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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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湖北；綜合競爭力；中部六??；比較分析

湖北省位于長江中游，與河南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南省、重慶市、陜西省為鄰。省域內多湖泊，有“千湖之省”之稱。全省面積18萬平方公里，2005年總人口5710萬人。2005年全省完成生產總值6484.5億元，比上年增長11.4%，是1998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2005年在全國省域經濟綜合競爭力排名第18位，比2004年下降了4位。在中部6省經濟綜合競爭力排名第4位，2004年排名第1位，下降了3位。依次落后于河南省、山西省和湖南省。

一、湖北在中部崛起中經濟綜合競爭力的多元統計分析

湖北省作為中國中部六省之一，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已取得了相當成就。如何客觀、準確地評價湖北省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在中部6省中所處的地位，進而提出湖北省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這是實踐提出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在中部崛起的戰略背景下，對湖北省綜合競爭力各項指標進行分析，不僅是提高認識水平的需要，也是湖北現實發展提出的要求。本文運用經濟學理論、多元統計分析方法對中部6省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進行了因子分析，探討了湖北省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格局及實現均衡發展的途徑。

基于因子分析法進行的綜合評價，亦適用于對中部六省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綜合評價，其基本步驟如下：假設有m個省，n個評價指標，則矩陣Xij即為評價樣本矩陣。

原始矩陣的標準化。為將不同質的指標綜合加總，對全部指標進行標準化（無量綱化）處理：Yij=（Xij-Xj）／dij，其中：i=1，2，3…m；j=l，2，3…n；Xij為第i個城市的第j個指標值；Yjj為第i個城市的第j個指標標準化后的數值；Xj為m個城市的第j個指標均值；dij為第i個城市指標的標準差。

求出標準化矩陣y的相關矩陣R。

求R的特征值，并根據特征根確定相應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計算特征根的累計貢獻率。根據累計貢獻率大于85%的原則，確定主因子的個數和相應的特征向量矩陣。與此同時，計算最后綜合得分的加權權數則由每個主因子的信息貢獻率確定，即每個綜合指標的權重由它對綜合評價的貢獻率確定，其大小取決于指標間的差異。

計算主因子得分值。

計算綜合評價總得分值。總得分值越高，說明該省綜合競爭力越強。

二、綜合競爭力實證分析

（一）評價指標的選取

本文所研究比較的綜合競爭力主要是比較6省經濟功能的強弱，關鍵是各省經濟的聚集及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比較，為了定量測量和實證分析的需要，依據科學性、可比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則，結合中部6省實際情況，選取能反映各省綜合競爭力的16項統計指標，建立相應的統計指標體系，具體如表1所示：

這16項指標分別從一省的綜合經濟、財政狀況、產業結構、發展環境等方面反映其綜合競爭力，指標統計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中國工業統計年鑒》整理而得。

（二）求R的特征值以及貢獻率

計算過程借助于SPSSl1.5軟件操作完成。將原始數據標準化后，可建立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R的特征值及貢獻率如表2所示。

從表2可知，變量相關系數矩陣有三大特征根：9.040，1.646，1.543。它們一起解釋了變量X的標準化方差的87.347%（累計貢獻率）。這樣，對于此項研究的絕大部分要求，前3個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數據所能表達出的足夠的信息。主因子分析（factor）過程相應提取3個主分量：F1、F2、F3。從主成分方差值可以看出，全體變量能較好地被主因子F1、F2、F3解釋。

（三）建立因子載荷矩陣

對提取的3個主分量F1、F2、F3建立原始因子載荷矩陣A，同時，為便于對各因子載荷作合理解釋，對其進行旋轉使其結構簡化，使得每個因子的載荷的平方按列向0或1兩極分化，以起排除噪聲干擾的作用。如表3所示。

以湖北省為例計算湖北省的綜合競爭力時，分別將因子負荷矩陣（見表3）中3個成分所得和湖北省的16個指標相乘：

Z1=-0.068X1+0.008X2+0.090X3+…0.093X16

Z2=0.078X1+0.111X2+0.048X3+…0.038X16

Z3=-0.069X1-0.046X2+0.015X3+…-0.090X16

利用表2解釋總方差時，用每個主成分上的特征根來累加湖北省的總體得分：

Z=9.040Z1+1.646Z2+1.543Z3=41387366

（四）因子評分

統計6省對應的指標值，運用同樣的分析方法，得到各省的綜合競爭力得分：湖北41387366分；河南40783768分；安徽35458192分；湖南28847481分；江西21321325分；山西20995613分。

三、結論與啟示

近年來，湖北社會經濟的基本特征仍然是經濟、工業、農業和科技4個“大而不強”的現狀。盡管湖北地區擁有眾多的資源優勢，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與全國其他省域相比，經濟總體水平、對外經濟開放水平和城鄉收入水平還是比較落后。湖北省的GDP雖然逐年穩步上升，但是，經濟增長速度在全國所占的比重不增反降。這不能簡單地用“發展不夠、思想解放不夠、工作落實不夠”進行概括，關鍵問題還是湖北在中部崛起戰略中綜合競爭力不強。

但是，從綜合競爭力的因子分析來看，湖北擁有中心城市的巨大發展潛力。即湖北武漢在中部五省的地位是其他幾個省市無法取代的，無論是我們的人均GDP還是我們整個社會發展的水平，城市化水平都在中部五省中處于領先地位，在147個大中小城市里面，中部唯一的一個特色大城市就是武漢，所以以武漢為龍頭的城市圈是不容置疑的。在中部崛起的發展進程當中，湖北省應起著舉足輕重的領軍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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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我國區域經濟之間出現了較大的發展差異,中國不同區域的發展特征及其差異性隨之成為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點[1-5]。長期以來中外學者不斷通過對東西方共同經驗的總結與遴選,根據中國國情展開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統性的學術研究:不少學者把區域經濟發展特征歸納為經濟總量、經濟增長總量、增長速度等方面或是經濟在總量、增長速度、經濟結構等所有方面的特征,從而在測度區域經濟發展特征的指標選取上也存在單項與復合性指標的不同[6-7];研究尺度不斷由省域、三大地帶的中觀尺度轉向縣鄉區域單元的微觀尺度上;中外學者從區域角度來探討區域政策、經濟發展基礎、產業結構、投資規模、區位條件和政府作為等復合因素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普遍認為1990年以來無論是省份之間還是四大地區之間區域差異都不斷趨于拉大,并且經濟在幾大都市圈地區集聚的趨勢加強,不存在顯著的收斂趨勢,導致中國欠發達地區與相對發達地區并存的格局[8]。

鑒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內(際)、三大地帶之間的發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國西部省際之間縣域單元發展研究較少,對于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特征與內部差異的深層次研究更為不足,本文試圖對目前全國經濟格局下的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問題:理論上,空間極化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原始動力也是地區內部發展差異產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區空間極化發展現狀如何?增長極與所導致的地區內部差異呈現何種格局,其影響因素是什么,今后發展趨勢怎樣及應該采取的發展策略。

二、數據采集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采集。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是指日月山以東,西秦嶺末端以北,屈吳山以西,達坂山、烏鞘嶺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肅省所在地區;屬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氣候以溫帶半干旱大陸性氣候為主。行政區劃包括青海省的西寧市、海東地區,甘肅省的蘭州市、白銀市、定西市(除漳縣、岷縣)、臨夏回族自治州等6個地級行政單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貴德兩縣,區域面積8.36×104km2,占甘青兩省土地總面積的7.11%。2007年底,密集區總人口1.39×107人,占兩省總人口的44.09%。本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8×104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為我國典型的欠發達區域。

本文選取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31個縣級行政單元(包括市轄區、縣、縣級市,以下簡稱“縣”)為研究單元,利用2008年的統計年鑒,統一選取22個統計指標,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鄉居民人均儲蓄存款余額(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財政收入(元)(X4)、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萬元)(X5)、農民人均純收入(元)(X6)、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X7)、年末單位從業人員數(人)(X8)、萬人中學生數(人)(X9)、GDP增長率(%)(X10)、第一產業產值(萬元)(X11)、化肥施用折純量(T)(X12)、農作物總播種面積(hm2)(X13)、農業機械總動力(KW)(X14)、人均耕地面積(hm2)(X15)、農村用電量(萬KWH)(X16)、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X17)、社會銷費品零售總額(萬元)(X18)、年末電話用戶數(戶)(X19)、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人)(X20)、人均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元)(X21)、城鎮建成區面積(km2)(X22)等。在指標的選取上,在考慮數據可獲得性的基礎上,注重指標的科學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夠從社會經濟實力、結構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態。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會經濟發展時,應用SPSS軟件對2008年的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得到每個主因子對各個縣域的得分。以旋轉各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作為權重,與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權求和得到各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指數值,以此作為依據比較評價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再運用斷列點模型分析各縣與社會經濟發展輻射范圍,運用方差分析評價縣域之間及其內部發展差異特征。

三、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指數的計算

應用SPSS軟件對2008年的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選取KMO檢驗和巴特利特球形檢驗,設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極大法旋轉,把因子得分作為新變量保存在數據文件中,得到經濟社會主因子載荷矩陣。結果顯示:KMO值為0.728,根據統計學家Kaiser給出的標準,KMO值大于0.6,說明變量間的相關性很小,適宜進行因子分析[9]。經過方差極大法旋轉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個主因子,其累積方差貢獻率是79.591%,包含了22個指標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載荷矩陣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與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較大的正相關,根據其意義判斷出是經濟發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與X11、X12、X13、X14、X15、X16有較大的正相關,是第一產業發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與X17、X18、X19、X20有較大的正相關,是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與X21、X22有較大的正相關,是固定資產投資發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決了原有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有較大相關性的問題,得出的4個主因子涵蓋了約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個主因子對31個縣域的得分,以旋轉后4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作為權重,與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權求和得到各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數,以此作為依據分析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分析與評價

(一)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較低,中心城市為強增長極。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得分(為了便于與中心城市發展水平相比較,以22個指標為基礎,加入蘭州市區、西寧市區、白銀市區構成34個縣市,進行因子分析,得到各縣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得分,以此僅作為第4節第1小節的評價依據),利用斷裂點模型[10]求各縣市社會經濟輻射圈,輻射圈的大小代表了縣市發展水平強弱。

