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數字化教育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鄉村數字化教育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戰略選擇，也是借鑒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經驗的舉措。進入21世紀以來，現代信息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特別是第三代、第四代移動信息技術、物聯網和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更是為人們改進生產生活狀態提供了科技保障。推進農民教育培訓工作需要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發揮無線移動、寬帶傳輸、互聯互通、智能互動、海量處理等獨特技術優勢，探索打造信息化條件下智慧農民數字工程（即：智慧農民工程），創新農民素質提升方式，改善農民素質提升的手段，更多更快地培養新型職業農民。

 

一、智慧農民工程

智慧農民工程是為加強農民文化服務，培養新型農業人才，提升農民文化素質的重要舉措，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大工程。

智慧農民工程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手段，以云計算、物聯網、移動通訊技術等手段為依托，把優質教育培訓資源快捷高效地送到廣大農村，可以多快好省解決農民培訓問題，特別是新一代移動通訊網絡和信息智能終端可以有效地把基層農業從業人員、專家與管理人員連接在一起，形成移動互聯、智能互動的基層農業技術培訓網絡。從而實現基層農技培訓與服務手段的創新。

 

二、打造智慧農民工程的基礎與條件

1. 農廣校豐富的媒體資源和先進的技術傳播手段

廣播資源不斷擴展。中央農業廣播電視學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擁有“致富早班車”固定播出時段，每年播出廣播節目152小時，在“中國鄉村之聲”和“鄉村大講堂”每年播出節目365小時，在此基礎上，又承辦了“中國鄉村之聲”頻率“三農早報”、“科技直通車”和“鄉村大課堂”三檔欄目，年錄制廣播節目943集，時長330小時。農村“大喇叭”廣播站數量達到12000個。

 

電視資源穩步增長。中央農業廣播電視學校在中央電視臺第七套節目擁有“農廣天地”固定欄目，每年播出電視節目550小時；開辦全國黨員干部遠程教育專用頻道“農業生產經營”欄目，年報送節目907期， 時長365小時。 

 

網絡資源全面發展。中央農業廣播電視學校建設了面向全國開展農民教育培訓的衛星通信專用網絡，擁有600多個衛星遠端站和4個省級直播分中心，可開展遠程培訓和舉辦視頻會議，每天分4個頻道各播出6小時的農業技術推廣節目。利用衛星網每月開展2～3期農業專業技術人員知識更新遠程培訓，年培訓農業系統干部、基層農技人員近60萬人次；與《荷斯坦》雜志社合作開辦“荷斯坦奶牛衛星大講堂”，每月舉辦2～3期直播培訓，聘請國內外高水平專家授課，利用目前流行的微信、3g視頻回傳等功能與奶牛場管理人員、奶業工人開展交流互動，培訓形式新穎，培訓效果明顯。

 

2. 農廣校完備的農民教育培訓體系

中央農業廣播電視學校除具有較為完備的信息技術與多種媒體傳播手段，海量的數字化農業知識技能節目資源外，還擁有遍及全國省、市、縣四級建制農廣校和鄉村教學點五級辦學體系以及6.5萬人的專兼職教師隊伍。未來中央農業廣播電視學校需要將現代信息技術優勢、內容優勢、媒體優勢和體系優勢合理整合，更好服務于農民教育培訓，服務于農家書屋，必將大大促進農家書屋的轉型升級，實現文化服務功能拓展，延伸農民教育培訓覆蓋面，有效滿足現代農民的多樣化教育培訓需求。

 

三、智慧農民工程實施內容

1. 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

數字化基礎設施是開展智慧農民數字工程服務的條件和基礎。為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實現農業實用技術、社會文化生活音視頻資源點播，實現遠程培訓課堂進村，實現資源的數字化傳輸和移動式傳播，將搭建高效、便捷、即時互動的數字化文化服務平臺，配備互聯網電視、衛星遠端接收站和移動終端系統對全國農家書屋進行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其中，依托云服務平臺的移動終端系統包括農民教育培訓移動多媒體資源庫、農用智能手機、立式觸摸屏和平板電腦等多種互聯互通移動終端產品。

 

2. 智農惠農數字化資源建設

智農惠農數字化資源建設是持續穩步推進智慧農民數字工程的重要內容支撐。為實現進一步拓寬知識傳播渠道，實現為農民提供高效便捷、即時互動的服務形式，實現使農家書屋成為農村社會文化資源存儲傳播的主陣地，將著力開展農家書屋傳統媒體資源數字化、中央農廣校農民教育培訓資源進書屋、文化生活、基礎教育等多種類資源進書屋等工作，將教育培訓資源和文化資源進行數字化整合，實現數字化資源建設。 其中，中央農廣校農民教育培訓資源進書屋是指將中央農廣校的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網絡等多媒體數字資源通過數字基礎設施進入農家書屋，進行傳播共享，豐富農家書屋資源內容建設。

 

3. 文化服務功能建設

在做好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智農惠農資源建設的基礎上，為實現文化服務功能的延伸與拓展，為農村的文化生活、農民教育提供學習的多種形式，為新型職業農民培養提供文化功能服務。工程以農家書屋為平臺，開展文化服務站點、遠程培訓課堂、基層教學站點和自助學習平臺建設。

 

4. cctv—7《農廣天地》走進農家書屋

策劃制作農業特色節目，豐富資源內容，通過cctv—7《農廣天地》電視欄目走進農家書屋學習場所、走進基層農民培訓課堂等形式，進一步提升農家書屋社會影響力，促進農家書屋有效使用。

 

5. 職業農民手機報創辦

利用現代信息技術，以農民實用信息為核心內容，編輯“職業農民手機報”，及時準確發送到職業農民手機終端，讓農民及時了解各類有價值的信息資源。

篇(2)

【關鍵詞】醫學院校；數字化校園；物聯網

1 醫學院校數字化校園建設存在的問題及需求

目前我區的醫學教育信息化已經在各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其使用效率、應用效果及投資效益與人們的預期相比仍存在較大的差距。在醫學信息化初級階段，學校以及相關醫院非常注重硬件的投入和建設，很少注意到醫學資源的建設信息化進程中低水平、重復建設的現象比較突出，缺乏標準化、規范化和兼容性，而且資源分散，難以共享，加上分散孤立的現代遠程教育點、校園網、局域網以及各自為陣的多媒體資源等，形成一個個“資源孤島”、“信息孤島”，信息資源難以共享。如何消除孤島現象，做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避免重復開發，節省人力、財力，是需要解決的課題。國家醫改方案明確提出大力發展面向中西部，并提出資源整合、統一高效、互聯互通、信息共享的建設原則。

服務社會是高校的一項重要職能。寧夏醫科大學擁有10所附屬醫院、12所教學醫院、90余實習醫院和實踐教學基地，如何將優質的醫學資源更好地服務社會，一直是寧夏醫科大學的努力方向。近年來，寧夏醫科大學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著力加強教育資源與教學平臺建設，構建國內領先、西部一流的網絡體系。寧夏醫科大學數字化校園的建設理念核心是提供應用與服務，平臺以服務總線為核心的服務支撐方式，共同構成資源共享平臺建設的內容。

寧夏醫科大學結合教學實際設計、開發網絡教學資源，利用虛擬存儲技術建構智能化教學，實現網絡教學資源共享，伴隨著校園網硬件建設的同時，網絡資源建設及應用平臺建設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實現了軟硬件同步發展的需求。

