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自然哲學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人與自然哲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摘要: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傳統哲學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這些思想對當代的影響;提出面對嚴峻的生態危機挑戰，重溫中西傳統文化有關天人關系的思想，對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們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類是地球生命系統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長期進化的產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識系統、價值系統和道德系統的高級生物。人類被稱為萬物之靈，但不是萬物的主宰，不能脫離自然而存在，應當和自然和諧相處，否則就會自毀家園。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認識，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從對自然的恐懼、取媚、親和，到人與自然的分化、對自然的探索和征服。當人類終于可以高昂著頭顱蔑視自然的時候，也受到了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最終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類對自然的認識過程中，人性的發現、人類崇高地位的確立，是人類擺脫自然和社會奴役的精神力量。而當人類把自己視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壞和掠奪的時候，猛然醒悟已經走到了絕路。今天，當我們面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環境惡化的勢態，不得不考慮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要實現這一長遠目標，就必須確立一種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念。

當然，要糾正人們長期形成的錯誤認識，決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們在討論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念之前，有必要對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歷程進行認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觀

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被稱為天人關系。東方民族習慣于或者說更擅長于將“天”與“人”置于一個彼此相連的大系統中，來思考兩者之間的關系。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氣”等哲學命題，都體現了東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這種思想有三種表現形式: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論”;以莊子為代表的“天人交融論”和以荀子為代表的“天人相分論”。

“天人合一”觀念產生較早，殷商時期人們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獵等重大人事活動，都要通過占卜來揣摩天意，再作決斷。殷商時期的這種宗教思想，經孔孟升華為哲理性的天人觀。

孔子維護“天”的至上尊嚴，主張以“天意”建立人間尊卑秩序，協調人和自然的關系。孟子發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論證了天賦道德論，進而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的命題，這種“天”與人性、內心的統一，要求人以道德規范約束自己，以求接近人與天的和諧。漢代董仲舒進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論，認為人事與自然規律有類別同形和序列的同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天人感應”、“災異譴告”學說，這一系統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會人事，把人和自然的關系完全淹沒在天道王權的體系之中。宋明理學繼承了秦漢以來由董仲舒系統化了的“天人合一”論，程朱、陸王從唯心主義出發，主張“天理”與“心性”相結合，人性成為聯結天和人的紐帶，從而把“天人合一”改造為心性之學。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將社會道德規范轉化為人的內心道德要求，使人們致力于向內修身養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雖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諧關系，但卻成為阻礙自然科學發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思想史上，老莊“天人交融”思想更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關系是基于無為狀態的與天和諧的理想。莊子以“氣”作為溝通天人的物質基礎，認為天地、物、人都是陰陽之氣的對立與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氣耳”。這種人和自然交融的觀念是對人和自然默契關系的肯定，但是·，這種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體地位的基礎上的，要求人無條件地順從自然。

與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對立，中國古代哲學中還有天人相分的一派。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認為，“天”與“人”，天道與人道是分屬不同范疇的問題。荀子強調天人相分，認為“天”與“人”各有自己的職責。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一方面把天解釋為自然界及其變化規律;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萊亡?！碧斓雷匀徊荒芨深A人事，人也不能違背自然規律。荀子區別天和人，否定了自然變化和社會治亂的聯系，確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觀念;同時，把人從天命主宰之下解放出來?？梢哉f“天人相分”哲學命題蘊含著“天人合一”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論，既承認客觀規律的作用，又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

縱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觀，一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不是對立。儒家通過內省本心達到與天的溝通、天理與心性的合一。盡管儒家所謂的“天”是道德化的或者是抽象的，還不能完全等同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自然，但卻體現出人對自然的一種親和與包容。道家從自然哲學立論，主張通過“抱一”、“體道”達到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這種觀念上的回歸自然雖然有消極順從之嫌，可本質上表現了人是自然一部分的思想。儒、道兩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在歷史上互抗互補，對天人關系的理解殊途同歸，共同積淀成為中國人的穩定的心理定勢和價值取向。今天，當我們面對嚴重的生態挑戰時，重溫古人的天人關系思想，在崇敬前人對自然關懷的同時，更深切地感到應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重新確立人與自然的平等信念。

二、主客二分—西方傳統哲學的主流

西方文化的源頭是古希臘文化。在天人關系上，古希臘雖有天人和諧說，但希臘哲人更擅長于將“天”—自然作為外在于人類的、獨立的認識對象，形成較為發達的自然哲學。例如柏拉圖的“理念說”，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對立起來，這種主客兩分的觀念，成為近代西方思維的起點。同時，古希臘還用神話的形式折射出人和自然關系的認識，一方面表現了人和自然的局部分化，使人得以從自然本體中掙脫出來，審視自身、觀察自身;另一方面，人和自然的分化還處于初級階段，人類以自然神論的形式保持著對自然的崇敬。

在歐洲中世紀，上帝出現在人和自然之間，人間扭曲了的社會關系幻化為上天的神力。宗教哲學代替了古希臘的自然哲學，一神教取代了多神教，超自然的上帝取代了自然神。一神論將人從自然中分裂出來，賦予人格化的神以超自然的力量，把對自然的崇拜轉變為對神的崇拜，將人和自然統一于神力，忽視了人對自然的關懷。由此可見，西方的傳統哲學不論是自然哲學，抑或宗教哲學，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將人從自然中分離出來，使人與自然處于一種對立的狀態。這種主客兩分的思維方式不可能產生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天人觀，只能派生“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思想。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這已隱含了導致當代生態危機的思想根源。

進人近代之后，人文主義和科學精神的覺醒，突破了歐洲中世紀僵化的神學秩序。人文主義高揚“人性”的旗幟，以與“神性”抗衡，對人自身的力量和創造性充滿信心，一時間，大寫的“人”，為萬物之靈的“人”，成為被崇仰的新偶像;科學精神則激起對自然界、宇宙萬物的不倦探求，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托勒密體系，使自然科學擺脫了神學嬸女的卑微地位，成為認識自然、進而征服自然的銳利武器。

培根從唯物主義立場出發，論證人的認識能力能夠通過經驗歸納方法把握自然界的規律，并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著名論斷，成為近代人類征服自然的座右銘。培根指明的方向，促進了經驗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這種推崇自然、探索自然，又偏重于實用功利性的觀點，在當時推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笛卡爾從不同角度論證了與培根相同的原理。他突出強調理性的力量和地位，認為一切在過去被確立了的“權威”與“信仰”之類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都要經受理性的“普遍懷疑”的檢查，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實的，萬能的。因此，笛卡爾豪邁地提出“……借助實踐哲學，我們就可以……使自己成為自然的主人和統治者?！钡芽栠€發展了精神與物質截然兩分的二元論，認定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各行其是，只受自身規律的支配。這種“笛卡爾主義”引導近代人類走向與自然分離以至對立的道路，正如阿爾·戈爾所說:按照笛卡爾的解說，我們與地球無關，有權將地球僅僅視為一堆無生命的資源，可以隨意掠取。

康德哲學有濃郁的人文主義色彩，他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人是“絕對價值”和“客觀目的”等著名論點，并把這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律?？档抡軐W的特點不是一般地表明對人的關懷和強調，而是突出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主人這一思想，即“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思想。黑格爾以“絕對唯心主義”的荒誕形式，把絕對理性不但視為全部自然界的主人，甚至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的結果。這樣，“理性”或“精神”就成了自然界的“創世主”。這實質上是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至高無上、支配一切的地位。

西方傳統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把人與自然加以分割地考察，把自然僅僅作為一種外在物，一種供人類加以運用和改造的對象。他們看不到人與自然的融合，不理解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這種傳統的理性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相結合，使人的主體性更加膨脹，人與自然的關系終于出現了危機。正是在這種弘揚理性，倡導實驗科學的主流文化的影響下，歐洲的工業文明得以迅猛發展。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控制了許多自然力，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許多成果。而“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這種觀念也走向了極端。當我們面對嚴重的生態危機挑戰時，重溫中西傳統文化有關天人關系的思想，對當代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三、生態倫理—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

篇(2)

生態文學批評是文學研究和現代生態哲學思想的有機結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工業革命帶來的生態危機的回應。生態文學批評作為一種文化批評思潮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美國形成,然后又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出現。許多學者對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進行了界定,其中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發起人同時也是主要倡導者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認為,所謂生態文學批評就是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間關系的批評,這一定義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把生態文學批評界定為研究文學乃至整個文化與自然的關系的批評,揭示了這種批評的主要特征。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文學這種特殊的方式對人類文化進行重新審視,進而通過文化批評來探索人類在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模式等方面怎樣影響人對自然的行為,怎樣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人們已經認識到,需要深入研究人類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與此相關的人類生存方式。只有這樣,人類才能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人類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之間的不可分割的關系。人類研究文學除了要研究怎樣運用文學話語表達自然以外,還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考察那些能決定人類對待生態系統態度和行為的所有社會文化因素,并把這種考察研究與文學批評聯系起來。因此,生態文學批評就是要“歷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1]。

十多年來,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無論在學科化還是在體系化等方面均獲得了迅速的發展。1989年,美國西部文學研究會建議以“生態批評”來替代以前沿用的“自然寫作研究”;1992年,成立了美國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緊接著在第二年該研究學會又創刊《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六年后,美國現代語言學會吸納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為該組織會員。美國生態批評的發起人之一謝里爾?格洛特費爾蒂認為,生態文學批評在體系構建和批評實踐方面將會按照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用文學再現荒原即天然自然;第二階段通過研究重現長期以來被眾多文學工作者忽視的實體自然創作,廣泛深入地研究有生態傾向的文學作品;第三階段將會致力于研究通過文學語言對人類世界的重新建構,批判西方傳統文化將人類與自然割裂開來并主張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二元對立思維。不難看出,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堅持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和諧統一的基本原則,揭示了人類中心主義和二元對立思維給自然環境及生態系統帶來的危機。“生態”一詞在美國生態文學批評那里體現了更為鮮明的實踐價值,蘊涵了更為深厚的人文精神。這種努力將會培育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這種生態文化批判思潮將會變成一場將自然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進而對人類現代文明做出深刻反思的文化運動。

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工業革命與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在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性成就的同時,由于片面地把自然當作征服的對象,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一方面是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全球性的環境污染與生態危機,另一方面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開發利用不僅是寅吃卯糧甚至已經到了竭澤而漁的地步。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環境公害事件”層出不窮。西方國家首先步入工業化進程,最早享受到工業化帶來的繁榮,也最早品嘗到工業化帶來的苦果,美國作為西方發達國家更是首當其沖。這時人們開始對工業與科技革命帶來的生態危機進行反思,已經認識到,如果人類不改變自我中心的立場,繼續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資源,那么在創造了空前的物質繁榮和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的同時,也埋下了人類自我毀滅的禍種,由生態危機帶來的種種環境問題將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受到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美國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些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把生態問題引入文學研究領域,在文學研究中進行生態思考,嘗試一種融合生態視角的文學研究方法,而文學研究領域生態思考的發展結果是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誕生。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產生又有著一定的思想淵源,即當代西方環境倫理思想。這種環境倫理思想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肯定人類價值高于自然價值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另一部分是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并倡導人類與自然具有平等價值的非人類中心論思想。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發展了這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主要思想,與此同時,它又借鑒了西方現代生態學涉入社會科學的理路,發展為獨樹一幟的生態文學批評思潮。美國生態文學批評認為,自然界中每一個有生命的物體都有其內在價值,應當受到與人類同等的尊重;整個生物圈,包括人類、其他物種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人類不應當把自然環境看成是僅供人類享用的資源,相反,應把它看成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價值中心。因此,人類需要把善、同情等道德情感從人自身擴展到整個生態系統。

