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倫理學的中心范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醫學倫理學的中心范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較早提出“大語文觀”概念并以此涉及語文教學整體改革方案的張孝純認為中學語文課必須沖破當前“狹的籠”，而走向“大語文教育”的廣闊天地。“大語文教育”認為，語文來源于生活，與生活是源頭與活水的關系。美國教育家華特提出語文學習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

語文學習完整的結構由3個部分組成：

（1）語文課堂教學；

（2）第二語文教學渠道；

（3）語文學習環境。

課堂教學是主體，第二語文教學渠道和語文學習環境是“兩翼”。尤其是在后示性時代，學生在信息的獲取上絲毫不滯后于教師，甚至多于教師，以往教師在信息占有上的優勢地位逐漸被削弱了。如果語文教學仍然秉承“以課堂為中心，以教材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的舊教育觀念，只會與當今變化迅猛的信息時代格格不入?！按笳Z文教育”要落到實處，就要沖破“三中心”的舊教育觀念的牢籠，要以課堂為基地，并延伸至廣闊的社會生活、家庭生活中。因此，“大語文教育”觀具體化到操作層面，即為“大教材觀”、“大課堂觀”、“大教法觀”。

2受大語文教育啟發對醫學倫理學教學的思考

醫學倫理學教學的目標是喚起醫學生敬畏生命的理念，塑造和完善學生的道德人格、醫德素質和職業價值觀、豐富的醫學倫理知識、良好的醫學倫理意識和較強的醫學倫理思維能力。與傳授知識相比，醫學倫理學教育更注重信念的培養，而信念的培養是道德主體經由他律到自律、內化為主體生命一部分的過程，這就決定了達到教學目標的教學手段的開放性。這與重在培養學生情感、信念等的語文學科在教學目標上具有相似性。受“大語文教育”的啟發，筆者試圖從大教材觀、大課堂觀、大教法觀出發，為醫學倫理學教學提出建議。

2.1大教材觀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既要研究醫學倫理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規范和范疇體系，又要研究在醫療衛生機構應用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如醫患關系問題、醫療衛生資源分配問題等，還包括醫學科學所特有的道德問題，如人體試驗、器官移植、克隆等。因此，內容涉及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醫學倫理學教學僅僅局限于教材是不夠的，不能滿足學生日益增長的求知欲，不能有效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能力。醫學倫理學研究內容的開放性決定了要以一切適合的素材作為教材，包括課本、報刊雜志、新聞媒體的相關熱點、相關的影視作品及醫學人文著作、臨床案例等，其根本特點是課堂教學的目的不是把教材的學習當成唯一的學習任務，而是把能力的提升、知識的積累、素養的積淀作為教學的目的。例如，大多數教材對知情同意權的論述主要為知情同意權的概念及理論上如何應用，缺乏與現實應用對接的橋梁，也不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因此，在介紹患者知情同意權這一應用性較強的內容時，要應用一切有價值的素材，包括通過教材以了解其理論應用、相關的學術論文以了解學術前沿及動態、影視資料如《死亡工廠》以明白知情同意權的起源、醫學臨床領域出現的一些典型案例，以使學生更直觀生動地了解其臨床應用。在介紹其他內容時，同樣需要將一切與之相關且有價值的素材引入課堂，一方面使學生掌握相關內容的全方位的理論介紹；另一方面由于理論與實踐往往有差距，進而通過多種素材的結合生動地呈現其在現實中的應用，以提升醫學倫理學的教學實效性。

2.2大課堂觀大課堂觀就是打破傳統的有限課堂的時空觀念，立足課堂并超越課堂進行學習。通過上述對醫學倫理學教學目標的介紹可以看出，與醫學專業課相比，醫學倫理學的教學目標更多的是培養醫學生理念、素質、價值觀、情感等更為柔性的素質，這些素質的提升需要的不僅是理論知識及實踐技能的傳授，更需要的是循序漸進、潤物無聲般的人文氛圍的熏陶。如果只是局限在一個學期固定的教學時數中，遠遠達不到教學目標。因此，在教學安排上，不能只以課堂為醫學生唯一接受醫學倫理素養培育的基地，而應當貫穿于醫學生整個學習階段。筆者認為可分三個階段進行：

（1）醫學生在基礎學習階段：以講座形式進行啟蒙教育，內容主要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國醫學生誓詞、對生命的敬畏、對生與死意義的求索等思想教育，以端正學醫的動機和學習目的；

（2）醫學生進入臨床學習階段：開展理論教育及實踐教育，即多種教學方法并用進行醫學倫理學的醫德、臨床決策能力、生命高新技術應用出現的倫理問題等內容的教育，并進行專題討論；

（3）醫學生進入臨床見實習階段：加強實踐教育，以床邊教學、案例分析、調查討論等形式，提升醫學生的臨床決策能力，使醫學倫理學的理論、規范在學生動手親身實踐過程中內化為其生命過程的一部分。

2.3大教法觀教學有法，但無定法。大教法觀是打破固定的教學模式，改變課堂的程式結構，倡導學生自主學習，鼓勵教師個性化教學。按照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內因（自我教育、內心陶冶）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外部約束）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外部教育和約束歸根到底要通過學生自我教育才能產生教育意義。道德準則只有被學生自己去追求、獲得和親身體驗的時候，只有當它們變成學生獨立的個人信念的時候，才能成為學生的精神財富。醫學倫理學教學要運用一切能提升醫學倫理學理論與實踐教學效果的教學方法。理論教學如CBL教學法、PBL教學法、敘事教學法、故事引入法、模擬講座法、專題論辯法等，減少說教式的灌輸，以增強學生對醫學倫理學課程的興趣，從而促使醫學生在社會交往與實踐中進行自我倫理教育；實踐教學方面要引導學生走向社會，走進大課堂，創設更多接觸患者及醫療工作的機會，讓學生帶著問題，有目的地開展各類專項調查。調查可以是座談式、訪問式、問卷式等，讓學生深入到醫療實踐中去，與醫務人員、患者和社會人群直接打交道，根據調查目的搜集第一手資料，掌握實際情況。目前國家級、省級、校級鼓勵大學生參與到創新及科研的課題中。醫學倫理學方面的選題可以共同討論，在指導教師的引導下鼓勵學生分組調研，將調研結果匯總整理并分析，寫出調研報告，盡可能使每個學生都感受并了解到醫療領域的問題所在。我校思政部每學期組織1～2次實踐教學活動，教學活動的基地選擇一般會傾向于紅色革命基地、基層醫療、基層教育等。醫學倫理學的教學實踐也可以借助這個平臺，使學生將抽象的理論具體化、形象化。此外，還可以開展暑期“三下鄉”活動、義務支醫活動等，使學生通過親身感觸，加深對教材內容的理解，運用醫學倫理學的原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以提升其社會實踐能力，使醫學倫理學的教學目標得以實現。

3小結

篇(2)

[關鍵詞]生命倫理學；中國難題；現代醫療技術

[中圖分類號]B8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511X（2012）02-0005-06

一、問題的提出

生命倫理學的誕生和發展，與現代醫療技術的高速發展及其不斷展現的復雜而多變的“醫療實踐”領域及其急速變革有關。進入20世紀以來，現代醫療技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現出日益尖銳的生命倫理難題，它們在不斷地“書寫”人類依靠技術治療疾病、增進健康、強化生命的各種“傳奇”的同時，也對人類的倫理規范和法律制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醫療-技術”現象（或者“技術-醫療”現象）的醫學進步和生命倫理實踐，正在不斷地將遺傳學、神經科學（腦科學）、干細胞技術、基因技術和計算機輔助技術（例如影像技術）等現代科學技術，帶人醫療實踐；而與此同時，幾乎每一項由現代科技進步帶來的醫學進步，都對舊有的生命倫理學理論與實踐以及與之相關的醫事法學帶來咄咄逼人的挑戰。生命倫理學面臨如許眾多的質詢，例如：如果我們相信技術進步能夠帶來醫學進步（這一點我們堅持一種樸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種道德的進步以及法律的進步？該問題使得現代醫療技術所開啟的醫療技術行為，儼然成了從生命倫理學視野上影響現代技術挑戰倫理及法律問題的“爆發地”！而每一次技術對倫理或法律的挑戰（如器官移植技術、克隆技術、基因診斷技術、以神經科學為基礎的腦服務技術等），都迫使科學家、醫生、法學家、社會學者、政府、媒體和公眾必須動員起來尋找應對的良方。各種各樣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仍然如揮之不去的魅影，與現代醫療技術及其醫療實踐如影隨形。

于總體上看，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以現代醫療技術為例，主要集結于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難題以及法律難題。從邏輯上看，它大致包括倫理難題、法律難題以及倫理一法律難題三個方面。

其一，倫理難題。即使法律支持該技術，我們在倫理上仍然面臨無法解決的難題，存在著諸“理”之沖突而每一種“理”都有理的情況。倫理難題的典型形式有三種：（1）倫理與倫理之間的沖突。即有兩種倫理，一種是從個體自由出發的倫理（它主要關涉權利問題），一種是從總體責任出發的倫理（它以義務為首要原則），這兩種倫理在特定的醫療技術境遇中，存在相互沖突的情況。（2）一種倫理體系的內部存在著的道德與道德之間的沖突。即醫療行為主體之間（醫生與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張上的分殊和相互沖突的情況，從而在醫生的權利與病人的權利之間產生尖銳的道德沖突。（3）在一種集團倫理或組織倫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著倫理與道德之間的沖突。比如醫院組織對個體有普遍性的倫理約束，而個體的道德原則又可能存在著與組織的倫理規約相沖突的情況，于是在特定的醫療技術行為中，出現了“道德的個人和不道德的組織”這樣的倫理一道德悖論。

其二，法律難題。廣義的法律難題必定是從倫理難題而來，然而在生命倫理學中存在著一類相對狹義的法律難題，它將倫理的討論存而不論，在尋求一種“倫理中立”的法律解釋和立法實踐的過程中遇到了支持與反對都有法律依據的情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法律解釋的難題，如兩種解釋都可能是正確的，但它們彼此相互沖突；一是立法依據的難題，在是否立法（比如針對安樂死或醫自殺的藥物和技術的應用問題）以及如何立法等問題上皆存在著相互抵牾的主張，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圓其說。

其三，倫理一法律難題。倫理一法律難題或者主要地由倫理難題而來，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難題而來，它是內含著倫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關聯問題上呈現的難題。代表性的倫理一法律難題有兩大類：（1）現有倫理上的析理無法為法律上的適用提供依據，而現有法律規范或解釋又無法體現倫理的價值、原則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現了倫理失靈和法律失靈的情況；（2）又或者，倫理上的支持和反對都符合法律解釋原則，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對都有強有力的倫理上的支持。倫理分析、道德論爭和推理是法律問題之求解的基礎，許多法律難題的產生乃由于倫理難題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樣，法律的解決方案往往又作為權宜之計不能真正地為倫理難題找到出路。

