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背景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背景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要求對土地資源進行市場化配置

城市土地是城市經濟體系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是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城市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的改革要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兩者的目標模式應當協調一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土地使用完全否認土地的商品屬性，排斥市場的自發調節，導致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配置不合理等問題。市場經濟體制對城市土地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土地同其他生產要素一樣，通過公平競爭機制獲得，價值規律要對土地資源配置和土地資源供求發揮積極的作用，從而使市場機制在城市土地資源配置體系中處于先導和基礎性地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正愈益完善，經濟多元化趨勢不斷增強，市場機制的主導地位已經基本建立。與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相比，由于受城市土地國有、資源相對稀缺、土地價值高昂等因素的影響，現階段我國城市土地資源配置的市場化進程相對滯后，對城市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2、城市經營理念的出現要求對土地經營機制進行優化

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速，"城市經營"作為一種全新的城市發展和管理理念，正在全國許多大中城市興起。這一理念的核心就在于對構成城市空間和城市功能載體的自然生成資本(如土地資源)、人力作用資本(如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及其相關的延伸資本(如廣場、街道的冠名權)等進行集聚、重組和營運，走以城建城之路。現階段城市的迅猛發展，給基礎設施的建設及運行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城市迫切需要開拓穩定的資金來源渠道，土地作為城市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市場化經營已是必然。目前，已經有一些城市從"經營城市"的角度出發，通過建立土地儲備制度，優化土地供應機制，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籌集了資金，改善了城市硬投資環境，推動了土地價值上揚，從而增加了土地級差收益，形成了城市發展的良性循環。

3、經營性用地協議出讓比例居高不下

我國城市土地出讓方式主要包括協議、招標、拍賣三種，掛牌出讓則是實踐中由拍賣出讓派生而來的。這四種城市土地出讓方式中，協議出讓方式的市場化程度以及交易透明度都是最低的。自1987年9月9日國內首塊體現有償使用原則的土地在深圳市以協議方式出讓至2002年7月1日國土資源部《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定》正式生效的15年間，協議出讓方式一直在我國城市經營性用地出讓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截至2000年底，全國土地出讓面積總量為30萬公頃，以招標拍賣方式出讓僅占其中5％左右，大量的土地都是以行政劃撥或協議出讓方式進行配置的。受市場競爭弱、交易不透明、人為因素多等的影響，經營性用地的協議出讓造成了土地收益流失嚴重、權力尋租現象普遍、土地投機行為活躍等諸多問題。

4、土地供應總量迅速膨脹

我國城市化進程以及城市建設的不斷加速，城市人口數量急劇上升，城市住宅用地、商業用地、道路用地、綠化用地等方面需求的迅速膨脹，對土地供應形成了巨大的拉力；另一方面，不健全的土地供應機制以及巨大的土地升值空間，導致了土地的權利尋租以及灰色交易，對土地供應形成巨大的推力。在以上雙重動力機制的作用下，我國現行城市土地供應存在著明顯的自發性、盲目性、投機性，嚴重影響了城市土地市場的正常運轉。1995年，北京市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為438．5公頃。1998年以后隨著房地產經濟的復蘇發展，土地購置面積大幅攀升。1998年的197．5公頃相比，大約增長了959．5％，年均增長率約80．4％。1998年，北京市土地出讓面積約為829公頃，2002年上升到了3416．6公頃，大約增長了312．1％，年均增長率約為42．5％。據北京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相關人士稱，2003年北京市國有土地出讓總量將繼續保持較高增幅，根據2002年底土地出讓備案情況統計，已經立項和規劃的成熟用地，總面積將近9000公頃，國有土地出讓將進入新一輪的高峰。

篇(2)

 

1 引言

 

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關系，制度安排的效率會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能否快速轉型取決于其內在的制度是否能匹配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包括經濟增長方式，還包括城市化程度、工業化水平及現代化進程等多方面的內容。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以粗放經營為主的高耗能，低效率模式，而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以集約型經濟為主的低耗能高效率的模式。

 

制度經濟學強調經濟發展過程的演進性，以諾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家把意識形態、產權結構以及政府等因素作為內生變量納入經濟發展的分析框架中，認為制度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特別是在對長期經濟發展的研究中，制度因素尤為重要。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依賴于政府制定的制度安排及政策保障，舍棄政府的制度供給及政策制定，政府也就無法對經濟發展進行干預甚至管理，因此，政府轉型也必然體現為制度安排和政策規定的革新。政府要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向低能耗，高效率的集約型經濟發展就必須要充分發揮其政府職能，因地制宜的制定與時展潮流相一致的經濟制度。本文通過對湖北工業經濟發展道路及制度的分析，找出其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制度問題，制度的創新不僅需要政府職能轉變，同時政府政策制定也要適應經濟發展，最終為湖北省建設“兩型社會”提供理論參考。

 

2 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道路及經濟制度背景分析

 

2.1 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背景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湖北省形成了以工業為支柱性產業的經濟發展格局，工業和制造業一直保持較快增長速度。但是自2008年經融危機以后，湖北省的工業經濟雖然仍保持平穩較快增速，但增速回落，下行壓力增大，截至2012年湖北省前四月規模以上工業完成增加值2931.5億元，增長16.3%。湖北省為遏制經濟下行趨勢，著重打造武漢和十堰的工業化城市經濟，其中武漢工業投資居全省第一，啟建中華科技產業園，提速“工業倍增計劃”，加快建設國家先進制造業中心，隨州計劃打造中國專用汽車之都，十堰大力推行工業興市戰略，實施“雙億工程”，建立工業園。

 

2.2 湖北省經濟制度背景

 

以鋼鐵產業為依托的湖北省是我國近代工業起步較早的地區之一，這里有豐富的鋼鐵、石油等資源，基于這一資源稟賦優勢和地緣優勢，建國后國家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湖北得以成為中央政府重點投資的地區之一，在此基礎上，湖北形成了以重工業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制度適應當時的經濟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東南沿海地區經濟飛速發展，但湖北省的經濟發展卻仍停滯不前，發展緩慢，經濟體制還是原來的以重工業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進入到21世紀，湖北省經濟體制開始轉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市場經濟，經濟制度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變，但是仍是以高能耗，低效率的重工業為支柱性產業。

 

3 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道路及經濟制度現狀分析

 

3.1 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現狀

 

為加快全省工業經濟轉型升級，增強工業整體競爭力，實現全省跨越式發展，湖北省在“十二五”規劃后，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快實現制造業的升級，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2013年湖北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不斷加大對工業投資和技術改造力度，工業經濟持續平穩增長，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占全省 GDP 的比例超過43%。2014年工業經濟保持平穩運行，主要經濟指標高于全國，呈現出結構優化，質量提升的態勢，總規模不斷擴大。

 

3.2 湖北省經濟制度現狀

 

自全國“十一五”規劃頒布后，湖北省為全面落實這一規劃，2007年起加快推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達到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的目的，同時，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對農村經濟及國有企業進行改革，積極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2008年為落實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湖北省提出創新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體制機制，同時加強科技創新體制建設，形成以創新為核心的經濟制度。十二五規劃以來，湖北省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對國有企業，科技體制改革，以創新為核心，推動經濟結構不斷優化。

 