蘭州市區、西寧市區、白銀市區的社會經濟輻射圈半徑均在其它縣域的2倍以上,輻射范圍是其它縣域的4倍以上。其中,蘭州市區的輻射范圍是實力最強縣域紅古的11.75倍,其與紅古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差異是縣域之間最大差距7.87倍,蘭州市區成為密集區發展的強力增長極,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兩種產業的產值占到密集區工業總產值的41.08%。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有紅古、永登、平川等17個縣,占縣域總數的54.84%。從社會經濟輻射圈來看,17個縣的輻射圈半徑變化于14.02km―24.28km之間,輻射圈面積變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間;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的比重變化于14.8%―356.8%之間,平均比重為60.7%;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比重最高的是紅古,是唯一輻射圈面積超過縣域土地面積的縣域。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有隴西、貴德、會寧等14個縣,占縣域總數的45.16%。14個縣社會經濟輻射圈半徑都小于13.25km,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的比重平均僅為16.53%,比發展水平較高縣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業主導縣域經濟發展的地位缺失。通過因子分析,發現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幾個主因子是經濟、第一產業、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等,第二產業發展水平沒能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實際上,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發展以第一產業為主,絕大多數縣域為農業大縣;第三產業則以基本的貿易、服務行業為主,發展層次較低;第二產業基礎較弱,起步較晚、水平較低[11]。這與崔權醴、崔向陽分別把甘青兩省列為“前工業化社會”[12]和“工業化不發達社會”[13]的結論是相符的。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二三次產業發展滯后,沒能主導縣域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落后,是本區處于城鎮密集區初級發展階段[14]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縣域之間社會經濟水平和縣域內部各行業發展嚴重失衡。通過對標準化后數據的方差和極值比分析來說明縣域之間和縣域內部發展的不平衡狀況,方差和極值比越大,發展的不平衡程度越嚴重。結果顯示: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人均GDP等8個影響縣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的極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縣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程度較嚴重。而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指標的方差和極值比都是最大,說明工業發展狀況是導致縣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從31個縣來看,各縣各指標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減一個標準差),紅古、平川、永登這3個發展水平最高的縣各指標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個標準差),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14位的縣各指標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縣各指標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縣域內部各行業發展普遍失衡,而縣域發展水平越高,其內部發展失衡程度越大;縣域發展水平越低,其內部發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兩點與三次產業發展的一般性規律結合,可以得出:在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工業發展整體水平雖然較低,但其在部分縣域的快速發展已是影響縣域之間和縣域內部發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層結構遞減。與蘭州市相鄰的縣域有紅古、永登、榆中、皋蘭、臨洮、永靖6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1、2、6、12、13、17;與西寧市相鄰的縣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4、5、7、8、14;與白銀市相鄰的縣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遠、皋蘭5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圍的縣域發展水平普遍較高。而離中心城市較遠的縣,發展水平普遍較低,如離白銀市較遠的會寧,離西寧市較遠的循化、化隆,如離臨夏市較遠的廣河、康樂等,這些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線沿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在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境內鐵路穿越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個縣;境內高速公路穿越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個縣。由此可見,交通干線沿線縣域發展水平較高。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縣中,廣河、和政、康樂、積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縣境內既沒有國道,也沒有鐵路,更沒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線的欠缺是這些發展水平較低縣域的一個共同特征。

(六)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教育發展水平相關性較強。對各縣萬人中學生比重(萬人中學生數與密集區縣域平均值的比值)與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比重(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與密集區縣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進行回歸,發現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與‘萬人中學生比重/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比重’呈現較強的負相關,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域學生比重大于教師比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域學生比重小于教師比重。表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教學水平與質量相對較高,選拔教師的要求高,吸引來就學的學生多,導致師生比例相對較低;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受百姓的經濟收入水平較低等因素影響,學齡少年失學嚴重;另外,這些縣域多處于相對地廣人稀的地區,學校和班級的學生規模較小,教師平均負擔學生數量較少[15],共同導致師生比例相對較高。

五、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評價,總體看來,除去中心城市對縣域評價更能反映區域發展特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縣域自一些增長中心向外擴延,逐步形成鐵路和高速公路經濟增長軸。這種經濟空間擴散現象印證了“增長極”和增長“中心地理論”中的擴散效應,以及據此引伸的“點-軸”發展模式[16]。具體而言,第一產業發展水平是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因子,非農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直接導致縣域發展水平總體較低。固定資產投資成為主因子表明縣域社會經濟發展外延增長的依賴性高,促進了部分縣域工業的快速發展,增強了工業對縣域發展的影響。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表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縣域中學布局分散,學校規模小,競爭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師數量相對富足,需要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實施集中辦學,提高辦學效益。

通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區“點-軸系統”發展模式還未完全形成,還處在“點-軸系統”模式的初級發展階段:中心城市呈強增長極態勢,與各縣域產業發展關聯效應差,缺乏有效的承接與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體的“孤島式”發展[17],導致各縣域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總體水平較低。

對于密集區未來的發展,需要做到如下幾點。①中心城市應改變物質性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增強R&D產業、信息產業、金融業、現代物流業等現代產業發展力度,通過三產引導經濟增長。②各縣域加強政府主導,優化公共資源環境,培育新興增長空間,以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為主提高工業化水平和就業保障能力[18],實現二產引導區域增長。③全區域需要實施以通道為主要內容的網絡化建設,提高通道等級和不同通道的協作聯動性,加快生產力自由流動和生產要素地域分異,促進中心城市長期積累的生產力優勢向周邊輻射與傳遞和高級要素向高級城鎮集中,通過新區開發、城鎮體系調整以及與區域外部空間相互關系作用的變化[19]等共同促進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4XJ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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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河流生態修復評價；經濟可行性；指標體系；層次分析法；賈魯河

中圖分類號：X5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1683（2013）04-0056-06

河流生態系統是生物圈物質循環的重要通道，具有調節氣候、改善生態環境以及維護生物多樣性等眾多功能[1]。近百年來，人們利用現代工程技術手段，對河流進行了大規模的開發利用，興建了大量工程設施，改變了河流的地貌學特征和水文特征，從而極大地改變了河流自然演進的方向，對河流生態系統造成脅迫。同時日益增多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未經完善處理便排入河流，致使河流生態環境惡化、生態系統穩定性降低[2]，主要表現為水體中的養分、水體的化學性質、水文特性和河流生態系統動力學特性發生改變，因此對原水生生態系統和原物種造成的巨大壓力[3]。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發達國家逐步把重點從對河流開發利用轉向對河流的保護。到了80年代，對河流生態系統進行綜合修復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公認的先進治河理念，諸如河流類型評估（RS）[4]、美國快速生物監測協議（RBPs）[5]、澳大利亞溪流狀況指數（ISC）[6]、英國河流棲息地調查方法（RHS）[7]等多種研究方法的出現。

就我國現階段而言，研究河流生態修復評價關鍵技術對于指導和推動河湖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規劃工作意義重大[8]。例如在河南省 ，近年來河流生態系統的惡化嚴重制約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危及人類自身的安全。本文結合河南省社會經濟實際狀況對河流生態修復評價方法進行研究，為河流生態修復評價研究提供科學的依據

1 河流生態修復評價研究思路

對國內外河流生態修復評價研究成果[9-10]進行深入分析后發現，目前人們側重于河流生態修復基礎理論的研究和對河流生態系統自然環境因素的分析，而缺乏考慮河流周邊社會因素和對生態修復經濟可行性的探討。

河流生態修復需要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使經濟發展與環境改善能夠并行可持續發展。因此，河流生態修復評價的應用不僅應該著眼于當地河流生態系統的退化以及河流水質、水文狀況的惡化，還應該綜合社會經濟發展現狀的分析?；诂F有研究存在的問題，本文重點分析社會經濟因素對河流生態修復評價的影響，構建兼顧河流經濟可行性和生態修復必要性的河流生態修復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專家評判法和層次分析法（AHP法）對所選指標進行權重賦值，并運用模糊綜合評判方法將不同尺度的復雜信息進行綜合分析，確定河流生態修復指數，討論河流生態修復評價數值等級的劃分，完成多因素多目標的河流生態修復評價。河流生態修復評價的基本流程見圖1。

2 河流生態修復評價方法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著名學者馬世駿、王如松（1981）提出了“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理論，與自然生態系統理論的區別在于充分重視人類活動對于自然生態系統的能動性?！吧鐣?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中指出不應孤立地研究自然資源環境退化的問題，而是應該把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的退化統一聯系起來，在確定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的同時必須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力。在研究河流生態系統退化和河流生態修復時，應首先對河流自然環境狀況進行評價，以判斷河流生態系統是否退化，是否退化到不得不修復的程度；然后對河流周邊城市社會發展狀況進行評價，以判斷其是否具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去支撐河流生態修復的過程。若河流生態系統狀況未惡化到一定程度，就沒有必要對其進行生態修復；若河流生態系統退化程度嚴重，但河流周邊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較差，沒有能力支撐修復費用，也無法對河流進行生態修復。因此，應在河流生態系統退化嚴重且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區域開展生態修復，即進行河流生態修復需要滿足修復必要性和經濟可行性兩個先決條件。

本文針對受損河流生態系統缺乏基礎資料的現狀，提出以河流生態系統退化狀況為參照系統，構建定量的修復標準作為河流生態修復的期望目標，并選擇層次分析法（AHP法）作為河流生態修復的評估方法。層次分析法具有所需定量數據少，易于計算，可解決多目標、多層次、多準則的決策問題等特性，其本質在于對復雜系統進行分析和綜合評價，對評價的元素進行數學化分析[11]。運用AHP法對河流生態修復進行評估時，首先分析表征河流生態系統主要特征的因素以及經濟可行性評價分析因素，建立遞級層次結構；其次通過兩兩比較因素的相對重要性，構造上層對下層相關因素的判斷矩陣；在滿足一致性檢驗的基礎上，進行總體因素的排序，確定每個因子的權重系數；最后確定評價標準，采用綜合指數法或模糊綜合評判方法進行相關計算，從而構成基于修復必要性評價和經濟可行性評價分析的河流生態修復評價指標體系。

2.1 指標因子的篩選

參考國內外關于河流生態環境的評估指標[12-15]和現有關于經濟可行性評價的研究成果[16-17]，結合河南省河流現有特征，從生態修復必要性評價和社會經濟可行性評價兩方面選取共12個指標來構建河流生態修復的指標體系，分為目標層、因素層、指標層3個層次結構。

河流生態系統受人類活動的干擾而功能受損，修復必要性評價實質上是分析河流生態系統的退化程度。由于河流生態系統囊括的范圍較廣，在分析河流生態系統退化的時候，需要綜合考慮河流的生境因素、水文水質因素，且不能僅僅局限于河流水質的惡化，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水質惡化造成的河流生態結構的變化、河流基本功能的喪失等等。選用河流生境狀況和環境評價指標作為河流生態系統修復必要性的兩類評價指標。

經濟可行性評價主要表征經濟因素對于河流生態的驅動作用，反映生態脆弱地區存在的“越污染越貧困，越貧困越污染”的河流利用困局。研究經濟可行性評價的目的在于了解河流生態修復的綜合效益和合理程度。分析研究區域內經濟發展與河流生態的關系時，既不能一味地追求經濟發展而忽略河流生態的惡化，又不能一味地追求河流生態恢復而弱化經濟利益的滿足。因此，在經濟可行性評價中選用社會狀況指標和經濟狀況指標來進行相關的評價。

河流生態修復評價的具體指標及其釋義見表1。

由表2可得，在所有評價指標中，絕對權重值最大的5個指標依次為單位GDP用水量、水質平均污染指數、水資源開發利用率、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污水處理率，是河流生態修復評價指標體系中的關鍵指標。既包括修復必要性評價指標，又包括經濟可行性評價指標，表明修復必要性評價與經濟可行性評價的同等重要。對比因素層與目標層之間的相對權重值，可以分析出社會經濟狀況指標的重要性。