二、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與問題癥候

近十年來，伴隨著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誕生以及人類胚胎干細胞被成功地分離（1998年），以及人類基因組圖譜的繪制成功等一個又一個的技術進步及其在醫療實踐中的運用，生命倫理學愈來愈聚焦于現代醫療技術及其醫療技術實踐所展現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以及倫理一法律難題。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亦受到醫療技術最新進展的影響：（1）在漢語語境下，現代醫療技術對倫理與法律的挑戰，成為亟需從文化、社會、宗教、倫理、法律等人文價值世界領域進行治理的難題；（2）而一些似乎已經被解決的問題（如腦生或腦死的問題）又重新成為新的倫理一法律難題；（3）由于現代醫療技術及其臨床研究和應用，前所未有地關涉到相關主體的權利、責任、義務和相關制度的公正問題，以及前所未有地標示出技術本身存在的大量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它必須獲得倫理與法律的支持，且極大地依賴于倫理難題或法律問題的治理或解決。在復雜的國際背景下，各國政府被迫對現代醫療技術的倫理與法律挑戰作出回應，即從倫理治理與法律對策兩個方面籌劃或者設計一種有利環境，既促進現代醫療技術（尤其是高新生物醫學技術）的發展，又盡量避免社會被高新技術所侵害。這使得生命倫理學的研究于總體上愈來愈面向“應用”，且愈來愈介入具體的社會決策或社會行動。例如：針對干細胞轉化醫學等高新生命技術的醫療實踐及其產生的生命倫理難題，英國于2005年通過英國經濟和社會研究理事會啟動了“社會科學干細胞行動”，鼓勵人文學者、倫理學家、法學家等介入這一領域；歐盟的BIO-NET項目，旨在希望中歐合作研究生物醫學技術中的倫理治理問題。

中國衛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臺了《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辦法》。這個文件可以視做我國從政策層面應對現代醫療技術帶來的各種問題（尤其是倫理問題與法律問題）的官方文件，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對我國醫療領域的技術創新和醫療抉擇有指導性的作用。然而，這個“管理辦法”并不是我們解決現代醫療技術的倫理與法律問題的“靈丹妙藥”，由于遇到的問題有些是非常棘手的倫理難題或法律難題，它甚至無法給出具體的實施細則。因此，中國生命倫理學亟需完成一種“語境梳理”，即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從更廣泛深入的實踐探索中，以及更多維交叉的跨學科視野的關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與科學家或醫療領域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對話研究中，進一步探討我國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治理和法律對策。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現代醫療技術在中國醫療實踐領域的研發、傳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倫理與法律問題之外，也正在形成“醫療技術的中國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現代醫療技術的發明、應用及其對社會整體的影響，對中國人的傳統哲學觀、價值觀、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沖擊，讓中國人產生越來越大的“隔離”感；第二，各種高新生命技術的研發和使用，也正在影響著人們的具體生活，比如，醫療上的器官移植技術、基因診斷技術、試管嬰兒技術，等等，這些技術的使用也正在考驗中國人的倫理意愿，改變中國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時也對現有的法律解釋提出了挑戰；第三，由于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社會文化形態和生活思維方式，與主要是在西方文化傳統上建構起來的現代性醫療技術體系存在一定的差異，一些在西方語境中可以發揮作用的倫理或法律規范有可能在中國社會失效，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生命倫理學難題”。

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一般而言，源于現代社會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產生的與權利、義務、責任和公正有關的倫理及法律問題的廣泛而深刻的關注與激烈的論辯；特別地說，源自醫療技術在挑戰倫理及法律的過程中，對中國醫療民生和中國醫療技術進步帶來的重大影響。

從學說史的角度或者學術語境看，中國大陸學者對生命倫理的中國難題的研究和關注，是與生命倫理學這門新興交叉學科在中國大陸的產生、發展和不斷成長的歷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認為，大陸生命倫理學開始于1979年，以美國肯尼迪研究所的學者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為事件的標記。同年12月全國醫學哲學的會議在廣州召開，會上著名的生命倫理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邱仁宗研究員介紹了英語國家有關輔助生殖技術，腦死亡和安樂死及其他生命倫理學問題的爭議。1980年，《醫學與哲學》雜志創刊，邱仁宗研究員的開篇論文為“死亡和安樂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倫理學》一書，成為將美國和西方生命倫理學介紹到中國的開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國醫學倫理學》創刊。1988年7月全國“安樂死倫理、法律、社會問題”研討會召開，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倫理，法律，社會問題全國會議”召開。上述兩本雜志的出版，兩個會議的討論，標志著大陸生命倫理學的正式開始。從1997年至今，大陸生命倫理學進入了“體制化”和“法規化”的新階段。更多的機構審查委員會（IRB）或醫學倫理委員會建立了起來，生命倫理學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訂符合生命倫理的政策和法規上。同時，也有許多學者試圖從中西方文化的傳統資源中尋找生命倫理學中國化的啟示，有所謂“儒家生命倫理學”、“道家生命倫理學”、“基督教生命倫理學”等學術探索和有益嘗試。

然而，客觀地分析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有兩大問題癥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對話”；二是不夠“關心”。前者突出地表現為，倫理學家、法學家和科學家往往各自以一種自說白話的“自信”來應對或解決難題，但并未真實地面對問題；后者突出地表現為，中國生命倫理學熱心于追蹤生命倫理前沿問題，對中國生命倫理的問題現狀缺乏調查研究的熱忱或者不夠“關心”，對中國醫療民生難題缺少足夠的關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國本土并面向中國問題。因此，在現代醫療技術對生命倫理及法律帶來的嚴峻挑戰中，中國生命倫理學面臨的更為緊迫而重大的難題是：如何在強調“對話實踐”和關注“中國問題”的基礎上，面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及法律難題，分析我們進行醫療抉擇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國生命倫理面臨的困境和體系構建的路徑，并給出相關問題的國情調研或國情對策。這意味著，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亟需完成兩大語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倫理學作為“對話的倫理學”的理念的確立?！皩υ挕崩砟畹暮诵?，是生命倫理學在跨學科的條件下，真實地面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及法律問題，推進倫理學家、法學家、科學家、醫生、政府主管部門以及公眾進入深層次對話與商談的學術旨趣或良知抉擇。因為，無法對話的、或者只是尋求獨自的生命倫理學，習慣了將現有的道德理論或權利理論（如道義論、后果論和四項原則或者附加原則）應用到現代醫療技術的倫理及法律問題的分析或解決上，往往使得倫理學家和法學家無法真正地溝通或理解，他們與科學家或醫療（衛生）政策的制訂者，亦存在著不利于對話或商談的知識“偏好”或學科“阻隔”，這不利于相關難題的梳理與解決。生命倫理學中國難題要完成語境梳理，首先必須作為融合或打通“人文價值世界”和“醫療技術世界”的對話實踐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討某些備選原則的應用問題，（當然這些原則的討論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圖在推進對話或商談實踐上有所作為，并在肅清問題或治理難題的基礎上探討我們如何應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法律難題。

其二是生命倫理學的中國理念的確立和中國問題的應對。生命倫理學是在以問題或難題為取向的研究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在兩個視野上展開相關難題的分析與治理：一是與醫療民生相關；一是與醫療技術的最新進步相關。中國理念和中國問題，無疑是我國生命倫理學應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與法律難題的基本立足點。它在現代醫療技術之總體進展中，確定了面向中國醫療民生難題和中國技術進步難題的價值旨歸。因此，盡可能多地關注中國的醫療民生，以及盡可能多地針對中國問題的現狀進行調查研究，是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及構建方向

一般意義上的生命倫理學是與生命科學和醫療技術相關聯的應用倫理學。然而，在當代漢語語境或者在生命倫理學面臨的中國難題的意義上，我們可以思考生命倫理學作為一種新型倫理形態（Ethictopology）的意義。一方面，中國語境將從一種倫理觀的意義上揭示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作為涵蓋生命科學、醫學、倫理學、法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的生態文化系統的本質，及其對重整人類性或民族性的倫理生活形態的醫療實踐運動的重要價值；另一方面，中國生命倫理的“形態”理念，將從總體上回應現代醫療技術在醫療實踐中帶來的世界性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實現一種立足于中國倫理現實和法律實踐對現代醫療技術進入倫理和法律的路徑辨識或探索，建構中國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體系，從原則和理論、問題和難題、政策和實踐三大向度建構倫理體系和法律解釋框架。從這一意義上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路徑，首先依賴于我們如何回到中國生命倫理的“道德鄉土”，以一種科學的調查研究的審慎性、精確性和實證性，捕捉中國生命倫理的問題境域及其客觀現實。我們過去關于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關注抽象的理論思辨而缺乏現實關懷，或者著眼于具體境遇中的具體因素而缺乏整體架構，缺乏對相關主體或利害相關人的主觀倫理意愿的調查研究；而實際上，回歸中國語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當代中國人對醫療技術問題的倫理意愿為核心進行的實證調查，這是一項為生命倫理的中國形態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礎上，突破過去按照技術分類體系展開、以具體問題為直接對象、即時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構一個將具體技術活動形態和歷史背景、價值觀念、道德意見、生活境遇、實踐者意愿、社會責任、法律規范以及未來發展訴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進而，通過理論和實踐研究，在綜合醫療科技行為帶來的醫療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基礎上，為中國未來醫療衛生事業和醫療技術的發展，有針對性地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在重大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的治理和應對，以及道德文化建設、社會制度建設、立法與法治化建設，和未來發展總體戰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對策建議、理論論證和國情分析。

基于對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的一種理論預設和學術期待，我們多少能夠展望一下中國語境下的生命倫理學在其形態構建上亟待完善并著力建構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觀視野上的突破。生命倫理學是一個包含了生物學、醫學、社會學、法學和倫理學等諸多學科，高度交叉與綜合的創新性研究系統，是以倫理學為主軸貫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三大領域，圍繞“現代醫療技術”、“生命的診治或加強”、“社會、法律、文化”三大關鍵論題展開的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綜合型論題。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必須厘清這三大概念的區別、聯系及其各自的問題范圍。因此，宏觀視野的研究，主要是運用倫理學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學反思的方法，從多學科交叉融合的視野上基于對倫理難題與法律難題的領域界劃或治理機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現代醫療技術作為一種現代性的醫療一技術現象在醫療實踐中帶來的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倫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規范”的論證、辯護、反思和批判的意義上為法律的應用或立法實踐提供應然性之評判、正當性之理據和善的目標參照，它在“活的好”與“做的好”兩個方面關涉權利、義務和責任問題，并將之融合到道德論辯和法理依據的分析之中，為法律問題的解決，特別是立法實踐提供原理支持、原則辯護和價值引導；法律則是通過強制性的規范體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針對具體問題的司法解釋，體現倫理的價值、原理、原則和規范，它在強制性規范或判例的“適用”層面，以不容爭辯的形式關涉權利、義務和責任，面向行為或應用層面解決有關難題。而“現代醫療技術”作為人的“醫療技術行為”，將醫療技術變革與生命倫理突破以一種亙古未見的方式相互緊密關聯起來了，它凸顯了技術干預所進入的“從生到死”的生命之過程，以及“從身體到心靈”的生命之體系，從而在實踐上給醫療抉擇帶來了各種各樣棘手的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這一研究進路，并不僅僅是為了描述或者討論在技術發展、運用的具體過程中產生的具體的倫理和法律難題，而是將“現代醫療技術”視為一個動態演進的現代技術變革與人類醫療實踐相互融合的過程的基礎上，揭示技術活動與人類倫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間的本質關聯，并在此基礎上去審視由于現代醫療技術所引發的一般社會問題、生命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的產生根源、呈現形式和治理機制，為從理論上解決這些問題奠定邏輯和概念基礎。

