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的含義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結構的含義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對創業板被高估和銀行股被低估的討論隨之而起。

創業板和銀行股估值現狀的形成有諸多因素，對未來走向進行判斷似乎也不難。本文所持的邏輯，是從中國股市作為中國經濟晴雨表的功能出發，來看待股市內部估值結構的畸形表現。

中國股市晴雨表功能的初步含義，是股市波動提前反映了經濟增長的波動；這里所強調的，是晴雨表功能的另一個含義，即股市內部估值結構對中國經濟結構的反映。

以簡略和近似的方式來說，銀行股估值之低，反映了實體經濟不振和對未來經濟增長的悲觀預期；創業板估值之高，反映了虛擬經濟層面的非理性繁榮，主要體現為房價節節攀升和理財市場規模的不斷膨脹。

銀行股低估與創業板高估，恰似中國經濟中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扭曲關系的一個鏡像。

在這兩者背后，則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艱難。經濟結構轉型的整體層面宏大而龐雜，這里且不談。單從結構調整所必須的經濟去杠桿來看，就面臨這兩難選擇：繼續去杠桿，原有結構的脆弱會因此顯性化，轉化為一系列風險的爆發，甚至引爆危機；重回加杠桿，則只不過是拖延時間。

而所謂“上限”、“下限”論也并非萬全之策，因為中國經濟結構因素所積累的問題很可能從通脹上限與增長下限兩個方向上同時擠壓政策的運作空間。

作為鏡像，股市對上述情況的反映是：銀行股萎靡不振，代表了對經濟結構轉型的悲觀預期；創業板屢創新高，代表了對政策重回加杠桿的預期。而且，一旦重回老路，可以肯定的是，流動性的改善仍然對實體經濟幫助不大，而是一窩蜂涌向虛擬經濟層面，從而助推本已虛高的房價和創業板估值（相比之下銀行股依然漲幅落后）。

目前來看，中國股市顯然沒有能力對不合理的估值結構進行自我調整，而只能等待外力來打破。而“難以自我調整”，也是中國經濟當前狀況的一種反映。區別僅在于，宏觀政策已經在有意識地推動結構化的改革，而創業板還未遭遇監管者痛下殺手。

在上述邏輯之下，對股市未來走向的預測便有了落腳點：

一是在政策刺激中各類虛高的資產價格繼續攀升；這對應著創業板與銀行股估值差距的繼續拉大。

二是在不刺激或者上述刺激再無作用的情況出現實體經濟的硬著陸；與之相對應，不但創業板股價很可能跌個80%，就是銀行股的估值也難保再次探底。應該說，銀行股目前的估值（2013年末全部跌破1倍PB，2015年末個別銀行股跌破0.5倍PB），即使考慮到其他因素，也還是包含了經濟硬著陸的預期。

三是隨著結構化改革措施的推進，市場對經濟結構轉型的預期發生改變，實體經濟終于有了吸引力；相對應的是，銀行股與創業板的估值從相反的方向回歸均值。

篇(2)

關鍵詞：產業結構；金融發展；金融相關率

中圖分類號：F127.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4-0095-05

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是經濟發展的內涵和必由之路，它為地區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均衡發展不斷開拓出新的空間，而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和經濟運行的樞紐，其本質功能是優化資源配置。本文以西安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金融化的客觀進程為基礎，試圖探討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變遷兩者之間的關聯關系和互動影響，為正確把握金融業發展方向，并以此促進地方經濟和金融持續、健康、穩定發展提出政策建議。

1.經濟結構調整的含義與金融發展和穩定的關系

1.1 經濟結構調整的含義和規律

經濟增長不僅表現為經濟總量的增長，還表現為經濟結構的變動，同時經濟增長的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結構優化的狀態。所謂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實質是經濟資源在各個產業部門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的過程，通過勞動和資本在不同產業和部門內部進行轉移，實現不同產業和部門內部產出的調整。按照配第－克拉克和庫茲涅茲等學者對占據經濟結構①主導地位的產業結構演變規律，三次產業的演進是沿著第一產業為主導到第二產業為主導，再到第三產業為主導的方向發展的，因此在這里經濟結構的優化指第二、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或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的過程。在經濟發展史上，三次產業是依次形成相繼發展起來的，具有內在的聯系。一方面，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發展可以為第三產業的發展奠定物質基礎，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取決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在滿足自身擴大再生產后所剩余的物質產品數量；另一方面，第三產業的發展又會通過為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提供諸如金融、商業、運輸、信息等服務，促進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發展。

1.2 產業結構調整與金融發展的互動

戈德史密斯認為：“金融與以產業結構變動為特征的經濟增長間是互為因果的關系，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著相互推進的過程?！苯鹑诎l展和深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可從兩方面理解，其一是金融體系產出和金融資產對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的影響；其二是金融結構轉換對產業結構的影響。首先，金融發展深化最直接體現為整個金融體系的產出增加，這在統計核算中不僅使GDP總量擴大，同樣體現出第三產業加快增長，使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增加，達到優化產業結構的效果，更為重要的是金融資產作為金融活動的載體，其種類體現了金融體系對經濟的服務功能和特點，反映了資產所屬金融部門的發育程度和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并可以為經濟結構升級和三次產業協調發展提供資金保障和支持。其次，金融發展可以理解為金融結構的優化，在經濟金融化背景下，資本在不同產業和部門進行轉移，表現為資金的重新配置和流動，而各個金融部門對資金的分配方式要滿足這種流動的需要，合理的金融結構通過改變不同產業部門的融資結構，改變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實現資金的有效配置，使金融資源在行業之間進行轉移，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從而優化經濟結構，經濟金融化程度越高，上述作用傳遞過程越明顯、越有效。如果滿足產業結構優化并與之相協調的金融結構就是最優的金融結構，那么金融結構的優化也是經濟結構優化的要求，金融結構優化能創造更多的金融資源和更高的資金使用配置效率，從而克服調整經濟結構所面臨的資金障礙，提高經濟結構優化的步伐。而與產業結構調整不協調的金融結構轉變會表現為金融泡沫和金融抑制，不僅不利于金融本身的發展，也不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健康發展。同樣地，伴隨著產業結構的演進和優化，經濟運行方式、規則和效率等也會發生一系列的變化，金融結構作為產業結構中的子結構，它自身的結構特征是產業結構發展變化的必然反映，是會受到產業結構的影響的，所以產業結構對金融結構也具有影響。另外產業結構調整要求金融結構作相應轉變比如改善金融產品、融資工具等，以滿足對其進行相應的服務需求，這些金融工具、金融產品、金融服務的改變，也可以理解為金融結構調整的過程和結果。

總體而言，經濟決定金融，產業結構決定金融結構，金融的產生和發展無不是基于經濟發展的要求，與此同時金融發展和結構的調整反過來對經濟和其結構也產生重要的影響，它既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發展，又可能對其起到阻滯的作用。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探尋最優的金融結構，使金融發展和結構與經濟發展和結構協同，經濟結構調整作用于金融發展和結構優化，金融發展和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最終形成兩者的良性循環。

2.西安產業結構演進和金融發展的歷史和現狀

2.1 產業結構演進

西安市產業結構演進的歷史大致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2～1957年，由以農業為主轉到以工業為主時期。1952年，西安市國內生產總值僅有3.37億元，其中農業占1.59億元，幾乎等于工業與服務業之和。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為47.18∶26.11∶26.71，產業結構格局為一、三、二。“一五”期間，國家加大了對西安的扶持，撥付西安工業基本建設投資7.94億元，全國156個重點項目，西安就占17項。截至1957年，西安市的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8.02億元，其中第二產業產值為3.97億元，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為26.06∶49.50∶24.44，產業格局由一、三、二演進為二、一、三，工業從末位躍居第一，西安也由以農業為主轉變為工業為主的城市。