2.3 指標評價基準

評價基準以河流生態系統功能以及完善程度作為原型來確定，并參考國際標準及水質監測數據，部分指標參照國內相關研究文獻。評價基準分為優、良、中、差4個級別。

為了避免不同物理意義和不同量綱的輸入變量不能平等使用，采用了模糊綜合評判模型，將指標數值由有量綱的表達式變換為無量綱的表達式。在模糊綜合評判時，需要建立隸屬函數，使模糊評價因子明晰化，不同質的數據歸一化。根據河流生態修復評價指標的篩選，隸屬函數分2類：

鄭州段和賈魯河周口段作為評價對象開展實例應用分析。賈魯河是淮河流域的一條重要支流，發源于新密市，流經鄭州市、開封市，最終在周口市匯入沙潁河，全長2558 km，至今已有2000多年歷史。河流周邊城鎮居民眾多，是眾多城市賴以生計的河流。賈魯河流經鄭州市和周口市的市區，對當地的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賈魯河鄭州段從賈魯河源頭處到中牟陳橋斷面，有金水河、熊耳河等鄭州市內重要河流匯入，接納鄭州、滎陽、新密、中牟等縣市的污水，水質均為Ⅴ類或Ⅳ類水水質標準；賈魯河周口段是從扶溝擺渡口斷面到賈魯河匯入沙潁河處，接納尉氏、扶溝、西華等縣市的污水，橫穿眾多居民聚集區，水質均為劣Ⅴ類。賈魯河是沙潁河的主要污染源之一，河流生態系統退化程度較為嚴重，被列為“十二五”重點治理河流，因此，急需對賈魯河沿境的生態退化狀況的修復必要性以及周邊城市進行生態修復的經濟可行性進行評價研究。

3.2 數據收集

結合實地調查、專家咨詢等方法，同時參考水利、規劃等部門對于河流的定位，確定各指標的數值，見表5。

由表6可以得出，按照本文擬定的生態修復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計算出賈魯河鄭州段與周口段的生態修復綜合評價等級都是“中”，即河流水質一般，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河流生態系統的基本功能；河流周邊社會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維持部分河流生態系統的修復。但分別分析修復必要性評價和經濟可行性評價的評價值，賈魯河鄭州段河流生態修復綜合評價數值較低，是因為河流生態系統退化嚴重、沿河水質惡化，但鄭州市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高，能夠負擔一定程度的河流生態修復措施；而賈魯河周口段生態修復綜合評價數值較低，卻是由于生態系統退化和經濟發展滯后兩方面共同造成的，即在河流生態系統退化程度嚴重的同時，城市社會經濟發展也較為滯后。以修復必要性評價而言，賈魯河鄭州段與周口段重要性相當；但以經濟可行性而言，賈魯河周口段明顯距鄭州段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進行河流生態修復時，賈魯河鄭州段要比賈魯河周口段更有優勢。

4 結語

河流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水環境，河流生態修復的目的是使河流生態系統恢復健康狀態。本文在考慮河流生境因素、環境因素、社會因素以及經濟因素的基礎上，從修復必要性評價與經濟可行性評價兩方面出發構建河流生態修復評價指標體系，并運用一定的數學方法計算出河流生態修復綜合評價指數。不過，基于基礎數據缺乏的現狀，從可操作性的角度考慮，本文選取的指標未詳細涉及河流生態系統中動植物及微生物等因素，導致指標體系仍不夠詳盡，有待進一步深入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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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生態文明；衡陽；生態承載力

衡陽市位于湘中南部，湘江中游，地形以山崗為主，2016年底全市總人口為728.59萬人。相關研究表明，衡陽市生態環境呈現局部有所改善，但整體仍有退化的現象，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制約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實踐證明，生態承載力的研究可以對日益滋長的資源危機、環境危機起到預警潛在威脅的作用。因此，構建一個在生態文明視域下的生態承載力模型，衡量衡陽市生態盈虧情況，判斷衡陽市可持續發展水平，并為衡陽市生態文明建設提出建設性意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生態文明視域下的生態承載力模型構建

可持續承載的實質是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承載，其中既包括資源與環境單要素的持續承載，也包括經濟、社會的復合承載。換言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在生態系統完整、資源持續供給和環境容納量充足的基礎之上?？紤]到衡陽市現階段發展過程中，存在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協調欠妥當問題。針對這一問題，結合衡陽發展現狀和總體要求，提出生態文明視域下的復雜生態承載力模型。該模型的建構基于自然、經濟、社會三個子系統，相比于傳統的生態承載力，它是一個綜合性的生態承載力機制，稱為“自然-經濟-社會”生態機制。這一生態機制既能有效反映自然資源、社會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又能提前的進行預警反饋，以便及時地進行優化調節，維持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

（一）“自然-經濟-社會”生態機制模型

“自然-經濟-社會”生態機制將生態承載力分為三個子系統，分別為自然環境承載力、社會經濟承載力和社會環境承載力。按生態承載機制來說，社會經濟活動是承載對象，自然生態環境是基底，社會環境是載體。自然、經濟、社會三個子系統共同作用、相互影響著衡陽市的生態承載力大?。涣硪环矫?，生態承載力與該區域的生態足跡之間的盈虧關系，體現了衡陽市的可持續發展方向。為了體現生態系統中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社會環境三個子系統對生態承載力之間的影響關系，可以通過水桶原理形象地加以闡釋。自然環境生態系統是一切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物質來源，起著基底的作用。因此，自然環境生態承載力子系統被稱作為自然支撐力，故可理解為水桶的桶底；而社會經濟和社會環境是在自然環境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故社會經濟承載力子系統和社會環境承載力子系統被稱作為獲得性支撐力，可理解為水桶的桶壁。自然支撐力和獲得性支撐力相互協調、共同作用，決定水桶的承載量，亦理解為生態承載力總量。這表明，生態承載力總量的大小受生態短板的約束。其中，最重要的是受自然環境的直接影響，其次是社會經濟和社會環境短板的制約。

（二）生態承載力計算

生態承載力總量受自然、社會、經濟三個子系統的制約，在計算生態承載力總量時，它們分別有不同的標準來衡量。其中自然資源環境生態承載力計算方法是將區域內現有不同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類型面積乘以相應的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社會經濟承載力算法為不同經濟類型的相對漲幅系數；社會環境承載力算法為社會環境影響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值；三個子系統共同作用得到衡陽市的生態承載力總量。因此，生態承載力總量的文字表達式為：生態承載力=自然資源承載力+社會環境生態承載力+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三）生態足跡計算

為了準確描述生態承載力狀況，還需要借助生態足跡這一概念，通過比較全球人均生態足跡與人均生態承載力的差值，來衡量研究對象的生態盈虧狀態。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里斯（WilliamE.Rees）提出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Footprint)是一個評價指數，表示在一定的自然生態資源的情況下，能維持人們正常生產生活消費和物質循環，并能保持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生態足跡數值越小，說明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越高。

二、結果與分析

考慮到部分數據獲取性和處理上存在不完善之處，且篇幅有限。因此，筆者主要取自然支撐力為主要研究對象，進而綜合性考慮獲得性支撐力的影響，最后推出衡陽市生態承載力的大致盈虧狀況。為了客觀統一的反映衡陽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攻堅期間生態承載力狀況以及生態盈虧特征，根據數據的實時性和科學性，筆者選取2016年自然環境生態系統的最新數據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局、湖南省統計局、衡陽統計局、衡陽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生物地域面積折算采用聯合國糧農組織1993年全球生物資源平均產量資料。

（一）衡陽市生態資源賬戶

自然環境生態承載力子系統主要包括生物資源和能源消耗兩類，生物資源有耕地、林地、草地、水域；能源消耗主要是化石燃料、建筑用地。以下是根據衡陽市統計局2016年的生物資源賬戶，結果見表2、3。

（二）人均生態承載力

1.常量因子數值

2.2016年衡陽市生態足跡賬戶和自然資源生態承載力賬戶

（三）生態盈虧情況判斷

衡陽市生產消費的可承受程度，區域宏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情況，可將生態承載力減去生態足跡，從而得出衡陽市的生態盈余或赤字。按衡陽市2016年人口總數728.59萬計算，衡陽市總人均足跡需求為2.0553hm2，若不扣除12%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面積，衡陽市人均可利用生態承載力面積為0.4183hm2，則人均生態赤字為1.6370hm2?？梢?，衡陽市的生態足跡是其生態承載力的4.9倍。低于2013年GlobalFootprintNetwork的全球人均生態足跡2.87hm2和中國人均生態足跡5.59hm2。

（四）結果分析

由上述數據可知，衡陽市2016年人均自然生態承載力為0.4183hm2，人均生態足跡2.0553hm2，人均生態赤字1.6370hm2。相比之下，其他學者研究的衡陽市2004年人均生態足跡為1.6224hm2，人均生態承載力為0.4923hm2，人均生態赤字為1.1301hm2。可以看出人均生態赤字數值有所增加，生態足跡也進一步加大，而生態承載力卻下降一定數值?？梢?，十多年來衡陽市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生態系統也遭到進一步惡化。從表5數據中比對可知，六大土地類型中，草地占用的生態赤字最大，達0.7803hm2，其次為耕地（0.3947hm2）、化石燃料用地（0.3356hm2）、水域（0.2382hm2）；然而林地和建筑用地有一定的盈余，分別為0.0421hm2、0.0697hm2。通過自然資源盈余情況可知，一方面表明衡陽市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政府有效控制建筑用地資源，合理規劃城市建設，大力發展林地資源；另一方面表明衡陽市的草地資源、耕地資源、化石燃料用地資源和水域資源管控力度還需進一步加強。由上可知，生態承載力小于生態足跡，則生態支撐閾值較小，自然生態系統容納衡陽市總人口的數量要遠小于實際數量。從衡陽市發展進程來看，衡陽市的社會環境在逐年改善，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城鄉差別逐漸減小，獲得性支撐力在逐年增強，生態閾值隨之增大，生態短板補齊趨勢不可阻擋。綜合考慮，衡陽市的人均綜合生態承載力應比0.4183hm2/人要高得多。進一步說明，社會環境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作為支撐性承載力在生態足跡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自然支撐力共同影響著人們可利用的生態土地面積。

三、衡陽市生態文明建設的建議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衡陽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總體上有所改善，但生態環境整體上依舊退化，制約社會、經濟、生態的可持續發展。針對以上情況，筆者對衡陽市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加大宣傳力度，提高主體生態意識

節能減排，保護生態環境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需要各類主體培養“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生態意識。各級政府部門應該大力宣傳生態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制定相關政策法規，督促全市人民全力做好節能減排工作，嚴格執行國家產業政策和節能減排要求，關停取締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工廠，提倡節能減排新技術的引進和使用；社會組織應該積極組織開展各種活動，宣傳生物多樣性以及生態保護的重要性；公民應該自覺宣傳環保，自覺維護生態養成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履行保護生態的責任。

