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理念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民法理念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物權法，私法，財產法，社會法

《物權法》（草案）通過第二次審議后，《時代法學》曾特約請“專家學者就該草案以及物權法其他理論問題進行專門討論”。專家學者以長篇論文的形式概括為九個問題，正如論文使用的標題那樣，對條文一一作了“解釋”、“批判”，因為這些條文“是顯然錯誤的規定，因為違反常識” .這似乎向世人傳達了這樣一條信息：從積極方面理解，這是發揚立法民主，已經通過二次審議的物權法草案，還特約專家學者討論、充分聽取其意見，即“以期對我國《物權法》的制定有所裨益?！?從消極方面理解，是否也向人們說明人大常委會對物權法草案這次審議走了過場。因為第二次審議稿的錯誤規定，“是顯然錯誤的規定”，什么叫“顯然錯誤‘’的規定，就是正常智力的人搭眼一看就能識別出正確與錯誤的規定；什么叫”違反常識“，常識就是正常智力的人，無須專門知識，不用費心思就能作出判斷的問題。既然是”顯然錯誤“、”違反常識‘’的問題，都未被審議出來，人們有理由擔心一些深層次的、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是否會被漏掉。

又據今年7月28日《光明日報》第4版專欄文章提供的信息：調查顯示：72.5％的民眾不知道《物權法》為何物“?！彼姆种拿癖姴涣私馕餀喾?，看不懂物權法，會不會影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效果？“

顯然，在這種狀況下，任何一條有利于提高立法質量的意見和建議，都難能可貴。為了積極采取補救措施提高“效果”，除了廣泛、深入、反復地發動群眾就條文提出意見：和一些諸如拾得遺失物是否給報酬、私人轎車的停車位等問題外，積極主動搜集、傾聽各方面的意見，對彌補四分之三的群眾不了解物權法的現狀、提高立法質量更具現實意義。

也從“有所裨益”出發，有必要對相關問題作些分析。目前，至關重要的是要高度。關注、分析、研究、探討、發現、化解一些對一部法律來說帶有全扁性、根本性的深層次問題。這些深層次問題可以概括為：“三堅持”、“一化”。

一是堅持私法觀念。按照私法觀念“物權法僅規范個人所有權和個人所有權演繹形態” ，排斥一切公法上所有權形態。

二是堅持私法屬性。民法從古至今被認為是私法，物權法從性質上說一直被認為是民法重甲甲組成部分，因此，若包容私法忭質之外的所有權，“也會因為缺失物權法所要求的主體要件而流于形式” .

三是堅持私法體系。采用“物權法”的名稱，就是要“堅持德國式的五編制”，就是要在我國建立完整的私法體系?！懊穹?、??物權法的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主體明確、產權明晰、權能健全的法律制度體系” .

“三堅持‘’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所有權私化。要實現這一化，民法學者提出的辦法是：”憲法確認所有制，民法確認所有權“ .否認在民法典之上存在階位更高的法律，認為民法、憲法都是”基本法“，”不應當有統率和被統率之分“ .其具體步驟是先解決比較容易解決的集體所有權，若能順利解決，其它所有權的解決再提上議事日程。在集中精力解決集體所有權的實施步驟中，從消除”理論上的混亂“、”實踐上的混亂‘’人手，認為“集體”，“不是民法科學所包容的主體形式” ，認為“集體所有權與民法理論矛盾”，其化解的改革方案之一就是：“私有說”，就是要以“私法的、方法和思維” 來解決問題，并且認為這是“我國是否是在其具有誠意地”，“在立法上與世界市場經濟的立法真正接軌的問題” .

筆者認為：“一化”、“三堅持”的要害在于“一化”，即“私有化”，因為只有私有化才能消除“所有權與民法理論”的矛盾。但是，這一設計絕對不是我國《物權法》擺脫困境的良策。針對“一化”、“三堅持”，筆者提出“三改”、“一化”?！叭摹本褪且桓?a href="http://www.0536.info/haowen/7463.html" target="_blank">理念、二改性質、三改名稱：“一化”就是本土化。

改理念?！懊穹ǖ涞暮诵睦砟钍潜Ｗo私人財產所有權” ，“上個世紀民法典的基石已經消亡”“使得我們不得不思索：法典化是否已經過時” ？從而在世界范圍發生了解法典化的浪潮，“這種現象主要從二十世紀頭十年開始出現，表現為非法典化進程”，人們分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時指出：一是“自 1930年干涉主義法律政治學出現”，二是“緊急狀態立法的出現”，緊急狀態立法出現是因為“在二十一世紀…制定法律者（即國家）可以不遵守國家法律。從憲法的角度來審視，這嚴重地破壞廠法律安全；從解法典化進程的角度來審視，這引發了緊急狀態立法” .如火如茶的解法典化浪潮，改變著白羅馬法以來的私法思維，改變著“自18世紀以來法典化的理念在歐洲（和歐洲外）一直對法律學者、政治家，同樣還有普通民眾具有令其腸斷魂銷的魅力” .我國從提出《物權法》開始，就將其牢牢納入《民法典》的框架，這種法典化腸斷魂銷的魅力使其具有鮮明的固有的民法理念，這就必然表現出種種難以克服的矛盾。二十一世紀的大趨勢是：“對法典編纂的狂熱總會隨著法典的一步步解構而回復到理性和實用主義” .我國正在審議、討論的《物權法》要回復到理性和實用主義，必須改變陳舊的立法理念，世界上“已經沒有人幻想重新建立一個統一的、系統化的民法典” .“我們正處在民法典分解的時代” ！充分認識這一時代趨勢，才能樹立新的、符合我國憲法的、保護多種所有權的理念。

二是改性質。就是將物權法的民法（私法）屬性改變為社會法的性質。新興的、充滿活力的社會法“可以用來突破法律部門之間舊有的疆界，并且把從不同的規范、尤其是從古典乃至近代的私法規范中引申出來的各種原理重新組合為一個整體” .顯然，這是符合當前“法典解構——法典重構” 大趨勢的具體措施。因為“‘民法典分解’指的是一種逐漸把民法典掏空的立法運動” .首先，社會法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它不僅可以包容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也包容個人所有權，不會發生所有權制度與社會法理論的矛盾。其次，社會法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它可以調整各種社會主體的財產所有關系，不會發生主體制度與所有權制度之間的矛盾。再次，社會法可以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它既可以“使所有權的規定比憲法更為詳細和符合實際”，也可以“保證所有人的生存合乎人的尊嚴，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以及消除或限制經濟上的依賴關系” .最后，有助于加快立法理念的轉變，按照抓住戰略機遇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加快推進我國從前法典化向后法典化時代的演進，從而降低在“民法典的法律功能被邊緣化”過程中所付的成本 .

篇(2)

論文關鍵詞 抗訴 調查取證權 邊界

檢察機關審查民事抗訴案件時擁有一定的調查取證權是其履行法定職責的必然要求，檢察機關能否進行有效的調查取證是維系抗訴正當性與有效性的關鍵所在。離開了調查取證，民事行政檢察工作則會成為對人民法院審判過程的簡單復核，難以實現有效保障司法公正的目的。既然調查取證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到底賦予檢察機關多大范圍的調查取證權才是合理的，對此我國民事訴訟法未作規定，理論界和實務界看法也很不一致。2001年，高檢院制定了《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以下簡稱辦案規制），該規則第十八條規定了檢察機關在辦理民事抗訴案件中可以行使調查取證權的四種情形。這一由司法解釋對檢察機關民事抗訴中調查取證權邊界的劃定，雖未上升到法律層面，但其在抗訴實踐中的積極意義顯而易見，確立了有限的和規范的調查取證原則，體現了權力防控的自我意識和限制權力的法治精神。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變遷、審判制度的改革完善和法治進程的加快推進，檢察機關的這一司法解釋沒有做出系統性的修改，無法體現司法解釋鮮活流動的本性，致使檢察機關的這項職權在實踐中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權進行重新梳理和整合，盡快進入民事訴訟法規制層面，以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

一、檢察解釋中調查取證權行使情形的梳理

《辦案規則》第十八條規定了檢察機關可以調查取證的四種情形，其中有“（一）當事人及其訴訟人由于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證據線索，人民法院應予調查未進行調查取證的；（二）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人民法院應予調查取證未進行調查取證的?！惫P者認為這兩項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第（二）項的這條規定實際上是我國民事審判事實探知絕對化理念的具體體現。傳統訴訟制度以客觀真實作為訴訟的首要目標，強調審判人員認識案件事實的能力和責任，并在當事人雙方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時，要求審判人員以職權調查收集證據。長期以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著我國的法制建設，并且這種路線滲透到法律制度本身之中。這種政治路線與民事司法實踐相結合的具體產物就是法官對民事案件客觀事實的執著追求，并逐步演變為指導民事審判的理念。這種事實探知的絕對化理念違背了民事訴訟的特征和客觀實際，并成為阻礙我國民事審判制度發展的瓶頸。隨著民事審判方式的不斷完善和現代民事訴訟理念的引入，2001年最高法通過了《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這種理念，而是吸納了事實探知相對化的理念，確立了法律真實的價值追求，使證明責任從概念轉化為民事訴訟制度?！蹲C據規定》第73條的規定集中體現了這一點。在當事人舉證互相矛盾以致難辨時，法院不是必須對該事實存在與否做出主觀判斷，而是通過“證明責任”這樣一種“裝置”將真偽不明的事實擬制成“真”或“偽”并做出裁判。相應地，檢察機關也必須按此規則行事，而不應越俎代庖、包攬調查，去探索和查證客觀事實。這樣既違背程序公正，也降低了訴訟效率，不符合現代司法理念。由于《辦案規則》的制定先于《證據規定》，《辦案規則》在設定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時仍然建立在事實探知的絕對化理念之上。在理念發生轉化的情況下，這一規定已經失去存在的基礎。對于第（一）種情形，2007年民訴法修改時已經列為檢察機關的抗訴事由，即遇到法院應當調查取證而未調查取證的，檢察機關可以直接提出抗訴，無需補充調查取證，這主要體現了實體與程序并重現代司法理念，對法院侵害當事人程序權利的通過再審程序予以救濟，凸顯了程序正義的獨立價值，是民事抗訴制度的一大進步。

二、現代檢察監督理念與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

檢察機關在代表國家進行法律監督時，須堅持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原則，以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檢察機關是憲法規定的專門法律監督機關，擔負著維護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使命。檢察機關由人民選舉產生，理應執行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人民利益的宏觀表現則為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因此，檢察機關有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神圣職責。民事抗訴制度作為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價值追求是理所應當的，這也是現代檢察監督理念的重要內容。由于抗訴權與調查取證權之間的主從關系，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制度與抗訴制度兩者的價值追求應當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調查取證制度也要以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價值追求。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社會經濟活動日益復雜化，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也常常受到損失。因此，應當賦予檢察機關在辦理民事抗訴案件中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調查取證權。這一點在《辦案規則》中未有涉及，應該說是一大遺漏。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司法理念，更在《證據規定》中得到了印證?！蹲C據規定》第十五條規定，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賦予了法院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職權，實質上采取了國家干涉主義，以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中立是法院的生命，法院調查取證實質上有違中立的法律地位，因為證據本身就具有黨派性，要么支持一方訴訟請求，要么反對另一方訴訟請求，反之亦然。司法解釋之所以賦予人民法院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職權，這表明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是比保持中立更重要的價值。既然作為中立的裁判者的法院都有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義務，作為專門法律監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更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三、抗訴事由的修改與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

承認法律程序的獨立價值是現代民事訴訟理念的重要特征，程序正義受到了理論界和實務界越來越廣泛的認同。正如有學者所言“程序正義具有自身的獨特優勢，是可以把握的具有可檢閱性的法律規則?！狈ㄖ卧谝欢ㄒ饬x上說，就是程序之治。由于我國法治社會尚不成熟，程序的獨立價值還未得到廣大法官特別是基層一線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的內心認同。因此，民事審判實踐中法官違犯法律規定，侵犯或剝奪當事人程序權利的情況常常發生。鑒于此，在程序與實體并重的立法理念下，2007年民訴法對檢察機關抗訴事由的規定突出了程序的重要地位，細化了法官違反程序的具體情形，使得程序的獨立價值在立法層面得以體現，并將檢察機關抗訴的事由由原來的4種拓展為15種情形，和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事由統一。立法的這些變化必然影響到抗訴中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的設置，這是因為調查取證權依附抗訴權，并為抗訴服務的。因此，在民訴法對檢察機關抗訴事由作出修訂的情況下，有必要對檢察機調查取證權行使的具體情形做出進一步的規范和明確。從司法實踐來看“（八）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應當回避的人員沒有回避；（九）無訴訟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人代為訴訟或者應當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因不能歸責于本人或者其訴訟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的”，檢察機關需要調查取證才能查證是否屬于法定情形，有必要賦予檢察機關調查取證的職權，否則抗訴事由的規定只能停留在紙面上。這是因為認定審判組織的組成是否合法，需要查明審判人員是否具有審判資格，對這一問題的調查，需要檢察機關到相關機關調閱個人檔案材料來證明；對于審判人員是否存在法定的回避事由，需要查明審判人員與當事人的具體關系，這既是一個極具隱蔽同時又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問題，需要檢察機關尋找證人或調閱戶籍等材料認定，對這些問題的證明都是申訴人所無法完成的；當事人有無訴訟行為能力是個極具專業性的問題，必須通過專業機構來進行鑒定，同時，對于應當參加訴訟的當事人為何原因未參加訴訟通過審查案卷也是不能完成的，需要檢察機關找相關證人了解情況，以便判斷是否屬于客觀原因。

