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系統理論的概念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家庭系統理論的概念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人在情境中；生態系統理論；增權理論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5-0130-02

一、人在情境中

20世紀初 marry richmond 和jane addams 在慈善組織會社和睦鄰組織運動中都推行“人在情境中”的理論范式。例如，marry richmond在1917年出版的《社會診斷》中提出“在情境中理解行為”，強調利用環境資源以促進案主的改變和提升（goldstein，1995；引自曾華源等，2002）。這一點奠定了社會工作從環境角度理解和干預個人以及個人行為的框架，檢視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提升個人適應環境的能力成為社會工作實務的主要目標和手段。之后心理暨社會學派的漢密爾頓提出了“人與環境”一詞，并用其來界定社會工作的特質。20世紀50年代的心理社會學派的托爾（towle）正式提出了“人在情境中”的概念（許莉婭等，2004）。隨著社會工作對于社會問題的關注不斷提升，“人在情境中”逐漸成為社會工作的主要實務原則。holis（1964）明確指出個案工作的核心觀點在于“人與他的情境”（person and his situation）。到了80年代，在對個案工作的概念界定中都廣泛提及人與情境視角，關注社會與個人的背景（goldstein，1996；p91；引自cornell，2006）。隨著精神分析和心理診斷治療日益受到人們的質疑和挑戰，社會工作于是將“人在情境中”這一概念納入到其定義之中。在1987年，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等權威機構將社會工作界定為以“人在環境中”為基礎的知識和理論以及服務（northen，1995，p8；引自cornell，2006）?！叭嗽谇榫持小背蔀樯鐣ぷ骼碚摵蛯崉盏暮诵摹?/p>

“人在情境中”在英語中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是“person-in-situation”，另外一種是“person-in-environment”。

心理暨社會學派使用的就是 “person-in-situation”這一表達方式，強調情境為個人的“situation”。該學派的“人在情境中”指個人受到其生存環境內的諸多因素的影響，并且人的內心事實及所處的社會環境經常處于交互作用狀態，因此必須注重人的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許莉婭等，2004：23）?！皃erson-in-environment”由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于1994年正式使用，“人在環境中”指用以描述案主的人際、環境、心理與身體健康狀況的知識系統，該系統兼顧了案主的問題和能力，強調問題不止來源于個體特質同時也存在于個人與環境的復雜性（karls&wanderl，1997；引自曾華源，2006）。

盡管“人在情境中”的表達方式不一，詞匯背后關于人與環境關系的假設也不相同，綜合而言，無論哪種表達方式都包含了三個層面：人的層面、環境的層面、人與環境關系層面。不同的理論對人的層面、環境層面以及人與環境的關系都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將根據這三個維度比較生態系統理論和增權理論。

二、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的比較

（一）人的層面

生態系統理論相信人的能力，認為個人是主動的有目標的，有能力為自己做最好的決定和選擇，實現自我的發展。人的發展能力包括人際關聯能力、勝任力等。人際關聯指個人擁有與他人建立關系的能力，這種能力始于親子間的依附關系的建立，并因此建構了個人在未來生命周期內所發展出來的各種互惠性的照顧關系。勝任力指通過個人與環境的互動而建立的個人掌控環境的能力，包括自我的效能感、建立人際關系、做決定的能力、獲取資源和支持的能力（鄭麗珍，2002：258）。

增強權能理論認為應將人視為有能力、有價值的人。每個人都不能缺少權能，個人的權能不是他人給予的，而是要通過社會互動不斷增加。個人需求不足或者出現問題無法實現自我，主要是因為人受到來自于環境本身的壓迫，而產生無力感、邊緣化、缺權化（鄭麗珍，2002），因而無法與環境進行交流，缺乏掌控自己生活空間行使決策權力的機會。增強權能取向的社會工作主要關注的對象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在人性的層面上，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和增強權能理論都對人持積極的肯定態度，相信人的價值和能力。將個人的問題與環境的狀況聯系起來，避免對人問題籠統道

化的歸因。

（二）情境層面

生態系統理論借用生態學中的“棲息地”一詞來指代環境，棲息地指個人所在的文化脈絡中的物理以及社會環境。首先，環境是結構性的。環境系統化分為不同層次。其認為個人所在的系統層次是一個層層相扣的巢狀結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層次：微觀、中介、外在、宏觀系統（bronfenbrenner，1979；引自鄭麗珍，2002：260）。同時，生態系統也將時間納入到情境場域之中，主要指人的生命周期（life coerse）。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個人生命歷程隨著社會改變而改變，不僅包括家庭、學校、工作以及社區的改變，還包括社會思想、價值和觀念的改變（riley， 1997；引自germain&gitterman，1995）。時間維度又可以具體包括：個人時間、歷史時間以及社會時間（germain&gitterman，1995）。

增權理論的目標在于協助案主獲得掌控生活空間和發展的動力，以降低社會情境的壓迫。其所說的社會情境主要指社會經濟結構下形成的情境，包括主流意識信念、社會階級地位落差、社會權利不均、社會標簽和控制因素等（鄭麗珍，2002b；引自曾華源，2006）。處于弱勢或邊緣地位的人們無法有效地從主流的社會環境中獲取維持自身生存與發展的資源。社會主流環境排斥弱勢群體，他們的社會地位不斷地被邊緣化，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弱勢群體感到改變無望，產生無力感。

在情境層面上，生態系統理論對于情境的定義非常廣泛，基本上將個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納入到其中，建立了一個綜融性的系統體系。盡管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所包含的情境意義廣泛，但其更強調面向人的情境，人生活的環境呈現由近及遠的分層分布狀態。相比之下，增權理論則更強調社會制度性和結構性的環境，個人的自我實現無法實現其原因在于社會制度和機構的不公平，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們受到制度的壓迫和鉗制，無法獲取成長和發展的社會資源和機會。