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發展到今天,已經深入到哲學層面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哲學思想。第一,通過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提出了生態主義的自然觀與只關心人類利益的人類中心主義恰好相反,這種生態主義的自然觀關心的是整個自然界的利益,因此它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和整體主義的。同時,它又與專注于環境退化的癥候,如污染、資源耗竭等等的環境保護主義不同,環境保護主義提出只要改善針對環境問題的管理方式,不需要改變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就能夠解決環境問題,但是生態主義自然觀則認為,這種觀點已經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深層矛盾,必須以徹底轉變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及其人與環境的關系為先決條件,因此在實踐上主張重建人類文明的秩序,使之成為自然整體中的一個有機部分。[3]多布森(AndrewDobson)在《綠色政治思想》一書中明確指出,生態主義首先是從根本上懷疑目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它不追求一個高增長、高消費乃至高科技的社會,而是期望一個以更多勞動、更少物品和為人類服務需要的“美好生活”為目標的后現代社會,這一點明顯有別于環境保護主義;其次,生態主義特別強調地球的有限性資源,在這個前提下來追問什么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是可能的;再次,在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上,生態主義所關心的是必須把人類活動限制在什么范圍內才不至于干擾乃至威脅自然界的生存和發展,而環境主義關心的只是人類對自然界活動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會威脅到人類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第二,通過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系進行探討,提出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說這種環境倫理說認為,諸如物種、生態系統等非人類存在物具有和人類一樣的道德地位,因此,人類對它們負有與人同等的責任和義務。一般而言,環境倫理說旨在系統地闡釋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系,它假設人類對自然界的行為能夠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規范約束著。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著名的環境倫理學家、美國教授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發表了《存在著一種生態倫理嗎?》的學術論文,首次從環境哲學的角度提出了生態倫理和環境倫理的概念,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環境倫理學》,該書認為,人必須從價值上擺正大自然的位置,在人與大自然之間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倫理情誼關系,人類才會從內心深處尊重和熱愛大自然;也只有在這種尊重和熱愛的基礎上,威脅著人類乃至地球自身的生存的環境危機和生態失調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倫理觀要求人類與自然建立一種良好的和諧關系,倡導人類熱愛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和維護生態平衡,主張人類要在維護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合理地開發自然,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規范在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范圍內。而破壞大自然與浪費自然資源,就等于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殺。人類需要秉承一種生態危機意識,才能擔負起保護地球、保衛家園的神圣職責。因此,環境倫理觀將道德關心的對象擴展到整個生命界與自然界,構筑了以“尊重自然”為終極道德意念的倫理學體系。第三,美國生態文學批評也意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生態智慧在美國有越來越多的生態思想和生態文化研究者認識到,發掘和引入古代東方生態智慧,很可能為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找到解決當代環境問題的思路。在這方面,中國古代的文化哲學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國哲學異于西方的最顯著的特征。以中國與西方比較,中國哲學之歸趨,人與天合;而西方哲學之歸趨,人與天分。中國哲學以人生觀察宇宙,使人與天合而為一。西方哲學,則道德哲學(精神哲學)與自然哲學,各有領域,分送發展,源遠而未益分。所以,從中國傳統文化哲學來看,天人合一論中所蘊含的人與自然不分彼此、融為一體的和諧共生思想與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對割裂人與自然、文化與自然的二元論的解構,存在內在的契合,富有極大的生態智慧。事實上,生態文學批評的這一發展傾向,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走向世界學術論壇的契機。在生態批評的世界論壇上,許多人正期待著中國學者的參與,期待著來自古代東方生態智慧故鄉的學者為綠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啟示性的精神資源。

總之,通過對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思潮的反思,需要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人與自然都是整個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共生共存的重要組成部分。人與自然不存在統治與被統治、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諧共處、共同促進的關系。為了人類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必須樹立起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觀,從根本上形成人與自然的“天人合一”。

篇(3)

一、中國文化的返本開新以及對人類文明的可能貢獻

如何由老“內圣”開出新“外王”，如何由極重心性修養的儒家老傳統開出科學、民主的新果實，是新儒家的老問題。此次會議有了完全不同于上個世紀新儒家的新意旨。

田辰山強烈抨擊了西方民主政治的非道德化特征。在西方，沒有上帝就沒有倫理。啟蒙之后，西方人把上帝打倒了，也就把倫理打倒了，于是就有了非道德化的政治。在這種政治框架之中，私人利益至上。西方政治理論所界定的人是抽象的“單個”人、“個體”人、“一己”人（individuals），西方民主政治就是一部分“單個”人通過競爭獲得“無限制積累個人財富”和“攫取支配社會大多數其他成員”的權力的政治。儒家和中華文化的政治絕不是這種非譚德化的政治，而是追求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的政治。這種道德化的政治對人的理解完全不同于現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個人主義。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人與人不是不相聯系地生存和生活著的，而是不可分割地生存和生活在一起的，任何一己個人利益的追求都要受到天然地、必然地、社會地與別人之聯系的制約。

張學智認為，不可一概否認政治去道德化的合理性，至少該承認政治的去道德化是把政治當作科學加以研究的前提。

事實上，中國幾千年政治的高度道德化或道德主義政治恰是自由主義者長期攻擊的靶子。在自由主義者看來，道德主義政治的價值預設是虛妄的，如設定“人人皆可為堯舜”，只有設定人人皆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現代政治“科學”或經濟學（最成熟的社會科學）才能指導人們建構一種保障人權、維護正義的基本社會秩序。如今，有些學者正力圖闡揚中國傳統政治學說中的“賢能政治”理念，認為“賢能政治”能補充現代民主政治的某些不足，如決策的低效和文化的平庸。然而，我們不可忘記，中國傳統“賢能政治”確有其虛偽的一面，如那些滿口仁義道德實則貪贓枉法、魚肉百姓的虛偽官吏。

黃玉順強烈反對今天有些儒學研究者所表達的思想。他們認為如今人欲橫流、道德淪喪，應該“克己復禮”，有人甚至主張恢復“三綱”。黃玉順反問：“是否該重新擁立皇帝？”

韓東屏意圖用文化分析和中西對比的方法科學、客觀地評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劣。他認為文化只是滿足人的需要的工具。長期以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研究犯了嚴重的方法論錯誤。“全盤西化論”與“弘揚傳統論”互相攻擊，但誰都無法駁倒對方。他認為，須對傳統文化進行細致的分門別類的分析，然后逐一與現代西方文化比較，進而做出判斷，決定取舍。文化分析和判斷應以當代的道德標準為終極標準，“以人為本”是終極原則。據此，儒家倫理已經過時。現代化靠挖掘古人的東西是不行的，必須靠當代人的智慧。

這種觀點顯然奠基于現代性的成見。其實現代性本身已大可質疑。現代性所形塑的工業文明已陷入重重危機，如高科技之軍事運用的危險，基因技術對人權原則的威脅（可參見哈貝馬斯的論述），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等。現代性的核心思想是獨斷理性主義。獨斷理性主義認為，人類憑其理性能認知、積累越來越多的知識，從而掌握越來越強有力的技術。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發展所面臨的一切問題都能得到解決，人類在用科技控制環境和制造物品的過程中將變得越來越自由、自主，即人類在干預自然事物時將越來越能排除災難性后果，越來越能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要。實際上，獨斷理性主義十分荒謬，大自然永遠隱藏著無窮奧秘，永遠握有懲罰人類之背道妄行的無上權力。

另外，文化也并非僅是滿足人的需要的工具。并非在沒有文化之前就先有了人，也并非人一邊創造文化一邊獨立于文化。實際上，人就是文化動物，有了人就有了文化，有了文化也就有了人。人總處于文化的孕育、養育、熏陶之中。脫離了文化的個人就不是正常的人了。在會議上，傅永吉也不同意文化僅是人的工具的看法。他說，我們不能割斷與傳統文化的聯系，如今推動文化大發展，也應該以傳統文化為根本。中國人就是中國人，就是儒，儒即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文化絕非僅是外在于人的工具，它是人須臾不可離的生存條件。獨斷理性主義者是現代文化孕育、養育、熏陶出來的人，他們以為可站在絕對客觀的立場，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科學的條分縷析，然后一勞永逸地判定傳統文化哪些是有價值的，哪些是無價值的。這恰是獨斷理性主義的獨斷。

郭沂說，一講到普世價值，人們立即就想到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等，好像普世價值只能是這些西方“舶來品”。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也蘊含著普世價值，不妨稱之為“中華價值”。“中華價值”可概括為：源自《周易》的“太和”，源自道家的“自然”，源自儒家的“仁義”，源自中國佛教的“慈悲”。其中‘‘太和”、“自然”是宇宙法則，而“仁義”、“慈悲”是人性法則。中西普世價值是互補的，“中華價值”代表著終極價值，而西方普世價值是社會價值。

張學智對郭沂的概括提出了疑問。韓東屏則以西方人根本不用什么“太和”、“自然”等概念去解釋宇宙加以反駁。其實，韓東屏與郭沂所分別信持的思想體系是不可通約的。韓東屏所代表的獨斷理性主義者總認為，存在唯一的真理體系，這唯一的真理體系應該是評判各種分歧的終極依據。韓東屏本人承認哲學不同于科學，哲學是多元的，但“科學提供真理，真理越多越好”。以此類推，或許韓教授還相信科學真理是不斷地、積累式地進步的，以科學為依據的哲學才是正確的哲學。誰的哲學以科學為依據，誰的觀點才是正確的。

其實，科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研究已表明，科學也不是統一的，更不是積累式地進步的，約納斯在《技術、醫學與倫理學》一書中則明確論證了科學真理也并非越多越好。所以，沒有任何人能尋得絕對客觀的立場，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所謂科學的條分縷析，進而一勞永逸地判斷哪些成分有價值，哪些成分無價值。我們永遠都處于與傳統的對話之中。

二、當代環境倫理以及儒學對環境倫理的啟示

環境倫理是此次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成中英說：人的污染行為反映了人的素質的下落或不能持續上升。人的上升在儒家思想的發展中最有體會。從彖傳中的“品物流行，保合太和’’到王船山“日新與富有”，經張載程朱陸王等大家的充實與精化，到了近代卻喪失了。恢復人的意識與做人的價值就是回復到儒學的基本命題，建立正確的宇宙生態學與相應的心靈生態學。對此，我們要發展人的自發能力與自約能耐，也就是人的本體的自發性與自約性。

美國緬因大學哲學系教授葛朗格（JosephGrange）向會議提交了論文：《拯救地球》（Healingthe Planet）。他從孔子、懷特海、杜威和皮爾斯那里尋求智慧，提出了他所獨創的環境倫理學：基礎生態學（Foundational Ecology）?；A生態學體系奠基于儒學所特別重視的情智（felt intelligence），即與情感不可分離的理智。我們只能在真實的具體經驗中去驗證情智的價值和錯誤?；A生態學的宗旨是凸顯道德體認的價值，而且力圖用美學語言加以表述。最重要的是，葛朗格教授寧肯用靈動（vague）的范疇去表達自然秩序，而不去追求理性主義所極為重視的精確表征。在辭典中，我們發現英文詞vague有“模糊”、“不清楚”、“含糊”、“暖昧”的意思。但葛朗格強調，他所用的vague與“模糊”（ambiguity）沒有關系。他的vague一詞的用法源于皮爾士的邏輯研究，皮爾士把vague定義為需要經驗示例（instantiation）的，最好與“一般”（gener―al）對舉?！耙话恪痹谔綄て毡檎胬淼目茖W和哲學中表示“一切”和“任何”，但我們必須訴諸具體的經驗示例才能完全理解邏輯的或客觀的“靈動”。如皮爾士所說的：“凡適合于排中律的都是一般的，凡不適合于矛盾律的都是靈動的。”“實際世界展示為處于生生滅滅之過程中的許多事件”，正是一種靈動的陳述，也是皮爾士所稱的邏輯上客觀的靈動陳述。這與精確陳述一頭鹿在樹林或一所大學在城市的狀況完全不同。

生態危機表明，善本身只能在世界之中持存。善的未來持存要求一個內含價值的秩序結構理論。另外，這種秩序必須用美學范疇表達，情智從而才能覺知它們是何種價值。這些秩序能抵制混沌之從不間斷的張力而支持價值的多樣性。自然界有四種環境秩序：平凡（The Trivial）、靈動（TheVague）、稀少（The Narrow）、寬廣（The Width）。這四種秩序很少以單一的形態展現，而常常是互相交織的。我們需要用理智去探測其存在，用情感去發現其價值。平凡所引起的情感是不在乎，靈動所激起的情感是期待，稀少所激起的情感是強烈，寬廣所激起的情感是參與。葛朗格認為，我們之所以深陷生態危機，就因為心存種種謬見，而這些謬見都是貪婪和怨恨的產物。為醫治正感染著我們地球的疾病，我們需要審美的感覺、心靈的力量、尊重的意志和生態的實踐。

我認為，葛朗格“基礎生態學”的如下幾點特別值得關注：（1）強調理智與情感的不可分離，人必須有理智的情感，也只能帶著情感思考；（2）強調他的基礎生態學奠基于美學；（3）強調靈動思維和靈動表達的重要性。

徐春認為，當代環境倫理學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傳統儒學中找到源頭。儒家“畏天命”、體認自然的內在價值、承擔對自然的責任的“天人合一”思想可與現代環境倫理學的思想對接。“天人合一”的基本含義是人與自然具有內在統一性。天人之間的“合一”不是天與人主動相合，而是人主動地與天相合，人參與宇宙進程，與宇宙秩序保持和諧，但不是把人的意志強加在自然之上。儒家“天人合一”觀的自然引申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環境倫理或生態倫理。儒家“畏天命”思想的邏輯展開就是環境倫理的基本理念――敬畏生命。儒家已經體認到天地自然的內在價值就在于天道、天德，且具有生命意義和道德意義，并在“天命”學說和“天地之心”學說中論證了生命的目的性。儒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建立起“推己及人”的社會倫理秩序，相應地也建立起“民胞物與”，“人所不欲，勿施于物”，以誠待物，以仁愛物的推人及物（自然）的倫理秩序，承擔起對自然的責任，超越了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推向對立兩極的西方人類中心主義文化傳統。