四、程序彈性與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

證據收集本身的復雜性決定了在立法層面很難窮盡檢察機關應當調查取證的所有情形。為了提高立法的科學性，防止漏洞出現，有必要提高立法的程序彈性，賦予檢察機關一定的調查取證自由裁量權。程序彈性在現行的立法中有兜底條款、形容詞條款、基本原則條款和漏洞四種表現形式。設置檢察機關調查取證程序彈性條款時，可以這樣表述“人民檢察院在辦理民事抗訴案件中認為有必要調查取證的其他情形”。我國1991年的民事訴訟法在設定法院調查取證邊界時就采用了這種模式來提高程序彈性。實踐證明在對證據收集的規律認識還不到位的情況下，采用這種模式能夠避免立法漏洞，有力地提高法律程序的彈性和包容性。筆者認為在借鑒這種立法模式的同時，更有必要吸取其經驗教訓?，F行的民事訴訟法雖然賦予了法院一定的調查取證自由裁量權，但是未能設置條文其予以限制，以致在后來的司法實踐中出現權力濫用的問題。鑒于此，筆者認為應當在立法層面對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自由裁量權予以限制，防止其濫用。從民事訴訟的基本原理和民事抗訴的基本規律出發，應對這種自由裁量權作如下限制：（1）不能代替當事人舉證；（2）維護審判權威；（3）不能破壞法定的舉證責任；（4）檢察機關不調查取證有損公平正義的法律精神的；（5）保障訴訟程序的正常進行。

篇(3)

論文摘要：安全是法的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安全是民法和經濟法的共同價值目標。本文通過對經濟法與民法中關于經濟安全理念的比較，以期對安全價值理念的研究方面提供新的思路。

在法學界，大多認為法律的基本價值包括秩序、自由、正義和效益，而安全價值的地位卻沒有得到同等的重視。人們一般只是把安全視為實現正義價值的一個相關因素，但事實上，安全始終是法律價值體系中不可缺少且不可替代的重要方面。

一、安全價值與經濟安全理念的界定

（一）安全價值的界定

“安全”由“安”和“全”兩個語素構成，“安全”一般有三層意思，即沒有危險；不受威脅；不出事故。安全有兩個方面:客觀方面指外界的現狀；主觀方面指人們的心態。所以，安全是一種狀態，是指一種主、客觀一致的狀態。應看到在這兩方面中客觀方面是我們研究的重點，因為只有客觀方面的安全是可以通過法律規范進行調整的，是法律可以真正發揮其價值的。

在法的價值體系中，安全是一切法的首要價值和基礎價值，其他基本價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礎之上的。而且，安全是人們社會生活中最為基本的需求和保障，只有人們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才有可能使法的其他價值得到實現。在以往的研究中安全僅是被當作實現正義價值的一個相關因素，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法的安全價值有著與其他價值同等重要的地位和實現意義。

（二）經濟安全理念的界定

經濟安全已成為現代國家追求的一種基本秩序與正義，并上升為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對經濟安全含義的界定，在理論界主要存在三種觀點：第一，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及基本經濟秩序以及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利益或行為的保障程度及其受損害的可能性?！钡诙J為“剩余權與經濟安全權是經濟法的特有范疇。宏觀經濟法的核心是對人們共同需要的經濟安全權作出規定。”第三，認為“國家經濟發展，經濟利益處于不受外因和國際威脅的一種狀態。”

筆者認為，對于經濟安全理念的界定主要有三方面的內容：第一，經濟安全的范圍，本人同意第一種觀點，即包括國家經濟的基本經濟秩序和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相關保障；第二，經濟安全的內容，主要是保障經濟秩序與經濟活動主體免受威脅、危險或危害的客觀狀態；第三，經濟安全的范疇，要想實現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面的、實質的經濟安全，需要所有相關的部門法共同作用進行維護和保障。而在各部門法中，最能直接、有效的保障經濟安全的應當是民法和經濟法，二者在宏觀和微觀對不同的經濟安全的利益進行維護和保障，在經濟安全方面處于核心地位。

二、民法和經濟法安全理念的聯系

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經濟安全的主體需要的是對其利益全面的、多層次的、直接有效的維護和保障，僅通過單個的部門法是不能起到預期的作用和效果的。而且，經濟安全的保障范圍包括國家的經濟基本經濟秩序和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相關保障，所以需要與社會經濟關系聯系最為密切的民法和經濟法的共同作用。

在保障經濟安全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民法和經濟法，對經濟安全的保障體現為一種互補的關系。從調整范圍上來說，由于民法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的不同，因此民法主要是維護個體經濟安全，而經濟法通過其具體的法律規范為國家的經濟基本經濟秩序實現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從調整手段來看，民法由于其以個人利益為本位，主要通過意思自治對社會經濟關系進行調整，但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發展僅靠市場的自發調整已經不能起到作用時，就需要經濟法以社會利益為本位，運用國家的強制力對國家的整體經濟安全進行維護和保障。

三、民法和經濟法安全理念的區別

經濟法與民法關于經濟安全理念之間的區別也是不容忽視的，正是由于兩者的區別，才使兩者的互補成為可能。 轉貼于

（一）在保障經濟安全的原因上不同

由于民事主體的自利本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容易使得主體采取非理性、非正當的手段去獲取利益。而民法保障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安全與財產安全，通過民法維護各個體經濟安全就變得尤為必要。但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不斷發展，一個社會不僅存在個體與個體的關系，而且在個體與社會整體之間也存在著某種必然聯系。這種新的社會關系的出現，使民法的調整顯得蒼白無力，使傳統的部門法體系出現了調整的“缺位”。因此，為了保障國家的基本經濟秩序，需要經濟法進行調整。

（二）在保障經濟安全的內容上不同

鄭玉波先生曾將民法的安全分為靜態的安全和動態的安全，前者著眼于利益的享有，所以也稱為“享有的安全”；后者主要著眼于利益的取得，所以也稱為“交易的安全”。而經濟法所追求的經濟安全是國家整體經濟秩序的經濟安全，包括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霸诜e極意義上，表現為保障國民經濟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協調狀態；在消極意義上，表現為抑制經濟系統中不協調因素，控制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防止經濟疲軟、過熱和動蕩以及通貨膨脹、經濟危機等消極經濟狀態。”經濟法的大部分內容都具有維護和保障國家整體經濟安全的功能。

（三）在保障經濟安全的實現方式上不同

保障經濟安全的實現方面的不同，主要是由于民法與經濟法的性質不同而導致的。民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和財產關系，主要的價值理念是個人本位，設立的交易安全保障制度實際上是為具體的私人個體服務的。而經濟法調整的是國家介入平等主體間的經濟關系，主要的價值理念是社會本位，經濟法保障的經濟安全不僅涉及到私人個體，還涉及社會的整體安全。所以，經濟法的經濟安全的實現方式僅通過制度設計、當事人防范以及司法救濟是不夠的，還應通過國家的適度干預來實現其經濟安全。

民法和經濟法在保障經濟安全方面都有自身的特點，通過以上的比較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民法和經濟法在保障經濟安全方面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空白點，只有民法和經濟法形成良好的互動機制，才能有效地實現個體經濟安全和國家整體經濟安全的和諧統一。

參考文獻

[1]單飛躍．經濟法理念與范疇的解析．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

[2]薛克鵬．經濟法定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篇(4)

論文關鍵詞：區分原則：物權行為理論：關系

一、對物權行為理論誤解的糾正

長期以來，我國民法學界對物權行為理論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我國民法上是否已經承認了物權行為的存在。隨著2007年《物權法》的頒布，對這一問題的爭議更大。其實，提出的這一問題本身就是有問題的。雖然我國現有的民事立法中沒有出現“物權行為”此類的字樣，但不能因此就否認我國民法上否定物權行為的存在。正如債權行為一樣，現有民事立法也未標明債權行為的提法，但是無論是在民法理論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都承認有債權行為的存在。于是，此問題就轉變為在我國的民法理論上是否存在物權行為，即在我國民法理論上是否存在一種與債權行為相對的具有獨立意思表示的物權行為存在。對此，有學者認為，只要我國民法理論還承認債權、物權、親屬權等基本民事權利的劃分，就同樣必須承認物權行為這樣一種法律行為的客觀存在。

因為作為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種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人們從事法律行為的目的可以是各不相同的，既然有以特定人與特定人之間以發生、變動、消滅債權債務關系為目的的債權行為，順理成章的就有一個以設定、變動和消滅物權為目的的行為，即物權行為。wwW..Com對此，我國臺灣地區著名學者蘇永欽教授曾經說過“當民法決定藉法律行為這樣高度抽象的概念，而非買賣、租賃這樣中度抽象卻與生活中的交易概念較為貼近的概念，來落實私法自治的理念，又決定把相對的、請求性質的債權，與絕對的、支配性質的物權區隔時，生活中的一筆交易可能在法律關系上要拆解為數個行為，就已無可避免了。在此一體系下的買賣，既只就財產權與金錢互負移轉的義務有合意，而非對支配權移轉本身有合意，則買賣只能創造買受人的物權移轉債權，和出賣人的金錢移轉債權，而不能創造物權移轉的效力，可以說是邏輯的結果”。所以說，物權行為是對法律行為依其法律效果進行分類的邏輯上的必然結果。如果否認物權行為，那么以人們的意思表示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法律行為制度，乃至整個民法的邏輯體系都會發生混亂。

二、對區分原則的界定及在我國物權法上的承認

正統的“區分原則”來自德文文獻“trermtmgsgrundsatz”以及“trermungsprinzip”，二者并無區別，但我國學者對其中文稱謂卻各有不同。如田士永老師將其稱為“分離原則”以突出表明物權行為與某概念相分離；孫憲忠老師認為“區分原則”的譯法較之于“分離原則”更合適，建議采用前一表述；而史尚寬先生則將其稱為“物權行為的獨立性”。盡管如此，孫憲忠老師“區分原則”的表述還是得到了我國大多數學者的支持，本文即采用此種表述。

我國學者對區分原則的具體含義主要有兩種理解：一是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分離說。如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蘇永欽先生指出，“所謂獨立性，指的是發生物權變動法律效果的法律行為獨立于作為變動基礎的法律行為而存在，此一立法原則又稱‘分離主義’，與以一行為同時作為物權變動的原因并直接發生變動效果的‘合意主義’正相對立?！卑创朔N理解，那么就得承認存在獨立于原因的物權行為，在德國即可以作此理解；二是物權變動原因與結果分離說，即認為物權變動是作為債權行為的結果，債權行為作為物權變動的原因，這樣就可以不承認獨立的物權行為的存在。但目前在我國對是否須在物權法中規定獨立的物權行為并無統一的看法。

根據上文我們對物權行為理論誤解的糾正，可以認定在我國物權法上有物權行為的客觀存在，正如蘇永欽先生所說的，承認了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即可以對區分原則作出上述第一種理解。2007年的《物權法》以明文規定了區分原則，使其成為物權法上的～項基本規范。完整意義上的區分原則應當包括第14條和第15條的規定。物權變動的生效時間和生效條件與原因行為的生效時間和條件在此被區分開來，但是因未辦理登記而物權變動未生效，對原因行為的效力是否有影響是區分原則的關鍵問題，從l5條第2款的規定可見，合同的生效與物權變動的生效已被截然分開，正體現了區分原則的立法目的。

三、物權行為理論與區分原則的關系

(一)承認物權行為理論是否必然承認區分原則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物權行為理論內容豐富，其中就包含著物權變動中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的區分原則，可以說物權行為理論為區分原則奠定了基礎。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立法者如果決定選擇采納物權行為理論，那么也就意味著同時采納了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的區分原則即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區分原則的內涵是物權變動的原因行為與物權行為相區分，物權變動原因行為的效力于物權行為的效力相區分，物權變動原因行為的效果與物權行為的效果相區分。

