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業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重工業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摘要：新經濟時代的企業競爭是文化的競爭，是理念的競爭。煤炭企業作為傳統型企業要想更好的取得競爭優勢、戰勝競爭對手，必須對其企業文化實施再造。論文將就這一問題展開分析和研究。

2l世紀人類經濟形態已經進入了以知識、速度、創新、文化理念為根本特征的新經濟模式。新經濟條件下，企業文化成為一種重要的企業能力，是一種現代企業管理的重要途徑，是一種為企業生成價值的重要來源。一個企業要打造具有自己獨特優勢的核心價值觀和核心理念，就必須要從企業文化建設和管理著手，培養具有個性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管理是新世紀重要的企業管理模式。煤炭行業作為能源基礎性行業，其作用和地位不容質疑。不久前國家為了力促煤炭工業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出臺了《國務院關于促進煤炭工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煤炭是我國重要的基礎能源和原料，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由于歷史和現時的一些因素積淀，煤炭企業發展遇到許多困難與挑戰。煤炭企業正經過著歷史性轉化過程：即從“制度+控制”型轉變成為“學習+激勵”型。最近幾年隨著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和國際原油等替代性能源價格上漲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煤炭行業的形勢開始出現好轉。在這樣的歷史機遇下，煤炭企業必須牢牢抓住時機、適時掀起企業變革、塑造新型企業文化，推動整個煤炭行業和企業自身的可持續化發展。

l企業文化理念的產生與實質

企業文化理念的產生源自美日兩國不同管理模式的比較。20世紀60～80年代日本經濟迅猛發展，一躍成為世界第二號經濟強國，并在各個領域與世界經濟第一的美國展開強有力的競爭。美國學界在驚呼“狼來了”的同時，分析思考認為日本的成功在于其“管理軟件——文化因素”的成功。從1981年到1982年間美國管理學界連續推出了四部重要著作：《z理論——美國企業界怎樣迎接日本的挑戰》、《戰略家的頭腦——日本企業管理藝術》、<企業文化》、《尋求優勢——美國最成功公司的經驗》。系統精辟的分析構成了企業文化這一新的理論系統，標志著企業文化理論的誕生。一般認為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其內外環境中長期形成的以價值觀為核心的行為規范、制度規范和外部形象的總和，是激發企業員工積極性的唯一源動力。企業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價值觀為企業職工提供了一種共同意識，以及日常行為的指導方針。企業文化通過以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意識觀念，說服、感染、誘導、約束企業成員，用一種共同的價值觀把全體職工凝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2煤炭企業文化以往建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2．1文化觀念陳舊、思維模式定化

由于地理條件和作業環境限制等原因，煤炭企業礦區一般都遠在與城市市區相隔較遠的郊區或野外。因此煤炭企業難以接受到外部最新的信息，思維模式容易固化。而思想的僵化又往往就是企業文化再造最大的敵人：企業管理層和員工安于現狀，害怕變革、不愿變革，使得企業的改革發展創新的嘗試只是“換湯不換藥”，難以從根本上起到引領企業發展思路轉變，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需要。

2．2企業領導層不理解或企業文化意識淡薄

眾所周知，目前煤炭企業占相對多數的是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很多的領導并不是通過市場機制的選擇產生，而是直接由上級安排任命。這其中雖然有很多有志于改變企業落后面貌的領導者，但苦于對企業文化理念的不理解和認識不足。造成企業文化建設的思路不開闊，企業文化建設停留于表面。更有甚者，一些領導者認為企業文化建設是只投入，不產出的“買賣”，搞不搞對企業效益都無所助益。

2．3企業文化建設政工化、部門化

在煤炭企業調研的時候經常發現在許多企業中，將企業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相等同或混淆兩者之間的異同。實質上企業文化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炭企業建設中兩個既有聯系又相互區別的范疇，通過兩者有機的融合和協作，可以有效的幫助企業解決經營管理中所潛在和發生的一些問題；還有的煤炭企業將企業文化建設職能安加在工會、宣傳部等部門，實際上企業文化建設是整個企業都必須共同承擔的職能，而不是哪一個具體部門自己的事情，企業文化細化在企業運作流程的每一個階段之中。

2．4企業文化建設表面化、口號化

以往煤炭企業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企業文化建設表面化、口號化。由于思想保守和員工素質參差不齊等因素，煤炭企業內部對企業建設的效用和重要性認識不足。經常是“熱熱鬧鬧開場，冷冷清清收場”，沒有將企業文化建設真正的嵌入到企業的靈魂之中，企業文化留于表面。因此我們走進礦區經常發現是口號、標語很多；今天號召這個，明天要求哪個。沒有一個有序、繼承性的企業文化發展建設思路。

3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的方向與思路

3．1以“客戶服務至上”為導向

由于多年來傳統體制的影響，使不少煤礦至今還沒有在思想上真正確立“服務至上”的思想，煤炭產品同其它產品相比雖然有自己的特性，但作為生產者為消費者提供優質服務上有共同之處，如認真履行合同、定期走訪用戶、提高質量、擴大產品品種滿足不同用戶的要求等。及時了解市場動態，預測客戶可能會提出什么要求，提前準備，在第一時間提供給客戶，從而大大提高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為客戶節省時間、為客戶節省成本、為客戶提供方便已經成為新經濟時代企業成功的首要因素。

3．2以“以人為本”為核心

企業有價，人才無價。新經濟時代中作為知識載體的人力資源，已經成為企業最具競爭力的核心生產力要素。企業文化的實質是以人為本，是在企業管理實踐中，從過去只注重物轉到重視人的基點上來，把尊重人、關心人、理解人、信任人、培養人、重視人的價值，不斷提高人的素質，調動人的積極性，作為企業發展的基本動力。如何有效的引人、留人、用人、培育人已經成為煤炭企業文化管理中最為核心的問題之一。企業必須充分調動資源，做好企業人力資源開發這篇大文章。

3．3以構建、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為支撐

煤炭企業文化重塑要以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作為支撐和保障。通過建立和完善以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完善有序的法人治理結構，可以有效的促進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科學化、制度化、明確化。為企業下一步將企業文化滲透到企業的各個角落中，打下堅實的基礎。

3．4落實溝通培訓和激勵機制

由于煤炭企業內部傳統勢力強大，抗拒文化革新和消極對待文化革新的現象普遍，而且廣大員工素質參差不齊、認識不一。要想在煤炭企業內部順利開展企業文化理念革新，首先必須進行深入細致的有效溝通。解除員工對于企業文化再造的疑慮和不解，并通過具體培訓的方式，使廣大員工認識到企業文化再造的效用與意義所在。通過激勵機制吸引和鼓勵廣大員工參與到企業文化再造的過程中來，實現由“企業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轉變。

3．5以績效考核機制為約束

有時候企業傳統勢力過于強大，企業文化變革在企業內部寸步難行。此時為破除阻力、引進新思路，就必須果斷借助績效考核機制等強制手段，引導員工個人行為向企業希望的方向轉變；新文化的引入要想真正“生根”必須有一定的強化過程，通過績效考核機制的作用，我們可以使得員工逐漸生成“習慣反射”，使得企業文化最終能夠在企業內“生根發芽”。

3．6以企業與員工“雙贏”為訴求

強制并不等于強迫。雖然要員工將個人目標與企業目標自覺做到相統一，但不能抹殺員工個人作為獨立主體的需要。長久以來，煤炭企業以“犧牲、奉獻”精神為感召，而忽視了員工作為個人有自身多元化、多層次需要的現實。21世紀是合作的世紀、是雙贏的世紀，企業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建立“雙贏”的文化理念，只有企業和員工都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4煤炭企業文化再造的具體內容

4．1繼承傳統，面向未來的新型企業精神

一個企業要有自己的靈魂，要有自己的追求和信仰。企業精神是企業文化建設的核心，中外企業無不把培育企業精神當作企業文化建設的核心和根本任務，把企業精神當作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制勝的法寶，視之為企業之魂。煤炭企業要精心提煉出最適合本行業發展、最有價值、最有特色的企業精神和核心價值觀，并加以確立和塑造。將長期經營活動中培育的能反映企業精神風貌、激勵職工奮發向上和規范企業行為的群體意識，能引導職工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相融合，樹立具有本企業特色的企業文化精神。樹立企業精神要注重繼承和創新相結合，同時要突出時代性和個性化。

