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理論精品(七篇)

時間：2024-01-18 14:54:20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宏觀調控理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宏觀調控理論

篇(1)

良好，但不容忽視嚴峻的一面，做好經濟工作要把握和處理好幾個帶有全局和戰略意義

的關系，同時要抓住重點，加大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力度。

「關鍵詞經濟形勢經濟環境實施宏觀調控改革和發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的最后一年，是改革、發展、

穩定的關鍵一年，是世紀交替之年。這一年經濟工作做得如何，對全局影響重大。最近

中央召開了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了形勢，提出了奮斗目標，部署了2000年經濟工

作的主要任務，需要我們認真把握，狠抓落實，繼續奮發努力，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

健康發展，為新世紀的經濟騰飛創造良好的開端。

一、當前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

（一）當前經濟形勢總體上是好的

1999年以來，在中央采取擴大內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

較快增長的態勢，頭9個月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4%.1～10月，工業增加值增長9.1%，增

長速度比較平穩；農業收成穩定，糧食總產量大體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平緩，全國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城鄉集體和個體投資）增長7%，其

中基本建設投資增長6.6%，更新改造投資增長下降0.9%，房地產投資增長17.4%；隨著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費領域的擴大，10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個百分點；外貿出口出現回升態勢，9月份出口增長20.2%，10月份出口增長23.8%.

財政收入增長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長19.4%，增收1300多億元，財政收入占國

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進一步提高。金融形勢比較平穩，到10月末，M1、M2分別增長15.1%、

14.5%，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國家外匯儲備已超過1500億美元。城鄉居民收入穩步增

加，生活水平繼續提高，10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59270億元，同比增長13.4%.

從前三個季度的經濟運行情況來看，經濟形勢總體上是好的，預計全年經濟增長可望達

到7%甚至略高一些。這樣的增長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當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經濟形勢出現了一些好轉跡象：（1）工業經濟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業企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比去年同期提高7個百分點，其中成本費用利潤率

提高1個百分點，總資產社會經濟發展貢獻率提高0.2個百分點，產品銷售率提高0.8

個百分點，資產負債率下降1.7個百分點。1～9月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總額

1200多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1%，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

480多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5倍。（2）外貿出口進一步回升。隨著亞洲周邊國家

的經濟復蘇、需求增加，我國對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國的出口增長加快

；同時國家加大了出口退稅力度，有力地促進了出口的增長。從7月份開始，出口增長

開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長分別為7.5%、17.8%、20.2%、23.8%.預

計全年出口增長可達5%左右。（3）物價下降出現減緩的跡象。8月份，受季節性因素

和肉禽價格進一步回升的影響，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區調整學雜費、房租、水電費價格以及部分食品價格上漲，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

上月上漲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縮小0.2個百分點。此外，隨著工業生產穩步增長，工業品市場回暖，工業品價

格降勢也在趨緩。7月、8月、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下降2.5%、2.3%、2.1%，工

業品原材料購進價格分別下降3.4%、3.3%、1.8%.

（二）經濟環境日趨嚴峻的一面不容忽視

以上三種跡象表明，經濟增長出現一些好轉的跡象，但還沒有形成好轉的趨勢，目

前還不能作出經濟增長出現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斷。對今后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

是逐步好轉還是比較嚴峻？還有待觀察。

從國際經濟環境來看，美國經濟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長，但由于美國股市出現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對歐元、日元出現一定的貶值趨勢，不排除出現股市動蕩、外資抽逃、

消費萎縮、使經濟增長發生逆轉的可能性。日本經濟開始緩慢復蘇，但由于日本內需市

場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穩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經濟走向如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比較大。歐盟經濟正在穩

步增長，但由于歐元的實施，歐元區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強。亞洲周邊國家和地

區的經濟開始復蘇，即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出現好轉，對我外貿出口和利用外資也

將形成一種競爭關系。綜合以上一些情況，2000年世界經濟增長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

即使經濟增長快于1999年，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對我國

經濟形成競爭的不利因素在增加。從總體上看，2000年我國外需壓力還是很大，外貿順

差有可能進一步減少，利用外資也有可能會下降，外貿外資的減少，需要通過進一步擴

大內需來彌補。

從國內經濟環境來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場需求依然疲

軟，大多數工農業產品生產過剩，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消費意愿不強，民間投資不

振，銀行貸款行為趨于謹慎，資金供應趨緊，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加，社會就業壓力加