(二)承認區分原則是否必須承認物權行為理論

當前有否定物權行為理論的學者認為，承認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的區分原則即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就必然建立物權行為的無因性(抽象性原則)這樣一種制度，如果說有獨立性而沒有無因性，這個制度就沒有意義。同時很多學者在批判物權行為時，只針對物權行為的無因性，認為既然無因性被駁倒了，獨立性是為無因的，所以對于獨立性沒有必要駁斥，它自己就會倒掉。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妥當的。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法律行為，并不必然地聯系在一起，它們在客觀上是相互獨立的，因此駁倒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并不必然駁倒物權行為的獨立性。誠如蘇永欽教授所說，“獨立性和無因性之間其實不存在任何體系邏輯關系——物權行為可以獨立而無因，電可以獨立而有因，因此如果認為采取無因的立法政策或司法解釋不妥當，不妨就此來改弦更張，若以無因原則不妥而否定物權行為獨立性，反而犯了邏輯上不相干的錯誤，至少也是因噎廢食的過度反應。”

以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的區分為基礎，產生了債權與物權的區分，從而在《德國民法典》上嚴格區分物權和債權。我國民法體系的構建以《德國民法典》為藍本，亦嚴格區分了物權和債權，如此就應當順理成章地承認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的區分，而我國物權法也明文規定了物權變動的原因行為與物權變動結果的區分原則，可以說我國物權法承認了物權行為的獨立性但并未承認其無因性。所以說，承認區分原則并不意味著一定承認物權行為理論，區分原則(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只是物權行為理論的一部分內容。

四、我國現行物權立法中是否承認物權行為理論

《物權法》公布之后，對于物權法是否承認了物權行為理論，在民法學界以及司法實踐中有不同的見解，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2月4日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通知》(法發(2008)l1號)第三點關于民事案件案由編排體系的幾個問題中第3小點關于物權糾紛案由和合同糾紛案由適用的問題中規定：“《民事案由規定》按照物權變動原因與結果相區分的原則，對于因物權變動的原因關系，即債權性質的合同關系產生的糾紛，應適用債權糾紛部分的案由，如物權設立原因關系方面的擔保合同糾紛，物權轉移原因關系方面的買賣合同糾紛。對于因物權成立、歸屬、效力、使用、收益等物權關系產生的糾紛，則應適用物權糾紛部分的案由，如擔保物權糾紛。對此，人民法院應根據當事人訴爭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查明該法律關系涉及的是物權變動的原因關系還是物權變動的結果關系，以正確確定案由。”此規定雖對指導相關司法實踐活動起到一定作用，但對物權行為理論承認與否的問題并沒有作出直接的回答。

對此問題的爭論在民法學界已由來已久，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在我國現行物權立法上并不存在物權行為，但我認為隨著物權法的頒布，我國已漸漸加深了對物權行為的認識，在物權法中雖尚未明確提出物權行為的表達，但已經部分承認了物權行為理論的存在。對此筆者欲從以下三方面進行闡釋：

(一)從文意上看

在我國相關物權立法中，確實沒有任何地方直接使用“物權行為”、“物權契約”的概念，未明確肯定物權行為的存在，但也能找到一些間接證據來證明。例如根據《物權法》第25條對“簡易交付”方式的規定，動產物權設立和轉讓前，權利人已經依法占有該動產的，物權自法律行為生效時發生效力。此處的“法律行為”即指動產買賣雙方當事人以物權移轉為目的的，而不是單純只負擔移轉義務的“合意”，自然應當存在一個獨立于債權行為的物權行為。

(二)從體系上看

在我國當前民法體系下的買賣合同，只能創造買受人的物權移轉的債權與出賣人金錢移轉的債權，但并不能直接發生物權移轉的效力。出賣人依買賣合同有為物權移轉的債務，但物權移轉仍然需要其以物權人的地位為物權移轉的法律行為，這樣才能使物權以嚴格意義上的意思自治原則發生變動，而不是依法律行為直接發生變動。同時在發生第三人無權處分出賣人的物權給買受人的情形，買受人也不會只因買賣合同的存在而當然取得物權，只有經過出賣人的追認，買受人才會有效取得物權。我認為此時的買賣合同是有效的，但合同的履行仍需依賴于物權人為無權處分人移轉物權，此處也貫徹了意思自治的理念?？梢妳^分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與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則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三)從比較法的角度看

在英美法系財產法與法國民法，由于未抽離出抽象的“法律行為”的概念，也就不會存在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的劃分，但對深受薩維尼物權行為理論影響的《德國民法典》與《瑞士民法典》，都明確了對物權行為的承認，但對《瑞士民法典》中是否存在獨立的物權行為卻存在誤解。

我國通說認為，我國采取的是瑞士民法的債權形式主義的立法模式，即認為物權變動只需有債權的合意，另外加上履行債務的交付或登記即可，不要求另有物權行為。但是正如李永軍老師所說：“誰都不能否認，瑞士民法是承認物權行為理論的，只是有條件的承認。正如德國法學家茨威格特所言，對德國法學家的爭議了如指掌的胡貝爾在物權行為理論上故意保持沉默。他認為，現實中的各種案子，有不同的外在表現形式，有不同的利害關系，當事人的意思也千差萬別，因此法律固定于某個立場的做法是不太妥當的…。胡貝爾的上述故意模糊物權行為理論的做法影響了瑞士民法典。雖然法典上沒有像德國民法典那樣完整的物權行為制度，但對物權行為的影子卻始終存在……。所以說，如果認為我國民法采用了瑞士民法的立法主義，就更不能否認我國民法上物權行為的存在。”

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蘇永欽教授，對此做了另一種解釋，他認為：“瑞士民法也無法逆反‘物權變動只能透過物權處分行為’的邏輯，只是稍加簡化，把物權合意的要求，解釋為買受人已因買賣契約而取得受讓所有權的請求，從而只需再有出賣人一方為處分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物權處分行為，換句話說，只是‘折中’改采單獨行為而已，并未否定物權行為的獨立性?！笨梢姡瑥呐c瑞士民法的比較看，如在我國承認物權行為的話在學理上應是講得通的。

因此，不論從文意、體系還是比較法上看，我國物權立法雖未明確承認物權行為的存在，但卻是已部分露出物權行為理論的影子——承認了物權行為的獨立性。所以，物權法對區分原則的規定不僅具有極大的實踐意義，更具有巨大的理論意義。

篇(5)

內容提要:侵權行為法立法過程中，將“一般條款”作為規范模式是對其本意的誤讀，其本身是對諸如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則的描述。從“一般條款”轉向一般條款恰恰代表了侵權法立法理念的創新，前者意味著規則中心主義，而后者意味著站在原則的高度去考慮規則，進一步講是以一種哲學關照的視角去檢討侵權立法的進路問題。如果過分強調“一般條款”在立法中的地位，不但無法實現我國侵權法從古典走向現代，更可能造成侵權行為法與民法總則之間關系的倒置。一般條款立法理念的具體實現就是解決誠實信用原則對侵權法的適用問題，并從思想基礎、規范構成、實踐運用等層面促進侵權法的現代化。

一、“一般條款”在侵權行為立法中的誤讀

(一)作為規范模式的“一般條款”?！耙话銞l款”在研究侵權行為法立法時被提及，主要是表征一種規范模式。（“規范模式”一詞乃本文作者在介紹相關研究成果時采用，主要考慮是，使用“一般條款”這一概念的學者都實質是以其指稱“法律規范”，同時“一般條款”又不屬于完全意義上的“立法模式”。王澤鑒先生在同種意義上采用“一般概括原則”一詞。拉倫茨等在描述德國侵權法立法體例時使用“概括條款”。王澤鑒：《侵權行為法》(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頁。）即“侵權行為法一般條款是指在成文侵權行為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作為一切侵權請求之基礎的法律規范?！逼滹@然沒有對“一般條款”作準確的闡釋，如何認定“一般條款”存有異議。有學者突出“一般條款”的“全”，強調其“作為一個國家民法典調整的侵權行為之全部侵權請求之基礎，在這個條文之外不存在任何民法典條文作為侵權的請求權之基礎”。以《法國民法典》為例，“盡管這個一般條款沒有濃縮在一個法律條文之中，但是民法典第1382條至第1384條第1款無疑符合一般條款的基本要求：它們作為一個整體，反映了所有侵權行為和準侵權行為的最重要的要件，而且構成了一切侵權請求的基礎；在此之外不存在任何訴因。在這樣的模式下，無論是律師還是法官判斷一個行為或者‘準行為’是否構成侵權，或者說受害人是否應當得到救濟，適用這個唯一的標準即可?！庇袑W者則不強調“一般條款”的“全”，而提出過錯侵權的一般條款的問題?！耙话銞l款”的另一標志應該是賦予受害人請求權。有學者認為，斯堪的納維亞賠償法如《芬蘭賠償法》第2章第1條第1項、瑞典賠償法第2章第1條（芬蘭賠償法第2章第1條第1項規定，“無論任何人對他人造成損害，不管是故意的還是過失的，只要不存在與本法相反的規定，就必須對損害予以救濟?！比鸬滟r償法第2章第1條規定，“無論任何人造成人身傷害或者財產上的損失，不論是故意的還是過失的，只要不存在與本法相反的規定，就必須對損害予以救濟?！保?，如果不是從加害行為的視角而是從賠償請求權的視角來看，其一般性規定應當被認為是“一般條款”。中國社會科學院擬定的侵權行為法立法建議稿亦按照這一思路，對侵權行為法的“一般條款”作出規定，“民事主體的人身或財產受到損害的，有權依據本編的規定請求可歸責的加害人或對損害負有賠償或其他義務的人承擔民事責任。”

(二)一般條款之本意。研究一般條款問題，首先應該明確其概念屬性。法律概念的形成大約有兩方面的途徑，一是被立法確認之概念，其通常屬于規范性概念。（規范性概念包括價值判斷和當為內容，如“孩子的幸福”、“公平裁量”、“重大事由”。與之相對，描述性概念旨在描寫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例如生活事實或法定的事實構成)，也可能是總體性描述法律概念與規范(例如，“刑法”、“婚姻法”)。[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丁小春、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頁。）該概念通常認為“只具有‘規范價值’，而不具有‘敘事價值’，蓋法律概念之本來的功能在于規范其所存在之社會的行為，而不在于描寫其所存在之社會。”（參照Larenz，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3.Auf.l1975，S.233，235f.f.轉引自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7頁。）這類概念因“特征之取舍”而表征的內涵性要素，與“價值的負荷”而表征的功能性要素相比，其功能性要素構成了概念的核心與生命。“法律概念既然是為著一定之設計功能被組合或排列在一起，以構成一個當為的命題，然后借助于其功能之發揮，將正義體現在人類的共同生活上，那么功能或價值便可以說是賦予法律概念以生命(規范意義)，并將之連結在一起的力量。”某一法律概念會有與其依存的法律體系相適應、與其調整的社會事實相關聯的規范功能，因而其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會有不盡相同的內涵。法律研究過程中，對這類概念進行語意分析的重點在于廓清其特定規范功能所決定的特定內涵，否則就會出現使用相同概念卻彼此所指不同的語意學問題。隨著社會的發展，依托現代解釋學方法，這類概念的內涵會不斷與時俱進。另一類法律概念主要來自于學理，其產生于學術研究被某一研究者首先發明，后基于廣泛認同被普遍接受，其亦有被立法所采的可能。這類概念創造的意義在于較形象地描述一種既存的狀況，如“帝王條款”一詞。這類概念在原創過程中因有所特指，內涵被清晰地確定下來。在對其進行語意分析時，應本于客觀精神去探求原創者之本意，否則會因望文生義而陷入與前一種情況相類似的語言使用困境。這類概念屬于事實描述的范疇，其內涵創新能力與立法概念相比較弱，其創新的途徑也不盡相同，主要表現為后來使用者在具體語境中的特殊聲明。