但是現有經濟制度仍以高耗能低效率的工業為中心展開的，缺乏新動力，政策制定缺乏科學合理的評估規劃，經濟制度沒有貼合湖北省各城市的發展狀況，不能因地制宜的開展工作，因此導致全省經濟發展嚴重失衡，武漢市和其他城市之間的經濟差距過大，城市彼此間關系親密度不高，每個城市沒有形成自身的優勢產業，不能建立品牌企業和完整產業鏈。

 

4 湖北省經濟發展道路轉變中的制度問題分析

 

4.1 全要素生產率低，資源配置不合理

 

全要素生產率通常被用于綜合反映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作用，其實質就是技術進步率。近年來，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外界環境約束增加，全國經濟增長動力減弱，出現下行趨勢，湖北省的經濟發展也面臨著下行危險。在新的經濟環境下，繼續依靠以往的以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顯然不可持續。

 

由于傳統的經濟制度及政策傾斜，湖北的經濟發展模式一直是以重工業為主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這種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比較低，資源的配置不合理，湖北省的這種以重工業發展為主的經濟制度沒有充分調動產業的積極性，產業生產率低，各大工業型企業勞動生產率低下，投入產出比較低，產業的技術落后，競爭力薄弱。

 

4.2 政府沒有充分發揮在市場中的作用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依靠政府職能來實現，政府如果沒有正確的制定政策，履行職能，那經濟體制也不會完善。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缺乏市場一體化，競爭性弱，這都是政府在市場體系建設過程中沒有正確的發揮其應有的職能，沒有形成創新性投資機制吸引資金流入，政府沒有充分發揮其自主性，制定適合其經濟發展道路的新制度。

 

4.3 市場開放程度低，制度缺乏創新性

 

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是以武漢為龍頭，帶動周邊城市發展的，但是各城市之間存在壁壘，城市間市場開放程度低，民營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產品的競爭壓力小。湖北省地處中部，其地理位置使其置身于中國經濟增長中心區域外，在政策上享受不到這些地區的經濟優惠政策，也不能與這些地區共享資源開放市場，因此對其市場開放程度影響較大。

 

湖北省近年來經濟發展速度快，其經濟發展不再滿足外生增長方式，而是應該以內生增長方式拉動經濟發展，經濟不再滿足低效率的粗曠型經濟增長，但是湖北省經濟發展中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經濟制度發展仍存留有原來的慣性，市場機制不完善，民營企業發展空間小，市場競爭小，城鄉收入分配不合理，貧富差距拉大等，正是這些制度和政策影響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5 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道路轉變的對策

 

5.1 政府轉變管理經濟的方式，創新制度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導和法制的規范保障，因此湖北省政府應該及時更新思想觀念，樹立科學發展觀，倡導“四低四高”的經濟發展方式[5]，轉變以重工業為主體的資金密集型產業發展方式，加大對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以解決失業問題，拉動全省經濟增長。為建設“兩型社會”制定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轉型戰略，發展新能源產業，低碳產業，保持生態文明與經濟可持續的平衡發展。

 

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上的引導作用，制定與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相適應的機制，鼓勵創新性產業的發展，努力克服原有經濟發展方式的慣性，改革工業企業，增強企業競爭力和產品多樣性，建立以創新型企業為中心的創新體系，加強企業與高校的融合發展，實現高校科研實力轉化成創新收益。同時注重對全省產業的質量升級，整改低水平產業，發展高質量產業，在推行政策、制度時注重對現行政策、制度進行科學評估，使其符合湖北省的整體發展環境，因地制宜的實施各項政策。

 

5.2 利用自身優勢，大力發展高技術含量產業

 

近年來，湖北省工業企業發展勢頭良好，規模經濟水平提升，但是這種良好的發展靠的是粗放的、外延型發展方式支撐的，這種發展方式難以支撐湖北省跨越式經濟發展。因此，湖北省應充分發揮教育大省的優勢，積極推進產學研結合，鼓勵科研人員創業，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努力把要素投入產業轉變為全要素投入產業，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環保產業和低碳經濟，建立以技術為核心的產業競爭力，降低高能耗低效率的傳統產業在經濟中的比例，加快關鍵技術研發突破。加大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不僅要大力發展高新產業，更要加強對第三產業的政策支撐，鼓勵發展優質第三產業，加大對旅游業的投入，整改現有低水平的旅游業，結合高新技術，開發新興技術含量高的新型旅游產業。

 

5.3 打破城際產業壁壘，加快形成產業集聚

 

破除城際產業壁壘，首先要實現城際間的城鎮一體化，因此湖北省要大力推動二級城市的城鎮化進程，加大對二級城市的政策傾斜，加強其基礎設施建設，縮小二級城市與武漢市的經濟差距。湖北省要想實現產業集聚，就應構建湖北省的整體產業格局，以水資源為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以新能源為支撐的高新技術產業，形成密集的產業帶，同時開放合作，促進武漢市與其他城市的互動交流發展，形成產業的跨區產業鏈，爭取早日實現產業園模式。

 

更加積極的推動城際列車等道路建設，改善武漢市與周邊城市之間的交通狀況，節省經濟成本，吸引企業投資。武漢市作為湖北省的省會城市，集中的優質資源更多，為早日打破城際產業壁壘，應進一步的開放資源，讓渡部分利益，在維持自身經濟較快發展的同時帶動周邊城市的發展。

 

6 結論

 

湖北省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主要是依靠工業的轉型實現，現有工業的高能耗低效率阻礙了經濟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所占比例不高，產業技術創新優勢不明顯，城市間城鎮化差距大，產業壁壘存在，難以形成跨區產業鏈，工業產業園無法形成，產業集聚的作用發揮不出來。針對這些問題，在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湖北省政府不僅要從自身的職能出發還要從市場出發，制定新的政策制度，努力抓住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發展機遇，積極推進全省工業經濟制度的創新，著重刺激產業創新能力，增強創新科技投入，著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全省資源的優化配置，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以促進其經濟發展方式的快速轉型，早日建立“兩型社會”配套試驗區。

 

作者：方紅　王琦 來源：農村經濟與科技 2016年8期

篇(3)

一、創新城市低碳經濟發展模式

（一）發展城市循環經濟

城市應當以創新為驅動力，將節能減排原則滲透于城市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之中，在煤炭、冶金、化工、石油、建材、交通等六大高能耗行業中制定低碳經濟約束性指標，強制其引入低碳經濟技術，力求發展城市循環經濟。城市應當改變能源供給方式，將原本的碳基能源轉變為氫基能源和低碳能源，促進城市實現低碳和零碳經濟發展目標。

（二）將“城市礦山”作為開發利用的重點

“城市礦山”是指城市中能夠回收再利用的電子產品、廢棄電器和其他廢棄物資。政府應當出臺政策措施，引導城市重視對“城市礦山”的開發和利用，不但可以有效節省冶煉礦石和開采自然資源所需求的能源耗費，還可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三）實現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的轉型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城市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加快，導致資源型城市面臨資源瀕臨枯竭、生態環境逐步惡化、產業難以持續發展、經濟出現衰退等嚴峻問題。所以，我國應當積極探索和創新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的轉型發展戰略，從而引導資源型城市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二、倡導發展低碳行業