大，等等。當前經濟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通貨緊縮趨勢仍在發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為止，全國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連續24個月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連續18

個月負增長，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連續42個月負增長。按照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的定義，

一國消費品價格連續兩年負增長，就可視為通貨緊縮。我國實際上已經達到這一標準。

造成通貨緊縮的原因，從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從中長期因素看，多年來的重

報告總結工作計劃

工作總結個人總結述職報告實習報告

實踐報告工作匯報辭職報告調研報告黨政報告

演講致辭公眾演講競聘演講

就職演說安全生產愛國演講英語演講開幕閉幕慶典致辭

賀電慰問領導講話

黨政相關入黨申請入團申請

轉正申請思想匯報黨性分析事跡材料申報材料行風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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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馬克思，宏觀調控

一、馬克思的簡單再生產理論

1. 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和兩種資本。社會的總生產可以分為兩大部類：第一，生產資料，第二，消費資料。在簡單再生產中，每一部類的資本都分為兩個組成部分：第一，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這些生產資料本身又分為固定資本，流動不變資本?！?/p>

2. 簡單再生產過程中必要的三種轉換分析。對簡單再生產運動三種必要的交換分析，馬克思得出了三個基本的規律：即Ⅰ（V+M）=ⅡC，Ⅱ（C+V+M）=Ⅰ（V+M）+Ⅱ（V+M），Ⅰ（C+V+M）=ⅠC+ⅡC。這里C表示不變資本，V表示可變資本，M表示剩余價值。在這三個基本規律中，第一個是簡單再生產最基本的實現條件，它反映了簡單再生產條件下兩大部類最基本的比例關系，用最概況的形式表面了兩大部類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制約互為條件、互為市場的比例關系。后兩個規律是從第一個規律中派生出來的，他們分別反映消費資料的生產與個人消費、生產資料的生產與生產消費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只有在遵守這些基本規律的條件下，簡單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

二、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

1. 第Ⅰ部類的積累。主要分為三個方面，即貨幣貯藏、追加的不變資本、追加的可變資本。

貨幣貯藏。一部分資本家把貨幣資本從流通中取出，并積累成無數單個的貯藏貨幣或可能的貨幣資本，這部分被取出的貨幣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內不再流通。在部分貨幣從流通中被取出的同時，相當于這部分貨幣的商品卻在流通中。

追加的不變資本。在擴大再生產中，第Ⅰ部類的全部剩余價值就要減少與第Ⅱ部類作為不變資本的生產資料的交換，因為資本家不能夠再與第Ⅱ部類的交換中花掉全部剩余價值。引用馬克思的原文，“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是從簡單再生產內部生產出來的”，“這種物質基礎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上的、用在第Ⅰ部類潛在的追加資本的創造上的第Ⅰ部類工人的剩余勞動?！?/p>

追加的可變資本。資本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不斷的從農業和工業的過剩者那里得到補充，特別是那些由于手工業生產而沒落的部門那里得到補充。始終存在的停滯的過剩人口，形成現役勞動軍的一部分，它為資本提供了一個貯存著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即所謂的“過剩人口”和“產業后備軍”。

2. 第Ⅱ部類的積累。第二部類的積累，可以從剩余價值的轉化理解。在簡單再生產中，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全部剩余價值是作為收入花掉的。但在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剩余價值不會全部被花掉，而存在一部分轉化為資本，在下一個周期參與資本循環，這也是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代表西尼爾所謂“節欲論”的出發點。轉化為資本的這部分剩余價值，不僅不能補償第Ⅱ部類C的任何部分，而且會進一步擴大生產資本的數量。這樣，第Ⅱ部類的部分不變資本就不能從商品形式轉化為第Ⅱ部類的生產資本，第Ⅱ部類的生產過剩由此產生。

三、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作為宏觀調控依據的理論剖析

（一）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要求實行宏觀調控。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核心問題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在擴大再生產的前提下，需要宏觀經濟的合理配比。而一方面資本主義對增殖的內在邏輯，將導致社會生產的商品總量超過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存在三大內在缺陷，即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必然造成社會生產兩大部類間的合理比例關系經常遭到破壞，造成商品滯銷、失業、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等一系列問題，經濟危機的普遍爆發正是由于社會資本再生產比例失調問題的強制解決方式。因此，為彌補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有效實現社會總產品，就必須依賴宏觀調控手段，達到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