黃玉順則認為，價值只能是以人為中心的。假如野獸糟蹋農民的莊稼，農民該如何對待？如果你為保護鱷魚而喂它牛肉，你是否傷害了牛？環境倫理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并不清楚。

金富平辨析了“天人合一”的含義。認為“天人合一”的確切意指是天人合德，董仲舒的天人類合、荀子的天人相分不能與天人合一混淆并論。“天人合一”與仁、誠和中庸具有內在的關聯。仁、誠和中庸是天人合一的可能性依據。義利之辨是儒家生態倫理的實踐路徑。

德國公民教育學院教授斯皮克（MichaelSpieker）闡述了黑格爾自然哲學對當代環境倫理的重要啟示。他認為，倫理關心的問題是：行動如何改變作為行動主體的人？倫理的話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我。如果我們想建立“環境倫理”，就必須承認人與環境之間不僅存在自然聯系，也存在倫理上的聯系。個體在環境中的行動不僅影響自身的身體健康，也會影響道德自我。“環境倫理”代表了人們對待世界的態度，強調要超出對人類生命本身的關注而去保護世界。但是對于如何保護、保護什么并沒有統一的定論。深生態學倡導生態“大自我”的整體主義價值觀。阿恩?納斯認為人類作為自然之物，其生存權利與其他自然物無異。人類既是自然整體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種威脅。但他沒有真正厘清人與自然的關系。如果我們想更清楚地認識自然和自然狀態的倫理意義，我們就必須考慮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我們顯然要依靠自然，要靠自然的再生能力生存，人類要保護自然。然而自然是永遠存在的，即使發生了重大災害，人類眼中的安全環境不復存在（如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后）了，但是自然仍然是存在并發展的。所以自然倫理的話題不是自然本身。人類對自然的威脅以及受到破壞的自然對人的威脅預先假定了兩個實體：自然和人或者社會。黑格爾在他的哲學中解釋了這種復雜而矛盾的關系。

黑格爾認為自然并非簡單既定的存在，自然起源于邏輯。他所說的邏輯關系到對存在和決定的全面思考。任何事物都由其他事物決定，以其他事物為基礎。黑格爾從實踐和理論兩種角度來看待自然。任何人類的任何實踐活動，無論吃飯、呼吸、喝水或者居住都構成對自然的毀壞，即便是最基本的人類需求都會對自然產生影響。自然也可以威脅人類，而人類反過來保護自己不受洪水猛獸的侵犯，人類自我防御的工具也取之于自然，但人類無法用這些工具主宰自然。

自然哲學追求的是“自然的解放”，試圖揭示自然在必要的一致性之內的獨立性。只有當我們認為自然在自我完善時，才可以把自己認作自然的自由產物。生命是自然的“最高境界”，但生命本身不能被完全看作自然現象。黑格爾認為自然不是有生命之物和無生命之物的集合體，而是朝著生命演變的過程。根據黑格爾的觀點，對人類而言，勞作是人類為了獲得自由而產生的一種表達和自我表現方式。人類通過勞作而自我肯定。

生命不僅孕育自我，同時還需要個性表達。這一需求催生了“理想”。但理想仍然受到“既定存在”的限制。也就是說美好的表現和時空緊密相關，盡管表現想極力掙脫時空的限制以實現自由。人與自然都屬于一個過程的兩個部分，因此人與自然不應對立。精神是被否定的自然，與自然始終相關。因此，精神生命以及一個有理智的人的生命與自然不可分割。

源自不同傳統和學派的環境倫理不可能達成完全的共識，但都拒斥物理主義世界觀和獨斷理性主義，在實踐上都主張保護環境，維護地球的生態健康。

三、儒學與當代政治倫理、經濟倫理

俞榮根認為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倫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統治合法性政治倫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題之中。這個命題有兩大尷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蛻化為“王圣”現實；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執政、執法者。不過，儒家的王道政治倫理為救濟這些弊端準備了資源，在現代條件下仍然有著革新的內在空間。

顏炳罡主張以仁義為體，以民主、自由為用.認為仁義是全球倫理的價值支點?！盀樯窳⒚奔礊橐磺腥肆⒚Ｈ寮揖哂谢浇趟鶝]有的長處?；浇贪讶嗽O定為犯有“原罪”的罪犯，而儒家設定人人皆可成圣人，凸顯了人性的閃光之處。有人批評，與基督教對比，儒家似乎夸大了人的主體性，沒有明確的終極實在觀念，從而較為強調敬，而較不強調畏。不像基督教強調人應該絕對地敬畏上帝。如今的中國人則已無所畏懼、無法無天。顏炳罡反駁說，古代中國人的敬畏意識非常強烈，西方唯物主義來了之后才變得無法無天了?；浇痰膫鹘汤砟钍恰凹核┯谌恕保仟殧?、霸道的。儒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才是值得弘揚的。

曹剛認為，任何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遷都伴隨著新的倫理精神的產生。當代中國社會也需要新的倫理精神來支撐社會的成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這種新的倫理精神就是責任倫理精神。責任倫理精神是一種新的道德思維、新的道德要求和新的精神氣質，它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精神路標，體現了當代中國社會的新風貌。只有責任倫理才能突破傳統道德思維的局限，才有可能解決當代人類社會所面臨的道德難題，同時，也為我們思考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即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該以他人為本，應該摸著道德的“石頭”過河，應該“權”高于“經”。

陳澤環詮釋了錢穆先生關于經濟與文化之關系的思想。錢穆先生通過中西文化的對比，提出了其特殊的經濟文化觀：“經濟人生處于文化的最低基層”、“人類生活終當以農業為主”、“道德為文化的最高領導”。在當今物質欲望強烈、國際經濟競爭激烈的世界中，錢穆先生的經濟文化觀對我們具有重要的啟示：“人類文化，應該由道德來領導政治，再由政治來支配經濟，必使經濟與政治皆備有道德性”。經濟繁榮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社會公正和諧、精神文明崇高、生態平衡協調的手段。在面臨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的今天記取這一點尤為重要。陳澤環所闡述的觀點顯然呼應了田辰山對現代民主政治的批判。

德國慕尼黑科技大學教授盧特格（ChristophLuetge）論述了“秩序倫理”。秩序倫理強調規則的重要性，它源自契約論，認為社會是個體為了滿足自我利益而組成的合作體。社會和經濟的規則是參與者共同制定的。在前現代社會中，人們認為社會是“零和的”，即一方的獲益建立在另一方的損失之上?，F代競爭性的市場經濟讓現代社會處在不斷進步之中，實現了一種“正和游戲”。許多在前現代社會狀況下產生的倫理都忽視了雙贏的可能性，強調人們要節制，懂得分享和犧牲。自利被認為是邪惡的。這樣的倫理并不適用于現代社會。

秩序倫理認為競爭在現代社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并產生了許多積極影響。關鍵是要制定合理的規則，提供相應的刺激，從而避免如“囚徒困境”那樣的惡性競爭。一味地呼吁人們遵守倫理規范，不如制定更好的規則和激勵措施。

秩序倫理重視行動和規則的區別。前現代社會的傳統倫理關注人們的行動，直接倡導人們改變自身的行為。這種規則和倫理規范一直延續了幾個世紀?，F代社會的情況與以往大不相同。在新的形勢下，倫理必須關注規則。規則必須將道德容納在內。不改變規則而直接倡導人們改變行為只會造成對道德規范的侵蝕。相反，如果規則制定得合理，人的自利動機可以帶來好的倫理結果。合理的道德準則不能要求人們放棄自我利益的追求。只有當遵守倫理準則能夠帶來長遠利益的時候，人們才會放棄“不道德”的利益。

在前現代社會，倡導節制的倫理行得通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是熟人社會，存在“面對面制裁”；在當今的陌生人社會，這種制裁工具已經失效。人們需要制定更好的規則和激勵措施來鼓勵符合倫理規范的行為，同時懲罰不道德的行為。倫理不應只倡導節制和犧牲，而應該鼓勵對自我利益的追求。西方傳統的倫理沒有否定追求自我利益的合法性。但這種追求應該符合兩個前提：（1）追求的應該是長遠利益；（2）我們應當照顧其他人的利益，因為我們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時候需要他們的許可或容忍。

秩序倫理不僅涵蓋法律中的規則，同時還包括其他層面的規則，包括人們之間的各種協定和個體機構的自我約束行動。弗里德曼曾經說過，“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它的利潤”。但除此之外，企業還有許多其他責任：提供社會福利、參與環?；蚱渌幕涂茖W事務。企業不僅要為股東的利益負責，還應發揮更廣泛的政治作用。在不完整契約發揮重要作用的世界，企業具有如下責任：（1）企業為自身的行動和產生的后果負責；（2）企業為社會和政治秩序框架負責；（3）企業具有話語責任。

秩序倫理認為商業倫理的概念化和其所處的社會狀況密不可分。市場的秩序框架可以設定激勵措施，促進倫理規范的實施。最終，倫理可以和長期的經濟利益相調和。

篇(4)

關鍵詞：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哲學史；研究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4）05-0096-006

近年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呈現出橫向多極化與縱向深度化的發展態勢。從出土文獻的辨析考證到經典文本的創新詮釋，從儒家義理的開顯到道家思想的探索，從身心性命的探討到理想之治的追問，可謂碩果累累、精彩紛呈。筆者在此不揣谫陋，在回顧2011―2013年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哲學》的轉載論文的基礎上，對近年來國內中國哲學史研究情況略作分析和總結，以期對學界未來的研究有所啟發。

一、近年來中國哲學史的主要研究內容

2011―2013年的《中國哲學》一共轉載文章459篇，主要研究內容為出土文獻、《周易》及易學思想、先秦諸子、宋明理學、近代哲學及現代哲學等幾個方面。具體的論文數量分布如下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對先秦儒、道、墨、法等諸家思想的研究仍然是近年的重點，一共144篇，占轉載文章總數的31.4%。其次是宋明理學研究，共98篇，占轉載文章總數的21.3%。出土文獻研究共18篇，占轉載文章總數的3.9%。《周易》及易學思想研究共59篇，占轉載文章總數的12.9%。近、現代哲學研究共60篇，占轉載文章總數的13.1%。其他諸如中國哲學史通論、兩漢經學、魏晉玄學、清代哲學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共80篇，占轉載文章總數的17.4%。下面筆者就根據部分重點轉載文章對近年來國內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主要內容作簡要述評。

（一） 出土文獻。簡帛文獻的研究，依然是中國哲學研究持續不斷的熱點。廖名春在《清華簡〈保訓〉篇“中”字釋義及其他》中認為，清華簡《保訓》篇里的“中”，其義涵當為“和”?！侗Ｓ枴菲爸小钡膬群c《論語?堯曰》之“中”、與中庸哲學里的“中”頗有不同，但在政治理念上，《保訓》篇的“中”論與孔、孟的德治思想則是一致的。梁立勇在《〈保訓〉的“中”與“中庸”》中也指出，《保訓》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爸小钡囊馑际莾?，指內心而言?！侗Ｓ枴贰爸小焙汀爸杏埂弊鳛橐环N方法論，無論是從內涵、條件還是其適用范圍來看，都是一致的。王中江在《簡帛〈五行〉篇“”概念的義理結構》中認為，簡帛《五行》篇以“直心”之“德”為出發點，為“仁”、“義”、“禮”、“智”、“圣”這5種道德價值尋找根據和說明；尤其是“以為天道”，把“”同“天道”、“天”、“天”結合起來，顯示出了內在的又具有超越性的根源。李銳在《郭店簡〈唐虞之道〉中出現的“性命”與〈莊子〉內篇早出的問題》一文中質疑唐鉞先生和劉笑敢先生的一些觀點。唐、劉二先生認為在《莊子》內篇中出現的一些單字概念，在《莊子》外、雜篇中組合成為了詞，如性、命合成為“性命”等，據之認定《莊子》內篇早出。李銳根據新出土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篇出現的“性命”以及相關傳世文獻否定了這一說法。丁四新在《“察一”（“察道”）的工夫與功用――論楚竹書〈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哲學思想》中對《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核心概念作了考察。他認為，“察一”是對“察道”的深化和具體化，“察一”、“得一”與“守一”是一個連續的工夫過程。王博在《西漢竹書〈老子〉與嚴遵〈老子指歸〉》一文中分析、討論了西漢竹書《老子》與嚴遵《老子指歸》在文本上的關系，并對《老子指歸》所注釋的《老子》文本和現存文本之間的關系作了考察。曹峰在《“玄之又玄之”和“損之又損之”――北大漢簡〈老子〉研究的一個問題》中認為，北大簡《老子》下經第一章的“玄之又玄之”和上經第十一章的“損之又損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史現象，兩者有著必然的關聯?！靶中笔且环N不斷減損、否定的工夫論，是朝著“道”的方向不斷接近的過程?！靶中焙汀皳p之又損之”更容易解釋后世“雙遣”說、“重玄”說產生的合理性。