基于對法律概念的大致分類，一般條款主要屬于后者，但因其指代立法概念，故在運用時要注意其特有的規范功能。首先，一般條款因屬于學理概念而具有描述性。該概念的出處在于，“瑞士民法典以一般性規定，確立了最抽象的概括規范———民法原則，如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后世稱之為一般條款。”一般條款與“民法原則”并不等同，其是指類似于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這樣的民法基本原則，但基本原則中的如主體平等原則不能稱為一般條款。其次，一般條款的內涵具有不確定性，但外延具有開放性，且通過其特有的規范功能得以表征，又具規范性概念之特征。立法者并沒有為一般條款確定明確的特征，以使法官可據以進行邏輯操作。其只是為法官指出一個方向，要他朝著這個方向去進行裁判，至于在這個方向上法官到底可以走多遠，則讓法官自己去判斷。(P292-293)通過一般條款，“一方面可以約束法官自由裁量的立場，使個案決定具有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授予法官創制性解釋法律的權力，法官于法律適用時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甚至修法、創法的余地?！?P34)立法通過一般條款旨在闡明重要的法律價值，有賴于司法得到創造性的落實。一般條款的語意功能從形式上賦予了法官補充規則的權力，更為重要的是依靠其特有的道德法律化內容，為法官如何補充規則提供思想性指引。作為一個學術性而非立法性概念，在民法領域引致了一個范式轉換，即以“原則———規則”的架構統合民事法律制度，對傳統規則中心主義進行深刻的批判，在民事立法與司法之間創設了新的權力分配模式。一般條款“采取了其內容不可明確為單一意義的‘標準’的形式，這一點區別于古典私法，尤其是作為其理念型的形式主義，將嚴格的‘規則’作為理想。此處所謂‘標準’是直接表現其法律目的的規范。因此，其意義非經在其中體現的目的、社會價值的關聯上加以評價的實踐則無法明確。與之相反，所謂‘規則’是作為要件的事實一經認定即可機械地適用的規范?！?P467)體現這一民法范式的立法是《瑞士民法典》，“只是在瑞士民法典之后才出現了基本原則的立法技術成分，由于通過基本原則在法律運作中引入了人的因素，形成了一種不同于以往的規則模式的新的法的模式，使法律成為由人操作、調適的一套規則體系?！币话銞l款的存在既給予適用者在具體情況下進行衡量的機會和權力，同時也把法律價值判斷的標準延續到法律秩序之外。(P89)一般條款能夠實現法律與道德的融合，對于消解工具理性在民法領域的負面影響有巨大價值?；诖耍度鹗棵穹ǖ洹吩诹⒎ㄊ飞馅A得了至高評價，即以旗幟鮮明地鼓勵法官創法為標志的20世紀嚴格規則與自由裁量相結合的法典。

二、從“一般條款”到一般條款：現代侵權法立法理念的轉變

一般條款屬于法律原則層面的問題而非規范模式，應還其本來面目，否則，會致我國侵權行為立法在錯誤的方向上越走越遠?！八^侵權行為法的一般條款是指，在侵權行為法上起指導作用，可以成為侵權請求基礎的，并具有彌補成文條款局限性作用的法律規范。這一概念還原了一般條款的實在面目，一般條款的功能在于解決不斷發展的現實生活的各種問題，彌補成文法的局限性，而非建構體系?！痹撚^點確定的目標可資贊同，但在侵權法一般條款問題上，筆者堅持首先從檢討侵權行為法與民法總則關系入手，為侵權行為法現代化做好尋根工作。重視從“一般條款”到一般條款的重要意義，及時實現侵權法立法理念的匡正。

(一)從裁判規范到行為規范。以“一般條款”去思考侵權行為立法，過分強調其作為請求權基礎的價值，實質是代表著古典侵權法理念，即作為裁判規范的侵權法。其標志在于以“侵權責任”為核心范疇，以優先保護行為自由為價值基礎；以歸責為侵權行為法的中心論題。侵權法之意旨在于要求裁判之用，（“法條或法律規定之意旨，若在要求受規范之人取向于它們而為行為，則它們便是行為規范;法條或法律規定之意旨，若在要求裁判法律上爭端之人或機關，以它們為裁判之標準進行裁判，則它們便是裁判規范。”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111頁。）主要用于規范法院和原告。（魏德士在評價《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時認為，該規范不僅針對公民(行為規范)，而且針對國家機關或法院(裁判規范)，這樣的規范要發揮雙重目的。其指出:任何公民對其違法且有過錯地引起的損害必須承擔賠償責任。對受害人而言，它則是一個請求權規范，它承諾受害人以損害賠償。對法院而言，它也是對侵權行為的裁判規范。只要滿足了法定的事實構成，它就命令法院支持對受害的原告人的損害賠償。[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丁小春、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頁。筆者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并不能將針對公民的規范都視為行為規范，在行為人與受害人之間要作區分，侵權訴訟之啟動始自于受害人，裁判規范的存在如果不針對受害人是難以想象的。故作為裁判規范的侵權法除針對法院外，還應該針對受害人。）以一般條款思維去思考侵權行為立法，直接站在從民法基本原則對侵權法如何適用的高度，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針對侵權法所主要調整的“陌生人”之間的關系，該在現代社會如何做出回應，是一種離開侵權法去思考侵權法的思維方式，以此形成的侵權立法代表著現代侵權法的范式。其標志應是以“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為核心范疇；將“人與人該如何相互對待”以及“因此造成的損害該如何分擔”關聯在一起作為侵權法面對的中心議題；價值上從偏向確定行為自由的界限轉向在“確定行為自由與保護受害人權利”之間的協調。

(二)侵權法的中心從立法轉向司法。完善“一般條款”的背后是追求侵權立法的完美，無論從認識論還是從系統論上都是非常危險的，追求完美的結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從形式上幾近完美，如前面提到的社科院侵權法草案中“一般條款”所示的那樣，它就不再是法律規范，而成為法律上的“怪物”，連直接適用都不能?！昂翢o疑問，它不能直接適用，因為它本身并不是一個邏輯上完整的法律規范：本編的規定是指什么規定？‘可歸責’，歸責原則是什么，過錯還是無過錯？什么情形下適用什么歸責原則？其他義務又是什么義務？總之這一條還需要借助于其他條文才能適用。它概括性是有了，但適用性降低了，所以僅以此條作為一般條款是很可疑的。極端一點說，這是一個空白條款，僅僅勾勒了侵權法的框架，而無任何實質性的內容———侵權法中最核心的歸責原則在此條中語焉不詳?！笔聦嵣?，建議稿中所列“依據本編規定”之語意表明，既然本編有規定，即便沒有此“一般條款”，當事人仍可依本編中具體規定而主張權利。在受害人實體權利享有的角度觀之，“一般條款”是否存在并不與實體權利的多寡相勾連，如果這樣理解，該“一般條款”僅具有了權利聲明的意義。“一般條款”的理想暗含著立法人的高度自信，易導致侵權行為法陷入概念法學的窠臼。試圖在立法中涵蓋所有的“一個國家民法典調整的侵權行為之全部侵權請求之基礎”，以實現侵權行為法的閉合性運行，力圖通過立法者理性的力量預先確定下所有的人與人相互侵害之類型，即便是在窮盡歸責原則的意義上，無疑沒有擺脫概念法學的思維方式，且與一般條款的內在品格相差甚遠?！安淮_定概念和一般條款存在之必要，乃是人類在規范設計上的力不從心?！爆F代社會實現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深刻變革，對安全價值的追求日益強烈，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性增強，侵害形態及類型高度復雜。就一般侵權行為而言，以《法國民法典》為代表的概括性立法體例體現出了高度的社會適應性；特殊侵權行為在現代社會已不再“特殊”，侵權形態已非類型化所能涵蓋，故也出現了危險歸責之普遍化、一般化、原理化之傾向。侵權行為立法一般性之趨勢并非是為了完全覆蓋，而恰恰是為增加其開放性，以彌補規范設計上的力不從心?！扒謾嘈袨榉☉嗟匾蕾囀軅€案熏陶的司法而不是服務于法制系統化的教條?！痹诹⒎ù_保體系開放性的前提下，侵權行為法的制度成長機制主要靠司法的供給，如法律解釋、利益衡量等。而立法開放性的保障顯然應該依賴于一般條款在侵權法領域的適用，從形式上賦予司法更大的裁量權，在內容上指引司法在正確的方向上前行。

(三)從技術性轉向倫理性?！耙话銞l款”旨在規定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古典侵權法表現出突出構成要件的特點，其技術性印記非常明顯。諸構成要件的成就也主要是按照技術性標準予以把握的；損害主要作為事實問題，強調其現實性；對過錯堅持主觀標準，其“實際上是一種‘對號入座’的判斷方法，即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確定行為人的實際心理狀態?！币蚬P系的判斷也體現出明顯的技術性，“當20世紀之交的律師把原因歸于某個或某組行為主體時，他們同樣是在進行一種常識所限定的活動。因為任何一項結果的必要前提都構成了一張無限的網絡，而常識———霍華德·可格里斯把它定義為關于重復情形的共享‘思維習慣’———讓我們可以從中挑選出特定的元素作為原因?！惫诺淝謾嘈袨榉ㄍ怀鲆巹t的核心地位，事實判斷的真實性與邏輯推演的準確性是司法的主要追求，“所謂的正義不過表明適用一規則系統所生的邏輯效應而已。”行為人與受害人之間的利益調整在技術操作過程中得以實現，侵權法調整的結果造成人際關系日益緊張和麻木。法因技術性追求，在確保安定性的同時犧牲了妥當性。研究一般條款與侵權行為法立法的關系，是以原則與規則協調，而不是單純的規則視角來考慮問題?！霸瓌t層次的衡量是任何的法學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排除了原則層次，就等于拒絕了正義。”“原則的特點是，它不預先設定任何確定的、具體的事實狀態，沒有規定具體的權利和義務，更沒有規定確定的法律后果。但是，它指導和協調著全部社會關系或某一領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調整機制?！币哉\實信用原則為代表的一般條款乃法律的倫理性原則，“在從事法律規整時，法倫理性原則是指示方向的標準，依其固有的說服力，其足以‘正當化’法律性決定。與基于目的性考量所形成的法技術性原則不同，其基礎在于其實質的正義內涵?！币话銞l款“在于使法院能夠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及倫理道德價值觀念之變遷而適用法律，以使法律能夠與時俱進，實踐其規范功能?！逼鋵γ穹骋痪唧w部分指導作用愈強，該部分就愈有活力，其調整的社會關系就會更為融洽，合同法的實踐就是最好的證明。日本法學界把合同法誠實信用原則視為認識現代合同法長足發展所帶來的種種新跡象的最為重要的通徑。同時，正是誠實信用原則等一般條款的廣泛采用，緊張僵化的人際關系得到緩解。（川島博士指出，“在日本的契約上，當事人不僅在契約書中不詳細規定權利義務，并且在契約書中規定了的權利義務也不一定是確定的，只不過定個大概。認為發生糾紛時，屆時經過協商加以具體規定更好，因此，諸如債務的履行期日也不認為是嚴格的，一般認為‘遲延一兩天也無妨’，對遲延一兩天的債務人追究責任的債權人常常被認為是刻薄、死板的人。因此，誠意協議條款可以說即使未寫入契約書，也當然地包含在一切契約之中?！盵日]內田貴:《現代契約法的新發展與一般條款》，胡寶海譯，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頁。）

(四)從形式正義轉向實質正義。以“一般條款”的思維去考慮侵權行為立法，乃集中于比較研究基礎上的立法技術之提升，仍然是以侵權法制度完善為目標，而沒有從哲學層面，對近代以降之侵權行為法的深刻變革予以把握。其核心仍然是以突出行為自由為標志，以堅持主體平等性與互換性為基本判斷，實現以個人正義、起點正義為內涵的形式正義價值。其目的在于以同一方式對待人，就是同一基本范疇的人都應受到同等待遇。所追求的社會效果在于，通過對個人自由的保障促進社會發展，通過對權利的保障實現對個人的關照。但現實結果顯然與理想相差甚遠，過錯責任雖促進了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快速發展，但卻造成主體間強弱格局的形成。對此該如何去面對，關涉侵權法依存的價值基礎可能被顛覆，但是“一般條款”確定的解決路徑仍然在于侵權法自身，而這顯然需要從哲學的維度對古典侵權法所秉持的形式正義價值進行批判。一般條款恰是這樣的一種思考進路，其意味著從“人如何存在”，而不僅僅是“人如何發展”的維度去考慮問題。與發展相比，安全、尊嚴、新聞自由等其他價值更為重要，現代侵權法應秉持一般條款所蘊涵的時代價值觀，在多元價值沖突中實現價值判斷。與個別人的發展相比，社會的整體發展更為重要，“從19世紀末開始，當主要因發生了只有一部分人富裕的社會變化，從而使得依靠這種思想企圖謀求社會全體的向上發展成為不可能時，這種思想(私權神圣)就要加以改變?！爆F代侵權法要在堅持主體平等基礎上對社會弱者予以傾斜，以實現社會的實質正義。侵權行為立法要對近代以來確立的“主體———客體”的支配性主體存在模式進行深刻的批判，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在代際之間、主體與客體之間實現和諧發展，并為司法的妥當性實現創造積極條件。