（一）積極倡導低碳建筑

低碳背景下急需轉變城市消費觀念和經濟生產方式，不斷運用和創新節能減排的技術推廣低碳建筑，如屋頂節能技術、門窗節能技術、外墻節能技術等。同時還應當加大新型環保節能材料的研究力度，為構建低碳城市、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打下良好基礎。

（二）倡導低碳交通方式

低碳交通是指人們在日常出行時選擇低碳排放量的交通方式，目的在于降低整個城市交通的碳排放量。當前，城市低碳交通以地鐵、公交、輕軌等交通方式為主，有關部門應當加強低碳交通的宣傳力度，積極倡導城市居民使用低碳交通方式。此外，由于自行車屬于環保、無碳排放的交通工具，所以也應當將其納為城市短途的重要交通方式。

（三）建設低碳工業

低碳工業是指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為核心的工業生產模式。低碳背景下，城市應當致力于發展低碳工業，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轉變傳統工業高能耗、高排放的生產方式。鼓勵低碳工業使用新型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核能等，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保護自然生態環境，以此促進城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城市還應建設低碳化、循環化的新型工業布局，將清潔生產原則貫穿于工業生產的過程之中。

（四）倡導低碳生活、綠色消費

減少碳排放不僅是政府、社會的責任，而且也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城市居民應當積極倡導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在維持高質量生活標準的同時最大化地減少使用消費能源多的產品，居民要從自身做起、從日常生活做起盡量降低對能源的消耗。

三、大力推廣使用新能源

在低碳環境下，為了能夠真正做到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必須盡快推廣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的使用。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僅僅依賴于調整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是不夠的，應適當加大綠色能源的推廣使用，并相應地促進太陽能、生物能、海洋能、風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由于這類能源在使用過程中基本不會產生出CO2，故此能夠有效地降低對生態環境的污染。據相關研究表明，若是以核電代替煤電，大約每年能夠有效地減少CO2排放約18億噸左右，這一數字不得不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推廣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已經勢在必行，如使用風電、核電、新能源汽車、智能電網等等，來達到降低CO2排放的目的。對于政府有關部門而言，應給予大力的支持，并適當增加財政補貼，積極鼓勵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四、發展低碳技術

所謂的低碳技術具體是指能夠有效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一種新型技術，主要在以下領域內有所應用：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節能、二氧化碳捕捉及埋存、煤炭的清潔利用、油氣及煤氣資源的勘探等等。低碳技術目前已經廣泛涉及多個部門，如建筑、交通、電力、化工、冶金、汽車、石化等。在低碳技術的開發上，英國將研究的重點放在潔凈發電、低碳交通以及可再生電力等；日本則不惜投入巨資對潮汐能、地熱能、氫能等進行研究開發。而在我國可以說低碳技術是未來城市發展的核心，也是增強城市競爭力的關鍵之所在。為了能夠獲得國外先進國家在低碳技術上面的研究成果，可以通過建立清潔發展機制來予以實現，其優點在于成本較低，但卻很難獲得核心技術。同時我們也應不斷進行原始創新和集成創新，并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短期內效益較高的低碳技術開發生，特別是應當針對目前我國重化工行業能耗較高這一問題來開發新技術，以降低其能源消耗。

五、結論

總而言之，在低碳背景下，城市應當將低碳經濟作為發展的重要方向，通過創新經濟發展模式、發展低碳行業、使用新能源、開發低碳技術等措施，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實現節能減排、循環利用的目標，從而推動城市經濟步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參考文獻

[1] 李旸.我國低碳經濟發展路徑選擇和政策建議[J].城市發展研究，2010(2）.

[2] 佟新華，孫猛.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低碳經濟發展路徑選擇[J].人口學刊，2010(6）.

[3] 周藝.探討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瓶頸及突破瓶頸的對策[J].現代商業，2010(32）.

篇(4)

關鍵詞：中小城市；房地產；經濟周期；分析

中國社科院的2006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指出：房地產是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重要的產業，是城市最基本的生活條件環境，也是城市發展的基本載體條件和重要投資環境?？梢姺康禺a業與城市競爭力關系的密切性，分析房地產業與城市競爭力之間的關系也是當下的一個熱點和焦點話題。

一、中小城市房地產

從1978年到2003年，中國城市數量增長了4.1倍，城市面積擴展了4倍。中國城市數量近700座，城市化率達到了36.9%。城市的擴張直接受益者就是房地產行業，中小城市房地產落后局面，蘊藏著難以預知的商機和利潤。

（一）房地產公司到中小城市發展的原因

大的房地產公司在大城市尋找新開發區域很難，國家對土地政策的調整，使得大城市的土地變成了稀缺產品；中小城市確實需要一些大城市的開發公司給他們帶去新的住宅理念和小區物業管理的模式，大的房地產公司在中小城市具有不可競爭的優勢；大的房地產公司為了更好的開疆拓地，有意識的將品牌向全國性拓展。

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了中小城市房地產的發展，由于大城市房地產發展的空間越來越窄，房地產界將目光開始向不發達、可開發潛力大的中小城市轉移。中小城市多樣性、復雜性大，發展規劃難度大，想要到中小城市發展的房地產商要充分考慮異地發展的困難和風險。

（二）中小城市發展房地產的問題

大房地產商在中小城市進行一些新設計的項目投資，為中小城市的房地產起到示范作用，這是一個方向。不僅對地方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而且能幫助中小城市走出落后的局面，改變中小城市民眾的居住環境。但是，目前中國的中小城市房地產發展基本不理想，住宅小區的規模都很小，合理規劃和正規物業管理的小區概念沒有形成。中小城市目前房地產的滯后導致了城市無特色和極大的資源浪費。中小城市不僅需要好的房產項目來支撐城市形象，改變居住環境，最關鍵的就是政府的合理規劃。

二、城市房地產經濟周期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段經濟總量的增長率有時快有時慢，有時高有時低，這樣經濟總量在時間序列上總會呈現波浪式上升或下降的波動現象。這種具有不同表現特征的經濟波動便會構成所謂的經濟周期。這種呈周期性的經濟波動現象會直接影響到各種產業經濟的發展，會使其出現同樣的周期性波動現象。房地產業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就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周期波動現象。但與其他產業經濟不同的是，房地產周期波動現象受著一定的外部宏觀政策和內部行業經濟的影響，給其波動賦予了一定歷史意義和經濟意義。

城市房地產規模與城市競爭力的各個表現指標都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房地產業規模大的城市，其競爭力也較強，房地產市場發展速度與城市競爭力的相關性是不確定的。房地產業的高速增長會導致城市經濟較快地增長。但是，若房地產業發展速度過快，超過了有效需求，就會降低經濟運行效率，而城市經濟的低效率，也會影響房地產業的發展速度。從房地產周期的成因看，我國兩次房地產周期波動均有國家重大經濟政策或房地產制度改革背景，因此，我國的房地產周期其實是典型的“政策性周期”，它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房地產周期具有顯著差異。

我國房地產業既處于產業恢復期，又處于宏觀經濟高速成長期。在多數時段，波動并不是因為供求關系變化形成，而是由于在需求拉動之下，房地產市場不穩定，引起宏觀經濟失調，政府采取宏觀調控措施的結果。