（三）人與環境關系層面

生態系統理論認為自身與其他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生態思維（ecological thinking）”（germain & gitteman，1995），認為人在情境中是一個聯合的交流系統，人與環境互相影響，形成一種互惠性的關系（鄭麗珍，2002：257）?；セ菪缘年P系體現在人與環境之間并不是單向的因果關系，而是雙向相互影響的。人的改變會影響環境，受到影響的環境同時也會反作用于個人。人作為環境的主體，個體問題在于個體能否適應環境，也取決于個體與環境間是否能維持良好的調和度。首先，個體依賴于環境。個人在不同的成長發展階段需要從其生活的環境之中獲取足夠的資源和支持。如果個人勝任能力不足，就將無法從環境中獲取資源以滿足其需求，從而導致個體的問題。其次，個人需要適應環境。個人為了持續地從系統中獲取資源以維系自身，需要與環境保持適度的關系，這一關系在社會生態系統中稱之為“調和程度（person-environment fit）”（german&

gitterman，1995）。人尊重環境，如果個體從環境中獲取資源超過了環境的能力，那么就會逐步造成環境各系統的污染。人類一旦無法從環境中獲取維系生存和發展的資源，生理、認知、情緒和社會發展功能都會受到影響，甚至出現解組或死亡（鄭麗珍，2002）?？紤]到環境本身的結構可能也會對人產生的限制與障礙，即環境對于個體也產生反作用。

增權理論相信個體的問題不在于個體本身，而在于環境的壓迫和限制。環境中存在著直接和間接的權能障礙。直接權能障礙限制個體獲取物質資源，間接權能障礙指缺少維系社會均等的資源結構和社會價值，個體缺乏參與社會的機會，從而無法實現自我價值（鄭麗珍，2002）。缺乏權能將導致無力感，個人因而無法有效地與環境進行交流，長此以往，弱勢的個人將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中，他們在心理上會逐漸接受并內化主流環境對于他們的標簽，逐漸缺乏改變的動力，弱勢群體更加被邊緣化。

回到人與情境的關系層面上，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所展現的是人與環境之間的互為主體關系，人在情境中表現為人與環境之間的互惠交流關系。人通過提升勝任能力與環境建立良好的關系，環境也會產生好的人際關系（曾華源，2006）。增權理論關注人與環境之間是循環關系（曾華源，2006）。其邏輯在于：社會結構的壓制導致微觀層次個人的無力心理狀態，這種狀態轉而影響個體的社會參與。個體想要改變自己的境遇，首先要通過意識的提

升，看到環境對于人的壓制，提升改變的能力，才能去改變社會結構。

三、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介入策略比較

對于界定問題的來源會影響社會工作處遇模式的方向和策略。根據上文的討論，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和增權理論對案主問題的成因持不同的觀點，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介入模式。

依據社會生態系統的觀點，在生命歷程中的事件會被界定為“問題”的，經常是發生在人與環境復雜的交流系統中所引起的落差或失衡，并進而產生壓力或危機的感受，稱之為“生活的問題”（german&gitterman，1980，1996；pardeck，1996；hartman，1983；引自鄭麗珍，2002：265）。具體而言，生活問題可以分為三種類型：（1）困難的生活轉型或創傷性實踐，指的是個人與家庭生活周期階段的交替和演變，包括生理和社會的變動，預期與非預期的，長期或突發的，這個會帶來個人地位和角色的改變；（2）環境壓力，個人從環境中獲得資源以增進自己的適應能力，但環境本身的結構也會阻礙個人的適應性發展，比如不平等的機會、難以應付和沒有回應的組織都會影響個人的生活；（3）功能失調的人際過程，包括剝奪、不協調的期望，不良的人際過程都會影響個人生活的結果和對環境的應對（payne，2005；引自何雪松，2007：91）。

基于此，生態系統理論提出了“生命模型”的社會工作實務模式。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干預的對象包括個人、家庭、次文化、社區等各個層次系統，綜合各種工作手法，通過多元和多面向的干預策略而增進個人適應能力或者加強或建立社會支持以達成個人與環境的調和度。具體的干預手段例如：增進適應性的技巧以降低個人源于壓力而產生的挫折感；增進個人的能力以去除環境障礙，增進個人的人格動力等。當然，生態系統理論看到了環境本身可能對個人造成影響與困擾，強調環境改變的重要性，但是生態系統理論將環境分層，環境改變的重點是個人生活所處的微觀與中觀層面，對于大的社會制度等宏觀情境的改變社會工作顯得有些無能為力。

增權理論認為個人的問題在于社會環境與結構，而不在于個人本身。個人受到環境的限制和壓迫以及長期的負向對待，因而缺乏權能與資源發展和實現自己。那么，增權理論的干預策略在于增強“權能”?！皺嗄堋保礄嗔εc能力，指的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空間與發展的各種有利動力，也指個人對自己受壓迫處境的意識提升。社工主要從三個層面上進行增權：（1）個人層次，使個人覺得他有能力去影響或解決問題；（2）人際層次，指幫助個人獲得和他人合作促成解決問題的經驗；（3）環境層次，改善社會制度或結構。

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的介入焦點都包括個人和環境，但是生態系統理論更強調個人的改變以適應環境，強調適應性仍說明了生態理論假設有一個基本的社會秩序，而壓制了激變社會變革的可能性（payne，1991；引自周玫琪等，1995）。增權理論試圖增強個人的權能以改變受到壓制的環境，相比之下更注重社會環境的改變。