(五)從權利保護法到保護受害人的法?！耙话銞l款”“不是從傳統的角度對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進行定義或說明，而是從受害人的權利角度入手。”從受害人的權利角度入手進行立法并不意味著在價值上就偏向了對受害人的保護，對此不得不察?！皺嗬睂嵸|上是行為界限的標志，近代侵權法以權利保護法自居，其實質是疏于受害人之保護。當下侵權行為法陷入危機，與其運行模式有著極大關聯，諸如社會保險、社會保障制度對侵權行為法領地的侵襲，權利的爆炸趨向，人與人之間為權利主張名義而造成的日益緊張之關系（武漢大學溫世揚、廖煥國兩先生認為，“德國法上有關侵權行為法的危機，首先肇始于德國法上以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2項及第826條所形成的三大‘一般侵權行為法規范’過度強調對權利層面的保護，即對于侵權行為責任成立采取嚴格的要件主義，只有在‘絕對權利’的侵害結果發生的前提下，才能引發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導致學說判例設法擴大所謂‘權利保護’范圍，以彈性處理日益多樣化的侵權行為案件?！?，而通過法官判例法形成“一般安全義務”，以有效解決部分不幸事故的損害賠償問題。“此種突破傳統從‘權利保護’面移到‘行為規范’面的變化，可謂德國侵權行為法發展史上重要的一大步，與法國民法第1382條及1383條的一般條款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于解決現代侵權行為法上的困擾有重大意義。”溫世揚、廖煥國:《侵權法中的一般安全注意義務》，王利明主編:《民法典·侵權責任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頁。）。將“一般條款”作為權益保障和自由保護的平衡點，顯然是期望過高且與事實不符。一般條款旨在對人提出更高的行為標準，為行為人設定相對多的義務，使其不能僅僅做到“無害于人”而應該“以誠待人”，這意味著從過分關注自我向適度關心他人轉變。目的在于，使行為人更富有容忍美德和合作精神，其行為在理性基礎上更為合理。“根據‘誠實信用’原則，任何一方當事人都應當謹慎維護對方的利益、滿足對方的正當期待、給對方提供必需的信息———總之，他的行為應該是‘忠誠’的?！爆F代侵權法應該以“侵權行為”為核心范疇，以規定行為人義務為規范形成的切入點，但是其目的卻是更好地實現對受害人權利的保護。

三、一般條款在侵權行為法中的地位

(一)誠實信用原則適用侵權法的理論基礎。在大陸法系國家，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卻沒有在侵權行為法領域發揮作用，其主要原因有三：(1)法典結構中誠實信用原則適用范圍的局限?！斗▏穹ǖ洹分姓\實信用原則只適用于契約的履行；《德國民法典》中誠實信用原則適用于債的履行階段。(2)由于傳統民法領域對司法的不信任及嚴格規則主義的影響，導致司法實踐中誠實信用原則難以實施。(3)侵權行為法確立的“無害于人”的行為準則，以及矯正正義的消極功能，導致侵權行為法領域既不需要通過誠實信用原則來規范行為標準，更不能容忍司法的極大自由裁量權。

現代社會及法律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今日私法學已由意思趨向于信賴，已由內心趨向于外形，已由主觀趨向于客觀，已由表意人本位趨向于相對人或第三人本位，已由權利自由之思想傾向于權利濫用禁止之思想，已由個人本位傾向于社會本位或團體本位。在此趨勢之下，誠實信用原則在私法上竟然得到大肆活動的舞臺，固屬理之當然?！保ú陶瞒?“私法上誠實信用原則及其運用”，載《民法總則論文選楫》，臺灣地區版，第844頁。轉引自鄭強:《合同法誠實信用原則研究———帝王條款的法理闡釋》，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頁。）侵權行為法在處理“人與人該如何相互對待”的問題上，應結合現代人際關系需要，接受誠實信用原則的規范，以在侵權行為法領域形成“原則———規則”的調整結構。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可能性從以下兩個方面可以證明：

第一，就侵權行為法與合同法的關系觀察，侵權行為法領域應該有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余地。一般認為，與侵權關系相比，合同關系對當事人的影響更大一些。“可以說侵害特別信賴關系的債務不履行的情況比侵權行為對對方利益的侵害程度高?！币虼耍扒謾嘈袨榉ㄋ笕藗儜龅降淖⒁?，是社會一般人能做到的注意，其程度不能太高?！钡珣摽吹剑贤司邆渚喖s能力的主體經過深思熟慮作出之約定，對當事人利益及信用之影響甚劇，尚且可以以誠實信用原則來進行實際的利益衡量，軟化合同的僵化，避免因一時之思慮不周或者世遷陷入“法鎖”束縛。當事人應本于誠實信用原則而不能固執于先前之約定，為對方當事人的具體情況考慮，給予必要忍讓。與合同法相比，侵權行為法為什么要死守規則之規定，以硬性設定之行為標準去衡量各異的行為類型，無異于削足適履。按照法律舉重以明輕的原則，合同法尚有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余地，為什么侵權行為法卻不能適用。侵權行為法注重妥善解決具體糾紛固然重要，但僅對陌生人間關系進行一次性處理的立場顯屬不當。侵權行為法理應根據法律原則的運行機制，將重點放在沖突性人際關系之化解，致力于建設性地對人際關系進行修復，如在大規模受害問題上的訴訟與協議相結合即是這方面的努力。（“在事后性救濟的司法對策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訴訟與協議的配合。受害人根據判決可得到一定的損害賠償額，但還有一些救濟內容從性質上看是不能或不便通過判決解決的，而要采用其他適當的救濟措施或手段。例如，受害人將來的學費、養育費、醫療費、生活費、教養費等需要長時期地根據情況的變化連續性地給付，這些給付就不宜通過判決予以保證。這種給付的難度來自于其延續性，并非金額多少的問題。這種連續性的給付通過加害人與受害人的協議才可能實現。協議型(以協定、協約的形式)的解決糾紛方式在大規模受害問題的解決上尤其起著重要作用?！盵日]北川善太郎:《關于最近之未來的法律模型》，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頁。）

第二，從民法義務體系的創設角度觀察，誠實信用原則乃法定義務創設的主要渠道。在合同法領域，從給付義務、附隨義務均基于誠實信用原則產生；締約過失責任也是根據誠實信用原則產生。[31](P424)侵權行為人的義務乃法定性義務，恰恰需要從誠實信用原則中得到源動力，以建構人與人之間的信賴。英美法系國家，“信賴均是當事人之間產生注意義務的重要根據，在義務階段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痹诜▏?，“民法學家認為，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文本的規定，道德原則亦可能成為過錯的淵源，如基于善意而行為的義務，不損害他人的義務，謹慎和深思熟慮的行為義務等均可成為民事過錯的淵源。”（GérardLégier，droitcivi，llesobligations，quatorzièmeédition，1993，Dalloz.轉引自張民安:《過錯侵權責任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頁。）希臘的侵權行為法則把行為的不法性從違反特定法律命令，擴張到違背“誠信”標準的行為，其法學理論更是指出：違反誠信所要求的任何注意義務的行為都是不法的。我國學者提出侵權行為法領域的“一般安全注意義務”問題，并認為一般安全義務是以誠實信用原則為普遍的理論基礎。

(二)誠實信用原則在侵權行為法立法上的體現

1、樹立一般條款對侵權行為法可予適用的思維。一般條款對侵權行為法之適用，盡管從《民法通則》的立體體系上不存在障礙，但是如《瑞士民法典》一樣明確這一問題卻意義重大。我國民法典制定采取各部分逐步出臺的辦法，這本無可厚非，但各部分的完成順序是否該與民法典內部的邏輯關系相符，否則會在各部分之間產生沖突。侵權行為法的立法，就存在這一問題?！睹穹ㄍ▌t》中“基本原則”部分制定于1986年，主要不是以市場經濟為背景，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在民法總則部分沒有現代化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制定一部現代化的侵權行為法？侵權行為法的制定根據是什么？是否向《物權法》一樣一般性地表述為“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比绻@樣，其本身并沒有錯，但是未來民法典的體系該如何實現？基于此，明確一般條款對侵權行為法的適用，將對侵權行為法立法及其理念轉變都有重大的指導價值。(1)從立法基點上觀察，我國侵權行為法的出臺是否應該在民法總則之后？如果在立法計劃上無法進行調整，那么侵權行為法立法過程中是否該以對深化現代民法基本原則的研究為前提，對其體系及制度設計應該多從法哲學的視角予以反思，而不是將問題局限于侵權行為法本身或債法內部。(2)從現代侵權法理念上，應該從明確我國現代社會“人與人該如何相互對待”這一問題入手，擺脫建構“一般條款”的立法路徑。(3)從侵權司法理念角度觀察，我國處于社會轉型階段，現實生活中出現許多新的民事侵害問題，司法應該按照一般條款的功能對現行立法進行補充和創造，而不是動輒認為法律沒有規定，將許多問題不負責任地歸入道德領域，進而因個別案件而演變為社會問題，對此司法恐難辭其咎。(4)從侵權法文化角度觀察，侵權法不應該游離于現實生活之外，應該充分注意我國社會核心價值觀對侵權法的支撐功能，真正發揮侵權法對于形成和諧人際關系的作用。

2、直接將一般條款規范化，形成“以誠待人”的行為準則。侵權法使用與大陸法系國家相同的“過錯”等核心概念，其實質是將“無害于人”的行為標準引入我國。導致侵權法所設定的行為標準低于社會所認同的、主要受傳統文化約束的行為標準，從而產生文化與侵權行為法價值間的沖突。（參見王福友:《侵權行為法價值論》，吉林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25—128頁。主要表現為侵權行為法的法定行為方式與行為的道德主導約束性之間的沖突;日常習慣行為方式與侵權行為法所設定的行為標準的差異。）致使侵權行為法領域出現盲目主張權利現象，在西方民眾看來很嚴肅的事情，在我國民眾看來多少有些突兀；原本可以通過傳統文化、習慣、社區力量能夠化解的鄰人沖突，經過侵權法的調整，反致局部問題社會化；原本可以通過說聲“對不起”就可以平撫的人際沖突，在法制化以后反而造成了彼此反目等等。由于傳統文化的存在，我國侵權法原本可以直接站在西方現代侵權法的起點上，但是卻不惜以打亂已存的和諧人際關系為代價，從傳統侵權行為法建起。國外的侵權立法已經開始通過私權社會化、權利濫用等途徑，創設了諸如不作為義務、社會安全注意義務等，試圖消解傳統侵權法帶給社會的副作用。而我國侵權法學界卻對此不予理睬，在新的立法起點上仍然試圖通過“一般條款”等單純實現微觀制度的完善，以走完侵權法始自于傳統的發展輪回。宜將一般條款規范化，規定人與人之間應該“以誠待人”，以構建侵權行為法應該設定的“義務群”，落實現代侵權法擬對社會弱者的關懷，以適度關注他人為出發點規范人的行為，實現社會和諧發展。

3、建構現代侵權行為法解釋模式。即便是大陸法系侵權法也非常注重判例在拓展侵權法調整范圍、更好適應社會需要方面的作用，并取得許多著例：

(1)法國無生物責任法則的確定。其依次是通過對“建筑物所有人責任”(第1386條)的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對第1384條第1項后段(保管物之行為所生之損害，亦負賠償責任)獨立規范地位的發現來完成的。