三、如何理解中小城市的房地產經濟周期

我國重點城市房地產市場基本實現市場化，但離完全市場化還有很大差距。東南沿海城市房地產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中西部市場化程度相對較弱。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江浙、廣東等地區的城市的房地產業市場化水平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

轉（一）加快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促進良性發展

2006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的具體衡量指標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動、壟斷程度等指標表現相對較好。從各指標縱向來看，11項指數得分中，政府分配、黑市活動、壟斷程度這幾個指標我國35個大中城市的得分較高，也就是70%的市場化程度以上。在公有制經濟、市場健全度、訴訟保障方面，35個大中城市整體表現中規中矩，大多數城市得分達到了6分，基本上達到了市場化的要求；在市場秩序、政府服務、價格管制、審批管制整體表現相對較差。指數顯示雖然體現出一定的進步，但與國際上的先進城市相比仍然較為落后，這意味著這幾個方面將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二）掌握規模、找準定位發展，促進良性發展

投資中小城市房地產無論是對地方經濟和民眾的居住理念都有好處，但是不建議大規模的建設。單位分房、私建房占據了中小城市居民住房市場的主流，另一方面房地產公司的進入中小城市多為異地投資。異地投資的風險大，但是利潤的誘惑吸引著房地產商們蜂擁而至。

入駐中小城市一定要找準定位，房地產公司要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盯著管理，一只眼睛盯著市場，一只眼睛盯著政策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的土地政策。我國目前土地政策已經落入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惡性循環。宏觀調控的三個不準——2004年12月份前不準批地、不準立新項目等等，都是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眼下我國的土地政策急需改革，要從稅制上、機制上解決土地管理問題，特別是大的房地產商到異地投資，常常受土地政策的影響。

（三）抑制炒房和空置現象，促進良性發展

大規模開發的背后，中小城市出現炒房和空置兩種現象。現在的炒資已經對中小城市滲透過深。炒房和空置率的出現，其結果必然會是炒房的血本無歸，空置的繼續空置，最終賤賣。雖然在有規模的一二線城市里面，投資房屋其實是不錯的一種贏利模式，且回報豐厚而穩固，但是在小城市尤其是經濟極不發達的小城市里面就恰恰相反。中國的經濟欠發達中小城市，眼下幾乎全部依靠內需來拉動消費增長和經濟發展，沒有非常大的外資流動和吸納能力。

從欠發達中小城市的房地產開發規模、空置率和房價漲幅情況來看，持續近兩年的房地產調控在這些城市里顯然沒有起到任何效應，絕大多數城市依然我行我素。宏觀調控政策對此無濟于事，無法進行行之有效的約束，這個后果將會是災難性的。

隨著我國稅制的改革，一些房地產商壓在手里的空房實施繳稅制度。這樣可能會抑制房屋空置不受限制、無償空置等的現象。

（四）建立完善的房地產市場體系，促進良性發展

這里所說的房地產市場，不僅僅指新建住房的交易市場，而是指住房消費的三級市場。包括一級市場（也叫增量房市場，即新建住房的交易市場），二級市場（也叫存量房市場，即可上市合法交易的二手房市場），三級市場（即住房租賃市場）。房地產一、二、三級市場，是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一級市場的房價是二級市場房價的參考及制定標準，二級市場房屋的供應量將直接影響到一級市場的供求關系，三級市場的繁榮也將影響一、二級市場的供求關系。

總之，在中小城市發展房地產，有很多的經濟問題需要解決和落實，科學定位、規劃、投資的建設發展思路，是打破房地產市場任何不正常經濟周期的關鍵。還要注意的是，房地產市場要與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相結合，房地產市場要與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招商引資規模相結合，房地產市場要與市場需求相結合。這樣才能促進中小城市的經濟全面發展，促進我國城市化進程。

參考文獻：

1、何國釗,曹振良,李晟.中國房地產周期研究[J].經濟研究,1996(12).

2、丁烈云.房地產周期波動成因分析[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

篇(5)

關鍵詞：城市經營；城市規劃；影響與模式

一、城市經營產生的背景與內涵

1．國外發展狀況

上個世紀末期以來，針對傳統城市政府管理模式暴露出的種種弊端，西方國家開始探索改進城市管理、提高政府效率的路徑和方法，首先提出了民營化的理念。以美國學者E·S·薩瓦斯為代表的經典著作《民營化與公司部門的伙伴關系》，從產生的背景、理論和實踐方面，深刻、全面地論證了民營化是改善政府的最佳途徑這一基本理念。薩瓦斯的論點充分證實并打破了傳統政府治理中的一個誤區，即“長期忽視服務提供和服務生產之間的區別，進而錯誤地認為如果政府放棄了服務生產者的功能，它自然就放棄了服務提供者的角色”。作者進一步說明“從狹義上看，民營化是指一種政策，即引進市場激勵取代對經濟主體隨意地政治干預，從而改進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這意味著政府取消對無端耗費國家資源的不良國企的支持，從國企撤資，放松規制以鼓勵民營企業提品和服務，通過合同承包、特許經營、憑單等形式把責任委托給在競爭市場中運營的私營企業和個人”。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民營化的理念與我國正在進行的城市經營理念相類似。

20世紀70年代以來，薩瓦斯、普爾、斯潘等學者的研究和著作對民營化起到了推動的作用，80年代以市政服務合同外包為主要形式的民營化在美國普遍實施；在英國，民營化在70年代中期也普遍展開；受英美國家的影響，80年代許多西方工業國家都先后開始了民營化的進程；80年代末拉丁美洲等國家也都采取了強有力的民營化政策。

2．國內的發展背景

在國內，民營化的思想最早出現于1978年的農村土地承包制的實施，但城市經營的理念最早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初，是由城市政府提出來的，實際上它的產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不同領域的具體實施。據《中國經濟導報》2002年1月19日的報道，大連市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用經營的眼光看待整個城市資源，第一個把整個城市資源當作國有資產來經營?！?998年9月，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在上海召開紀念20周年研討會，汪道涵會長在講話中明確地提出：“城市經營就是城市政府需要在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等方面引入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營理念，既要學會做一個城市發展的監管者和引路人，又要像經營一個企業那樣做一個合格的決策者和經理人，前一個角色是為了使城市的發展盡可能做到規范、有序；后一個角色是為了使政府和社會能夠實現投資良性循環，有發展后勁和可持續性”，這是學術界第一次提出并討論“城市經營”概念。

近年來，在城市經營理論的爭論和發展中，城市政府按照各自的理解，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城市經營實踐。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2004年5月1日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的全面實施，不僅促使政府提供服務的獨家壟斷局面被打破，也標志著國家政策層面上對城市經營的推動，從而肯定了城市經營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3．城市經營的內涵

城市經營在理論界的討論已多，對城市經營的內涵、性質、主體、客體、目標等說法不一。結合多位學者的關點和大量的實踐活動，可把“城市經營”定義為：它是城市政府依據城市發展戰略，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種謀略和行為方式；是運用市場機制，充分挖掘、合理開發資源，組織資源、資產、資本、資金的市場化運作模式；是以提高城市的總體功能、增強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為目標，優化產業發展和城市建設的發展理念。