（二）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異化要求實行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下，社會生產是資本家的私事，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均由資本家自己決定，整個社會生產處于競爭和無組織狀態，結果是社會生產的商品總量超過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出現生產過剩。從概念本身來看，追求價值而忽視使用價值，是一種社會生產的異化現象，也是市場經濟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因此，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讓我們更為科學的認識社會生產的最終目的，也賦予了政府宏觀調控第二方面的根據。

（三）追求內涵型擴大再生產需要實行宏觀調控。馬克思為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首先把社會再生產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又進一步將擴大再生產分為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簡單來說就是數量增長與質量提高。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往往是個漸變的過程，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本開展前期研發工作，而這部分的資本將會以類似貯藏貨幣的形式退出資本周轉。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機會成本是不符合資本增殖的內在邏輯的，偶爾出現也只能歸根與少數富有前瞻眼光資本家的隨機性，而非市場經濟的普遍行為。而發展中國家在實踐中屢屢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驗證了這一理論的合理性。

（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需要實行宏觀調控。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隱喻著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體現在兩個以下方面：第一，在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實現條件I（V+M）=ⅡC+IC+ⅡC中，即社會在生產資料部類必須要和消費資料部類相適應，包括資本家與工人的個人消費，這是實現社會總產品的必要步驟。而消費特別是廣大工人階級的消費，必須依賴足夠的工資性收入，這就間接引出了改善收入分配公平的要求;第二，對于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兼顧，特別是對于使用價值的重視，也要求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 資本論[M] （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篇(3)

一、市場管理法與宏觀調控法的對比分析

1、理論基礎兩者都以國家干預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所不同的是市場管理法所依據的是直接干預理論，而宏觀調控法則是間接干預理論。市場經濟是以市場作為對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商品經濟，市場有著及時性、靈活性等特點，能有效地促進市場競爭，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但又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如自發性、盲目性等，市場主體為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會采取不正當的競爭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壟斷、貧富懸殊等社會不正義問題，這些是市場自身無法克服的，也正是國家干預的根源所在，國家依法干預市場活動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壟斷、抑制貧富差距擴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場經濟必須確立政府的干預。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理論而產生，而區別就在于：市場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預為理論依據，而宏觀調控法以政府間接干預為理論依據。

2、側重點市場失靈是國家干預的根源，但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表明，國家干預也并非沒有缺陷，政府干預的失靈（如過度干預、濫用干預權等）同樣會妨礙交易的正常進行，政府規制的失敗，就要求必須確立對政府干預的規范，其中包括約束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力，規范政府干預的行為，從這一方面來看的話，筆者認為對市場管理法來說，它著重強調的是對市場主體一方行為的約束，通過對市場主體的競爭行為和交易行為的約束，維護市場的競爭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觀調控法則更加注重對政府干預行為的約束，以確保政府的宏觀調控權的正當行使。所以，筆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市場管理法側重于確立政府干預，宏觀調控法側重于規范政府干預，但只是側重，兩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的雙調整基礎上才能有效發揮其作用。

3、調整方式由于兩者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存在差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調整方式的差異，市場管理法通過國家對市場的直接干預來實現其職能，它通過運用行政命令，規章制度之類的公權力直接干預市場主體的經營活動，對市場主體的競爭行為和交易行為進行規制，如通過制定和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依法嚴禁市場主體在交易活動中的不正當競爭和壟斷行為，為市場主體交易行為確立一個直接的、強制性的選擇標準。宏觀調控法通過國家對經濟活動的間接干預實現其職能，從而間接影響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選擇，由此可看出，它為市場主體所確立的是一個間接的標準，具有可選性，如通過體現法律規范特點的一些經濟政策，如貨幣政策、財政稅收政策等，明確向市場主體傳達一種信息，哪些市場交易活動因符合國家經濟政策而受到鼓勵，哪些不符合國家經濟政策而受限制等。