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對于“人在情境中”的詮釋不同，但是兩者在社會工作實務中是融合的。生態系統理論在策略上同樣也強調增權。增權是生態系統理論生命模式的重要實務原則之一（for example， lee， 1994； simon， 1994； solomon， 1976， 1982；引自german&gitterman，1995）。增權策略適用于“生活模式”的各方面。例如，對于個體進行增權，提升個體的自尊、勝任力、人際關系能力等（german&gitterman，1995）。同樣，在增權理論取向的社會工作實務中，利用生態系統對于環境的結構化框架分析案主面臨的境遇，為增權提供了介入方向。

四、小結

生態系統理論和增權理論都強調“人在情境中”，關注個人和環境的關系。通過人的維度對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和增權理論進行比較，發現兩者對于“人在情境中”的理解和詮釋不盡相同。毋庸置疑，兩者都對“個人問題”和“公共議題”進行了區別化對待，看到了個人問題背后存在的環境因素，避免了對個體道德化的歸因。生態系統理論為社會工作提供了人與環境綜融性的分析框架，但是生態系統理論在實際的操作上有諸多的限制，強調對于案主適應環境，使個體仍然順從于主流的社會壓力與結構，忽略了案主的主動性。相反，增權理論彌補了生態系統理論，首先強調環境中的壓迫與限制，試圖由個體的自我成長匯集成大的社會改變和社會運

動（torre 1985，引自鄭麗珍，2002）。

通過對應性的比較分析，盡管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各自的假設與理念存在差異，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社會工作實務中沒有哪一個理論是完美無缺的，這提醒我們必須以整合理論的視角看待人的問題與需求。

參考文獻：

[1]何雪松. 社會工作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佩恩.當代社會工作理論：批判的導論[m].周玫琪，等，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

[3]宋麗玉，曾華源， 施教裕， 鄭麗珍.社會工作理論——處境模式與案例分析[m].臺 北：臺灣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

[4]許莉婭 .個案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曾華源，黃俐婷.心理暨社會派、生態系統觀點及增強權能觀點對“人在情境中“的詮釋比較[j].東吳大學學報，2006，6（14）：63-89.

篇(2)

一、問題的提出

女性貧困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一個社會問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美國瓦倫丁?M?莫格哈登博士最先提出了“貧困女性化”概念，分析了貧困女性化的原因和趨勢[1]。 1995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報告》也指出，貧困具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全世界13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其中婦女占70%，多數是在發展中國家，貧困有一張顯著的女性面孔。2005年中國婦女研究會消息稱我國貧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貧困。2010年中國婦女研究會舉辦的“社會性別與貧困”論壇會再次提出，我國女性貧困化程度有不斷增加的趨勢。農村女性貧困具體表現為：女性參與教育、政治決策和社會經濟活動的機會和比例明顯少于男性，她們的教育權、社會參與權、文化消費等權利明顯不足。確切地說農村女性貧困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貧困。因為文化貧困很難用數字量化和衡量，因此，往往被人們所忽視，這就造成了“長期以來我國農村的扶貧工作重心在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忽視文化貧困治理” [2]，因而一直難以從源頭上徹底消除貧困。文化貧困容易產生，從而加劇經濟貧困。為什么會出現如此的結構性改變？導致農村女性陷入文化貧困的原因是什么？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的后果是什么？如何能夠有效改變這一狀況？將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置于社會生態系統框架之下，分析并嘗試解答上述問題是本文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二、社會生態系統理論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受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影響，把人類成長的生活環境（如家庭、社區等）看成類似生物周圍的生態系統，強調人的社會生活環境對于分析和理解人類行為的重要性，特別強調人與生活周圍環境之間各系統的相互作用及其對人類行為發生的影響。該理論的基本假設是：每個人自生來就有與環境系統互動的能力，人與環境的關系是互惠的，個人的意義是環境賦予的，要理解個人，就必須將其置于其生活的環境之中；個人的問題是生活過程中的問題，對個人問題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須在其生存的環境中來進行。

最早提出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是著名的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他用公式 D=f（PE）闡明人的發展是人與環境的復合函數關系，指出D （Development）即發展，P（People）即人，E （Environment）即環境，認為人的發展就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這些環境系統直接或間接地以各種方式和途徑影響著人的發展。這些環境系統從主到次分別是：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

微觀系統是指影響個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質因素，中觀系統是指家庭、群體等組織，宏觀系統一般指大的社會系統。三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其中個體微觀系統受到中觀系統家庭的影響比較大，同時，還受諸如社區、社區文化、制度的影響和制約。同樣微觀系統對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也有一定的影響。

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構成一個大的社會生態環境共同作用于某一個體或群體，有學者將這一生態環境又做了具體歸類：即“滋養性環境和不友善環境。滋養性的環境能在適當的時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資源、安全與支持給個人。不友善的環境則缺乏或扭曲了資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礙了個人的發展”[3]。依此，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并非完全是經濟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長期不友善的環境的壓迫及資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態系統理論主張提供多層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務，為研究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對策措施提供了較為廣闊的框架，本文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從滋養性環境和不友善環境等外在影響因素，探討農村女性陷入文化貧困的成因，思考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對策建議。

三、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內涵界定及成因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一）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內涵界定

聯合國開發署在《1997 年人類發展報告》 中正式提出“文化貧困”（human poverty）概念。報告指出，貧困不僅僅是收入低微、經濟貧困，更深刻的是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即知識缺乏、參與不足、能力低下、素質不高、權利無法保障、健康狀況差等的“文化貧困”。世界銀行研究報告明文指出：貧困不僅表現為饑餓、寒冷、無助，遠離政治生活、絕望、沒有尊嚴同樣也是貧困。2000年聯合國開發署進一步指出，文化貧困是指人們生活中最基本的發展能力的喪失，包括文盲、營養不良、預期壽命不足、母親健康惡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間接衡量指標包括缺乏獲取維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務和基礎設施（能源、衛生、教育、通信、飲用水）的途徑。