4．2加強煤炭企業安全文化建設

由于煤礦生產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多變性，煤礦事故時有發生，有的甚至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巨大經濟損失，干擾正常的生產經營。事故高發及難以遏制的趨勢，不單源自科技管理水平低下，更在于員工對安全的認識水平不高和企業整體安全文化理念不強。企業安全文化是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企業安全文化建設，做到“安全第一，預防為先”，實現文明生產，才能保證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健康、穩定、高效發展。珍惜、愛護和尊重員工的生命，從安全的意識、思維、觀點、行動、態度、方法上使員工形成深層次的安全文化素質，并付諸于完善和維護企業安全文明生產上，認真將安全文化細化到現場生產管理之中。

4．3重新塑造煤炭企業形象

企業形象是企業文化的外在表現，它是指企業在社會公眾中的印象和評價。一個企業在社會公眾的心目中是否有高度的信任感，關系到這個企業是否具有競爭力。一方面，傳統上社會意識中煤炭企業的形象就是“苦、臟、累、險、黑、大、笨、粗”；另一方面由于只注重效益，缺乏環保意識。導致企業環境惡化：煤塵飛揚、地表塌陷、酸雨、溫室效應、固體廢棄物、光化學煙霧等敏感環境問題既危害了企業，更危害了社會。因此煤炭企業要建立新型企業文化，首先就要重新塑造自身企業形象。對內要提高環保意識，提升員工素質。大力實施“綠化、美化、凈化、亮化”工程建設，建設成為一個生產生活秩序井然、環境整潔優美的現代新型礦區。對外要通過cI形象設計塑造個性鮮明、全面完整的企業形象。注重企業聲譽，積極參與社區建設，幫助企業樹立講文明、負責任的光明形象。

4．4通過質量文化樹立強勢企業品牌

高質量的產品是企業生存的根基。它既反映了企業的工藝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高低，也是企業吸引客戶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才能贏得更多的客戶，也只有樹立質量第一的文化理念，才能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產品質量實際上是企業質量文化、倫理觀念在實踐層面的反映和體現。有什么樣的質量文化，就有什么樣的產品質量。良好的技術、設備固然是影響產品質量的重要因素，但非決定因素，要從根本上解決質量問題，還必須以人為本，從指導人們實踐的觀念形態著手尋求解決途徑。從煤炭企業長遠發展、從跨行業、跨所有制、跨地域經營的大視角出發，重視企業形象、商標形象、產品形象的策劃、宣傳、投入，把品牌意識和策略引入企業營銷機制中，提高企業競爭力，最終塑造強勢企業品牌才是煤炭企業在21世紀殘酷的市場競爭中取得最終勝利的必由之路。超級秘書網

4．5科技文化興煤，創新文化富煤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一戰略性的指導方針在今天的煤炭企業改革中意義猶為重大。今后我國煤炭企業的改造目標重點是要應用高新技術：比如遙控與自動化技術、加快高產高效礦井建設、推進潔凈技術的產業化。煤炭企業的發展正朝向科技化、數字化、網絡化的方向迅猛發展。毫無疑問，科技文化將給煤炭企業的發展帶來一場新的革命。能源有限、創新無限。煤炭企業不可能永遠靠煤吃飯，大力推進企業創新文化理念的形成是企業可持續化發展的必然選擇。要在企業內形成一種創新生產工藝、創新管理理念、創新發展思路為核心的創新文化體系，為煤炭企業不斷飛躍，添磚加瓦。

篇(2)

關鍵詞：鋼鐵企業；節能減排；熵權法；評價分析

中圖分類號：TF089文獻標識碼： A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Handan Iron and Steel Group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benefits based on entropy weight method

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enefits,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aimed at responding to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of our country and fulfill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he evaluation method in this paper is entropy method. This paper also has played a role i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reduction in related companies.

Keywords：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energy-saving emission-reduction, entropy, evaluation analysis.

1、前言

自從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后，人類對資源環境的利用與破壞也日益嚴重，已經導致了資源的匱乏以及環境的不斷惡化。近年來，由于環境的破壞而對人們的生產生活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影響，比如霧霾。導致霧霾的直接原因是重工業的污染，北京早以把鋼鐵重工業遷出，但仍避免不了粉塵等環境污染。華北另一個重工業城市邯鄲，粉塵等可吸入顆粒物污染也很嚴重，這些污染的主要排放者是鋼鐵工業，而鋼鐵工業也是資源消耗的大戶。為了讓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讓經濟、社會健康長久的進步，鋼鐵等重工業的節能減排必須貫徹落實，文章對邯鋼集團節能減排的指標進行主客觀分析，對節能減排的效益結果給出科學的評價。

2、熵權法確定評價指標的權重

最大熵原理是對客觀物理系統的某種實際分析分布的估計，雖然計算熵時所用的概率分布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但在最大熵原理下所給出的解完全是一個客觀的量，因為這一解只與一組數學期望值有關，而這組數學期望值可以客觀測量得到。所以最大熵給出的解完全是一個客觀量，沒有主觀因素。因此，基于最大熵原理得出的用于評價指標權重的熵權法是一種客觀評價法。

2.1、熵權法原理

設有m個評價指標，n個評價對象，建立原始數據矩陣；

，

對原始數據矩陣進行無量綱化：

當評價指標為正指標，即收益性指標時：

當評價指標為負指標，即成本性指標時：

當評價指標為適度性指標時，即指標越接近越好：

得標準化矩陣

定義熵： , 。 ， 。

且當時，令。

定義第個評價指標的差異系數

則熵權表示為

2.2、熵權法評價體系及其權重

評價指標 指標類型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熵 差異系數 熵權

噸鋼耗煤量（t） 負 0.033 0.029 0.025 0.021 0.0205 0.794 0.206 0.14

噸鋼耗電量（kw?h） 負 382.28 366.86 347.43 331.08 309.17 0.782 0.218 0.148

噸鋼耗水量（t） 負 3.6 3.42 3.2 3.01 2.89 0.799 0.201 0.136

噸鋼SO排放量

（公斤） 負 2.02 1.86 1.72 1.5 1.36 0.787 0.213 0.145

噸鋼煙塵排放量

（公斤） 負 0.075 0.069 0.062 0.05 0.046 0.774 0.226 0.153

噸鋼粉塵排放量

（公斤） 負 1.41 1.23 1.06 0.95 0.93 0.825 0.175 0.119

噸鋼化學需氧量COD排放量（公斤） 負 80.1 79.7 78.9 78.5 77.6 0.765 0.235 0.159

3、邯鋼節能減排綜合評價

將權重與原始數據矩陣相乘，結果用圖標表示如下：

由上圖表可知邯鋼集團在節能減排工作上取得的成績喜人，但也應該繼續落實節能減排工作，一方面通過落實資金、引進技術設備，讓能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進一步下降。另一方面積極利用二次能源，發展鋼鐵循環經濟。高爐煤氣粉塵是鋼鐵企業污染源之一，若采用高爐煤氣干法除塵技術，不但除塵效果好，而且不消耗水資源。煤氣是鋼鐵企業的伴生產品，煉焦會產出焦爐煤氣，高爐轉爐也產煤氣。依靠鋼鐵生產過程產生的余熱、余溫、煤粉和煤氣發電，可以滿足鋼鐵企業90%以上的電力，幾乎不需要社會供電。對鋼渣的回收利用，用于制造水泥和混凝土摻合料，每年可減少水泥行業石灰石開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減少能源消耗和粉塵排放。

4、結束語

建立邯鋼集團節能減排評價體系，用熵權法求各個指標權重，再乘以原始數據最后得出2010年至2014年節能減排的效益指數。評價的結果與實際情況相符，證實了熵權法在鋼鐵行業節能減排評價的科學性、可行性和實用性。

參考文獻

[1] 趙萌，路文冉，李剛.基于熵權AHP組合的循環經濟發展評價與實證. 科技管理研究.2013.06.59-62

[2] 王富強，高秀春. 河北省鋼鐵行業節能減排現狀與對策. 唐山學院學報.2010.07.23(4)