（二）大力發展生態循環產業，提升系統自我調節與反饋能力

城市的生態系統本質上是一個反饋系統，具有一定的生態閾值，在該限度的壓力范圍內，具有自我調節的功能，維持相對平衡。衡陽市生態赤字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草地和水域的嚴重缺乏，另一方面在產業結構轉型和經濟快速發展的驅動下能源消耗、耕地資源流失嚴重。針對以上問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大力發展生態循環產業：第一，按照生態學原理和經濟學原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成果和現代管理手段，大力發展生態循環農業，獲得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第二，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物種多樣性，維持生態系統的持續發展；第三，提倡生態城市水循環系統，將水資源多層次利用，解決水資源短缺問題；第四，植樹造林、退耕還林，加大城市綠化指數，提高生態系統的自我更新能力。

（三）生態保護與生態建設并舉，緩解城市生態壓力

衡陽市作為老工業區，汽車尾氣排放、生物垃圾處理不當、工廠污水感染氣體超標等等，都是造成城市生態失衡、生態惡化的原因。因此，在生態保護的前提下，生態建設也是緩解城市生態壓力的一大措施。首先，要改造傳統老產業的生產模式，引進高新技術，淘汰高污染、重消耗的企業技術；其次，政府要有力管控汽車尾氣排放標準，市民養成近可步行或乘坐公交車的習慣，使空氣污染最小化；再之，政府鼓勵新再生能源的發明、使用，大力推行節能減排的代步工具，如新能源汽車、共享單車等等；最后，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鼓勵種植生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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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發展軌跡；發展模式

中圖分類號 F1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7)02-0100-05

目前，我國有2 800多個縣(市)，80%的人口居住在縣(市)地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國基層科技工作的水平直接體現著“科技富民”的能力，制約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調查表明，當前，基層科技工作的薄弱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科技發展的“瓶頸”，直接影響著地方經濟的發展水平[1～2]。本文以嘉興市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為切入點，以1998-2004年嘉興市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相關數據為參考，通過深入分析科技進步在嘉興社會發展方面的促進作用，力求從不同層面，全面表征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以及經濟發展對科技進步的促進作用；在此基礎上，總結我國基層科技工作的發展軌跡及其模式，力求為地方科技工作相關政策的出臺提供科學依據[3～5]。

1 浙江省嘉興市社會經濟與科技發展互動

關系分析1.1 1998-2004年嘉興社會經濟發展概況

表1顯示，1998-2004年，嘉興市的社會經濟發展呈現持續上升的良好態勢。其中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2.79%和22.36%，但第一、二、三產業的增加值并不均衡，第一產業年均增長率最低，只有5.07%；第二產業最高，達到26.11%；第三產業居中，年均增長率為24.51%。

與快速發展的經濟形勢相比，1998-2004年，嘉興市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高達44.49%，這一方面與該市前期的固定資產投資較低有關，同時，也說明了在此期間嘉興市社會投資的快速增長。

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1998-2004年，嘉興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98年的792.1元，增加到2004年的1469.3元，年均增長率為14.25%；同期，該市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從1998年到2004年只增加了290元，年均增長率僅為11.74%。這一方面說明了該市農村居民收入依然較低的現實，同時也預示著在未來發展過程中，該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進一步拉大的可能性。1.2 1998-2004年嘉興市科技發展情況

表2顯示，1998-2004年，嘉興市的科技發展指標情況基本呈現持續上升的態勢。其中該市的人才資源總量由1998年的5.62萬人增加到2004年的21.84萬人，年均增長率高達48.10%，從而為其科技成果和技術貿易額的持續提升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尤為重要的是，從2001年嘉興市設立高新園區以來，進駐企業已達312家，其中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28家，省級高新技術企業98家，省級科技型中小企業58家。2004年，省級以上高新技術企業實現銷售收入達251億元，實現利稅45億元，創匯7億美元，分別比2003年增長32.0%、63.8%和56.9%。

在科技合作與交流方面，先后成立了以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和中科院嘉興應用技術研究與轉化中心為代表的一批科技交流機構，到2004年底，已先后由中科院系統的8個研究所落戶嘉興，引進院士二名、博士十六名。

黃坤明等：嘉興市社會經濟與科技發展互動分析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7年 第2期1.3 科技與社會經濟互動發展關系分析

1.3.1 單位人才的產出

圖1表明，1998-2004年嘉興市的單位人才產出呈現“倒V”型，其中1998-2004年，單位人才的產出持續增長；2000-2004年，稍有回落；2002年以后，呈現緩慢增長的態勢。

究其原因，雖然嘉興市的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才總量均呈現持續增長態勢，但總體來說，人才總量增長率大于社會經濟增長率、科研成果增長率和技術貿易增長率?？傮w增長中的“倒V”型增長態勢，也是“發展―調整―發展”規律的真實體現。

1.3.2 單位固定資產的投資效率

考察嘉興市1998-2004年度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1998-2004年，嘉興市的固定資產投資效率基本呈現持續下降態勢，這是固定資產投資滯后效應的真實體現；2004年的嘉興市固定資產投資效率的“穩中抬升”，則是逐步顯現投資效益、步入良性發展的良好征兆；可以預計，隨著基礎投資的逐步完成以及投資的進一步合理化，該市投資效率將持續攀升。

1.3.3 社會經濟發展的科技貢獻率分析

我們運用科布一道格拉斯函數(Cobb-Douglas prodic-tion，簡稱CD函數)和Solow方程式分別對嘉興市的GDP和三大產業GDP增長值中的科技貢獻率進行實證分析[6]。

CD函數即公式Y=AKαLβ，其中Y為產出，這里用GDP表示，K、L分別為資本和勞動，僅α、β分別為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設產出、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分別為y、k和l，并以估計的產出彈性α、β，代人Solow增長速度方程式m=y-αk-βl求出科技進步率，并通過公式EK=αk/y×100%、EL=Bl/y×100%、EM=1-EK-EL最終確定經濟增長中的資本、勞動、科技貢獻率。

1.3.4 指數和資料來源

函數中的Y使用1998-2004年嘉興市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K選用同期該市固定資產投資總額，L采用人才資源總量。為了充分考察近期嘉興市的經濟發展狀況，這里以年為單位，以1998-2004年統計數據為基礎，故模型的樣本容量為7。

1.3.5 數據運算及結果

為了剔除物價因素的干擾，這里采用同比價格計算。

對Y=AKαLβ進行對數線性化，得LnY=lnA+αlnK+βlnL。將可比指標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得出嘉興市科技對GDP產出增長貢獻率模型：

lnY=1.009+0.283lnK+0.628lnL

其中，R2=0.998，DW=2.515，F=1638.12。

從擬合優度R2看，可信度為99.8%，α、β能夠通過t檢驗和DW檢驗，效果比較好。資本K和勞動L投入的產出彈性分別為0.283和0.628，即當K和L增長1%時，所帶來的GDP增長分別為0.283%、0.628%。為了說明每年變化情況，我們分別求出y、k、l的增長率，并將α、β代入EK、EL和EM公式，結果如表3所示。

1.3.6結果分析

從1998-2004年度嘉興市的生產投入三要素來看，資本年均貢獻率為51.19%，勞動年均貢獻率為40.72%，而科技年均貢獻率僅為8.09%；也就是說，1998-2004年嘉興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資本和勞動拉動的，科技貢獻率遠遠低于前兩者。

從三要素貢獻率變動趨勢分析，嘉興市的科技貢獻率波動較大，且總體呈現“高―中―高”的循環發展態勢，這與由傳統產業向高新技術產業過渡的發展過程中，技術“引進(或研發)―吸收―產生效益”的周期性循環發展規律基本一致。

經濟增長的科技貢獻率的大小取決于科技投入和科技邊際產出彈性兩個因素。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取決于資本和勞動的數量和產出彈性兩個因素。盡管科技貢獻率是通過資本貢獻率和勞動貢獻率間接求出，但暗含著同樣的道理?？萍纪度胫饕萍假Y金和科技人員投入，它反映的科技力量的強弱；而科技要素投入的產出彈性則反映的是該生產要素的效用大小和稀缺程度，它與前期科技發展狀況所產生的科技積累，以及資本、勞動、科技三要素的搭配合理性密切相關。

2 浙江省嘉興市區域經濟與科技發展互動模式分析

根據國內外區域經濟(尤其是產業經濟)與科技發展(尤其是技術研發)的基本規律，我國區域經濟(尤其是產業經濟)與科技發展(尤其是技術研發)的互動模式大致呈現以下四種循序漸進的基本模式[7]。

第Ⅰ階段：依靠傳統技術與設備的發展模式。從我國遠古時代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區域經濟(尤其是區域產業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我國自主的傳統技術與設備進行生產。

第Ⅱ階段：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的發展模式。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中國近代的科技發展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從而直接導致了生產設備和生產工藝的落后。隨著中國改革開發的實行，部分地區或部分行業率先引進了國外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以期盡快提高勞動生產率。

第Ⅲ階段：與專門科研機構和大學聯合研發的發展模式。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引進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也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方面單純引進技術和設備的先進性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同時，整套技術、設備的引進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因此，在原有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基礎上，由產業主體結合自身的生產需要，由自己的技術人員和國內同一領域的專門科研機構和大學組成聯合研發組織，這樣既確保了產業主體技術、設備更新換代所需的技術要求，又有效解決了自身科研力量不足的瓶頸，同時，還大大節省了研發投入。

第Ⅳ階段：自主研發階段。隨著生產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企業應該逐步成為技術自主研發的主體，這是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的客觀規律。產業主體與專門科研機構和大學聯合研發的發展模式，由于其鮮明的特點，在一定時期內將是區域經濟(尤其是產業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但隨著產業主體自身實力的不斷發展、壯大，以及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企業必將成為科技創新，尤其是技術研發的主體。譬如摩托羅拉公司在中國設立的中國研究院下設18個研發中心，擁有1 000多名研發人員，研發投入高達25億元人民幣；而微軟公司2005年財政年度的研發預算為48億美元。

根據我國區域經濟(尤其是產業經濟)與科技發展(尤其是技術研發)的四種基本模式，我們調查發現，嘉興市經濟與科技發展的互動關系中，多數企業屬于第Ⅱ階段；但近年來嘉興市已經從整體上開始部署地方經濟與專門科研機構的有機結合，譬如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的建立以及中科院若干研究所的引進等。因此，可以說嘉興市區域經濟與科技發展的互動關系多數處于第Ⅱ階段，但正逐步向第三階段過渡。

3 主要研究結論

根據1998-2004年嘉興市的社會、科技發展狀況，參照該市科技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研究結果，我們得出如下結論：

3.1 經濟發展

2000年至2004年，嘉興市固定資產累計投入2 100億元，年均增長率為26%；2003年至2004年，全市實際利用外資近20億美元，為嘉興經濟穩定持續較快增長提供了強大支撐；2000年至2002年，嘉興市經濟總量一直以12%左右的速度增長，2003年至2004年連續兩年增幅達16%以上。從經濟增長情況看，全國50強城市年均增長速度有六成以上城市增速在15%以上；而2004年嘉興經濟增長16.5%，在50強城市中名列第13位。

3.2 科技發展

浙江省科技統計監測報告顯示，2004年，嘉興市科技進步水平變化情況位居全省第二，科技三項費用支出4 836萬元，教育支出32 019萬元，設立全市人才專項資金1 000萬元，科技、人才發展環境得到全面優化。

