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治文化的理解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對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傳統文化；政治；教學

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不僅蘊含著許多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也凝結著可以在我們政治教學中利用的有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對當前政治教學以及教師和學生的全面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傳統文化在政治課堂應用的必要性

1.是提升學生學習綜合能力的需要

新課標對政治課的教學目標是“知識，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三位一體的教育教學目標，當前初中學生對政治課的知識功能和培養能力的價值認識比較明顯，但德育和其他功能尚未得到學生整體認同。教材與學生實際要求差距較大，造成了教育目標的要求與學生個體發展的需求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窄化了中學政治課的功能，從而使政治課失去吸引力。將傳統文化運用于政治課堂教學是順應新課改、調動和發揮學生主體性意識的必然要求。

2.是改進傳統滯后教學方法的需要

當前初中政治課的教學方法呆板，實施傳統的滿堂灌手段，教學過程忽略豐富多樣的生命內涵，缺乏情感的自然真誠的流露，缺少讓學生通過自身體驗達到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實效。學生不能主動地提出問題和理論聯系實際，用所學的知識分析、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較差，創造性思維、發散思維、求異思維的能力缺乏。

3.是貫徹人文素養教育的需要

政治教學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進人的思想發展，提高人的素質，通過明“理”、動“情”、導“行”實現人文素質的培養與提高。政治教學的價值就在于造就勇于進取、善于創造、人格健全、個性鮮明的一代新人。因此，我們理應站在素質教育的前沿，把握住課程改革的契機，順應時展的要求，以實際行動促進政治教育與人文精神的有機融合。

二、在思想政治課教學中滲透傳統文化的原則

1.主體性原則

學生是教育教學的主體，教師在嘗試將傳統文化滲透到政治課教學的過程中，必須以學生為主體。必須抓住主要矛盾，做到“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教師要切忌主次不分，拘泥于所引用的傳統文化本身上，從而犯了舍本求末的錯誤。

2.簡要性原則

政治課中所運用的傳統文化要盡可能簡單明了，要能夠達到用盡可能少的語言傳遞盡可能多的信息，達到盡可能高的準確度和理解度。在引進傳統文化尤其是古詩文時，應盡量避免選擇那些古奧的，艱深的，盡量不要選用，以免弄巧成拙。

3.針對性原則

在想政治課中運用傳統文化知識，必須根據教學內容等情況，合理的確定內容與方式。要從學生所熟悉的現實生活情境和已有的生活經驗出發，以學生熟悉、關注、感興趣的傳統文化題材作為載體，依據學生的認知水平和心理特點，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去思考分析問題。

三、傳統文化在政治課堂教學的具體運用

1.創設“問題”情境，進行課堂導入

教師在課堂教學時，要創設問題情境來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通過創建情景，設置質疑，把教學內容寓于各種各樣符合學生實際的知識基礎之中，在他們的心理上造成一種懸念，從而使學生的注意、記憶、思維凝聚在一起，以達到智力活動最佳的狀態。思想政治課教學中，根據教學內容創設問題情境，可以采取表演、辯論、集體討論等多種形式，激勵學生參與。例如在講授社會實踐的主體時，我先引用了《尚書》和《老子》中的古文：“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圣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詩文一出現就引起學生極大興趣，他們邊誦讀邊相互交流這些詩文的含義。接著，我請學生思考以下問題：兩組古詩文中的民”和“百姓”在今天是指哪些人？這些詩文對你和執政者有何啟示？學生們在理解詩文的基礎上踴躍發言，而我所要做的，只是將學生的發言順理成章地引導到本框題的核心知識點“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應當樹立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這樣的教學方法，即開拓了思路，解決了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又提高了學生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2.利用“學習遷移”，幫助學生理解疑難知識

“遷移”是心理學上的概念，這個概念在教學中是一種學習對另一種學習的影響的意思。初中生在平日已經逐步掌握了一部分傳統文化知識，并且對其中的內涵有著深刻理解，這些知識和能力是教師可以加以利用的一部分資源。思想政治課是以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為主要內容的科學理論體系，具有嚴肅性、抽象性和深刻性的特點，這對于高中生的思維能力要求比較高。教師應該通過對具體教學內容的設疑，創設階梯的教學情境，激發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自主性，引導學生創造性思考。例如關于矛盾的同一性特征的教學成為學生學習的難點之一，教學時我引用了老子的《道德經》上的一段話進行講解“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然后請同學們嘗試翻譯，從中不難體會出“美丑”“善惡”“有無”這樣一組組矛盾雙方的相互依賴性。

3.積極利用多媒體教學展現傳統文化

使用多媒體技術創設教學情境，它可把教學內容變的更加具體，有效地降低教學難度，優化教學過程，這樣就能激發起學生的學習熱情，有助于創設良好的教學情境和氛圍，從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政治課教學中，采用多媒體形式進行教學，既能做到寓教于樂，讓學生在鑒賞中深化所學知識，又能渲染課堂氣氛，讓學生在濃烈的情反氛圍中深受鼓舞和教育，產生余音繞梁、回味無窮的藝術效果。例如理解“事物發展的原因”一內容時，就可以在多媒體中播放古詩朗誦，并配有相關的圖片來幫助學生理解這一哲理：“冬青樹上掛凌宵，歲晏花凋樹不凋。凡物各自有根本，種禾終不生豆苗?！保?楊基《感懷》）從而能讓學生通過感官刺激達到理解把握學習內容的目的。

篇(2)

關鍵詞：企業家 政治技能 政治技能測量 政治技能結構

政治技能雖然是一個較新的研究構念，但是相關理論及實證研究的西方文獻已有一百多篇，中文文獻也有幾十篇，對進行企業家政治技能相關研究而言，一個“省力”的辦法就是直接使用現有個體政治技能構念的定義和測量量表。然而，在進行該種選擇可能需要考慮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是關于如何定義政治技能的問題，現有研究還未能達成完全一致，基于組織政治的政治技能概念是否可以直接移植到企業家？其次，現有政治技能的西方量表和本土量表存在較大差異，它們是在測量同一個構念嗎？選擇誰的量表是合適的？在中國背景下進行企業家政治技能相關研究，是否有必要對企業家政治技能的內涵結構及相關測量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對以上問題的回答，可以為企業家政治技能研究領域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提供參考，豐富企業家政治技能研究領域的內容，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學術意義。為此，本研究將在對現有政治技能定義、測量研究現狀進行回顧分析的基礎上，嘗試對以上幾個問題進行研究和回答。

一、國外研究現狀

政治技能的概念在八十年代就被提出（Pfeffer，1981；Mintzberg ，1983， 1985）[1][2][3]，例如，Pfeffer（1981）宣稱需要從政治的視角看待組織，呼吁將“政治技能”作為一個正式的研究構念進行更深入、廣泛的研究[1]，Mintzberg （1983）指出政治技能涉及到說服、談判、操縱等行為[2]，但此時政治技能構念還未被嚴格界定和操作化，僅被描述為一種人際能力、機智或風格，能促使個體在社會交往中以一種有效的方式成功獲取資源或影響他人。在沉寂近十多年后，Ferris等 （1999）首次嘗試深入研究政治技能構念，開發了一個包含六個題項的單維度測量量表 [4]，該量表后來被一些相關實證研究所采用（Douglas，2004；Ahearn等，2004；）[5][6]，并被實證樣本數據檢驗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和效度，Ferris等 （1999）的操作化研究得到了一個單維度的內容結構。