第二，中國生命倫理狀況及法律問題的調查。生命倫理學的研究，在其本質上是對人類生存實踐活動的直接關照，因此，通過社會學的實證研究來發現當代中國醫療技術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是理論研究和對策研究的必要基礎和基本前提。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及其構建路徑，其真實的開端處或起點處，乃在于我們運用社會學調查方法，比如通過文獻研究、深度訪談、問卷被試和現場考察等諸多路徑，獲取中國本土面臨的醫療科技的倫理及法律問題的數據庫和典型案例，以為進一步的綜合研究提供調查分析之依據。比如說，我們可以根據現代醫療技術中人與人之間或者人與物（或者以技術為中介）之間的權利、義務、責任和公正四大主題，設定相關問卷，對其中產生的生命倫理及其法律問題進行社會倫理狀況的調查，獲得中國本土（通過多群體分類調查）看待現代醫療技術及其應用的主觀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數據和案例。這將使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變得清晰、明確、有力，從而使得生命倫理學的語境梳理真正向中國的現狀和國情靠攏，找出中國問題的特殊難題。以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和法律的中國難題為例，可能有三種具體表現形式：普遍性問題，普遍性問題在中國語境中的特殊表現，以及發源于中國現實的特殊問題。我們如何對這些問題進行區分并加以科學的描述，清理出造成這些區別的中國歷史文化和現代社會生活條件，準確把握當代中國人的倫理、法律和醫療生活的真實狀況，以及我們如何認識、理解和應對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蘊含的生活體驗和倫理意愿，決定了我們的生命倫理學研究開啟或者梳理中國語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學術品質。

第三，重大應用難題和前沿問題研究。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關涉諸多復雜艱巨的問題域或問題系列。在現代醫療技術的范例中，核心的問題軸線是以“生命倫理”為基點或主軸，通過倫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圖辨析或澄清醫療技術行為中面臨的權利、義務、責任和公正等方面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因此，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除了要在宏觀理念研究的推進策略上根據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倫理一法律難題的問題軸線展開，還必須面對具體的重大應用難題和前沿問題，強調從“倫理觀念變革”的意義上理解現代醫療技術以及在倫理一法律難題的具體問題境遇中展開道德辯護、倫理分析和法律分析。這表明，我們在問題域和研究對象的劃分上，要通過綜合醫療技術行為對生命過程或生命體系的干預，以及醫療技術發展演進的邏輯線索，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生命倫理的語境進行梳理。比如說，我們可以從兩大軸線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應用難題或前沿問題：（1）在技術演進或變革的歷史軸線上，梳理出“常規治療技術”、“高新生命技術”和“涉及人類發展性需求的醫療技術”三大類；（2）在技術與人（醫療主體）相關的空間軸線上，梳理出與身體相關、與神經或心靈相關、與遺傳和世代相關三大類。由此，形成了一個由“時空交織”的問題網絡，并系統探討其內在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的立體性的應用難題和前沿問題。現代醫療技術對人的生與死、身與心、遺傳與世代等至為根本的生命之過程和生命之體系進行操作、干預或控制，對現有的（包括傳統的）倫理觀與法律規范體系帶來了重大挑戰和沖擊。

四、生命倫理的道德前景與研究路徑

當代生命倫理學是一個涵蓋了生命科學技術、倫理學、哲學、法學、社會學和社會實踐活動的生命文化運動，生命倫理學及其原則（四原則）的討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在半個多世紀的探索中，國際生命倫理學的研究不斷地在道德論辯和法律解釋兩個維度對有“喬治頓咒語”（尊重、行善、無害和公平）之稱的規范體系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和質疑，生命倫理學的眾多研究成果都試圖對原則進行重新審查或補充。因此，以生命倫理為主軸，將道德理由（辯護和論辯）和法律依據的探討作為生命倫理體系的兩翼，突破現有的生命倫理學的進路，是生命倫理學面向中國問題或中國語境進行醫療抉擇和問題治理的必然選擇。中國生命倫理的道德前景，有賴于這種理論與實踐之良性互動的生命倫理運動之勃興，以及我國生命倫理學理論研究在進入或梳理自身語境時貫通宏觀與微觀、理論與實證、哲學論辯與難題治理等區隔或阻滯所具備的實踐智慧。

從這一意義上看，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擇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當代中國醫療技術實踐中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構成的，它本身預設或者預期了一個與中國醫療民生和醫療技術實踐密切關聯的生命文化運動（或生命倫理運動）的可能。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的展開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從一種倫理形態的意義為中國生命倫理的道德前景指引著方向。它強調以中國生命倫理的理念，回應以生命科學技術和神經科學為主體的現代醫療技術在醫療實踐中帶來的世界性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強調在綜合醫療科技行為帶來的醫療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基礎上，建構中國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體系。這意味著，一種著眼于生命倫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倫理學研究，必須格外重視其對中國未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之民生價值內涵的關注，所以既包括對實踐問題進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對具體問題進行理論分析、論證和理論指導，以及在社會政策、制度和國家法治建設方面的指導策略，和面對具體實踐問題時所應采取的倫理和法律技術策略。因此，這是一個涵蓋了基本理念、理論邏輯、政策和制度設計、法律規范體系和具體行動技術策略，并以促進和改善中國未來生命科學技術體系、醫療衛生事業和社會和諧發展為最終目標的系統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中國生命倫理學在研究路徑方面面臨三大轉型：

其一，以“對話”和“商談”的研究方法，推進生命倫理學的跨學科研究。我們在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的應對方略上倡導一種“對話”和“商談”的倫理學，用意乃在于：力圖使得“以問題為取向”的生命倫理學在一種跨學科對話和跨文化商談中，打破學科壁壘，打通人文價值世界和醫療技術世界的阻隔，以“對話倫理學”的交叉融合的視角，進行難題分析、現狀調查、問題治理，并提供指導醫療抉擇的對策建議，從而進一步推進生命倫理學的跨學科研究。我們知道，對當代生命倫理學而言，現代醫療技術所產生的生命倫理和法律問題，已不再是單個學科的事情，而是一個關涉多個學科的集群性問題，沒有多學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們無法真正回應這些重大的現實問題以及由之產生的諸種理論問題甚至文化問題。在強調多學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時，運用對話和商談的研究方法，力圖打破原有的學科界限，在眾多相關交叉研究視域中（比如醫學倫理、醫學社會學、醫事法學、倫理社會學、法倫理等）進行問題分析和理論探析，這不但能改變以前各學科各自為伍、單兵作戰的“獨白敘事”的狀況，促進學科交叉與融合，還能形成以問題為中心的多學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種跨學科的研究進路。

其二，以對“問題”或“難題”的充分關注，推進生命倫理學的跨文化研究。生命倫理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被界定為：運用種種倫理學方法，在跨學科的條件下，對生命科學和醫療保健的倫理學維度，包括道德見解、決定、行動、政策，進行系統研究的學問。以問題為取向的研究路徑，在生命倫理學和醫事法學的研究進展中，在根本上顛覆原有的關于理論與實踐、思想與世界的關系的傳統認識，它使得生命倫理學總是在一種倫理突破的意義上，著意去介入、去發現或者重建一種生機勃勃的倫理生活及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學和法學的應用研究，既是世界倫理學形態整體變革之大潮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創建新的、順應世界潮流而又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倫理文化運動的一個具體實踐環節。雖然今天的生命倫理學理念主要是發端于西方文化傳統之中，但由于生命倫理學問題往往對任何文化來說都是難題，生命倫理事件的全人類性和前沿性使得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都不能獨善其身，也無法僅僅在自己的話語體系中提供一個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解決方案，故而取消了任何一種特殊文化的話語霸權。因此，以問題或難題為取向的生命倫理學研究，最有希望提供一個跨文化的倫理視野和論辯平臺，使不同觀點可以在生命倫理實踐中更平等、更自由、更深刻地進行對話交流，在屬于全人類的范疇內進行廣泛的合作；在這些事件的啟發下重新審視我們的整個道德體系，判斷、描述并引導我們未來生活的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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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院管理者；醫院管理倫理；關注方式；意義

在醫院管理活動中，管理倫理是管理道德的一門重要學科，其包括了醫院與服務對象之間、醫院組織與職工人員之間、職工相互之間以及各種社會組織與醫院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囊括了醫院管理工作中所有的道德發展規律及其現象[1]。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醫院管理活動與工作也需不斷進行改革。就醫院的發展性質而言其與他一般企業追求利潤的發展相比存在很大的差異，即醫院必須堅守道德倫理，且必須具有人道主義精神[2]。由于醫學模式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使得醫學倫理從以往的醫患倫理逐漸向更大的領域滲透，即向醫院管理倫理以及衛生政策倫理等方面滲透，因而只有有機結合醫院管理與醫學倫理，才能促使醫院獲得更多的發展和進步[3]。因此本文對醫院管理者關注醫院管理倫理的方式及意義進行了研究和分析，具體內容如下。

1醫院管理者關注醫院管理倫理的意義

醫院管理活動是根據各項工作的客觀規律和條件，通過計劃、組織、協調以及指揮醫院內的各個相關要素，從而確保順利完成各項工作的過程。而在該項活動中，決定目標實現的關鍵性因素為具有思想的人，且技術發展水平越高，人的作用也越發重要。而醫院管理者作為醫院管理倫理的核心對象，其與醫院管理內部的各個相關要素均存在一定的關系，且在對管理過程進行研究時，需對各相關要素，尤其是與醫院有關的道德關系及其人際關系進行重點研究。另外在實施醫院管理倫理的過程中，可以引申有關的原則、規范以及范疇等具體管理要求隨著醫院現代化的發展，醫院管理不僅涉及面較廣，管理內容復雜，且其還是教會各種倫理關系的重要場所?，F如今，醫院管理者在對醫院進行管理的過程中，需要樹立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的理念，要以患者為服務的中心，同時針對患者對健康權的需求最大限度的進行滿足。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醫院還需堅持社會效益優先，醫療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則。在醫院管理領域中，醫院管理倫理直觀反映了社會關系，其不僅是醫院管理過程中，由管理者提煉以及概括的行準則，而且還是醫院管理在特殊社會經濟條件高度統一的主觀認識以及客觀要求。通過傳統、習慣等方式，醫院必備的規范、規章以及規定等獲得了良好的固定，而由醫院管理者通過概括、總結、升華后，這些固定的內容就逐漸形成了醫院管理倫理，從而逐漸發展成為了醫院調整內部道德關系的重要準則。而醫院管理者以及現代化的醫院，只有通過正視管理倫理與醫院管理之間的關系，才能確定醫院管理倫理的原則以及醫院管理工作的出發點[5-7]。針對現代醫院而言，醫院管理倫理的作用和意義主要體現為：（1）醫院各項管理工作中，醫院管理倫理是重要基礎，是醫院以患者為服務中心，堅持為患者服務，對患者健康權的合理需求進行最大限度的滿足，并在市場經濟以及社會主義背景下，遵循醫療機構合理、公正、公平以及優先社會主義原則，確保醫院工作方向正確的關鍵。（2）醫院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過程中，醫院管理倫理使其重要的保障。而醫院管理倫理認為，將醫院醫務人員工作的創造性以及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是現代化醫院發展以及改革的應立足的基本點，這樣既能有效的提升醫院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醫療衛生服務的水平，同時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維持廣大民眾的健康。在開發衛生資源、制定改革政策、實施步驟、頒布發展戰略、增減醫療衛生服務項目、調整經濟政策以及經濟利益之前，醫院管理者需通過醫學倫理學進行判斷，即所采取的措施與醫院管理倫理是否相悖。（3）在提升醫院管理效率方面，醫院管理倫理具有積極作用。醫院管理倫理的規范、原則等，決定了醫院管理人員行為準則的確立，而管理人員通過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約束，則能促使管理者們通過高效的管理以及自身品格修養等，將醫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以及主動性充分調動起來，從而確保了管理工作能夠達到更高的效率。另外醫院管理環境的和諧發展也離不開醫院管理倫理的作用，其既適應了社會經濟以及現代醫院發展的需要，同時也適應了社會倫理，因此醫院管理倫理在醫院良好形象的塑造以及和諧管理環境的營造上發揮出了不可或缺的作用[8-10]。