3.3 經濟增長與科技發展的互動關系

1998-2004年，嘉興市的單位人才產出呈現“倒V”型，其中1998-2004年，單位人才的產出持續增長；2000-2004年，稍有回落；2002年以后，呈現緩慢增長的態勢。

從1998-2004年度嘉興市的生產投入三要素來看，資本年均增長率為51.19%，勞動年均增長率為40.72%，而科技年均增長率僅為8.09%；也就是說，1998-2004年嘉興的科技增長主要是由資本和勞動拉動的，科技貢獻率遠遠低于前兩者。

從三要素貢獻率變動趨勢分析，嘉興市的科技貢獻率波動較大，且總體呈現“高―中―高”的循環發展態勢，這與由傳統產業向高新技術產業過渡的發展過程中，技術“引進(或研發)―吸收―產生效益”的周期性循環發展規律基本一致。

3.4 經濟增長與科技發展的基本模式

嘉興市的區域特色經濟發展呈現明顯的梯隊層次，“雜交經濟”、“零資源經濟”和“帶動型”經濟發展模式顯著。

目前，以園區(基地)為載體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以特色產業為載體的傳統技術更新換代，以及科技創新體系的完善和科技合作與交流全面推進成效顯著。

從我國區域經濟(尤其是產業經濟)與科技發展(尤其是技術研發)的基本規律分析，嘉興市經濟與科技發展的互動關系基本處于第Ⅱ階段；但已從整體上開始部署地方經濟與專門科研機構的有機結合，正逐步從第Ⅱ階段(即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的發展模式階段)向第Ⅲ階段(即企業與專門科研機構和大學聯合研發的發展模式階段)過渡。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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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en Changjie et al.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Information Share.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Dec.2002，1048-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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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庫茲涅茨.現代經濟的增長：事實與思考(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講演集) [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Findings and Reflections [M].Beijing：Social Science in China Press，1997]

Study on Analysis between Society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iaxing

HUANG Kun-ming1 FU Xiao-feng2 CHEN Chang-jie3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2.The Administrative Centre for

China's Agenda 21，Beijing 100086，China；3.Institute of Bio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篇(6)

關鍵詞 社會經濟發展；水資源；農田灌溉；行業需水；可供水量；黑龍江安達

中圖分類號 TV21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2）20-0198-02

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興水利、除水害，事關人類生存、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是治國安邦的大事。

1 安達市基本情況

1.1 自然概況

安達市位于黑龍江省西南部，松嫩平原腹地，地處全省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哈大齊經濟帶中心，是哈大齊工業走廊上的節點城市。全市總面積3 586 km2，其中耕地面積為1 282 km2，草原面積1 677.07 km2。

安達市地處松嫩斷陷中央凹陷的東緣，地貌類型屬松花江、嫩江沖積一級階地，地勢平坦開闊，由東北向西南逐漸降低，高原區屬剝蝕堆積地形，低平原區屬堆積地形。

安達市地處中溫帶大陸性半干旱季風氣候，氣溫變化大，日照時間長，降雨時空分布不均，風多風大、頻率高，土壤蒸發量大，春夏之交干旱頻生。

安達市屬于松花江水系，境內無天然江河，水不外泄，呈閉流狀態。區內沼澤、濕地相接，泡澤零星分布，呈季節性變化，局部地區鹽堿溝發育，均流向泡澤。

1.2 社會經濟概況

安達市地處全省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哈大齊經濟帶，是哈大齊工業走廊的中心城市，為黑龍江省工業五強縣，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下轄3個街道、10個鎮、4個鄉，總人口為51.96萬人，非農業人口為19.61萬人。

安達市2009年地區生產總值為144.62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2.79萬元。工業基礎雄厚，行業門類齊全。石化、乳品加工、紡織、建材機械電子、輕工業等行業成為該市經濟支柱產業。農業資源豐富，是全國500個商品糧大縣之一，主要種植作物玉米、特種瓜菜、無公害馬鈴薯、中草藥、葵花、烤煙等。

安達市鐵路、公路四通八達，交通便利，濱洲鐵路和哈大高速公路穿越市區，與明沈、哈滿、安薩、安綏等10條國家和省級公路形成暢通的交通網絡，是綏化地區最大的貨運集散地。

2 水資源狀況

2.1 水資源量[1]

安達市多年平均降水量為405.30 mm，當地產水量為4 810萬m3，入境水量主要有安肇新河和肇蘭新河，水量為5 665萬m3。地下水多年平均補給量為21 414萬m3，大氣降水為主要補給來源，地下水可開采量為16 979萬m3。大氣降水入滲補給量18 105萬m3，重復計算量1 080萬m3，水資源總量為21 835萬m3。

2.2 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分析

2.2.1 現狀供用水量分析。安達市現狀總供水量為11 723萬m3，全部是地下水供給。現狀總用水量為11 723萬m3，其中生活用水為1 379萬m3，占總用水量的11.76%；生產用水為10 344萬m3，占總用水量的88.24%；生態用水為0。

2.2.2 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分析。安達市供水水源以地下水為主，地下水可開采量為16 979萬m3，現狀開采量為11 723萬m3，現狀開采率為69.04%。農業用水量為9 139萬m3，占總用水的77.96%，比重大。農業作為當地最大用水行業，由于長期以來沒有對節水進行大的投入，加之灌溉技術和管理水平落后，灌溉水利用率低，還有較大的節水潛力，節水工作有待進一步加強。

3 社會經濟發展指標

3.1 人口指標

根據人口發展的歷史特點和發展趨勢，運用時間相關法、經濟相關法、自然增長法等多種方法來預測總人口。城鎮人口采用城鎮化率方法進行預測（表1），城鎮化預測結合國家、省和各級政府制定的城鎮化發展戰略與規劃，充分考慮水資源條件對城鎮發展的承載能力，合理安排城鎮發展布局和確定城鎮人口的規模。

3.2 國民經濟發展指標

根據現狀，將國民經濟指標作為基礎，以實現總體發展目標為指導，結合當地的發展情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進行國民經濟發展指標預測（表2）。

3.3 農業發展與土地利用指標

安達市在現有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種植，結合當地的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在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水資源條件的前提下，進行農業發展與土地利用指標預測（表3、4）。

3.4 生態環境建設

3.4.1 城鎮生態發展指標。根據城鎮建成區面積和城鎮人口等指標計算綠化面積、河湖面積和環衛面積（表5）。

3.4.2 泡沼生態環境建設。隨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水資源需求量不斷增加，不合理的開發利用使用，退化明顯，造成湖泡調蓄雨水（洪水）、涵養水源、調節氣候、改善環境等功能減弱。安達市有12個庫泡需要生態環境建設。

4 行業需水預測

4.1 行業需水定額分析

根據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水價水平、節水器具推廣與普及情況，結合生活用水習慣與現狀用水水平，參照城建部門已制定的城市（鎮）用水標準，依據黑龍江省地方標準《用水定額（DB23/T 727—2010）》分別擬定各水平年生活用水定額。工業用水定額均以萬元增加值用水量計，此次計算采用彈性系數法與重復利用率提高法相結合計算工業用水定額。農田灌溉需水受氣候地理條件的影響，在時空分布上變化較大；同時還與作物的品種和組成、灌溉方式和技術、管理水平、土壤、水源以及工程設施等具體條件有關，采用定額法進行預測。

4.2 行業需水量預測

根據社會經濟發展規劃成果，結合用水現狀，分析各規劃水平年的凈需水定額和水利用系數的關系，進行生活、生產和生態三大用水行業的需水預測。安達市現狀總用水量為11 723萬m3，規劃2015、2020、2030年總需水量分別為18 513萬、27 091萬、47 979萬m3（表6）。

5 供需平衡分析

5.1 供水預測

5.1.1 現有工程挖潛配套、改造。安達市地表水供水工程主要有北部總干渠、東湖引水干渠、東湖水庫、紅星水庫等，主要用于農業灌溉。中型水庫1處，即東湖水庫，設計庫容6 278萬m3，興利庫容723萬m3。小型水庫2處，設計庫容743萬m3。塘壩8處，容量為28萬m3?，F有工程挖潛配套、改造可供水量為1 183萬m3。

5.1.2 規劃水源工程。黑龍江省引嫩擴建工程位于黑龍江省西部，引嫩擴建一期工程[2]東湖水庫干渠分水口多年平均供水量為9 486萬m3。長遠發展應增加北引總干渠給安達市的供水能力。

5.1.3 地下水可供水預測。安達市地下水多年平均補給量為21 414萬m3，地下水可開采量為16 979萬m3。

5.1.4 其他水源可供水預測。其他水源可供水量主要為污水處理再利用量。

5.2 供需平衡

本著“先地表后地下”的原則，根據現狀工程的供水量，結合現有工程挖潛、配套等情況下的供水能力，再考慮在建規劃水源工程，最后考慮規劃外引調水水源工程，依據安達市境內和周邊地區可能利用的水源，進行各水平年供需平衡分析，采用三次平衡分析（表7、8、9）。

一次平衡分析是在現有供水設施及供水量的情況下，按照各水平年節水條件下的需水方案，確定水資源供需狀況，以充分顯示發展進程中水資源供需矛盾[3]。因此，一次平衡結果是以現狀年為基礎的未來最大供需缺口。由一次平衡分析可知，2015、2020、2030年缺水率分別為36.68%、56.73%、75.57%，可見安達市需水量逐年增加，缺水率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供水量不足造成的。

二次平衡分析是在一次平衡的基礎上，在現有水源工程挖潛配套、改造，適量開采地下水的條件下，結合各水平年節水條件下的需水方案，進行供需平衡分析[4]。由二次平衡分析可知，2015、2020、2030年缺水率分別為1.90%、32.96%、62.15%，仍滿足不了行業用水需求，則研究實施外引調水的可能性，再進行三次平衡。

三次平衡是在二次平衡的基礎上采用外調水工程的方法解決二次平衡的缺口?？紤]規劃的外引水工程北引總干渠2015、2020、2030年供水量分別為5 498萬、13 311萬、33 234萬m3，同時限制地下水的開采量，用地表水替代地下水，地下水作為應急備用水源、補水水源，才能滿足安達市行業用水需求。

6 結論與建議

安達市將水資源開發利用、節約和保護的主要控制性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對該行政區域內社會經濟發展與行業用水需求進行分析，結合在區域、經濟發展、工程建設與調配管理3個層次有機結合的基礎上進行研究，全面衡量實施后對區域經濟社會系統、生態環境系統和水資源調配系統的影響，建設引嫩擴建骨干工程北引總干渠以增加安達市供水量是必要的。

建議黑龍江省引嫩擴建骨干工程北引總干渠應增加安達市的供水量，2015、2020、2030年供水量分別為5 498萬、13 311萬、33 234萬m3，以促進安達市社會經濟發展，解決行業用水需求。

7 參考文獻

[1] 安達市水務局，綏化水文水資源勘測局.安達市地下水資源開發利用規劃報告[R].綏化：安達水務局，綏化水文水資源勘測局，2002.

[2] 黑龍江省水利水電勘測設計研究院.尼爾基水利樞紐配套項目黑龍江省引嫩擴建骨干工程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R].哈爾濱：黑龍江省水利水電勘測設計研究院，2006.