[3] 任潔. 內蒙古大中型鋼鐵企業節能減排效益分析與評價. 內蒙古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06

篇(3)

論文關鍵詞：產業結構調整，金融發展，中部地區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理論界研究的焦點之一。學者們通過大量的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肯定了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Stiglitz(1985)、Levine 和 King(1993) 、Levine和Zervos(1998)）。產業結構的變遷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相比經濟總量的擴張而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更是決定了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率和可持續性。于是很多學者將研究的的視角逐漸轉入到產業結構與金融發展的聯系中，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于金融發展所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Binh、Park和Shin（2006）研究了不同金融結構對不同技術特征產業的影響，Wurgler (2000)、Fisman和Love (2003)分析了金融配置資本和社會資源的效率如何影響產業發展，這些研究的結論都證明了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調整存在積極的推動作用。而另外一些學者則對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互動性展開了探討（Goldsmith（1969），Rajan和 Zingales (1998)）。

上述國外學者在對眾多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所進行的大量實證研究中，卻鮮有關于我國的研究，且很少深入研究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轉變的關系。在國內，學者們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一定的研究。楊琳、李建偉（2002）研究了我國金融結構轉變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聯性，并指出金融發展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而現階段我國的金融發展相對落后，面對產業結構升級對金融服務提出的更高要求，應加快金融改革。傅進、吳小平（2005）從金融的資金形成機制、導向機制及信用催化機制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機理。曾國平、王燕飛（2007）理論分析了中國金融畸形發展的非常態模式，并通過實證說明了我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變遷表現出的扭曲效應。史諾平 、廖進中、楊煒娜（2010）基于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機制，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其結論顯示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存在長期相關關系，而金融整體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僅存在單向因果關系。

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日益凸顯出來，各地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金融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引起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有關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和金融發展之間聯系的研究日益增多。范方志、張立軍(2003) 通過實證分析了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金融結構轉變與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經濟增長的關系，并指出了中西部地區金融結構轉換速度不快金融論文，妨礙了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增長，而產業結構升級的滯后，又導致金融業發展緩慢和當地經濟發展的落后。楊勝剛、朱紅(2007)從中部經濟塌陷、金融弱化入手展開研究，研究認為中部地區金融發展有利于促進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但是以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部門與實體部門之間不存在有效互動，資金的使用未能實現優化配置。這些研究仍然將重點集中于中部地區金融發展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且并未對產業結構調整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做進一步研究。中部地區產業結構不合理、金融發展滯后，那么產業結構調整的不合理性是否是造成金融發展滯后的原因？這需要我們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因此本文擬從產業結構調整入手，試圖全面揭示中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對金融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以期在中部崛起中實現產業結構調整推動金融發展提供可選擇的政策建議。

二、中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下的金融發展

改革開放以前，受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目標影響，中部地區主要以糧食生產為主的第一產業和以軍工、重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而改革開放后，由于國家實行非均衡發展戰略，東部沿海地區作為發展的重點帶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而中部作為國家農業和工業原材料基地的定位卻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部地區產業結構不合理性（如下表1所示）。

 

表1 2008年我國分地區產業結構比較

 

  全國

中部地區

東部地區

東北地區

GDP占比

100

19.3

54.3

8.6

人口占比

100

27.1

36.7

8.3

工業占比（%）

100

19.02

55.94

8.96

第三產占比（%）

100

17.2

58.22

7.86

三產結構（%）

11.3:48.6:40.1

14.6:50.9:34.5

6.8:51.7:41.5

篇(4)

內容摘要:本文主要是在總結已有的產業集聚和產業集群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衡量產業集群發展程度的一種新方法:產業群聚度,亦稱CES測度法,然后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群聚度和經典的產業集聚度具有明顯的差別。一般來說,兩者在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上一致性最大,而在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和自然資源型的重工業上存在較大的差異。

關鍵詞:衡量 產業群聚度 產業集群 發展程度 方法

近年來,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產業集聚的問題進行了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例如,羅勇、曹麗莉兩人就中國制造業集聚程度變動的趨勢作實證研究,他們主要是利用Ellision和Glaeser建立的產業地理集中指數和自定義的五省市集中度對中國20個制造行業1993、1997、2002、2003的集聚程度進行了精確測定(經濟研究,2005);路江涌和陶志剛兩人則就中國制造業區域聚集問題以及國際比較問題進行研究(經濟研究,2006),接著金煜等人又從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與經濟政策角度來分析中國的地區工業集聚(經濟研究,2006),稍后范劍勇從產業集聚、勞動生產率、地區差距相互的緊密聯系出發,認為非農產業規模報酬遞增地方化是產業集聚的源泉,并提高了該區域勞動生產率,進而對地區差距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經濟研究,2006)。

本文主要是基于他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衡量產業集群發展程度的一種新方法――產業群聚度,明確指出產業集聚與產業集群是兩個相互密切聯系,但又有其特定內涵的兩個不同的概念,產業集聚主要是指產業在空間上的集中分布現象,也十分強調從產業分布到集中的空間的轉變過程。產業空間集聚可以形成產業集群,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產業集聚都能形成產業集群, 它只是產業集群形成的一個必要條件, 而非充分條件。總之,兩者的關系是,產業集群往往存在著高度的產業集聚,而高度的產業集聚未必就會存在大量企業的集聚,產業集群的構成從量上來看必須依賴兩個條件,一是大量就業人員的集聚,二是大量企業的集聚,兩者缺一不可。

目前,關于產業集群發展程度的度量問題,不僅國內鮮有論述(羅勇、曹麗莉,2005),即使是國外學者,在該方面的研究亦屬罕見,原因不外是產業集聚理論和產業集聚的度量已經發展得比較完善,研究者往往會簡單的運用產業集聚度來衡量產業集群的群聚程度。產業集聚和產業集群雖然存在著難以割舍的裙帶聯系,但在本質和具體的表現上兩者畢竟都不相同然而長期以來,由于產業集聚理論被許多經濟學名家述及,他們過多的從地理集中度來考察集群的問題,即過多考慮了產業集群的地理因素,而忽略了對產業集群本身進行更細致的研究,使得研究者忽略了產業集群尤其是產業集群的度量問題,本文試圖對集群發展程度和規模的度量問題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由此給出了產業群聚度的計算方法,作為衡量產業集群發展狀況的指標,這可以看作是對產業集聚理論的補充和拓展。

產業集群的定義及其度量

(一)產業集群的定義

要想對產業集群發展狀況進行清晰的識別,首先就得對產業集群的概念進行明確的界定,盡管對集群的概念眾說紛紜,但也不是無跡可尋。關于產業集群的論述,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指出,具有分工性質的大量種類相似的中小型企業集中在特定的區域從而形成了產業區,這些企業有這樣一些特點:規模經濟較低但專業化程度較高,聯系十分密切。馬歇爾認為之所以產生集聚的原因在于集聚的企業為了獲取外部規模經濟的好處,即企業可以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層面上實現社會層面的規模報酬遞增;同時,在產業區內提供一個專業化勞動力市場,并集聚了許多潛在的勞動力需求和潛在的勞動力供應。

亞當•斯密從分工的角度認為集群是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質的中小企業以完成某種產品的生產聯合為目的而結成的群體。

威廉姆森(1988)從生產組織形式的角度認為,產業集群是基于專業化分工和協作的眾多中小企業集合起來的組織,是介于純市場組織和層級組織之間的中間性組織,它比市場穩定,比層級組織靈活。

邁克爾•波特在其1990年出版的《國家競爭優勢》,認為產業集群是指由與某一產業領域相關的、相互之間具有密切聯系的企業及其他相應的機構組成的有機整體。具體來講, 就是企業按行業或相關產業在地域空間集聚的現象, 是產業組織在空間上的一種表現形式。

我國學者林金忠(2001)認為,聚集經濟本質上是空間意義上的外部規模經濟。他把規模經濟分為如下兩類:單個企業的內部規模經濟;眾多企業在局部空間上的集中而產生的聚集經濟。同時,它提出了三種聚集經濟的類型:多層次聚集(企業間橫向聯系而形成的聚集);企業縱向關聯而形成的聚集(工業綜合體和產業鏈);區位優勢指向而形成的同一產業或不同產業的眾多中小企業的聚集。