我國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4]指出，文化貧困是指一些國家或地區文化滯后于時展并影響到其生存與發展的落后狀態。學者秦存強等[5]人分析指出文化貧困的表現是：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

中國農村實事表明，女性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貧困，即我國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是相對于農村男性群體的事實存在[5]。 而且從本質上看，農村女性貧困并非是單純的物質貧困和經濟貧困，她們更多的是處于文化貧困狀態。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是就指這一特殊群體或個人在接受教育、個體主體性、思維方式、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以及生活樣式等方面落后于當代經濟社會發展，從而影響到自身生存與發展的落后狀態。

作為占農村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女性，她們的文化貧困不僅在家庭內部形成代際惡性傳遞，對其后代產生難以克服的消極影響，而且嚴重延緩了農村的發展進程，制約著城鎮化的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文化貧困是一切貧困的總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貧困，將有利于從根本上消除物質貧困和經濟貧困，提升農村女性個人的文化素質，進而全面推進城市化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二）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成因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1.個體微觀系統自卑心理、依賴心理導致其主體意識缺失、社會參與不足等文化貧困。個體微觀系統是指個體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會的系統，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影響或決定個體的生存與發展狀態。在分析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現狀及成因時，需要深入分析微觀系統三個要素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在許多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們受剝削的根本，也是她們無法擺脫弱勢地位的癥結。因為從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較之男性，肌肉生長較為細膩，骨骼較小，力氣不足。由此限制農村女性多數只能留守農村，導致農村女性不僅經濟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圍、生活內容也十分狹窄和單一，進而致使其形成消極的自我評價，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狹窄、自卑心嚴重等心理偏差。在這樣的心理系統和生理系統的互相影響下，逐漸走向自閉，拒絕社會交往，進而逐漸被限制在農村社會公共領域之外，而農村女性這種參與公共生活不足的狀態又導致其對自身的社會價值認識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農村女性自我認知生理性別意識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現出一定的依附性，她們缺乏自主、自立意識，缺乏獨立開辟事業的精神。而沒有屬于自己的獨立事業又會導致其經濟收入的有限和不足。這種物質貧困、經濟貧困致使其產生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視野狹窄、缺少主體意識、社會參與不足等文化貧困境地。

2. 中觀系統中婚姻家庭體制的負向影響，造成農村女性知識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貧困狀態。家庭系統和社區系統是對農村女性生存發展狀態影響較大的中觀系統。由于傳統因素的影響，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現象依然存在，這一現象的結果是農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難獲得對家庭的土地、財產的支配權力，接受教育權也極易被剝奪。家庭因素對農村女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1）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明顯少于男性。農村家庭受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倫理觀念的影響較深，重男輕女依然存在，導致對女性充滿了偏見和禁忌，使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明顯少于男性，對農村女性文化貧困造成了深刻影響。中國從事傳統農業勞動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調查數據顯示：“文盲和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村婦女占農村婦女總數的609%，遠遠高于城鎮婦女227%的水平。農村婦女中文盲、小學、初中文化比例分別為677%、670%、512%，均高于農村男性相應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專）和大專以上學歷中，農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別為388%、273%，遠低于農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6]。 農村教育的男女差異，造成農村女性知識和能力的欠缺，是導致農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貧困的主要原因。（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使農村財產僅由男性子嗣繼承，子女隨父姓，婚嫁從夫居，對女性的經濟狀況與地位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如，一些地方的《村規民約》中明確要求已婚婦女退回承包地，或規定出嫁女的戶口所在地進而剝奪其土地分配權[7]。 同時，從夫居的家庭體制導致了女性社會網絡資源的流失和弱化，農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獲得的社會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觀系統社會資源不足、文化消費有限，體制結構不合理使農村女性處于“失權”文化貧困狀態。在探討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過程中，應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將其放在特定的宏觀環境中分析。縱觀農村女性生活的宏觀環境，發現問題表現在：（1）農村女性可參與分配的社會資源缺乏。社會制度決定了社會資源在不同地區、不同區域、不同群體（如社會性別群體）和個人之間的不平等分配，從而導致了特定地區、區域、群體或個人處于貧困狀態[8]。 農村女性參與社會資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體現在物質資源、受教育培訓資源以及社會參與資源不足等方面。這些都表明農村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無法與男性一樣享有社會資源和占有發展機會。（2）農村女性可消費的文化資源有限。目前大部分農村的文化設施比較落后，一些貧困地區沒有科技文化圖書閱覽室，沒有有線電視，沒有廣播影劇院等文化設施。更沒有針對農村女性特點的農業科技教育體系來對主要從事農業勞動的婦女進行全面、系統、有效的農業技術培訓。這些都嚴重影響了農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獲得[8]。 農村貧乏的文化基礎設施和文化氛圍造成了農村女性的文化貧困。（3）二元分割的體制限制了農村女性的發展。城鄉二元結構是指“在同一國家由于種種原因而導致城鄉長期分設、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出現明顯的差別特征”[9]。 由于二元結構制的存在，尤其是現代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數農村女性無法隨丈夫一起進城，不得不留守農村，長期生活在相對閉塞的文化環境中，沒有機會接受現代文明和先進思想，消磨了農村女性的主體意識和進取精神，致使農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變。

同時，由于城鄉二元的體制分割，專門針對農村婦女發展的扶持政策相對較少，農村婦女難以得到必要的資金、技術、信息、基礎設施等資源，這些都形成了強大的阻止農村女性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加上社會性別歧視的存在，限制了農村女性個體的發展，使之在接受教育、個體主體性、思維方式、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以及生活樣式等方面處于落后于當代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水平的文化貧困狀態。