在城市經營的客體中不僅有土地、基礎設施等有形和顯性的資源可以經營，同時也有如政府的政策指引、規劃權這樣的隱性資源可以用來經營，但城市中也有許多事物是不可經營的，如防災設施——防洪堤等只能妥善管理等?！俺鞘薪洜I”概念的提出，其主旨在于沖破傳統的“城市管理”的思維與模式，用新的“經營”思想和運作方式來更有效地達到預期的目標，同時，“城市管理”仍然具有其存在的價值，只是需要不斷變革和發展，才能與“城市經營”理念互為補充，共同發展。因此，如何在發展中科學、適宜地結合新形式、新理念，才是未來城市發展所要解決的問題。

二、城市規劃的內涵與現狀

1．國外城市規劃的內涵與狀況

“大部分發達國家都先于我國完成工業化的進程，建立有一套相對完整的法制化的規劃管理系統，在這些國家使用‘城市規劃’或‘規劃’術語時與我國的用法有較大不同，他們所認為的‘規劃’實際上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包含了國土規劃、區域規劃、城市與鄉村規劃，也稱空間規劃。他們空間規劃的內容也較我國的城市規劃的內容寬泛和綜合，非常注重經濟和社會發展等多方面的因素。不僅在學術層面上，而且在政府體制的構架中也往往對規劃有綜合性的考慮?！?/p>

在現代社會中，城市規劃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在土地使用和空間資源配置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一種平衡社會集團或個人利益的手段。盡管它在各國政治經濟體制下形成具有不同的形態和結構的規劃體系，但其目標可以說是相似的，即在城市發展中維護整體利益和公共利益，保護自然和文化的遺產，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偠灾?，城市規劃不僅是一種政府行為、一種社會行為、一種技術行為，更是科學、技術、政治、文化的一種綜合研究行為。

2．國內城市規劃的實施和面臨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城市規劃法》規定：城市規劃的任務是“為了實現一定時期內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協調城市空間布局和各項建設所作的綜合部署和具體安排，也是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基本依據。”

實際上它是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以工程實踐為背景建立起來的模式，它在具體的設計和操作實施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它現有的靜態設計理念無法滿足城市日新月異的發展態勢；它的城市空間布局沒有充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新的變化，如政府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面對的是一個整體的城市，需要規劃、建設、投融資、體現公共利益和服務多方面的協調和統一，而現階段的規劃工作內容在可行的經濟、戰略分析上分量欠缺，缺乏投融資宏觀上的定位等，使城市政府在實施規劃方案與管理中出現較多不協調的問題。

政府依法委托設計部門完成城市規劃的工作，然后依法報批，程序復雜，時間較長，在整個過程中又會遇到許多重新安排、規劃等操作性不強等問題。一些說法“規劃規劃墻上掛掛”、“規劃規劃，滿篇鬼話”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些問題的由來。隨著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以及各級政府對規劃的重視，這種情況將會得到逐步改善。

3．我國城市規劃事業面臨的挑戰

（1）面對未來城市發展的要求

我們現在所進行的城市規劃，是在總體實現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描繪現代化城市建設的藍圖。規劃未來的現代化城市，僅有工程技術知識和審美的追求是不夠的，必須強化城市經營的理念，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做到城市資源和產業結構的優化配置，為城市經營創造良好的空間環境和經營環境，這為城市規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面對法律權威的挑戰

我國各級政府的很多城市規劃成果都是為了完成行政命令，或者在規劃過程中重視了，但跟不上形勢的發展變化，對城市發展的促進不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規劃專業需要從靜態到動態、從地面空間到地下空間延伸的轉變，充實經營思想；另一方面，我們的規劃從評審、報批到規劃實施，都缺乏一套有效的法制程序和監督機制給予保證，尤其是缺乏公眾的參與和監督。城市政府在有法可依的法制框架內，如何將城市資產和資本帶來積極的外部效應，是城市發展與管理急需研究的問題。

（3）面對公眾福利的要求

世界銀行（2000）《增長的質量》一書強調，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僅僅要重視數量上的增加，更應注重增長質量。聯合國對人類的發展也提出了公眾福利問題。發達國家面臨更多的是如何改善公眾福利，而我國則不僅需要福利，更要解決我國城市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和新矛盾，這就要求我們盡快吸取新的發展觀，使城市經營理念與規劃有效結合，發揮兩者的最佳效果。如城市的公共設施和福利，有些是沒有直接經濟效益的領域，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通過規劃保證公眾的基本利益，促使政府為民所為，不僅解決現實發展的瓶頸問題，更保障了積極、長遠的效應，有利于全社會更健康、更有質量的發展。

三、兩者的相互關系分析

1．城市經營理念的產生對城市規劃的影響

城市經營與城市規劃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城市經營發揮其駕馭市場的能力，成為貫徹城市規劃的重要理念和保證；而城市規劃利用其綜合的觀點和整合的能力，規劃好城市的空間布局，將有助于防止城市經營中出現不顧大局、片面追求經濟利益的短期行為。城市經營理念下的城市規劃將會：

（1）提高城市規劃的可操作和可實施性

城市規劃是一定時期內城市各項經濟設施、社會設施和城市基礎設施的綜合部署。對城市未來的發展起著指導作用，結合城市政府經營的思路和投融資計劃的考慮，科學引導城市土地的開發和使用，合理確定開發時序，使城市政府有條不紊地順著確定的目標發展。

（2）兼顧了城市的短期效益和長遠的整體利益

在規劃過程中，考慮了建設項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審查建設方案的優劣、建設標準的高低、籌資方式的利弊、是否符合城市發展的長遠利益等問題，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個城市經營問題。在市場經濟的現實中，城市規劃的實施，常會受到市場經濟利益的沖擊，往往導致了規劃的“變形”，只有通過正確的經營策略，利用城市規劃在政府職能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為政府現階段發展所需提供后備支撐，另一方面，也為城市長遠的整體利益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據。

（3）為城市經營奠定基礎條件

科學合理的城市規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城市經營的好壞。一個布局混亂、交通堵塞、環境臟亂、景觀破舊的城市，城市經營將會遇到很大的困難，難以獲得良好的經營效益；相反地，發揮規劃本身的空間規劃優勢，創造合理的城市布局、快捷的內外交通、舒適的居住環境、方便的服務設施、優美的城市景觀，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和經營環境的預期，為城市經營奠定了基礎條件。

（4）為城市經營有形資產提供保障

土地是城市經營中最大的一筆存量資產，做好城市規劃是盤活城市土地的必要條件。城市內任何一塊土地，都需要對其周圍的關系、功能、開發強度、交通、豎向標高、建筑高度、綠化系統和各種管線的連接等進行考慮，才能使這塊土地便于使用，發揮其應有的效益。又如城市的房屋、道路、橋梁等有形資產，經營者和使用者所關心的是它們的使用功能是否方便合理，外部環境是否和諧舒適，這直接影響著它們的經營效益。在這個過程中，只有城市規劃滿足了這種需求，為城市的有形資產提供可經營的有利條件。

城市經營是城市規劃的理念和指引，而城市規劃是城市經營的實施保障，兩者的相互促進作用為城市的管理提供了可靠、理性、有序的發展空間，符合我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需求，為城市發展理論提供了有益前景。