2醫院管理者關注醫院管理倫理的方式

2.1強化培訓考核制度

醫院管理者在對醫院管理倫理進行建設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對醫院內部所有員工加強倫理教育，而管理者是首要的倫理教育對象。通常而言，醫院管理倫理的先進性，能夠充分為醫院的改革做好相應準備，其既能對不合時宜的觀念進行批判，對管理改革的科學性以及合理性進行論證，同時還能將改革的重要意義從思想倫理上進行闡明，從而對人們的模糊認識做出有效的澄清。在醫療衛生事業以及醫院發展進步的過程中，醫院管理者的作用不可忽視，其承載著醫院、醫療衛生倫理建設的推動責任。換言之，醫院管理者的道德倫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醫院管理倫理建設的直接性、關鍵性影響因素。醫院管理者的決策權以及工作態度，在制定計劃、推動項目建設以及處理醫患關系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這樣一來，醫院管理者的道德素養以及倫理水平，不僅體現個人的行為，同時也涉及到所管理的醫療機構的整體道德倫理價值觀[11-12]。

2.2加強建設管理制度

在醫院倫理學中，醫院的規章制度使其具體體現，同時也是醫院管理過程中倫理學的有效結合與滲透。醫院規章制度的完善性以及健全性，往往決定著醫院的道德水平，而通常規章制度中貫徹了很多的醫德原則以及醫德規范。而醫院管理倫理也是由各項規章制度來限制和規范院內全體員工的道德行為。目前很多醫院在對醫學倫理學加強建設的過程中，除了需對醫療方面以及行政方面加強建設之外，還需對醫德管理方面的制約機制以及保障機制等進行不斷的探索。醫院通過對各科室、各部門以及工作人員的各種道德行為進行規范，并對激勵功能以及約束力等進行增強，對患者個人權益加強保護；狠抓品質管理的關鍵，將醫院管理的脈絡徹底理清，從而給建立起了一個綜合管理的制度，即以人為本、以崗位職責為關鍵的管理制度。這樣一來醫院的醫療程序實現了簡約化、和諧化以及規范化，同時縮減了診治環節，從而大大的增強了醫院管理工作的效率[13-14]。

2.3充分發揮倫理委員會作用

在各大醫院中，具有二級以上條件的醫院，還需對醫學倫理委員會進行完善。而該委員會的作用主要是審查科學研究、醫療活動、生物醫學研究中的人的倫理行為。在改革和發展現代化醫院的過程中，其自身會面臨諸多的倫理問題，例如醫院及其內部工作人員與患者之間的關系和利益沖突，醫院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醫院分配制度以及人事制度的調整等，都與醫院管理倫理的選擇以及導向存在一定的關系。而建立和展開醫院倫理委員會的相關工作，則可在一定程度上為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處理以及方案決策等，提供必要的倫理咨詢，即能夠為制定和研究決策提供一定的參考意見，這樣保證了醫院在倫理學的基礎上來制定出各種重大決策。通過此種做法，既能夠對醫院的精神文明加強建設，并有效提高醫院管理的水平，同時還能指導醫務人員正確制定倫理決策。另外充分發揮出倫理委員會的作用，還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醫院管理有效實現倫理化，且醫院醫德醫風的建設也可通過全新的角度進行加強，從而在醫院管理中以強大生命力凸顯出不可或缺的作用，進而有效的保障醫院管理倫理達到較高的水平和質量[15-17]。

2.4明確醫院倫理建設內容

在醫院管理倫理中，衛生職業道德是非常重要的內容，而醫院管理者針對醫院管理倫理，首先需明確醫院倫理建設的重點內容。從狹義上講，醫院人員的品德思想服務語言、醫德醫風評價、服務效果、醫德醫風考核以及服務態度等，即指的是衛生職業道德。而從廣義上來講，醫院衛生部門的技術操作規范、各行政制度柜長、診治能力與水平、服務流程、經濟效益、醫療質量控制指標、社會效益等，均存在職業道德的具體滲透以及相互牽制，因此逐漸形成了重要的醫學倫理學內容。因此在醫院管理倫理的展開，就需要將上述因素充分考慮，以確保醫院管理倫理的制度性、規范性以及全面性。

2.5加強監測與評價

在克隆技術、基因技術、新材料、新技術應用過程中，也需依據醫學倫理學對其加強監督和規范。而在保護患者個人隱私、尸體解剖、動物實驗等方面，醫學倫理學方面也正在形成或者已有存在一定的規范進行約束。而醫院管理者針對這一系列的工作，都需要加強監測和評價，且要積極指導和帶動醫院的每一位員工嚴格樹立牢固的倫理學意識，并從宏觀角度對全院的員工行為進行約束和規范，這樣才能確保醫院管理倫理獲得積極的發展和建設[18-20]。綜上所述，通過對醫院管理者關注醫院管理倫理的方式及其意義的研究，可以看出，在醫療衛生機制不斷改革和發展的前提下，加強對醫院管理倫理的重視，加強建設醫學倫理學，才能將醫院的社會價值充分的發揮出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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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對人文精神的遮蔽

當一個知識門類獲得大學的建制，就意味著它從邊緣走向中心。學科制度化進程使得每一個學科都專注于單科的知識生產，力求將知識以規范的形式表達，使其擁有控制的權力，對它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差異進行界定，并將不符合其規范的知識體系均排除在外，從而使得各學科之間樹立壁壘。醫學也不例外，通過醫學學科建制，醫學和其他學科之間涇渭分明，這也包含醫學和人文學科不斷劃清邊界。學科規訓極大地促進了近現代科學的發展，科學賦予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力量，但同時也帶來一些負面問題，其中主要的就是科學與人文相互拒斥與分離。學科規訓是知識／權力的結合，使世界按照一種井然有序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加深了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并加劇了對科學的推崇。但與此同時，科學具有唯理取向，強調精確化、規范化和體系化，關注的是范式、理論、技術和方法，在科學關照的世界中，純粹的工具取向排擠了對生命的關愛，對人的生活關注更多的是一種冷漠的剖析和粗暴的強制。醫學屬于科學的范疇，科學精神是為了求真，人文精神是為了求善，醫學和人文科學都屬于“人學”。然而，在現代醫學學科規訓發展的推動下，人文和醫學被界定為兩種完全不同的認知方式。在學科規訓的影響下，醫學與人文分裂，醫學人文關懷被邊緣化，這導致了醫學技術化和醫患關系物化。醫學更注重其科學與技術方面的精益求精、盡善盡美，卻抽離了醫學中的價值存在，放逐了醫學中的人文情懷。醫學教育注重“形而下”的部分———醫學知識、醫學研究方法、醫學手段、醫學組織、醫學物化的科學成果等，而其“形而上”部分———醫學的科學精神、道德、倫理等構建的醫學價值體系被遮蔽。

1.2對人文教育的驅離

醫學教育的體制化、精細化使得人文教育邊緣化，醫學教育嬗變成為一種技術訓練，關注的只是知識的判定與積累、知識體系的構建、技術操作的訓練，漠視學子的價值取向、道德信念、意志品行、內涵修養。在學科規訓取得制度化安排的新的情境下，學科規訓的方式也逐漸得到改進和完善，變成一種新的、有普適效應的權力技術。正是通過權力技術的推廣運用，醫學教育不斷擠占、排斥人文教育，使其在醫學院校中無以立足，難以實現其教育功能、顯現教育成效。醫學教育在課時安排、課程計劃設計、教學方式等方面都顯示出對人文教育的排斥。以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人文基礎類學科為例，在醫學教育中幾乎不見蹤跡。有的院校將思想教育等同于人文教育，人文類課程僅設有思想政治類課程，過分偏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政治服務功能。有的院校即使開設一些文學等選修課程，但因人文主題不鮮明、課程體系缺乏邏輯性、課程開設具有盲目性與隨意性、教學手段陳舊、教學方法單一等因素影響教學效果。醫學人文交叉類學科如《醫學史》、《醫學倫理學》、《醫學人文學》、《醫學哲學》、《醫患溝通》、《醫事法》等，在多數院校僅是象征性開設，其課程體系缺乏針對性、實用性、層次性、系統性，并且缺乏明確的考核目標，因此在醫學教育中被視為“劣勢學科”，很難引起師生重視，難以激發醫學生學習的內驅力。此外，醫學院校即使開設此類課程，也全然當作一種技術教育（書寫、考試、評分），將人文教育歸入方法理性、技術理性的藩籬。復旦大學醫學院2011年組織的由46家高校參與的一項醫學人文教育調查結果顯示：88．7％的院校沒有專門承擔醫學人文教育教學和研究的機構，73％的受訪者表示本單位沒有編著或者引進醫學人文教育的相關教材。醫學人文教育所受冷遇可見一斑。

醫學學科規訓致力于醫學知識與技術的生產、研究與界定，并不斷通過權力技術的運用，對醫學中的人文精神進行遮蔽，并在具體醫學教育實踐中表現為對人文教育進行擠占、排斥與驅離，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人才培養理念。當下醫學界技術至上理念盛行，醫學主要被定位在技術層面，導致醫學技術性和人文性的嚴重失衡。醫學教育注重培養醫學生理論知識的積累與技能的提升，忽視了對醫學生人格的熏陶和品行修養的塑造，疏離了醫學中最為重要的溫情與人道。醫學教育與人文精神的培育、人性養成相分離，人文教育的發展受到限制。這種人才培養理念對醫學生學習與研究傾向、職業道德的理解與定位、自我認知與價值取向等進行負面指引。第二，學科體系與課程設置。學科規訓促使醫學不斷完善自身學科體系。醫學院校課程設置上基本有基礎醫學、臨床醫學、臨床見習等，而有關人文、社會、行為科學等課程比例明顯稀少，在課時安排、課程結構等方面均擠占人文課程。醫學專業課程與人文課程比例嚴重失調，導致人文教育的弱化加劇。第三，考核與評價。醫學學科規訓將醫學教育的考核與評價制度規范化，對醫學基礎課、專業課、實驗課、見習與實習等均制定了嚴格的考核標準，而人文類科目大多被列為選修課形式，考核要求及標準也較低。第四，學術規范與學術組織。醫學學科規訓在研究學術的價值、主體及方法等的基礎上，制定醫學精細的學術規范，并推進其制度化安排，但并未較多涉及醫學人文教育。此外，醫學教育擁有眾多的學術組織，創立許多醫學學術雜志，而涉及醫學人文類則相對較少，例如，國際上有《醫學與哲學雜志》、《醫學倫理學雜志》、《臨床倫理學雜志》、《醫學人文學》等為數不多的期刊，國內有《中華醫史雜志》、《醫學與哲學》、《中國醫學倫理學》、《醫學與社會》等以及醫學教育類期刊中的一些版塊涉及醫學人文教育，因此在學術研究、學術規范、學術制度化安排等方面明顯遜于醫學專業教育，這得人文教育被驅離至邊緣。