總結以上經濟學家對產業集群所作出的經典論述,我們不難得出,產業集群就是眾多的企業和大量的勞動力在一定地域上的集結。再次應該注意的是:該定義對本文的立論至關重要,我們在計算產業群聚度時,就是以該定義為標準而計算的。

(二)產業集群發展程度的測定方法

筆者根據總結得出的產業集群概念并參考了有關產業集聚度計算的方法,采用了一個新的度量產業集群發展程度的測度法,簡稱CES測度法(CES分別是法人企業Corporation、雇員Employee 和份額Share的縮寫),計算方法如下:

δ=eαCi•Ei+βCj•Ej-1 (1)

(α和β的值均取0或1)

其中,(1)式中的Ci、Ei分別是某國家或地區i區域中j行業的企業單位數(或法人單位數)、單位就業人員數(或職工數)占i區域總企業單位數(或法人單位數)、總單位就業人員(或職工數)的份額;而Ci、Ei分別是某地區i區域中j行業的企業單位數或法人單位數、單位就業人員數或職工數占該地區總企業單位數(或法人單位數)、總單位就業人員(或職工數)的份額。

而(1)式也完全可用Q=αCiEi+βCjEj來替代, 我們將該式代入(1)式,且兩邊取對數,則有:

ln(δ)=Q-1即Q=ln(δ)+1(2)

又由Q1=ln(δ1)+1,Q2=ln(δ2)+1,得到:

Q1-Q2= ln(δ1)-ln(δ2)(3)

Q1/Q2= [ln(δ1)+1]/[ln(δ2)+1]= ln(eδ1)/ln(eδ2) (4)

由(3)式可知ln(δ)為δ在(0,∞)區間內的增函數,所以Q也是該區間內的增函數,而(4)式則表明Q的比值和δ的比值也具有一致性(注意e為自然對數底數),因此,可以認為Q和δ是等價的,由Q推導得出的結論仍然會適用于(1)式。在實證中產業群聚度的大小往往只有相對的意義,沒有絕對的意義,因此兩種算法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我們可以根據實際需要而采用Q=αCiEi+βCjEj或者(1)式。

該值可以準確的測度出某行業的群聚程度。當只考慮某行業在i區域各行業中的群聚程度時,α=1,β=0;或者只考慮j行業在不同區域的群聚程度時,α=0,β=1;當α=1,β=1,則既可以測度出某行業在i區域各行業中的相對群聚程度,又可以測度出某行業在不同地域的群聚度。有時侯,我們也用到(1)式的平均值:

(5)

(5)式中, M是該地區所包含的區域數,在沒有該地區的上一級區域的數據情況下,可以用來表示j行業在該地區里的平均群聚度,當M=1時,就是i區域j行業的群聚度。

CES測度法既考慮到了企業比重對產業群聚程度的影響,也考慮到了就業比重對產業群聚程度的影響,并分別反映了產業在行業之間的群聚程度和在地域之間的群聚程度,不僅計算十分簡練,還可以準確的計算出產業的群聚度,通過下文的實證研究分析表明,這一計算方法的確真實反映了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以及不同時間的產業集群發展的真實狀況。

實證分析

本文在截面數據分析這一部分,所有的數據都是以2004年全國經濟大普查的數據為標準,即使如此,還存在著一些小問題,有必要簡單的說明一下:第一,遼寧省、山東省、河北省、沒有細分行業的數據,而是采用了這四個省區的統計年鑒中的國有以及非國有規模以上企業的數據,在具體計算中也進行了適當處理,所以這四個省的數據誤差較大,僅作參考。第二,沒有提供北京和上海的單位就業人員,所以采用了全國單位就業人員數占二、三產業的比重來計算出這兩市的單位就業人員數,所以數據會部分失真。第三,在部分省(如湖南省)的經濟普查數據中,筆者發現用Excel合計得出的總數和第二號文件所給出的統計數據不一致,筆者以Excel計算為準。

筆者根據全國第一次經濟大普查的數據,計算出我國2004年度20個有代表性的工業行業平均產業群聚度,并和羅勇等計算出的2003年的產業集聚度排行進行對比(見表1)。

從表1可以得出,產業群聚度和產業集聚度具有明顯的差別。不難發現,排行之差大于5以上(包括5)的產業超過一半,共有11個。其中,排行上升的行業是紡織業等五大行業,大部分是傳統的輕工業或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排行下降的行業分別是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等,絕大部分屬于重工業或資源型產業。

其中,排行之差大于等于7的有四個行業,分別是煙草制品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及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而差別最大的產業是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兩者之差竟達12,原因就在于這一行業地域性差別很小,分布相對均勻,但由于其擁有最多的企業單位數和就業人員,而使其產業群聚度擠入前十名,排在第八位。

排名之差不超過3的行業(考慮到年度上的差別,排行之差不大于3可以認為是在正常值范圍之內)有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8個行業,幾乎都屬于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其中,排名保持不變的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這三大行業,都是技術密集型產業。

從以上分析可知,產業群聚度和產業集聚度既存在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明顯的區別。一般來說,兩者在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上一致性最大,而在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和自然資源型的重工業上存在較大的差異。

此外,筆者列出了主要群聚地區的主要群聚產業,并和羅勇論文提到的主要集聚產業進行對比(見表2),發現兩者同樣也存在明顯差異。

結論

產業群聚度和經典的產業集聚度具有明顯的差別,一般來說,兩者在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上一致性最大,而在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和自然資源型的重工業上存在較大的差異,這主要是因為兩者在衡量的側重點不同而產生的差異。所以,產業群聚度反映的是產業集群發展的程度,而后者主要反映的是產業集聚的程度,通過產業群聚度的測定,可以為地方政府制定產業集群發展政策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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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白重恩,杜穎娟,陶志剛,仝月婷等.地方保護主義及產業地區集中度的決定因素和變動趨勢[J].經濟研究,2004(4)

篇(5)

本文對我國工業部門的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考察期內全部樣本行業的能效均值基本維持在50％至60％水平之間，能效水平總體不高。能源使用效率存在著較為顯著的行業間差異，采掘業能效水平均值要高于輕工業和重工業?？傮w能效水平以2002年為拐點，出現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軌跡。采掘業能效水平在考察期內有所波動，但基本能夠維持在相對較高水平，重工業呈緩慢上升態勢，而輕工業則在2002年以后出現了大幅下降。通過計算標準差，我們也未發現能效出現行業趨同。企業平均規模的擴大、市場競爭強度的降低、外資規模的增加對行業能效提高具有積極影響。

關鍵詞：工業部門；能源使用效率；行業差異；決定因素

一、引言

能源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問題。近年來我國經濟的快速擴張導致能源需求大幅增長，作為一個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能源供給不足的約束效應日益凸顯，解決能源缺口越來越依賴于國際市場。以石油為例，2005年進口量已經達到了1.3億噸，對外依存度高達43％。這種依賴性不僅嚴重影響了能源安全，而且國際市場的劇烈波動也給國內經濟的平穩運行構成了嚴峻挑戰。與此同時，石油、煤炭等非可再生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又是導致我國環境質量急劇惡化的直接原因。為了緩解能源約束與長期增長之間的矛盾，節能降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就成為當前的必然選擇。“十一五規劃”著重強調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出通過提高整個社會利用、配置資源的效率來降低能源消耗，萬元GDP能耗降低20％也作為約束性指標提出。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節能降耗到底有多少潛能可挖?回答這個問題就要涉及對另一個問題的思考，即我國的能源使用效率到底處于一個怎樣的水平?產出既定條件下，有多少能源真正用于生產，而又有多少在資源的不合理配置中耗散?這些問題的答案，直接決定了節能降耗工作的遠期規劃路徑，進行深入分析很有必要。

