證券交易應繳納法定全額的交易利得稅,而中期證券交易可獲得減半征稅的優惠,長期證券交易則全部免稅。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證券市場的短期投機活動,促使證券市場長期平穩運行。
2.合理設計計稅依據,保證投資者稅負適度。原則上,證券交易利得稅的計稅依據是證券賣出價減去買入價以及相關合理費用后的差額。為減輕中小個人股東的稅收負擔,應考慮設計免征額,例如每次交易允許1000元的免征額,每月最多允許運用一次交易免征額,這樣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東的稅收負擔。另外,證券投資虧損實行特別抵扣,企業證券投資虧損只允許用投資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經營所得抵扣;個人證券投資虧損也只能用投資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無限期結轉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