四、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治理途徑

（一）微觀層面：在個體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中，激發農村女性文化自覺，培養其主體意識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強調人的問題來自個人與環境之間交流的失衡，強調從服務對象的生態環境探尋問題產生的原因?；谏鐣鷳B系統理論，認為人的價值理念源于生活內容的基本觀點，要改變農村女性主體意識缺失狀態，全社會應共同努力積極創造條件，為女性主體意識提升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應通過宏觀調控手段為提升女性主體意識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切實解決事實上的男女不平等問題，使女性從實實在在的主人地位上產生主體價值；制定相應的保護政策，使女性與男性平等地開展競爭；通過各種社會化途徑幫助農村女性進行角色塑造，從而成為主體價值發展的導向與支撐。

女性的主體意識是女性對自身價值認可與追求的理性起點和支撐，是激活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發揮主動性、創造性的內在動力。女性的解放和發展關鍵在于女性主體意識的自我覺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覺。“文化自覺”與“文化貧困”呈正相關關系，即擁有文化自覺意識會使文化主體對自身文化狀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能夠了解自身的文化處境，進而促使其主動獲取和接受先進文化。反之，文化主體文化自覺意識缺乏或不足，會極大影響或制約主體文化落后狀況的改變。由于歷史以及現實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加之社會性別因素的影響，導致農村女性長期以來習慣于“別人的附庸”這一畸形社會角色。改變這種狀況的關鍵對策就是要不斷提高女性自身的認識和評價水平，集個人、家庭和社會三方面的力量，積極宣傳健康、文明、進步的女性性別意識，努力實現農村女性自身觀念的轉變，通過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培養反文化貧困主體的自我覺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審視的能力，使她們從傳統角色模式中解放出來，樹立良好的現代性別意識，使其從內心深處產生改變其命運的自覺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賴心理，進而真正幫助其從根本上實現文化脫貧。

（二）中觀層面：改變家庭傳統觀念，倡導男女平等，發展農村教育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鼓勵弱勢群體多元化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應建立“家庭――社會”聯動互動體系。研究與事實表明，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是影響農村女性智力開發的主要障礙。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領域的決策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10]。 多數農村家庭血緣的邏輯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綿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潑出去的水”。受傳統父權制思想的影響，農村女孩從小就受家庭的歧視，受教育權力被剝奪，導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較低。按照生態系統理論，實現農村女性文化脫貧，需要政府主導下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努力。

1.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在全社會層面開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個家庭，讓“男女平等”理念從村民生活層面深入村民意識。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尊重女性的氛圍，向農村女性和男性宣傳社會性別意識，喚起農村家庭性別平等意識。同時，在社會性別意識推廣的過程中，還需要電視、廣播等媒介積極介入，形成倡導性別平等的良好社會氛圍。

2.發展農村義務教育，消除文化貧困根源。保障農村女性實現文化脫貧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大力發展農村教育。鑒于中國農村地區教育資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參與學習的性別差異等因素，應大力發展農村義務教育，重點工作：一是發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輕女”傳統思想的影響，并通過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確保農村女童教育機會得到真正的實現；二是發展多樣的農村社區文化[11]，通過潛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強農村女性的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其獲取經濟收入的本領。

3.通過政策法規減少父權制家庭制度對農村女性應有權力的剝奪。對于無法可依的家庭問題，國家有義務在保證社會性別平等和婦女權利不受損害原則下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以減少父權制家庭制度對女性實現功能性活動自由的困擾；堅持有法必依的原則，特別是在關于土地分配與補償的問題上，國家應采取積極措施回應女性在村民自治過程中的利益受損問題；切實維護農村女性合法權益。同時要妥善處理好如農村女性土地承包權被剝奪、財產權受侵害等問題。

（三）宏觀層面：性別取向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是實現農村女性文化脫貧的根本保障

依照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并非僅僅是微觀的個人現象，宏觀社會環境中的障礙是導致其問題出現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規的制定對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的解決尤為必要。

篇(3)

〔論文關鍵詞〕父母沖突；心理行為；綜述

中小學生的發展受到家庭、社會、學校等環境的影響。家庭是少年兒童發展的基礎和主要場所，從出生起他們就潛移默化地受到家庭成員的性格、心理、行為和人生觀等影響。家庭環境對兒童的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其他影響因素不能代替的。作為家庭主要成員，父母雙方的消極相互作用即“婚姻沖突”對兒童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負面作用。面對父母沖突，兒童是一個積極的認知主體和問題解決者，他們會產生巨大的壓力并努力解決問題，以焦慮、害怕、躲避等一些消極方式來維持家庭系統的穩定，而這很可能導致兒童的心理扭曲。心理學研究發現，具有問題行為的兒童更多地來自充滿爭吵和敵意的不幸福家庭中。

一、父母沖突對兒童心理行為影響的四種理論

中外學者提出各種理論模型來解釋婚姻沖突與兒童心理行為問題之間的關系，影響較大的四種理論是：社會學習理論、家庭系統理論、認知－背景理論和情感安全假設。

1.社會學習理論（the theory of social learning）

班杜拉（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是最早被用來解釋婚姻沖突和兒童問題行為之間關系的理論，該理論指出，兒童的學習主要來自對他人的觀察，兒童觀察榜樣的機會越多，越容易塑造他的行為，特別是當行為榜樣來自跟自己同一性別的家庭成員。研究表明，兒童觀察暴力行為更容易使得他們獲得贊成暴力行為的態度，最終模仿暴力行為。1981 年，貝斯基（Belsky ）提出充滿暴力攻擊的婚姻沖突為兒童提供了一系列不良的人際交往模式，兒童通過觀察父母的行為及其后果，獲得有關人際交往的知識和不恰當的攻擊性沖突解決策略。父母在沖突中的行為和后果間接強化了兒童的錯誤觀念——攻擊行為是一種解決矛盾的可行方法，這種錯誤觀念將直接導致兒童的問題行為。兒童將這種負面的技能運用于日常與同伴、兄弟姐妹和父母的人際交往之中?？魉梗–ummings）等人的實驗研究也發現，目睹成人激烈爭吵后，兒童對同伴的身體攻擊或言語侮辱行為增多。而且，父母之間公開沖突發生的頻率越高，兒童進行觀察學習的機會越多，其產生問題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大。社會學習理論給二者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解釋的模型，但是兒童是個積極的認知加工者，兒童在模仿父母沖突的行為時，已經有認知因素的參與。所以此理論不能夠很完美地解釋二者之間的關系，因此，一些研究者開始從認知加工角度提出了認知-背景理論。