2醫學人文教育改革：突破醫學教育學科規訓的藩籬

2.1醫學教育中人文缺失現象

在現代學科規訓制度下，醫學生人文知識的匱乏、價值取向的偏離、人文精神的缺失、實踐體驗的缺席已成為一種現實。醫學生缺乏敬畏生命、關愛患者的情感；缺乏畢生奉獻醫學的敬業精神與崇高的職業道德；缺乏深厚的人文底蘊與良好的溝通技能。近年來我國醫療行業出現的醫生職業自尊淡化、醫患關系緊張、醫療糾紛頻發等現象，也顯現出在醫學教育中由于人文教育弱化而引發的不良后果。醫學生的人文素質亟待提高。

2.2探索突破醫學學科規訓的有效途徑

“全球醫學教育最低基本要求”提出醫學畢業生應當具備60種能力，涵括7個領域：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醫學科學基礎知識；溝通交流技能；臨床技能；群體健康和衛生系統；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維和研究。這對醫學生人文素養提出了明確培養目標，表明培養醫學生要使之不但具有精湛的醫術，還應具備高尚的醫德。因此，應突破醫學學科規訓的限制，結合醫學特色，在醫學教育中融入人文教育，使醫學教育折射出更加深切的人文關懷。醫學人文教育正是適應時代的要求而逐步發展起來的。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現代醫學教育不斷進行改革，醫學人文教育被提出并日益受到各國重視。醫學人文教育是跨越醫學和人文學科的邊界，將醫學與哲學、文學、藝術等學科相結合，組建起來的一個學科群，主要包含醫學法學、醫學哲學、醫學社會學、醫學倫理學等。醫學人文教育的發展源起于19世紀5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醫學院校推行醫學人文教育的改革，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國外醫學人文教育已形成明確的教育目標：樹立新的醫學觀念，全面認知醫學與社會；培植道德情感，規范道德行為；依靠人文的知識和方法，發展醫學生的臨床技能，培養協作精神和社區管理能力。此外，國外醫學人文教育在課程設置、教學模式、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師資配備、評價監督、學術研究等方面大膽改革，取得卓越成效。當代醫學人文學的任務和歷史使命，是要促進醫學科學與醫學人文的交流與互補，豐富與完善醫學，哺育醫學關愛生命、敬畏生命的人文精神，克服醫學和保健服務中的技術主義、拜金主義的影響，復歸“醫乃仁術”的本來面目，使醫學更好地服務于人類，造福于社會。

醫學人文教育乃是醫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相互交織融合，不可硬性剝離二者的關系。醫學教育必須突破學科規訓的藩籬，掙脫出醫學知識與權力交織的羅網，認真審視對醫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然而目前醫學生的學習傾向頗具功利性，忽視對文、史、哲、經、法等學科的學習，從而造成通識知識匱乏、溝通技能欠缺、人文內涵淺薄、缺乏創新能力。由此反映出我國醫學人文教育弱化、醫學生人文精神迷失等問題。因此，針對我國醫學生人文素質令人堪憂的狀況，醫學教育改革勢在必行。首先，應該更新教育理念，以“社會的人”為中心來構建醫學體系，關注生命的整體，關注診斷技術與人文關懷的統一，注重培養醫學生具有良好的診斷技能、職業道德與敬業精神。第二，改革醫學教育教學實踐，改變以智育為中心的醫學專業教學計劃，對課程進行系統化整體設計，整合優化醫學人文教育多層次課程模塊，并改革教學形式及教學方法。第三，建立科學的考核與監督機制，將人文內涵、職業道德、敬業精神、修養水平等作為考評的重要依據，激發學生提高人文素養的內驅力。第四，加強師資隊伍建設，鼓勵各專業人才積極開展協作教學，共同研究醫學人文相關問題，提升教學效果。努力提升教師人文素質修養，改變工作理念與工作作風，注重人格力量，避免教師人文精神迷失。第五，注重校園文化建設，加強培育醫學生尊重生命、關愛人類、感悟人生、關注現實的人文精神。營造具有深厚人文底蘊的文化氛圍，塑造崇高的現代醫學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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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實習護生職業道德教育

【中圖分類號】R-1【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8-1879（2012）12-0427-02

1護理職業道德的概念

職業道德是指一定職業范圍內的道德要求，是人們在本職工作中所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1]。良好的職業道德是由道德認識、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為4個成分構成的，4個成分缺一不可，職業道德的最終指向是職業道德行動[2]。護理職業道德，是在一般社會道德基礎上，根據護理專業的性質、任務，以及護理崗位對人類健康所承擔的社會義務和責任，對護理工作者提出的護理職業道德標準和護士行為規范，是護士用于指導自己言行，調整護士與病人，護士與集體，護士與社會之間關系；判斷自己和他人在醫療、護理、預防保健、護理管理、護理科研等實踐過程中行為是非、善惡、榮辱和褒貶的標準[3]。社會主義護德是以救死扶傷，防病治病，實行人道主義，為人民服務為基本護德原則[4]。

2加強實習護生職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及意義

護士的職業道德直接影響著臨床護理的質量和醫療水平，影響著護理學科的發展與完善。護理人員除必須具有良好的業務素質和心理素質外，還必須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素質；護理職業道德表現在熱愛護理專業、愛醫院、愛病人、嚴守規章制度、鉆研護理業務、保守病人秘密等方面[5]；加強護理職業道德教育，使護理職業道德轉化為護理人員的內在品質，是醫療活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護生的實習階段是由護生轉變為護士的關鍵時期，在此階段，護生對護理專業的認識將經歷由理性到感性，由理論到實踐的轉變[6]，對其進行職業道德教育，有助于實習護生從心理和行為上順利完成角色的轉變，樹立正確的、積極的職業價值觀和職業態度，進而指導護理實踐。

3實習護生職業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

3.1服務意識的培養。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中，醫院里無論是管理者還是員工都有較強的服務意識。領導為員工服務，醫務人員為病人服務，護士熱情、對工作敬業，他們提倡的護理服務理念是“我在為別人工作”，這與國內護士認為“我在為醫院工作”的思想大相徑庭[7]。日本富士虎之門整形外科病院的第一條院訓就是“真心實意為病人服務”[8]。2010年1月22日，我國衛生部辦公廳印發了《2010年“優質護理服務示范工程”活動方案》的通知，活動方案開宗明義地指出：加強醫院臨床服務，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的護理服務，是深化醫療衛生與體制改革、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主要舉措。要求各醫院夯實護理基礎，豐富服務內涵，提高護理質量，并將整理床單位、洗臉、梳頭等列入基礎護理服務規范，徹底改變護理工作中“重專業、輕基礎，重技術，輕服務”的觀念[9]。由此看來，中國護理事業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層面，首先就要使護理服務理念與國際接軌。護生實習期間初次深入接觸醫院和病人，可塑性強，在此期間，培養其服務意識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可行的。

3.2人文關懷精神的培養。護理人文關懷，這一概念是在20世紀70至80年代西方社會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后現代時期正式提出來的。受當時哲學存在主義與現象學思想的影響，美國精神病學家和內科學教授Engel于1977年首次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在此模式的影響下，護理學者開始反思自身的專業價值、地位及研究領域等內容。美國護理理論家Leininger與Waston，鑒于她們豐富的人類文化學與精神心理學知識背景和專業價值觀，分別于1975年和1979年提出“人文關懷是護理學的本質”的觀點，并將護理學拓展到以“關懷整體人的生命健康”為本的人文關懷發展階段。我國衛生部在《中國護理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05-1020年）》以全國護理工作回憶上明確提出“加強護士隊伍建設，將人文關懷融入護理工作中，服務于細微之處、營造關心病人、愛護病人、尊重病人、幫助病人的氛圍”。近年來，在護理工作中融入人文關懷已得到普遍的認可，并且在理論研究及臨床實踐方面都取得了許多新的進展[10]。這樣的環境有利于實習護生人文關懷精神的培養。

3.3慎獨精神的培養?！吧鳘殹眮碓从谖覈糯寮抑鳌抖Y記·中庸》，“莫見乎隱，莫見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是指一個人在獨處無人注意的時候，也能夠謹慎行事，堅持原則防止出現違背道德的念頭和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11]?！吧鳘殹笔亲o理道德的一種境界，在護理工作中有著特殊的倫理道德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一方面，很多護理工作通常是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由護士一個人獨自完成的，護士是否具有慎獨精神直接影響到護士的職業道德素質水平和護理工作的質量，這就要求護士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要堅守“慎獨”原則，另一方面，目前實習護生慎獨意識普遍不強，更突顯了培養其慎獨精神的重要性。

3.4職業禮儀的培養。護理禮儀屬職業禮儀范疇，是護理工作者在進行醫療護理和健康服務過程中，形成的被大家公認的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和準則，其既是護理工作者修養素質的外在表現，也是護理人員職業道德的具體表現[12]。護理禮儀除具有一般禮儀的基本特征外，還具有護理專業的文化特征，是護理專業行為規范，用以指導和協調護理行為過程中的藝術[13]。有調查發現，88.7l%的醫生認為護士職業形象將影響醫護質量，19.35%的醫生對護士目前職業形象的看法為“一般化”，1.62%的醫生認為“不滿意”，護士形象狀況與病人的需求、醫師的期望存在很大差距[14]。而實習護生作為醫院的間接組成部分，其職業禮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醫院形象，在實習階段對護生進行職業禮儀培養，既可以彌補了護生校內教學方面的不足，又可以提升護生自身素質，維護護生自身和醫院形象。

4護理道德教育的研究現狀

4.1國外的護理道德教育研究現狀。在護理發展史上，從1983年起，就有一門等同于專業課程教育的道德教育課程，之后經過重新考慮，護理道德教育成為獨立的一門學科，之前的道德教育課程也在1995年被淘汰[15]。以美國、英國、加拿大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醫學生職業道德教育有以下特點：①以醫學人文課程為基礎，注重實效性。20世紀60年代美國率先對醫學教育進行了改革，強化了醫學預科的人文教育，并要求醫學生進入醫學院后，仍要學習醫學人文社會科學課程。從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許多院校開始增設人文社會科學課程，并得到聯邦基金，特別是國家人文科學基金的支持。英國高等教育委員會1978年也建議把心理學、社會學、社會醫學、行為醫學、倫理學和醫學法學等學科列入醫學院必修課計劃。1999年3月成立的國際醫學教育專門委員會制定了《本科醫學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該要求進一步指出，敬業精神和倫理行為是醫療實踐的核心，應把“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同“醫學知識、臨床技能”一樣，作為對畢業生“基本要求”所規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質之一。②職業道德教育貫穿于醫學教育的全過程。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醫患關系課程從第2學年開設，貫穿4學年時間，1987年英國的醫學院校就將醫學倫理學貫穿在整個醫學教育中，并在臨床見習、實習中按一定時間間隔由醫學以外專家進行跨學科的倫理教育。③職業道德教育的教學方式靈活多樣，包括討論會、社會活動、角色扮演等。美國的哈佛大學通過豐富的課外活動來加強醫德的課外教學，學校成立了“哈佛醫學院道德期刊編輯部”，學生可以就涉及醫學道德的話題進行熱烈的討論，并由醫學道德教研室為該編輯部提供指導和資助。德國的醫學院讓學生走進醫院，走近病人，開展“關愛生命”義工活動[16]。

4.2國內的護理道德教育研究現狀。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護理教育起步較晚，培養目標比較宏觀，缺乏具體標準和專業特色，對學生綜合素質和核心能力培養方面的具體要求甚少[17]，而且目前護理道德教育面臨來自市場經濟、患者日益增強的維權意識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挑戰以及基礎教育、護理教育中“重專業，輕道德”的影響[18]。在香港，職業道德準則用于指導護理實踐已有20多年的歷史，但是沒有調查結果來反映香港本科護士對職業道德準則的認知情況[19]。因此，加強我國護理職業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和實效性，需不斷完善和健全現有的職業道德教育渠道；同時結合本國國情，學習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醫學生職業道德培養的好做法。