2．理念與方式融合下產生的操作模式

（1）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

所謂TOD，就是政府利用壟斷城市規劃帶來的信息優勢，對規劃發展區的用地以較低的價格征用，接著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土地升值；然后出售基礎設施完善的“熟地”，利用“生地”與“熟地”之地價差，平衡建設成本，帶來城市政府持續發展的資本。

（2）SOD(Service-OrientedDevelopment)

所謂SOD，就是通過社會服務設施引導開發建設的模式。政府利用行政壟斷權的優勢，通過城市規劃對城市功能進行空間調整和遷移，使老市區和新開發區通過地價差，都獲得更新與發展的資金保障。很多城市政府出讓老城區用地，通過城市規劃的依法編制過程，達到了城市土地性質的轉換、城市功能的轉移、空間的疏解與優化，使得政府財政狀況有較大的改善，為政府發展城市提供了資金保障。

（3）PSOD(Public-Service-OrientedDevelopment)

PSOD就是建設公共服務設施為導向的發展模式。具體就是通過城市規劃的引導，合理規劃出用地，在該塊用地上通過投融資的方式建設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促進土地的合理利用和開發，達到提供更多公共服務的目標。

這些模式結合了城市經營的理念，通過了城市規劃工作在實踐中的不斷完善，形成了現階段我國政府實施城市經營過程中較為成熟的不同策略，它在不同城市、不同的發展階段以及不同城市的不同發展階段都發揮著有效、實用和較為理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美]菲利普·科特勒等：非營利組織的戰略營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美]薩瓦斯：民營化與公私部門的伙伴關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3.[美]奧斯本：政府再造，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4.國家建設部：國外城市化發展概況，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3.

5.黃鵬、盧靜：國外城市土地利用規劃的啟示，城市經濟、區域經濟，2004（11）.

篇(6)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新型城市化；對策；廣州

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4-0146-03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國際分工和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加速。在全球化時代，新的全球市場、新的角色、新的準則和規范成為城市化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城市化是全球化的重要內容之一，高技術人才等社會菁英和高等級基礎設施、服務業等在城市的集中，使城市成為全球化發生地主要舞臺，經濟全球化進程同時也改變了城市化和城市發展的國內外背景及其發展進程。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飛速發展交織在一起，它們在每個時段的成果和特征也成為對方及彼此將來發展的現實背景。當前廣州正處于全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和“率先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州”的關鍵時期。廣州市第十次黨代會報告全面闡述了廣州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是新時期廣州全面增創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生態環境、社會進步等方面新優勢的重要環節，是提升廣州城市競爭力、影響力的重大戰略。因而，借助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廣州新型城市化發展道路的動力機制作用就是通過全球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全球市場來促進，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以及更基本的市場風險運行機制和利益機制等市場運行的基本機制，提升專業化水平和交易效率，推進發展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生態環境、社會進步等方面新優勢，堅持低碳經濟、智慧城市、幸福生活的城市發展理念，推進戰略性基礎設施、戰略性主導產業、戰略性發展平臺實現重大突破，全力實施“工程”。

一、經濟全球化與城市發展

經濟全球化推動了管理、金融和服務業的國際化進程，使城市成為世界經濟的區域節點或全球節點。當前，世界各國、各地區不同層次的城鎮體系已經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競爭的客觀要求和必然趨勢。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世界將進入以城市為中心的運行系統。在新世界，主宰世界發展的將是以國際大都市為中心的世界城市體系。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發展中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經濟現象：（1）服務業已經成為許多大都市區鞏固新工業空間綜合體以及帶動收入和總就業增長的主導產業部門，其中生產業的擴展成為發達國家城市增長的主要特征；（2）多城市分布的跨國公司促進了新型產品的開發和產品市場的控制；（3）由銀行、法律機構、保險公司和證券交易所共同組成的金融綜合體在世界城市等級體系的頂層城市的高度集聚，成為各部門的決策中心和日益增長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系統的節點。

在新城市經濟現象和信息化社會的共同推動下，未來的世界城市化發展將呈現新的趨勢，即城市間經濟網絡開始主宰全球經濟命脈，使若干世界性的節點城市成為在空間上超越國家的實體，并逐漸形成多極、多層次的世界城市網絡體系；大都市連綿區將更加具有活力；在若干城市首位度極高的國家或地區，首位城市將逐漸主宰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經濟事務。

城市化是 21 世紀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當前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實現中國長期發展目標的內在要求。中國所面臨的國內有效需求不足、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提高農民收入、應對WTO 給農業發展帶來的挑戰、產業結構調整和提高經濟整體競爭力等，都有賴于加快城市化進程。當前廣州正處于全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和“率先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州”的關鍵時期。站在國家中心城市的戰略高度，把廣州的發展置于世界先進城市的坐標體系來比較，廣州在城鄉統籌、公共服務、資源環境、核心競爭力、城市特色和治理結構等方面還存在明顯差距。廣州能否縮小與世界先進城市的差距，實現新發展、再上新臺階，事關全國全省發展大局，直接關系全體廣州人民的福祉。在這點上，國內外的發展和廣州的實踐都已經證明，傳統城市化模式已經走入窮途末路，走經濟低碳、城市智慧、社會文明、生態優美、城鄉一體、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發展道路是廣州完成歷史使命的不二路徑。因此，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世界城市化發展的新趨勢，需要選擇廣州正確的城市化發展戰略。

二、廣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發展道路的概述

篇(7)

關鍵詞：總部選址；洼地效應；區位優勢

中圖分類號：C934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優秀民營企業在出生地的小城市吸引當地優勢資源，并充分利用當地優勢資源獲得快速發展的經濟現象稱為洼地效應[1]。優秀民營企業在出生地的小城市能獲得洼地效應，是因為企業自身所具備的能力和發展潛力，并得到了當地政府和社會的認可與支持。出生于小城市的優秀民營企業的商業模式具有明顯的地域性。首先是由于自然資源分布不平衡，使其商業模式具有利用當地資源方面的地域性。其次是社會資源和社會網絡的屬地性，使其商業模式具有社會資源方面的地域性。第三是政治資源的地域性[2]，這就造成了企業商業模式具有政治資源方面的地域性。

雖然洼地效應為民營企業的早期成長提供了優越的基礎和條件[1]，但是，在市場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企業發展僅僅依靠洼地效應的作用具有非常明顯的局限性。首先，小城市的資源總量有限，戰略資源稀缺以及當地競爭企業的成長，會使優秀民營企業在當地的資源集聚效應遞減。其次，本地的過度嵌入性阻礙了優秀民營企業對外界信息和資源獲取能力的提升。最后，普遍較低的創新氛圍阻礙了優秀民營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

洼地效應的存在使得民營企業總部顯示出很大的慣性。一般情形下，民營企業不會輕易搬出其出生地。然而，洼地效應的局限性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迫使許多民營企業在洼地效應的取舍權衡中進行總部區位選擇決策。圍繞著洼地效應與民營企業總部選址的關系問題，理論界與實業界的研究顯得非常匱乏。本文從戰略角度，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基于洼地效應的視角，研究民營企業總部搬遷行為，試圖探討洼地效應對民營企業總部選址決策的影響，以期為民營企業總部選址決策及其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二、文獻綜述