自上個世紀末與中國哲學史相關的出土文獻不斷問世以來，大量新鮮的材料使得古代哲學史的研究內容得以豐富，一些長期以來被人忽視的傳世文獻也再度進入學界的視野。出土文獻為學界注入了生機與活力的同時，也使得一些人在極度興奮中顯得有些忘乎所以，“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甚至見諸報端。隨著簡帛研究的深入開展，學者們日趨冷靜，加之出土文獻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更多的人認識到，目前的出土文獻只是從局部上改寫或補寫了哲學史而已。近年來的高水平簡帛研究論文大多是在一個個細微的局部豐富并充實了舊有的哲學史學術框架，這個框架依然建立在傳世文獻的基礎上。若論對此框架的和顛覆，還遠遠談不上。在出土文獻的研究中，由20世紀幾代哲學學人所建構的“中國哲學史”的主要話題和概念，依然在場而且舉足輕重。

（二）《周易》及易學思想研究?！吨芤住返慕泜餮芯?，歷來是專家及學者研究的基礎。劉大鈞在《孔子與〈周易〉及〈易〉占》中認為，通過對新出土易學文獻的研究，可以證明孔子與《周易》確實具有密切的關系。《要》篇“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反映了孔子從學《易》到精于《易》占的心路歷程。周山在《〈周易〉卦爻辭三議》中認為，爻辭“或躍在淵”長期以來存在誤讀，需要重新解讀。陳居淵在《“易象”新說――兼論〈周易〉原有〈象經〉問題》一文中，對古代典籍所載“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讀。認為所謂“易象”，僅是當時《周易》的另一種稱謂而已，“易象”與今本《象傳》沒有直接聯系。因傳本《說卦傳》之前三章見于馬王堆帛書《衷》篇，故一些學者或據此認為《說卦傳》原本無前三章，或認為《說卦傳》形成于帛書《易傳》之后。梁韋弦在《傳本〈說卦傳〉部分章節之間的聯系》一文中否定了這一觀點。吳國源在《〈周易〉本經爻辭“小”義新論》中通過對萃六三、噬嗑六三、蠱九三、屯九五等四條爻辭的全面討論，進一步明確了“小”義在本經卦爻辭中的獨立用例。王汐朋在《“太極”的概念及時間涵義》中認為，“太極”作為易學的基本概念具有深刻的時間哲學意蘊，其所內涵的“本原”和“無形”分別表示時間發生的可能和無時間的永恒境域，并統一為時間之源。

對易學史及易學人物的研究，一直是當代學者研究的重點。林忠軍在《論鄭玄以〈禮〉注〈易〉方法》一文中認為，以《禮》注《易》是鄭氏治易的重要特色。以禮解《易》是以與之相近和相通的古文獻解讀《周易》，這種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再現《周易》文辭的真實意義或作者的固有意義。王新春在《易學視域下的象山心學》中認為，象山心學有著深層易學根基之支撐。金生楊在《論南宋合州陽氏易學》中認為，南宋合州陽氏易學反對章句義疏，而重在日用常行，講求體悟，并于象數圖書之學多有自得之見，折射出程朱理學在南宋晚期重踐履、朱陸合流、易圖學蓬勃發展等新動向。吳正嵐在《焦〈易筌〉對吳澄易學的沿革及其學術史意義》中指出，明代焦《易筌》多引元吳澄易說，尤重視其中的象例和訓詁，這與焦氏的推崇漢易學相表里。姜廣輝在《高亨〈周易古經今注〉商榷》中認為，高亨治《易》既不講象數也不講義理，通解《易經》所立之論，表面看似有訓詁學之根據，實則以文字訓詁為包裝，而作光怪陸離之論，故所得極少，所失極大。

《周易》與宗教思想的關系近年來也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有不少佳作問世。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李剛的《論〈周易參同契〉的“變形而仙”說》、邱高興的《澄觀華嚴思想的易學解釋模式》以及楊平的《耶穌會傳教士〈易經〉的索隱法詮釋》等等。

近幾年的易學研究呈現出了新的面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一是新出土文獻對《周易》本經及早期的易學研究意義重大，相關研究成果頻出，然而其中或缺乏有力的佐證，更多屬于研究者的假說和猜測。因此，今后的簡帛易研究方面應該建立在更科學更確證的基礎上；二是傳統的解經體例得到延續，近年來的易學研究佳作在繼承經學傳統上都可圈可點，但也有待于在當前新的時代背景下進一步創新；三是傳統易學與當代哲學研究之間仍然比較隔膜并有待融合。不僅現代新儒家們的易學思想研究者甚少，運用傳統易學資源來呼應當今世界發展所提出的研究主題者也很鮮見。

（三）先秦諸子研究。就時代而言，先秦諸子的思想研究一直是成果最多的領域，最近幾年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作為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自然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作為源頭活水的先秦儒學自然備受研究者關注。龐樸在《說“仁”》中，從字形、字義及字源等方面梳理了儒學體系中最基本的范疇 “仁”。陳衛平在《人道與理性：先秦儒學的基本特征》中，認為儒學人道原則與理性原則相結合的形成過程，同時也是孟子和荀子吸收諸子思想的過程，這是儒學在百家爭鳴中取得理論優勢的重要原因。晁福林在《早期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止民”與“見（現）民欲” ――簡本〈禮記?緇衣〉“上人疑”章補釋》中認為，簡本“上人疑”章所提到的制止“民”與體現“民欲”，是早期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論述。李景林在《“民可使由之”說所見儒家人道精神》一文中認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說，絕非一種單純為人君謀的統治之術，而是體現出了一種高遠的政治理想和切實的人道精神的政治理念。王國良在《儒家賢能政治思想與中國賢能推舉制度的發展》中認為，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對賢能政治的具體內容作出了充分論述，對當時的社會進步與人才解放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喬清舉在《論儒家自然哲學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態意義》一文中指出，“通”是儒家自然哲學“究天人之際”的重要概念，通的范疇對于當今建立生態哲學具有重要意義。郭美華在《人性的順成與轉逆――論孟子與告子“杞柳與杯”之辯的意蘊》中認為，杞柳與杯之間、人性與仁義之間，都不單單是“戕賊”（轉逆或否定）的關系，也涵著“順成”（肯定）的一面，是轉逆與順成的統一。陳少明的《仁義之間》通過對“仁”與“義”這兩端關系的檢討，尋求對儒家對待惡或者說對待道德負面現象的態度的理解。陳立勝《子在川上：比德？傷逝？見道？――〈論語〉“逝者如斯夫”章的詮釋歷程與中國思想的“基調”》中對《論語?子罕》篇“逝者如斯夫”章的主題，進行了三種解讀：“比德”的旋律是“向前的”，“傷逝”的旋律是“向后的”，“體道”的旋律是“前后相續的”。梁濤在《“親親相隱”與“隱而任之”》中認為學術界圍繞“親親相隱”問題引發的討論更多的是一場“立場之爭”而非“學術之爭”。他認為，對于“親親相隱”這一復雜的學術問題，辨明“事實”比作出“評判”更為重要，“立場”應建立在“學術”的基礎之上。沈順福在《孟子與“疑經”時代》中研究了孟子對待經典的反思、質疑與懷疑的態度和意識。東方朔在《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論儒家“價值優先”立場之證成》一文中認為，荀子之“所止”觀念，一方面凸顯和理論化了孔孟以來儒家的“價值優先”立場，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純知心靈之缺乏。丁為祥在《孟子“乃若其情”章試解》中認為，朱子、焦循、牟宗三對孟子的“乃若其情”一說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誤讀，理解差異主要是由于時代常識造成的。

一直以來，道家思想的研究比起儒家思想研究的力量要薄弱一些，因為道家不如儒家那樣代有傳人、賡續不絕。但就人物本身而言，對于先秦時期的老子與莊子的研究卻并不比中國歷史上其他思想家為少，近幾年的老莊道家研究也是如此。陳鼓應在《莊子論人性的真與美》中以性真為主題，論述了莊子學派的人性之真與美。趙汀陽在《道的可能解法與合理解法》一文中質疑了“道可道非常道”的現代解讀。他認為，“可道”應解為“可因循”，“道可道”的正宗含義是“有規可循之道”。羅安憲的《老子“虛心”說簡論》討論了老子“虛心”說所主要包括的三方面內容：虛民心、虛君心、為道者之虛心。馬德鄰在《古文“上”字的哲學蘊含――以〈老子〉文本為例》指出，《老子》中的方位名詞“上”，以及以“上”所組詞語的運用，表達了老子哲學深刻的形上意蘊，彰顯出《老子》哲學不同于古代西方哲學的運思方法和獨特的學術魅力。吳根友在《莊子〈齊物論〉“莫若以明”合解》中遵循戴震首創的“由字通詞，由詞通道”的廣義語言學方法，以及“一字之義，當貫群經”的整體字義解釋學方法，對“莫若以明”一句給出了新解。鄧聯合在《巫與〈莊子〉中的畸人、巧匠及特異功能者》中通過考察先秦巫文化的歷史流變，并深入解析《莊子》的相關文本，認為其中的畸人和巧匠應與當時的民間巫者群體有密切關聯，莊子思想深刻烙有或隱或顯的巫魅印記。劉康德在《“游刃”與“鑿”辨析》中討論了“游刃”與“鑿”這對意義相反的語素，并認為莊子褒“游刃”而貶“鑿”并不是要拋棄毀絕“鑿”，而是希望限制知識理性的負面作用。陳在《“渾沌之死”與“軸心時代”中國思想的基本問題》中對《莊子?應帝王》無法脫離帝王政教史觀加以解讀。

其他如墨家、法家、名家、農家等學派的思想，在近幾年的成果也頗為可喜。這其中，鄭杰文的《論戰國墨家學派發展的四個階段》、章啟群的《論〈管子〉與鄒衍學派――從占星學的角度看》、曾振宇的《“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論》、詹世友的《韓非“德”論的邏輯結構及其內部不自洽性――兼論韓非是否有德治思想》、江向東的《〈公孫龍子?指物論〉新詮》、高華平的《農家源流與楚國的農家學者》等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拓展了諸子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四）宋明理學研究。近年來對宋明理學的研究，主要的研究話題還是圍繞著各大家而展開的，其中也不乏新見。陳來的《“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對〈洪范〉皇極說的解釋》認為，皇極說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個論述，也同時可以看作其哲學太極論的相關部分，在后世發揮了持續的影響。向世陵在《“性之本體是如何”――朱熹性論的考究》中認為，朱熹主張“性之本體”與“性”的“二性”和“繼之者善”與“人性善”的“二善”說。性之本體是先天完具的仁義禮智，是實理，性兼理氣而善專指理。弄清性之本體為何并由此去構筑其理論，是朱熹理學基本的考慮。金春峰的《對朱熹哲學思想的重新認識――兼評馮友蘭、牟宗三解釋模式之扭曲》認為，馮友蘭、牟宗三以柏拉圖式共相思想解釋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的錯誤在于混淆了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區別，并切削掉了朱熹哲學體系中與解釋模式相矛盾的材料。謝曉東的《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學視角的考察》認為，以《大學》的“新民”觀念為中心，朱熹重構了儒家政治哲學，朱熹的新民理念為儒家政治哲學勘定了邏輯邊界。樂愛國的《朱熹對張載“民胞物與”的詮釋――一種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中心的生態觀》認為，朱熹對“民胞物與”的詮釋，強調尊重自然萬物的特殊性，以實現對自然的合理開發和利用，實際上是一種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中心的生態觀。許家星在《朱子道統說新論――以孔顏“克復心法”說為中心》一文中認為，朱子明確提出的孔顏“克己復禮為仁”之“心法”授受在他的道統說中占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張汝倫在《朱陳之辯再思考》一文中指出，朱熹與陳亮的著名辯論在古人眼里是性命與事功之爭，而到了某些現代學者那里，又成了功利主義儒家對正統儒家的挑戰，然而西方的“功利主義”概念根本不適合用來指稱陳亮的立場。