2. 認知－背景理論（the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1990 年，綜合分析以往有關婚姻沖突和兒童問題行為的研究，蓋瑞（Grych ）和 芬徹姆（Fincham）提出了認知－背景理論。此理論認為兒童在經歷父母沖突時，會通過評價、歸因和應對等來感知父母沖突，間接影響自身的適應問題。

該理論強調兒童認知評價的作用，把兒童對沖突的認知過程分為初級加工(primary processing)和次級加工（secondary processing）兩個階段。在初級加工過程中，在父母沖突發生時，兒童會經歷一系列的害怕體驗，他們開始評價自己在沖突中受到的威脅程度。初級加工過程的評價受兒童本身的特點（如性別、氣質）、父母沖突的性質和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受對沖突過程的期望、當時的情緒等情境性因素影響。兒童對婚姻沖突的評價將決定其感受到的壓力水平，由此便進入次級加工階段，在這一階段兒童開始思考沖突為何發生（原因歸因）、誰對沖突負責（責任歸因）、自己應作出怎樣的反應（沖突應對），即對沖突作出歸因，對自己的沖突解決能力及解決方式提出期望。次級加工過程也受兒童的年齡、性別和當時的情緒影響。

兒童在沖突過程中采用什么樣的評價類型，就會發展成什么樣的行為結果。例如經常采用自責歸因評價方式的兒童會出現抑郁問題，而經常采用受到威脅的評價方式的兒童會出現焦慮問題。

該理論主要強調兒童對沖突意義的評價、感知到的父母沖突的威脅程度、沖突歸因自責和應對父母沖突的能力，同時也很重視環境變量，如兒童當時所面臨的發展任務及其他壓力源對兒童的影響。它幾乎包括了兒童生活中各種相互作用的力量，認為兒童對這些力量的感知是理解婚姻沖突與兒童適應問題的核心。

認知－背景理論在婚姻沖突與兒童問題行為作用機制的解釋過程中已經取得很大成功，但也有研究者提出該理論過分強調兒童認知加工的作用，而對情緒加工的作用卻未給予重視。據此，有研究者從情緒情感角度提出了另一種假設，即情緒安全假設。

3.情緒安全假設

1994年，戴維斯（Davies）和卡明斯（Cummings）以依戀理論為基礎提出“情緒安全假設（the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強調兒童情緒在感知、解決婚姻沖突中的核心作用。提出婚姻沖突可能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途徑威脅兒童情緒安全導致問題行為，其引發機制集中在兒童的情緒上。一方面，當兒童長期面對具有破壞性的父母沖突時，他們內心否定消極的情感被激發，對撫養者的依戀和家庭的穩定性產生不安全感，加重了對沖突的過多的感知和反應，這會影響兒童情感調節和言語的表達，使兒童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處理情感問題，最終有可能出現人際交往等問題行為。另一方面，長期的消極情緒狀態不利于兒童對婚姻沖突作出恰當歸因，也會導致兒童問題行為。除了這種直接影響外，婚姻沖突也可能破壞親子關系而間接地引起兒童問題行為。通常，父母間嚴重的沖突會導致離婚或父母生理、情感上的精力匱乏，并將婚姻沖突中未能疏導的敵意遷移到親子交往中，從而威脅兒童的情緒安全；或者沖突使父母忽略了兒童的生理和心理需要，敏感性降低，導致兒童的不安全依戀，引起問題行為。

情緒安全假設認為，情緒不安全感會表現在兒童對婚姻沖突和家庭關系的認知、情感和應對行為等不同環節上，在任何一個環節上過大的壓力都會導致兒童問題行為。但這三個環節不是完全獨立的，它們會彼此聯系共同調節婚姻沖突對兒童的影響。例如，兒童在長期生活中已經形成了對婚姻沖突和家庭關系的一般認識，當兒童面臨沖突情境時，有關父母關系、家庭關系的表征會使兒童立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表現出恐懼、痛苦、警戒和明顯的敵意等情緒反應，如果這種消極情緒反應長期持續下去則會導致抑郁、焦慮等心理疾病。為了減少、消除沖突帶來的消極情緒，兒童會主動調節婚姻沖突在自己面前的暴露程度。但缺乏情緒安全感的兒童可能會對沖突暴露程度進行過分調節，如兒童過分卷入沖突，成為被攻擊的對象；或者逃避沖突以減少沖突帶來的消極后果，增加安全感。

4.家庭系統理論

家庭系統理論（the ideas of conflict as family system disruption）將家庭看作一個系統，認為婚姻沖突通過破壞家庭系統中的夫妻子系統和親子關系子系統，從而使整個系統破裂，最終導致兒童的問題行為，也有學者認為是沖突“外溢”(spillover) 。

夫妻子系統的破裂是夫妻雙方由于教育子女觀念的不一致，使得雙方很少過問對方的子女撫養觀念而堅持自己的撫養方式，導致撫養質量的下降，間接影響兒童的問題行為。教養觀念的不一致可能導致更多有關教育行為的公開婚姻沖突。這類沖突與兒童有直接關系，它對兒童發展的影響比那些與兒童無關的沖突更大，在這類沖突中兒童表現出更高水平的自責、羞恥和恐懼。