第二階段：1957～1965年，在此期間，西安工業主導地位不變，服務業攀升，農業下降。工業在繼續位居三產之首的同時不斷發展，農業則下滑至三產之末，服務業隨著工業的發展迎來了發展的機會，一批大專院校、科研機構相繼成立，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商貿餐飲、旅游等開始發展壯大。到1965年，西安市國內生產總值達12.76億元，三次產業占GDP比重的比例為20.53∶56.58∶22.89，產業結構格局由二、一、三演變為二、三、一的新局面。

第三階段：1965～1990年，是由工業為主轉到工業與服務業并舉，服務業領先的時期，在這段較長的時期內，農業持續下降，工業在經歷了15年之久的平穩增長后從1980年開始回落，與此同時，服務業卻隨著改革開放，呈現出快速上升的勢頭。截至1990年，西安國內生產總值已達116.51億元，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為11.96∶43.05∶44.99，第三產業歷史性的從第二位升至第一位，產業格局由二、三、一變為三、二、一。

第四階段：1990年至今，是服務業穩步發展，工業調整回升時期，這段時間內，西安三次產業結構穩定，農業占比下降到歷史最低點，工業基本上處于調整之中，服務業則呈現出穩步上升的態勢，到2006年，西安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 450億元，產業結構之比為5∶42∶53，仍維持著三、二、一的格局。

從上圖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近20余年來三次產業在西安的變動過程，第一產業占GDP比例除了在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出現過短暫的上升外，其余時間占比則不斷下降，二、三次產業呈現出交替上升的規律，不過從總的趨勢看，第三產業占比穩重提高，而第二產業則在經過80年代的下降后，進入了調整階段。

2.2 西安地區金融發展

此處，我們不應單純地將金融發展割裂開來，而是應當將其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關注本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理論上，整個社會經濟可以劃分為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隨著貨幣流通與信用活動長期相互滲透形成新的且不斷擴大的金融范疇，人們也逐漸傾向于將非實體經濟領域統稱為金融領域,而在金融創新不斷挑戰傳統貨幣職能過程中，以金融總量替代貨幣總量、考察現代經濟運行與金融運行結合程度的“經濟金融化”思想應運而生，其中，金融相關比率（FIR）作為衡量經濟金融化程度的廣義指標，強調了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對比關系。

上圖所示貸款占GDP與金融相關率②的變化體現了金融資源配置仍以銀行為主導，可以看出在20世紀90年代前半段，金融相關率和貸款/GDP的協調性體現了西安市金融資產的單一性，從1994年開始，金融資產的多樣化和主體的多元化使得金融資產統計的范疇擴大，金融相關比率構成趨于多維，不過在“九五”期間，金融資產總量增長的速率遠遠低于經濟發展速度，造成了金融相關比率下滑，隨后的時間內，金融相關率幾乎是伴著經濟的增長而同步提高，在到達2003年后出現拐點并突然下降，同時也體現在銀行貸款數量的下滑，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受到金融改革和風險管理的雙重約束，加之信貸有效需求不足，各銀行機構開始主動控制信貸規模，并且從2001年開始，股市持續低迷，上市公司基本喪失了再融資的能力。但從2004年開始，金融相關率和貸款/GDP的趨勢呈現出背道而馳的態勢，協調性已被打破。一方面，銀行機構在信貸投放方面仍然受到有效需求不足和央行貨幣政策的影響，貸款增長速率低于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日益擴大的存差規模，使各金融機構普遍面臨的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在供給過剩與需求不足的共同作用下，銀行業資金運用的壓力較大，于是不得不改善資金結構來緩解資金沉淀的壓力，如大力開展票據融資業務和積極參與債券市場交易，同時也將日漸增加的存差予以上存，使金融資源在整個系統內跨地區進行配置，提高效益。由于金融資產的統計中包含銀行資金運用總計部分，因此雖然貸款/GDP下滑，但銀行資金運用總計部分是不斷增加的，也就是金融資產總量是大幅增加的，這也就是在貸款/GDP下降的情況下，金融相關比率依然持續增長的原因所在，另外從2006年開始，股市出現復蘇跡象，對金融相關比率的增長也有一定的影響。至于保險方面，盡管其保持了穩定的增長，但所占份額較小，其對金融相關比率的影響這里就不再加以分析。

3.金融發展對西安市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應分析

產業結構是實體經濟結構的重要內容，為檢驗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變動間的關系，選擇二、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為產業結構指標（IS），以金融相關率（FIR）、金融結構指標③（FS）作為金融發展的數量指標，數據樣本范圍為1990年至2006年。

從產業結構指標IS與金融相關率FIR、金融結構指標FS的相關系數看，產業結構指標與金融相關率之間具有比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相關系數達到了0.87，說明經濟金融化對經濟機構調整總體上具有正向的作用；而產業結構指標IS與金融結構FS之間的相關系數僅為0.44，表明經濟結構指標與金融結構指標的線性相關關系較差，一定程度上也說明在線形擬合的條件下，西安地區的實體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間還不夠匹配。

以產業結構指標IS為被解釋變量，金融相關比率FIR和金融結構指標FS為解釋變量，分別做普通最小二乘的回歸。得到IS與FIR的回歸方程為：

IS = 0.8400 + 0.0279*FIR

70.4333 6.521576

(0.0000)(0.0000)

其中：方程的擬合優度R2=0.75，F=42.53096，相伴概率為0.00001，方程的DW=1.452>1.381,表明方程殘差未出現一階自相關的形式，同時懷特檢驗的結果也表明殘差具有同方差性。因此對方程輸出的結果可以理解為經濟金融化程度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帶動第二、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增加0.0279個百分點④，由此我們看到雖然西安地區經濟金融化程度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正向的貢獻，但數值較小，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金融總量的增長并非實體產業結構優化的充分條件和主導條件，同時金融運行和發展對西安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貢獻遠沒得到充分的發揮。

以產業結構指標IS為被解釋變量，金融結構指標FS為解釋變量進行普通最小二乘的回歸，觀察兩者之間的關系，得到如下回歸方程：

IS = 0.860425+0.117850*FS

29.730731.900318

(0.0000)(0.0768)

其中：方程的擬合優度R2=0.20，F=3.611207，相伴概率為0.076787，方程的DW=0.321，遠遠小于5%水平下的臨界值，方程中金融結構FS在5%置信水平下未通過系數的顯著性檢驗，但方程殘差的同方差假設則得到了滿足。總體看，該方程擬合優度太低，金融結構FS與方程整體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且存在嚴重的自相關，在很大程度上不僅表明西安地區實體產業結構調整與金融結構變化極不協調，而且也體現出非銀行貸款的金融資產、非銀行部門和資本市場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的作用并不顯著的特點。

再以產業結構IS為被解釋變量，金融相關比率FIR與金融結構指標FS為解釋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得到如下的方程：

IS = 0.858489 + 0.034633*FIR -0.079529*FS

55.511036.20886-1.732005

(0.0000)(0.0000)(0.10522)