為了深入研究政治技能的內容結構和構成維度，Ferris等 （2005）對個體政治技能構念進行了更嚴格、更清晰的界定：工作中能有效理解他人狀況，并能基于該種理解的知識影響他人行為使之能促進自身或組織目標實現的一種能力[7]?；谠摲N定義和已有文獻，Ferris等（2005）[7]提出、開發了四維度內容結構和18條目的量表條：（ 1）社會敏銳，即對各種社會情境或人際互動具有敏感和準確理解的能力（該維度有5項測量條目）。（2）人際影響，能夠以一種微妙、令人誠服的方式對周圍的人施加有力影響的能力（該維度有4條測量題目）。（3）網絡能力，即能夠熟練開發和利用社會網絡的一種能力（該維度有6項測量條目）。4 外顯真誠，一種能讓周圍的人感知自己是誠實可靠且沒有隱藏動機或目的的人，因而能夠贏得周圍人的信任（該維度有3條測量條目）。值得說明的是Ferris在政治技能研究領域的影響均較大，其概念定義和開發的PSI量表在大量西方文獻實證研究中也被廣泛和普遍采用，不同地方、不同時間段、不同數量和類型的樣本數據反復檢驗了PSI量表的穩定性，一些跨文化的研究也都支持該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10]。因此，盡管存在文化差異，本文認為如果是研究組織內部個體的內部行為，PSI量表是國內進行微觀組織行為相關研究的不錯選擇。

進一步，Ferris 等 （2007）[8]指出政治技能具有社會能力的綜合方式特征，有認知、情感和行為表現，即直接影響工作結果，又調節二者間的關系[8]，政治技能并非完全“天生”而不能改變，他可以通過情景模擬訓練來提高（Ferris等，2007）[8]，從這一點來說，政治技能構念不僅是一個有效解釋個體工作結果或表現的預測變量，具有很強的理論價值，而且還是一個可以通過個體或組織訓練實踐加以改變的可變變量，因而還具有很強的實踐價值。雖然政治技能相關研究文獻十分豐富，但該研究領域還未完全進入成熟期（Kimura等，2014）[9]。

二、國內研究現狀

管理研究構念內涵結構與測量量表的文化情景適應性一直受到許多西方學者的重視[11]，對于關注組織政治技能研究的國內學者而言，開發適用于我國本土化政治技能量表，是在進行相關實證研究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已有研究者進行了嘗試，例如，柳恒超等（2009）[12]提出了處世圓通（5條目）、關系經營（5條目）、人際敏銳（5條目）、表現真誠（4條目）、面子和諧（3條目）五個維度22個條目的測量量表，林忠等（2012）[13]通過深度訪談陳述句收集方法及嚴格的量表開發程序，也得到了包括和諧人際、面子經營、權術運用、能力型社交和形勢機敏性等5維度19個條目的本土量表，蔣斌（2009）[14]也研究并開發了一個包括“政治敏銳性”、“人際影響力”、“關系拓展力”、“組織協調力”四哥維度24個條目的量表。劉軍等（2010）[15]從理解組織政治和施加影響的視角理解組織中個體的政治技能，因此開發了一個包括理解組織政治、施加影響兩個維度共8個條目的量表。

與西方相比，本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檢驗次數和檢驗范圍，還遠未達到國外量表的水平，量表內容和使用均不統一，例如，謝永平等（2015）[16]使用了柳恒超等（2009）的測量量表，程聰等（2014）[17]整合了PSI量表和劉軍等（2010）的量表條目，韓翼等（2014）[18]則直接使用了PSI量表。因此，國內研究首要任務是統一量表內容，通過不同時間、地區樣本數據反復檢驗量表信度和效度。

三、本土量表后續開發構想

西方學者對政治技能的定義是非常清晰的，指的就是對他人理解以及基于理解對他人行為施加影響使之與個體或組織目標保持一致的一種能力，該定義的理論邊界也是十分清楚的：即這是一種特定的能力，主要包含理解他人、使用這種基于理解獲取有關他人的知識來影響他人行為兩方面的內容。因此，該定義沒有我們通常理解的“政治”含義在里面，是一個比較“中性”的構念。從目前國內現有的量表及測量維度來看，有些維度和測量條目已經超出了現有西方學術界對政治技能所定義的理論邊界，這也就是為什么本土量表最終開發結果和得到的維度往往要比西方文獻的多。事實上，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一般對涉及政治的相關概念往往會從政治方向、權力獲取、權謀、計謀、謀略等角度進行理解，這實際上比Ferris（2005） 對“政治技能”界定的內容結構和范圍要寬得多，因此，基于中國文化背景，在開發本土量表時，向被試解釋、說明清楚政治技能的概念內涵和理論邊界是必要但又是比較困難的，例如，柳恒超等（2009）在開發組織政治技能概念內涵時，向被試說明的是對組織中“社會技能”的理解，其目的可能是欲讓其開發結果盡量與西方定義接近。林忠等（2012）則直接采用政治技能主題陳述句收集的方式來確定其構成維度，因此，其所得結果可能更接近中國人對“政治技能”的理解。但是，不同的測量和維度會給國內相關實證研究帶來使用困惑和研究結果的可比較性問題，因此，本文認為，目前本土量表繼續開發可以按照以下兩個思路進行：

首先，嘗試招集國內相關學者召開學術研討會，特別是已經公開發表測量及實證研究論文的相關學者，由不同的學者提出對政治技能的不同定義，明確其理論范圍與邊界。通過反復溝通、協調最終得到一個多數學者認同的本土定義。

其次，基于新的、普遍接受的定義，整合現有量表的測量題目，作為基礎條目，并重新按規范、嚴謹的量表開發程序進行進一步的開發。

由于企業家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不同于普通員工，雖然，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研究企業家政治技能直接使用PSI量表應該沒問題，但是，在中國文化背景下，一般測量組織政治技能的量表用在企業家身上可能并不適用，原因有三點：一是中國文化制度背景下，企業家主要或者大量的精力會用在關注組織外部，測量組織內政治技能的量表不能反映外部社會互動的特殊性，二是，在我國，保持正確政治方向的能力對企業及企業家而言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而現有政治技能量表沒有相關內容，三是企業家政治技能的內涵不同于普通員工，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需要對企業家政治技能進行全新的定義和開發相關量表。

四、結束語

基于以上分析，不難回答前文提出的問題：首先，現有組織政治技能概念在西方制度文化背景下直接移植到企業家身上進行研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中國文化制度背景下則不能直接移植使用，其次，現有政治技能的西方量表和本土新開發的量表之所以存在一些差異，主要是因為文化、思維差異，導致它們測量的內容、范圍存在不同，本土測量的范圍更大，因此，它們可能不完全是在測量同一個構念。國內研究組織內部員工政治技能選擇PSI量表是比較適宜的，在中國背景下進行企業家政治技能相關研究，在內容結構至少應該包含環境、社會政治的相關內容，需要通過協商或共同開發，找到一個令人信服并可被普遍接受的量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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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謝永，等.國有企業領導政治技能與領導有效性關系研究―下屬迎合行為的調節作用[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5（2）：36- 45.