5展望

現代護理模式經歷了以疾病為中心、以患者為中心、以人的健康為中心三個階段的不斷發展，護患關系逐漸從指導-合作型向共同參與型的人本模式轉變，作為調整護患關系行為規范的護理職業道德在護理實踐中的重要作用越來越明顯。臨床實習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是將護生在學校所學理論知識進一步升華的過程，是實現培養高素質護理人才的關鍵階段。因此，實習護生的職業道德教育也必將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本課題通過調查研究實習護生的職業道德教育現狀，為進一步加強實習護生的職業道德教育提供一定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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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1　生物學哲學的再定位

費爾巴哈在談到哲學的改造時說過：“哲學必須重新與自然科學結合，自然科學必須重新與哲學結合”。這是一種“建立在相互需要和內在必然性上面的結合”?！?〕自然科學構成了哲學的基礎， 生物科學是這個基礎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同所有其他科學一樣，生物科學也深深受到哲學的理論思維和方法的影響。生物學哲學作為連結哲學與生物學的橋梁和中介，對二者的重新結合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從學科建設的角度看，這門學科的存在和發展，既須以實證科學知識特別是生物科學的知識材料為基礎，跟上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步伐；又要汲取哲學研究的積極成果，適應當代哲學變革的需要。

就學科性質而言，一般認為生物學哲學屬于科學哲學體系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大英百科全書》第15版所列《自然哲學》條目將關于自然的實際特征問題作為實在來進行考察，并分為物理學哲學和生物學哲學兩個部門。不過這里對“自然哲學”一詞的使用，有別于以往的傳統自然哲學，而是“作為對科學哲學的補充”。如所周知，西方科學哲學是以科學為研究對象，主要論述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維也納學派的創立者M.石里克的自然哲學也是作為一種科學哲學，一種探討哲理的科學方法。他申明自然哲學的任務在于解釋自然科學命題的意義，自然哲學是一種旨在考察自然定律的意義的活動。在其自然哲學講稿中關于生物哲學的分析，便是從有機自然現象也一定要由定律來描述這一點出發，來討論生物學中的機械論與活力論問題。

在科學哲學的發展進程中，除了一般科學哲學，還興起了特定學科的科學哲學，自本世紀初以來主要是物理科學哲學。傳統的科學哲學帶有片面的物理主義傾向，認為運用物理方法能夠對這個世界作出絕對完全的描述，世界上發生的每一事件均可用物理語言來描述。物理主義最熱烈的倡導者、分析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R.卡爾納普聲言：“如果根據物理語言的普遍性，把物理語言用作科學的系統語言，那么，所有的科學都會成為物理學?！瓕嶋H上只有一種客體，那就是物理事件。在這物理事件范圍內，規律是無所不包的”?！? 〕石里克也同意物理主義的觀點，他僅僅基于量的方面的考慮而得出結論：“對于自然哲學而言，有機體不過就是一些特殊的具有復雜結構的系統，它們被包含在物理世界圖像的完美和諧的秩序之中”?！?〕

傳統的科學哲學把研究重點放在物理學的定律和理論上，把它們看作科學的結構和邏輯的范例。之所以這樣是有其深遠的科學背景的。自牛頓實現了力學中第一次偉大綜合，此后，經典物理學的各個分支日趨完善，牛頓的機械綱領左右了近代科學和哲學的發展。本世紀初以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建立為標志的物理學革命，是物理學發展中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科學哲學的有力推動。邏輯經驗主義的主要代表H.萊辛巴赫所著《量子力學的哲學基礎》一書，就是通過對量子力學的科學成果的分析，闡釋了他關于知識的性質、客觀實在以及因果性等問題的見解。多年來，科學哲學的研究植根于邏輯學、數學及物理學定律，重視對物理理論的分析而忽略了生物學。正如在科學哲學家的視野內，有機生命及其進化只不過是世界科學圖景中的一個次要因素；在科學哲學的殿堂中，生物學哲學也是處于比較次要的從屬的地位。這種狀況只是到本世紀中葉以后才開始改觀。隨著分子生物學所取得一系列新進展，導致了生物學的革命，生命科學作為最激動人心的科學領域躍居到自然科學的前沿，對現代整個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影響也日益顯著。由于引入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新的技術手段，現代生物學的研究領域得以向微觀和宏觀層次不斷延伸擴大，并愈來愈趨向系統的復雜性，向揭開物質世界最復雜最高級的系統——大腦的奧秘進軍。生物學研究的課題愈來愈帶有根本性，當今自然科學的研究重點正在轉向研究生命本身。對生命現象的深入探索，增強了人們對生物學的哲學興趣，并促使科學哲學向新的研究方向轉變。在這方面，現代綜合進化論的主要建筑師之一E.邁爾作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他致力于建立生物學的新哲學，強調這樣一種新的科學哲學必須放棄對僵化的本質論和決定論的依附，必須將科學概念加以擴展、不僅包括物理科學的而且還包括生物科學的原理和概念。

傳統科學哲學還帶有專注于純科學領域的局限。國外學術界在討論醫學哲學與科學哲學的關系這一論題時，已有學者指出，從歷史上看，科學哲學家往往不到自然科學領域外面去尋找對科學的定律、解釋和理論的洞察力以確定理論演變的進程，而是將自己限制于純科學形式中，一直忽視和輕視象工程學、農學和醫學這樣的應用科學領域。同時由于傳統科學哲學僅僅局限于從“內部”考察科學，忽視了科學技術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這種狹窄的科學觀不可能得出真正有洞察力的答案。傳統科學哲學在研究視野上的這些缺陷，對后來興起的生物學哲學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

固然，科學哲學主要是把科學作為知識體系，對之進行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研究，但是認識的最終目的不是知識本身，而是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對科學的哲學反思也不能脫離它所固有的實踐本性。在科學、技術和社會走向一體化的現時代，尤有必要拓寬科學哲學的領域，開展實用性的或應用性的研究，并將科學哲學研究同科技發展的社會研究結合起來。作為實用科學的農學和醫學與作為基礎科學的生物學之間的聯系極其密切，它們都屬于生命科學的范疇。在生命科學哲學領域內，理應包括對這些應用學科的理論和實踐的哲學研究。以分子生物學為依托的生物技術，將成為醫學和農業科學的主導技術，并將引起醫學革命和第三次農業革命。生物技術的“每一個創新，每一個技術妙舉，每一個概念上的困難的解決，都使得需要一種確定的生物學哲學變得更加顯著，并且目前正在朝向這個目標發展”?！?〕

21世紀將是生物學世紀。可以預期，未來世紀生命科學的巨大進展及其革命性變化，必然要求生物學哲學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無論從理論框架到研究內容到論題范圍都要有所突破。要盡力吸收、消化生命科學的最新成就，以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作出新的哲學概括，提出新的理論觀點及發展生物科學技術的戰略選擇，這些可謂生物學哲學學科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2　拓展和深化生物學發展新形勢下的生物學哲學研究

以下試從生物科學發展的規律性、生物學規律與物理規律的關系以及生物學規律與社會規律的關系三方面談點淺見。

（1）“自然科學現在已發展到如此程度， 以致它再也不能逃避辯證的綜合了”。〔5〕恩格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作出的這一論斷， 揭示了辯證思維對于了解科學事實的辯證性質的必要性，這也為后來自然科學本身的發展所證實。

近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的趨勢是由經驗分析進到辯證綜合，這在生物學的發展中表現得十分明顯。自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在生物學范圍內開始出現一些學科的綜合趨勢。早期的兩大綜合，一個是以胚胎學為中心，將之與細胞學、遺傳學和生物化學綜合起來，形成統一的發育觀點；另一個是以進化論為中心，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與群體遺傳學相結合，發展為一個有巨大闡明力的學說，即現代綜合進化論。進化的綜合范式取得了富有建設性的成果，如邁爾所說，是在有關的學科之間找到了一種共同語言并澄清了許多進化問題和作為其基礎的各種概念。但是這一范式仍是不完善的，還有不少尚未解決的問題。它不僅受到一些批評家的非難和質疑，就是在達爾文主義者之間也依然存在某些意見分歧。更完全的綜合始于本世紀50年代中后期誕生的分子生物學，它是生物化學、微生物學和遺傳學等學科相互融合的產物，其主要目標之一是試圖將大量的生物功能與分子水平上發生的事件聯系起來。分子生物學的核心——分子遺傳學，在信息大分子的結構、功能及相互關系的基礎上來研究生物的遺傳與變異。按照生物學史家G.E.艾倫的說法，J.沃森和F.克里克的工作，把信息學派、結構學派和生化學派對遺傳（甚至擴展到整個生物學）的問題的研究統一起來了。作為一個新的遺傳學范式，分子遺傳學的范式補充和修正了（不是取代）進化綜合范式，推動了關于進化過程中基因的變化和調節機制等問題的研究。著眼于分子水平上的進化的中性學說同著眼于表型進化的自然選擇學說，也應看作是一種互補關系而非互相否定?，F代分子生物學在進化研究方面的認識成果向人們昭示，一種完整的進化理論的建立，期待著傳統的進化生物學與分子生物學實現新的綜合。更進一步看，生物進化是種系發生和個體發育的辯證統一過程，對進化的深層認識，必須解開發育之謎這個世紀難題，以闡明個體發育中基因在多層次水平上的程序控制機理。由于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與遺傳學的結合，把發育生物學推向前臺，將成為21世紀生命科學的新主角。據中科院未來生物學預測研究組預測，在分子水平上使遺傳、發育和進化的統一成為可能，這將是未來生物學的主要理論任務之一。由這三者統一所導致的理論大綜合，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從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對之進行理論概括，也應成為未來生物學哲學的主要理論任務之一。

“分久必合”。生物學中的這種綜合趨勢還在繼續。一些生物學家預言，面向21世紀的生命科學，必然是各學科相互滲透與相互交融的“大生物學”時代?！按笊飳W”要求辯證地綜合與不同組織水平相關的各門學科所積累的科學事實，建立起一般的生命理論，發展統一的生物學原理。多種學科的綜合，反映了生物現象的相互聯系和科學概念、方法論準則的統一。結合生物學認識發展的內在邏輯的考察，對生物學理論的相互關系（特別是理論的概念結構之間的轉換、理論范式的確立和更替）進行哲學分析，能為我們提供有關生物科學發展規律性的新的認識。

（2）在生物學哲學的討論中， 爭議較多而且也是懸而未決的一個理論問題是關于生物學的自主性問題。具體言之，生物學的概念與規律能否在某種意義上“還原”為物理學和化學的概念與規律？生物學家運用的解釋型式（例如歷史的解釋或目的論的解釋）在物理科學中是否相宜？在生物系統中顯示的某些現象是否也在無機系統中顯現或有重大差異？等等這樣一些有關生物學和物理學的聯系究竟是什么的問題， 被A. 羅森伯格稱之為“生物學哲學的中心問題”（《生物科學的結構》）。根據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而形成了“自主論”與“分支論”兩派涇渭分明的理論觀點。這種分野在歷史上的表現形式是活力論與機械論的對立，在現代則主要是所謂反還原論與還原論的爭論。