其中：調整后的擬合優度為0.76，F= 25.60057，相伴概率為0.000021，DW=1.55，通過方差膨大因子檢驗方程不具有多重共線性，同時也滿足同方差的假設，但金融結構指標的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總體上看，若將產業結構指標和金融結構指標用來共同解釋經濟結構的調整，提高了方程的擬合優度，顯然也說明了金融對實體經濟運行的作用是多維度的。我們注意到，拋開系數的顯著性檢驗因素，金融結構指標的符號為負，說明非銀行貸款的金融資產每增加1個百分點，二三產業占比就要減少0.079個百分點，其中的原因應該是當期非銀行貸款的金融資產比重提高，則意味著貸款的比重就要下降，而在我市銀行機構和貸款資產對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的情況下，其他金融資產比重的增加并不能像貸款那樣有效對經濟結構調整起到積極的作用。事實上除了資本市場的股票籌資額直接作用了實體經濟外，其他類型的金融資產并未作用于西安市的實體經濟，比如每年銀行機構就有大量的金融資產以存差上存的形態存在。因此，我們在擴大金融總量規模的同時必須給予優化金融結構以足夠重視，而我市金融結構變化相對于經濟結構調整的不協調，無疑是妨礙金融貢獻率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

4.關注的問題

4.1 金融對產業升級的支持主要在產業政策的指導下完成，其對經濟結構調整的貢獻的主動性高效性未得到有效發揮

從前面的效應分析上看，金融總量的增長對產業結構調整起到了正向的積極作用，但金融總量的增長并非實體產業結構優化的充分條件和主導因素。通過產業結構指標與金融相關率、貸款占GDP比重的格蘭杰檢驗，我們得到的統計結論是產業結構調整是金融相關率和貸款/GDP變動的動因，產業結構的變化導致了金融相關指標的變化，因此我們考慮金融對經濟結構調整的貢獻是否是被動的，對于引導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是否真正得以發揮。事實上，地方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肩負著宏觀導向的職責，往往由其根據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主導產業和行業的發展，進而金融機構再將金融資源配置在這些前景較好和政策支持有力的產業和行業上來。對于產能過剩的行業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的項目，金融機構則根據產業政策的調整減持信貸存量。不過從統計檢驗的結果看，金融業對產業結構調整貢獻的主動性和高效率性未得到有效發揮。

產業結構調整與金融相關指標的格蘭杰因果檢驗

Null Hypothesis:ObsF-StatisticProbability

FI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S15 1.03800 0.38939

I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IR 7.69888 0.00946

DK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S15 0.33243 0.72481

I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K 8.46514 0.00706

產業結構調整指標不是金融相關率的格蘭杰動因F統計量的相伴概率為0.00946，落入了拒絕域，這里應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是金融相關率的格蘭杰動因；產業結構調整指標不是貸款/GDP的格蘭杰動因F統計量的相伴概率為0.00706，落入了拒絕域，這里應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是貸款/GDP的格蘭杰動因。

4.2 金融資產總量的增加更多程度上體現在存差的增加，這些金融資源并未有效作用于本地區的實體經濟調整

考察金融相關比率和貸款/GDP的走勢發現，近幾年金融資產總量的增長高于GDP的增長速率，而貸款的增長低于GDP的增長速率，這說明西安地區金融資產總量增長較快，但就西安地區而言，存在著優質企業較少、信貸有效需求不足的約束，因此大量金融資源無法通過貸款的發放予以消化，造成了貸款增長的放緩，使金融機構普遍面臨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在金融機構資金運用手段有限的前提下，這些金融資源往往以存差的方式存在，或者以上存的方式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著配置，并且上存的資金占存差的比例還呈現出不斷擴大的態勢，這對以銀行信貸占據資源配置主導地位的西安而言，大量的金融資源不能體內循環為我所用，無疑降低的金融資源對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貢獻和效率，也從更深層次上折射出西安經濟和金融發展相對滯后的現狀。

4.3 金融資產結構的不均衡，影響金融滲透的能力，妨礙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導致了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的不協調

金融滲透是金融活動日益擴展其廣度和深度并發揮金融資源主導作用的客觀進程，是經濟金融化的重要表現。一般地，高次產業地金融滲透強度強于低次產業，那些發展前景好、盈利能力強的行業更容易獲得金融資源，因此金融滲透的一般規律有可能將某些發展前景尚不確定的行業排除在外，反而阻礙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這就涉及到了金融在實現儲蓄向投資轉化以及于各行各業之間配置資源的效率問題，判斷一個金融體系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就是考量各種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及金融市場間在金融滲透方面的互補效果如何，進而判斷金融運行在資源配置方面是否具有效率。換言之，也就是在銀行機構傾向于大額貸款優質大客戶時，金融體系通過發達的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通過價格機制為更多的企業提供外部融資渠道，彌補低次產業高級化的資金缺口，這樣日益增多的投資者和及時創新的金融工具將金融觸角伸向更廣泛的微觀經濟個體，憑借多層次、多樣化的工具、機構、交易機制和市場實現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有力保證產業升級。目前，西安市金融機構主體和金融資源的多元化對金融結構的改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在金融資源存量中，間接融資仍然是占據著絕對優勢的比重，債券市場存量相對于經濟發展總量而言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雖然股票市場有所發展，但畢竟規模太小、作用有限，還存在著上市公司主營業務能力不突出，再融資功能較弱等問題，這樣的格局最終表現在了金融資產結構的不均衡，即經濟發展過多依賴間接融資，資本市場相對經濟發展不足等，這種不均衡的局面必然影響著西安地區金融資源的滲透能力，妨礙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導致了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的不協調發展。

4.4 在銀行信貸為金融資源配置主渠道的前提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政策變動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了信貸風險上，同時也使風險過度集中在銀行體系

產業結構由低次產業向高次產業發展，或者產業內部的調整勢必對經濟實體產生影響，而銀行信貸又直接作用于經濟實體，當一些新興或落后的經濟實體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時，這也就對銀行信貸產生了風險；而當一些受政策調整限制的產業來說，其必然也將產生信貸的政策性風險，因此在我市信貸資金為金融資源配置主渠道的背景下，目前的金融結構很難將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政策變動所帶來的金融風險予以分散，使風險在很大程度上集中體現在了信貸的資金風險上，亦使風險過渡在銀行體系，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政策變動越劇烈，這種風險顯露和爆發的可能性就越高。

4.5 產業結構中的壟斷性行業更易吸引金融資源，一方面促進該行業盲目擴張，對產業結構調整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又加劇了銀行信貸的集中與趨同

產業結構中的壟斷性行業具有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其比其他產業、行業更易吸引金融資源，這種狀況可能會促使行業的快速盲目擴張，甚至引發該行業的產能過剩，從而對產業結構產生不利影響；由于金融機構相互競爭力度加大和資金逐利性的影響，造成了信貸對象趨同和行業集中，過度的信貸對象趨同和行業集中勢必導致潛在的系統性風險上升，不利于有效防范金融風險。截至2006年12月末，全市金融機構前20大客戶的貸款余額為1 302.32億元，占全市各項貸款總額的54.75%；2003～2006年度前20大客戶在各項貸款中的占比分別比上年提高4.08、6.52、9.82和10.9個百分點，表明全市貸款投向的集中程度仍在不斷加劇。其中：最大一戶貸款余額已超過289.09億元；前三大客戶的貸款余額均超過150億元。從行業分布看，貸款主要集中在交通、電力、基礎設施、電信、房地產等行業，信貸投向仍主要集中于少數壟斷性行業。

5.政策建議

5.1 完善資本市場建設，建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優化金融結構，進而提高金融資源對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配置效率，分散資金風險過多集中在銀行機構的局面

目前，過多的金融資源集中在銀行業，既影響了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又導致銀行系統積聚了大量風險。因此西安區域金融在經濟增長的總體趨勢和經濟金融宏觀調控影響的格局下，必須堅持走穩健高效的發展之路，盡快進行地方金融結構的完善，特別是要建立和完善一個更有效率、多層次、更有利于吸納資本的金融資本市場，解決金融結構失衡的問題，從根本上增強和提升金融發展水平和層次。建設完善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更有助于分散銀行的金融風險，優化經濟實體融資結構，還可以保證實體經濟的資金供給，并通過市場對資金的配置功能優化實體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增長。