篇(3)

在跨文化倫理研究的視域中，作為一種廣義而言的政治倫理的朋友關系是特別值得重視的。初看起來，東西方思想家對朋友之道的表述有很多極其相似的地方，比如大家同樣要求朋友之間要言而有信、真誠坦率、平等相待，同樣將超功利性的志同道合看成是朋友關系最基本的紐帶。甚至有人可能會覺得，像“所求乎朋友，先施之”（《中庸》）這樣的教誨，與“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新約》）這樣的金規則簡直就是同一句話的兩個譯本而已。

然而，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用跨文化倫理研究所慣用的關注“同中之異”的眼光來看，東西方對朋友關系本身的理解一致，并不意味著二者在推導出這些原則時關注的是同樣的問題，更不意味著朋友關系在雙方各自的倫理體系中處于同樣的地位。而相同的朋友之道所蘊含的不同前提，以及由此推導出的不同結論，則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東西。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在以先秦儒學為主要源頭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還是在以古希臘哲學為濫觴的西方政治文化中，朋友關系都可以說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政治關系。一方面，通常所理解的“政治”關系（與廣義的社會關系相區別）應該具有強制性，與一定的權利歸屬和利益分配聯系在一起，而真正的朋友之道顯然是排斥這種功利訴求的；另一方面，以崇尚倫常綱禮為主要特征的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又將朋友納入“五倫”之中，將其視為所有現實政治關系的社會倫理基礎之一，而在起源于城邦生活的古希臘政治倫理中，友愛也被看成是城邦公民之間的重要紐帶?？梢?，朋友關系雖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關系，但同時卻又在為各種政治關系提供合理性的說明，為狹義上的政治關系起到倫理支撐的作用。因此，我們既可以把朋友關系理解為一種特殊的、廣義上的政治關系，也可以將朋友之道理解為一種為現實的政治關系提供辯護和說明的、作為后者之基礎和本原的政治倫理。

“政治”與“倫理”這兩個概念，在中西方傳統語境中各有其淵源。西方的“政治”（politics）概念從詞源上說來自于古希臘語的“城邦”（πολιζ／Polis），“政治”（πολιτει＇α／politeia）一詞相應地也就是指有關城邦生活，尤其是城邦公民團體組織的事務、體制、方略或者學說，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都是以這個“politeia”為主題。而中國的“政治”概念來自于強調制度秩序的“政”和強調統治行為的“治”，“政治”連用是指一種國事整飭、井井有條的安定狀態，比如《尚書•周書•畢命》中所說的“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同樣，“倫理”①概念在中西語境中也有不同的理解。西方人所說的“倫理”（ethics）源于古希臘文的“εθικóζ”（ethi－kos），其詞根“εθοζ”（ethos）指的是“慣常的居所”，引申為風俗或習俗之意。而中文的“倫理”并稱始見于《禮記•樂記》中的“樂者，通倫理者也”。鄭玄為這句話作注時認為：“倫，猶類也；理，分也?！倍?，特別指出這里的“倫”就是指人倫。所以，“倫理”的本意就是（人際關系中的）區別和分類，是一門將自然人分門別類歸于各種社會關系范疇的學問。

由此我們可以說，同樣是作為一種政治倫理的朋友之道，在西方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側重于朋友關系在約定俗成的城邦生活準則中的建構意義和基礎地位，而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的關注點則是朋友關系作為人倫之一種，在實現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方面所提供的倫理依據以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二者既有共同的價值指向，也在某些細微之處表現出根本性的差別。

二、“友誼”與“友愛”：朋友之道在中西語境中的概念區別

“友誼”與“友愛”這兩個往往可以通用的近義詞，恰恰蘊含著中西政治文化中的朋友之道的深層次差異。嚴格說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朋友之道比較符合“友誼”的內涵，而西方人所理解的朋友之道則比較適用“友愛”這個概念。簡言之，“誼”與“愛”這兩個字眼，分別代表著中西方所理解的朋友關系的核心要義?！?/p>

誼”字在中華原典中與“義”相通，“周時作誼，漢時作義”（《說文》），其本義為“宜”，且兼有“理”（《玉篇》）與“善”（《廣韻》）之意。而儒家將“義”與“仁”并稱，認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中庸》第二十章：治國）。可見，如果說“仁”是一種以親緣關系為中心、按照親緣的遠近和比附來處理人際關系的政治倫理準則，那么“誼（義）”就是在親緣關系之外，以道德上的“賢”作為根本依據來區分等差，從而實現適宜得當的人際關系的倫理原則?？梢哉f，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中，“誼（義）”與“仁”并立為兩極，分別代表著“賢”與“親”這兩項基本的政治倫理原則。而以“誼（義）”作為朋友之道核心的“友誼”概念，最能說明朋友關系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定位，以及中國人交友以德的一貫傳統。

反觀“愛”字在先秦典籍中的用法，除了“兄愛弟敬”（《左傳•隱公三年》）大體可以說引申為友愛之外②，要么是與仁惠并稱，比如孔子將子產稱為“古之遺愛也”（《左傳•昭公二十年》），要么就是指男女之私和貪吝之情?？梢?，“友”與“愛”并沒有自然的聯系。如果勉強以“愛”來概括朋友之道，就難免有失朋友關系作為五倫之一的特殊性。一言以蔽之，中國傳統的朋友之道是從“誼”出發，而不是從“愛”出發的。

與之相比，古希臘哲學家所理解的朋友之道雖然也強調德行在交友中的重要性，但朋友關系卻并不是以“誼”、而是以“愛”作為核心的?！坝褠邸保é咋搔栓粒疨hilia）在古希臘語境中首先是指一種最廣泛意義上愛的行為或者傾向（philo），可以指任何兩個人之間的吸引關系，然后才是特指朋友之間的感情。在柏拉圖的《會飲篇》中，基于朋友之間相互欣賞的“友愛”與基于肉體吸引力的“欲愛”（″ερωζ／Eros）有著天然的聯系，它們同樣是被美的對象所激發，只是追求的對象有具體和普遍之別，與美德的吸引可以并行不悖，比如阿爾基比亞德（Alcibiades）所描述的他與蘇格拉底那種發乎情止乎禮的關系。在此基礎上，亞里士多德又在總共十卷的《尼各馬科倫理學》中用整整兩卷的篇幅對友愛進行了專門的論述，將真正的友愛定義為“為了朋友的自身，而不是出于偶性”而產生的愛慕，而所謂因其自身的緣由，則被嚴格界定為恒常如一的德性③。這樣一來，“Philia”這個外延極其寬泛的概念，就在內涵上被賦予了非常苛刻的限定。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無論亞里士多德是在用友愛這個概念來形容情侶之間、親族之間還是朋友之間的關系④，其內涵都是一以貫之的，也就是兩個人之間純粹由于對方本身（德性）之故而產生的一種愛慕之情，這種情感超越一切現實的利益糾葛和等級關系⑤，從而有資格被看作是城邦生活的基本紐帶。

因此我們可以說，雖然中西方朋友之道都具有尊崇德性的特征，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友”作為人倫之一種，關注的是如何以“誼（義）”為核心采取適宜的人際交際準則；而古希臘哲學所理解的“友”則是以“愛”作為出發點，強調的是因為對方本身的德性所產生的一種仰慕之情。因此，為了嚴格起見，我們可以分別用“友誼”和“友愛”來特指中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朋友之道。

三、核心與邊緣：朋友關系在中西政治倫理中的地位區別

無論是著眼于“分類”還是“習俗”，以規范和協調社會關系為要旨的政治倫理都必須具有體系性，必須要將種種社會關系納入一定的等級序列；而朋友關系作為一種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社會關系，不管是以“誼”還是“愛”為核心，也都一定會在這個政治倫理序列中占據特定的地位。簡要說來，中西政治文化都將朋友關系理解為一種非常特殊的政治倫理關系，只不過后者將其置于最為優先的地位，視為一切政治倫理關系的源起；而前者將其置于人倫之末，并且最終采取一種特殊的處理方式將其重新納入以“親親為大”的家庭倫理關系之中。而這種地位的區別，也正是中西政治文化差異的關鍵所在。