4、調整對象市場管理法的調整對象，是國家在管理市場過程中所形成的經濟關系，即市場管理關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市場主體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依法查處中所形成的市場交易管理關系，主要存在于微觀經濟領域，具有直接性、強制性等特點。宏觀調控法的調整對象，指的是國家對國民經濟總體活動進行調節和控制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即宏觀調控關系如財政關系、金融關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觀經濟領域，具有間接性，選擇性等特點。

5、調整范圍市場管理法以市場管理關系為其調整對象，其主要發生在國家規范市場主體競爭行為和交易行為的過程中。從其體系結構來看，市場管理法的內容主要包括市場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價格法等。宏觀調控法以宏觀調控關系為調整對象，而宏觀調控關系涉及國民經濟運行的全部過程，包括財政關系、金融關系、產業關系、計劃關系等。體系結構方面，宏觀調控法主要包括財政法律制度、稅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產業法律制度、計劃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無論從兩者的調整對象還是體系結構來看，宏觀調控法的調整范圍都要比市場管理法的調整范圍寬泛。

6、調整方法在關于兩者的調整方法上，筆者認為：市場管理法由于國家直接干預市場主體的競爭和交易行為，直接涉及市場主體的個體利益，市場管理權的不正當行使會對其利益造成損害，同時也為了防止有關行政機關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場主體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損害相關主體利益，所以市場管理法的調整方法只能使用單一的法律調整手段，以維護和保證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而宏觀調控法則是通過對市場的間接干預來影響市場主體的經濟選擇行為，具有一定的誘導性，選擇性，而且其涉及面廣，貫穿國民經濟運行全過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為主，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為輔的調整方法，但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運用必須在法律確定的宏觀調控框架內進行。

二、市場競爭與宏觀調控的關系

在討論兩者關系之前，筆者認為應先談一談市場競爭與宏觀調控的關系，因為市場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進和維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所以，在一定層面上，市場競爭與宏觀調控的關系可以反映出市場管理法與宏觀調控法的關系。市場競爭作為市場經濟的作用機制是與宏觀調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場競爭是宏觀調控的基礎。競爭首先是市場的競爭，沒有市場，宏觀經濟調控就沒有了對象和基礎，就失去了運作的機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觀調控不立足于市場，則是一種盲目的，形而上學的調控，就會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根本所在，要發展市場經濟關鍵是鼓勵和維系市場競爭。另外，宏觀調控還受到市場競爭的制約，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對社會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它是第一性的、基礎的。只有在市場調節無法起作用的領域，才有必要實施宏觀調控，凡是市場可以競爭的，就沒必要進行宏觀調控。此外，宏觀調控的目標要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因為市場競爭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促進國民財富增長的基本途徑。

其次，宏觀調控是市場競爭的條件。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已充分證明，市場經濟不是放任自由主義經濟，它內在地要求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國家通過對市場運行進行調控，可以克服市場波動和大起大落，保證經濟運行穩定，而市場主體也只有在穩定的市場環境中才能進行公平、自由的市場競爭。宏觀調控還對市場競爭范圍及競爭目標進行調控，規定在哪些范圍可以競爭，哪些范圍不允許市場競爭，那些競爭是無所謂的、無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勵的。此外，由于市場主體是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體，市場競爭必然會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部分市場主體競爭的不自由，而這些問題是市場競爭自身無法解決的，宏觀調控的實施可以有效的緩解這些問題，實現社會實質正義。

篇(4)

2012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下滑態勢有所加劇。多項經濟指標表現不盡如人意，各大國際機構紛紛下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全年GDP增長率“破8”的概率大幅上升。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許多市場人士認為宏觀調控急需加碼，以求在穩增長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但筆者以為，宏觀調控再出重拳并非當務之急。