目前由于社會對醫護人員的素質要求的提高，醫務人員對繼續教育的需求明顯增加，參加各類在職教育的各級醫護人員人數呈逐年增加的趨勢，同時由于醫院工作的特殊性，醫護人員往往無法抽出一個有規律的時間參加系統的學習，遠程醫學教育由于其自身的特點無疑為醫護人員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學習工具和環境。但由于醫學教育課程信息量大，對實驗和實踐教學的要求高，實驗教學及實習的內容較多等特點，使醫學遠程醫學教育與其他學科遠程醫學教育有所不同。遠程醫學教育可滿足學員對理論知識的學習要求。

2 寧夏醫科大學數字化校園設計實現

寧夏醫科大學數字化校園按“資源整合、系統集成、廣泛共享、深化服務”的原則，用信息化的手段對醫學信息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和戰略重組，構建寧夏醫科大學數字化校園，以服務全區醫療衛生單位，服務社會，作為全區衛生系統教學、科研、臨床的信息資源支撐，滿足醫療人員對相關文獻閱讀查詢及其他個性化服務的需求。利用現代網絡技術，以寧夏醫科大學醫學教育資源及網絡設備為基礎，以數字資源建設為核心，以軟硬件平臺建設為重點，充實醫學數字資源庫，搭建 共享平臺，整合異構數字資源，建立統一的數字資源檢索系統和互動數字參考咨詢平臺，全面提升寧夏醫科大學及教學醫院信息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目標是搭建一個資源豐富、結構合理、資源共享、技術手段先進、服務優質快捷的醫學數字資源共享服務平臺，為寧夏醫科大學及各教學醫院的師生提供方便快捷的醫學信息資源，改變教學醫院資源匱乏的現狀，消除寧夏醫科大學與各教學醫院間獲取信息資源的不平等現象，促進寧夏醫科大學與各教學醫院教學科研醫療水平的提高。

寧夏醫科大學數字化課程平臺將實現以下目標：

1）建立資源共享機制，對于提高優勢醫療資源的服務范圍、提高區域內醫療資源的整體配置水平、促進分級醫療服務體系的建立和醫療資源的合理及優化區域內整體醫療資源服務質量和水平使用將產生積極有效的作用。醫學院校及教學醫院只有及時掌握最新的醫學理論醫學技術管理經驗，才能提高醫療科研水平，培養出具有創新能力的合格醫學人才。

2）該平臺從綜合文獻檢索、個人信息服務和互動參考咨詢三方面入手，以整合異構資源，建立統一檢索系統為基礎，以個人數字圖書館和互動數字參考咨詢平臺建設為方向，開展網絡資源導航、數字資源統一檢索、信息推送、課題查新、課題跟蹤、聯合參考咨詢等服務項目，為學校及教學醫院師生提供一站式的文獻資源和服務。

3）遠程醫學教育功能：通過與各大醫療及教學機構醫學教育資源的共享，提供遠程繼續醫學教育、遠程醫學學歷教育、傳染病防治知識培訓、全科醫生培訓、鄉村醫生培訓、重點?？平ㄔO等項醫學培訓服務。為各類醫務人員、尤其是基層醫務工作者提供權威的醫學繼續教育精品內容。

寧夏醫科大學數字化校園在建設過程中，以基礎平臺的搭建、資源信息標準的統一為建設核心，應按照“總體規劃、分步實施”的原則進行項目實施。第一階段建設醫學資源門戶平臺，實現醫學數字資源信息標準統一，建立統一的數據中心；第二階段利用該平臺對資源整合、采集、建立媒體庫；第三階段利用該平臺優化擴展，實現遠程教育和遠程臨床培訓，支持實時交互和課件點播兩種培訓模式。支持課件點播服務，具備新增、刪除、上傳、查詢等課件管理功能。

3 數字化校園設計功能實現

平臺架構設計合理，考慮對于未來的發展，設計充分考慮今后擴展的要求。包括與其它應用系統之間的互聯以及系統的擴容能力等，在滿足現有資源系統互聯的前提下，能夠很好的適應未來信息系統增長的需要。在平臺軟設計與建設中，充分考慮系統的安全，包括數據安全、網絡安全，傳輸安全，管理安全等。我校網絡基礎建設與數字化校園建設，通過有線、無線等方式建成一個高穩定性、安全性、可管理性的計算機網絡系統，并覆蓋校園內每個角落。我校在2011-2013年數字化校園系統應用的建設中，已經建立了共享數據庫和數據交換服務平臺，規范了學校的各類信息標準，實現單一數據源管理和授權訪問，保證全校數據的一致性、實時性、有效性。

篇(3)

一、數字文化的發展前景

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是將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信息資源，進行數字化加工和整合，通過共享工程網絡體系，以衛星網、互聯網、有線電視、數字電視、鏡像、移動儲存、光盤等方式，構建海量分級分布式的數字資源庫，以互聯網的無線連接傳輸為平臺基礎，數字視頻的采集傳輸得到了大規模的普及，這才叫數字文化。數字文化建設包括數字化平臺、數字資源和數字技術服務等基本內容。實現優秀文化信息在全國范圍內共建共享，這是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工程，是新時期基層群眾文化工作的必然要求。是群眾文化的新界面，創新群眾文化工作的新手段。全面認識數字文化，走進數字文化，是時展的必然趨勢。

1.數字文化有利于群眾文化工作的創新，數字文化是現代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全面認識世界，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數字文化推廣和運用，可使群眾文化內容更加豐富，活動形式更加多樣，文化信息傳播更為快捷。數字文化不受地理和區域的限制，可以縮小城鄉之間文化發展的差距，保障人民群眾的文化權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數字文化有利于滿足人民群眾求知求樂的需求，信息共享工程是群眾文化工作心得交流平臺，通過這樣的平臺，把優秀的文化信息資源不斷傳輸到基層人民群眾中，解決農民看書難、看戲難、看電影難的問題。有利于推廣農業生產、農業科技知識、醫療保健知識，為農民群眾提供致富信息的需求；有利于滿足農民群眾業余文化生活的需求；有利于提高農民群眾文化道德素質的需求。對于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實行共享工程，推進數字文化建設，是基層文化事業增強了活力，充實了服務內容，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務的水平，促進了文化工作手段的現代化，成為文化工作的新亮點。

3.數字文化有利于人民群眾提高生活品味，數字文化是人民群眾所期盼的生活方式，是全新的生活理念。真正做到座擁一席地，知曉全天下。熒屏裝地球，俯瞰全世界，時刻關注著世界各地的變化。鼠標一點，暢游在法國的香榭麗舍的大街上，也可以陶醉在世界音樂殿堂維也納古典名曲中，也享受工程式賽車帶來的和刺激，極大地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增加了生活情趣，提高了生活品位，增加了幸福指數。

二、鄉鎮信息共享工程的現狀

目前，信息共享工程以及數字化建設方面相對于經濟建設明顯滯后，造成信息共享工程以及數字文化建設滯后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個地區認識上的差異和地方經濟的發展不平衡性造成的。如今我們的信息共享工程以及數字化建設的現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信息共享工程建設的重視程度不一，由于受地區經濟能力以及文化差異的限制，鄉村未將共享工程列入議事日程，沒有引起領導的足夠重視，沒有真正認識到信息共享工程的必要性。對于數字文化了解甚少，認為數字文化帶來的直接受益少。許多鄉村有效的工作機制尚未搭建，信息共享工程的發展存在缺人員、缺技術、缺資金等。以我市為例，全市鄉鎮基本上建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而村級只有79家，大多數是一根線、一臺電腦，放在書記或村長辦公室，要不放在大廳，既沒有專門的電子閱覽室，也沒有專職管理員。這樣的現實狀況，距離上級的要求，相差甚遠。