洼地效應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特殊產物[1]。洼地效應一方面使得優秀民營企業獲得了企業發展所需的各種優質資源，如土地、有利政策等政治資源[3]，另一方面也煉就了優秀民營企業獲取和保持這些優勢資源的能力，尤其是企業家在長期獲得與配置這些資源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資本及其獲取能力[4-5]。這些構成了優秀民營企業獨特的競爭力。

洼地效應并不意味著民營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建立，對于企業的長遠發展來說，洼地效應能夠提供的資源是有限的。隨著企業規模的逐步擴大，其發展所需的資源越來越依賴于信息、金融、技術、優秀人才等戰略資源，而這類資源在出生地的小城市相當貧乏，這就使民營企業面臨著企業總部搬遷的問題[6-7] 。尤其是總部經濟的興起[8]以及（區域）中心城市為發展總部經濟而提供的優惠條件和良好投資環境，使得出生于小城市的民營企業不同程度地產生著總部搬遷的動力。

此外，對企業總部區位的大量研究表明，企業總部區位具有特殊性。Yeung等[9-10]的研究發現，吸引總部的區位優勢主要有：接近消費者，接近當地企業，接近區域內企業的企業，商業服務的質量以及低商務成本，等等。Ho[11]的調查表明，企業設立總部的區位因素包括與企業其他業務部門的接近性、市場可達性、航空服務中心和信息服務中心； Klier和Testa[12]也發現，企業總部主要關注的區位因素有：區域聲譽、潛在消費者、研發集中度、高素質人才、管理體制、金融體系等。國內學者[13-16]的研究也表明，吸引企業總部的區位優勢主要有：經濟發展前景、產業集聚程度、高層次人才和研發優勢、信息便捷、專業化服務、良好的商業環境等。從企業總部區位的研究結果來看，企業總部對地域空間具有嚴格的要求，一般而言，區位優勢明顯的（區域）中心城市才適合企業總部的發展，如Holloway與Wheeler1991年所作的研究[17]，Horst與Koralpeckyi 2000年所作的研究[18]，Klier與Testa 2002年所作的研究[12]均發現企業總部的區位分布有聚集于大城市的特征。在區位理論指引下，區位優勢明顯的地區對企業總部形成了極大吸引力，導致民營企業總部聚集于（區域）中心城市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事實上，相當大部分具有總部搬遷能力的民營企業卻并沒有實施總部搬遷，現有的區位優勢理論不能有效地解釋這種現象。本文從民營企業成長的特殊環境入手，以洼地效應這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特殊產物，來解釋企業原址對企業總部的挽留因素，以完善民營企業總部選址決策的理論解釋。

三、研究模型

基于區位理論的企業總部區位研究表明，企業總部的區位因素關注于信息、人才、金融、技術等高級資源[9-16] ，總部區位分布有聚集于大城市的特征[17-18] 。

一方面，經濟轉型背景下，中國的（區域）中心城市與小城市形成巨大的區位優勢差異。在區位理論指引下，民營企業面臨著巨大的將總部搬遷至（區域）中心城市的誘惑，聚集于（區域）中心城市的民營企業總部越來越多。

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濟轉型期成長起來的優秀民營企業，由于其所作的突出貢獻，企業總部在所在地自然而然地備受寵愛，從而形成出生地的洼地效應，企業可以有效地吸引和利用當地各種優勢資源。洼地效應為民營企業所構建的競爭優勢以及由此形成的經營模式和行為習慣對企業總部具有巨大的挽留作用。在洼地效應作用下，絕大部分具備將總部搬遷至（區域）中心城市的企業卻仍然選擇繼續留在出生地發展。

這樣，區位理論所強調的區位優勢，即（區域）中心城市擁有的明顯區位優勢，與民營企業在出生地所擁有的洼地效應，形成了推動和阻礙民營企業總部區位決策的兩股力量，構成了本研究的理論模型。見圖1。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典型案例研究方法。采取理論抽樣的方式選擇案例對象[19] ，即依據理論和研究設計，用非隨機選擇對象的方式確定案例企業。依據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模型，所選案例企業必須是出生于小城市的優秀民營企業，具有搬遷總部的意愿和能力，在出生地的洼地效應明顯，（區域）中心城市的區位優勢對該企業具有明顯的吸引力。不僅如此，為了研究過程中能夠進行對比分析，所選的案例企業必須至少包含一個已經搬遷總部的案例企業和至少包含一個尚未搬遷總部的案例企業。依照上述標準，本文選擇廣東鴻軒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和恒興集團有限公司作為案例企業。

五、案例分析

（一）洼地效應的地域性與民營企業總部選址

洼地效應作為優秀民營企業在區位劣勢地區所形成的特殊區位優勢，對企業總部具有挽留作用，從而很好地解釋了區位理論不能解釋為何絕大多數具備搬遷條件的企業并不實行搬遷計劃的問題。企業總部搬遷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總部脫離當前生產基地所在地，企業總部遷入的地區更多的是企業已有業務基礎或者是有效連接不同區域業務的地區，而不是完全獨立于其生產基地。

鴻軒集團總部選址的現實情況顯示，廣州的房地產市場容量大是導致其總部選擇遷入廣州所最看重的區位因素。另一個更重要的驅動因素是鴻軒集團在廣州所擁有的較多的社會資本。在中國情境下，社會資本在民營企業的業務關系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20-21] 。由于在廣州所積累的人脈基礎，鴻軒集團打破了其僅限于陽江的經營地域，把經營范圍擴張到廣州，而且與陽江主要發展刀剪生產、服裝生產、三鳥市場等業務不同，在廣州主要發展房地產、建筑、貿易等業務，并把企業的業務重心轉移到廣州?？偛堪徇w到廣州后，鴻軒集團業務范圍與地域范圍都得到很大的擴張。鴻軒集團總部搬遷是基于企業發展而考慮的，“市場在哪里， 總部就在哪里”。隨著鴻軒集團的經營領域擴張到全國范圍，為更好地發揮總部優勢，公司今后或許還會進行搬遷。

同樣，恒興集團未來的總部選擇在廣州，也是由于廣州的業務基礎。恒興在廣州建立有飼料子公司，而且已經開始在廣州發展貿易業務。只是其在廣州發展的條件還未成熟，企業的業務重心還在湛江。這導致有意向到廣州發展的恒興集團遲遲未實施其總部搬遷計劃。然而，恒興的公司計劃表明，為實現發展成為全國水產龍頭飼料企業的戰略目標，恒興集團未來肯定會在中心城市發展。隨著恒興的經營領域擴張到全國范圍內以及廣州的業務基礎逐漸牢固，恒興總部搬遷計劃的實行也指日可待。由此推導出命題1。

命題1：當企業的進一步發展超越洼地效應的地域性時，將會導致總部搬遷行為。

（二）企業特定優勢的地域性與民營企業總部的選址

鴻軒集團的出生城市陽江，同樣擁有較多的區位優勢條件。陽江是“中國刀剪之都”，擁有發展刀剪、漁業、旅游的眾多資源優勢，但是對于鴻軒而言，這些都不符合企業的發展方向。鴻軒的多元化程度較高，由于沒有專注于單個業務，在刀剪生產上，鴻軒無法跟十八子相比；在其他產業的發展上，鴻軒跟當地企業相比，也并沒有太多的優勢。鴻軒最重要的競爭優勢在于企業家的關系資源，這使得他在發展房地產業務上如魚得水。然而，陽江市房地產市場容量相當有限，很難支持鴻軒在這個業務領域中發展壯大，因此，搬遷總部到廣州，依賴廣州市巨大的房地產市場容量，充分發揮自身競爭優勢，成為了鴻軒集團未來發展的最佳抉擇。