一方面，宏觀調控進一步加碼的政策空間并不大。就財政政策而言，當前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傳染的背景下，財政鞏固已成為全球主流趨勢，若此時大幅增加財政支出將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道德風險和聲譽風險。此外，雖然中國中央財政實力雄厚，但地方政府債務可持續性仍受到普遍質疑，以政府支出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的可行性較為有限。就貨幣政策而言，2012年8月，CPI同比增幅較上個月增長了0.2個百分點，短期通脹抬頭的壓力已初步顯現。而長期看，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將導致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食品價格上漲的可能性增大，全球流動性過剩格局不會輕易改變，中國長期通脹壓力也在不斷上升。在短期和長期通脹壓力兼具的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在寬松方向上大幅加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值得強調的是，宏觀調控政策本身并非不給力，而是急需加強效果傳導。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爆發后，中國宏觀調控發力不小，但實體經濟尚未扭轉頹勢。這既與復雜嚴峻的經濟環境息息相關，也與宏觀調控的微觀傳導頗有關聯。作為宏觀調控的理論源泉，傳統凱恩斯主義在學術上的最大缺憾在于就宏觀論宏觀，近幾十年來經濟學領域的諸多努力集中于為傳統宏觀經濟理論構建微觀基礎。但在筆者看來，宏觀調控理論上的微觀基礎雖在不斷夯實，但在現實中卻并不牢固。宏觀調控未能快速改變當前中國經濟的失速態勢，易被忽略的一個原因是，五種宏微觀之間的博弈讓宏觀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觀基礎。

其一，宏微觀之間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其核心是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這種情況也體現在宏觀調控的微觀傳導過程中。一些宏觀政策出臺的目標是符合集體理性的，但微觀個體卻會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來調整個體行為，致使調整后的行為未必符合宏觀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來，監管部門大力整頓銀行業不規范經營，其目的是規范行業行為，還利于民，減小融資成本，助推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雖然政策已取得成效，但從微觀層面看，整頓不規范經營、不對稱降息和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在加大銀行業競爭的同時，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業的議價能力和話語權。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部分金融機構被迫將更多資源投入到對大型企業的業務維護上，中小企業得到的金融服務反而受到了相對擠占。

其二，宏微觀之間存在“吃飯博弈”。換句話說，無論宏觀調控政策如何陽春白雪，微觀個體包括企業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飯的。從宏觀上看，中國經濟長期吃飯靠轉型，唯有轉型才能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但從微觀上看，地方經濟短期吃飯難轉型，為了轉型而轉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風險隱患。微觀中國，很多城市、縣域存在產業集聚、經濟結構單一的特征。如果恰巧這個單一的行業屬于粗放增長的行業，屬于轉型壓降的對象，那么地方政府將很難真正做實轉型。特別是在當前地方政府的業績評價體系下，以短期“自發降速”換取長期產業結構調整空間的現實激勵并不大。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微觀企業，一旦為轉型而轉型，往往會盲目追求多元化，將眼光投入到房地產、民間金融等面子足、見效快的時髦領域，而這種超出其自身風險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會成為隱患醞釀的溫床，甚至會對企業主業或地方支柱產業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其三，宏微觀之間存在“彈簧博弈”，這種博弈就像壓彈簧，此消彼長，不進則退。只有宏觀調控不斷施力，政策效果才會持續顯現，若宏觀調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會繼續疊加，而一旦宏觀調控有所減力，往往會出現有違政策初衷的負向反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終具有做大GDP、增加財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誘惑，只要宏觀層面對房市調控稍有放松，甚至只要有些許“不強調”的跡象，微觀層面就有捂熱房市的本能沖動。2012年5月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彈簧博弈發揮效力的體現。

其四，宏微觀之間存在“邊緣博弈”。宏觀調控畫了一個圈，而部分微觀實體，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觀企業往往行走在宏觀政策的邊緣，或是在不斷試探宏觀調控的邊緣區域，這種行為往往會帶來諸多風險。例如，2011年中國民間融資市場經歷了一波非理性繁榮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是流動性緊張狀態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與民間融資市場政策監管的邊界不清晰有關。宏觀層面鼓勵民間金融力量的穩健培育，但由于規范性的民間金融尚處于起步階段，對民間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政策還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之中，這種初始階段的監控薄弱為民間融資市場創造了行走于邊緣的條件，表現為機構超速擴張和業務高杠桿運作，這種邊緣博弈帶來的非理性繁榮的風險在當前逐步顯現，并還將不斷釋放。