張立文的《司馬光的潛虛之學的價值》認為，司馬光的《潛虛》一書是基于心思的理論思維，不僅合象數結構、義理解釋、時空圖式為一體，又攝天道與人道，和合形上與形下、價值理想與意識形態。魏濤的《張載〈東銘〉之思想史意義及其價值發微》認為，《西銘》與《東銘》之關系就是道德理想與道德實踐之關系，且《東銘》與張載思想整體有著更加緊密的關聯，它從強化心的環節入手將張載哲學賦予實踐化的落實與擔當。文碧芳在《程顥“識仁”之方辨析》中討論了程顥理學思想的重要內容與為學宗旨“識仁”，程顥以“識仁”為方法的“新仁學”展示出一個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從而將孔子“仁學”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肖永明的《張〈論語解〉的學風旨趣與思想意蘊》認為，張的《論語解》宗奉二程的特點十分明顯，他的《論語》闡釋表現出專注于闡發義理、追求義理連貫和意義圓通的特色。陳迎年的《良知的界限與匹夫的責任――王陽明圣賢有分說的法哲學闡釋》認為，王陽明的圣賢有分說完全可以成就一種“匹夫道德”，讓人們既尊重法律的平面化量化特質，又保有道德的立體自由獨立性。賈乾初的《愚夫愚婦：平民儒學語境中的“人”――基于政治文化立場的考察》認為，泰州學派平民儒學使“愚夫愚婦”從一種抽象的指稱走向具體，卓然挺立。但平民儒者強調的“愚夫愚婦”主體自覺從根本上說只是一種道德主體性自覺，并不能真正成為社會政治主體。張學智的《王夫之〈乾〉卦闡釋的兩個面向》認為，王夫之將乾所代表的主動性、根源性、健順一體性與“道”會通起來，旨在建立一個健動、主有的本體，這是王夫之總結明亡教訓，重建健動篤實的中國文化這一意向的鮮明體現。許蘇民的《晚明西學東漸對王夫之政治哲學之影響》認為，王夫之政治哲學受到晚明西方傳教士帶來的權力合法性來源理論、權力制衡理論和法治學說的影響，至少在9個方面與西學有驚人的相通之處。陳明的《王船山〈洪范〉詮釋中的政治思想》對王船山由天人關系問題著眼，對于《洪范》所蘊含的政治思想進行的深入發掘作了評析。

（五）近、現代哲學研究。近年來的近、現代哲學研究，既有用新方法和新視角從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全局出發對這一時期的哲學思想所作的考察，也有對具體的哲學家及其思想的重新審視。宋志明的《論中國近代本體論轉向》認為，中國近代思想家突破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維模式，選擇了主客二分的哲學思維模式，試圖建構有近代色彩的本體論學說，對世界的客觀性作出哲學上的解釋。景海峰的《簡論中國哲學的現代敘述方式》認為，作為現代學科形式的“中國哲學”，既不同于傳統的經學或者子學，也不完全同于西方近代的哲學，而是綜合了傳統與現代的元素，容納了中國和西方不同的特點，在史與論、學與思之間經過復雜的融合與調適之后的結果。方克立的《從曲高和寡到主流話語――張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歷史命運》對20世紀中國政治史和哲學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張申府先生的思想作了研究。金岳霖作為分析哲學在中國的著名代表人物，卻在1950年之后首先起來批判分析哲學。胡軍在《論金岳霖對羅素哲學的批判――以〈羅素哲學〉一書為核心》中指出，金岳霖的批判基本出于理論上的自覺，這種轉變來源于他對于哲學中辯證唯物理論的接受。但金岳霖由于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干擾，他的思想轉變在理論上存在著較大問題。在建構道德存有論的過程中，牟宗三認為“覺他”的思維方式即是康德所說的智的直覺。楊澤波的《“覺他”的思維方式不是智的直覺――牟宗三的“覺他”與康德的智的直覺之關系辨析》一文質疑牟宗三的這一觀點。李維武在《開辟現代新儒學走向生活世界之路――關于徐復觀消解形而上學思想的再思考》一文中認為，徐復觀所開辟的現代新儒學由抽象的形而上學走向現實的生活世界之路，體現了現代新儒學開展的另一種方向。楊少涵的《論馮友蘭之中庸觀》認為，馮友蘭之中庸觀具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以普遍人生之現實欲望作為理論起點，二是其理性主義態度。方勇的《“新子學”申論》討論了“新子學”與“新儒學”的三點不同，他認為 “新子學”是探索當代學術發展方向的一種主張，著力思考的是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化途徑。

（六）其他。有關中國哲學史的通論及方法論等方面，雖然轉載的文章數量不多，但大都為難得一見的精品佳作。楊國榮的《具體的形上學》一文，以歷史考察與哲學沉思的交融為前提，闡述了他的“具體的形上學”觀念。他認為，與抽象形態的形而上學或“后形而上學”的進路不同，“具體的形上學”以存在問題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與成物的歷史過程為指向，通過考察存在之維在真、善、美以及認識、價值、道德、自由等諸種哲學問題中的多樣體現，以敞開與澄明人的存在與世界之在。李承貴的《解釋中國傳統哲學的三原則》一文總結了過去百余年理解、解釋中國傳統哲學的三大原則，即“返鄉原則”、“開放原則”、“相契原則”。何中華的《“哲學”語義嬗變與“中國思想”屬性》認為，西方現代哲學顯示出了哲學的最高境界同邏輯及論證的分離之可能性和正當性，這一參照使我們有可能重新看待“中國思想”在達成“哲學”目標上的優長之處。蘇德超的《中國有怎樣的形而上學？――中西比較哲學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認為，中西形而上學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并沒有所謂的“中國形而上學”。這一結論，不會讓我們落入西方中心論的陷阱之中。高瑞泉的《觀念史何為？》認為，即使以單一的觀念為對象，觀念史也不能只敘述“觀念單位”的編年史；批判的觀念史關注來自文明史的多種因素，而譜系學方法和邏輯分析同樣重要。黃玉順《中國學術從“經學”到“國學”的時代轉型》認為，國學應有的基本特征就其性質而論，國學既非西方的“漢學”（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經學”，而是一種現代性的中國學術；就其作用而論，國學作為一種學術，并非現代科學意義上的所謂“學科”，而是一種具有“柔性國家意識形態”性質的理論或學說。

此外，吾淳的《中國古代“天”觀念與知識的關系》、李友廣的《“俟時”與“用時”――先秦儒家與漢儒政治態度之比較》、何麗野的《從語境看董仲舒義利觀的一段學案――兼論中國思想史研究中的“語境意識”》、康中乾的《裴“有”論在魏晉玄學中的思想貢獻》等文章對中國哲學史的概念、命題及相關歷史事件進行了翔實的考證和精辟的分析。

二、近年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特點

回顧《中國哲學》近年來的重點轉載文章，我們可以看到，當前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著力于發掘古代哲學家們自身最關心的問題，力求將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探討用現代的哲學術語進行還原和解析。當代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們，更為注重的是哲學家本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命體驗，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哲學觀念。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重建中國哲學自我認同的意識得到進一步加強，中國哲學的特質逐漸得到彰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方法論”也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與西方哲學以知識、真理、實體、共相等概念為核心話題的研究不同，中國哲學所探究的主題最后總是要落實到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對存在或天道的體驗上來?！疤斓佬悦迸c“工夫實踐”的探討彰顯著中國哲學的特色。因此，近年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逐漸回歸古代哲學的內在理路，力求還原哲學家自己的問題及語境。在保持自身固有特色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運用西方哲學的資源對中國哲學史進行恰當、貼切的詮釋，仍然是我們現在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篇(5)

隨著全球科學格局的變化,中醫藥學的學科方向需要調整變革與創新。所謂科學大格局應該包括著概念的更新,思維模式的轉變,理論框架的構建與付諸實踐行動的指南。其中的重要因素,應該是科學概念的更新和宇宙觀的深化。當英國物理學家史迪芬•霍金在1974年做黑洞預言時,整個科學界為之震驚。黑洞是一個只允許外部物質和輻射進入而不允許物質和輻射從中逃離的邊界(eventhorizon)所規定的時空區域。黑洞會發出耀眼的光芒,體積會縮小,質量要無限大,甚至會爆炸。黑洞是一種引力極強的天體,就連光也不能逃脫。當恒星的史瓦西半徑小到一定程度時,就連垂直表面發射的光都無法逃逸了,這時恒星就變成了黑洞。說它“黑”,是指它就像宇宙中的無底洞,任何物質一旦掉進去,“似乎”就再不能逃出。由于黑洞中的光無法逃逸,所以我們無法直接觀測到黑洞。宇宙中黑洞的物質運動是不規則的、非線性的、不確定性的,顯然它是我們研究的對象。2010年11月16日美國宇航局宣稱,科學家通過美國宇航局錢德拉X射線望遠鏡在距地球5000萬光年處發現了僅誕生30年的黑洞,其中有90%的暗物質。尚今我們可以看到的物質只占宇宙總物質量的不足10%(約5%左右)。暗物質無法直接觀測得到,但它卻能干擾星體發出的光波或引力,其存在能被明顯地感受到。在宇宙中,暗物質的能量是人類已知物質能量的5倍以上。

暗能量更是奇異,以人類已知的核反應為例,反應前后的物質有少量的質量差,這個差異轉化成了巨大的能量;而暗能量可以使物質的質量全部消失,完全轉化為能量。宇宙中的暗能量是已知物質能量的14倍以上。上述宇宙天體的觀測與發現又會對中醫藥學有什么影響呢?中醫藥學確切說不是唯物為主的,而是以唯象為主體,是非線性和不確定性的,強調關系本體論,注重能量與信息的時空轉換等,這些無疑是與現代大科學的宇宙觀相吻合的!始于20世紀中葉的一個爭論比較久遠的問題,那就是中醫藥學被稱做經驗醫學,學科本身有沒有自己的理論?有,又是一個什么樣的理論?資深科學家錢學森先生對中醫中藥的事業很關心。他十分肯定地說:中醫藥學有自己的理論,中醫藥學的理論是現象理論、非線性理論、是巨系統的復雜理論。它的理論價值一方面體現了中華文明科學哲學的底蘊,體現了中國人崇尚真、善、美;另一個方面,它能夠指導實踐,維護健康和防治疾病。其與線性科學不同,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如思維模式。上世紀初期,西學東漸,還原論盛行,還原論無疑給人們帶來了工業文明的進步,給人類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都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功不可沒。然而還原論的盛行,特別是“”提出“打倒孔家店”,否定了優秀的中華文明,是一個重大的錯誤。21世紀已經過去了十年,迎來了中華文明的復興,呈現東學西漸與西學東漸并行的時代,全球截止到2009年已有720多所孔子學院,關注學習中國的文史哲。長期的農耕文明、象形文字造就了中國人的形象思維。形象思維是中醫藥學的原創思維,形象思維決定著我們重視觀察和體悟。我們重視病人的客觀表現,做好望聞問切四診的檢查,就是通過四診收集到病人“象”的表現,醫生運用自己已有的知識與經驗,對于“象”作出分析,是臨床醫生診療工作的依據,這是主體的認知過程,將主體、客體、象、意、體結合,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象思維?！跋笏季S”屬于動態的整體,其所使用的工具有視、嗅、聽、味、觸等感知層面,還可有超感官之形而上層面的內容,而且是更為重要的。如老子的“大象無形”、頓悟等。

健康理念的更新是21世紀中醫藥學重要的源動力。20世紀以還原論為主體的西醫學是建立在以“病”為中心的模式上,今天則需要從診治“人的病”向關懷“病的人”轉換。忽視了主體是“人”,過度注重醫療技術的進步而忽視人文關懷是錯誤的,以致出現心理障礙、精神疾病發病率增高又得不到合理的診療等。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全球均重視了醫療改革,突出表現在醫學模式的轉變和健康理念的更新。健康不僅是醫學問題,更是社會問題。醫學研究的目的最終是人類的生活滿意度與生存幸福感,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關注的是滿足各類人群的不同醫療需求和實在的療效,重視個體化醫療與循證醫學證據等,這是引起西方學者關注中醫藥學的內在因素之一。中醫藥學的原創思維與原創優勢可引領21世紀醫學發展的方向。其整體醫學思想、多維恒動的關系本體認識論、順應自然的各種療法有其存在的廣闊天地。為此,中醫藥學學科建設要堅持我主人隨,弘揚原創思維與原創優勢,重視傳承和在傳承基礎上的創新。要植根于大科學的背景之下,要適應大環境的變遷。所謂大環境的變遷應該包括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要服務于大衛生的客觀需求,促進國家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要朝向全社會的廣大民眾,要提高為廣大民眾服務的公平性和社會可及性,要讓廣大群眾能夠得到及時、合理、安全、有效的防治,對常見病、多發病能夠吃得上藥、吃得起藥,能夠把中醫的適宜技術加以推廣,更要重視人文關懷,及時解除病人的痛苦。為實現中醫藥學科的總體目標,科學與人文融合互動,東學西學兼收并蓄,來建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為人類的健康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在這里要強調的是學科建設要貫徹“我主人隨”的原則。20世紀的中醫前輩們是為了中醫的生存而奮爭,現在我們需要面臨的是為中醫藥未來的發展謀策略。我們主張以國學、國醫為主體,有主有從,中西結合,同時,歡迎和團結一切關心中醫藥學發展的多學科人員與社會的有識之士參與進來。