5.2 建立和完善風險投資體系，為經濟結構調整創造條件

高科技企業對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具有巨大而持久的推動作用已毋庸置疑，但我們前面談到金融滲透的一般規律有可能將某些發展前景尚不確定的行業排除在外，反而阻礙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這就需要風險投資的介入來彌補上述的不足，為高科技企業發展提供原始的資金支持，促進其發展，為西安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和經濟發展創造條件。

5.3 加強產業政策與信貸政策的協調，實現信貸資源與經濟發展、結構調整更有效的配置，促進經濟結構升級，同時降低產業調整帶來的信貸風險

當前，西安銀行業仍舊是金融體系中資金優化配置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媒介，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銀行對金融資源配置的格局直接作用于實體經濟的結構格局，因此，還是要加強地區產業政策與信貸政策的協調，降低低效率經濟主體占用金融資源的比例，提升金融資源對高效率經濟主體的配置，實現信貸資源與經濟發展、結構調整更有效的配比，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同時也可降低產業結構調整所帶來的信貸風險。

5.4 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改善信貸投入的微觀經濟基礎，促進地區金融資源回流

前面我們談到西安市每年都會有大量的金融資源通過上存的形式在更大地域范圍內進行著重新的配置，這除了受到地區信貸有效需求不足的影響外，還主要受客觀信用環境的制約。因此，應從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入手，改善西安地區金融生態環境，優化銀行業信貸資金投入的微觀基礎環境，促使金融資源回流。一是加強信用宣傳和公民道德教育，逐步規范社會信用秩序，增強全社會信用意識；二是建立健全企業內部信用管理，建立守信激勵機制，加強對失信行為的懲戒力度，增強企業信用風險意識；三是加快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建設，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奠定制度基礎。通過以上措施，為金融機構增加信貸投入創造良好的信用環境，更好地服務地方經濟結構的調整升級。

注 釋：

①經濟結構分為廣義經濟結構與狹義經濟結構，廣義的經濟結構是指國民經濟各個部門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關系的總和，還包括所有制結構、就業結構、技術結構等；狹義的經濟結構則專指產業結構，它主要從資源配置的效率角度，研究全部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產業及其關聯性，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無需涉及經濟結構的所有方面，因此所提到的經濟結構代表狹義的經濟結構。

②金融相關比率定義為金融資產總額與當年GDP之比。關于金融資產包含的對象目前仍值得商榷，本文的金融資產總額選取狹義貨幣（流動中的現金＋活期存款）、金融機構資金運用、股票市值、債券余額、保費收入之和，限于統計上的局限，此處金融資產的計量未包括債券余額，不過西安債券籌資總量非常小，因此并不影響對基本趨勢的判斷和分析的有效性。

③此處金融結構以金融資產結構替代，定義為金融總資產中非銀行貸款占金融總資產的比重。

④根據有關資料顯示：1960-1990年間美國僅服務業產值比重與金融化程度的彈性就在0.6左右。

參考文獻：

［1］諸葛雋.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以溫州為例.中國金融,2007,(16):75-76.

［2］孟慶娟.區域金融研究綜述.山東社會科學,2007,(9):84-86.

［3］王倩.區域金融和區域經濟相關性的理論分析.技術與市場(上半月),2007,(8):102-103.

［4］張曉燕,王成亮.中國金融結構和產業結構關系的實證研究.當代經濟,2007,(8):32-33.

［5］數據來源均來自西安市統計局、西安市統計年鑒.

［作者簡介］

篇(3)

【關鍵詞】城鄉 二元經濟 二元金融

一、城鄉二元經濟與二元金融

二元經濟是指發展中國家在農業發展還比較落后的情況下超前進行了工業化、優先建立了現代工業部門，而使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并存的狀況。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順利實現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換。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

二元金融，分為三種層次，宏觀層次上的二元金融是指銀行主導型金融（政府主導型金融）與市場主導型金融，又稱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中觀層次上的二元金融是指城鄉的二元金融；微觀層次上的二元金融是指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金融二元結構，也可以稱作二元金融結構，通常是指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抑制條件下金融體系的二元狀態，即正式金融與非正式金融構成的二元金融體系。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和人口大國，農村居民在全國總人口中過半。城鄉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導致了城鄉間二元金融的出現。一方面在城市由發達現代銀行分支網絡以及證券、保險組成的一個基本上服務于城市經濟主體的金融市場，另一方面是存在于農村由小規模的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構成的基本上服務于農村經濟主體的金融市場。兩者無論從金融總量、金融結構以及金融制度都存在巨大差異，兩個市場體系還相對獨立，資金并不能自由地雙向運動。

二、城鄉二元經濟與城鄉二元金融的關系研究

國內外學者對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與金融發展問題作了較長時期的探討，取得了豐碩的成果。Myint、肖和麥金農均已認識到金融的二元性問題，他們初步探討了金融二元性與經濟二元性之間的關系，并認為是金融的二元性導致了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之間的經濟二元性。隨后，有關二元金融與二元經濟問題的研究主要被金融發展與二元經濟轉化所取代，其研究結論可分為三類：一是“有利論”，即金融的發展有利于二元經濟結構的緩解。孫立軍（2009）基于VAR模型的實證分析表明，金融部門產出的持續增長和金融部門效率的提高均可以促進經濟二元結構的轉化。二是“不利論”。即金融的發展不利于二元經濟結構的緩解。

（一）我國城鄉經濟金融的二元結構情況

一般地，二元經濟的本質特征在于生產率的差異，我們可用比較勞動生產率差距（M）、二元對比系數（D）、二元反差指數（U）和綜合二元反差指數（C）等生產率指標來衡量二元經濟的強度。沿襲國際習慣，我們用戈氏指標來測度金融發展水平，設M2為資本存量，L為各類貸款，S為有價證券，則金融相關率FIR=金融資產總量（M2+L+S）/GDP，于是我們可用城鄉FIR比來衡量城鄉二元金融的強度，同時再加上城鄉金融資產總量比這個指標。

根據1978年-201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金融年鑒》，計算出1978年-2009年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二元對比系數、二元反差指數、綜合二元反差指數、城鄉FIR比、城鄉金融資產總量比、考察城鄉FIR比與滯后一期的城鄉綜合二元反差指數的關系、城鄉綜合二元反差指數與滯后一期的城鄉FIR比的關系，繪制趨勢圖，我們得到：開放以來，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強度表現出由緩慢到反復、再到緩慢遞減的趨勢，但目前仍較為嚴重，中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表現出迂回的趨勢，這種趨勢與嚴重性也將會通過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區發展、增長方式等機制對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提出挑戰。

城鎮、農村的金融化程度均在上升，不過中國城鎮經濟金融化的程度和速度要高于農村，導致城鄉金融二元化的程度逐漸擴大。中國城鄉二元經濟雖有一定緩解，但該過程表現出一定反復性，而目前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較為嚴重；中國城鄉二元金融格局已形成并呈擴大態勢；二者之間具有密切的相關關系。