2.信息共享工程技術平臺尚不完善，由于所處地區不同，受自然環境的制約，邊遠地區山高路遠，傳輸技術和數字文化服務方面存在一定難度。在制度管理、資源整合、服務機制上差距，造成的技術水平較低，也是阻礙鄉村地區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發展的一個主要原因。

3.信息共享工程建設不平衡，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推廣與建設，構建村級共享工程服務網點，達到進村入戶，是我們的終極目標。現在鄉村共享工程的推進確實存在著不平衡性。經濟因素、自然因素、人為因素，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鄉村共享工程的推進，出租，外包，變成變相的網吧，收取一定租金，這種個別現象也是存在的，有悖于我們辦事的初衷。全面整體推進鄉村服務網店是共享工作的重點，只有讓更多的人民群眾均等地享受到數字文化帶來的精彩和便捷，才是政府推進信息共享工程的最終目的。

三、提升鄉村信息共享工程， 著力推進數字文化建設

信息共享工程是保障人民群眾文化權益，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重要內容，是落實文化惠民和新農村建設的公共亮點。要使工作出成效，有成績，必定要有一套強有力的工作班子，一套切實可行考核激勵機制，一套因地制宜監督措施，來推進信息共享工程。

1.加強管理體系建設，是推進信息共享工程的關鍵環節，切實加強對文化共享工程的推廣工作的領導，組織專門班子，開展調查研究、提高認識，明確重點和意識。將信息工程建設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年度考核內容和考核目標，設立獎勵機制。構建市、鄉、村信息工程框架和運行機制，積極推進文化信息共享工程。

2.加強技術平臺數字資源體系建設，是推進信息共享工程建設的重要保障，數字文化建設包括數字化平臺，數字化資源和數字化服務。資源建設始終是工程建設的核心和關鍵，也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省份中心、市中心要依托圖書館計算機網絡環境，建立電子閱覽室，為群眾提供綠色上網空間，并積極開展網上參考咨詢服務，為鄉、村基層服務點提供硬盤、光盤并提供技術服務。建設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專題資源，為群眾開設電子書刊、專題知識講座以及影視作品等。同時，采取深度鏈接的方式，將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等高層次文化單位、適合文化共享工程的互聯網數字資源納入文化共享工程網站的整體服務框架中，豐富信息工程以及數字文化建設的內容。著力建設具有特色的數字文化資源，并盡可能提供全面共享。

篇(4)

近年來，由于高校擴招，學生人數驟增，視唱練耳教學課堂中出現的人數已超過了正常的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很難保證兼顧到每一位學生，傳統模式的視唱練耳教學已不適應當前的時代背景和教學對象了。

我國高校的視唱練耳課程教學，長期以來一直沿用的是在前蘇聯的音樂理論和教學方法影響下的教學模式。在經濟與教育飛速發展的今天，在音樂文化與數字化技術日益發展的今天，如何改變視唱練耳教學模式、改進視唱練耳教學方法；如何將數字化教學引入視唱練耳課堂；如何使傳統教學方法與現代技術進行有機結合，是每一位從事高校視唱練耳課程教學的音樂教育工作者值得思考的問題。

“視唱”的目的是訓練學生視譜即唱的能力。它要求借助視覺以及內心聽覺將樂譜用人聲加以準確的再現。在傳統的教學中，基本上是由教師用鋼琴伴奏帶領學生完成視唱；教材中所選的視唱曲風格較為單一，且多為單聲部旋律。如能運用多媒體進行教學，狀況將會大為不同。教師可以充分發揮數字化教學的優勢，利用一些音樂創作軟件為視唱曲制作各種風格形式的伴奏、用各種樂器音色演奏視唱曲，為學生提供豐富的感性材料，從而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對視唱曲目的選擇余地也增加了：既可以選擇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各個時期風格的音樂作品，也可以選擇現代風格的音樂作品(如搖滾樂、鄉村音樂、爵士樂等等)，讓學生從多元的角度去感知音樂。教師可以通過計算機多媒體系統對視唱曲進行編程與自動播放，減輕重復勞動，并利用這個空隙與學生作面對面的交流。還可以根據學生的接受能力，有選擇地播放一些不同音色、節奏、風格的視唱伴奏，讓學生在視唱時注意體會各種音高、音色、節奏、和聲、旋律等音樂要素，達到全方位地理解與表現音樂。

“練耳”的目的在于培養、發展學生對音樂的聽辨與記憶能力，從而豐富和提高其內在聽覺，加深對樂譜的實際理解能力和對音響效果的想象能力。練耳教學包括模唱、聽辨、構唱、聽記各種旋律音程、和聲音程、和弦、節奏、旋律等。傳統的練耳教學，多由教師通過口述或彈奏鋼琴來幫助學生完成以上內容。教學形式單調枯燥、教學方法一成不變。在這種模式中訓練出來的學生，其聽覺實踐能力與當下豐富多彩的音樂環境有著相當大的距離，學生在各種紛繁的音樂實踐中常常會感到無所適從。如果運用數字化軟件進行練耳教學，則可以使學生感受到一片新的天地。如練耳軟件《Ear Master Professional》(“練耳大師”)就包含了許多內容：它既有各種聽辨練習，也有不同風格的節奏與旋律練習，具有互動、隨機、開放等特性。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靈活地安排教學與練習內容；可以讓學生有選擇地自主進行各種構唱、聽辨等練習；還可以對多段體、多樂章的樂曲進行聽覺分析；可以合成聽辨所需的各種譜例……將訓練融入到實際音樂作品中，師生在一種輕松有趣的氛圍中較為直觀地、循序漸進地進行教學，避免了訓練的盲目性與枯燥性，也豐富了教學內容，增強了教學效果，有利于學生多方位地感知音樂。

隨著數字化音樂教學系統的不斷完善與優化，利用多媒體進行視唱練耳教學，提高其教學質量已勢在必行。數字化教學具有廣博的信息量和嶄新的知識傳輸方式。它可以通過多元化的教學手段，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由被動學習變為主動學習；它可以將聽覺訓練融入到豐富的音樂環境中，幫助學生適應當下多重音樂文化發展的需要；它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幫助學生掌握音樂基礎理論知識和音樂語言要素，提高其對音樂的綜合聽辨、感受與分析能力；它可以幫助學生拓寬知識面，縮短學生與音樂作品之間的距離，以適應多元化的音樂文化發展需要。

篇(5)