還是回到“政治”定義這個源頭上來。亞里士多德指出，在希臘人看來，通常只有非王政的政體才可以用這個以“城邦”為詞根的“πολιτει＇α”或“politeia”來稱呼，因此古希臘哲人所探討的“政體”（politeia）從概念上就已經天然蘊含了以處理“公民”（polites）關系為核心這個意義。與同時期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古希臘人的這種公民身份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公民之間既沒有神權所規定的等級差別，也沒有基于血緣或姻親關系的遠近親疏，因此，同一個城邦的公民之間在形成具有強制力的契約關系和政治隸屬關系之前，必須要有某種一致性的彼此認同作為前提。而這種認同感的來源，從外在的角度來看就是基于城邦共同的宗教文化、現實利益等因素，從內在的角度來看則是公民之間相互的友愛?？梢哉f，雖然城邦生活的現實紐帶是規定權利與義務的契約關系，但是在這種契約實際形成之前，友愛是一種更為基本的將城邦公民團結在一起的力量，這也正是為什么亞里士多德不僅將友愛視為城邦的紐帶，更是將其重要性置于公正之上的原因①。總之，在平等的公民以契約關系組成的城邦共同體中，朋友關系是最為首要的社會關系，友愛是最為重要的社會情感。固然在現實的城邦政治中，朋友之道在很多情況下要讓位于其他社會職責。然而，使得相互并沒有隸屬關系、也不以血緣親疏為考慮因素的公民組成一個社會共同體的最初動力，正是他們之間對于共同的價值原則和道德標準的認同，而從這個意義上說，城邦里的公民最初都應該是朋友②，友誼是發生學意義上最基本的政治紐帶。

值得注意的是，在論證友愛的重要性時，亞里士多德雖然也提到了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感情，但他卻將“此種感情”泛化地理解為同類之間的天性（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統一使用philia這個字眼），認定值得稱贊的并不是父子天性這種特殊的人倫關系，而只是最一般意義上的“愛人”，只是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才說“生育者對被生育者，或者被生育者對生育者友愛是天性”③。而這種做法在中國傳統的政治倫理中是不可理喻的，后者習慣于將一切政治關系納入自然親緣關系的推演系統中，這也就決定了朋友關系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政治”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本義是指一種政事得以治理平定的狀態，而政治之學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研究如何通過自上而下的治理手段來實現這種理想，其核心議題也就是要證明統治權力的合法性，尋求統治方式的合理性，將其建立在一個可以接受的基礎之上，而先秦儒學所確立的這個基礎，就是基于自然屬性的親緣關系?？梢韵胍?，在由親緣關系（父子、兄弟、夫婦）以及由親緣關系推演出的等級隸屬關系（君臣）所主導的社會生活中，友誼是最特殊，或者說最尷尬的一種社會關系，在五倫之中它也是唯一不能用長幼尊卑親疏之別（“孝”或者“悌”）來加以界定的。借用杜維明的說法，如果說儒家所主張的社會關系是以自我為圓心，以自然的親緣關系和類親緣關系為半徑形成的“個人社會國家”的“同心圓”，那么在無數個“開放的同心圓”所組成的和諧社會關系圖景中，友誼既可以是一個起到串接這些同心圓的溝通因素，也可以是一種隱性的破壞因素。從前一個意義上說，這個從家庭倫理到社會倫理的推進過程，始終是以親緣關系中的天然等差為依據來進行的，而只有友誼可以超越此局限，為那些既無親緣關系，又無利益糾葛和等級差異，甚至是完全陌生的人群提供一種處理人際關系的社會機制，以一種普遍性的、無差別④的倫理準則將無數個“開放的同心圓”的圓心聯系在一起。先秦儒家將“信”理解為朋友之道的核心準則，正是由于朋友關系中所蘊含的契約精神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其他四倫所不具備的。

從后一個意義上說，當自然血緣關系所推演造就的孝悌忠信等內在心性像投入水面的小石子一樣蕩起漣漪，由近及遠漸次擴展到家國天下之大的時候，這個既不能被歸入血緣關系，也沒辦法規定等級序列的友誼概念，恰似這個和諧波動過程中的干擾，用一種他者的視角把這個同心圓的體系攪得七零八落。五倫之中唯有“朋友”一倫是對“我”而言的完全的“他者”，既不能從“我”的存在中找到先天的生理以及社會依據，也不能由“我”的內在德性自然而然地推導出來。因此，對于一個崇尚自然之道、綱常等差秩序井然的政治倫理體系來說，既沒有自然屬性作為依據、也沒有先天的等級區分的友誼，是具有潛在危險性的。孟子在談到交友之道時，將友誼的特殊性表述得非常清楚：“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戮瓷?，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孟子•萬章下》）可見，友誼不但是沒有長幼、貴賤、親緣等判定高低上下的依據（也就是“挾”），而且進一步來說，交友的過程中還有可能出現“敬”的指向上下顛倒的情況，雖然“其義一也”，但總歸是在這個層層遞進的倫理序列中留下了隱患。對于崇尚差等與秩序的儒家思想來說，這無疑是個需要回應的難題。而

先秦儒學的解決之道，首先，是想辦法把朋友也納入這個發端于血緣親情、擴展于平治天下的同心圓之中。所謂“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中庸》第二十章）。孟子也有類似說法，即“事親弗悅，弗信于友矣”（《孟子•離婁上》）。在這個“明善反身而誠順親信乎朋友獲乎上治民”的鏈條里，朋友被當成是血緣關系（“親”）于政治關系（“上”）之間的一個中介環節。對親人的“順”和親人對自己的“悅”，可以轉化為朋友之間的“信”，而朋友之間的“信”，又可以變成獲取政治資源的保證。后一個轉化比較容易理解，因為信譽在任何文化中都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政治資源，前一個轉化則有兩個隱性的前提：其一，對親人不好必定對朋友也不好，因為親人永遠重于朋友；其二，朋友之間的關系基本就是基于對彼此德性的欣賞，而缺失基本的孝親之德的人必然也不會有人愿意與之為友，這兩點在中國人看來是天經地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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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自身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協調發展是塑造良好國家形象的前提

冷戰后，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綜合國力是國家形象的定位依據。一個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和諧發展充分體現出國家自身形象設計的能力。在國際交往中，國家形象、尊嚴、責任、利益是一體的。因此理論界一直在探討跨文化（文明）傳播在國際關系領域中的新作用和現實意義。

大國的崛起或發展是政治文明、經濟發展、軍事強大與文化復興的復合現象。一個國家在國際舞臺上體現出的國家實力，不僅是為追逐物質利益和保護國家的安全，也是為展示國家形象，以此維護和提升國家的威信。在大國之間，國家形象已經成為相互依重、進行利弊權衡的指標。中國和諧、和平、合作、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外交理念，在本質上包含塑造國家形象的內涵。

和平發展是當代中國對自身經濟社會發展科學的定位，也是中國對世界作出的鄭重承諾。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全局性戰略，而塑造良好國家形象的前提是國家自身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協調發展。社會充滿生機活力；富有人文關懷；精神文明、政治民主；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文化繁榮昌盛，國家對內的凝聚力和對外的吸引力自然就體現其中。

良好的國家形象不僅決定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也將直接關系到能否提升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力。一個國家的形象往往會反過來影響其他國家對其制定外交政策。中國在國際社會交往中優先強調大國的責任與義務，注重國際道義。誠信負責是中國國家形象的核心所在。因為具有信譽的國家形象對政府實施外交政策會產生良好的因果效應。

中國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國際社會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就必須構建自身強有力的文化認同