（二）我國城鄉二元經濟金融的相關關系

（1）理論關系。中國金融發展的城鄉二元性結構特征是與中國城鄉經濟二元結構密切相關的一個現象。首先，城鄉二元金融結構是由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所決定的，同時城鄉二元金融結構的擴大又加劇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2）模型選擇。在實證分析方面，韓正清等（2010）設定的模型和實證檢驗非常經典，后人借鑒較多。他們假設社會經濟部門由農村經濟系統S1和城市經濟系統S2構成，金融部門由農村金融系統F1和城市金融系統F2構成；兩部門有相同的技術進步。各經濟系統的總產出都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而且都以金融投入量、資本投入量、勞動生產率為投入要素，則：

Y1=f（K1，L1，F1）=A1K1α?L1β?F1Υμ1 （1）

Y2=f（K2，L2，F2）=A2K2ζ?L2η?F2θμ2 （2）

lnY2-lnY1=（lnA2-lnA1）+（εlnK2-αlnK1）+（ηlnL2-βlnL1）+（θlnF2-γLnF1） （4）

方程（4）左邊lnY2-lnY1可視為二元經濟結構差異系數；（lnA2-lnA1）為兩經濟系統的技術差異；（εlnK2-αlnK1）為兩經濟系統資本投入差異；（ηlnL2-βlnL1）為兩經濟系統勞動投入差異；（θlnF2-γLnF1）為兩金融系統發展水平差異，θ和γ可視為二元金融結構差異系數。其含義是：城鄉兩個經濟系統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是由城鄉技術進步水平差異、資本投入差異、勞動力投入差異（或者勞動力生產率差異）及城鄉金融發展水平差異引起的。因此，要考察二元經濟結構與二元金融結構之間的關系，就是要分析（lnY2-lnY1）與（θlnF2-γLnF1）之間的變動關系。

根據對方程（4）的分析，我們認為，城鄉經濟發展的差距由城鄉技術進步水平差異、資本投入差異、勞動力投入差異（或者勞動力生產率差異）及城鄉金融發展水平差異引起的，我們將這種關系變型為：GY=g（GA，GK，GL，GF）。其中，GY表示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即為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強度；GA表示城鄉技術發展差距；GK表示城鄉資本投入差距（或者資本形成差距）；GL表示城鄉就業或勞動投入差距；GF表示城鄉金融發展水平差距，即城鄉金融二元結構的強度。

（3）實證結論。我們得到以下結論：第一、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的轉化雖然取得了明顯成績，但目前仍較為嚴重。第二、中國城鄉二元金融差異呈現“自我強化”態勢。中國農村金融存在明顯的“雙重金融抑制”現象，而城市金融憑借其在金融產品與服務、金融和制度等方面的優勢，不但使自己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也造成農村金融不斷外流，導致城鄉二元金融的差異愈加明顯；同時，政府投資向城市的傾斜更是加劇了資金由農村向城市外流的程度。第三、中國城鄉二元經濟與二元金融之間互為Granger的因果關系。

韓正清等（2010）的實證結果表明，城鄉金融二元結構對經濟二元結構的解釋力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加強，城鄉經濟二元結構對城鄉金融二元結構有著固化的影響。仇娟東等（2012）的實證結果表明，這兩者的作用方向是反向的，這卻是一個“悖論”，原因在于中國經濟與金融之間不協同變動的關系上。引用艾倫（2002）提出的標準，中國的金融系統無疑是一個失敗的系統，該系統卻支撐了中國經濟30余年的高速增長，其作用機制是政府通過控制金融機構的產權和金融資源的配置權，為合意的經濟增長提供廉價的金融資源，這使得經濟與金融協同變動的關系在中國的體現十分有限。

（三）緩解我國城鄉二元經濟金融結構的政策建議

學者們的實證研究都承認，中國城鄉二元經濟與二元金融之間互為Granger的因果關系，只是他們對兩者在作用方向上觀點不同，基于不同的觀點他們提出不同的建議：

韓正清等（2010）認為兩者的作用方向是正向，于是他們提出常規的政策建議，認為緩解城鄉二元經濟與金融格局的矛盾就在于統籌城鄉的發展：要同步協調城鄉經濟關系與城鄉金融的關系，謹防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的相互“掣肘”；為緩解城鄉經濟二元結構，實行“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城鄉統籌戰略，壯大農村經濟、縮小城鄉差距，促進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業比較利益、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統籌城鄉金融發展，加強農村金融改革，發展農村現有正規金融組織，扶植村鎮銀行等社區性金融組織，規范農村非正規金融，建設農村競爭性的信貸市場，開辟農村資本市場、擔保市場；理順城鄉金融關系，遏制農村資金外流，鼓勵農村投資，建立農村資金回流渠道。

仇娟東等（2012）認為兩者的作用方向是負向，通過將原因歸咎于中國金融與經濟不協同變動的關系上，他們認為促進城鄉二元經濟轉換的關鍵在于理順經濟與金融的關系。依照中國市場經濟是混合經濟體的特征，健全金融體系政府配置、產權配置與價格配置的混合配置格局，從而形成具有競爭性的金融體制。這將是一個長遠的過程。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增長；時滯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4-00000-01

前言

國際金融危機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時滯效應主要指國際金融危機從爆發的開始，直到對我國經濟產生影響的時間。一般對其時滯效應主要從C-D生產函數進行分析，從而推出一定的結論。

一、SVAR模型的基本概述

現階段，在分析外在沖擊下的時間強度與影響大小方面通常采用VAR模型，即向量自回歸，但無法對變量之間的關系給予明確的解釋。因此，應采用SVAR模型測度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時滯效應，彌補VAR模型中的不足之處。另外，從約束模型參數中分析，與VAR模型框架相比，SVAR模型的構建更具準確性與穩定性[1]。

二、對時滯效應以及結構性轉變檢驗的分析

對經濟增長軌跡進行描述往往以C-D生產函數為主要依據，通過GDP、資本投入以及勞動投入等季度數據將國際金融危機為我國資本、勞動、技術等各方面影響進行分析。下文中的勞動投入量將通過就業人數反映，資本投入量以流動資產及固定資產的資本存量為主。

（一）關于經濟增長方面的結構構型轉變檢驗

根據數據內部生成角度分析，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影響時滯效應主要體現在經濟增長率時序軌跡方面，可將其理解為統計意義下結構性轉變中的經濟增長路徑。根據CUSUM校驗結果進行分析，經濟增長率數據形成過程中出現均值穩定性的特點，可將其理解為經濟增長的過程，并沒有出現結構轉移，若CUSUM平方檢測結果所顯示的經濟增長率數據形成過程中表現出方差不穩定性特點，說明經濟增長過程出現結構性突變。從近年來數據分析，2001年的第二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之間我國經濟增長曾出現結構性的突變，也正在這個時間內，國際金融危機傳向我國。因此我國經濟增長率數據形成的軌跡出現結構性突變主要由這次金融危機所導致的，從2007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數據分析，可以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影響時滯效應進行測度。

（二）變量的協整檢驗與平穩性檢驗分析

國際金融危機在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期間為無影響時期，在1992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為影響時期，從二者間的方差分解效應以及脈沖影響進行對比分析。

從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與ADF平穩性檢驗中不難發現，對LNGDPSA、LNTFPSA以及LNKL三者間的關系通過SVAR模型考察，可以分析其影響的時滯效應。從模型滯后階數的判定分析通過SVAR模型可得到顯著性的檢驗，因此從結果可以發現，中國在際金融危機前，SVAR模型包括的階數是1-5階，而金融危機后階數為1-5階與8階。

（三）脈沖響應函數與方差的分析

對SAVR模型中內生變量為其他變量帶來影響采用脈沖響應函數進行描述，而且通過方差分析方式將每個結構對內生變量貢獻值進行分析，然后對其不同結構產生的影響程度進行分析，可以得出一定的結果，即：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人均資本與全要素生產率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驅動主要以資本為主導。而國際危機發生后，對人均產出，人均資本的貢獻將大幅下降，安全生產要素的貢獻率大幅提高，所以說明資本深化使資本邊際報酬無法得到提高，使經濟可持續發展得不到有效的支持[2]。