傳統的視唱練耳教學是對所有學習音樂的學生及音樂工作者的基本音樂能力訓練。多用鋼琴為主要教學設備，采取個別課或集體課的授課形式。但是長期以來，由于受教學條件的限制和傳統教學模式的影響，高校視唱練耳課程教學成效不明顯。在以鋼琴作為輔助工具的學習環境中，課堂音響來源多為鋼琴音色，傳統的單一鋼琴音色及單純的聽覺技術訓練已不能滿足學生日益增長的需求。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惡性循環——教學進度遲緩、學生學習被動，使教學效果、考試成績、學生實際需掌握的音樂實踐能力等方面都無法保證。因為以鋼琴為音色主體、伴奏主體的視唱訓練和以其為打擊樂器使用的練耳訓練，已遠遠不能適應日益發展的音樂文化。通過廣播、電視等媒體或通過磁帶、CD、MP3等載體承載的多元化音樂現象往往會使他們迷失。擺在他們面前的音樂千變萬化，數字化程度太高！從音色上來講有弦樂音色、木管銅管音色、打擊樂音色、電子樂器音色、合成音色；從節奏上來講有迪斯科、華爾茲、倫巴、探戈、搖擺、搖滾等；從音樂風格來講有古典、民謠、鄉村、爵士、藍草、拉丁風格、非洲風格、新紀元風格等。在如此豐富多彩的音樂現象面前，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聽覺究竟應該如何來適應數字化音樂環境。學生面前的困惑實際上反映了傳統模式教學與當代音樂環境脫節的現實。

數字化教學方法與教學效果

首先各個需要建立一套普通的電腦系統教室，可以在20臺電腦以內。然后再運用一定的數字化教學軟件進行教學。首推的是澳大利亞RISING公司發明的“Auralia”軟件。它包含26課，屬于4個主要課題：音程和音階、和弦、節奏、音高和旋律。該教學軟件教學方法生動有趣，引人入勝。軟件的每個章節都有相應的理論知識介紹，配有譜例及音響資料，非常直觀；為了適合不同水平的學生，每個章節都分成若干級，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水平選擇難度，調整進度。軟件中有一個虛擬教授，可以對學生進行指導及建議；該軟件具有齊備的管理功能，適合個人及班級使用?？梢詾槊總€學生建立一個賬號，記錄各學生成績等學習情況。在網絡環境下，可以將所有學生的學習記錄統一保存在教師的電腦上，進行統一管理。教師可以將學生編入班級，并針對班級組織考試。教師可以隨時了解各個學生的學習進度，以做出調整。教師還可以自行確定考試的內容及難度，由學生自行在軟件中完成考試。

另外，將計算機音樂制作技術和多媒體系統應用到高校視唱練耳輔助教學中，它一方面有效地豐富了傳統聽覺訓練，另一方面縮短了學生與實際作品之間的距離，改善了傳統視唱練耳教學處于單一音響的狀態和聽覺材料有限和風格單一的狀況，并且對其他音樂基礎技能教學的輔助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在視唱練耳教學中，視唱與聽音訓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在以鋼琴為教具進行此項教學時，教師一定會遇到訓練音色單一，要不斷反復彈奏，無暇顧及學生學習效果的難題。教師可以事先運用電腦多媒體系統制作好訓練內容，如：不同音色音程、和弦、旋律、節奏、伴奏。上課時通過計算機多媒體系統對視唱曲與練耳內容進行編程、自動播放，從而使教師在集體訓練時得以到學生中去進行近距離輔導；同時教師可以自由掌握學生熟練程度而播放伴奏，其速度、音調和示范音色均可隨機變化。只要合理運用系統的編程功能，教師將會在視唱練耳教學中既省時又省力，同時取得很高的效率和質量。通過使用新的數字化音樂技術手段、新的音色，拉近學生與作品的距離。

視唱練耳課作為基礎課的目的是什么？過去由于設備的落后，多著重訓練音樂的基本屬性即音高、音強、音值。如今有了先進的數字化音樂手段，有高科技設備和軟件所提供的大量信息，使得基礎課也完全有能力承擔音色感、音樂的情感屬性及多元化節奏感等音樂本質的訓練。素有“音樂靈魂”之稱的節奏在視唱練耳教學的訓練過程中占有相當的比重，在訓練中也是最具難度的。

因為節奏訓練要求精確的掌握和不同風格的把握。電腦音樂系統具備人類發明的幾乎所有的打擊樂器效果，它不僅音真，而且表現力度具有手感，從全套爵士鼓到木魚，從拉丁鼓到梆子等百余種打擊樂器都能從合成器的鍵盤上或音源中找到自己相應的位置。每一種打擊樂器又可以任意編成節奏型，可以即時播放，又可以根據教學要求即時改變速度、力度，與傳統日常節奏訓練時教師用跺腳拍掌、用嘴干喊“噠噠噠”進行教學相比，其效果和效率有天壤之別。它克服了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的自修學習矛盾，使學生的課外學習既不用求助同伴，又有了完整正確且科學的進度標準。

現代教學模式對教師素質的新要求

傳統的視唱練耳專業教師只需會彈奏鋼琴即可。新的教學模式對教師素質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任課教師熟悉計算機系統的操作，熟悉計算機的硬件結構，熟練掌握計算機音樂制作技巧和相關硬件設備的操作。與此同時，教師應該了解熟悉國外優秀的練耳軟件，如“Auralia”等，有選擇有針對性地使用。事實上，要運用好數字化音樂教學手段也并非易事，需要大量的精力和合理的知識體系。一堂質量差的多媒體音樂課或許比傳統方式教學還要糟糕。但是，數字化音樂環境中多媒體所帶來的嶄新知識傳輸方式、廣博的信息量是傳統音樂教學模式所不可比擬的。所以筆者認為，各高校視唱練耳教師應該盡早掌握這一先進數字化教學技術，因為為現代化教學服務是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

結語

在數字化音樂教育手段與多媒體技術幫助我們完善技術、再現音樂的今天，我們可以科學地分解其形成的過程，再現其合理的安排，為學生展示具有邏輯性的聽覺分析過程，彌補自身學習與實際音樂作品之間的距離。但是辯證地看問題，我們運用數字化的技術參與教學并不等于是完全拋棄傳統的鋼琴教學模式，只是對傳統的教學模式有所改進和增加了新鮮的內容。傳統的模式在目前還有很多的優點，我們要揚長避短，充分發揮現代科技對傳統形式的發展，才能在真正意義上搞好教學改革。筆者認為，現代化的教學方式勢必將成為我們視唱練耳課程改革的方向。

篇(6)

一、我所期待的教育教學改革

當今世界，科技迅猛發展，然而科技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卻明顯滯后。比較尷尬的現實是，我們的教學還是停留在夸美紐斯的班級授課制上，以“講臺、課桌椅、黑板、粉筆”四大基本構件組成的課堂形式一直在慣性延續，就算是投影儀、電腦出現在了我們的教室里，也只能算是對傳統教室或者教學模式的初步改良。核心的問題是，課堂教學的組織結構依然如故，教與學在知識方面的單向傳授關系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課堂依舊是教的課堂，而不是學的學堂。

顯然，重構教與學的關系是目前教育變革的關鍵所在。作為城區教育的管理者，我一直在期待著一個有效的突破口。2012年春季學期，我們在南寧市五一中路學校引入了合作課堂教學模式，我本人經常深入學校、班級觀察課堂，對該校的教改給予了有力的支持。合作課堂讓學生由被動學習、個體學習、機械學習向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學習轉變，從知識建構的角度來說，它對傳統的教與學的關系進行了重大的變革。因此，我認為合作課堂是我所期待的教育變革的一個有效的突破途徑。