一個有實力的國家同時應該是一個具有鮮明民族文化特征的國家。文化特征最重要的內涵之一就是體現民族性，展示民族的精神風貌和價值觀念。國家外交的一項重要功能就是在闡釋政治主張的過程中，彰顯獨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因為文化被世界認可和接受的程度，已經成為衡量國家興衰的重要標志性因素。

與國家安全、經濟戰略和政治利益相比較，國家在文化領域中的利益沖突相對來說是風險最小的。在東亞漢字文化地區，中國文化的影響力至今依然根深蒂固，漢文化始終滲透在東亞國家的民族文化底蘊中。東亞儒學底蘊深厚，寓意哲理，留有大量文化遺產，在國際政治文化中的地位獨樹一幟。因此發揮文化軟實力對我國開展周邊國家外交具有特殊的重大意義。今天的中國應該給世界提供更多的新思維、新概念，才能在國際事務中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目前中日韓三國學術界已經有意向對三國使用的漢字進行統一規范，以便將來中日韓三國同用常用漢字。這就是文化的理解、融合、認同，就是文化內容與形式的同源、同質化。東亞乃至亞洲的穩定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之間的合作，而共同的文化底蘊可以加深不同民族之間的理解，提高和平共處的能力，成為進行民間溝通與交流的基礎和政府間進行多方面合作的紐帶。

中國在和平發展進程中遇到的文化傳播方面的壓力始終與經濟挑戰并存。作為東亞文化的起源國家，中國在文化傳承和保護方面有缺失。日韓等東亞同質文明國家，為爭當區域文化強國，在對儒學文化理念的詮釋方面、在民族文化藝術交流輸出方面與中國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展示國家文化形象，全方位提升國家的文化強國和文化大國地位。

應該警惕，殘酷的文化競爭現實，一方面將使東亞國家的文化軟實力趨于同質化；另一方面搶奪東亞文化淵源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惡性競爭，將使源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優勢面臨可能流失的危險。因此有必要大力推廣和普及漢語言和漢文字，對中日韓三國學界統一使用規范漢字的規劃予以原則支持。通過多媒介對外傳播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追根溯源，樹立歷史悠久、文明燦爛、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向現代化發展的國家形象。

提升中國的國家形象，文化實力比政治實力更具有外交魅力

提升文化的的對外影響力，不僅是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重要手段。對不同文化成員國之間最有影響力的不僅是經濟因素，還有政治文化因素。當代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國家自身形象設計，著力塑造有能力、負責任的國家形象。普遍的做法是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以東道主身份尋求國際社會的注視，并積極爭取話語權。通過舉辦各國政府和公眾均感興趣的全球性媒介事件(如承辦奧運會、世博會等國際盛事；承辦聯合國及區域國際組織重要會議；舉辦學術論壇；舉辦歷史事件紀念活動等)，開展多邊合作，促進世界對其政治文化的理解與認同，以提升國家的國際聲望。

在對外傳播中國文化和中國國家形象中，國際社會與中國雙方都需要在當代歷史條件下彼此審視。2008年，北京承辦第29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是向世界展示當代中國形象的大舞臺。可以讓世界真正了解改革開放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全面和諧發展的中國，是讓世界認識中國的絕好機會。對中國人民而言，通過奧運會對外塑造的國家形象能否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支持，需要人民共同努力，更加積極、向善地了解世界。以自身的發展、以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風貌來促進國際交往與合作。中國外交會不斷調整和完善國家形象，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及周邊環境來發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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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具有良好的意識品質價值和人文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傳統文化，可以引導高校學生養成良好的價值觀與人生觀，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質與文化內涵。因此，如何將傳統文化合理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充分發揮優秀傳統文化的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師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傳統文化的意義

1、有利于加深高校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感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的核心價值領域是對我國公民價值準則、國家國家目標與社會價值取向的高度總結與凝練，毋庸置疑，在吸收社會主義價值原則與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同時也傳承、創新、發展了傳統文化?？梢?，培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整個社會息息相關，是全社會不可推卸的責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傳統文化展現了我國文化社會遺傳，此種遺傳因子存在于每一位公民身上。傳統文化的學習，其實就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歷史文化基因的探尋，有利于加深高校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解與認同感，提升高校學生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2、有利于提升高校學生應對多元文化價值觀沖擊的能力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思想文化的傳播、溝通與交融越來越頻繁，社會思想觀念也越來越活躍，多元化文化形態對高校學生的價值觀有著重要影響，并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尤其是西方國家流入的一些歪曲我國文化的內容，部分高校學生輕視主流價值觀，對民族文化沒有自信。我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影響廣泛，緊密聯系著我們的精神命脈，為此，我們需要深入分析傳統文化思想資源，主動回應社會提出的理論與問題，科學轉化與發展傳統文化中充滿魅力、更具價值的重要內容，從而提升高校學生應對多元文化價值觀沖擊的能力。

3、有利于培養高校學生的道德修養與完善人格

我國傳統文化旨在強調道德修養，即一個人的學習，主要是為了成就自身德行、提高自身內在修養水平，主張通過學習，做一個有理想、思想高尚的人。高校學生是重要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將他們培養成高素質、有理想、有知識的優秀公民是高校不可推卸的責任，為此高校除了要創建校園文化、營造班級小氛圍、緊抓社會大環境，還要加強傳統文化的滲透、灌輸，充分發揮傳統文化作用，推動學生健康成長、培養學生完善人格、提升學生德行修養等，并使這些積極因素演變成高校學生德育的主要手段?？梢?，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傳統文化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傳統文化的對策

1、加大校園媒體對傳統文化的宣傳力度

我國傳統文化內容廣泛，且故事性較強，所以廣受高校學生的歡迎與喜歡，為了更好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傳統文化，高校可以依據實際發展情況加強傳統文化內容的宣傳作用，例如，發揮校園媒體優勢，加大宣傳力度，從而加深高校學生對傳統文化內容的認識與理解，切實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校園媒體本身就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若再專門為傳統文化內容設計相應的板塊，定期一些教育價值廣泛的文化內容，自然可以豐富高校學生的文化知識、提升高校敘事的認識水平、培養高校學生的德育素養，以及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與世界觀。當然，高校也可以主動開展一系列教育活動，將傳統文化合理貫穿始終，有效結合校園文化和傳統文化，創建與眾不同的活動氛圍，促進校園文化氣息的大幅度提升。

2、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增添傳統文化課程

作為高校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對高校學生的價值觀有著決定性影響。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較枯燥，且過于注重理論知識的教育與引導，在此種形勢下，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既無法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習慣、培養學生的學習習慣、提升學生的學習熱情，又阻礙了學生正確價值觀的樹立。這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一些與課程內容密切相連的傳統文化，可以更好地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積極作用，提升高校學生的精神境界、培養高校學生的道德修養、豐富高校的文化知識。具體來說，一方面，高校應結合教學安排合理開設一門將傳統文化視作重點內容的課程?，F階段教育環境下，傳統文化還未演變成高校思想政治建設系統中穩固的組成部分，增設傳統文化課程，加深高校學生對傳統文化內容重要性的認識，并將其成為高校學生需要累積的重要內容，通過對優秀文化的學習，高校學生可以較好地轉變自身思想和品行;另一方面，思政教師除了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課堂上進行傳統文化滲透，還要在其他學科中進行宣傳與滲透，促進其他學科涉及內容和傳統文化內容的有效結合，進而拓展傳統文化的積極影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強調以學生為本，堅持道德人本主義，在創建思想道德時，遵循以學生為本的思想觀念，要求學生注重人的本真，把完整的人看作一種目的，這無疑說明我國傳統文化影響久遠，且可以應用于各個學科之中。同時，高校學生還對以人文本有了更深的理解，隨著這種理解的加深，學生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也逐漸加深，長期以往，高校學生的思想認識得到了提高，靈魂得到了凈化。