三、相關結論與政策含義

（一）國際金融危機下的經濟增長結構性轉變

從CUSUM檢驗與CUSUM平方檢驗的結果中分析，相比1997年東南亞發生的金融危機，前文中提到的國際金融危機對經濟結構穩定性的影響相對較小，經濟增長結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轉移。主要原因在于國際金融危機前，資本與國外需求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而國際金融危機后，經濟投資方向開始向恢復重建、基礎設施以及民生工程建設等方面轉移，忽視了節能減排、社會事業與生態工程等工作，導致經濟結構調整比較緩慢，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有經濟結構受到固化。

（二）技術進步影響以及時滯效應提前

根據SVAR模型將國際金融危機前后全要素生產率為人均產出帶來的影響分析，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要素生產對人均產出貢獻率相比國際金融危機前高出很多，因此說明國際金融危機在經濟生產要素中的時滯效應非常明顯，其中技術的進步加速了經濟結構的轉變，使技術創新能力與應用能力都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力量。

（三）人均資本影響及時滯效應縮短

同樣以SVAR模型對國際金融危機前后人均資本對人均產出貢獻率分析，國際金融危機前人均資本的貢獻度處于遞增趨勢，而國際金融危機后貢獻率呈現倒U型的趨勢，所產生的時滯效應相比國際金融危機前縮短很多。因此，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均資本的影響效應削弱很多，而且時滯效應也呈現縮短趨勢。因此，若僅依靠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將無法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3]。

四、結論

綜合本文中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影響的時滯效應測度分析，在未來經濟發展中，應采用正確的方法以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金融與挑戰，能夠將全要素以及人均資本為人均產出的貢獻率，以及對經濟結構的影響認真分析，這樣才能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劉琳琳.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傳染研究[D].吉林大學，2011.

篇(5)

關鍵詞：經濟穩定 經濟增長 經濟發展

經濟穩定是指社會經濟生活的協調有序性及其發展態勢的可控性。盡管總的來說，經濟的穩定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但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并不是等同的概念。這是因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直接導致經濟的穩定，在一定條件下，它還可能造成經濟波動乃至政治不穩定。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增長并不等同于經濟發展。在我國，由于長期以來過分看重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甚至把發展等同于增長，結果把許多無可回避、必須解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留在了后面，包括：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擴大，貧富差距拉大，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失衡，資源環境與發展不協調等。筆者將對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幾個個概念進行分析，明確其內在關系。

一、經濟增長不等同于經濟發展

一般而言，沒有增長就沒有發展。最初人們把經濟增長簡單地當做發展，認為只要經濟增長了，人們的物質財富和福利就會增加，社會就會富裕起來，認為這就是發展。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備受睹目，甚至聯合國也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只要向發展中國家注入資金，就能使這些國家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并有效地提高社會福利。經濟學家赫里克和金德爾伯格認為，在經濟學理論中，增長與發展有時做同義詞使用，在某些場合這種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當這兩個詞在一起使用時，應該區分它們的詞義。經濟增長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則既包括更多的產出，同時也包括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制安排上的變革。經濟增長包括了由于擴大投資而獲得的增產，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產效率，即單位投入所生產的產品的增加。而經濟發展的含義則不止這些，它還意味著產出結構的改變，以及各部門之間投入分布的改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如同人的成長一樣，增長著眼于身高、體重，發展則注重于機能和素質的協調和改變，如學習能力等[1]。

總之，經濟發展應是伴隨著經濟結構、社會和政治體制變革的經濟增長。一般認為它包括以下幾層含義：一是經濟增長即產出的增加；二是結構改善，包括人口結構的城市化、產業結構協調與優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實現充分就業、社會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環境的優化和美化、居民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經濟體制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并不是簡單等同于經濟發展，如果只有產出的增加而無其他的改變那只能是有增長而無發展。

二、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必然同步

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社會的穩定。相反經濟增長如果不伴隨著相應的政治體制、社會領域的變革，還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其實關于社會穩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早已不是一個新的命題。在19世紀、20世紀，把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作為衡量國家進步的唯一標志的理論曾一度占據了主流。這種理論認為，經濟的不發達是政治動亂的根源，只要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就能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社會的持續進步，各種社會矛盾就會迎刃而解，社會也就會保持穩定。但社會發展的現實卻證明其武斷性和不合理性。因為，在現代社會中，正是由于人們過于關注GDP的增長而忽視了對于生態的保護、忽視了人文關懷，片面地追求經濟的高增長率，導致了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和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

因此，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是具有雙面效應的，即同時存在對社會穩定正向的促進效應和反向的破壞效應，而最終結果則取決于兩類效應的角力。由于這兩類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為控制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關注經濟增長對人類發展、人民福利的作用[2]。因此，要使經濟增長在社會穩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之間求得一個相對的和諧與平衡，也就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三、經濟穩定應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之上的穩定

經濟穩定的內涵包括：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微觀經濟活動充滿生機活力；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和宏觀調控的有效性[2]。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保持經濟穩定的一個重要基礎。

過去那種以增長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是一種單純追求增長的片面發展戰略。這種戰略的缺陷在于其僅僅關注發展的手段，卻忽視了發展的目的，無視普通民眾的需要；把環境當做可無限獲取的資源，而沒有意識到自然環境是人類得以延續下去所必須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條件，以及其作為生產資源的有限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們認識到，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把當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續發展，把人類自身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和諧有機地統一起來，這樣的發展才能保證經濟增長的持續、穩定和協調。離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離開協調有序性的經濟增長，最終將導致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衰退乃至危機。為此，必須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合理調節社會分配關系，消除貧富不均的兩極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證社會的穩定[3]。

綜上所述，維護社會穩定的最終決定力量是經濟的持續發展，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任務決定的。只有極大地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經濟繁榮，才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保持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穩定。經濟穩定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穩定，其內涵應包括生態持續、經濟持續和社會持續。

參考文獻：

[1]金德爾伯格?赫里克.經濟發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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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金融結構；產業結構；協整關系；誤差修正模型；格蘭杰因果檢驗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3）03-0024-05

一、引言

金融是以貨幣、信用為基礎的經濟活動的總稱，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金融在現代經濟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資金轉化、資源優化配置、促進技術進步、優化組織結構、促進產業升級等方面。以金融為核心的現代經濟構成了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并駕齊驅的市場格局。現代金融形成了由交易對象、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機制、交易方式等共同組成的體系，通過對該體系的監控，實現國家對經濟的全面調控。

產業結構是一國經濟結構的體現，產業結構主要體現在三次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一國經濟質量高低，主要體現在產業結構方面。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有了較為明顯的優化提升，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比重大致相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就是在傳統產業的基礎上進行更加科技化、低碳環保的改造，通過產業結構優化，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與現代服務業，提升經濟競爭力。

金融結構是組成金融體系各部分的相互配合的狀態，一國或一個地區金融結構的差異，會影響經濟增長方式，影響產業結構升級。而產業結構影響經濟增長質量，所以，研究金融結構和產業結構的相互關系，對于優化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有效提高宏觀調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國內外文獻綜述