篇(7)

一、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的背景

上海作為全國的上海，其發展規劃不僅要針對上海的社會經濟實際發展狀況，而且必須適應我國國民經濟的總體發展趨向和內在要求。從這一角度觀察，我們看到，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與國際經濟態勢發生深刻變化條件下的重要應對戰略，同時也是上海經濟進入發展新階段的必然趨勢。

（一）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是增強我國國民經濟整體實力的內在要求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有了顯著的提高。但主要由于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尚處于幼稚期，加上我國原先的經濟基礎薄弱，經濟層次較低，更因為在經濟發展初期各地區以本地的社會經濟繁榮為目的而進行自我擴張的發展模式，經濟能量、產業結構比較分散、國民經濟整體的專業化協作聯系被割裂，各經濟部門間的協調性差，產業的規?；图卸却嬖谌毕?，資源有效利用遭受阻礙，巨大的經濟發展潛能被壓抑。這些缺陷導致我國國民經濟目前的主要特征是：發展速度不慢，經濟總量不小，但經濟質量不高，綜合競爭力較弱。因此，如何有效調整產業、產品和企業結構，對我國現有經濟能力進行全面整合，努力在目前已經具有的經濟總量基礎上增強國民經濟質量，從而提高我國國民經濟整體在全球市場中的綜合競爭力，就成為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

在以上探索過程中，以提高我國大都市和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經濟實力和綜合競爭力為核心，來構建有機的區域性、全國性的經濟協調和運作體系，強化國民經濟的專業化協作程度，從而帶動周邊地區或更大區域，乃至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提回經濟增長質量、增強國民經濟綜合競爭力的思路，正越來越被接受和實施。我國的大都市和區域性中心城市正在成為地區、乃至全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源、輻射點，及重要的產業聯系與分工協作架構的組織者。

(二）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是在全球化條件下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的戰略性舉措

世紀之交，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市場競爭出現新的格局。其特征是：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中，世界各國市場全方位開放，資源利用和全產體系愈益全球化配置。導致強國的競爭優勢全面凸現，在激烈的世界市場競爭中占據先機，獲取更大利益，而弱勢競爭力國家則陷入困境之中。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國民經濟綜自競爭力已成為在世界市場中取勝的重要法寶。適應這一國際大趨勢及國內經濟發展要求，自20世紀90年代末起，我國經濟發展戰略也從單純的追求經濟增長轉向以經濟增長為基礎，強調社會經濟全面進步，從而提高國民經濟綜合實力和綜合競爭力，以有效應對我國即將加入WTO、進一步擴大開放后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這一發展戰略在我國“十五”計劃建議中得到突出的體現。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基礎薄弱，水平較低。但中國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整體上已成為世界舞臺上的經濟大國，但還遠遠不是經濟強國，我們在人均水平方面還是很落后。進入世界競爭市場，我們將面對著強勁的競爭對手。如何取勝的重要策略是揚長避短，發揮我們的優勢，增強綜合競爭實力，以整體力量迎接挑戰。因此，我國自九十年代后期以來十分強調提高綜合國力和綜合競爭力。是有深刻背景的。而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則是增強國民經濟綜合競爭力的關健。

（三）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是上海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必然選擇

作為中國的特大型城市，也作為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一上海來說，如何增強經濟實力，提高綜合競爭力，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世界經濟舞臺中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是上海經濟在新世紀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因此，比較國內外城市經濟的發展特點、城市經濟功能的作用機制、城市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并充分吸收國內外城市經濟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加快上海經濟發展，提高上海的綜合競爭力，具有深刻的意義。

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中心、三個龍頭”，特別是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環境中，上海經濟所面對的問題十分艱巨。回顧上海經濟的發展，還存在著需要提高和完善的方面。上海在九十年代主要實施了快速的經濟外延擴張，使得上海經濟取得全面的長足進步，城市功能和面貌發生巨大的變化。但問題在于這種發展還高限在比較淺顯的層次，各種經濟能量的增長還沒有形成種強大的合力，形成為強勁的綜合競爭力，使得上海經濟的能力還沒有在世界市場、甚至在國內市場中真正表現出來。上海經濟存在著看看不錯，用用可以，但在國內外市場中真刀真槍地進行競爭就暴露出很多弱點的狀況。經過“八五”和“九五”時期上海經濟實施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上海正從外延的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轉向深刻的似內涵增強為主的發展模式：有所為，有所不為，調整結構，招強實力，形成合力，提高綜合競爭力、真正推動上海在更加開放的國內外市場中嶄露頭角，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二、城市綜合競爭力的內涵及中國特色

（一）關于競爭力的一般理論闡述

競爭力的概念具有多角度、多層次的含義，競爭力內涵在本質上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其要求而不斷發展、修正、完善的過程。今天我們強調提高國民經濟綜合競爭力和城市綜合競爭力，是有深刻的現實背景和明確目的的。因此，在提高綜合競爭力的過程中，既要吸取國內外關于競爭力、城市綜合競爭力的一般理論貢獻，更要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有針對性、有效的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

競爭力的概念主要有以下的大致歸類：

（1）市場性競爭力優勢理論。在以實物生產為主的經濟發展階段，市場中的主要競爭是產品競爭。因此，早期的競爭力分析的焦點集中在這一方面，其代表者是亞當.斯密基于資源稟賦而建立起來的絕對成本優勢與李嘉圖的相對成本優勢，及其馬歇爾的集聚優勢理論。在這些理論分析中，以市場競爭競爭是相同產品的競爭為依據，提出產品成本是競爭占優的決定性因素。時至今許，這一理論觀點仍是建立市場競爭力優勢的主要基礎。當然，斯密和李嘉圖的成本優勢主要是基于資源稟賦，因此導致了認為競爭力的強弱取決于是否占有和控制世界上的資源產地，是否具有生產上的高效率技術和組織方式等。在這方面，馬歇爾認為當企業集聚時，由于大量生產要素的集聚所產生的相互間積極影響，可以大大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提高競爭力。但今天的成本優勢被認為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綜合結果：如科技創新能力、管理水平、制度因素、人力資源素質等。但在同類型產品的競爭中，成本高低仍是一個綜合性的競爭力優勢表現。

（2）體制性競爭力優勢理論。在資源稟賦意義逐漸下降的情況下，競爭力優勢的研究轉向更深層的體制性層面，它們主要是以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的觀點為代表。認為競爭力是指一國的企業或企業家在目前和未來在各自的環境中以比他們國內和國外的競爭者更具吸引力的價格和質量來進行設計、生產和銷售產品與勞務的能力，或認為競爭力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公司在世界市場上均衡地生產出比其競爭對手更多財富的能力。這些觀點主要是從現代市場競爭的基本體制性因素??國際化、政府管理、金融體制、公共設施、企業管理、科學技術、國民素質、服務水平等進行綜合評判。

（3）其他有特色的競爭力優勢理論。以熊彼特理論為基礎的技術創新理論，認為競爭力優勢主要是以技術及組織的不斷創新為依托；以波特為代表的系統準競爭力優勢理論，認為競爭力在于技術創新，更在于國內各方面經濟資源和要素分工協作的體系化；以道格拉斯．諾思為代表的制度創新競爭力優勢理論，認為競爭力在于通過制度創新營造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潛能發揮的環境，強調競爭力優勢是制度安排的產物。

上述各種關于競爭力優勢的理論和闡述，具有明顯的社會經濟發展演變的印記，不過它們從各個方面豐富了競爭力優勢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二）城市競爭力的內涵

以上關于競爭力優勢的各種理論主要是針對企業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而展開的，雖然對城市競爭力有所啟迪，但是不能照搬。我們認為城市綜合競爭力優勢與國家競爭力優勢既類似，但又有明顯的區別。并且，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中國的城市綜合競爭力又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

比較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綜合競爭力究竟研究和比較什么？城市綜合競爭力是什么含義？我們認為研究比較城市綜合競爭力主要是比較城市經濟功能的強弱。

競爭力是針對市場經濟環境而言的，竟爭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從市場微觀角度觀察，眾多的現實生產者和潛在生產者都正在、或試圖通過利用更多的、或更有質量的生產要素和資源，進行生產和提供服務，未謀取利潤。競爭在現象上表現為產品和價格競爭，實質上是爭奪資源的競爭。如在知識經濟時代，作為科技能力載體的各類專業人才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因此對人才的爭奪就成為這一發展階段中競爭的重要內容?，F代市場競爭的內涵是對最有價值的生產要素的爭奪，只有在配置、利用生產要素方面占有優勢，才能在市場競爭中具有優勢。類似的觀點還有：認為城市競爭力是不同城市競爭者之間競爭相同資源的能力；認為城市競爭力就是比競爭對手生產更多財富的能力。但要生產財富，首先必須占有資源和要素，并且占有更多的優勢要素和資源，才能在市場上具有更大的競爭力和影響力。它們總的看法是認為城市綜合競爭力優勢與配置、占有生產要素和資源的能力成正比。這一觀點對提高城市綜合競爭 但以上述觀點來概括城市綜合競爭力是不全面的。再深層分析，城市經濟占有、配置、利用生產要素和資源主要靠什么？我們認為是憑借著城市經濟實力、憑借城市經濟所具有的高效配置、利用生產要素和資源的能力，從而獲取一種市場權利。因此，就城市經濟來說，競爭力就體現為市場化占有、配置和利用生產要素權利的大小。競爭力弱，市場化配置資源要素的權利就小；競爭力強，市場化配置資源要素的權利就大。同樣，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權利大。也反映了競爭力的優勢。

（三）集聚和擴散功能：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本質體現

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權利是由城市經濟實力為基礎的集聚功能產生的。

什么是集聚？按照這一詞的提倡者、哈佛大學教授波特的定義，集聚（Cluster）是指在地理上一些相互關聯的公司、專業化的供應商、服務提供商、相關的機構，如學校、協會、研究所、貿易公司、標準機構等在某一地域、某一產業的集中，他們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的一種狀況。

產生集聚的主要因素在于：一些企業在價值鏈上具有上下游的關系；企業間的橫向聯系十分密切；企業與其他機構、如高校、科研機構的緊密聯系；政府在集聚中的作用發揮。

彼特認為集聚狀況對經濟發展產生良好的功能；首先，可更經濟地獲得專業化的投入要素和人力；其次，可更低成本地獲取相關信息；第三，增強企業間的互補性；第四，低成本地獲取公共產品；第五，提供更有效的激勵。

而對作為區域經濟中心的城市來說，其特征在于以城市的優勢環境和條件（服務能力、基礎設施、信息交換、交通運輸等）吸引著眾多企業和機構及社會經濟各部門在相對狹小的空間內集聚，從而更突出城市作為經濟中心的集聚效應。同時，由于大量企業、機構的集聚，進而對各種資源要素產生著強大的吸引力，增強集聚能力。