我國能源使用效率的測度已經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興趣。例如，高振宇等(2006)以省級單位劃分為基礎研究了各地的能源生產率，并通過聚類分析方法將全國劃分為能源高中低效三類地區。史丹(2006)同樣以省為基礎測算了區域能源生產率，結果發現東南沿海地區的能源效率較高，內陸煤炭資源豐富、以煤炭消費為主的地區的效率最低，作者還進一步計算了各地節能降耗的潛力。這些文獻中測算能源使用效率的指標是能源生產率，又稱為單要素使用效率、能源強度等。依托全要素能源效率框架，Hu等(2006)對我國各省能源使用效率進行了DEA分解，結果發現中部地區的能源使用效率最低-。應該說，既有研究得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結論，也為判斷我國的能源使用效率提供了有益借鑒，但從中也不難發現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之處。首先，國內研究多是采用能源生產率作為能源使用效率的測度指標，該指標雖然易于統計，但正如后文所述，也存在著比較明顯的缺陷，相對而言，在全要素生產函數框架下計算的能源使用效率具有更好的包容度，但這種方法的應用還不多。其次，既有研究幾乎都是以區域數據為基礎，但區域實際是一個由產業構成的加總概念，若進一步據此來制定節能規劃，不得不去面對的問題就是，區域層面下的規劃又如何在不同產業上加以具體落實?如果從更加接近實踐的角度出發，以產業為基礎進行分析同樣具有必要性，區域層面和產業層面的研究應當作為有益的補充，遺憾的是，就我們的檢索來看，后一方面的研究還未能得見。這些問題的存在也為我們的研究指出了一個可行的方向。具體而言，本文將以產業層面的經驗事實為基礎，依托全要素生產函數框架，對我國工業部門能源使用效率進行測度，并進一步對影響能效水平的關鍵因素進行初步考察。

二、能源使用效率的界定與分析方法

本文依據史丹(2006)的定義，能源使用效率即是有效的能源投入與最終產出之間的比例關系。測度能源使用效率目前存在兩種方法，一是計算單要素能源效率，即只是把能源要素投入與產出進行比較，計算某種能源投人占總產出的比重來反映能源使用效率，這一指標在既有文獻中又被稱為能源強度、能源生產率等；二是在全要素生產函數框架下計算能源使用效率。比較而言，單要素能源效率的思路簡單，易于計算，在既有研究中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但它的缺陷也是明顯的。首先，單要素能源效率指標并沒有考慮生產過程中的其它要素，如資本、勞動等，以及這些要素之間可能會存在的替代關系，這就有可能致使結果存在偏差。其次，應用單要素能源效率時，只是通過與其它單位(如區域、產業)的對比來判斷自身效率水平，指標值最低的單位往往被認為是效率最高，同時也成為其它單位的努力目標。然而這個目標是否就是各個決策單位的最優能源投人目標?各決策單位的最優決策又處于何種水平?這些問題是單要素能源效率指標所難以回答的。有鑒于此，Hu等(2006)提出了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的概念，即在全要素生產函數的框架下，借助數學規劃的方法測度各決策單位的最優能源(當然也包括其它要素)投入規模，將最優投入量與實際投入量相比，從而得出能源使用效率。相對而言，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概念要更為合理，本文的研究也將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展開。出于表述的便利，后文中凡單獨使用能源使用效率均指全要素能源效率。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一個不便之處是其計算較為復雜，一般需要借助于運籌學中的DEA，即數據包絡分析的方法，該方法的基本要義就是使用線性規劃數學模型來擬合出各決策單位的最佳效率邊界(包絡曲線)，進而測度出各決策單位的效率水平。例如，在不變規模報酬前提下，假設有N個決策單位，每個單位有K種要素投入M種產出，那么第i個決策單位的包絡線可以通過求解如下線性規劃問題得到：

Minθλθ

約束條件：-yi+Yλ≥0；θxi-Xλ≥0；λ≥0

其中，0是標量，入λ為N×1維向量。O取值在O和1之間，值越高說明決策單位越是靠近效率前沿邊界。上述規劃問題的求解過程較為復雜，具體過程可參閱Collei(1996)的相關說明。

對上述規劃問題的求解確立了決策單位的最佳效率位置，以此為基礎即可以測度出各個投入要素的實際投入量與最佳投入水平之間的差距，進而計算出包括能源要素在內的各要素的使用效率。圖1做了更直觀的表述，折線ss’就是在產出既定條件下的最佳效率包絡線。位于A點的決策單位，其要素使用就存在無效性，在保持既定產出的前提下，要素投入可以從A點所示水平降低至A’點，AA’稱為要素使用的徑向(radial)調整。進一步，還可以在保持投入要素1(input1)不變的情況下，再次減少投入要素2(input2)的投入至c點水平，CA’被稱為松弛(slack)調整。徑向調整和松弛調整之和代表了無效的要素投入量，要素實際投入量減去無效投入即得到真正有效的要素投入，計算有效投入占實際投入的比重，即反映出要素的實際使用效率，這就是全要素框架下要素使用效率的含義。本文即是根據以上定義計算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具體公式為，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實際能源投入量一徑向調整量一松弛調整量)／實際能源投入量。

三、數據來源及說明

工業是最主要能源消費部門，其能效高低直接決定著宏觀經濟的整體能效水平，因此本文的分析將針對我國工業部門。考慮到1998年起我國工業經濟統計口徑發生改變，本文將研究期定為1999--2005年。具體而言，我們將以二位數細分行業為基礎，測度各行業樣本期內的能源使用效率水平及其變動趨勢?？紤]到水電煤氣的生產和供應業所具有的公用性、壟斷性及地區性的特殊性質，本文研究將這些行業剔除。我國在2003年實行了新的行業分類目錄標準(GB／T4754--2002)，前后行業劃分存在一定差異，不過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說明，這次調整主要是二位數行業內部各細分三位數、四位數行業的歸并或重新劃分，對于大部分二位數行業，這種調整并不會影響前后數據的可比性。將前后兩個目錄進行對比，我們剔除了舊目錄中存在但新目錄中沒有以及新目錄中新增的細分行業，最終包括了33個細分行業。

在全要素框架下測度能源使用效率，我們需要使用產出、資本、勞動及能源投入等四方面的數據。關于產出數據，本文使用工業總產值，原始數據取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各期。使用歷年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對原始數據進行平減處理，將其轉換為1999年價格水平的不變值。由于2004年數據是基于第四次工業普查得到的，與前后數據的統計口徑不一致，本文的做法是進行插值處理。進一步來看要素投入。(1)本文采用固定資產代表資本投入，具體地，我們根據永續盤存法對各行業的年末固定資產凈值進行折算：ki(t)=ki(1998)+(ki(t)／pi(t))。其中，k；(1998)是不變價格水平的1998年末固定資產凈值，ki(t)是第t年固定資產凈值增加量，以相鄰兩年固定資產凈值的差額表示，pi(t)為固定資產價格指數。按照通常的做法，為了使資本投入數據更加準確，基礎存量(即此處的ki(1998))應該取更加久遠年份的數據，但考慮到1998年的統計口徑變更，我們也只能從1998年算起了。計算資本投入所需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各期。(2)關于勞動投入，本文采用年均就業人數來表示，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各期。年鑒只是從2001年之后才開始公布這一數據的，不過，在年鑒的指標解釋部分，我們發現1999--2001年的年均就業人數，可以借助于增加值和全員勞動生產率兩個變量來獲得，具體推算公式為：年均就業人數=增加值／全員勞動生產率。(3)關于能源要素投入，我們采用經標準化處理的各行業能源消費總量，單位為萬噸標準煤，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各期。

四、T業部門能源使用效率的測算

在全要素生產函數框架下，我們借DEA模型考察在既定產出下工業部門能源使用效率，這又被稱為投入導向的DEA分析。分析之前還需要確定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特征。DEA分析包括規模報酬不變(CRS)和可變規模報酬(VRS)兩種情況，根據既有關于中國工業的研究文獻，我們認為CRS假設基本符合中國工業的實際情況。例如，樊瀟彥(2004)的研究就發現規模報酬不變的CD函數對于工業行業是可行的選擇，胡永泰(1998)、李京文和鐘學藝(1998)、張軍(2005)等也都認為中國工業經濟的規模報酬不變。從計算方法的角度來看，采用CRS假設也有一個優勢，即無論是以產出為導向，還是以投人為導向進行DEA分析，所得到的效率值具有一致性，故本文最終選擇在CRS假設下進行分析。考慮到不同行業在能源消費方面具有一定的差異，我們將33個二位數行業進一步劃分為三組，即采掘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不包括采掘業)(具體劃分方法參見表1)。