二、怎樣去推動合作課堂教學理念的實現與有效發展

合作課堂已在南寧市五一中路學校實驗了一年多，整體來看，雖說還是有些保守，在許多方面還需進一步論證和完善，但我們已經從中獲得了一些啟發，并對學校的教學改革進行了重新設計和積極探索，至少明確了課改的兩點共識。

1.課堂是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教學生態體

教學應始于學生對生命成長的本能渴望和對知識的自覺追求；教師必須以課堂教學活動為載體，將學科知識和能力進行個性化的拆分、重組，通過自身的傳道授業解惑和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行為，經由師生的個體特質和個性特征，最終完成學生生命成長中知識和能力完整的螺旋上升的過程；每一間教室、每一節課，都應是一個促進生命成長的完整的生態體系。因此，我個人對于合作課堂有一個理想化的期望，那就是構建一個新的教學生態體。在這個新的生態體里，充滿了新鮮的空氣、陽光、花香，充滿了學生的歡聲笑語、生命活力。我們的教師也能夠在這個新的生態體里擁有全新的職業生涯體驗，可以激活自身教育的樂趣和能量，進而與學生和課堂共同成長，書寫自己絢麗多彩的生命華章。

2.任何一項改革與創新，都不應該是孤立的

自國家實行基礎教育教學改革以來，我們不難發現，成功的改革從來都不是單一推進的，而是系統發展的。各地在改革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矛盾、阻礙和困境，不能得到根本解決，問題源于改革的系統性。由此我們可以聯想，新項目推行的模式應該是這樣的：要實現A項目的成功，就必須同步地去實施B項目、D項目，甚至更多的其他項目。那么，要實現合作課堂的持續有效推進，也應該有與之匹配的新的措施與手段，不僅要給予它以充分的保障，更要解決它在推進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棘手問題。這就是說，長遠地看，要真正形成一個新的教學生態體系，我們要做的遠遠不止是推進課堂革新這一項教學改革。

那么，我們應該怎樣去搭建這樣一個改革的系統工程呢？在觀察和分析南寧市五一中路學校教學改革的過程中，我感覺到，江南區推進合作課堂教學改革，現階段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意識觀念，二是技術手段。我認為，合作課堂需要更為現代的教學手段，使其更易操作、實施更有效、發展更長遠。那么，我們可以這樣設計：在理論或理念上以新教育的思想和實驗為支撐――朱永新教授的許多經典論述已經在南寧市五一中路學校的合作課堂中熠熠生輝，而在技術層面，則可以同步推動數字教室實驗項目。

三、江南區的數字教室實驗

1.數字教室與合作課堂

數字教室并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到目前為止，人們對它有兩個“定義”。

定義一：數字教室指的是遠程雙向互動教室，其核心功能是遠程接收，通過互聯網或衛星同步接收課堂授課，教師與學生通過視頻實現異地交流互動，從而獲得與現場教學同樣的效果。數字教室還可以利用網絡資源，供學生在課后隨時點播學習，在課上交流互動，創造出突破時空限制的學習條件。

定義二：數字教室，指數字化革命逐漸深入到教室中，學生獲取知識的方式和師生關系都發生了變化，眾多新型的教學工具更多地融入教室，使教學更輕松、直觀。

以上兩個定義雖各有側重，但核心都指向這樣兩個關鍵詞：“自主”學習、“合作”探究。而這正是合作課堂的核心要義?！昂献髡n堂”與“數字化”聯姻，可謂天作之合。

2.數字教室實驗項目實施的背景

我們開展數字教室實驗，源于對現有的電腦、投影儀等教學終端設備最大化和最優化組織應用的考慮。如果以時間來劃分，現代技術進入課堂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第一代，最早的幻燈片投影機，純手工繪制幻燈片是這個時期的經典記憶，但嚴格來說，它還不能稱為信息化或者多媒體設備，而只是開啟了大屏幕多樣化展示的雛形；第二代，引入電視，讓校園內的電視廣播成為現實；第三代，便是延續至今的、電腦加投影儀的絕妙組合，這個組合還在隨著實物投影、電子白板等新設備的投入應用而不斷發展，它使信息化教學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如今，互聯網、手機和平板電腦等便攜式數碼設備已悄然進入百姓家，并呈迅猛發展之勢，可以斷言，未來的社會將是數字化的天下。數字教室，正是受了這樣一個大時代的召喚。

我們早在2011年便啟動了數字教室實驗，并把該項目作為城區數字校園計劃的早期項目，最早是按“互聯網+局域網+教學應用終端”的模型設計，并已與移動和聯通兩家通訊公司就網絡平臺開展了合作，但一直欠缺合適的終端設備。直到我們開始在一所新學校批量裝備交互式教學平板一體機，我們才意識到，數字化教育的大幕已經悄然開啟。

2012年9月，時任國務委員劉延東在全國教育信息化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強調，“十二五”期間，要努力建設好“三通兩平臺”（寬帶網絡校校通、優質資源班班通、網絡學習空間人人通，教育資源公共服務平臺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務平臺），為實現教育現代化、建設學習型社會和人力資源強國提供堅實支撐。在政策利好的情況下，有關的各大廠商在很短的時間內便拿出了許多先進的教學終端和技術。

那么，只是技術的進步和設備的更新就可以推進教育現代化了嗎？顯然不是，正如前面的論述所言，實現教與學關系的重構才是關鍵。

3.數字教室實驗的核心是解決三對矛盾

數字教室實驗的核心，是解決三對矛盾。

一是解決教與學的矛盾。新設備與新技術究竟能夠在教學觀和教學習慣上產生多大的替代作用，能夠實現多大意義上教與學關系的重新定位和改善，是許多教育新科技產品的廠家和學校都在思考的問題。我們不難發現，教育領域的每一個新的科技產品在做推廣之前，多數都會有一個課改項目作支撐，意在真正有助于改善或者改進教與學的關系。

二是解決上與下的矛盾。新的教學手段和教學觀念的推行，到底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哪樣更為合理，哪樣更具可操作性，爭議一直不斷。產品的設計、生產者與產品的使用者之間的矛盾尤為突出。一方面是產品的使用者一直在抱怨這些產品不好用，難以適應，甚至還有些極端的想法是“還不如原來的黑板和粉筆”；另一方面則是產品的生產者和推廣者強調教師一定要先行適應廠家的產品，唯有適應了新教學設備之后才會有使用效果。廠家極少主動反思產品的改進，如此便把教師和教學服務方固化成了對立的兩面。

三是術與用的矛盾。技術真正能夠轉化為我們教學內力的成分到底有多少？按理說，現在主流的實物投影和交互式教學一體機，再加上互聯網，整個系統的功能已經十分強大，此外還有海量的信息和教學資源，這些已有的技術服務產品已經具備了全面應用的能力。然而，現實是，一些教師在新鮮勁過后還是會產生厭倦，以致造成了大量的教學資源的重復投資和浪費。

4.解決三對矛盾的兩條思路

解決三對矛盾的美好愿景是：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自覺融入新的教學技術，形成真正的習慣替代，形成新的教學力；商家重點做好平臺設計，使之可以兼容并蓄、納舊迎新、承前啟后、多方共贏。

為此，我們定下了數字教室實驗的思路：第一，引導商家為教師創設更為人性和友好的應用環境，關注教師的體驗，讓教學設備主動適應教師需求，為教師提供更為便利的使用條件。第二，為新裝備、新技術的推廣做好平臺設計，讓新的裝備和技術擔當合適的角色，發揮應有的作用。