恒興集團呈現出向大城市發展的傾向，并且已經計劃好以后要把總部搬到廣州，同時開拓國內外市場。依托廣州的大城市品牌優勢，發達的銷售和物流體系，覆蓋面廣的高質量信息資源，來實現水產飼料龍頭企業的未來發展目標。然而，恒興集團一直沒有實施其搬遷計劃，主要是基于目前企業還不完全具備在廣州發展的優勢來考慮的。目前恒興的業務重心還在湛江，恒興現在的競爭優勢是基于出口市場而形成的，目前恒興并不具備在廣州發展的條件。此外，湛江擁有適合恒興生存和發展的優勢區位條件，還能促進恒興繼續發展到更大的規模，這也成為了推遲恒興總部搬遷計劃的關鍵因素。湛江豐富的水產資源為恒興的水產品生產加工提供了重要支持，湛江港為恒興的出口貿易提供了巨大便利，恒興的“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使得恒興與當地農民形成了良好的互動雙贏狀態。湛江的這些要素條件對于恒興而言是極其重要的，不僅是恒興形成自身競爭優勢的基礎，同時還會在未來一段時期內為恒興維持自身競爭優勢提供支撐。

由此，可推導出命題2。

命題2：企業特定優勢與洼地效應區位要素的匹配程度越高，民營企業越不可能搬遷總部

（三）企業特定優勢的可轉移性與民營企業總部選址

在中國特殊國情下，洼地效應不僅成為了民營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而且還為民營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提供了極大的支撐。在洼地效應的培育下所形成的競爭優勢，在很多情況是難以轉移的。這種難以轉移的競爭優勢，使得許多民營企業不得不放棄在中心城市發展的想法。在恒興的案例中，可以發現恒興一直想搬遷總部卻一直沒有實施行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恒興基于洼地效應所形成的競爭優勢具有較低的可轉移性。恒興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產品優勢、出口貿易優勢、“公司+基地+農戶”的運營模式優勢。其中，恒興的產品優勢依賴于湛江豐富的水產品資源，出口貿易優勢依賴于湛江優勢的港口資源，“公司+基地+農戶”的運營模式更是使得恒興與當地農民的發展不可分割。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恒興貿然將總部搬遷到廣州，其在產品、出口、運營模式上的優勢將難以保持甚至會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這樣對企業發展極為不利。

在鴻軒的案例中，我們發現鴻軒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關系能力和學習能力。在企業創業之初，企業家的關系網絡在幫助企業克服弱性和獲取資源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國大多數民營企業都非?？粗仃P系資本。鴻軒在獲取和維持關系資源方面體現了高超的能力，其關系能力不僅僅限于出生地陽江，而且隨著企業家關系能力的增強，鴻軒的關系網絡中心早已超出了陽江而擴展至廣州，這也導致鴻軒將總部搬遷到廣州。同大公司相比，雖然鴻軒缺少組織架構上的優勢，但它具有戰略和運營上的靈活性，關注培育關系網絡，以抵抗在制度和競爭上的劣勢。另外，鴻軒在發展的過程中，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抓住時機發展多元化業務并獲得成功，這導致它培養了敏銳的商業觸覺以及快速的學習能力，可以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進行快速的反應。鴻軒的學習能力在業務領域和地域上都具有較高的可轉移性，更適合在市場容量大且市場機會多的廣州發展，這也導致其搬遷總部。

由此，可以得出命題3。

命題3：企業基于洼地效應所形成的特定優勢的可轉移性越強，民營企業越傾向于搬遷總部。

六、結論

案例研究結果表明，中心城市的絕對區位優勢導致民營企業傾向于搬遷總部，洼地效應的局部比較優勢導致民營企業傾向于將總部留在小城市。這表明，盡管中心城市的區位優勢對民營企業形成了較大的吸引力，但作為區位劣勢地區的特殊優勢，洼地效應仍然對民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已經習慣于依賴洼地效應獲取競爭優勢的民營企業，仍然希望在洼地效應的基礎上獲得進一步發展。

本文的研究結果還表明，決定民營企業總部選址的關鍵在于企業特定優勢與區位要素的匹配性。區位優勢本身僅僅提供了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外在條件，它需要借助企業的一定能力才能內化為企業的特定優勢，從而促進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研究還發現，企業基于洼地效應所形成的特定優勢的可轉移性越強，民營企業越傾向于搬遷總部。為了應對市場的激烈競爭以及企業規模發展的內在需求，具備可轉移性競爭優勢的民營企業更可能會選擇搬遷總部。

[參考文獻]

[1]葉廣宇，歐燕芬.洼地效應與民營企業成長[J].經濟體制改革，2009（6）：57-61.

[2]曾明.中國政治資源的空間分布：一個描述性分析[J].理論與改革，2007（5）：8-11.

[3]田志龍，高勇強，衛武.中國企業政治策略與行為研究[J].管理世界（月刊），2003（12）：98-106.

[4]Peng M W，Luo Y.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486-501.

[5]Luo Y.Industrial Dynamics and Managerial Networking in an Emergingmarket：The Case of China[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24（13）：1315-1327.

[6]文艷，趙奉軍.企業“遷都”中的經濟學[J].決策咨詢，2003（6）：32-33.

[7]徐金發，虎，張宏.基于產業集群視角的總部經濟分析[J].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1-5.

[8]趙宏.總部經濟[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46-89.

[9]史忠良，沈紅兵.中國總部經濟的形成及其發展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5（5）：58-65.

[10]Yeung H，Poon J，Perry M.Towards a Regional St-rategy：the Role of Regional Headquarters of Foreign Firms in Singapore[J].Urban Studies，2001，38：157-183.

[11]Ho C.Corporate Regional Functions in Asia Pacific[J].Asia Pacific Viewpoint，1998，39：179-191.

[12]Klier T，Testa W.Location Trends of Large Company Headquarters during the 1990s[J].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2）：12-26.

[13]王靜.我國吸引跨國公司設立地區總部的區位優勢分析[J].黑龍江對外經貿，2006（9）：44-47.

[14]張宇馨.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區位選擇和引資對策[J].中國市場，2008（48）：55-57.

[15]戴德勝，姚迪.總部辦公區位分布與選址規律研究[J].現代城市研究，2006（6）：33-39.

[16]賀燦飛.公司總部地理集聚及其空間演變[J].中國軟科學，2007（3）：59-68.

[17]Holloway R，Wheeler O.Corporate Headquarters Relocation and Changes in Metropolitan Corporate Dominance，1980-1987[J].Economic Geography，1991，67：54-74.

[18]Hortst T，Koropeckyi S.Headquarters Effect[J].Regional Financial Review，2000（2）：6-9.

[19]Glaser B G，Strauss A L.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New York：Aldine，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