Sergei Guriev和Dmitriy Kvasov（2009）分析了金融市場與資本結構的不完全競爭，主要分析了金融結構中的金融中介與企業融資的模式的關系，表示信息不對稱下企業可以通過債務或股權融資項目提高增長機會，股票的出現使得金融中介可以將市場處于平衡狀態。因此，金融中介使得效益存在差異的企業可以選擇不同的融資模式[1]。Anne Anderson和Parveen P. Gupta（2009）分析了跨國的公司業績問題，檢驗其是否是金融結構與體制方面造成的。結果發現公司治理結構與國家金融結構與制度有很大關系，通過檢驗1736家企業和22個國家與地區，結果發現金融結構與合理的制度能提高一國的公司治理水平，進而影響經濟。Brian M. Lucey和QiYu Zhang（2011）考察了國家層面的金融一體化對于新興經濟體的企業融資影響，研究了24個國家4477家上市公司后發現，企業融資與信貸市場正相關，與股權市場負相關。并且證實了如果在國家層面能有相應的制度安排，企業的微觀融資結構就會向好的方向改變。Riadh Aloui，Mohamed Safouane Ben Assa和Duc Khuong Nguyen（2011）檢驗了經濟結構的作用，分析是否造成金融危機及其蔓延。通過選擇新興市場為主體，驗證經濟危機的傳播效應，通過函數進行檢驗跨市場的聯系程度[2]。

范方志和張立軍（2003）從地區角度對我國金融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進行研究，檢驗結果表明各地金融結構變動程度大于產業結構升級程度，各地產業結構帶動金融結構轉變的程度東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小。毛定祥（2006）對我國金融結構和產業結構的關系進行了協整分析，研究表明處于轉軌時期我國逐漸向成熟經濟轉變，并且存在金融結構和經濟結構不協調問題。侯建平，楊慧和劉璞（2009）基于金融結構理論對我國經濟結構、銀行業結構演變進行研究，分析了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現狀，發現我國金融結構向適應經濟結構的最優金融結構演進，并提出加快金融結構演進的政策建議[3]。董敏和袁云峰（2012）以區域金融結構為研究對象，分析金融結構對經濟效率的影響，研究認為需要意識到在金融體制不做根本性變革的前提下進行純粹的金融結構調整無益于生產效率的提升。在實施金融改革和施行金融政策的時候也需要考慮到地區性的特征[4]。 夢凌雁和閆翠芬（2012）對區域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進行分析，以重慶市為例，表明金融發展和第三產業有協整關系，并與其他兩大產業也有關系，并針對其提出政策建議。王秀霞（2012）、李帥（2012）、尚莉，陶風華和付海龍（2011）雖然研究的對象與側重點各有不同，但是對于金融發展和產亞發展也有類似的觀點。

三、理論模型

根據前人研究成果，梳理出金融結構轉變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聯機制理論。為方便研究，假定存在兩大部門，實體部門和金融部門。理想的狀態就是經濟均衡發展，金融部門和實體部門資源配置恰當，比例搭配合理，經濟實現最優發展。

（一）金融結構轉變和產業升級關系分析

假設存在兩部門：傳統部門和新興部門。其中傳統部門還可以劃分為傳統產業部門和金融服務部門，新興部門也依此劃分。依據理論假設，新興部門對經濟結構優化起著重要作用。

四、實證分析

（一）數據描述

1.金融結構發展。

正如上文所說，金融在現代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金融應經濟發展而生，同時又促進經濟發展。金融一方面服務于經濟，另一方面通過協調資源配置又反作用于經濟。金融的作用，越來越表現在貨幣化程度的深化，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組織構成了我國金融系統。金融創新不斷發展，貨幣形式多樣化，“經濟人”投資渠道多元化，金融宏觀調控在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強大。

目前，隨著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和多樣化，理論界還沒有一種統一的指標來分析金融結構，目前主要有“金融相關率”和“金融結構比率”來表示。金融相關率是一個綜合發展指標，表示金融資產在國民財富中所占的比重。金融結構比率從金融總量衡量金融發展。金融資產總量在這里包括非貨幣金融資產和廣義貨幣（M2）；非貨幣金融資產在這里包括國家債券、企業債券、金融債券和股票市場總價值；金融相關率就是金融資產總量與名義GDP之間的比值，金融結構比率是非貨幣金融資產與金融資產總量的比值。如圖1所示，我國金融相關率發展速度較快，改革開放34年來，增長速度年均8.37%，尤其在2000年以前，大部分年份都保持在兩位數增速，這說明我國金融資產規模總量不斷增長，當然這里也包括貨幣發行量的因素引發的幾次通貨膨脹。金融結構相關比率相比金融相關率的發展規模較小，但是增速卻快于金融相關率，年均達到9.22%。非貨幣金融資產在金融資產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28%提高到2011年的58.16%，比重增長明顯，說明我國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發展迅速，金融結構多元化。雖然我國金融發展總體較快，但是金融結構不合理。金融資產總量番了數百倍，但是其中的貨幣性金融資產過多，銀行仍在我國金融結構中占較大比重，信用市場不發達，風險主要集中在銀行。金融資源分配也主要集中在銀行，分配效率較低，資本市場不完善，使得我國融資結構也主要在銀行貸款領域，資本市場作用未得到充分體現。

2.產業結構。

經過30余年的發展，我國經濟總量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各產業發展得到了極大地提高，同時產業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從圖2可以看出，第一產業占比不斷下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逐漸上升，尤其是第三產業，規模雖然不及第二產業但是增長速度較快。三次產業的不斷調整，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質量逐步提高。

雖然農業現代化、工業結構科技化、服務業發展迅猛，現代產業格局形成，但離產業結構優化還存在較大差異。我國第一產業基礎較為薄弱，發展仍是粗放式，科技化水平較低；第二產業耗能高、創新能力不強，核心競爭力薄弱；第三產業發展落后，增加值與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不相符，低于發達國家70%的水平。服務業升級轉型步伐較慢，大多是傳統的服務業，技術化與附加值不高，影響我國產業結構升級。

（二）數據分析

1.數據來源。

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本文采用數據處理軟件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根據前人研究成果與本文研究內容的結合，特選用“國有銀行存款占全國GDP比重”表示金融結構的轉變，用字母FS表示。用“二三產業產值之和占GDP比重”說明產業結構，用字母IS表示（注：此處的字母表示與專有的“FS”和“IS”含義有差異）。時間跨度從1978～2011年。為消除時間趨勢，特用1978年指數進行平減?；诒疚难芯孔兞恐g的變動關系，故采用對數對數據進行處理。

（1）平穩性檢驗。

根據理論規定，變量之間可能會存在“偽回歸”問題，為避免該問題，首先要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進而在數據平穩的基礎上進行模型構建。

五、政策建議

以上通過理論與實際數據的分析，發現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相互帶動的關系，以經濟發展為紐帶，二者互為因果關系。并且在長期和短期中存在穩定的關系。長期中雙方存在較大的彈性系數，說明我國經濟已經具備了較為完整的金融與產業發展框架。短期中，因滯后期數不同導致拉動作用存在差異，但是雙方變動方向保持一致。

雖然雙方存在良性互動關系，但是我國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還存在滯后發展問題，當前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推動金融結構深化，提高產業結構優化程度：

1.從金融總量增長轉向關注金融結構比率關系。金融目前已經發展到滲透各經濟領域，并呈現出國際化、多元化和綜合化特點。在國際上金融創新與發展不斷提速的背景下，我國要加快金融市場化的進程。同時，也應該看到金融的繁榮發展也事關到國家經濟穩定的問題。因此，應該要積極推動金融結構多元化均衡發展。

當前應該采取的措施有兩個方面：一是提高金融結構的比率，也就是要提高非貨幣資產的比重。針對貨幣資產過大、銀行業風險集中的問題，就需要積極發展非貨幣資產，關注金融風險，加強銀行監管，提高金融安全性；二是，發展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增加融資渠道，尤其要注意扶持中小企業，均衡社會各種規模企業的發展。同時要加強證券市場的監管，嚴懲擾亂市場的行為。