3、創建和諧寬松的傳統文化思政教育環境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傳統文化，既要重視傳統文化重要內容，又要關注課堂學習氛圍，充溢著文化氣息、又寬松活躍的學習環境自然可以提升課堂教學效率、培養學生德育。同時，高校需要強化校園文化建設，將傳統文化有效貫穿于整個校園，讓學生直接感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和諧寬松的校園文化緋聞可以營造出一種良好的文化情景，所以，創建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環境、開展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是加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與傳統文化有效融合的主要途徑。例如，在創建校園文化硬件時，高?？梢詫鹘y文化的精神融入校園建筑、人為景觀或教學設施之中，讓高校學生隨時隨地感受傳統文化的良好熏陶;在創建校園軟件時，高?？梢詫鹘y文化因子融入?；赵O計、校歌創作、校訓制定之中，并在充分了解與掌握學科特色的基礎上結合校史在學校內增加名人雕像等人文景觀。另外，高校需要充分發揮校園網絡或微博公眾號的作用，采取學生感興趣，并可以滿足學生需求的形式合理推送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在專業教師幫助下，創建精讀傳統經典、弘揚傳統技術的學生社團，如書法、武術等傳統技藝，開展有利于宣傳傳統文化的校園活動，提升對傳統文化氛圍的重視度，幫助高校敘事更好地認識、理解、領會傳統文化。高校還需要為學生提供適當的空間進一步學習傳統文化，豐富他們的課余生活，真正從多方位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滲透。

4、創建高素質的傳統文化教師隊伍

為了更好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傳統文化，高校需要創建一支高素質高質量的傳統文化教師隊伍。此教師隊伍的創建需要做到兩個保證，即第一要保證傳統文化教師具備良好的責任心及工作積極性，第二保證傳統文化教師具備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并能將優秀的傳統文化內容有效融入教學體系，以此促進思想政治教育和傳統文化教育的有效結合。除此之外，教師還要用積極向上的態度影響學生，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應以飽滿的熱情迎接學生，給予學生足夠的耐心，多與學生進行交流溝通，善于發現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耐心幫助學生解答問題，以此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與主動性。需要注意的是，教師除了是教育者還是引導者，是學生學習的榜樣，所以教師需要以身作則，做好表率作用，主動繼承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使學生從自己身上發現傳統文化對一個人思想水平的重要影響，從而將此作為標準嚴厲要求自己，提升自己的思想品質修養和文化底蘊。由此可見，高素質傳統文化教師隊伍的創建對傳統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合理滲透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三、結論

總而言之，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文化的教育價值越來越明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傳統文化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既可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與科學性，又可以提升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需要注意的是，傳統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因此高校需要依據教學實際選擇合理的內容，制定可行性對策，從而更好地發揮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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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現象和關于政治文化的探索由來已久，但一般認為“政治文化”這個概念是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1911—2002）于20世紀50年代首先提出來的。阿爾蒙德認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所形成。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法律的反應?！?他主張政治文化是要在“特定民族”的范圍內來界定或考察，這是由于他所針對的經驗事實主要是美國的公民政治，也是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政治。在我們對前現代國家政治歷史的考察中，使用“特定政治社會共同體”更為妥當，因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意識在那個時代并不流行。在這樣修正之后，我們仍需注意到阿爾蒙德很恰當地將政治文化理解為是在“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中形成的，這意味著阿爾蒙德對政治文化的理解具有歷史的意識，并不取文化本質主義的方式——對他說來，政治文化不是一種天賦、恒定的本質，是一種在流變中表現出來的特質和狀態，離開了政治生活本身的流變，或者離開既有政治體系的結構、功能，政治文化就很難考察。這使他的學說具有較強的與歷史研究的關聯性。此外，阿爾蒙德特別強調政治態度，幾乎認為這是政治文化最核心的內容。他與西德尼·維伯（Sidney Verba）合作的《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說到：“我們在這里只能強調，我們僅僅是使用文化概念許多含義中的一種，即社會對象的心理取向。當我們說到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時，我們所指的是：作為被內化（internalized）于該系統居民的認知、情感和評價之中的政治系統。”1而且，阿爾蒙德強調政治文化會對所有政治參與者發生影響。這種強調與他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民主政治文化”有密切的關系。2他將民主政治文化稱作“參與者政治文化”，并從而與“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相區別。3我們要特別考察的明代中國政治文化，肯定不構成完整意義上的“參與者政治文化”，但也并不能與阿爾蒙德所說的另外兩個政治文化類型中的任何一種完整對應。即使如此，從社會成員了解和參與政治的程度、方式、態度，來考察政治文化形態，是值得嘗試的。運用這種方法，可以將政治文化區分為不同的類型或者亞種——此類區分可以幫助我們從籠統地使用政治文化這個概念過渡到擁有更具體層面的概念來進行詳細的分析。對于政治文化本身的研究已經形成頗有規模的文獻系統，對于各種相關的學說，不能僅在概念層面一般了解而已，還需整理出系統的譜系，把握主要學說的內涵，判斷其對于歷史研究的相關性所在。

基于目前的情況，參考阿爾蒙德等人對政治文化的定義，考量明代中國政治歷史的實踐情況與特點，初步界定政治文化的4個維度，可以構成一個起點。政治的本質是社會共同體內公共權力的設置與運作。所有社會共同體，都會在其歷史經歷中逐漸形成某些傾向，包括其主流成員對于宇宙、世界、公共社會、公共權力、社會秩序原理等問題的基本理解與相關的價值觀念，以及策略思想。這種傾向中最穩定、最獲得公認的部分，凝固為制度——制度是獲得原則地位的、趨于凝固的傾向——這是政治文化的一個基本方面。這種傾向中處于底層因而指向性很強并對政治現象和人們的政治行為形成導向作用的重要成分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治倫理——關于政治生活、政治現象之意義的界定、辨識、預設以及相關的行為準則與評價尺度。這種傾向中以最為明晰的方式表述并且具有探索和調適傾向的側面，是政治思想——思想是體現人類自覺和自我意識的領域，政治思想集中體現人們對于公共權力運行經驗的解釋、總結、反思、倡議。這種傾向在特定時空展開時表現出來的要素格局、色調、總體環境是我們所說的政治生態——政治生態是特定社會共同體內部由傳統和時局推演交互作用而形成并構成隨后政治推演基礎的總體狀態。政治制度、政治價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態，從這4個基本維度透視出來的特定社會共同體公共權力設置和運作的精神傾向和生態格局就是政治文化。