另外，婚姻沖突通過破壞父母和兒童間的情感聯系而影響兩者間的關系。戈德堡（Goldberg）等認為，在長期的婚姻沖突中，父母的情感和精力被耗盡，從而降低了對兒童情感需要的敏感性和反應性，使親子間不易形成安全的依戀關系。親子關系的質量會影響兒童對婚姻沖突的評價，缺乏安全、穩固的親子關系的兒童更容易將婚姻沖突視為對家庭和個人發展的主要威脅，因此承受更大的心理壓力。

家庭系統理論還提出了兩種外溢的假設：Erel提出的補償假說（compensatory hypothesis）被用于解釋那些高沖突家庭，但是父母的撫養行為是積極溫暖的。當夫妻沖突使雙方感情不能調和時，情感不能從對方得到滿足，從而轉向對子女積極的撫養方式和補償性的愛。米紐秦（Minuchin）提出的迂回假說（detouring hypothesis）被用于解釋那些高沖突家庭且父母的撫養行為傾向于過多保護和溺愛，緊張的夫妻關系使得他們將注意的目標轉移到子女問題上來，婚姻關系的敵對性和消極性轉嫁到對子女的過分嚴厲和過多保護教養方式上。

二 、父母沖突對兒童心理行為問題影響的實證研究

兒童對父母沖突的感知，對研究父母沖突和兒童心理行為問題的關系至關重要，許多研究證明了這一點。如1984年艾米麗和奧利瑞（Emery，O’Leary）發現，經常發生的公開婚姻沖突比隱蔽的沖突更容易引起兒童的心理行為問題（如攻擊性、不服從、反社會行為、抑郁、退縮及自我概念發展障礙等）。海瑟林頓（Hetherington）等人也發現只有暴露在兒童面前的婚姻沖突與兒童的問題行為有關，而那些隱蔽的、兒童未感知到的沖突與兒童問題行為的關系似乎很微弱。更早的一項對兒童的研究也發現，具有問題行為的兒童更多地來自充滿爭吵和敵意的不幸福家庭中，而在冷漠的不幸福家庭中出現的要少些。這說明公開的、兒童感知到的婚姻沖突比隱蔽的沖突更可能導致兒童的問題行為。本研究將父母婚姻沖突對兒童產生的負面影響分為行為、生理和學業成績三類。 轉貼于

1.父母沖突對兒童行為影響的研究

布拉薩( Bourassa)對984名法國青少年運用青少年自我報告量表進行測試，得出了高父母沖突家庭的青少年比沒有或者低父母沖突的家庭更容易出現外部和內部的問題。許多研究都認為高父母沖突組的兒童比控制組兒童更有可能變得敵對、叛逆、焦慮和抑郁。我國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果，指向父母沖突可以顯著地預測兒童的抑郁情緒問題。1997年標樂（Buehler）對來自心理學領域、社會科學領域的68篇關于父母沖突影響青少年行為問題的348個統計結果作元分析，結果發現父母沖突和青少年的行為問題的平均相關系數達到0.32。計量分析還得出兒童青少年不分年齡大小、不分性別都逃不過父母沖突對他們消極的影響。

在大部分的行為研究中，研究者都采用Achenback 1991年編制的青少年自我報告量表，此量表的測量內容包括內部行為問題（如回避、焦慮和抑郁）和外部行為問題（如過失行為、攻擊行為）。雖然男孩和女孩都會受到父母沖突的負面影響，但是由父母沖突而產生的內部和外部行為還是有性別和樣本來源上的差異。研究表明，男孩更容易出現外部問題，而女孩更多表現為內部問題，可能是由于男孩更多地去直接干涉父母沖突，而女孩更多傾向于自責。但是研究者通過計量學分析發現，雖然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受到父母沖突的影響，但是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來自臨床的樣本比非臨床樣本表現出更嚴重的心理和行為問題。

2.父母沖突對兒童健康影響的研究

心理學研究表明，父母沖突影響兒童心理健康，使其出現攻擊、敵對、抑郁、焦慮等，但是對生理健康的影響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我們可以從離異家庭和婚姻滿意度這兩個側面了解婚姻沖突與兒童身體健康的關系。

研究表明，那些父母關系不和諧和離婚家庭的兒童比來自和諧家庭和完整家庭的兒童表現出更嚴重的身體癥狀（如反常的疼痛、反胃、嘔吐、頭疼等）。可見，婚姻結構與和諧度可以預測孩子的身體健康。

父母之間的沖突如何影響孩子的身體健康呢？2004年溫迪（Wendy）在總結前人文獻的基礎上提出了父母沖突對孩子身體健康影響的模型。此理論承認芬徹姆（ Fincham）1990年提出的父母沖突對兒童的情感和生理調節因素產生直接的影響，同時還認為撫養行為的變化在父母沖突和兒童的身體健康之間起著中介作用，由婚姻沖突而產生的緊張感可能危及到父母的撫養行為，弱化了父母與子女的情感交流行為，這就是所謂的“情感外溢”（spillover effect）。父母照顧力度的下降可能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兒童的身體健康。另外，兒童感知到的婚姻沖突程度可能通過父母的撫養行為模式的變化而增加了子女攻擊和敵對行為的發生率。此理論認為父母沖突威脅著兒童的安全感和情緒調節能力，情緒調節能力的欠缺可能導致兒童難以面對外界的壓力，而且情感、認知和行為能力的赤字可能通過生理途徑（如神經內分泌系統、被弱化的神經傳遞系統）而導致身體的不健康。