從實際情況看，城市的集聚功能已表現的相當明顯，盡管各城市在這方面的能力有大小之分：

第一，城市成為重要的資源轉換中心。通過城市龐大的生產體系加工著自然資源、原材料及知識和信息，轉換成各種產品。貨物和信息知識產品。

第二，城市成為價值增值中心。在資源要素的轉換過程中，城市創造出新價值，成為利潤中心。

第三，城市成為物資集散和流轉中心。資源要素的轉換促進著城市必須運作資源要素、原材料的輸入和產品貨物的輸出，成為實物分配的樞紐。

第四，城市成為資金配置中心。一方面，城市的生產體系對資金產生強大需求，另一方面，隨著實物流轉和分配，同時進行著資金流轉和分配。

第五，城市成為信息交換處理中心。由于重要的經濟活動基本上在城市進行，因此，各種信息主要在城市產生、交換，然后進行擴散。

第六，城市成為人才集聚中心。城市的生產體系運作需要大量人才，同時，大量人才也被城市的活力和發揮環境所吸引。

第七，城市成為經濟增長中心。綜合以上各種活動，城市成大了主要的經濟活動中心，成為了經濟中心，也成為了經濟增長中心。

但城市的功能僅僅在于集聚嗎？我們認為，城市經濟的集聚是為了進行擴散。如果僅僅為集聚而集聚，沒有擴散，這種集聚是無法持續的。而且從城市經濟發展的過程分析，集聚是手段，擴散是目的，集聚是為了擴散，而擴散則進一步增強集聚能力。

城市的擴散功能主要在于：

第一，擴張城市的市場性占有、配置和利用資源要素權利的作用范圍。

第二，構筑更大空間的經濟協作體系。

第三，擴散城市的優勢能力，如技術、資金、管理、觀念、加工體系等，提高和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能力，從而更確立城市對周邊地區的主導性作用，及城市對周邊地區的吸引力。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城市經濟的集聚概念就是充分利用、吸納城市本身、周邊地區及國內外的各種資源要素和積極因素，增強城市經濟實力和發展潛力；而擴散就是利用城市經濟在各方面的優勢，把這種優勢有系統地滲入周邊地區及更大區域，從而帶動這些地區的發展，并在這過程中進一步增強以城市為中心的區域經濟的整體實力。因此，中國城市經濟的主要功能在于集聚與擴散，而城市綜合競爭力優勢則集中反映為聚集和擴散能力的強弱。

（四）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的特色

由于中國的具體國情，中國城市經濟競爭力還有著自身的特點和要求。

隨著中國工業化的迅猛推進，城市經濟在中國社會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具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中國區域遼闊，地區經濟間差別比較明顯，同時農業相對落后，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70％以上。因此，提升城市經濟的現代化程度，發揮城市經濟的功能，把城市經濟作為整個社會經濟及地區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支撐點、排頭兵和擴散源，。是加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戰略性任務，也是被世界經濟發展所證明的重要途徑。

發展城市經濟、提高城市經濟綜合競爭力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是有我國城市經濟的特點決定的。我國城市經濟的特點在于：

（1）社會經濟的現代化水平領先。城市經濟在發展水平、基礎實施、思想觀念、人力資本、文化教育等因素和環境方面遠遠超越農村水平，是帶動、拉升落后地區與農業經濟，把落后地區和農業經濟納入現代化發展軌道，并通過城市經濟發展來轉移和吸納農村勞動力的的重要經濟力量。而我國中心城市的率先現代化更對全國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推動力。

（2）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發展城市經濟是縮小我國地區間發展差距的重要途徑。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很大，在短期內大幅縮小地區間發展差距非常困難。但相對容易做到的是在各城市經濟的發展水平方面大幅縮小差距，從而在不均衡發展的中國區域經濟中布下發展相對均衡的輻射點?一城市經濟。依托城市經濟的輻射功能帶動周邊地區和區域的現代化發展，這是促進中國社會經濟整體快速、均衡發展的重要戰略。

（3）、城市經濟的重要性不僅僅在于拉升和帶動周邊地區，更在于樹立發展典范，灌輸現代觀念，對周邊地區和農村地區的發展提供方向和刺激。并且，通過市場、資金、文化、教育等經濟發展基本因素的建設和推進，為周邊地區的長期發展培育基礎。

但必須強調的是，由中國城市經濟的定位所決定，城市經濟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市場中的競爭者，而更是區域經濟活動及經濟發展的組織者。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的目的不是打垮國內其他的城市競爭對手，而是以其強勁的綜合競爭力和經濟實力去吸引各種經濟資源，吸引其他的中小城市和廣大周邊地區，構筑有效的經濟協作體系，實現一種競爭協作，并且主要以協作為主。但這種協作體系的建立不是行政方式的，而是市場內涵的。是因為城市綜合競爭力和經濟實力的吸引使得各種資源和競爭對手的主動融合。而一般的情況是，如果競爭對手處于同一層次上，那么融合是很難實現的。我們所要避免的是主要以競爭者為目的的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提高，那么非?？赡軐е乱环N城市間的惡性競爭，破壞國民經濟的整體協調性要求，同時無效耗費大量的經濟能量。在研究城市經濟發展和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方面，必須充分認識和正確把握這一問題。

三、比較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其指標體系

綜上所述，如何加快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充分發揮城市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通過科學、深入的比較分析和研究，努力對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綜合競爭力提高、城市功能發揮提出較為完整、清晰的思路和理論。

（一）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比較指標設置

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比較當然要求全面。但由于城市綜合競爭力比較的關鍵是城市經濟的集聚和擴散功能的比較，加上我們初次進行這方面的分析研究，因此，我們對城市競爭力比較研究的指標體系的設置主要從集聚和擴散功能比較上著手，并把城市綜合競爭力劃分為總量、質量和流量三個一級指標，來基本涵蓋城市綜合競爭力的豐富內容和各具體分類指標。

（1）總量指標主要突出體現一個城市的經濟實力、實際產出能力及發展狀況?？偭渴浅鞘薪洕掷m發展和綜合競爭力的基礎，也是城市經濟發揮集聚和擴散功能的基礎。如果缺乏總量支撐，那么質量再高，其綜合競爭力也就受到阻礙，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2）質量指標深刻反映城市經濟的發展質量和社會經濟的“健康”狀況，并且質量是決定城市綜合競爭力強弱和集聚和擴散功能的主要因素。同樣，如果總量浪大，但缺乏質量。就猶如是一個虛胖的巨人，無法進行有效競爭，無法發揮集聚和擴散功能。

（3）流量指標體現出城市經濟集聚和擴散功能的發揮程度，通過指標比較可具體反映各城市在GDP流量規模、資本、技術、人力資源、對外開放、資源利用等方面的集聚和擴散能力。流量是總量和質量的綜合體現，只有總量和質量的相互協調，整體水平高，才能真正提高流量規模。

在以上三個一級指標下分列14個二級指標和79個三級指標。其中的二級和三級指標在今后研究深入的基礎上將不斷充實、修改和完善。同時在研究過程中還將設計專門的指標體系進行城市綜合競爭力方面的專項比較分析。

根據我國城市目前的實際發展狀況，我們對三個一級指標賦予不同的權重，具體為：總量指標占30％，質量指標和流量指標各占35％。因我們考慮到在目前階段，總量還是決定城市綜合競爭力優勢的重要因素，雖然質量和流量更能在本質上反映城市綜合競爭力的能量和發展趨勢。

比較分析指標體系的簡要說明如下。

AI總量指標

BI經濟實力：通過對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等指標的分析比較，反映該城市目前府達到的發展狀況和實際水平。

B2金融實力：通過居民儲畜存款、銀行貸款余額、保險金額等指標，反映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及資金融通實力。金融實力是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有力利器，缺乏這一手段，城市的聚集和擴散功能將無法發揮，特別是城市的擴散功能，它是以資金、技術和產品為主要手段的。

B3科技實力：以研究和發展投入金額、專利申請數、擁有科技人員數等指標，評價該城市在科技進步、技術創新方面的能力和基礎。

B4政府實力：由于數據收集因素，目前只設置了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指標，反映政府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主動性促進能量。

A2質量指標

B5發展水平：主要通過對GDP、人均GDP、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年平均增長率的比較，從動態角度考察該城市的長期發展水平及能力。

B6產業結構：主要對三次產業比重的比較，評價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程度。

B7經濟效益：通過對綜合生產率、投資效果系數的比較，評價該城市的經濟效率水平。這是質量指標比較中的核心項目，也是決定城市集聚和擴散功能債主要因素。

B8城市服務設施：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及基礎設施的比較，反映城市的現代化服務水平。

B9社會環境：從人均居住面積、人均公共綠地面積、空氣質量等指標，比較各城市的環境狀況。

A3流量指標

B10 GDP流量：由于數據收集問題，目前無法進行這方面的比較。

B11 人口流量：原主要比較人力資源的流量狀況，如吸引科技人員數等，由于數據收集困難，現僅進行旅游方面的流量狀況，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吸引力和集聚能力。

B12資金流量。由于各城市情況不一，一些指標如外匯交易量、股票交易量等無法比較， 因此目前主要對吸引外資及變動狀況的比較，反映城市在這方面的集聚能力。

B13實物流量i通過對貨物運輸、客運、集裝箱運輸能力的比較，評價城市在這方面的集散能力。

B14信息流量：原設計了舉辦大型國內外展覽會、舉辦國際性重要會議等指標，由于數據缺乏，現僅為較狹義的信息流量方商的比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信息產品生產和信息化水平。

在數據處理方面，我們以上海1995年的各類數據為100，然后以此為基數，分別計算各城市1999年三類指標的相關數據（在這過程中，依據各數據的實際意義，分別賦予正負值），再乘以權重，得各城市的三類指標分值，乘以權重加總，得城市各二類指標的分值。二類指標加總，乘權重，得各一類指標的分值。對一類指標的分值進行加總，最后得出各城市的綜合競爭力分值

（二）綜合競爭力比較分析中的城市選擇

在城市綜合競爭力比較研究中的城市選擇我們有這么幾個標準：一，從城市社會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的角度考慮，選擇一些其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水平國內領先的城市；二，從地域角度考慮，由于中國明顯的地區發展差別，因此不同地區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具有明顯區域特征的城市，以便通過比較能夠得出有益的啟示：三，從改革開放和發展角度而言，選擇一些相對超前和滯后的城市，通過比較也能發現差距所在。

最后，我們選擇如下十個城市進行比較研究，它們是：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代表中國的特大型城市及社會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領先城市）；天津、武漢、蘇洲、哈爾濱（代表具有社會發展較高水平和具有較強經濟實力的不同區域的城市）；重慶、西安（代表具有明顯西部特色的大城市）。

（三）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比較目的

在努力提高綜合國力、增強我國國民經濟綜合競爭力，各地紛紛提出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的強烈氛圍中，通過對城市綜合競爭力的研究及各城市間綜合競爭力的比較分析，能夠勾勒出促進城市綜合競爭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支撐城市綜合競爭力的主要框架結構，及目前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的狀況、水平和特點。同時，通過比較，能夠發現各城市在綜合競爭力方面的優勢和缺陷，有助于發揮更大優勢，修正缺陷，增強綜合競爭力。也有助于各城市間互相取長補短，相互學習，共同提高，我們的目的是提高中國城市的綜合競爭力，進而提高中國的國民經濟綜合競爭力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我們是初次嘗試通過比較分析的方法來研究城市綜合競爭力問題，因此在研究比較方法、內容、體系、手段及指標體系設置方面，存在著不足和缺陷。雖然我們的比較分析是以一種科學、認真態度進行的研究，但其比較分析的結果僅供參考。