四、合作課堂的數字化方案及其實踐意義

2012年，在考察南寧市五一中路學校的合作課堂教改項目時，我發現小黑板是合作課堂小組展示的主要工具，而小黑板的許多原始應用功能存在著廣闊的升級空間。由此我找到了合作課堂與數字化結合的契合點，希望可以借助數字化變革，使合作課堂擁有更大的知識容量與更高的教學效率，使課堂在時間、空間和學生個體參與性上實現更為廣闊的延伸，并通過優化管理來解決課堂的核心問題。于是，我們出臺了南寧市五一中路學校合作課堂數字化解決方案。

這是一次真正意義自下而上的設計開發。在開發過程中，我們將數字化合作課堂定義為一種現代化教學模式的創新實踐，它利用教學平板（智能交互式教學一體機）、教師操控平板（7寸平板電腦）、學生小組學習活動平板（10寸平板電腦）等現代教學終端，通過搭建服務器、局域網，在教室內架設新一層級的教學互動環境，應用于合作課堂教學，并以此優化課堂結構，提高課堂教學容量及效率。就當前的教學實踐來看，數字化合作課堂已經實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功能：

1.更為便捷的教師控制

教師利用教師端的鼠標控制功能，可以實現在教室區域內對教學一體機的實時控制。把教師從講臺中解放出來，利于教師在課堂中組織教學活動。

2.更為便捷的學生小組展示

學生可以利用平板機進行組內合作學習及組內展示，還可以將學習的過程和成果上傳到教學一體機向全班展示并錄像存檔。

3.更為便捷的教學任務管理

教師可以通過教師端向學生的學習小組發送學習任務、回收小組作業，并對小組的學習過程進行統籌管理，實時點撥、實時評估，使得師生、生生之間的互動更為廣泛和生動。

4.更為豐富的終端軟件體驗

三板中的任何一個平板，本身就是一個獨立完整的電腦終端，教師、學生都可以通過加載各種應用軟件擴展其終端應用，尤其在多媒體體驗、繪圖、編輯、計算等方面，三板具有傳統教學手段無法比擬的優勢。

5.更為開放強大的互聯網搜索功能

數字教室實現了課堂實時聯網檢索，這意味著課堂信息和資源空間可呈幾何級放大。在后期的開發中，網上學習空間、課堂社交工具等新型學習方式的加入，將使一種全新的小組合作學習體驗完美呈現，那更是一件令人興奮和期待的事情。

6.更能激勵創新的互動平臺

“易課數字教室教學平臺”是自下而上生成的，先天就具有更為開放、自由的使用空間，教師有很大的定制權限。作為一種開放的平臺，它使得多種應用軟件可以自由組合，更能激發師生的創新熱情。在南寧市五一中路學校的前期實驗中，有不少應用就是學生自創的，這也讓學生的學習變得更為有趣和充滿想象。

合作課堂教學模式的數字化發展，是學習新模式與現代信息技術的共生組合，有效地改變了以往新裝備新技術應用推廣時孤軍作戰、僅是教學附屬品的格局。不言而喻，這種1+1>2的模式對未來教學改革的意義重大。

五、合作課堂數字化帶來的啟示

南寧市五一中路學校的數字化合作課堂，技術平臺的開發目前尚處于初期階段，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困難和挑戰都是空前巨大的，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教師對新設備新技術的掌握和內化還需要時間磨合；二是教師進行教學設計時需要實現從附加式備課向結構化備課轉變；三是軟件平臺還需要進一步優化、提升；四是終端設備的成本還需要控制，以滿足批量裝備的基本要求。但是，我們堅信，數字化合作課堂是課堂教學的未來。隨著全息投影、云計算平臺、桌面電腦等高級終端的投入使用，技術進步的量變聚集終將到達臨界并實現質的飛躍。在教育發展和技術進步的雙重作用下，學生的學習行為與知識建構、教師的地位與作用等都將被重新定義。更重要的是，教與學的關系將會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重構，一個新的教育時代終將到來！

教學改革的困難，關鍵在于它本身是對現有體制格局的破壞和重構。因此，一些個體對教改的抵觸和反抗是本能的。學會包容，學會期待，教改既是變革，更是一個成長的過程，這成長來自學生、老師、家長和校園，猶如生命之春天百花競放。教育變革是對我們這個生命體的進化，每一次穿越和攀升，都是一次思想的頓悟和優化，我們要實現的是從與眾不同到脫穎而出，從卓爾不群到出類拔萃。

新教育常常用毛蟲與蝴蝶的故事啟迪每一個志同道合的同仁，我們何嘗不是如此。就算是一次次地作繭自縛，難道不正是為了破繭成蝶的那一天？我們在行動中感悟，在感悟的陽光下攜手前行，我們有理由相信，合作課堂教學模式的數字化發展將在凝聚大家的正能量中走向輝煌！

篇(7)

關鍵詞：主體間性 數字傳承人 文化遺產事項

當下，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數字化是這些浪花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不是照搬和簡單重現，而是對文化遺產的重新解讀和表述。區別于傳統方法，人們通過數字化技術手段以全新的方式對文化遺產進行重構和再現，而載體的轉移必然影響傳播內容本身，使文化遺產內容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

在文化遺產的現代傳承中，一類新的傳承主體呼之欲出――他們掌握并利用數字化技術對文化遺產進行數字化加工、處理、再現、解讀、保存、共享和傳播。在這個加工、處理、再現、解讀、保存的過程中，文化遺產得到了空前廣泛的共享和傳播，即使是原本唯一、不可共享和不可再生的物質文化遺產也變成了無限、可共享和可再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數字媒介技術的介入使人們對文化遺產的認識、觀念和傳承都發生了若干變化，用波斯曼的話說就是，“技術變化不是附加的；它是生態學的。一種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變了一切”①。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數字傳承人是文化遺產傳播和生存中的又一類新型主體。他是遺產數字化過程中技術和表述規范的制定和貫徹實施者、把關人和議程設置者，也是民族文化遺產數字化生存中各個環節的一個交會點，與各個因素密切作用。具體來說，紀錄片創作者、數碼攝影者、網站策劃制作人、影視動畫編導、拿起DV的村民和學生……無論其具體目的、做法，只要是在這類活動中起到主導作用、客觀上進行了文化遺產數字傳承的主體，均可納入本文所論的數字傳承人的概念范圍。

主體間性的提出

20世紀美學發展中有一個顯著的轉向，就是從客體性（前主體性）、主體性到主體間性的發展。“主體間性”是英語“intersubjectivity”的直譯。學者多認為，主體間性作為主體間關系的規定，是指主體之間在語言和行為上互相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雙向互動、主動對話的交往特點和關系，是不同主體間的共識，是不同主體通過共識表現的一致性。主體間性對主體性的超越，突出地表現在認識和對待主體和客體的關系模式上。主體性將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簡化為“主體-客體”或“主體-中介-客體”的單向模式。主體間性理論則提出了“主體-主體”和“主體-客體-主體”的認識模式。把主體性置于主體間平等、融合、一致的關系中加以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單向思維模式的局限，使人類的認識視野變得更加開闊了。主體間性的提出讓美學家脫離了從反映論到主體論的啟蒙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歷史局限，關注到存在的更本質的方面――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解決了生存的自由本質的問題，也解決了認識何以可能的問題②。主體間性理論的核心是主體性問題，所以主體間性不是反主體性，而是注重和強調主體之間的交互關系。既然如此，與主體自我相對的他者就被賦予了與主體平等對話、相互交流的地位。