從文化的角度考察，所有制度，包括國家體制、民法、刑法等等，都體現主導人群的社會理想、理念。所以政治文化角度對制度的研究，應特別重視制度文本和制度運行背后的社會理想、理念訴求。比如《明律》中有“威力制縛人”條：“凡爭論事理，聽經官陳告。若以威力制縛人及于私家拷打監禁者，并杖八十?！?其精神是崇尚公法，禁止私刑，可見明初立法者追求以國家權威處置社會成員之間的沖突，私人無論何種身份地位，不可私設公堂，任何私人無凌駕他者的司法地位。我們都知道明朝仍然是有社會等級殘余的，但是在一般情況下，畢竟有“平等”的訴求在，“平等”在很多情況下被當做社會的公則。那么，在明代中國社會中，公理訴求與統治關系之間是如何耦合的？到了這個層面，我們能夠看到的研究就很少，需要自己去追問了。其他制度，在厘清其文本、功用、沿革之后，如果肯去追問其文化含義，即那些制度形成的過程、文本和實施方式背后的社會理念與價值訴求，也會遇到有意義的論題。比如，研究明史的人，入門的時候就了解內閣制度了，但是內閣制度在政治文化的視角下呈現出來的問題還有很多沒有探究。內閣是在丞相既廢之后，在一段時間內逐漸推演出來的，不是設計、預備了內閣之后，再去廢除丞相的，所以這種推演的結果并不是預先設計的，它體現了某種內在的訴求，究竟是什么樣的訴求導致了內閣的形成，內閣形成之后，為什么明朝人還會用“相體”之類的話語來談論、評價它，明朝內閣運行的權力——無論大小——是什么性質的，明朝的內閣與明中葉以后士大夫在廟堂政治中的活躍一定有某些牽連，是什么牽連，為什么明朝行得內閣制，到了清朝就被邊緣化了？這樣來追問，內閣制度的研究就可能更深入一些。又如禮儀制度，從今天生活實踐的角度看，會覺得古人的禮儀過度繁冗瑣細，但在那些禮儀作為先行制度實施的時候，其規范作用、文化導向功能、心理培育作用，乃至直接的政治作用，都是不可忽視的。以往被忽視而在近年得到許多關注的明代大禮議，就突出地顯示出了禮儀在當時政治文化中無可替代的地位。明代各種國家祭祀制度、民間祭祀制度，都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涵。

政治關系中，利益是永遠的要素，這一點人們一般不會忽視，有時被忽視的是，價值體系也是政治中永遠的要素。因為政治是社會公權力運作的機制、行為，社會公共權力的設置及其運行背后，始終存在著社會成員關于社會應然狀態的訴求，這決定社會成員對于現行政治的基本態度，也構成社會制度設置和演變的觀念基礎。比如，所有的政治社會，社會成員都期待政府能組織使本社會不受外力勢力的侵擾，不能做到這一點的政府一定會滅亡。歷史上的許多政治沖突，不僅是利益沖突，而且是價值沖突。明生了多次君主與朝臣在廟堂之上對抗的現象，這種對抗現象背后，有利益問題，也有價值問題。僅僅從現實利益角度去揭示諸如“大禮議”、“爭國本”之類的事件，肯定不夠，還需考慮價值沖突問題。政治價值觀念與利益考量構成復雜的糾結，其中前者更多體現長時段趨勢，后者更直接體現當下人們行為的可能范圍。

政治思想與政治價值相比，體現為更為明確地通過語言、文本表述的主張。一般說來，要想把握一個時代政治思想的基本面貌，需要考察該時代思想家的論述。所以，政治思想史永遠帶有精英史的意味。思想史是文化史的核心部分，政治思想也是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其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意義，不言自明。

政治生態是指特定政治共同體運行中展開的總體狀態，尤其是其中關于進一步推演的條件和傾向。政治歷史是特定時刻的狀態連貫起來構成的推演的過程，每一刻的狀態，是下一刻狀態的基礎，所有的政治狀態都是其先狀態推演的結果。在這樣的視角下，一個政治體的內部，就構成一種生態，具有某些政治現象發生的較大可能性，而缺乏另一些政治現象發生的很大可能性。于是，我們就可以考慮，推演出明代“黨爭”的是怎樣的一種政治生態，明代的“閹黨”是怎樣的一種政治生態孕育出來的，明朝皇帝的多荒嬉怠政是從何而來，明代的政治對于普通人、官僚甚至皇帝各有多大的自由度？政治生態中同樣重要的方面是社會成員的政治心態，包括政治精英、庶民、邊緣人群的政治心態，這些基本人群內部，又有不同的人群和層級，其政治心態常有差異。明朝人對于其所在時代、社會政治的感覺、參與方式是這個問題的核心，相關的研究，會連貫其政治、社會、文化等多個方面的考察。其實，政治問題永遠與社會、文化密切關聯。

所有一般政治史研究的論題背后，都有從文化含義角度再深一步解析的可能。例如：關于明朝的皇權，以往的研究早就揭示了其強化的情況。然而我們又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明代的皇帝大多是耽于玩嬉而不勤政的——空前強化的皇權與不勤政的皇帝之間，是一種什么關系？明朝的皇帝們如何界定自我角色，朝臣、民眾對于皇帝權力、角色持怎樣的觀念。明朝有各層面的政治沖突，發生在廟堂之上的有大量君臣對抗事件，發生在水邊林下的有黨社運動，發生在社會底層的有諸多民眾反叛。所有的政治沖突背后，都是極其復雜的利益和價值矛盾，都包含政治、社會訴求的對立，都是觀念的沖突。君臣沖突、黨社運動、農民戰爭，都在明代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其間的利益沖突可以用一般政治史的方式去考察，背后的觀念沖突，就要透過政治文化的視角去看了。明中后期被公認是大眾文化繁榮的時代，庶民的社會自由擴展了，民間輿論比較開放，常常關涉政治。他們如何看待我們在一般政治史考察中看到的那個明朝廷，他們有沒有欲望參與政治，他們有沒有渠道參與政治，他們認同明朝的程度與方式是如何演變的，他們的政治態度對國家政治發生怎樣的影響？明朝一面是皇權強化，另一面是政治批評很發達，這是一個有意味的現象。政治批評體現政治反省，明朝人的政治反省是否曾經達到政體改塑的臨界點？這些，都可以追問。

借助政治學界關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識別出一些關鍵性的概念，然后考慮其在明代政治文化研究中的相關程度，進而導出一些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來，也是政治文化研究展開的可行方式。例如，“政治參與”是阿爾蒙德等人分析現代民主國家政治文化的重要概念。明代中國不是民主政治，因而阿爾蒙德式的直接政治參與調查會有些錯位。但是，凡政治皆是一個運行的系統，都涉及到政治系統內的人參與政治與否及程度、方式問題。明代哪些人群有參與政治的自覺、愿望？哪些人群沒有政治參與意識而只有臣民意識或者其他意識？任何人或人群如果參與政治，其基礎是什么？是關于政治權利的意識，是社會參與權利的制度，還是利益驅使？有什么政治參與的禁忌？“政治期待”可以從政治態度這一比較籠統的概念中抽離出來，專門追問特定政治系統中社會成員對于國家權力、角色、責任的預設如何。如明代中國的一個城市居民在什么情況下會感到需要朝廷，他或她在日常生活中預設朝廷已經帶給了他或她什么東西？如果一個人對于朝廷沒有任何期待，即意味著此人在心理上不需要朝廷，其自我意識中的存在與政治無關——這就是一種阿爾蒙德所說的“村民政治文化”狀態。反之，哪些人習慣于將個人或者社會的狀況歸因于朝廷，為什么？“國家意識”，即社會成員認為什么是國家，國家與社區、個人是怎樣的關系，有沒有及有怎樣的愛國主義情懷，自己對于國家負有怎樣的責任？國家意志與地方社會認同之間是怎樣的關系即社會成員心目中關于國家的政治一致性與多樣性之間關系如何理解？這類國家意識問題，無論在現代社會還是在前現代社會，都值得探詢。“政治知識”即社會成員以何種方式擁有政治信息及關于政治了解到何等狀態，是了解社會成員政治態度的一個途徑。明朝的一個普通村鎮的塾師與一個縣級官員在政治信息獲得方面有怎樣的不同？塘報、邸抄、揭帖、縉紳錄等等對不同人群意味什么？“合法性”是所有政治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政治就是運作獲得合法性的強制力的過程，而文化意義上的合法性存在于社會認同之中，體現特定政治系統運行的公眾心理底線。如萬歷皇帝派出礦監稅使，舉朝反對，顯示朝臣認為此舉缺乏合法性，雖然沒有能力將之停止，但是明朝不久之后滅亡，可能與缺乏合法性政治行為的累積有關?！伴_放性”即一個社會容納外來事物，包括外部信息的能力，是關涉社會體系反思能力、調節能力、存續能力的一個重要相關項。明代中國作為政治體系和社會體系，開放性如何，是可以從政治文化角度分析的。