(2)德國侵權行為法領域“一般人格權”、“營業權”之創設，乃通過對《德國民法典》第823條關于“其他權利”之解釋而實現。

(3)日本侵權行為法通過“大學湯案件”，對民法第709條所指的“權利”范圍進行解釋，“拋棄了過去的態度，作出了即使不能稱為法律上的權利，但只要有‘法律上應該予以保護的利益’受到侵害，也成立侵權行為的解釋?！钡痉ǖ倪@些努力主要遵循傳統法律解釋方法，并側重于體系解釋之運用。一般條款則為侵權法按照現代解釋學理論創新解釋成文法提供了前提，其屬于民法解釋，與傳統的民法解釋學不同。前者是一個經由“理解”顯現“存在”的過程，一個“面向實踐”的“運用法律來解釋生活世界”的過程；后者是一個單純的釋義的過程，是一個“面向法律”的“運用法律解釋法律”的過程。前者的目標是經由民法規范體系的運用，闡釋并籌劃踐行行為可能的民法意蘊，從而實現踐行行為的觀念化、制度化，借以顯現生活世界中的存在，并將其解釋結論納入民法的調整體系。后者的目標則是通過對法律條文、立法文獻及其附隨情況進行解釋，借以探究和釋明法律規范的法律意旨。為使其規定能夠不斷滿足調整社會生活之需要，侵權法需要不斷地展現其受解釋的命運，即展現一種解釋性的存在方式。近年來，我國社會生活中出現了許多新的侵害類型，直接適用侵權法恐有困難，在司法不能做出有效應對的情況下，許多問題便被歸入道德領域。在一般條款理念的指引下，侵權法應該盡可能地保持開放性，通過其所確立的行為規范，對這些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且又影響較大的案件予以新的解釋。塵肺事件（鄭州市新密市農民張海超為證明自己得了職業病———“塵肺病”，不惜“開胸驗肺”。王建明因沒錢治病死在北京同仁醫院事件（2005年12月15日年僅37歲的齊齊哈爾市人王建民來京找工作，因無錢治病，死于北京同仁醫院。事前，120救護車曾兩次送王到同仁醫院。同仁醫院急診主任稱，之前為王檢查其沒有生命危險。但因王沒錢，醫院不變給患者墊錢，當醫生發現情況嚴重時，王已不知去向。王富濤在警察與醫院都到過現場的情況下醉死街頭事件（2009年6月15日19時18分，38歲的河南籍男子王富濤闖入廣州市站前橫路與陳崗路交界處的治安監控攝像頭的視野。他在報刊亭旁面朝馬路坐下，大口大口仰脖喝酒，隨后癱臥在地。接到群眾報警后，站前路派出所巡警20時50分到達現場。巡警撥打120急救電話后，荔灣區第二人民醫院的救護車趕到。出診醫生名叫吳毅明。120急救車的出診記錄寫著“醉酒”。在醫生檢查后，兩名警察將王富濤抬到附近一家鞋店前，有好心人幫他在身下墊了報紙。16日，吳毅明向接班醫生何漢源介紹了王富濤的情況:“他的生命體征都在正常范圍內。”吳毅明表示她檢測了王富濤心電、血壓、體溫、呼吸、血氧飽和度等。醫生再來時他已死亡。、孕婦李麗云因丈夫拒絕簽字致醫院無法手術事件（2007年11月21日下午4點左右，孕婦李麗云因難產被肖志軍送進北京朝陽醫院京西分院，肖志軍自稱是孕婦的丈夫。面對生命垂危的孕婦，肖志軍卻拒絕在醫院剖腹產手術上面簽字，醫生與護士束手無策，在搶救了3個小時后，孕婦因搶救無效死亡。老者將橋上要挾跳橋人推下事件（據南方都市報報道，2009年5月21日早上7點半左右，一名男子攜帶橫幅標語爬上廣州海珠橋，要挾要跳橋。11時50分左右，相關人員仍繼續和跳橋者進行談判，就在12時許，在一旁圍觀的一名六十來歲的老頭，突然沖到橋上，爬上7米左右的鐵架，將跳橋男子推下，掉到鋪在橋上的軟墊上。等，如果拘泥于傳統侵權法之具體規定，均難以直接適用，但這些事件的共性在于，均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現代陌生人之間應有的信賴?，F代侵權法所設行為規范，為問題在侵權法框架內的解決提供了新的視角?，F代侵權法將因一般條款之適用而更具成長性，不但不會陷入生存危機，反將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注釋:

[1]張新寶.侵權行為法的一般條款[J].法學研究，2001，(4).

[2]白飛鵬.侵權法對應然私權的確認[A].王利明.民法典•侵權責任法研究[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

社，2003.

[3]周友軍.論我國過錯侵權的一般條款：上[EB/OL].中國民商法網，http：///arti-

cle/default.asp？id=33796.

[4]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5]龍衛球.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6]梁慧星.民法解釋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

[7][日]內田貴.契約的再生[A].胡寶海譯.梁慧星.民商法論叢(5)[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8]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9][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M].丁曉春，吳越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陳明濤.試論侵權行為法一般條款[EB/OL].中國私法網，http：///new2004/

shtml/20040601-224001.htm.

[11][德]馬克西米利安•?？怂?侵權行為法(第5版)[M].齊曉琨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2]麻錦亮.侵權行為法的一般條款[EB/OL].中國民商法網，http///lawfore/CON-

TENT.ASP？programid=4&id=185。

[13]梁慧星.民法解釋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

[14]邱聰智.從侵權行為歸責原理之變動論危險責任之構成[C].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15]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下卷)[M].焦美華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6]佟柔.中國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17][美]約翰•法比安•維特.事故共和國———殘疾的工人、貧窮的寡婦與美國法的重構[M].田雷譯.上

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18][英]丹尼斯•羅伊德.法律的理念[M].張茂柏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9]顏厥安.法與實踐理性[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20]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21][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M].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22]鄭強.合同法誠實信用原則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3]梁慧星.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A].民商法論叢(7)[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4]王福友.侵權行為法價值論[D].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25]卓澤淵.法的價值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6][日]我妻榮.新訂民法總則[M].于敏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

[27][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M].王曉曄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8]于敏.日本侵權行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9]崔建遠.合同責任研究[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

[30]王澤鑒.債法原理：第一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31]林誠二.民法債編總論———體系化解說[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2]張民安.過錯侵權責任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33][意]毛羅•布薩尼，[美]弗農•瓦倫丁•帕爾默.歐洲法中的純粹經濟損失[M].鐘洪明，張小義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4]溫世揚.侵權法中的一般安全注意義務[A].王利明.民法典•侵權責任法研究[C].北京：人民法院

出版社，2003.

[35]邱聰智.民法研究(一)：增訂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篇(6)

    內容提要: 當今的私法研究以財產私法為重,而身份私法相對薄弱。身份法基本理論研究的式微源于學界對身份法的歷史偏見、財產法優位主義以及民事立法理念的片面繼受等因素。民法體系的邏輯完足、民法典的最終成就、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現實對身份利益保護與救濟的需求,都需要我們認真對待民法領域的身份問題。身份法研究既要追求身份關系的制度構建與倫理秩序原理間的協調與平衡,又應致力于身份制度與民法整體制度的邏輯融合,還要為現代親屬身份生活領域的利益糾紛化解提供理論基礎。

    一、引言

    “身份”作為主體在一個特定社會或群體中所處的位置或資格,廣泛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每個社會個體或組織體都會有一個或多個社會“身份”?？梢哉f,現代社會的身份、身份關系無處不在。政治國家需要藉由身份關系來組織管理社會、謀求社會秩序,譬如公務員制度、戶籍制度、身份證制度的功能意義。而且,有時一個主體在社會中的身份地位還關涉其資源的占有份額、利益的分配依據,諸如財產繼承制度、薪金制度、社會福利制度。而且,無論社會形態發生怎樣的變遷或更迭,身份在倫理秩序領域的存在意義始終未曾缺失過。梅因所謂社會“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運動,[1]96-97只揭示了個體的法律人格和社會地位從古代到近生革命性轉變,但梅因的斷言并不意味著身份的消亡(注:有教科書在介紹梅因這一斷言時認為,“這顯然是對人類發展史的曲解”。參見張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頁。)。

    民法為典型的私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私法可分為“身份私法”與“財產私法”。身份私法主要指規范和調整婚姻家庭領域基于親屬身份地位產生的相關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而財產私法則主要關乎私生活領域財產歸屬與財產流轉過程中的相關權利義務關系。自羅馬法以來,民法就將親屬法上的身份關系納入其調整對象,它包括家長與家屬間的身份關系、父母與子女的身份關系、夫與妻的身份關系。民法學主要關注“私”的身份問題,而公民身份、社會身份、身份犯罪中的身份都不是民法學所要研究的身份。當代中國私法制度建設中,財產法的理論研究和制度建設可謂成熟與發達,合同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各類商法、侵權責任法等民法部門法在深入的理論研究基礎上,已經逐步形成完備的財產法體系。人格法也因為現代人自身人格意識的覺醒而呈勃興之勢。而相比之下,身份法部分的理論研究和立法實踐,還相當薄弱(注:2010年生效的《侵權責任法》作為民事權利保護與救濟的專門法、一般法,對親屬身份權是否作為調整對象,態度曖昧,僅將監護權明確納入保護范圍,而監護權又非嚴格意義的身份權),尤其是身份法與傳統民法的邏輯關聯,尚未見充足的論說(注:由于法制繼受的歷史背景和立法政策等因素,現行《婚姻法》、《繼承法》、《收養法》等是否應歸于民法以及如何成為民法的一部分,仍然是一個不斷被討論的問題。參見雷春紅:《論親屬法在我國未來民法典中的地位》,載陳小君主編《私法研究》(第9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頁。)。民法體系的邏輯完足、民法典的最終成就、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生活對身份關系保護與救濟的需求,都需要我們認真對待民法領域的身份問題。

    二、身份法研究之現狀解析:觀念變革與法律繼受

    在我國改革開放前,如果說存在“私法”,那也僅指“身份私法”,絕無“財產私法”之余地。改革開放與經濟轉軌帶來觀念變遷,財產私法日漸強盛,當今的私法研究顯然以財產私法為重,而身份私法則日漸式微。“蓋因財產法理論及經濟學之普及極大促進了財產私法的繁榮?！盵2]自序在近年來各種法學研究綜述中,有關親屬身份法研究的論文數量和所載期刊檔次都遠不如財產法的研究;[3]各類法學研究獲批的課題立項中,親屬身份法的份額也是寥寥無幾(注:例如,2011年立項的中國法學會部級法學研究課題中,就沒有一項涉及身份法研究。參見“2011年度中國法學會部級法學研究課題立項公告”, chinalaw. org. cn/Column/Column_View. aspx? ColumnID =126&InfoID =4138,2011-5-25;2011年立項的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中只有一項以此為主題的法學項目。)。而且,現有的民法研究論文或研究課題也很少有圍繞身份法基本理論而展開的。[4]中國民法學領域中財產法繁榮與身份法薄弱形成鮮明對比,個中原因,值得我們認真反思。

    (一)身份法研究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

    法制史上身份法的封建糟粕導致現代民法學研究存在意識形態偏見。在古代西方社會未曾從“身份”進步到“契約”之前,身份法的地位在法制史上優于財產法。眾所周知,早期的羅馬社會基本就是身份社會,羅馬法的人法就是“身份法”,它擔負著社會組織化的功能。[5]羅馬法的人法實質上是一種人格法,其有關自然人身份的規則確定了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作為組織身份社會的基本法,具有公法的性質。而財產法不過是身份法的附屬品,即身份確定是財產分配的前提,無身份即無人格;無人格即無財產。[6]羅馬法將自然人的法律人格與身份“捆綁”在一起,統治者利用這一法律工具(亦可謂之政治工具)對被統治者進行“適格”判斷,實現其統治所需的差序格局;更有甚者,羅馬法將奴隸排除在人格判斷之外,使之成為法律的“客體”。羅馬法的身份人格顯示出其反倫理性,也因此招致后世詬病。[7]等級森嚴的身份法建立后,社會財產的分配與經濟利益的流動自然就以此為標準和依據。身份的高下,意味著人格的優劣、財產的多寡。直至中世紀,身份法仍歸屬于公法、社會組織法。中世紀的身份權是人身支配權、是專制權、是絕對權。身份社會幾乎就是“封建社會”的別名!擊碎身份社會的枷鎖遂成為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首要任務。于是在法律領域,從身份法到契約法的轉變,標志著社會的進步。

    在現代民法學理論與立法研究中,“身份”研究備受冷落,很大程度上源于社會大眾及法律學者們對封建社會的身份制度抱有成見。不少學者和立法者將現代社會中身份概念及制度功能與中世紀以前的身份概念及制度功能相關聯,從而在意識形態上排斥“身份”概念。因此,重提身份關系、身份權、身份法等概念,似乎具有“封建復辟”之嫌,關于“身份”的話語和研究幾乎成為主流學者們的禁忌。也正因為如此,在現代民法內容體系中,盡管“人身關系”被立法明示為民法兩大調整對象之一,但由于人格權的勃興使得民法中“身份關系”內容被擠壓在非常狹小的空間(注:學者們在談及法律關系、法律行為、權利類型等概念時,針對身份關系、身份行為、身份權等要么寥寥數語,一筆帶過,要么避而不論。)。事實上,人類社會從“身份社會”進步運動到“契約社會”后,“身份”的內涵和社會功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8]91-92近代社會以來,民法不再具有社會組織化功能(該功能由憲法等基本法承擔)。近代民法之人法,完全不同于羅馬法之人法。近現代人法逐步成為主要規范婚姻家庭倫理秩序的身份法。因此,若要健全完整的民事法律理論體系,需要摒棄對“身份”的偏見與成見,從而改變身份法領域理論研究的薄弱現狀。身份法的既往歷史不應成為現代民法排斥、輕視其存在的理由。