美學是藝術的抽象，傳播是行為的抽象。主體間性的提出也讓我們在文化遺產數字傳承研究中看到了這種更深層次的解決：主體間性的引入，使原來主客體之間的關系有了新的意義――它們同樣不再是字面上的主體和對象的關系，而是傳播活動中兩個共生、平等和交流的主體，在傳播中對話與互動，主體間性是對二者關系在新的基礎上的修正，是對主體性的一種現代修正③。主體間性的引入也使數字傳承人和文化遺產的關系具有了新的意義。

數字傳承人既可以是遺產地民眾的成員掌握了數字技術而成，也可能來自外族（事實上目前大部分專業的數字傳承人是來自外族的），比如媒體從業人員、比如具有一定資金背景和相應立場的課題組、比如商業公司策劃創作人員。一般而言，目前出現的數字傳承人可以分為四類，一是政府官員和事業單位相關工作人員；二是電視臺等媒體的工作者，傳統媒體的數字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把這個連續的過程都納入到考察的視野中；三是商業公司中的策劃和創作人員；四是遺產地民眾，包括掌握了一定數字化技術和技巧的村民和學生。這些人原本可能對某一文化遺產有一些初步的興趣或認識的需要，也可能是全無認識，相同的是他們在與文化遺產不斷進行“對話”和“交流”的過程中，才在頭腦中逐漸形成了關于該文化遺產的圖式，并不斷豐富、完善之，進而產生“不吐不快”的表述的沖動，開始了數字傳承活動。

數字傳承人往往以其見多識廣和對遺產的研究理解之深透，而得到遺產地民眾甚至各級地方政府的“擁戴”和仰視，他們的意見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此很多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都深有體會。所謂“你比普洱人更了解普洱”、“你比會澤人還會澤人”，說的就是這些數字傳承人在遺產地得到當地人的肯定與褒獎，其必然的結果之一就是遺產事項本身在這樣的態度和立場中發生了或大或小、或隱或現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往往會得到文化遺產持有者的贊同。

數字傳承人更重要的一個作用是，在深刻理解遺產含義和當地人愿望的基礎上，直接或間接地（幫助）發掘文化遺產在當代的生長點。一項文化遺產在今天是否還有生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就是它與當代生活的關系，如果還存在密切聯系，它就具有強烈生命力，如果已經有了更好或是更經濟的替代，它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但是不是它就就此作別了呢，先生曾說過，“文化中的死和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在對人們發生‘功能’時是活的，不再發生作用時還不能說是死。因為在物質界是死不能復生的，而在文化界或在人文世界里，一件文物和一種制度的功能可以變化，從滿足這種需要轉而滿足另一種需要，而且一時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時期又起作用，重又復活?！雹苓@“另一個時期”或“另一種需要”就極有可能是文化遺產的另一次生命的綻放。當前文化遺產的“旅游化生存”，其形成與數字傳承人有著直接的關系，這些紀錄片、DC影像的創作者以自己善于發現的數字眼睛看到了美妙絕倫的文化遺產，把他們介紹給了更多的眼睛，把當地人眼中熟視無睹的日常生活和場景拿去滿足了提高民眾生活水平和提升當地GDP的功能。

祁慶富教授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應是：在有重要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過程中，代表某項遺產深厚的民族民間文化傳統，掌握杰出的技術、技藝、技能，為社區、群體、族群所公認的有影響力的人物⑤。數字傳承人要完成一部杰出的文化遺產作品，不僅要深諳自己看家的數字媒體技術和技巧，更要全面掌握所要表現的文化遺產內容、遺產地民眾的心理和認知，不僅要關注遺產事項，還要像當地人一樣去關注它的生存和發展。日本著名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從《三里》系列的紀錄電影開始確立的兩個創作原則（第一，長期駐扎拍攝的方式，與拍攝對象融為一體；第二，“支持者”理論，攝影機要站在拍攝對象的立場）可以說是這種關注的杰出典范――13年的鄉村生活，“在山形縣上山市的歲月里，小川生活得像個地道的老農，種稻、插秧、養蠶、采摘、和老鄉拉家常、和大家一起討論鄉村事務等等，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走在路上，他會認真地和每一個人打招呼，完全沒有一個社會精英的架子；在小川的租屋內，每天都會有不少當地人聚集起來喝酒直到天亮；攝制組的成員插秧時，蜻蜓居然能停在他們身上久久不去，這是很有經驗的農民身上才出現的現象?！雹迌炐愕臄底謧鞒腥藨撌浅浞终莆者z產技術技巧和技能的人。特別在大眾傳播媒體逐步數字化的時代，媒體和優秀的數字傳承人起到的作用不可謂不重要，影響力更是得到了全社會的公認。

文化遺產也不是鐵板一塊，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例，它一方面是指“那些人類在歷史上創造并以活態方式傳承至今的，具有較高歷史價值、藝術價值、文化價值與科學價值的知識類、技藝類與技能類傳統文化事項”（1950年日本頒布的《文化財產保護法》）⑦，是具有相對穩定內涵和外延的歷史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必須產生于特定歷史的特定民眾生活之中，因此，每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打上了特定時代和歷史階段的文化烙印。正如克萊德?伍茲所言，“在所有社會和文化系統中，變遷是一個常數?！雹喽冞w的因素來自多個方面，除了遺產自身的特質以外，民眾生活方式、看待問題（包括遺產）的視角的轉變，甚至數字技術的推廣，如網絡的普及，都會影響到文化遺產在當時代的變化。

于是，主體間性的提出，成為文化遺產與數字傳承人在當代關系發展中的一個大概率事件。

文化遺產事項的主體性

在主體間性研究的視域中，對象（特別是作為自然物的對象）的主體性至今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而文化遺產與純粹的自然物有一定的區別，但也具有人和自然物之間的過渡性，帶有兩方面的特征，因而探討其主體性具有一定的學理意義。

文化遺產一方面作為具體的存在，是人類生活的場所、工具與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類。但它又不是純粹被動的、客體性的存在，借用崔保國教授對媒介的一個比喻來說，它是“一條魚”，是有著自身生命規律的一個活的系統⑨，也是一個主體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生存與發展，而是有著自身的特點、要求和特定的生態發展規律，與其發展環境――包括人類文化在內的社會環境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另一方面，文化遺產具有文化的特征，如詩人、劇作家和文學批評家艾略特所比喻的，文化像是一棵樹，“你不能制造出一棵樹來，你只能栽種一棵樹苗，精心地加以照料，等待它屆時長大成樹；當它長成之時，如果你發現，一棵橡子長成了橡樹而不是榆樹，對此你是不能抱怨的”。⑩文化是一棵樹，而不是一架機器，不是設計制造的結果。文化遺產亦是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及其結果，它具有內在的基因譜系和生命能力，又與外在的條件相關聯和對話。

作為“人”的數字傳承人在與文化遺產的關系中無疑有著其主體性的一面，諸如自覺、自主、能動、創造等特性，在此不再贅言。這里要強調的是人在與媒介的關系中既受到自身資質、組織、環境、公眾等條件的制約，又受到與媒介有關的諸如對媒介的印象、媒介符號的特性、媒介技術的掌握程度、媒介內容的制約、媒介的公眾形象等條件的限制，在這種關系中他并不是手持槍彈的士兵或指揮者，而是既引導又遵從，既主動又不唯我的一個角色。