其五，宏微觀之間存在“專業博弈”。宏觀層面凝聚著專業思維，充斥著專業人士；微觀層面則缺乏足夠的專業資源。這種“專業屏障”往往成為信息不對稱下博弈均衡走向集體利益受損的重要壁壘。表現得過于專業的某些宏觀政策，會帶來三種非理性的微觀反應：一是不加理解、教條主義地執行；二是不加思考、加重砝碼地執行；三是不加重視、輕描淡寫地執行。這三種做法最終都會導致宏觀調控與預期目標相去甚遠。這種專業博弈發展到極致，甚至會引發金融危機。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本質上也是專業博弈的結果，前者是金融機構利用專業優勢過度開發房產業務、金融衍生品誘發的危機，后者則是政府部門利用專業優勢過度透支社會財力誘發的危機。

宏微觀之間的五種博弈令宏觀調控的效果顯現有所不足。筆者建議，針對囚徒博弈，宏觀層需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充分考慮微觀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選擇，并輔之以相應的配套政策引導微觀個體做出理性選擇；針對吃飯博弈，宏觀層需要將轉型深層次細化，讓每一個微觀實體都有落實轉型的具體指引；針對彈簧博弈，宏觀層需要在重點調控方向上加強政策意圖宣示和傳導，防止不必要的負向反彈；針對邊緣博弈，宏觀層需要加強對球行為的專向管控，并明確新興領域的政策邊界；針對專業博弈，宏觀層需要加強對宏觀政策的通俗解釋，并引導專業人士更多地向社會傳導基本經濟常識，減小專業性的信息不對稱。

篇(5)

那么，原因何在？

這個問題讓筆者想起了法國名導演歐容的電影《花瓶（Potiche）》，這部2010年上映卻頗有復古范的影片講述了一對夫妻管理家族制傘工廠的故事，看似專業的丈夫作為總經理與工會鬧得水火不容，企業每況愈下，而被視作花瓶的妻子接手總經理工作后，卻把企業經營得井井有條。夫妻二人的成敗，關鍵在于處理博弈能力的差異，無法理順宏觀、微觀的博弈關系，看上去很美的經營策略也僅是紙上談兵。

再看中國經濟，宏觀調控之下，實體經濟尚未扭轉頹勢，一方面和經濟環境的復雜嚴峻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則與宏觀調控的微觀傳導頗有關聯。實際上，作為宏觀調控的理論源泉，傳統凱恩斯主義在學術上的最大缺憾正在于就宏觀論宏觀，而近幾十年來經濟學領域的諸多努力也集中于為傳統宏觀經濟理論構建微觀基礎。但在筆者看來，宏觀調控理論上的微觀基礎雖在不斷夯實，但現實中的微觀基礎卻并不牢固。很多市場人士在分析宏觀調控時往往聚焦于整體性影響，而并未關注到微觀主體的應對及其帶來的反作用。

筆者最近兩年在地方上工作，這一段經歷讓筆者對宏觀微觀博弈有了切身體會。筆者以為，宏觀調控未能快速改變當前中國經濟的失速態勢，易被忽略的一個原因是：五種宏觀微觀之間的博弈，讓宏觀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觀基礎。

其一，宏觀微觀之間存在“囚徒博弈”。

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可謂家喻戶曉，囚徒困境的核心是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這種情況也體現于宏觀調控的微觀傳導過程中。一些宏觀政策出臺的目標是符合集體理性的，但微觀個體卻會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來調整個體行為，調整后的個體行為卻未必符合宏觀政策本意。

例如，2012年以來，監管部門花大力氣整頓銀行業不規范經營，其目的是規范行業行為，還利于民，減小融資成本，助推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雖說政策業已取得顯著成效，但從微觀層次看，整頓不規范經營、不對稱降息和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在加大銀行業競爭的同時，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業的議價能力和話語權，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資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部分金融機構被迫將更多資源投入到對大型企業的業務維護上，中小企業得到的金融服務反而受到了擠占。

其二，宏觀微觀之間存在“吃飯博弈”。所謂吃飯博弈，很直白的解釋就是，宏觀調控再怎么陽春白雪，微觀個體包括企業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飯的。宏觀看，中國經濟長期吃飯靠轉型，唯有轉型才能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但微觀看，地方經濟短期吃飯難轉型，為轉型而轉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風險隱患。微觀中國，很多城市、縣域存在產業集聚、經濟結構單一的特征。如果恰巧這個單一的行業屬于粗放增長的行業，屬于轉型壓降的對象，那么地方政府作為一方水土的衣食父母，將很難真正去做實轉型。特別是在當前地方政府業績評價體系下，以短期“自發降速”換取長期產業結構調整空間的現實激勵作用并不大。