2中醫藥學學科方向概述

21世紀的醫學不應該繼續以疾病為主要的研究領域,應當以人類和人群的健康作為主要的研究方向,這也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意見。中醫藥學的學科方向是在自然哲學的引領下實施醫學健康行動,針對“以人為本”的健康問題與中醫藥學的臨床優勢病種,以辨證論治為主體方向的個體化診療手段,不斷完善中醫藥學的評價方法體系,以獲取共識性的循證證據,進而提高中醫藥學理論的科學性與技術的可及性,保證技術使用的安全性與穩定性,建立規范的中醫藥行業國內外通行標準,不斷地提升中醫藥學的國際學術影響力。自然哲學是任何自然科學的引領指針,在“道”的層面。本世紀的自然哲學觀重視系統科學為核心的網絡信息鏈接為主的模式,強調關系本體論和實踐第一性的觀點。這也為中醫藥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同時也是重要的挑戰?？v觀上世紀醫學科學的發展軌跡,是以二元論和還原論為中心展開的純生物性理論與技術的發展方向;代價是醫學人文的失落,浪費主義盛行,衛生資源的短缺,壽命雖有延長但伴隨痛苦的增加,眼中只有“病”而沒有主體的“人”,過度追逐科學化,以生物學標準判別療效。雖然在傳染病和感染性疾病治療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績,為人類的健康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推動了醫學科學的發展,但同時也發現了醫學主體“人”的復雜性、能動性、非線性、不確定性等特質,尤其是現代宇宙觀的重大變化,帶來了人們視覺域的不斷拓寬,特別是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對中醫藥學帶來的是更多的機遇。新的自然哲學觀引領下的健康新理念主要強調的有:突出“以人為本”的價值目標,主張整體系統的和諧與統一的理念,注重關系本體論的認識方法,在真實世界的背景下開展相關的科學研究,注重人文關懷、人的道德和人的社會適應性能力的培養。

把針對“以人為本”的健康問題與中醫藥學的臨床優勢病種作為中醫藥學研究的主要領域。中醫藥學歷來是重視“人”這一主體因素的?！叭藶楸?病為標”、“治病救人”等理念深刻烙印在中醫藥學人的腦海中。人有生物學屬性,更有社會心理屬性,每個人均有1×1014個細胞,同時還有寄生于人體上比人體自身細胞多10倍的細菌,多么龐大的軍團!人的健康問題又是十分廣闊的天地,中醫藥學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目前中醫治未病(包括亞健康防治)思想與工程不斷推進,中醫養生和中醫飲食文化的研究也十分活躍,中醫心理學也開始為人們所重視。在中醫藥學的研究領域,“十一五”期間國家各類研究計劃把重點放在了現代難治病的辨證論治方案和證治規律上,其中包括臨床流行五病,即高血壓病、冠心病、中風病、腫瘤及糖尿病;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防控也有專項資助。2009年發生的甲型H1N1流感、2010年的手足口病,中醫藥在防控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優勢病種上,以辨證論治為主體的方向,如何把握好時間、空間的轉換,尋找到證候演變的拐點,有效診治與闡發機理是我們的優勢。譬如冠心病,有胸部悶痛、心電圖不正常,可以確診為冠心病,然而介入造影檢查冠狀血管完全是通暢的,未見有斑塊,它只是微血管的血循障礙;中醫稱為“病絡”,是絡脈的病,按“絡脈者,常則通,變則病,變則必有病絡生,病絡生則絡病成”,通過審證求因、明辨導致病絡的核心病機,依據共性的病理環節進行治療,運用復方中藥的標準湯劑多獲較好的療效。以“證”為人類健康維護的中心加以展開,“有是證,則用是藥”,貫徹“我主人隨”的主體性原則,因人、因時、因地的三因制宜。天人相應、形神一體、動態時空等,均有其合理的內核。

保證技術使用的安全性與穩定性,建立規范的中醫藥行業標準。針對中醫藥優勢病種診治療效的共識性問題有二:一是療效的循證證據不足;另一是擔心中醫藥技術的安全性。前者要不斷地完善中醫藥學的評價方法體系,以獲取公認的循證證據,這是目前中醫藥學術領域重要的方面之一。要充分而客觀地看待循證醫學,一要學,二要懂,三要用,四要知道局限性,五要為我所用、創新與發展。特別是關注“人”和“病人”的評價研究,如自我感知、心理承受、知情同意等。在安全、有效、穩定的大前提下亟待建立規范的中醫藥行業標準,這是一把公平的尺子,是人們均應該遵守的“游戲規則”。否則難以比較,無法約束而使行業行為處于無序的狀態。要以全球的視野去處理中醫藥學的相關問題,這樣才有一定的高度,才有和諧的發展環境,才能使中醫藥學有良好的國際學術影響力?，F今提出的中醫藥學學科方向的調整變革問題,是基于目前二元論與還原論逐漸被多元大科學的革新所取代,同時一元論與系統整體論的興起也需要不斷地拓展,把“人”放在天與地之間來看人的健康,來看人的疾病,精氣神一體,象與形融通。我們主張科學和人文融合互動,然而醫學的方向不能夠從人文到人文,如果是從人文到人文,過分強調象思維,不與形體融通,就不能更好地維護健康。這是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大問題?，F在人們問責大學,問責大學培養的人才社會適應性差。從中醫藥學科看,主要是我們培養的人才實踐技能不足,亟需強化基本功訓練等。值得思考的中醫教育是跟著西方的模式走,是借鑒,能趕超嗎?要重新調研,要吸收宋代書院及太醫院教習,優化目前中醫藥學的教學資源,闖出中國人自己的路!

3中醫藥學學科方向內涵的調整

以人類健康為主要研究方向,在具體的學術內容上朝向個體化醫學(personalized)、預測醫學(pre-dictive)、預防醫學(preemptive)、參與醫學(partici-patory)(簡稱4P醫學)作出調整,以適應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medicine)與網絡醫學(networkmedi-cine)的發展。東學西學融合提倡4P醫學,由于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順利完成以及分子生物學技術和生物信息學的迅猛發展,藥物遺傳學從中得到了強有力的推動,個體化醫學的概念也是在此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谒幬镞z傳學的發現如何去發展個體化醫學,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視。對于患相同疾病的不同病人,現在的用藥方法是用同樣的藥,而在將來的個體化醫學中,由于可以預測不同病人的藥物效應,即使是治療同一種疾病,醫生也可能根據病人的遺傳背景來選擇合理的藥物和最合適的劑量。同時,醫學模式中的心理、社會與環境等方面也是個體化醫學的重要內容。顯然中醫藥臨床醫學的核心———辨證論治的理念與技術將在21世紀的個體化醫學方面有充分的發展機遇。各類人群,不同的環境,得病的機率是不一樣的。南甜北咸,東辣西酸,是人們適應當地自然環境的一種生存需求與本能。四川人為什么吃辣椒?因為四川地區是一個濕氣較重的區域,火神派醫生多生長在四川,其用附子非常多,做菜都可以加附子。所以人適應生存環境是長期積累的過程。人養成生活習慣的條件,包括自然生態,也有社會環境。中醫關注一個人在一定社會環境、自然環境下,整個生長過程、成長經歷,再加上他現在的表現,通過望聞問切綜合地觀察與評價,所以中醫學才是真正的個體化醫學,包括個體化診斷和個體化治療。

未病先防、已病防變提倡預測醫學,預測疾病的發生和發展,其重點應該放在病前的早期監測上,可及時地預測、辨識健康狀態及變化趨勢,一旦發現異常變化就要及時采取相應的防護措施。預測醫學包括各種氣候、物候、環境、致病因素等,既要關注環境等自然條件,又要關注是什么樣的人得了什么樣的病、怎么樣去調理、針對人體的狀態通過調身心去解決對病證的治療等問題。中醫多通過望、聞、問、切的宏觀觀察方法,也可以結合現代科技手段、應用生物學指標做微觀的研究。中醫治未病思想和五運六氣學說是代表性的預測醫學。關于整體醫學指引下的預防醫學,即是對疾病的發生與發展的過程進行人為的干預,包括藥物干預、營養干預,或者是生活行為干預,這是目前應對慢性病公認的最佳策略。中醫藥學中整體系統醫學思想早已有之,且有明確的內在標準,如“氣脈常通”“陰平陽密”“積精全神”“形與神俱”等。具體干預的方法也眾多:“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愿”等,均為實踐證實有效的生活調攝方法。“民以食為天”(《漢書》),中國人最講究飲食與營養,中國在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文化之一就是飲食文化,在醫學領域中也形成了獨具特色優勢的飲食療法:“調”為核心的理念與相應的豐富烹調技術。不僅有藥物干預方法,還有祝由調心、調氣、調神、針灸等上百種外治方法,且多為天然、可及、安全、經濟、有效等干預措施。

至于參與醫學,即對個人的健康并不是被動地僅由醫生來決定如何進行診斷和治療,倡導自己也要主動地參與到對自身健康的認知和自覺維護的全過程中,主張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提倡科學與人文融通。中醫藥學歷來重視人的智慧能力,“人為本,病為標”,“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機體在發病學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決定著病人在臨床上是否發病的關鍵。治病的目的是救人,“人”是核心,是健康的主體。轉化醫學作為重點的變革之一,要凸現個體化醫學的中醫藥學優勢,同時還要參與到全球衛生信息化工作中,重視高概念時代的醫學導向,為構建統一的新醫藥學奠基。什么叫高概念?一要有現代的大科學理念;二要研究復雜的相關性,要敢于突破原有的學術邊界,提倡整合;三要在實踐中踐行詮釋與創新。目前美國已有38所大學醫學院建立了轉化醫學中心,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2006年起實施“臨床與科研成果轉化獎勵計劃(ClinicalandTranslationalScienceAwards,CTSAs)”,美國國立衛生院每年投入5億美元用于推進轉化醫學。轉化醫學這個方向的變革是由廣大民眾對醫藥的客觀需求拉動的,要以病人為出發點去研究、開發和應用新的技術,強調的是病人的早期檢查和疾病的早期評估。在現代的醫療系統中,我們清晰地看到醫學的研究進程向一個更加開放的、以病人為中心的方向快速發展,以及對于從研究出發的醫學臨床實踐的社會包容。故此,轉化醫學倡導以病人為中心,從臨床的實際工作中去發現和提出科學問題,再做基礎研究與臨床應用基礎的研究,然后將基礎科研成果快速轉向臨床應用,基礎與臨床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進而提高醫療的總體水平。所以,轉化醫學的研究模式主張要打破以往研究課題組單一學科或有限合作的模式,強調多學科、多機構、多層次組成課題攻關組,發揮各自的優勢,通力協作。中醫藥學歷來以臨床醫學為核心,從臨床到基礎,臨床是開端,通過基礎的研究、機理的研究再回到臨床上來,還要以臨床研究為最根本的評價標準,因為基礎理論升華、中藥研究與開發的源泉都在臨床。醫院要到院前去轉化,院前就是社區、鄉鎮和農村;臨床上的成熟技術要向產業轉化,研究的成果要向效益方面轉化,要應用到基層上去;醫、教、研、產要向人才培養轉化。轉化醫學的模式要具有普適的價值,才能得到很好的應用,更要有永續的動力去支撐可持續發展。轉化醫學的模式需要穩定的結構,過去的提法是創新團隊,進一步朝向產、學、研聯盟的更新;近來已有專家提出“多學科聯合體”這一新概念,未來我們應該建立多學科聯合體。多學科的聯合體有3項要求:第一,一定要有多學科、多機構、多層次性的穩定結構;第二,要引領轉化醫學的研究方向,要朝向基層、朝向臨床、朝向應用,將農村、社區慢性病的防治、防控突發傳染病等作為研究的重點;第三,要實行醫、產、學、研、資一體化。資源的“資”,要求前置進入市場,進行資本的有效運作,在實踐中來提高學科自主運作的綜合能力,這也是我們把維護健康和防治疾病工作做好的保證。如此,我們就能夠取得基本醫療保險、商業保險、促進健康基金會等有效的參與和大力支持,就能夠有資本的高效支撐,中醫藥學的學術發展必然會更加順暢和健康地向前快速發展。