而數字平臺的出現，把文化遺產的這種主體性更加明顯地凸顯出來，讓對話和交流得以流暢地實現。數字傳承人和文化遺產事項正是這種關系中的兩個互主體。

這樣，遺產不是中心，數字傳承人也不是中心，他們是消除了對立，處于平等的對話與交流地位的兩個主體。這種消解了中心的雙向交流與對話使真正意義上的互動成為可能，而要把這種雙向思維落到實處，無論是遺產地民眾、地方政府，還是數字傳承人都應謹記文化遺產事項本身的主體性。就像小川紳介說的那樣：“無論是故事片還是紀錄片，你拍攝對方的時候，實際上是在拍攝你和對方的關系”，要“感覺到勞動者心靈的呼吸”。有人總結說，“三里8年，牧野13年，長期的住宿拍攝生活，以及小川竭力追求的‘由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也許是今后很難再有人能夠達到或超越的精神高度”，這其實也是文化遺產數字化過程中我們應該時刻銘記的高度。

主體間性的實踐化

文化遺產的傳承（包括數字傳承）中發生著一個主體間性實踐化的過程。一方面，數字傳承人會在這個過程中充分發揮自身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對傳播中的眾多遺產素材進行取舍和加工；另一方面文化遺產本身又以自己的特點和生命特征而約束和限制著數字傳承人的行為，影響著其傳播效果。

學者彭兆榮說，“遺產其實不過是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人們根據不同的分類原則和標準所進行的選擇性劃分、主觀性描述、經驗性解釋和目的性宣傳的產物”，這中間就包含了包括數字傳承人在內的主體對遺產橫向傳播和縱向傳承的把關。林林總總的文化遺產名錄就是來自各方面的各級主體層層把關的最直觀的結果。某一項遺產上不上名錄、上何種級別的名錄，以何種方式何種面目登上名錄，都經歷了毫不亞于新聞素材選擇的若干“把關人”和“把關”的環節。數字傳承人主要涉及文化遺產數字表述中選擇和呈現的環節。

我們面前的文化遺產多如過江之鯽，特別是非遺的活態化特性使其存在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而能夠進入高級別的名錄就意味著與之相應的一系列“GDP化”后續行為，所以在進行上文所述之“劃分”、“描述”、“解釋”和“宣傳”的過程中，保護和傳承主體的“選擇”、“主觀”、“經驗”和“目的”就成為把關的標準，而數字傳承人則在此標準下力爭使自己手下的數字化作品成為實現這種“選擇”和“目的”的有力推手。于是，來自大眾媒體的數字傳承人要“好看”（這與收視率和票房密切相關），來自研究課題組的數字傳承人要“完備”（這是研究的需要），而村民和學生則更多的是憑直覺（“我喜歡”與“你喜歡”本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當然，在數字化的不同階段，比如拍攝和編輯等不同階段，這個標準還會發生一些具體的變化。數字傳承人在這個過程中，以自身的教育背景、能力特長、興趣愛好，帶著先見（或者說偏見），對遺產事項進行著選取和呈現，使用具有鮮明個人特色的視聽語言、采用獨特的敘事策略，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個人對遺產事項的理解和闡釋，擔任了文化遺產傳播中的一個重要的把關人角色。

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文化遺產事項亦有著自身獨特的存在方式與樣態，是一種主體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去生存和發展，是有著其自身相對獨立與特殊的生態發展規律的，具有一定的主體性。而且不同的文化遺產事項有著不同的特征，特別是活動和視覺的特征。這使得文化遺產事項本身又在各類數字化設備、手段、方式，甚至數字傳承人的選擇上，充當了另一個主體。

正如著名女導演彭小蓮所說，“很多時候，為了準確表達影像，我會從設備開始考慮”，數字攝影、攝像、計算機圖形圖像、網絡……各類數字設備、手段和方式在其技術、符號、市場諸方面均有自身的獨特性，在各類別的文化遺產表現和再現能力上具有一定的選擇性。甚至在一定要求下，在數字化已成為趨勢和潮流的今天，一些非數字化的手段，如膠片攝影，還保留著自己的空間，對此，數字傳承人的主體性等因素固然起到了主導作用，但文化遺產事項本身主體性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一定題材與特定數字傳承人之間的明顯聯系也是文化遺產數字化過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比如，哈尼族題材與孟家宗、比如馬幫片和郝躍駿。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參與創作電視劇《哈尼姑娘》以后，孟家宗先后策劃、創作了電影《瑪的十七歲》、《花腰新娘》、《紅河》和22集專題片《雕刻大山的民族》，40集電視劇《天下一碗》（合作）等一批以少數民族特別是哈尼族題材為主的作品。孟家宗生長在云南省紅河州瀘西縣，初中就開始從事創作活動，對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有著深入的理解和深深的眷戀，他說，“我對民族文化非常感興趣，每一個成功的作家都有一塊屬于自己的生活基地，從年輕時開始，我就把紅河作為我的生活基地，向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民族，特別是哈尼族和彝族學習并進行研究。我的作品中要真實地反映民族的神，而不是形。”

結語

數字傳承人與文化遺產事項之間，并不完全如我們最初所認為的那樣是保護與被保護、傳承與被傳承的主客關系，在文化遺產數字化生存過程中，他們之間相互交流、相互對話又相互把關，在交流、對話與把關中踐行了主體間性的內涵。

在主體間性的語境中，遺產不是中心，數字傳承人也不是中心，他們是消除了對立，處于平等的對話與交流地位的兩個互主體。這種消解了中心的雙向交流與對話，使真正意義上的互動成為可能，而要把這種雙向思維落到實處，無論是遺產地民眾、地方政府，還是數字傳承人，都應謹記文化遺產本身的主體性。提升遺產事項和民眾作為主體的話語權，是民族文化遺產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也是在文化遺產事業中普及數字技術的意義所在。(本文為云南省哲社規劃項目“傳播生態學視域中的云南民族文化遺產數字化生存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YB2009043）

注 釋：

①李明偉：《知媒者生存――媒介環境學縱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頁。

②③楊春時：《走向后實踐美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頁，第262頁。

④方李莉：《景德鎮民窯》，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7頁。

⑤祁慶富：《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傳承及傳承人》，《西北民族研究》，2006（3）。

⑥程曉筠、支菲娜：《在場者的詩意記錄追憶日本導演小川紳介》，http：//ent.省略/m/f/2008-04-03/12131973316.shtml，2010-08-14.

⑦苑利：《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教程》，國際亞細亞民俗學會編，2008（1）。

⑧克萊德?伍茲［美］著，施惟達、胡華生譯：《文化變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⑨崔保國：《媒介是條魚――理解媒介生態學》，http：//academic.省略/article.php？id=4327，2008-04-28.

⑩T?S?艾略特著，楊民生、陳常錦譯：《基督教與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彭小蓮：《理想主義的困惑》，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頁、第157頁，第189頁。

彭兆榮：《遺產：反思與闡釋》，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頁。

盛雪梅、文劍、孟家宗：《鄉情造就“紅河三部曲”》，http：//paper.省略/category/3100302/2009/09/14/2009-09-14_770413_3100302.shtml，2010-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