從本體論方面說，討論物理化學的實體和過程是否構成所有生命現象的基礎，這實質上就是高級運動形式與低級運動形式的相互關系問題。如果把生命運動形式同物理化學的運動形式混同起來，甚至完全否定生命運動在質上的特殊性，這種本體論上的極端還原論傾向在哲學上和生物學上都是不可取的。相反，如果把生命運動的獨特性絕對化，忽視其與其他運動形式之間的包容關系和發生學聯系，這種傾向同樣是不可取的。以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運動形式觀為指南，依據科學認識的新成果，將能通過闡明生命運動和低級運動形式存在的聯系和連續性而更深入地揭示其本質。

從方法論方面說，在生物學中通過把復雜現象分解為更為簡單的組成部分進行研究，最終在物理化學層次上——分子層次上——作出說明，這也即還原論作為方法論的功能。分子生物學正是運用物理化學的還原方法來分析生命活動的基本過程，才獲得了劃時代的成就。這被譽為還原論的勝利。但是也要看到，生物學中還原方法的應用是有其局限性的。研究表明，生物體是一個多層次的、有組織的、結構復雜的系統，其中各個組成部分和整體具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生物體的整體性不能建筑在來自于各個部分的分子碎片之上，分子參與組織的整體，它們的轉移和復制是整體的全部功能的結果。本世紀下半葉以來系統科學和非線性科學的發展，為探索生命系統的復雜性提供了新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還原論方式的自下而上的決定原則即較低層次決定較高層次的原則，同系統整體思維方式的自上而下的決定原則即較高層次決定較低層次的原則，二者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賴，它反映了部分與整體的辯證法。合理地結合這兩種決定原則，應是生物學進一步闡明生命機制及其規律性的研究戰略。

（3）在當代， 從自然科學奔向社會科學的強大潮流已成為不可遏止之勢。由于生物學革命對自然和人類社會生活產生的廣泛影響，凸顯了人的自然基礎和社會基礎的統一問題。與此相應，生物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綜合性研究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加拿大哲學家M.魯斯在其《生物學哲學》一書中宣稱，未來的社會科學將和生物學結合起來，社會學將把生物學的成果包括在自己的理論中，研究這種結合會提供許多有意義的東西。從現代生物學的發展可以看到，生物科學領域的一些學科（如遺傳學、動物行為學、生態學等）與社會學、人類學、倫理學、經濟學及政治學等學科的滲透、融合，不僅加深了人們對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認識，同時也啟迪了對生物學規律和社會規律二者相互關系的哲學思考。如生態經濟學作為生態學與經濟學交叉發展起來的一門邊緣學科，主要是闡明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態經濟系統運動和發展的客觀規律。而生物政治學則旨在用生物學的概念、原理和方法來研究政治行為，借以探索社會政治生活的本質及其規律。在橫跨生物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眾多交叉學科中，1975年由美國動物學家E.威爾遜在其巨著《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中所倡導并加以重新解釋的社會生物學引起了很大反響。這是一門系統研究一切動物（包括人類在內）的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的學科，其核心在于承認基因是遺傳和自然選擇的基本單位，一切社會行為均有其特殊的遺傳結構。威爾遜和C.拉姆斯登還進行了更為廣泛的概括，在他們所著《基因、理性和變化》（1981）中提出基因—文化互作進化論，認為整個人類文化領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遺傳控制。學術界對社會生物學褒貶不一，圍繞它所提出的人類行為的遺傳決定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遠未完結，它所涉及的生物進化與文化進化的關系、社會生物學的哲學意義以及如何正確評價這一學說等問題也是生物學哲學研究的課題。

生物學與社會相互作用的一個引人注目的方面，表現為生物技術研究對倫理觀的沖擊和基因工程的社會控制及其倫理調節。生命科學技術的進步，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引發出許多社會倫理問題，向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提出了新的挑戰。舉醫學領域來說，由于醫學技術以人作為直接作用對象，它所引發的倫理問題更為突出。自本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國外醫學界關于死亡標準、器官移植、安樂死、重組DNA 技術以及人工生育技術種種問題的倫理學爭論，無不反映了傳統倫理觀的困惑和人類面臨的倫理學上的選擇。在當代新科技革命條件下，隨著生物高技術的發展，不斷涌現出新的倫理道德難題。被稱為生物學領域的第一“大科學”的人類基因組工程，無疑會深化人類對自身結構的認識，但這項研究也將面臨與倫理觀念相悖的嚴峻形勢。例如，由檢測基因產生的侵犯個人健康隱私權問題。當今在世界范圍內受到廣泛關注的克隆綿羊“多利”的出世，更是激起了一場有關其應用前景和倫理意義的大爭論。人能否克?。吭谌松砩现噩F這一成就或者創造新的生命形式（如人獸混合體）是否合乎倫理？未來的生命科學技術怎樣與社會協調？是否應該著手進行人種改造的選擇？站在生物學哲學的高度，我們將如何回答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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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百年；天人合德；研究述要

“天人合德”問題研究從屬于“天人關系”與“天人合一”?！疤烊岁P系”是中西哲學共同探討的主題，是對人與世界關系的整體認知和把握；“天人合一”則是中國哲學對“天人關系”所作出的符合中國文化特質的回答，在解釋人與世界的關系狀態時，中國文化以“天人合一”為基本特征。而在中國傳統倫理思想方面，“天人合一”則表現為“天人合德”，是中國傳統倫理文化最核心的理念和最基本的特征，由此被學者廣泛關注。現對百年來“天人合德”問題的研究脈絡、主要內容、存在不足和未來走向做一概述。

一、“天人合德”研究縱覽

雖然國內以“天人合德”為題的文章和專著在1995年才開始出現，但近世對其進行的系統研究應該肇始于上世紀30年代，至今約有百年的歷史。根據學者對該問題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進行劃分和整理，大致應該經歷四個發展階段。

1.“天人合德”研究的發軔萌芽期（20世紀初的50年間）

這一時期，“天人合德”研究是以“天人合一”研究為背景的。20世紀初，中國哲學面臨著巨大的變革，學者們在近代西學的影響下審視著中國哲學的思想觀念，其中代表人物嚴復利用自然科學的進化論考察“天人之辨”①，傳統儒家所論證道德本原、心性修養等問題受到沖擊。1920年代始，面對工業文明的現代性對中國人道德的影響，新儒家力圖在中國恢復“天人合德”的永恒價值，并以此為基礎吸納、融合、會通西學重新建立并闡釋儒家的人文主義。經由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牟宗三等人的努力實現了道德本體論與道德形而上學問題的研究。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和《新原人》中均闡明“天人合一”

就是人與宇宙的和諧為一，從根本上而言是一種人生境界的求索問題。與此同時，張岱年先生也在《中國哲學大綱》中指出，天人合一是人生的最高理想，進一步闡發了儒家“天人合一”的人文主義內涵。金岳霖先生在其英文論文“Chinese Philosophy”，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進一步指出“天人合一”的命題是中國哲學的主要特征。成為對自以來所產生的道德變遷的有力回應，也為后世學者進一步關注“天人合德”問題做好了理論準備。

2.“天人合德”研究的獨立形成期（20世紀70、80年代）。

20世紀60年代，以劉節②先生為代表闡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天人合一”的實質，引起了吳宏福、李錦全等學者的批駁，認為“天人合一”問題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將其簡單的理解為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錯誤。此后的30年間，學者們為了解決“天人合一”的實質問題，而將研究視角置于“天人合德”之上，開創了“天人合德”研究的獨立形成期，但依然沒有出現專門性成果。張岱年③在馮友蘭的基礎上認為天人合一是多維度的，而“天人合德”則是與中國文化氣質最契合的。可以說，這個時期，學者們已經關注了“天人合德”的特質，問題在于對“天人合德”的研究依然依附于“天人合一”，并沒有特別凸顯其人學意蘊。然而，這個時期的研究卻在不斷拓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學者們已經形成了關于“天人合一”研究的多重視角，包括文化心理（李澤厚為代表）、社政治倫理（黃開國為代表）、歷史學（江淳為代表）等。另外，對中國傳統歷史發展階段和代表人物的“天人”思想進行研究也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研究方式，其中多為先秦儒道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研究，代表人物有葛榮晉、張立文、馮禹、李宗桂等人。

3.“天人合德”研究的全面發展期（20世紀90年代）。

20世紀90年代后，“天人合德”問題研究進一步深化，學者們逐漸突破在“天人關系”“天人合一”的視閾中研究“天人合德”，這一討論源自于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中的思考，激起了學界對“天人合一”實質的探討，從而突顯出“天人合一”的道德化、政治化、倫理化面向即“天人合德”。此后，研究目標逐漸明確，哲學、倫理學研究視域也漸趨集中，“天人合德”作為儒家倫理道德文化的重要內容已取得共識，并在80年代初我國哲學界開始的主體性問題討論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拓展。張世英的《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1995），陳江風的《天人合一：觀念與華夏文化傳統》（1996），任繼愈的《天人之際》（1998），朱立元的《天人合一：中華審美文化之魂》（1998）等著作相繼問世，其中都對“天人合德”思想進行了專題性研究。肇始于葛榮晉的文章《儒家“天人合德”觀念與現代生態倫理學》（1995），大量以“天人合德”為題的文章相繼出現，并對其起源、歷史演變、實質、內容以及文化地位和現實意義都展開了討論。這一時期關于“天人合德”研究的主要特征在于學者們逐漸在中西哲學比較的視閾內或借助現當代西方哲學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代表人物有李存山、張志偉、任劍濤等人?？梢哉f，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人對“天人合德”的研究無論從問題意識、研究角度、理論深度以及方法運用上都進一步深化，“天人合德”思想進入了全面發展期，10年來共發表關于“天人合德”研究的文章1406篇。應和這個時期的發展特點，產生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和《中國文化》兩個專門性期刊，學者們以此為陣地各抒己見，進一步推動了“天人合德”研究的發展。

4.“天人合德”研究的深化應用期（2000年至今）。這一時期學者們繼續探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產生的有關“天人合德”問題。對起源問題（周桂鈿、湯一介、楊國榮），歷史演變問題（張立文、陳來、章啟群），實質內容問題（宋志明、洪修平、趙馥潔、王文東），歷史地位問題（季羨林、薛富興、高書文、張懷承）的研究都進一步深入。學者們愈加重視“天人合德”思想的現實應用，面對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突出問題進一步挖掘傳統“天人合德”思想的現實意義。許啟賢、林俊義、胡偉希、劉學智、邵秦、方克立、肖巍、劉立夫、王新建、喬清舉、李宗桂等都集中探討“天人合德”對生態環境的意義；周桂鈿④則以“天人合德”為中心探討當代社會的價值觀建設問題。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并不斷深入，湖南師范大學張懷承教授關注“天人合德”的內在機理，徐春根（2007）的《論“天人合一”思想的內在邏輯前景》和苗潤田（2010）的《本然、實然與應然――儒家“天人合一”論的內在理路》也是這部分研究的代表作。與此同時，“天人合德”問題也受到了西方漢學家的廣泛關注，杜維明、安樂哲、余紀元、孟旦、羅哲海、鮑吾剛、葛瑞漢、本杰明?史華慈、阿爾伯特?史懷哲展開的激烈討論與國內學者的探討相呼應，“天人合德”思想研究不斷深入，成為研究中國思想及文化的重要課題。

二、“天人合德”研究橫向展現

綜觀國內學者對“天人合德”思想的研究，已走過百年的歷史，研究成果蔚為大觀，具體分析，應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天人合德”的實質及理論內容研究