    (二)身份的民法學意義被遮蔽

    現代社會中,“身份”的政治學意義、社會學意義湮滅了其法律學意義。在多數學者們的意識領域里,身份問題是一個社會學或政治學命題。法學理論研究者多認為身份問題似乎不屬于法律、尤其不是民法學研究的問題。政治學學者熱衷于研究“公民身份”,認為公民身份比起其他各種社會身份,更能夠滿足人類的根本政治需求。[9]7公民身份由公民的要素、政治的要素和社會的要素所組成,三種要素分別表明了公民身份所包含的三種權利: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10]代譯序。社會學者從政治社會學、社會哲學等角度對社會成員的“身份認同”展開研究,認為社會整合是由社會身份系統參與達成;身份系統的基本功能是對社會成員所處的位置和角色進行類別區分,通過賦予不同類別及角色以不同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在群體的公共生活中形成“支配-服從”的社會秩序。社會身份是基于具體個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形成的身份,個體的社會角色成為其各種責任擔當的依據。[11]3政治學、社會學對“身份”問題給予了熱切而深入的關注。相形之下,私法學領域的“身份”問題似乎無足輕重,進而“身份私法”的研究也似乎無所必要。然而,身份問題不是專屬于政治學、社會學的領地,民法學在身份問題上并不是無所作為。民事生活領域中的婚姻家庭制度、知識產權制度、行為能力制度等都涉及個體的身份問題,其間主體的諸多身份利益都需要民法的關懷。

    在滌除封建社會、奴隸社會“身份”的糟粕意義后,現代身份法存在的意義體現在對社會生活的組織管理、家庭倫理秩序的維護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的保護。只不過現代社會中,法律將承擔社會組織管理與弱者保護功能的身份法主要交給公法規制(如憲法、行政法、新興的社會法及一些特別法);而僅僅將婚姻家庭領域的身份法納入到民法的調整范圍(即狹義的身份法)。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民法學領域的身份問題與社會學領域的身份問題應有適當的界分,擴大化地理解私領域的“身份”可能也會弱化甚至遮蔽民法上的身份法特質。有民法學者基于近代社會契約與身份同時勃興,大量的身份契約出現在新興社團組織關系之中,個體通過契約重新組合,進入新的身份體,認為私人間法律關系的一些領域越來越多地通過身份關系來確定。[12]然而筆者認為,上述諸多新型身份體更確切地說是社會身份,而非嚴格意義的“私法”身份,它最多也只是現代民法社會化在主體制度上的體現。將民法視野中的“身份”社會化、一般化而交由私法調整,實乃民法(私法)不能承受之重!

篇(7)

內容提要: 大陸法系的準無因管理概念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彌補損害賠償法中對損害計算的不足，準用無因管理的概念，讓施害人吐出其利得，為受害人提供更全面的救濟。在我國侵權法的救濟和不當得利的返還范圍都還受原告之損害限制的現狀下，雖然在知識產權立法的領域和侵權法的領域有一些突破，我國仍然有保留準無因管理制度的必要性。為了形成比較完善的民事救濟體系，除了繼續對損害賠償和實際履行這兩種主導性的救濟方法進行研究之外，還有必要借鑒英美法的返還法理論，深入研究無因管理法理和不當得利法理

在我國民事立法和理論中，無因管理和不當得利都是作為債的一種類型而存在的，即二者都是債權這樣一種實體權利的產生方式，這和大陸法系重視實體權利的基本觀念是一致的。不過，法諺有云：有權利，斯有救濟(Ubis jus， ibi remedi-um)，對民事權利的救濟理論進行系統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合同法和侵權法的領域，學者已經對損害賠償理論和實際履行理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而無因管理和不當得利所代表的獨特的救濟理念和救濟方式卻為我們所忽視。這些救濟理念應當滲透到民商法的全部領域，特別是侵權法和合同法領域中。我們在此從討論“準無因管理”(又名“不真正無因管理”)的概念入手，通過對具體事例的分析和比較法上的分析，提出這樣的觀點：大陸法上的準無因管理概念是為了彌補侵權法和合同法給當事人不能提供充分的救濟而產生的，侵權法中的救濟理論若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傳統的侵權法的救濟若能得到比較靈活的運用的話，準無因管理制度并無獨立存在之價值；并由此初步論證借鑒英美法上的返還法( law ofrestitution)理論，把無因管理制度作為民事救濟制度之重要一環的必要性。

一、大陸法系的“準無因管理”概念

根據無因管理的構成要件，即使事實上管理了他人的事務，但若欠缺“為他人管理事務的意思”，原則上不能構成無因管理[1]602。下面有兩個例子：

例1：甲明知道乙是某發明專利的權利人，自己沒有該項專利，卻仍然利用該專利生產產品，取得巨大的收益。

例2：甲沒有經過乙的許可，把乙的小說作品拍成電影，取得了豐厚的回報。

在這兩個例子當中，行為人明明知道自己沒有某項知識產權，卻擅自使用并獲得豐厚利益，這構成很典型的侵權，權利人原本可以按照侵權和不當得利的規則請求侵權人賠償自己的損失，而并不能適用無因管理的規則。但是，根據傳統民法理論，侵權損害賠償的范圍一般是以本人的損失為準，不能及于“管理人”以自己的能力和技能等而取得的利益；如果能適用無因管理的規則，那么賠償的范圍就不受本人損失范圍的限制，管理人有義務全部返還所得利益(當然，“管理人”也可以根據無因管理規則保留部分利益作為“管理費用”)。因此，為了達到更好的調整目的，在司法中準用無因管理的規則，可以為權利人提供更好的保護。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形不僅出現在知識產權的領域，比如下面的例子即出現在傳統債法的領域。

例3：B明知自己家中所停之自行車是A借給自己的父親使用的，卻自行出賣得利300元，而自行車的實際價值只值200元[2]。

例4.B奪走A的一批貨物，原本市場價值1萬元，目的是自己使用或者出售，之后市場價格上漲，出售所得2萬元。

例5： E和C是父子關系。C因做生意到朋友D處借貸10萬元。C到期不能償還，D就到E處要求償還10萬元借款，E誤以為是自己以前欠了D10萬元(或者錯誤地以為兒子借的債也就是自己的債務)，就進行完全的清償。

在例3和例4的情形，如果依照我國民法上違約或者不當得利的規則，A同樣也只能分別以自行車和貨物的實際價值要求賠償，而不能取得B已經得到的額外利益；如果準用無因管理的救濟，則能使B吐出所得利益。

德國民法和臺灣地區民法對準無因管理制度有明確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687條第2項;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77條第2項。），而為日法等國所不采[3]（不過，日本民法的教科書和理論書多對準無因管理制度進行討論。）。雖然我國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并沒有確立這一制度，但是多數教科書和理論書中對準無因管理制度也都有介紹[1]607。不過，學者基本同意：“準無因管理”和真正的無因管理還是有本質區別的，所謂準無因管理，僅是在法的構成上和救濟手段上對無因管理制度的借用而已[4]（參見[日]內田貴:《民法Ⅱ債權各論》，第516頁。我國學者也主張:“在準無因管理，對因管理而取得的利益，也有不當得利的適用。如果管理人因管理本人事務取得的利益大于本人所受的損害，則本人可準用無因管理的規定請求管理人返還全部利益”。參見，張廣興:《債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第90頁。）。

理論上，準無因管理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自己管理。明知道自己沒有該項權利，卻為自己的利益進行管理。如例1和例2中所示，這些案例很多出現在知識產權領域，性質上屬侵權無疑，因此也有稱之為“不法管理”的。[1]607由于權利人所受損害的范圍并不容易確定，根據準無因管理的理論，在解釋上應該讓侵權人吐出其因侵權而取得的收益。至于例3和例4中的相關情形是否能使用準無因管理的理論，我國還沒有相關的案例的證實。

第二，誤信管理。誤以為自己有管理某項事務的權利或者資格，以為所管理的事務是自己的事務，而實際上是他人的事務。因為管理人欠缺為他人利益管理事務的意思，所以此時并不構成無因管理?！肮芾砣恕币蚬芾硎聞罩С龅馁M用或受到損失，可以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但是，按照我國相關法律中不當得利的規則，還是不能很好地解釋被侵權人是否能請求“侵權人”返還所得全部利益的問題。而根據準無因管理的理論，在例1和例2中，若行為人是誤信自己擁有相應的知識產權而進行管理和使用的，就構成誤信的無因管理。例3也是如此。同樣也是因為傳統的不當得利理論無法解決返還的范圍問題(下文討論)，準用無因管理的規定，本人可以對于管理人的管理行為表示承認或者追認（法諺有云:承認等于委任(Ratihabitiomandato comparatur)。鄭玉波:《法諺(一)》，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第90頁。另請參見“臺灣民法”第178條。），則該行為溯及既往地產生無因管理的效果。例5也是誤信管理的典型例子，即使C和E是父子關系，由于E并沒有為C清償債務的意思，此時E的行為并不能構成第三人清償，E可以根據不當得利向D提出請求。不過，在例5中，由于屬于典型的金錢之債，對E使用不當得利的救濟已經比較充分，并無借用或者準用無因管理救濟的必要。

二、“準無因管理”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準無因管理制度的實質在于，在當事人債的關系符合侵權、不當得利等的條件之時，若侵權、不當得利等制度為當事人提供的救濟仍然不能充分保護權利人的利益，即使“管理人”欠缺為他人管理事務的意思，也可以借用無因管理制度中關于返還所管理財產及所得利益、“管理人”有請求合理的管理費用這種獨特的救濟方法，這樣能夠較好地平衡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利益。也就是說，準用或者借用無因管理制度的前提是：侵權法、合同法和不當得利法等制度沒有為權利人提供充分的救濟。

(一)傳統侵權法的規則

如在例4的情形， B的行為構成侵權似無問題，但是若按照侵權的救濟，B的侵權所得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構成A的損害，按照現有的侵權理論還是存在疑問的。學者一般認為侵權法的功能是填補損害、損害移轉與損害分散乃至預防損害的功能，可見侵權法的救濟是以原告的損害為中心的。[5]似乎可以認為，傳統的侵權法理論主要是圍繞侵害人身權建立起來的；侵權的救濟也多是對人身權的救濟。即使是對財產權的救濟，也很少考慮侵權人因侵權行為而取得超出侵權之標的以外的利得(孳息等除外)的情形，更少考慮侵權人利用侵奪所得財產權而取得利潤的情形（如果把侵權比如為一種交易的話，和契約的交易為正值或者至少是零值的交易不同，這是一種負值的交易。參見[美]邁克爾·D·貝勒斯:《法律的原則———一個規范的分析》，張文顯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頁。）。不過，在現代社會，侵犯財產權、特別是侵犯無形財產的案例大量出現，這迫使我們改進侵權法的救濟方式和救濟理念。

對侵權的救濟方式的改進有兩種途徑：第一種是對侵權中的“損害”概念做擴大解釋，以侵權人的利得作為受害人的損害的范圍。若如此就沒有準無因管理適用的余地了。第二種是準用無因管理的概念，讓侵權人吐出其利得。我國的相關法律采取了第一種路徑。