2.優化產業結構。

在經濟總量全球第二，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的基點上，經濟增長質量亟待提高，其關鍵的步驟在于產業升級。第一產業是立國之本，一方面要加大對農業的保護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實施科教興農戰略，推動農業經濟穩定發展，維護國家安全與大局穩定。針對第二產業出現的問題，就是要擺脫低端制造的桎梏，加強科技化研發，以政府作為引導力量，企業作為主導力量，共同促進產業競爭力，實現第二產業達到新型工業化目標。第三產業作為現代經濟的主要抓手，要盡快提升其經濟占比與產業內優化，這就需要一方面提高現代服務業的技術應用，加大行業促進力度，在政策支持、引導示范方面加強和培育并發展新的服務模式。除了產業內提高調整之外，還要注意三次產業的融合，利用第三產業作為第一二產業的有效結合點，堅持傳統與現代、生產與生活的融合，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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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因此，中原經濟發展對民辦學校藝術設計教育的需求日益明顯。對民辦學校藝術教育與中原經濟發展進行概述，并分析中原經濟發展對民辦藝術設計教育的需求原因，提出民辦藝術設計教育滿足中原經濟發展需求的途徑。

 

中原地區由于其地理位置、地域資源以及交通設施等優勢，受到大量高污染企業的青睞，致使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紛紛前往開辦工廠，從而引發諸多發展弊端，針對這些弊端問題需要大力發揮知識的力量。此時，結合中原經濟發展實際，對民辦學校藝術設計教育提出了相應的需求，本文通過分析中原經濟發展對民辦藝術設計教育的需求原因，提出民辦藝術設計教育在中原經濟發展中的需求解決途徑，以期對中原經濟穩健發展盡綿薄之力。

 

一、民辦學校藝術設計教育與中原經濟發展的概述

 

1.民辦學校藝術設計教育的含義。民辦學校藝術設計教育是指民辦學校以藝術設計知識為抓手，充分發掘藝術具備的獨特美感，并將其滲透于藝術設計中，利用藝術設計強大的審美及實用功能引發受教育者的思考，并利導受教育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相關知識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從而實現個人人生價值的整個過程?？梢?，藝術設計教育不但具備社會屬性，同時擁有個體屬性，通過對其有效的實施開展，實現了造福社會，提升個人能力的強大作用。

 

2.中原經濟發展的含義。中原經濟發展即指以河洛地區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地域，致力于經濟總量的增長提高，加強經濟結構的科學合理優化改進，注重經濟質量的合理改善提升，從而有效提高地區經濟效益的增長速度，實現經濟形態的健全完善，實現自然生態環境的平衡，加速現代化進程推進。由于中原地區擁有獨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條件，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現已被國家確定為重點開發區域，因而其經濟發展的意義尤為重大。

 

3.民辦學校藝術設計教育與中原經濟發展的關系。民辦學校藝術設計教育具備目的性與創造性等特點，通過教育實踐突顯出其協調生產消費的經濟屬性，該經濟屬性要得以充分發揮，必須依托高度發展的社會經濟力量，同時，經濟屬性的有效發揮能積極推動社會經濟發展進程。

 

可見，民辦學校藝術設計教育與中原經濟發展為相輔相成的關系，中原經濟的發展是民辦學校藝術設計教育高效開展實施的重要基石，經濟發展越迅猛，人們的審美情趣提高越快速，藝術設計的物質基礎越雄厚，教育的具體實效越明顯;民辦學校藝術設計教育的實施是中原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民辦學校藝術設計教育的實施目的在于滿足人們的欲望需求，在其教育實施過程中，充分顯現藝術設計帶來的精神愉悅與視覺享受，利導人們生活方式的變革，推動藝術設計觀念目的的具體化，進而促進中原經濟的穩健發展。

 

二、中原經濟發展對民辦藝術設計教育的需求原因

 

1.保障經濟穩健發展。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猛烈沖擊，我國工業化進程發展迅速，中原地區由于其地理位置獨特，吸引了大量高污染產業前往投資建廠，導致中原地區環境污染現象越發嚴重，進而引起了國家對該現象的關注與重視。

 

因此，中原地區經濟戰略的調整勢在必行，在戰略調整過程中，需要正視地區環境突顯問題，經濟尋求解決策略，積極防治環境污染現象。此時，民辦藝術設計教育充分發揮其保障功能，通過教育培養輸送具備審美設計能力的從業人才，發揮人才地區環境科學美化的設計引導力量，加快了地區環境污染的整治力度，從而保障地區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2.加速經濟結構調整。民辦藝術設計教育在經濟層面上，充分突顯出其創意特性。隨著當今社會經濟發展，日益顯現出知識于經濟中的作用，因而經濟結構發生了必要的調整，于是創業產業的發展優勢充分得以突顯，創意產品的貿易比重日益加大，創意產業的發展前景愈發廣闊。

 

可見，通過民辦藝術設計教育的有效開展，充分突顯其經濟創意特性，將有利于加快經濟結構的有效調整。

 

3.推動經濟效益提升。民辦藝術設計教育全面融入了高新科技力量，在高新技術與人們日常活動、新型科技與日常消費用品以及企業與消費者之間起著紐帶作用，其通過利導高新科技發展，帶動人們日常生活的豐富;通過寓高新科技力量于藝術設計，促進日常消費用品技術更新;通過向企業輸送藝術設計高科技人才，完成產品的人性化設計提升，滿足消費者的購買要求，進而有效增加經濟效益。

 

三、民辦藝術設計教育滿足中原經濟發展需求的途徑

 

1.加強政府利導。由于民辦藝術設計教育在中原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要通過政府有序利導，激活民辦藝術設計教育的生命力，從而有效保障經濟穩健發展。在政府利導過程中，需要健全完善相關法律政策，加強法律政策有效保障引導，制定科學完備的教育發展激勵方案，因勢利導教育實施推進，加大教育經費的扶持力度，強化教育人員培訓支持，充分實現政府對民辦藝術設計教育的利導功能，進而實現民辦藝術設計教育對中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2.增加地區引力。民辦藝術設計教育是以培養高素質設計人才作為終極目標，因此，社會要具備對該類人才的廣泛需求，方能與教育目標相吻合，防止人才培養的無效與流失，激發人才的服務社會的熱情。因而需要適度增加中原地區人才吸引機制，擴大社區藝術設計人才作用的宣傳普及，建立地區民間藝術設計人才創業輔助機構?？梢?，只有適度增加中原地區引力，才能有利于民辦藝術設計教育目標的實現，完成對中原經濟發展的有效推進。

 

3.變革教育機制。民辦藝術設計教育是否能實現對中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重點以教育的成效作為評定依據?？梢?，有效的民辦藝術設計教育才能發揮積極的經濟促進作用，因此要重視對原有教育機制的弊端進行變革完善，以實現教育的經濟效應。

 

在變革民辦藝術設計教育機制的過程中，需要全面調整專業設置，滿足多類層次市場需求，充分突顯中原經濟地區特色，綜合完專業善課程結構，強化教師隊伍建設培養，加強專業實踐實施力度，以實現民辦藝術設計教育機制的合理變革，實現對中原經濟發展進程的推動。

 

結語

 

總而言之，中原經濟要實現迅猛發展，必然對民辦藝術設計教育的有效開展有著一定的需求。因此，我們必須正視這些需求，并充分結合需求原因，找尋出適宜的解決途徑，以實現對中原經濟的有效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