篇(7)

進入高中以后，學生的學習壓力就會越來越大。作為一名高中生，除了要面臨即將到來的高考，還要學好課本內的知識。下面給大家分享一些關于高二政治學習方法技巧，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高二政治學習方法技巧一、背。即是背書。

眾所周知，學習政治一定要背書，但是，背書也要講究一定的技巧，背書要有內容、有目的地背，千萬不要盲目地背，否則，不但學不好政治，還會造成一定的心理影響，覺得學來學去都學不好，干脆不學算了。因此，一定要學會背書，那么，該如何背，首先，確定數量，每天背書的內容不能太多，學習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太急功近利，每天最多只能背3---4道題，不能太多，太多就很容混亂，并且記不牢固。所以每天將這些題牢牢地記在腦子里，這樣每天一點點地背，一個學期下來，你腦子里就儲存著大量的知識，到考試前再認真復習，這樣，怎樣的考試都不怕了，考試成績一定也上去了。其次，要明確背書內容。許多學生都是不知讀什么的，總之，拿起書就無目的地讀，因此，一定要明確該背什么，每天老師上課要劃起來的簡答題就是背的內容，政治只有簡答題是最需要背的，其它的實際上都是靠理解、分析的。

二、看，即是看書。

其實很多學生都以為只要背完書，政治就學完了，實際上，背書只是學政治的基礎，而且，只靠背書，考試只能是考合格的層次，要成績再上一個臺階，取得優秀的成績，還要學會看書。將課本的內容看深、看廣、看懂，理解課本的內容，并養成邊看書邊思考的好習慣?？磿惨迷鯓涌?，看老師劃起來的重點、難點，課本的大小標題，課本特別標注的內容。只有不斷地看書，才能真正將老師傳授的知識掌握、理解，才會在各種考試中得心應手，應對各種試題。也只有學會看書的學生，才會主動地學習，才會學到更多的知識。

三、用，即是用書。

何謂用書，實際上就是運用課本的知識回答問題的能力。無論是在考試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學習的目的實際上就將知識應用。如果你很努力地背了書，看了書，但最終你卻不懂得將頭腦中的知識應用，實際上等于你什么都沒有學。那么，應該樣用書呢首先，多做練習，做練習的過程，實質上就運用知識的過程，我一般情況下，教學生做練習必須經過三個程序，第一：先不要看書，將所有會做的題目做完;第二：將不會做的題目查閱課本，從課本找答案;第三：不會做的題目抄答案。三種程序采用三種不同的色筆做標記，復習時，第一種粗略看一下就行了，第二種認真地復習一至二次，第三種要多次復習。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地掌握課本的知識。其次，在平時生活中，多些利用課本的知識，討論一些國內國際的時事，將知識面擴闊，將課本的知識深化，而且也可以提高學習政治的興趣，使學習政治變得不再枯燥。

高二政治學習7大方法1.關鍵詞法

對基本知識點的掌握上要注意發現、歸納和概括出基本概念和原理中的“關鍵詞”以利于記憶和理解。比如，文化概念，相對政治經濟而言的，主體是人類，精神活動及其產品。包括社會意識形態的部分和非意識形態的部分。再如，傳統文化的繼承，不是原封不動的承襲傳統文化，而是有所淘汰、有所發揚，目的是促進傳統文化的發展。關鍵的概括和總結可以自己進行，也可以上課聽老師的總結。

2.事例法

對于比較抽象的理論知識(尤其是比較難懂的)，一定找到一個比較典型的事例輔助理解，作到抽象理論具體化。比如：文化影響人的交往行為和交往方式。結合書上“元妃省親”的事例記憶。說明價值觀念影響人們的交往方式和行為。事例的尋找注意上課從老師那里找，也可以自己總結，事例應該是材料、圖表、漫畫、數字等直觀形象的東西。

3.對比聯系法

對比聯系法：對于相近的、相反的概念和原理，把他們放到一快加以對比和聯系，比單純對一個要好理解和記憶。比如，潛移默化是指因受到外來影響而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變化。深遠持久，深指文化對我們的影響程度而言;遠主要是就文化影響的空間范圍而言;持久主要指文化對人們的影響在時間上有延續性的特點。這樣記憶的好處是印象深、持續時間長、效果好，有利于達到學習知識、加深理解的目的。因為對比記憶法所進行歸類和比較的過程，就是對事物、對知識的理解、判斷和分析的過程。另外要注意老師上課在這方面的總結和參考書上面的總結。

4.結構體系記憶法

此種記憶方法多用于復習。學完一節、一課、一本書總要進行復習鞏固，這就需要學生必須了解所復習內容的結構體系。

首先找出貫穿于知識的主干部分，再根據知識間內在的邏輯關系把分支內容串聯在主干之上，抓住主干順序記憶分支內容，再把每一分支中更細小的內容填充進去，個個知識點猶如“冰糖葫蘆竹簽串”，可以有效地避免遺漏或張冠李戴的毛病。以節為例，文化創新的途徑，講兩個大問題文化創新的途徑和堅持正確方向，克服錯誤傾向。一個根本途徑，兩個基本途徑;堅持正確方向的關鍵，四個錯誤傾向。兩個基本途徑都有具體的展開，有具體的要求。

5.五官并用記憶法

心理學認為，記憶實質上是感知過的事物在人腦中留下的痕跡，所以靠多種感官感知則比單靠某一感官感知留下的痕跡要多、要深。在日常的學習中，大多數同學只知道用單一感官感知，要么只用眼看，要么只讀，要么只是手寫，而很少多感官并用，故記憶的效果就差。為此，我們要求學生在記憶過程中，盡可能調動多種感官，協調記憶，做到眼看、耳聽、口讀、手寫、心記，其中最重要的是心記，切莫心不在焉。

6.化整為零記憶法

化整為零記憶法的根據就是整體由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要素、環節構成的。一本書、一課、一節、一框都可看作是一個整體，都是由若干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構成的，要把握所要掌握的知識，就需要化整為零，循序漸進地記憶。如掌握有關文化的作用知識時，可把它分解成以下若干小問題，化整為零記憶法使復雜、繁鎖的問題簡單化，強化了記憶的效果。

7.典型錯誤對應法

選擇題中典型錯誤的說法心理有數。

總之，記憶知識的方法很多，以上7種是比較常見且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掌握了好的記憶方法，可以提高學習興趣，化繁為簡，提高記憶效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二政治大題答題注意事項1、按順序做題，先易后難

總體來看，試卷題目的一般排列順序是先易后難;有低分到高分。考生只需要按順序對號做題。一旦碰到難題，稍加思索仍沒有思路，千萬不要緊張，暫時放下，直接進到下一道題，返回來再答，也許就會答了。因為后面的題目或許可以開闊你的思維，勾起你的回憶。

2、審題仔細，務求準確

審題是答題的前提，寧愿多花五分鐘把題審好，也不要急急忙忙寫答案。因為審題多花的五分鐘不會影響大局，但倉促間寫下的答案有可能差之毫厘、繆之千里。

3、準確掌握答題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