(二)我國不當得利法的規則

同樣在例3中，在侵權人B的利得超過本人A的損失的時候，就超出的部分是否可以作為不當得利中的“得利”來返還，也還存在爭議。雖然說在不當得利的構成上，并不要求利得和損害必須一致，但是，如果對我國民法的相關規則進行分析，就能發現：我國的司法實踐和傳統的不當得利理論并不能容納“利得”大于“損失”這種特殊的情況。關于利得超出損失時的返還規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31條這樣規定：返還的不當利益，應當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當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勞務管理費用之后，應當予以收繳。主導性的學說認為，該條規定確立了這樣的原則：在所取得的利益與所受的損失不一致時，利益小于損失的，以利益為準；利益大于損失的，以損失為準；但超出損失的利益，在扣繳勞務及管理費后，由法院收繳[6]。由此我們可以推出三點結論：第一，我國的不當得利制度雖然是讓受益人返還利得的制度，但是，并非讓受損害的人取得全部利得，受損害的人所能得到的救濟仍然是以自己的實際損失為上限。這背后的理由是不允許受害人因別人的不當行為而取得“意外之財(windfall)”。第二，受益人也沒有法律上的根據來保留超出原告損失的利得，而應由國家收繳。而實際上，在我國民法的領域內，這種隨處可見的國家收繳行為因缺乏正當性而被廣為詬?。ㄔ谒椒ǖ念I域，財產利益在私的主體之間的流動即使沒有合法的根據，如果不危及第三人和社會公共利益，應按照私法的規則在當事人之間進行調整，而不應使國家通過收繳的方式取得所有權。）。第三，受益人可以保留一定的勞務費用和管理費用，這在受益人是善意的情形并無疑問———在受益人為善意的時候(如誤信的無因管理的情形)，受益人有保留其因自身的技能、知識、運氣而取得的超出受損人損失的正當性。不過，在受益人為惡意的情形，受益人能否保留部分利益、能保留多大的利益都是值得考慮的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由受損人取得就構成取得“意外之財”或者“逆向不當得利”，進而讓國家收繳。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按照我國現行的不當得利理論，也并不能很好地解決超出損失的利得的返還問題。從上面可以看出，在侵權救濟和不當得利救濟本身存在不足的情況下，借用無因管理的救濟理念(準無因管理)以保障雙方的利益得到公平的調整可能還有一定的余地。不過，如果能對侵權的救濟和不當得利救濟進行適當的改進，比如對“損害”和“得利”的概念做擴張解釋，準無因管理制度似無獨立存在之必要。

三、我國侵權救濟的發展和準無因管理

根據傳統的侵權理論，侵權行為乃給人帶來損害之行為，侵權人絕少能給自己帶來超出侵害標的之利益，因此，侵權法以全部賠償為原則，而賠償的范圍為原告遭受的損失。這樣一般而言是公平的。但是這一救濟原則并沒有告訴我們：在侵權人的利得超過原告的損失的時候，原告是否可以主張被告吐出其全部或者部分所得歸自己所有（表面上看，與侵權不同，在違約中原告可以請求得到期待利益的損失，而“期待利益損失”這一概念似乎可以比較容易地在損害賠償中包括這種“利得”。不過，期待利益損失的救濟受很多規則的限制，比如可預見性標準的限制、因果關系的遙遠性的限制和減損規則的限制。事實上，在英國法上，違反信賴義務(這種義務更接近侵權法上的義務)的時候判令返還是一種廣為接受的做法，而在違約的時候判令返還則是極其例外的情形才有的。參見:Attorney-General v Blake [2001] 1 AC 268，另請參見: http: //en.wikipedia. org/wiki/Restitution。）。比較典型的是在知識產權法等領域內，出現了侵權使侵權人有所得，而且所得可能會大于、甚至遠遠大于受害人之損失(受害人并沒有和別人簽訂授權使用合同，所以很難說存在期待利益的損失，因此受害人的損失很難計算)的情形，而現代法在侵權法內部采取了比較靈活的做法：其損害的計算方法是把被告的所得當作原告的損害。

在我國過去的侵權法理論中，對侵權的救濟一般也側重于對受害人損害的填補，采“全部賠償”原則，但似乎不能請求被告吐出因侵權而取得的超過被害人損害的利得。不過，根據知識產權法領域的有關法律，要求侵權人吐出利得已經得到了立法的認可，具體情形如下： (1)《專利法》第60條規定：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或者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被侵權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2)《商標法》第56條第1款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在被侵權期間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包括被侵權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3)《著作權法》第48條規定：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侵權人應當按照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給予賠償；實際損失難以計算的，可以按照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給予賠償。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這些法律條文都是把被告的利得作為計算原告所受損害的標準。從理論上對此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可以把這種救濟方法理解為擴張解釋不當得利中的利得的概念，以此作為知識產權領域內對侵權進行救濟的方法；第二，也可以理解為侵權的救濟手段中包含了準無因管理的救濟理念。不過筆者以為按后一種解釋從理論上更徹底一些。無因管理的概念中不僅包含著讓侵權人吐出利得以保護原告的因素，而且，由于無因管理的理論中包含了“管理人”請求返還合理的管理費用的因素，這為侵權人(特別是對因誤信和疏忽的過失而侵權的人)保留其因自己的管理、專業技能等而增加的合理收益(知識產權領域內)提供了依據。根據這幾條，例1、例2中的權利人都可以分享因行為人的侵權行為而取得的巨大利潤，而侵權人似乎也可以保留因自己的創造性勞動等而增加的部分利潤，因而具有了更大的合理性。

準無因管理制度在不少大陸法國家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人們可以準用無因管理的原理來解決侵權人利得的吐出問題。既然我國在知識產權領域已經由立法直接規定了這些救濟手段，似乎就沒有必要再去承認準無因管理制度了。不過，在侵權法上的“損害”概念和不當得利法上的“利得”概念沒有做出順應救濟理念發展的解釋之前，準用無因管理的必要性似乎并沒有消失。

我國新通過的《侵權責任法》仍然堅持了以被害人的損害作為賠償范圍的傳統原則，比如該法第19條規定：“侵害他人財產的，財產損失按照損失發生時的市場價格或者其他方式計算”。而在第20條前段也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財產損失的，按照被侵權人因此受到的損失賠償”。不過，在第20條的后段似乎可以看到一些順應時展的變化，“被侵權人的損失難以確定，侵權人因此獲得利益的，按照其獲得的利益賠償；侵權人因此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被侵權人和侵權人就賠償數額協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由人民法院根據實際情況確定賠償數額”，這里在被侵權人的損失難以確定的時候可以以侵權人所得的利益作為計算損害的標準。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一規則適用的前提被限定在“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財產損失的”，似乎意味著因侵犯財產權而帶來的損失就無法適用這一規則。這種限定的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

四、英美返還法理論給我們的啟示

(一)英美返還法的概念

英美法上有返還法( law of restitution)，不當得利法(unjust enrichment)、準合同法(quasi con-tract)這樣幾個概念。其中準合同是來自羅馬法的概念，羅馬法上的準合同應包括大陸法系的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兩個概念，英美法過去沒有統一的不當得利法和返還法理論，采用默示合同理論( implied contract)來解決相關的問題，不過在現代已經拋棄了默示合同理論，相應也不再使用準合同的概念，而采返還法或者不當得利法的概念[7]。英美法上的返還法的發展，一方面包括傳統普通法上的準契約的內容，另一方面包括衡平法上的擬制信托(constructive trust)、衡平法留置(equitable lien)、代位(subrogation)、equitable ac-counting等。（Restatement ofRestitution§1(1937).）值得注意的是，返還法作為一種救濟方式，出現在幾乎所有的私法領域：侵權法、合同法、財產法、信托法、公司法、法等。[8]（以被告的利得作為救濟的范圍的返還救濟既有實體意義又有救濟法的意義。）返還法是以被告取得的收益或者利得為基礎的救濟方式；而相比之下，損害賠償法是建立在損害基礎上的救濟方式。當法院支持返還的救濟的時候，它會命令被告把自己的獲利返還給原告；而當法院支持損害賠償的時候，它命令被告賠償原告的損失?？梢钥闯觯m然說英美法上并沒有大陸法系的無因管理的概念，但是，這只是表明英美法上一般不允許擅自管理他人事務的人取得請求管理費和報酬的權利，（在美國，與無因管理相關的典型案例是Glenn v. Savage， 13 P. 442 (Or. 1887)。1880年，在俄勒岡的達拉斯城，一大批珍貴的木材掉進了哥倫比亞河，即將被水流沖走。由于木材的主人Savage不在現場，在現場的為Savage從事建筑工作的Glenn采取了措施把這些木材打撈了上來，使Savage免于損失。事后Glenn對Savage提起訴訟，要求返還其服務的合理的價值以及因打撈木材而雇傭的工人的費用。7年后，俄勒岡最高法院駁回了Glenn的請求。法院并不否認Glenn的行為是有價值的、也是對Savage有利的，但法院堅持認為，這一服務并不能使Savage產生法律責任，這種行為只能被理解為一種自愿的美德行為。法院指出，要使Savage承擔法律責任和義務，他必須是要么曾經要求Glenn那樣做了，要么是在知道了這一服務之后答應為此付費。否則，會導致破壞性的訴訟滋生，人們會因此失去對其個人商業的控制，人們會受到陌生人、閑逛者、醉酒的人甚至敵人的以此為幌子的干涉，個人權利和自由就會遭到破壞。法律不允許一個善行事后演變成一個金錢要求。）不過應該說其返還法(主要指不當得利法)當中仍然包含了大陸法無因管理概念中所包含的讓“管理人”吐出利得的救濟理念。

(二)英美法上的放棄侵權之訴(waiver oftort)等救濟和準無因管理的關聯性

在英美法上，放棄侵權之訴至少在18世紀初期就已經形成。某人受到侵權，從而享有的選擇救濟方式的權利，如果其選擇以準合同起訴，要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而替代以侵權行為提起訴訟，要求獲得損害賠償的，則被稱為對侵權之訴的放棄[9]。例如在例4的情形，被告拿走原告的貨物，為他自己使用或者出售，此時市場價格上漲，出售所得超過在拿走之前原告本來能得到的錢。如果原告憑借侵占他人財產的侵權行為訴被告，他作為賠償所能得到的只是侵占貨物行為之時的貨物的價值。但是他可以選擇放棄侵權之訴，把被告視為曾作為他的受托人出售了貨物，因此可以憑借準合同追回出售所取得的利潤。而如果貨物的市場價格下降，則他仍然可以憑借侵權起訴，得到出售這些貨物時的價值?，F在，舊的訴訟格式已經不被使用，更簡單的、符合理性的做法是：原告能在侵占時的價值或者日后出售的市場價格之間做出選擇。也就是說，作為對侵權救濟的一種方式，受害人也能要求侵權人返還超出自己所受損害的獲利。英美法上衡平法的救濟中類似的制度為推定信托(constructive trust)，這是放棄侵權之訴制度的現代體現?？梢哉J為，這里的侵權救濟中包含了大陸法上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的救濟理念。

實際上，在我國的民法領域，需要引入無因管理救濟理念的不僅僅是在知識產權的領域。比如，無因管理的問題往往和錯誤、虛假陳述、欺詐等因素牽連在一起，和民法的合同、侵權等領域密切相關；[10]再比如，在違背信任義務( fiduciaryduty)的情形，具體而言是指在委托合同、信托關系、合同、公司法上董事等違背義務等場合，都需要引入返還救濟理念，或者改進不當得利制度、擴大其救濟范圍，以使違反義務的受托人(對于受托人的義務是約定的義務還是法定的義務，理論上有爭議，不過主導的觀點是：受托義務的核心是忠實義務，這種義務為法定義務)吐出所得。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我國《公司法》上。該法第148條規定了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法定義務)，并相應在第149條的第2款規定了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違背了忠實義務的時候，應當把所得的收入“歸公司所有”。另外一個例子是在信托法上，我國《信托法》第25條規定了受托人應當“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處理信托事務”，且“受托人管理信托財產，必須恪盡職守，履行誠實、信用、謹慎、有效管理的義務”。雖然沒有使用“忠實義務”的措辭，但是本質上和忠實義務無異。《信托法》在第26條規定：受托人“利用信托財產為自己謀取利益的，所得利益歸入信托財產”，和公司法上的歸入權相類。從董事、受托人等的義務或者責任的角度看，如果不采用返還救濟的理論(或者大陸法系的準無因管理理論)，用傳統的損害賠償理論解釋這種責任或者義務的性質總有無力之感。

五、小結———作為救濟手段的無因管理觀念

如上所述，完全排除準無因管理制度的前提是：侵權法救濟理論能接受讓侵權人吐出其得到的、超出受害人直接損失范圍的利得。英美侵權法上的返還救濟(restitutionary remedy )(過去叫準合同)所要解決的問題正是如此，其核心制度是不當得利(unjust enrichment)，準合同和返還救濟的概念中實際上也包含大陸法系“無因管理”這一術語所具有的救濟理念。[11]①我們在承認無因管理作為一種債的獨立類型的同時，也應承認其作為一種救濟手段和救濟理念在合同、侵權等領域的存在。

注釋:

[1]江平.民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7.

[2]張俊浩.民法學原理下冊(修訂第三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0: 945.

[3][日]北川善太郎.民法講要Ⅳ債權各論(第3版)[M].東京:有斐閣， 2003: 210-212.

[4]張廣興.債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90.

[5]王澤鑒.侵權行為法(第一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1: 7-10.

[6]佟柔.中國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465.

[7]沈達明.準合同法與返還法[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 1999: 1.

[8]Douglas Laycock， Modern American Remedies，Cases andmaterials[M]. third edition，北京:中信出版社(影印本)， 2003: 565.

[9]薛波.元照英美法詞典[K].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