總體而言，我國工業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并不算高，32個兩位數行業的效率均值在樣本期中基本維持于50％至60％水平之間，而且在樣本期內沒有顯著變化。較低的能源使用效率同時也表明我國工業部門節能降耗具有較大的潛能，“十一五規劃”所提出的萬元GDP能耗降低20％的目標，不僅具有現實性及合理性，事實上也已經為今后的節能工作留有了一定的余地。進一步觀察各行業數據，不難發現，不同行業的能源效率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首先將采掘業、輕工業、重工業三大組別進行比較，就很容易看出三組的能效均值存有不小的差異。其中，采掘業的能源使用效率是三者中最高的，該指標在樣本期中基本維持在70％至80％之間；輕工業組別的平均能源使用效率在2004年之前一直高于重工業，但在2005年出現了趨勢逆轉，重工業組別的能效水平首次超過了輕工業，然而從效率指標絕對值來看，這兩組行業的能效水平均不算高，樣本期里基本維持于40％至50％之間的水平。進一步比較各兩位數細分行業，不難發現行業間的差異性更大。在采掘業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的能效達到或接近了前沿效率水平，并在總體上提高了該組別的能效均值，但煤炭采選業的能源效率值卻低出不少，例如在1999年只有28％。根據史丹(2006)的研究，內陸煤炭資源豐富省份的能源效率最低，這一結論也可以從本文的分析中得到進一步的印證。與之相似，輕工業和重工業組別內部各細分行業的能效水平也存在較大差異，在一些行業達到或接近效率前沿面的同時(如輕工業組別中的煙草加工業、服裝制造業、儀器儀表文化辦公用機械制品業等，重工業中的化學纖維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材料制造業等)，也有一些行業的能效水平基本維持在很低水平上(如輕工組別的紡織業、造紙及紙制品業等，重工業組別的化學原料及制品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等)。

圖2是上述計算結果的更直觀反映，其中(a)圖反映的是全部行業及采掘業、輕工業、重工業三組行業的效率均值，(b)圖反映的是相應組別的標準差。從(a)圖中可以看出，工業部門總體效率均值不高，分組別來看，采掘業要高于其它兩組，這在前文中已有說明。從演變軌跡來看，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2002年似乎明顯成為輕工業的拐點，因為在此之后該組別的能效值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而這一變化趨勢也帶動了總體效率的走低。也正是在2001年11月，中國正式加入了世貿組織，這是否導致了輕工業組別的效率下降?應該說，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市場開放度和競爭強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企業利潤水平以及節能減排投入的激勵。當然，由于我國加入世貿的時間并不很長，其對我國經濟的深入影響還未能得到充分反映，上述解釋只是作為假說提出，同時希望能夠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更為深入的思考和驗證。

與輕工業組別不同的是，由于國家節能降耗政策對于重工業部門的特別關注，重工業組別的能效逐漸提高，但從(a)圖中不難看出，效率增幅比較平緩，說明節能降耗工作確實存在著不小的難度。再來看(b)圖，這反映了全部行業以及各組別效率值的標準差。容易發現，輕工業組別的效率標準差波動最大，同樣是在2002年，該組別的效率標準差由此前的下降，逆轉為大幅上升，說明行業間的效率差異逐漸擴大。重工業組別和采掘業的效率標準差在樣本期內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然而從總體來看，各行業能源使用效率的標準差則是沿著一條上升軌跡變化的，表明行業間能源使用的效率差異在逐漸擴大，并沒有出現行業間能源使用效率趨同。

概括而言，中國工業的能源使用效率具有這樣兩個基本特征，一是能效水平總體不高，且在樣本期內沒有明顯的改進，二是行業間存在著較大差異，沒有出現能效水平的行業趨同。中國工業的發展目前仍然是以高能耗為基本特征，存在著較大的節能潛力，但要實現節能降耗的規劃目標，確實存在著不小的難度。

五、能源使用效率影響因素的初步考察

進一步借助計量方法考察哪些因素影響著能源使用的效率水平。根據相關研究以及產業經濟學的一般理論，我們主要考慮了這樣一些因素。首先是企業的規模，這一點并不難理解。能源是與資本、勞動一樣的投入要素，也存在著規模收益的問題。隨企業規模的擴大，設備使用潛能的發揮，能源使用效率應該也會得到提高。第二個因素是市場結構。一般而言，市場上的競爭者越多，企業就會越有激勵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然而，高強度的市場競爭同時卻也可能降低企業的利潤水平，這又會制約企業實施節能降耗的相關技術改造、設備更新。市場結構對能源使用效率的影響方向，最終還要取決于兩種效應的力量對比。第三個是國有企業因素。國有企業往往被認為存在預算軟約束問題，進而存在不合理配置資，源的擔憂。第四個是外資因素。無疑，外資進入已經成為我國工業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顯著特征，外資的影響較為復雜，它既可能通過競爭效應降低內資企業節能改造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有可能通過示范效應推動內資企業的節能改進。

對上述變量的數據來源進行說明。企業平均規模(sL)由工業總產值除以企業個數得到，其中工業總產值為1999年價格水平的不變值。在產業組織的相關研究中，市場結構(NF)一般采用行業集中度、赫芬達爾指數等指標來表示，但已有的數據還無法支持這些指標的計算。作為次優解決方案，我們選取了企業數量作為替代，數量多寡可以間接反映出市場競爭的強弱。國有企業因素(sOE)采用國有企業產業占工業總產出的比重來表示。外資因素(FDI)由外資企業產出占工業總產出比重表示。上述變量的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及中國資訊行數據庫?；貧w方程的被解釋變量為各行業的能源使用效率EE，數據來自表1。

為了確保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采用了多種計量方法，結果見表2。我們首先利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由于豪斯曼檢驗最終確定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故表2中只列出了固定效應模型的檢驗結果?？紤]到本文研究樣本包含行業較多，行業間存在一定差異性，可能存在異方差問題。進一步地，我們又在只考慮異方差以及同時考慮到一階自相關兩種情況下，分別使用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進行了檢驗。此外，由于效率取值均位于0和100之間，這種有截取(truncated)變量取值是否會導致分析結果出現偏差也是需要考慮的。因此，我們最后還采用了面板數據環境下的Tobit模型對數據進行了檢驗。不過，從對多種方法的計量結果來看，結論并沒有發生顯著的改變。

多個模型的檢驗結果均表明，企業規模是決定能源使用效率的一個顯著正相關因素。能源使用同其它要素一樣存在著規模收益特征，企業規模的擴大、能源消費的增加，有助于設備潛能的發揮以及能源更加集約化的使用。那么，如果企業規模過大是否反而會導致能源使用的非經濟性?事實上，我們也曾在模型中引入該變量的平方項，最終結果也確實證明存在一個規模上限，但這個上限值已經大大超過了企業的現有規模，從而不具有現實意義。因而在本文的研究期內，企業規模對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穩定的正向作用。再來看市場結構指標，結果顯示，企業數量也是能源效率的重要影響因素。多個檢驗模型中，該變量的系數估計值均顯著為負，這說明企業數量增加以及由此代表的產業競爭強度的提高，并不利于能效水平的提高。這很有可能是競爭強度的提高，削弱了企業的利潤基礎，從而不利于其技術改進及規模效應的實現。盡管競爭強度提高會激勵企業去更有效地使用要素，但顯然在我們的研究中，這種激勵效應并不足以抵消競爭效應。相對而言，國有企業因素的影響要復雜一些。盡管表2第3列的結果卻表明國企因素具有負向作用，但多數模型的檢驗結果都顯示該變量的估計系數為正，不過，除了Tobit模型外，其余模型的檢驗結果均表明該變量并不顯著。盡管現代產權理論認為國有企業往往存在預算軟約束的問題，進而存在不合理配置資源的可能，但這里的結果卻顯示這種擔憂是并不成立的。國企預算約束的逐漸硬化、國有企業總量的減少，這些都是減少國企資源誤置的可能原因。關于外資變量，其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外資比重的上升有利于能效提高。但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結果也只能揭示出這一結論，至于外資進入是因為示范效應促進了內資企業能效水平的提高，進而導致行業能效的全面提高，還是僅僅由于能效水平較高的外資比重上升導致表面上提高，這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但由于無法得到進一步的數據支持，這一工作也只能留待后續研究中去完成。