而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微觀企業，一旦為轉型而轉型，往往會盲目追求多元化，將眼光投入到房地產、民間金融等面子足、見效快的時髦領域，而這種超出其自身風險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會成為醞釀隱患的溫床，甚至會對企業的主業或地方支柱產業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其三，宏觀微觀之間存在“彈簧博弈”。這種博弈就像壓彈簧，此消彼長，不進則退，只有宏觀調控不斷施力，政策效果才會持續顯現，若宏觀調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會繼續疊加，而一旦宏觀調控有所減弱，往往會出現有違政策初衷的逆向反彈。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終具有做大GDP、增加財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誘惑，只要宏觀層面對樓市調控稍有放松，甚至不需放松，只要有些許“不強調”的跡象，微觀層面就有捂熱樓市的沖動。

其四，宏觀微觀之間存在“邊緣博弈”。宏觀調控畫了一個圈，而部分微觀實體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觀企業，往往行走在宏觀政策的邊緣，或是在不斷試探宏觀調控的邊緣區域，這種行為往往會帶來諸多風險。例如，2011年中國民間融資市場經歷了一波非理性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是流動性緊張狀態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與民間融資市場政策監管的邊界不清晰有關。宏觀層面鼓勵民間金融力量的穩健培育，但由于規范性的民間金融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對民間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政策還在不斷完善過程之中，而這種初始階段的監控薄弱，則為民間融資市場創造了行走于邊緣的條件，表現為機構超速擴張和業務高杠桿運作。這種邊緣博弈帶來的非理性繁榮的風險，業已在當前逐步顯現，并還將不斷釋放。

其五，宏觀微觀之間存在“專業博弈”。宏觀層面凝聚著專業思維，充斥著專業人士；微觀層面則缺乏足夠的專業資源。這種“專業屏障”往往成為信息不對稱下博弈均衡走向集體利益受損的重要壁壘。

實際上，這種專業博弈發展到極致，甚至會引致金融危機，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本質上也是專業博弈的結果，前者是金融機構利用專業優勢過度開發房產業務、金融衍生品誘發的危機，后者則是政府部門利用專業優勢過度透支社會財力誘發的危機。

總之，宏觀微觀之間的五種博弈，讓中國宏觀調控缺乏有效的微觀基礎，進而使其效果顯得有所不足。

篇(6)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布置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和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假如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功能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和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探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探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有關宏觀調控的探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熟悉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布置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和邊界新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和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布置(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新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布置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功能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布置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布置和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布置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靠等新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新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布置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新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新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

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功能的熟悉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布置。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布置，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功能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靠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布置和外生的制度布置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和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假如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布置。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布置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布置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重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重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布置，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預備金率、恢復中心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有關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功能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墒牵偃缃o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策略。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新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依靠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

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和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假如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和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心銀行和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和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和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和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和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布置，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布置，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和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布置，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功能，其關鍵的新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新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布置，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靠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和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和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

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和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新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和外生布置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重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新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功能(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有關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新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和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和體制收縮的矛盾。假如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和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和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非凡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布置，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假如到此為止，則很輕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布置，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新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假如宏觀調控功能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新問題；假如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新問題，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

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和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有關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新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新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yy，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新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和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功能，此時假如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和重視財政政策功能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

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四周，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有關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四周。新凱恩斯主義有關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和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四周。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假如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假如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熟悉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假如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功能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和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有關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F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和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布置，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功能對象和目標。有關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熟悉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熟悉市場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功能。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布置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和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和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布置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功能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布置。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假如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功能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功能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和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假如依據功能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新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的

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布置(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新問題嚴重，政府布置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向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和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假如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布置，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假如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新問題主要是結構新問題，但結構新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新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有關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和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假如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非凡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新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索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功能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

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熟悉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功能。然而，現實結果和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索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新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探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假如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非凡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有關長期經濟增長要依靠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布置的功能，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和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布置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楚的熟悉。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布置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新問題上的熟悉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新問題的基本熟悉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假如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布置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非凡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布置。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功能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新問題。

篇(7)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墒?，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陬A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宏觀調控理論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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