總之,轉化醫學的重點要前移,移到預防上來;重心要下移,移到社區和鄉村中去。網絡醫學也是調整變革的熱點。還原論的思想與方法功不可沒,但是用它來解決生物醫藥復雜的病理過程,特別是多因素、多變量與多組織器官變化的過程就十分困難了。這個過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病理生理過程的轉化,必然要涉及到機體相關性的網絡系統與多重靶點效益的整合互動時空。從系統生物學的觀點來看,機體受到某一個應激性刺激的時候,它就出現一個網絡的系統調控,應激系統運作,到一定的時候還會啟動機體的代償功能,一直到系統失控時,才表現出疾病的表征。這樣一個復雜的過程,不只是特異性、機體自我適應性,還有機體自組織、自修復、自調節等方方面面。所以,疾病的過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涉及到機體整體、各系統、各器官、各層面組織細胞,它的共有特征就是網絡協調性。在這種背景下,要認真地總結前人的經驗,把原有的中醫藥學的學說與理論,合理地延伸到所謂的神經體液免疫的網絡之中,延伸到細胞的分子網絡體系之中。網絡醫學不僅僅是人們理解的用計算機遠程會診、哪個醫生看什么病、享受醫療資源,更重要的是網絡醫學是來解釋健康與疾病,特別是復雜性、難治性疾病的。這種機體產生的各個組織細胞的復雜病理變化有它的網絡變化的整合效應。探索復雜疾病之間的內在關聯,重要的是要解決表征問題,根據表征與基因組學和蛋白組學、代謝組學等,不僅要了解基因,還要知道基因的功能以及它與表征的關系。所以,我們在衡量臨床疾病診治的過程中,不僅要注意反映疾病真實面貌、治療的效果,還要注意它的臨床中間節點,同時也要注意影像學等檢測的客觀指標的表征變化,把這些主觀的評價表征和科學數據結合起來。疾病是多因素、多變量、多環節,它呈現出一個多層次的網絡結構,我們要解釋在網絡中它的共性病理環節是什么?它不是一個單靶點,而是一個多靶點的節點的協調變化。

這就是中醫要解決的證候的核心病機,所以網絡醫學、病理生理學都具有一個非常親緣的關聯,都是揭示疾病發生的主導環節與多節點、多靶點的互動,這樣就可以去探索宏觀與微觀的結合、關系本體與實體本體的鏈接。正因為網絡醫學是構建在系統內、整體內的,故重在綜合。在網絡醫學引領下,基于基因組學、蛋白組學、代謝組學等系統生物整體觀念,把疾病理解成表征,即是中醫“證候”。表征的基因是一個功能化的概念,基因節點就是多靶點,與藥物受體三個要素互動,運用計算機技術,觀察藥物對病理網絡的干預和影響,這樣就使研究的新藥更貼近于疾病的本質,從而提高研究的效率。在前期“973項目”的研究中已提出了復方組合化學這一新的復方中藥概念,在網絡藥理學基礎上提出來的研究復方組合化學的新方法,它是針對復雜疾病系統的多靶點、多環節的。復方網絡藥理學,它是以蛋白質組學、基因組學等系統生物學為基礎的。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運用基因芯片技術以及二位凝膠點、蛋白凝膠點等,我們不僅能夠識別基因,同時可以探討這個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功能在什么條件下、什么時間上實現蛋白質表達及多個基因的組合互動等。通過對先進技術的組合,我們可以繼續沿著這個方向去研究,完全有可能反映系統的復雜問題。

4中醫藥學的學術創新門徑

面向未來,最為重要的是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

4.1注重學科建設

第一,是學用詮釋學。詮釋學是理解、解釋與應用三位一體的科學,對于學科的骨架概念進行詮釋也是創新。如中醫學的概念,沖、任、天癸、玄府、氣液、病絡等概念是西醫學中沒有的,要給出一個清楚的概念使人能夠懂得、能夠接受、能夠理解,在國內外的生物醫學期刊上發表。聯系到評價一所高校的整體水平,要看教師(醫師、研究人員等)包括研究生每年能有多少篇論文被SCI收錄,又有多少能夠體現中醫藥學的學術水平、有國際學術影響力的文章,這些是比較重要的。將西醫學沒有的概念給予詮釋,被接受并吸收了就是對于醫學科學的充實,關鍵在于它能夠指導臨床。例如,在2003年傳染性非典型性肺炎(SARS,下稱“非典”)的中醫藥應對過程中,運用了中醫詮釋。在參加非典死亡病例的病理解剖中,我們真正地看到了“肺熱葉焦”的形態,非典的病原體是明確的,變異的冠狀病毒導致出血性肺炎,打開胸腔看,肺葉萎陷干枯,滿腔的胸血水。怎么解釋?機理是什么?至今不清楚。按中醫詮釋,金元醫學大家劉河間在其著作《素問玄機原病式》中有“氣液玄府”理論,就能夠很好地解釋非典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胸血水和“肺熱葉焦”。由于毒邪的感染,疫毒之邪侵犯了肺中的絡脈,絡脈瘀滯而滲出了血液,血液又通過了膈膜,膈膜上的孔隙是不是細胞間質還需要進一步求證。依據劉河間的學說,其機理是滲出的血液通過膜上的“玄府”而滲透進了胸腔的。這個例子中最可貴的不只是我們看到了“肺熱葉焦”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更重要的是它能用來指導我們的臨床治療。它是由于疫毒之邪導致了病絡的形成,通過玄府滲出來的胸血水,那么需要用解毒清熱、涼血化瘀的治法,可使用辨證的中醫湯劑,也可大量地使用靜脈注射液,包括清熱解毒的喜炎平、熱毒寧等,還有活血化瘀的復方丹參注射液、丹紅注射液等,再用一些益氣養陰中藥治療,盡早投藥治療可取得較好的療效。通過中醫藥的綜合搶救很多病人就有了生還的希望,還能減少大量激素沖擊治療帶來骨質疏松的弊病。

第二,是循證醫學。循證醫學不等于隨機對照實驗,然而循證醫學的理念為大家所共識。循證醫學不一定完全適合于中醫學,然而我們要得到一個共識的療效,就必須更新現有的評價方法,去創新方法學,才能達到共識的療效。共識的療效就是說中醫藥的臨床實驗所取得的療效,中醫認可,西醫也認可,中國人認可,外國人也認可。如此,我們不僅可在核心刊物發表文章,而且在國際著名醫學雜志上也能夠發表文章。例如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首先在預防方面我們研究了一張小復方,有魚腥草、金銀花、、薄荷、生甘草,制成標準湯劑送給大、中、小學生和基地受閱部隊食用,當時北京7、8月份時還沒有疫苗研制出來。通過回顧性的研究,做了3萬多例的回顧性調查證實,中醫藥是有一定預防作用的。在佑安醫院做的263例輕癥的臨床實驗,一組使用蓮花清瘟膠囊,一組使用達菲膠囊,進行了甲型H1N1流感治療的非劣性檢驗,結果說明蓮花清瘟膠囊治療效果不比達菲膠囊差,而且在流感樣癥狀緩解方面還有它的優勢。關于完善評價方法體系,我們對于疾病防控,特別是社區慢性病的防控,隨機對照臨床實驗是有局限性的,可采用實用性的隨機臨床實驗。要比較中醫在參與治療中是否起作用?起什么樣的作用?在什么樣的時空間起作用?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能體現出中醫的療效優勢和它的特質嗎?從而服務于廣大民眾,同時也要發表學術論文,還要在國際上、在SCI數據源的專業雜志上發表文章,這樣也就提高了我們中醫藥學的整體學術水平和國際學術影響力。

4•2提高人才素質與學術創新能力

第一,就是要兼通文史,透視組學,宏觀與微觀、綜合與分析要逆向對接。學術方向的調整與變革的最高理念是宇宙觀,宇宙是由大而無外的大一與小而無內的小一共同構成的,大一寓有小一,小一中涵有大一,兩者相兼容而為用,大一含天體、地學、物候、氣候,小一含蛋白質、分子、中子甚至比中子更小的。綜合和分析,宏觀和微觀,關系本體論和實體本體論,要去對接。宏觀的研究向下,微觀的研究向上,如果能夠對接上,找到契合點,這就是一種重大的發現。然而機會常常是擦肩而過的,平行地擦肩而過,沒有能夠契合在一起,大概需要幾代人,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工夫。然而,大一融入小一,小一醞于大一,大一小一能夠融通,東學西學能夠兼容,科學與人文能夠融合互動,這是一個重要的理念。我們當前所面對的是如何體現中醫藥優勢,其重點在臨床醫學。首先是有肯定的療效,而后要制定診療指南和規范標準,并且具有可推廣和輻射的能力,再后去發現其中的機理。

第二,要科學與人文的有機融合。學科帶頭人要能夠兼通文史,特別要關注科技發展史,包括對中醫的各家學說等應該有很好的把握。傳承是基礎,創新是目標。要實現創新的目標,要通過崇尚國故、追思前賢、善于學習借鑒等手段來實現。例如“小學”,這個“小學”是指對文字的釋譯。藥者毒也,藥能對抗疾病,如大黃、附子等;藥者厚也,藥也能夠補充營養,像阿膠、鹿茸、熟地黃之類;藥者瀹也,瀹有疏導調節之功。這個“瀹”字,三點水,說明水是源泉,上善若水,積淀厚重;右面上是一個人,人底下一個橫,一是陽,斷開了當然就是陰,一畫開天,人貴陽氣;三個口為團隊,群體,三生萬物;再下面是一個冊字。團隊所謀之事,含事理、倫理、哲理,有和合配伍的物質群體,才能起到疏導調節的作用,這當然需要實踐和時間的更多檢驗。

第三,是透視組學一定要用系統論來指導還原分析。要從整體出發,進行還原分析的研究,通過還原分析的研究回歸到整體上來。要重視表征,重視觀察、體悟、司外揣內等,這是中醫藥學的特點之一?；?、蛋白質、代謝組學和表征之間的關聯,我們希望能做逆向的對接,然后它非?？赡苁瞧叫械牟良缍^,對于新的技術應該著眼于整合,使之成為系統才具有創造功能。

篇(6)

【關鍵詞】文化差異 思維模式 語言表達 影響 啟示

【基金項目】本文是基金項目（GY-S11041和GY-S10043）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圖分類號】H3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02-0097-03

引言

文化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文化因素如宇宙觀、價值觀、思維方式、社會習俗和等對語言有制約作用，而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語言表層結構的差異反映了不同的思維模式和言語行為。語言在人類的一切活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人類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因此，人們在言語交際中不僅涉及語言系統，而且涉及同語言系統緊密關聯并賴以生存的文化系統。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直接導致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維模式和語言表達方式截然不同；中西文化差異是中國人習得英語困難的根源，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中西文化背景知識，深刻理解不同民族思維模式的差異，對比分析英漢兩種語言風格和表達方式的異同，才能減少母語文化在外語學習中的負遷移作用，從而提高英語學習的效率；才能在跨文化交際中避免誤會和尷尬，實現有效交際。

1.文化的內涵及中西文化差異

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E.B Tylor， 1871）在他的著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給文化下定義：文化是一個復合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社會里所獲得的一切能力和習慣。《韋氏新國際詞典》（Merriam-Webster， 2000）把文化定義為人類行為及其產品的總和，表現為思想、言論、行動及制成物品。中西方文化存在差異，其中宇宙觀、價值觀和思維模式的迥異是導致其他文化現象產生差異的源動力。

1.1 文化的內涵

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學術界主要探討廣義的文化，上述的兩種文化定義正是廣義的文化內涵。從上述定義可知，文化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人類所感知的一切，人類以自己的情感、技能和智慧創造、更新、豐富了自己的文化；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活動的多樣性和觀念的多元化使其文化內容和形式出現多樣性。學界對文化的定義和層次分類可謂百家爭鳴（胡文仲，1988；浦小君，1991；戚雨村，1992；裘克安，1993），筆者傾向于將文化的精髓歸為外在文化（行為——語言、手勢、習俗等；產品——文學、藝術、音樂、人工制品、建筑等）和內核文化（觀念——信仰、價值觀、道德觀等）。張占一（1990）指出，文化可按功能分為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知識文化是指當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際時，不直接影響準確傳遞信息的語言和非語言文化因素，而交際文化是指當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進行交際時，直接影響信息準確傳遞（即引起偏差或誤解）的語言和非語言文化因素。