六、結束語

篇(6)

【論文摘要】早期工業化等一系列問題一直是中國史研究的熱點，江南早期工業化作為一個區域性的問題研究是從李伯重先生開始的，且已碩果雙累。本文從宏觀入手探討這一問題，首先對“江南早期工業化”概念作一概述，抵制“萌芽說”和“西方中心主義史觀”.從與英國模式的對比中重.點闡述其發生發展的前景，并最終得出結論，即江南早期工業化在再生產理論的普遍規律下不可能走向近代工業化。

早期工業化指的是近代工業化之前的工業發展使工業在經濟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直至超過農業所占的地位。由于這種變化發生在工業化之前，因此又被稱為“工業化前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beforeIn-dustrialization)，以區別于近代工業化。而一般所說的工業化，指的只是近代工業化，其含義是大力發展(近代)工業，使之在國民經濟中占主要地位。工業化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經濟變革，因此，作為近代工業化標志的工業革命，通常被視為“把人類歷史分開的分水嶺”。由于其在世界歷史上具有“頭等的重要性”。所以，對早期工業化的研究在歷史研究中也理應占有特殊地位。

一

工業化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變化過程，不是憑空發生的。工業化最初出現在西歐，并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展逐漸波及世界各地。在工業化由歐洲向世界各地擴散的過程中，西方的確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其他地方只是被動地等待著西方的“沖擊”而后作出“回應”，其工業化進程開始的基礎并非一片空白。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非西方地區的工業化，絕非完全由西方所創造。從根本上說，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否實現工業化，主要取決于內因而非外因。因此，工業化不能“克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能否實現工業化，主要取決于該國(或地區)以往經濟發展所創造的基礎。

“江南早期工業化”的觀點最早由李伯重提出酗，這里，“江南”的地域范圍指的是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太倉直隸州所組成的地區。這一地區亦稱為長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總面積大約4.3萬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態以及經濟聯系等方面形成了一個整體，從而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經濟區。首先，這個地區同屬于太湖水系，縱橫交錯的水路網絡將此八府一州連成一整體。其次，明清時期，這個地區已具有幾個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在這些城市中，蘇州處于突出地位。它不僅位于太湖水系中央，而且也處于此地區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江南運河的中段，成為江南水路交通網的中心。最后，明清時該八府一州已形成了一種具有核心—邊緣關系的地域分化結構。蘇州不僅是江南最大的商業城市，而且是最大的工業城市，其人口和財富的集中程度在當時的中國城市中無與倫比。在其周圍，由南京、杭州、松江構成了一個三角形的核心區。此核心區內集中了這八府一州的大多數城鎮、人口與工商業。而在此核心區外的其他部分(主要是太湖西的寧鎮丘陵和浙西山地)在城市化、人口密度和工商業繁榮程度等方面均遜于核心區內的部分，并在經濟上依附于后者，屬于邊緣地帶。而且，這個經濟區輻射功能遠不止于該地區，以蘇州為例:作為最大的商業城市，蘇州及其近郊集中了全國最大的稻米、棉布、絲綢、木材等市場，其商業輻射到全國大多數地方。無怪施堅雅認為蘇州是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惟一擁有全國性經濟中心地位的城市，其經濟腹地可以說延伸到了中國大部分地區。而事實上，不僅這些大城市，就是江南一些專業化的市鎮，貿易范圍也往往越過上述邊界。

綜上所述，早期工業化是一個地區性的歷史現象，必須以一個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為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某些工業部門雖然也有可能發展起來并達到相當的規模(如閩廣沿海一些地方的造船業)，但這個發展就不一定能使該地區出現早期工業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江南地區，由于其內部經濟聯系極為緊密，又最早接觸工業化，因此，對其發展前景作一番探討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江南近代工業化發生于19世紀后期，最早的近代工業，是洋務派在中模仿西方建立起來的軍火工業和少數民用工業。這些工業主要集中于上海，也即江南新的經濟中心。雖然此時的近代工業規模很小，但從工業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卻有重要意義。江南近代工業化的真正進程，實際也是肇端于此。此外，就江南經濟的發展而言，1850年是一分界線。在1850年以后，江南成為戰爭的主戰場。多年戰亂使江南人口減少過半，江南的早期工業化也受到空前巨大的打擊。因此，就把江南早期工業化研究的下限放在戰亂前的1850年。其始發時期，按照大多數學者的研究，大致是明朝嘉靖、萬歷時期。網也就是說，江南早期工業化大約始于明嘉靖中后期，終于清道光年間，約300年。這300年，也是許多學者歷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階段。

二

那么在這里，我們不可避免地要去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江南的早期工業化，是否會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的近代工業化?

乍一看，這個問題似乎很奇怪。因為在許多人心目中，這是一個毋庸討論的問題。持萌芽說的學者都相信明清江南工業的發展走的是一條與近代早期西歐相似的發展道路，所以才會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并且像西歐國家一樣，最終發展到近代工業化。中國沒有走上該道路，這是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人侵導致了中國自身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中斷。這種看法已經成為現代中國經濟史學的一個基本觀點，因此再討論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前景，對于許多學者來說自然是一個十分奇怪的問題?？蛇@個問題卻實實在在擺在我們面前。

我們以英國模式作為參照，因為它成功體現了工業革命從早期工業化向近代工業化轉變的過程。早期工業化向近代工業化轉變的實質，是社會生產兩大部類比例關系發生重大改變，即生產資料的生產迅速擴大(表現為重工業的快速成長)，導致它在社會生產中所占比重明顯上升。在英國，以煤鐵工業為主干的重工業急劇發展，使得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高，成為最重要的產業部門。而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情況，與英國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其工業發展最主要的特點之一，是重工業畸輕而輕工業畸重，形成了一種“超輕結構”。隨著江南工業的發展，這種畸形結構還日益加劇?？梢?，以往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學者們認為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人侵，江南就可以和英國一樣朝著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的道路前進，顯然這種假設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與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那些普遍規律處于完全對立的地位。

在明清工業研究中，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江南工業發展前景的問題。在這里，涉及到對它的評價。李伯重曾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情結，當然，不能否認，“萌芽說”研究打破了自黑格爾以來盛行于西方的“中國停滯”論及其變種(如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出現的所謂“中國封建社會結構是超穩定系統”之說等)，和上世紀中期以來西方流行的“沖擊—反應”模式的束縛，使得我們能夠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過去的歷史，并把研究重心放到中國自身，而不是將近代中國經濟的變化歸之于外部因素。但這是一種先驗性的研究方法，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實際上是從英國模式出發來研究明清江南工業的發展，以證明明清江南工業發展必然像英國那樣走向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由于該理論是把江南工業發展的前景視為英國經驗在江南土地上的重復，就會忽視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真正特點。過去認為英國模式表現了一種歷史的必然，即早期資本主義必定導致近代的資本主義，如今已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質疑。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說:“任何對工業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勞的，因為它沒有一個簡單的和主要的原因?！瓎螁斡媒洕蛩夭荒苷f明這個或其他任何歷史事件。這里沒有超乎相互依賴的可變因素之上的其他獨立的不變因素。這里只有相互聯結的可變因素，其復雜性深不可測。”兩閃可見，把工業革命的發生視為歷史的必然是不對的。

三

既然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并非明清工業發展的必然趨勢，那么其前景究竟是什么?在探討這一問題之前，我們要了解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什么?受到什么制約?是否有極限?