“天人合德”的實質就是對“天人合德”從根本上解決什么問題的思考，對此學界主要存在兩個研究視角。其一，對“天人合德”作中國哲學視角的界定，張世英⑤、李存山⑥、蒙培元⑦、楊國榮⑧分別從主客合一、人與自然合一、天命與主體自由合一三個方面闡述“天人合德”的實質；宋志明⑨、苗潤田⑩、沈銘賢B11、惠吉興B12、楊國榮B13觀點比較一致，均認為“天人合德”意味著人的實現與超越；洪修平B14則更明確地指出：“天人合德”的研究就是中國傳統人學研究。其二，從中國倫理道德文化的視角界定“天人合德”的實質。如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張岱年進一步闡明“天人合德”符合中國倫理道德文化的人學特質；楊維中B15、陳瑛B16、張懷承B17則在“天人合一”的基礎上，闡述“天人合德”作槁桌淼賴旅題的實質，均有效地回應了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學界對天人之學做出的西方哲學式的思考。對于理論內容，一般學者都在“天”“人”兩個范疇基礎上詮釋“天人合德”的內容，學界通常將“天”概括為“自然之天”與“多意義之天”B18 ，而“天人合德”之“天”作為德性之天，則爭議較少。對于“人”，有陳伯海的人之三種B19，林俊義的人之五義B20，季羨林B21、蔡仲德B22、蒲創國B23的人有凡圣之別?！?993年季羨林發表《天人合一新解》，用人與大自然的關系解釋天人關系，激起了學者們的廣泛討論，任繼愈、王正平、李慎一、錢遜、李存山、蔡仲德等人先后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發文闡述“天人合德”是“天人合一”的重要方面。此后學者對“天人合德”內容的研究日益豐富。王文東B24 從“天”的視角闡述人的價值訴求，趙馥潔B25著重闡述《易傳》中的天之四德；柴文華B26從人類學的視角將其內容界定為“道德人類學”“自由人類學”“神學人類學”和“自然人類學”。學者們雖天德、人德分而論之，但卻以此來呈現“天人合德”內容的全貌。

2. “天人合德”的起源及發展階段研究

作為語詞的“天人合德”，其明確表述在《易傳》中，“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B27，對此學界未有爭論。而“天人合德”作為一種思想，其起源則觀點不一。張岱年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出發認為“天人合德”思想產生于西周B28，這一觀點得到李澤厚、葛榮晉、陳來等人的廣泛認同。張世英B29、李慎之B30以理論的完整性為標準分別認為，“天人合德”思想起源于孟子和董仲舒。更有大部分學者從哲學、文化學意義上探討“天人合德”的起源，目前主要有以李澤厚為代表的文化心理起源論，以牟宗三為代表的哲學本體意義的起源論，以熊十力為代表的心性起源論，以當代學者劉緒義為代表的歷史生成起源論和楊建祥、楊國榮所主張的道德由天至人的道德義務起源論等?！疤烊撕系隆彼枷氲臍v史久遠，對這一問題的沉思從古至今從未間斷，蘊含在歷代哲學家提出的關于天人關系的思想當中。章啟群用思想史的邏輯推延“天人”如何“合德”，提出了“天人合德”由上古、殷商、西周至子思、孟子、宋明道學比較完整的進路。B31這一觀點得到學者認同、引用并推介。也有學者從哲學、倫理學的角度對“天人合德”進行劃分，最早應為現代新儒家學者方東美B32，將“天人合德”融入到中國思想發展的大脈絡中，從儒道佛三家思想中解釋宇宙論、本體論、倫理道德學說；此后，學者們沿用并發展這種學術研究思路，如苗潤田的天人關系三段論B33；張世英B34的主客關系三段論；陳來B35的宗教、人文、倫理三向度等。

3.“天人合德”的地位及現實意義研究

早期“天人合德”的地位研究比較籠統，章太炎認為其僅是人類對天人關系的一種思考；張岱年提出疑義，主張對傳統“天人合德”思想進行科學分析。20世紀90年代，關于“天人合德”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的研究大幅度展開。任吾心指出個人同社會道德，現實政治與政治理想的關系是正確解釋天人學說，理解天人關系的根本。B36之后，諸多學者如沈銘賢B37、薛富興B38、陳瑛B39、張懷承B40、高書文B41進一步拓展并認同“天人合德”在中國哲學與中國倫理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也有學者如張立文B42、程宜山B43、張世英B44不主張過分抬高“天人合德”的地位，堅持在“天人關系”的整體以及在人類思想發展的大視野中對“天人合德”進行分析和評價。對“天人合德”現代意義的探討主要表現為“天人合德”對倫理道德世界構建的意義和對自然生態的作用兩個方面。李澤厚重視“天人合德”的道德形上意義；宋志明重視其價值理性。學者們將“天人合德”作為一個系統的整體，認為其價值和意義應該是周全的?！疤烊撕系隆币脖粦玫结t學、文學、文化學、美學、倫理學等不同的學科領域。其中，現代價值凸顯在生態倫理學中，徐春根B45、葛晨虹B46都盡力考察“天人合德”思想的現代生態學意義。但亦有學者方克立、肖巍、劉立夫、劉學智對此持反對意見，認為“天人合德”有著更為恒久的人文意義，雙方產生分歧的關鍵還在于對“天人合德”本質的認識不同。

三、“天人合德”研究的特征及未來走向

以上所述，乃百年來中國學者對“天人合德”所作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基本觀點，基于幾代學人的努力，規?？梢娨话?，也足可證明“天人合德”在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綜合考察，一個世紀以來關于“天人合德”的研究具有如下特點。

1.“天人合德”研究具有復雜性，在很多問題上都莫衷一是。

從20世紀初，嚴復的人類社會天演論激起的新儒家對傳統人文主義與心性學說的維護；20世紀60年代在天人關系的自然性基礎上產生的“天人合德”的倫理道德意義的討論；及至20世紀90年代關于“天人合德”內容的詮釋、歷史階段、文化地位和現代價值的理解以及研究視域的選取和研究方法的選擇都一直爭論不休，并沒有形成確定一致的結論。長期以來，“天人合德”研究都未形成專門性的研究成果，隸屬于“天人關系”“天人合一”的研究中，厘清“天”“人”的內涵，在此基礎上確定天人關系的倫理維度，并將“天人合德”作為中國倫理文化的特質進行思考首先成為學者們必須面對的問題。對此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天人合德”研究的多維面向。

2.“天人合德”研究具有現實性，關注現實社會，關切現實生活。

“天人合德”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地位，探究其內涵和實質，不僅有助于呈現中華儒家道德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進一步深解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哲學的精髓；更是關涉中國、乃至人類社會的重要問題，這也是相當一部分學者著力論述的內容。20世紀初，國人的思想極具動蕩，國門大開，西方思想和科學技術的涌入，促使人們重新理解和論證人以及人類社會，知識分子也在為重塑中國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空間曲枕而思，“天人合德”作為中國文化的根本面臨著去與留的掙扎；20世紀60年代，受西方宇宙自然觀的影響，“天人合一”被天人的自然關系片面化，“天人合德”的人文意義被遮蔽，所以在宇宙觀的大格局中論證“天人合德”的人學意義又成為學者們探索的主題；之后的40年中，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人的思想世界全面開放，“天人合德”研究在理論上蓬勃發展，同時也是在當代社，人們對精神世界遭遇的問題所進行的應對和思考。進入21世紀，人類的倫理精神世界呈現出貧弱和匱乏狀態。人類文明進步的內涵由科技發展、經濟繁榮取代了倫理理想的確立和倫理生活的完善，由此，學者們致力于“天人合德”的生態學意義，發展出了人與世界的全面和諧發展的理念，“天人合德”再一次進入廣闊的研究空間當中，伴隨著國人思想從封閉逐漸走向開放，蘊含著學者們對現實社會的殫精竭慮，更是百年來“天人合德”研究不曾變異的主題。

3.“天人合德”研究有待深入，具有廣闊的研究空間。

時至今日，“天人合德”研究已成規模，但并未終結，依然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這也是“天人合德”研究的魅力所在。從宏觀而言，在中國有沒有哲學的討論下，“天人合德”問題如何定位？“天人合德”是否是哲學問題，如何回應近世以來中西學界對“中國有思想，但沒有哲學”的疑義？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我們如何完成“天人合德”的哲學研究？時下學者多受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影響，對“天”與“人”進行劃分式研究，而將其作為整體進行研究的成果較少。另外，“天人合德”既是歷史的存在，更是觀念的存在，具有過程性和生成性，目前學界研究大多呈現了“天人合德”作為思想觀念的歷史發展脈絡，但其作為一種文化因子如何貫徹于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如何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發生作用，其內在機理是什么？卻是一個日顯重要的問題?？傊倌陙怼疤烊撕系隆毖芯慷嘣凇疤烊撕弦弧钡姆懂犞羞M行，對“天人合德”進行專門性研究占比較?。恢袊軐W視閾的研究較多，跨文化視角的反思較少；事實性的還原較多，動態性的過程式研究較少。

基于“天人合德”問題研究現狀的分析，可以對其研究走向做出如下預測：首先，“天人合德”將逐漸形成系統的哲學研究視域。黑格爾對儒家“道德哲學”的界定，引起了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百年之爭?！疤烊撕系隆眴栴}是不是哲學問題暫且不論，但若使其面向世界，就必須擁有中西雙重的哲學思維模式，并形成系統的哲學研究視域。其次，“天人合德”研究將采取嶄新的研究范式。“中國哲學科學化的關鍵在于科學方法的運用”B47 ，21世紀初中國哲學界高度重視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中國哲學“援西入中”，用西方哲學的研究方法（詮釋學、現象學、發生學等）來解釋和建構中國哲學，由此中國哲學可能面臨被“格式化”的危機，所以部分中國學者堅持“中”為主，“西”為賓。B48鑒于此，無論如何中國哲學都不能故步自封，必須適時改變，不斷尋找適應當前研究實際和中國哲學本身特點的研究方法。最后，“天人合德”研究將進一步實現文化共享。在中西文化交流與共融的背景下，“天人合德”研究應該將中西文化作為兩種有差異的資源，借鑒西方的經驗、理念和研究方法，呈現并發揚中華倫理道德文化，發揮中化文化對世界文明獨有的價值與意義。而今，我們已進入了文化研究的多元時代，對于“天人合德”，只有不斷革新，不斷創造，用新觀點去審視，新方法去塑造，這一問題才有生命力。

【 注 釋 】

①嚴復：《嚴復集》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

②劉節：《中國思想史上的“天人關系”問題》，《學術研究》1962年第1期。

③B28張岱年：《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1期。

④B27周桂鈿：《釋“天人合一”――兼論傳統價值觀的現代意義及其現代轉換》，《山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

⑤B29B44張世英：《“天人合一”與“主客二分”》，《哲學研究》1991年第1期。

⑥李存山：《中國古代的天人觀與主客關系論》，《哲學研究》1998年第4期。

⑦蒙培元：《“天人合一論”對人類未來發展的意義》，《齊魯學刊》2000年第1期。

⑧楊國榮：《作為價值觀的天人之辨及其多維向度》，《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3年第4期。

⑨宋志明：《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學習與探索》2009年第3期。

⑩B33苗潤田：《本然、實然與應然――儒家“天人合一”論的內在理路》，《孔子研究》2010年第1期。

B11B37沈銘賢：《從“天人感應”到“人天感應”》，《哲學研究》1997年第10期。

B12惠吉興：《思孟學派天人合一歸旨》，《東岳論叢》1988年第5期。

B13楊國榮：《意義的追尋――意義與人的存在》，《哲學動態》2009年第9期。

B14洪修平：《論儒學的人文精神及其現代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

B15楊維中：《論天人之辯的倫理意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