四、國內若干大城市的比較結果及評價

（一）城市綜合競爭力比較的總體排序和分析評價

按照城市綜合競爭力比較指標體系，通過對十個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各項指標數據的模型處理和比較，各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排序為：

通過對各城市指標數據的綜合比較，對各城市綜合競爭力的總體評價如下：

（1）目前中國具有較強綜合競爭力的城市主要是上海、深圳、北京和廣州四大城市。這四個城市中三個是中國的特大型城市，這些城市主要特點是經濟總量大，經濟質量高，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股會環境等方面指標在國內領先。而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后迅速崛起的現代化程度較高的中型城市，具有較前三大城市基本上不相上下、甚至更高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增長潛力。只是深圳由于客觀地理原因在一些總量指標方面具有較大差距，制約了深圳城市綜合競爭力、城市經濟的集聚和擴散功能進一步發揮。

（2）城市綜合競爭力較強的城市其社會經濟體系、結構比較協調、完整，特別是在總量、質量和流量指標方面均能獲得較高的分值，沒有明顯的缺陷和不足。加上海、北京、深圳和廣州，幾乎在各二級指標和三級指標方面均位居前列，所以在綜合競爭力總體排序和評價中理所當然地名次靠前。這也充分說明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要求城市社會經濟全面發展，在總量、質量和流量方面必須均衡協調，互相促進，整體提高。

（3）在分析比較中，我們感到其他城市隨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同樣具有較強的綜合競爭力，特別加武漢、蘇州、天津、西安等城市，在某些指標方面有著突出的競爭優勢。但總的來說，這些城市在競爭力的綜合性、特別是在總量、質量和流量的協調發展方面具有一定的不足，即在某些社會經濟領域及指標上還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城市的社會經濟整體協調性還不是十分成熟和完善。不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那樣，社會經濟各個部門和領域都相對發達，并且互相之間協調性好，從而產生較強的城市綜合競爭力。

（4）通過分析比較，一些西部城市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方面明顯落后于特大型城市和東部沿海城市，特別是在一些重要的發展指標上存在著較大的缺陷和不足，從而導致其城市綜合競爭力也相對較弱。雖然總體上這些城市通過改革開放發展比較迅速，但某些指標反映出它們在發展過程中遭遇較大的困難。如重慶，1999年其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達到85．85％。重慶的第三產業這么發達嗎？經過分析我們發現，1999年重慶的GDP比1998年增加了50億元左右，但由于1999年重慶第一產業的增長出現負數，而第二產業增長緩慢，1999年僅增加了幾個億，因此重慶當年的GDP增長主要靠第三產業。這是一種無奈的第三產業的高貢獻率，其背后是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發展停滯。

（二）對城市綜合競爭力各分類指標比較的分析和評價

通過比較分析，城市綜合競爭力排序前茅的城市在一級和二級指標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

（1）總量指標方面的排序和分析評價

在總量指標的二級指標中，上海在經濟實力和政府實力方面排名第一，在金融實力方面排序第二，科技實力則排序第五。從三級指標來看，上海在GDP總量、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保險保費總額、財政收入方面名列第一，但在科技實力方面指標明顯不突出，如每10萬人專利申請數、擁有科技人員數均位居第五。

北京則在金融實力和科技實力方面排名第一，在經濟實力和政府實力方面排序第二。在三級指標方面，北京在國內投資率、居民儲蓄存款、研究與發展投入金額、技術市場成交額方面領先。

深圳在科技實力上排名第二，在經濟實力、金融實力和政府實力方面均排名第四。三級指標方面，深圳在人均GDP指標上領先，特別是在科技實力上，在專利申請數、擁有科技人員數、人均教育事業費支出方面遙遙領先。

廣州在經濟實力、金融實力、政府實力方面均排名第三，科技實力排名第四。在三級指標方面，廣州均處于3?4位名次，既不領先，也不落后，處于中上游水平。

其他城市在總量方面均不突出。在三級指標方面武漢和西安在每萬人在校大學生數方面排名分列第一、第二。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各城市間的總量水平差距很大，如上海的GDP總量是排名第二位北京的將近一倍，是排名最末的城市西安的6．57倍。

（2）質量指標方面的排序和分析評價

在質量指標的二級分類指標中，上海在城市服務設施方面排名第一，經濟效益排名第二，產業結構排序第三，發展水平排名第四，社會環境排序第六。從三級指標來看，上海在綜合生產率、供水、供電總量、平均預期壽命、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方面位居第一。同時，在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不斷提高、第二產業處于結構轉換、進入良性發展軌道的情況下，上海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在十城市中排序最低，這反映了上海城市經濟正從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加工型城市轉向科技、服務和貿易型城市。

但我們也看到，上海在新技術產品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投資效果系數、人均公共綠地、空氣質量等指標上排名靠后。

而深圳在產業結構、社會環境上排名第一，發展水平、城市服務設施排序第二，經濟效益排名第三。在三級指標方面，深圳在GDP十年平均增長率、科技成果數量、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交運、倉儲、郵電通訊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空氣質量指標方面領先，特別是在人均居住面積、人均公共綠地面積指標上非常突出。但深圳在第三產業發展、醫療衛生指標方面名次靠后。

廣州在社會環境、產業結構方面名列第二，在城市服務設施排名第三，經濟效益名列第五，發展水平排序第六、從具體指標分析，廣州在社會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千八醫護人員數方面名列第一，但在空氣質量指標上排序最低。

北京在發展水平和社會環境項目上排名第三，城市服務設施名列第四，產業結構排序第五，經濟效益位居第七。在三級指標方面，北京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每萬人擁有醫院床位數上排名第一。同時北京在供電總量、人均公共綠地面積、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等指標的得分也不錯。但在失業率、投資效果系數方面較差，而北京的GDP十年平均增長率指標更居末尾。

其他城市在質量方面比較突出的指標是：哈爾濱的失業率最低，空氣質量指標排名第二；武漢的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指標排序第一；蘇州的投資效果系數名列第一；西安在研究與發展投資資金占GDP比重上領先。

（3）流量指標方面的排序和分析評價

在流量指標的二級分類指標中，上海在資金流量上位居第一，信息流量名列第二，人口流量排序第三，實物流量排名第五。從三級指標來看。上海在股票市場交易額、國外對本地直接投資總額、國外對本地直接投資增長率、年貨物運輸量、年集裝箱運輸量、轉口貿易量等指標方面遙遙領先，但在年客運量指標上明顯落后，排序第九。

深圳在信息流量方面排名第一，實物流量和資金流量均名列第二，人口流量位居第四。在具體項目方面，深圳在人均郵電業務量上明顯領先，體現出深圳社會經濟的現代化水平，并在移動電話普及率、每百人擁有計算機數、進出口總額、股票市場交易額等方面位居前列，但國外對當地的直接投資總量還顯偏小。

廣州在實物流量方面高居第一，人口流量名列第二，資金流量排序第三，信息流量名列第五。廣州在流量指標方面比較突出的項目是；進出口總額、境外旅游者人數方面領先，在國外對當地的直接投資總額、國外投資增長率、年客運量、年集裝箱量、移動電話普及率指標方面也位居前列。

北京在人口流量方面排序第一，實物流量名列第三，信息流量上排名第四，資金流量方面居于第八。北京突出的指標是：進出口貿易總額、國內旅游、國際旅游收入、住宅電話普及率方面超前；但國外對本地直接投資增長率方面明顯下滑，回落幅度較大，這一僅重較大的指標落后使得北京在資金流量方面名次靠后。

其他城市突出的指標表現如下：重慶在年客運量方面大大領先，超過第二名廣州一倍多，這也反映出重慶作為人口大都市的特點；同時重慶在圖書出版量指標上也明顯領先。蘇州的經濟外向度也比較高，其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指標排序第二。

另一個重要的現象是，郵電業務總量和進出口總額指標明顯表現出城市的發達程度。在人均郵電業務量指標方面，深圳、廣州、上海、北京位居前四位，而重慶、西安這些西部城市排名最后，它們之間的差距相當大，深圳的人均郵電業務量將近重慶的61倍。在進出口總額方面，北京、廣州、深圳、上海分列前四位，而重慶、西安位居末尾，北京的進出口總額是重慶的57倍多，是西安的40倍多。

五、對上海城市綜合競爭力的分析評價及對策建議

（一）對上海綜合競爭力的分析

（1）通過比較，上海在十個比較城市中以176．01分名列綜合競爭力排序第一。但從分數情況看；基本上與深圳的175．26分不相上下，僅比其高出0．75分，與北京相比也距離不大。從二級指標分析，上海的總量和流量指標排名第二，質量指標排名第三，而深圳質量指標排名第一，高出上海31.59分，流量指標位居第二，總量指標排序第三。深圳只是由于在總量指標上落后上海47．33分，在綜合競爭力總體排序中排名第二。上海應該看到各城市的發展速度和能量，要有強烈的危機感。

（2）由于加大了產業結構和轉換經濟增長方式，上海在經濟效益、產業結構的相關指標方面得分較高，進步明顯。同時上海在城市服務設施、實物流量、信息化程度等指標方面也比較領先，這些因素將進一步擴張上海的綜合競爭力優勢。

（3）上海經濟目前在總量上比較強，但應該看到在質量方面存在著不足，特別是在科技實力（專利申請數、擁有科技人員數等）方面。深圳的每10萬人專利申請數是上海的2倍多，每萬人擁有科技人員數也是上海的2倍多。而上海在每萬人擁有科技人員數方面近年來逐步下降。同時上海在社會環境方面（主要是人均公共綠地面積、人均居住面積、空氣質量等指標）也有差距。

（4）通過總體分析，對上海在國內的城市綜合競爭力水平的評價是：總量方面：經濟基礎扎實，總體實力強勁；質量方面：效益水平較高，科技實力相對不足；流量方面；資金融通領先，集散功能增強。也即總量強勁、質量不錯、流量擴張。

（二）提高上海綜合競爭力的對策建議

（1）努力提高總量實力。

總量實力是上海綜合競爭力優勢的重要因素，也是上海發揮集聚和擴散功能的支撐點。因此，必須牢牢遵循發展這一硬道理，力保上海經濟發展有一個長期的較快增長速度，進一步提升上海經濟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和綜合競爭力。

（2）加快提高質量水平。

質量是上海綜合競爭力不斷提高的關鍵因素，也是上海經濟發展過程中目前所存在的主要不足。具體分析，上海在硬質量方面還是不錯的，加綜合生產率水平。但上海在軟質量方面，如科技創新能力、科技人員數量、社會環境等方面有缺陷。因此，首先必須大大加強上海的科技實力，具體措施是加快吸引國內外各類科技人員；推動科研機構和高校科研力量加快向經濟發展主戰場的轉移；進一步制度創新，提高全社會的科技創新意識，營造促進各類科技創新的激勵環境。同時，進一步努力改善上海的社會環境指標。

（3）進一步提高流量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