明清江南工業發展是一個很復雜的歷史現象，其推動力量也不止一種，但是最主要的，應當是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這種推動力量，因為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得到高度的重視和很好的總結，因此也被稱為“斯密動力”(theSmithianDynamies)。這種推動作用的大小和持續時間的長短主要取決于市場的變化，就是指國內市場貿易。據證實，在明清時期，中國國內市場不僅在絕對規模上，而且在擴大的速度上，都是驚人的。與英國相比，至少在絕對規模上，明清國內市場比英國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國市場要更大。不僅如此，由于明清江南是大一統的明清帝國的一部分，而且在這個帝國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從巨大的中國國內市場中獲得地區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優勢。近代早期的英國則為強鄰虎視，大部分殖民地又遠在萬里之外，為保衛本土與爭奪殖民地，不得不一次次地與荷蘭、西班牙、法國等強敵血戰。因此，英國在從殖民市場獲得重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也要為保衛這個市場付出代價。從此意義上來說，雖然江南沒有殖民地，但是江南從巨大的中國國內市場中所能享受到的地區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好處，可能更大，也更有保證。此外，明清時期東亞地區國際貿易的發展，導致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圈的形成。而在這個貿易圈中，江南也處于中心地位。由于這種地位，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的地區勞動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中，江南逐漸成為附加值高的輕工業產品的生產中心。由于東亞地區此時正處于一個經濟加速成長的時代，因此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區勞動分工與專業化推動的江南早期工業化，還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遠未達到其發展的極限。

那么，如果沒有西方人侵，江南的早期工業化就必定不會發展成為近代工業化了嗎?答案是“機會很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密動力無法導致工業革命。歐洲發現了新大陸，便獲得了一筆橫財，而英國人則得到了其中最好的北美，這筆橫財使英國推遲了斯密所說的“經濟增長極限”的到來。但英國不僅僅依靠它，而且靠世界史上空前的礦物能源的大開發。相反江南由于缺乏煤鐵資源，也就無法出現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也就無法發展到近代工業化。

江南在早期工業化方面曾有出色的表現，從而使江南一度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地區之一。這個早期工業化雖沒有導致自發的近代工業化，但是它畢竟為后來的近代工業化提供了一個相當好的基礎，到了20世紀30年代，江南已是亞洲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也是當時世界上主要的紡織工業中心之一。在整個20世紀，它一直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如今中國經濟騰飛引起的產業結構大調整中，它又站在大潮前沿，成為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基地。江南工業在19世紀中期以后的表現，雖與其在明清時期的經歷有天淵之別，但若仔細尋去，仍能看到二者間的承繼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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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資源型經濟 經濟轉型 對策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4）02-146-02

資源型城市是指隨礦產資源、森林資源或石油資源的開發而興起，并以資源開采為主導產業的城市。改革開放初期，資源型城市作為工業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國家、城市的發展提供了大量能源、資金。但由于資源本身儲量的有限，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源型城市如果一直依賴這種經濟發展方式，必然會走向因為資源枯竭而經濟衰退這條路。所以為資源型城市重新謀求發展之路成為了當前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

山西省是典型的煤資源省份，其中以大同、陽泉、晉城最為典型。經過近50年的大規模建設山西的能源產業規模已經發展的相當成熟，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同時環境也受到日益嚴重的壓力，引發了一系列的經濟和環境問題。如何解決資源型城市發展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如何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成為了如何實現“山西新型能源和工業基地”的戰略目標，實現山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山西煤炭資源型城市現狀

山西素有“煤炭之鄉”之稱。山西煤炭資源不僅儲量豐富，而且由于山西的地質條件，煤炭資源的開采環境也非常好。隨著山西經濟的發展，煤炭工業不僅在“量”上發生了變化，在“質”的上面更是發生了深刻巨變，煤炭工業成為山西名副其實的第一支柱產業。據統計，煤炭工業收入占到全省可用財政收入的50%以上。也正是煤炭工業的發展，使得山西成為了一個切切實實的煤炭資源型城市，也使得山西不可避免的有了大多資源型城市所面臨的問題。

二、山西煤炭資源型城市發展中的主要問題

1.經濟結構單一，對煤炭產業依賴過重。近幾年，在國內能源、原材料市場需求快速增長拉動下，山西以煤、焦、冶、電為代表的重工業發展優勢得到充分發揮，重工業占全省工業比重不斷加大。重工業占絕對優勢地位，輕工業被擠出的趨勢十分明顯。山西企業生產的產品大多屬于能源型，科技含量非常低。同時，在生產的過程中環境污染程度也日益加劇。

2.開采技術落后，思想觀念落后。山西目前的生產活動始終圍繞著資源的開采與加工。生產活動大多集中在開采技術、安全生產等方面。在煤炭加工轉化方面也還是集中于傳統的：篩選、洗選、煉焦、發電這些方面。而工人的知識和技能也還是局限于煤炭開采與加工方面，對于其他高技術、科技含量的技能掌握程度非常低。

同時，由于山西長期存在的指令性、計劃性生產經營規章制度和管理體制，導致自上而下各級管理人員的思想逐漸僵化，缺乏創新精神。不能夠及時分析市場信息，墨守成規。受這種文化的影響，山西的大多數企業家包括當地居民在內，把“煤炭經營”作為了山西的唯一出路。認為山西的老板就全是“煤老板”。人們的主觀意識就不敢或不愿意從事其他產業。主要采取保守策略，穩中有升，僅僅追求自己任期內的企業發展和經濟贏利，不敢進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產業升級。

3.生態環境問題突出。煤炭資源型城市以煤炭資源產業結構為主體，屬于典型的線性經濟。它是建立在對煤炭資源大量開采和消耗基礎上的，屬于典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隨著山西煤炭資源的過度開采，山西的生態環境破環非常嚴重：水土大量流失，霧霾天氣加重等問題都日益影響著人們的生活。

三、山西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對策分析

眾所周知，煤炭是一種不可再生資源，隨著人們挖掘時間的積累總會有枯竭的一天。因此山西資源型城市現在或者不久的將來也面臨著“礦竭城衰”的危機，那么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關鍵是要尋找一條適合山西自己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1.政府引導。政府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在產業轉型過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政府作為一個城市發展的領頭羊，就要在經濟發展轉型的總體設計上全面把關，從宏觀上積極促進山西的經濟轉型。在這一方面，山西政府已經作出了一些努力。比如2010年12月，國務院批準設立山西省為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山西省委、省政府隨即提出了轉型跨越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思路，出臺了包括《山西省煤炭企業轉產煤炭城市轉型政策試點實施方案》、《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意見》等?？梢?，要想轉型成功，首先政府要正確引導，積極發揮宏觀協調的作用。

2.積極發展優勢特色綠色產業。根據山西目前的發展情況，山西要進一步壯大產業規模，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培育現代化產業體系，首先，要著力引導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就業，大力承接、改造和發展一批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綠色勞動密集型產業，充分發揮其吸納就業的作用。二是積極吸引國內外有實力的企業，大力發展能源礦產資源開發和精深加工產業。在有條件的地區適當承接發展技術水平先進的高載能產業。加強資源開發整合，允許資源富集地區以參股等形式分享資源開發收益。三是依靠發達城市的力量，與其實現對接，在現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產業“孵化園”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綠色創新成果轉化。四是我們可以利用山西其他優勢資源，比如農產品等建立新的發展思路。

3.改善生態環境，多途徑解決就業矛盾。對于山西資源型城市因資源過度開發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應該采取一些積極有效的措施進行改善，要避免走以前那種“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運用標本兼治的辦法，從根本上改變生態環境的狀況。對已經遭到破壞的環境，我們要下大功夫進行改造、修復以及人員的積極安置。這只是補救措施，我們還是要從根本上改善環境。比如，我們可以通過加大宣傳，提高公民的環境意識；我們可以通過轉變產業結構，積極進行產品的升級來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本著生產與治理兩不誤的原則，生產與治理同時進行，采取“對號入座“，誰污染誰治理的辦法?？傊?，要通過多方努力，提高城市的服務能力，提升其綜合實力。

山西長期的煤炭工業發展，使得山西勞動力大多集中在重工業領域。一旦進行產業改造，必定造成大量下崗失業人員，他們就成為了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對此，應本著以人為本的精神，在進行城市經濟轉型時，把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安排下崗職工再就業，解決他們生活實際困難作為根本出發點。把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和提高下崗職工的素質結合起來，以解決結構性失業現象。在結合國家政策的同時，山西還要制定一定的地方性政策法規，促進更多下崗人員就業。只有個人、企業、各級政府共同努力，多種途徑開拓就業門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山西資源型城市的就業問題。

[本文為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SZS201101山西資源型經濟轉型制度創新的空間擴散與協調模式研究。山西大學商務學院院級課題：2012060基于心理契約的知識型員工管理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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