1.2 東西方文化差異

文化具有共性和個性，首先，文化具有人性趨同、參透性、可融性、傳承性等共性特征，文化的共性特征使跨文化交際成為可能；同時，文化也具有民族性，每個民族的文化都帶有各自歷史發展的痕跡。英漢民族的歷史發展不同，其語言中沉積的文化內涵也不相同。文化對思維方式產生直接的影響，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形成不同的思維系統和思維模式；不同的思維模式直接造成言語行為的差異。文化的個性特征體現文化差異，造成跨文化交際中的文化休克和誤解。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核心內容是宇宙觀相反、價值觀各異以及思維方式不同。

1.2.1 宇宙觀相反

西方文化呈線性，強調人與自然、凡與神均一分為二，界線分明，凸顯二元的并存與對立；一分為二的線性宇宙觀有利于發展科學探索自然。西方人普遍認為人類是在與天斗的過程中求生存。古希臘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阿基米德有句名言：只要給我一個穩固的立足點，我就能夠移動地球（Give me but one firm spot on which to stand， and I will move the earth， Archemedes said）。阿基米德的這一豪情壯語道出西方人敢于與天斗的豪邁和勇氣。

中國文化呈環性，表明人與自然、凡與神均合二為一，環抱涵容，注重二元的依存和統一；合二為一的環性宇宙觀有利于發展倫理改革社會，堅持人類是在天人和諧中求生存。中國文化最古老的典籍《易經》的最基本思想就是陰陽之道，反復強調的就是陰陽并存、天人和諧之道，在中國人看來，陰陽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或者一個東西的兩種成分，兩者缺一不可?！兑捉洝肥侵袊鴤鹘y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學與倫理實踐的根源。

1.2.2 價值觀各異

西方文化的主線是個體本位和權利本位。西方文化以個體主義為導向，以權利為基準，強調個人潛力的發揮、個人目的的實現以及個人利益的追求；西方線性價值觀對于倡導自強自立，克服因循守舊心理，樹立個人進取精神有著積極意義。由于重個體本位，西方人特別在乎個人“隱私權”；關注個人聲譽，原則性強，不講情面；凡事界線分明，彼此獨立，即便是夫妻，也實行AA制。西方人信奉“人之初，性本惡”，所以他們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要求事事服從嚴格周密的律令，依靠強大的法律力量來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個人權利。一句話，西方的“罪感”（guilt）文化是以法制人，關注如何限制人們學壞（林大津，2002：263-266）。

中國文化的主線是群體本位和義務本位。中國文化以集體主義為導向，以義務為基準，注重群體關系的和諧、群體目標的統率和群體利益的維護；中國環性價值觀對于倡導顧全大局，克服自我中心觀念，發揮群體優勢，樹立團隊協作精神有著積極意義。由于重團體本位，中國人常把個人之事視作大家之事，比如，關心某個人的個人問題；做事愛面子，比如，朋友熟人之間借錢可以不立字據，以免傷和氣；傾向戒驕戒躁，樂意貶抑自己以突出他人或團體；中國文化信奉“人之初，性本善”，重視榜樣的力量，相信公眾輿論能使人抑惡揚善，培養出犯規可恥的純潔心靈。中國的“廉恥”（shame）文化是以情感人，重在教人學好（ibid）。

1.2.3 思維方式不同

西方人的思維模式呈直線型，如同直線切劃，細分明析。西方人注重抽象思維，喜歡化動為靜，為此，英語名詞經常翻譯成漢語動詞；擅長邏輯思維，推崇清晰精確，有利于理論建構；注重求異（逆向）思維， 使之更具創造性。西方人的個人本位和一分為二的思維方式決定了他們的家庭觀念：一個家庭由丈夫和妻子組成，夫妻意見不和就可以分開，所以西方人結婚不易，離婚容易。

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呈螺旋型，猶如圓環內封，縱觀合察，尋求直覺頓悟。中國人善于形象思維和情感論述；講求模糊含蓄，有助于體察真諦；辯證思維時，注重宏觀與整體，具有從眾心理。中國人的人倫本位和合二為一的思維方式認為，一個家庭必須要有丈夫和妻子，夫妻兩人分開了，家就不成家了，所以中國人結婚容易，離婚相對較難。

2.文化差異對英漢語言表達的影響

西方人的直線型思維催生了形合語言。線性思維和形合語言的特點使英語表達直截了當，簡潔明了；篇章銜接的形合手段豐富而縝密。英語的線性特點表現為句子結構以直線枝形鋪排，由主到次，遞相迭加，猶如枝繁葉茂的大樹；英語段落也呈直線展開，主題明了，理據羅列邏輯清楚。中國人的螺旋型思維具有立體感和間接性，環性思維造就了意合語言（漢語）；漢語語言表達含蓄委婉；文章銜接以意馭形，形散意合。漢語的環性特點體現為句子結構像竹節那樣，相對獨立，但意義又相互關聯；語段以環狀波式流動，像波濤滾滾的大江。

2.1 句子結構

英語是形合語言，注重時態和詞形變化，句子之間還需用連接詞語進行顯性連接，以理清邏輯關系。而漢語是意合語言，主要靠詞序變化、上下文語境及言外事實邏輯來明晰思路。

2.1.1 句序與時序

英語借助時態及連接詞語來表示動作發生的先后順序，因而無需按照動作發生的先后順序陳述。例如：完成了畢業論文，我就去度假?？捎⒆g為：

After I had finished my dissertation， I went on holiday.

Or：I went on holiday after I had finished my dissertation.

而漢語是按照動作或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陳述，時間順序與句子順序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她一直在實驗室做實驗，所以昨天我們遇見她時，她顯得很憔悴（先實驗，后憔悴）。

但是其英譯句子的句序卻相反：She looked exhausted when we met her yesterday because she had been doing experiments in the lab.

2.1.2 句序與距離

英語在時間和空間距離描述上是由近及遠，而漢語句子在時空描述上是由遠而近。例如：

He had flown ④ in just the day before from Georgia where he had spent ③ his vacation basking in the Caucasian sun after the completion ② of the construction job he had been engaged in ① in the south. （他原來在南方參加①一項建筑工程，任務完成②之后，上喬治亞州/格魯吉亞去度假③，享受高加索的陽光，前一天才坐飛機回來④。）

上述英語句子中的四個行為動作的時間順序④③②①譯成漢語變成①②③④，只有這樣，中國人才覺得句子語序與事理邏輯相吻合。

又如：There is a very beautiful garden on campus. As you enter the garden through the university gate， you will find an elegant pavilion standing right in the center. At the back of the pavilion are some white stone benches. 該句子的空間描寫是按照由近及遠的順序進行的。

2.1.3 句序與從小

英語敘述和說明事物時，習慣于從小到大，從特殊到一般，從個體到整體；漢語的順序則與此相反。例如：

It happened in February about twelve years ago. （這是發生在12年前的二月份。）

Shanghai is one of the biggest cities in the world. （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2.1.4 頭輕與腳輕

英語句子從左到右順線延伸，使句尾呈開放式，句首呈收縮式，顯得頭輕腳重；漢語句子則是從右到左逆向延伸，使句尾呈收縮式，而句首呈開放式，顯得頭重腳輕。例如：

He lent me the book.

He lent me the book which was borrowed from the library.

He lent me the book which was borrowed from the library that never opens on weekends.

他借給我那本書。

他借給我那本從圖書館借來的書。

他借給我那本從那個周末從不開放的圖書館借來的書。

2.1.5 急性子與慢性子

英語族人“急性子”，英語常常是從未知到已知；漢語族人“慢性子”，漢語句子則從已知到未知。例如：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兒？）

英語句式總是先表態后敘事，先結論后分析，先假設后前提，先果后因，與漢語的句式形成鮮明的對比。例如：I feel highly honored to be asked to make a speech here. （讓我在這里做報告，我感到萬分榮幸。）

2.2 語篇結構

東西方人的思維模式差異直接導致篇章結構和語言風格的迥異。英語語篇結構呈直線性，漢語的話語結構則呈螺旋性。英語的線性語言結構嚴謹，重形式上的連接，有利于促進邏輯思維的發展；漢語的環性語言結構自由，重意義上的隱性連貫，有利于形象思維的發展。

2.2.1 直線性和螺旋性

英語段落呈直線展開，先有主題句，后加以論證說明，最后收尾，其間不附加任何與主題沒有直接聯系的內容。漢語語篇的螺旋型是指作者不直接論證主題，而是從各種間接角度做好鋪墊，然后慢慢進入正題，這種在主題團團轉的謀篇布局風格讓英語族人困惑不解。

2.2.2 形合法與意合法

英語篇章結構的展開使用形合法，而漢語的語篇展開使用意合法。英語篇章主題淺顯明了，結構穩定不變；語篇呈直線展開，充分利用關聯詞語來說明句子內容、句子之間、乃至段落之間的邏輯關系。漢語篇章主題突出，但是結構靈活，以神統形；少用連接詞語，缺乏形態變化，體現隱性連貫；語篇展開猶如環弧狀的浪花，此起彼伏，似連似分，高低無序，但沿著一定的語義方向流動。

2.2.3 簡潔明了與華而不實

從語言風格來看，英語文章簡潔明了，偏重于“實在”信息的傳送，不引經據典，也無需華麗的辭藻；而漢語文章既有“實在”信息的傳遞，又引用典故、習語等，從不同角度重述論點，利用形象化的語言來增加信息的情感因子。這在英語族人眼里，就顯得華而不實。

3.啟示

通過對比中西文化差異及其對英漢語言的影響，我們得知：英漢思維模式不同不僅導致英漢語言行為差異，而且產生英漢句子表達和篇章結構的差別。此外，不同語言中的習語和歷史典故是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要正確理解和詮釋不同語言中的習語和歷史典故，就必須對該語言所反映的歷史文化有所了解。

3.1 文化差異對英語學習的啟示

要學好英語，僅僅背誦英語單詞和英語語法規則是遠遠不夠的，有必要了解英語國家的文化，了解他們的思維模式和語言表達方式；通過對比英漢語思維模式和語言表達方式的差異，提高英語學習的效率。僅僅從文字表達差異是難以全面解釋含義的差別的，為此，對語言文字的正確理解與表達應該立足于兩種文化的對比；不了解一種語言所屬的文化，難免出現讓人啼笑皆非的語言表達。比如：英美人聽到贊揚，回答“謝謝”，而中國人回答“哪里哪里，還差得遠”，這是社會文化因素對語言使用的影響；又如：He went to Beijing by air.（ 他坐飛機去北京），例句中英漢語的語序編排不同，這種約定俗成的編排是受思維模式影響的。

3.2 文化差異對跨文化交際的啟示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的今天，我們不僅要了解相關國家的語言，還必須了解他們的文化，做到二者同步發展。眾所周知，思維方式不同足以造成跨文化交際不順暢，乃至徹底失敗，只有充分了解對方的文化、思維和語言表達方式，才能避免誤會和尷尬，從而實現有效交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同一個詞語，心里聯想到的詞語含義卻不盡相同，所以我們不能只注意詞語的字面意義，而應該研究詞語的“心理意義”。比如“狗”（dog）在英美人眼里是“寵物”，所以You are a lucky dog意指“你是個幸運兒”；中國人對“狗”往往產生“惡畜”的聯想，于是就有很多與狗相關的貶義詞，如：走狗、哈巴狗、狗漢奸、狗急跳墻、狐朋狗友、狗嘴吐不出象牙……

3.3 文化差異對習語理解的啟示

習語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更是一種文化產物，許多英漢習語源于歷史典故，因此習語除了傳遞話語信息外，更重要的是傳遞文化。要正確理解習語的內涵，必須了解習語的文化背景，領悟習語所承載的文化內涵。例如，漢語習語“說曹操，曹操到”，曹操是中國的歷史人物，英美人不知他為何人，所以必須套用意思相似的英語習語：“Talk of the devil， and he’s sure to appear.” 英語習語“A loss may turn out to be a gain.” 相當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薄４送?，各民族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生態環境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這不僅影響語言的表達方式，而且使人們對同一事物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語義聯想。比如，英國是一個島國，英國人的生活與海、水息息相關；而中國在亞洲大陸，中國人的生活離不開土地，因此，“花錢大手大腳”，英語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漢語是“揮金如土”。

4.結語

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揭示該民族的文化內容，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語言與文化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一方面，語言是文化的基石，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語言作為文化的傳播工具，對文化的傳播有著極大的制約作用。另一方面，語言忠實地反映它所屬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對語言有著深刻的影響；在異族文化的傳播過程中，又會出現一些新的詞語和表達方式，這樣，文化又影響和制約著語言?？梢哉f，語言反映一個民族的特征，它不僅包含該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蘊藏著該民族對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總之，理解語言必須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須了解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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