3.父母沖突對兒童學業成績影響的研究

兒童感知到的父母沖突直接和間接影響他們的學業成績。唐納德（Donald）等研究者在2000年運用父母沖突量表、青少年感知家庭和諧度量表對115名兒童青少年進行測試，結果表明父母沖突與他們的學業成績呈顯著負相關，并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驗證了家庭支持和父母對子女學校事件涉及程度兩個變量在父母沖突和兒童學業成績之間的中介作用。可能是因為沖突使父母很少顧及到子女的教育問題，給予其學習上必要的支持與鼓勵，使得兒童很少能夠感知到來自家庭的支持，這種感受間接影響兒童對家庭作業的完成、對學校的評價等。大部分研究者認為父母沖突是通過間接的方式影響兒童學業成績的，但是實證研究表明，父母沖突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途徑對兒童的學業成績產生影響。

三、父母沖突對兒童心理健康影響途徑的研究

父母沖突是如何影響兒童青少年的心理與行為等問題呢？目前研究者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證明這種影響有直接的和間接的。直接影響是父母沖突對兒童心理行為產生直接作用，間接影響是父母沖突通過其他的相關變量間接影響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和行為。

珍妮（Jeanne）等人在研究的過程中運用結構方程模擬模型，證明父母沖突對兒童青少年的抑郁和行為有直接的影響；評價在父母沖突和抑郁之間起著中介作用，抑郁是父母沖突和兒童的行為之間的中介變量。還有學者證明了社會支持、家庭支持、家庭功能、兒童應對策略、父母教養方式等變量在父母沖突和兒童心理行為、學業成績和適應之間的中介作用。我國學者池麗萍認為，認知評價在婚姻沖突與兒童內部問題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它能夠將兩個系統（婚姻系統和兒童發展系統）聯系起來，從而揭示出兩者之間的作用機制和規律。

四、兒童應對父母沖突的相關研究

兒童主要從兩個層面來應對父母沖突，一是情感反應，二是應對策略。奧布賴恩（O’Brien）等人1995年將兒童應對父母沖突的策略分為10種類型：遠離沖突（離開沖突現場）；轉移注意力或者自我安慰以緩解自己的壓力；尋找同伴或者兄弟姐妹；尋求其他成人的幫助；直接告訴父母停止沖突；自責；動手阻止父母沖突；沖突后利用父親或者母親來解決；直接的情緒表現（如吵、鬧、叫、哭、打等）；無助行為（如站在一旁自己發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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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檔案學；生態學；檔案生態研究；述評；展望

20世紀90年代末，檔案界開始關切檔案生態研究，嘗試從生態學角度分析檔案系列問題，初步提出了相關命題，開了檔案生態研究的先河，為后期檔案生態研究奠定了學術基礎。今天，生態學普遍應用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成果凸顯。在圖書、情報、檔案領域，利用生態學理論分析專業問題也不再陌生，相關概念如圖書館生態、信息生態、情報生態及檔案生態、檔案信息生態系統、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等被不斷提及并被學術界持續關注，同時，國家各層次相關社科基金也紛紛為此研究立項，支持學術界持續、深入地開展相關研究。為此，本文將在文獻綜述基礎上，梳理并分析檔案生態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

1檔案生態研究發軔

單純從生態學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觀之，環境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引入生態學理論的重要基點。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環境問題、地區環境問題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生態學思想也恰好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由此，環保問題、生態安全問題、轉基因問題、物種問題等，成為生物學家和社會學家共同關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相關的交叉學科不斷涌現，相關的交叉研究層出不窮，相關的交叉成果琳瑯滿目。檔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態的關注中開始關注并研究檔案生態問題，提出了檔案信息生態、檔案文化生態、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等研究命題，為檔案生態研究開了先河。

1.1生態研究及其應用。生態學（Ecology），是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藸栍?866年定義的一個概念：它是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英語ecology是由希臘語詞匯“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學科）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環境中的動物的學科”，目前，已經發展為“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科學”。[1] 20世紀40年代以來，生態學發展迅速，應用廣泛，研究對象與領域不斷拓展，相關分支學科不斷涌現。[2]生態學發展至今，其內涵和外延都有了變化，尤其是隨著全球人口猛增，環境問題和資源問題不斷凸顯，促使當今生態學研究日益從以生物為研究主體發展到以人類為研究主體，從自然生態系統的研究發展到人類生態系統的研究，因此，生態學的定義應當反映這種變化，把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包括在內。為此，在集成眾多生態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鄒冬生、高志強認為，當今生態學可以定義為：生態學是從系統的高度，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科學，其中的生物包括人類、動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環境則包括自然環境、人工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環境；[3]曹湊貴認為，生態學可定義為“研究生物生存條件、生物及其群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其目的是指導人與生物圈（即自然、資源及環境）的協調發展”。[4]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生態問題成為全球問題之一，生態學也從誕生時的生物學范疇衍生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尤其是在政治學與經濟學領域，生態學的應用可謂百花齊放，各類成果不勝枚舉。筆者認為，生態學由自然科學進入人文社會科學，最大的功效是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維導圖，使人們嘗試運用生態學理論從觀察自然界轉移到觀察社會生活，如企業生態、政治生態、社會生態以及文化生態等。其中，生態位理論尤為明顯，生態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態個體、種群和物種生存與競爭的普遍規律，該理論20 世紀80 年代開始被引入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成為研究人類社會巨系統中的一個分析工具。[5]

1.2檔案生態研究。檔案生態問題，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態學理論和思想，參考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積極地將生態思想引入檔案學研究領域的專業學術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檔案學研究視野基礎上，為檔案事業的發展出謀劃策或者是提供思維導圖。而如何去實現，如何去選擇生態學的理論，怎樣使得生態理論和思想與檔案研究之間取得關聯等，這便是檔案研究者、檔案從業者需要面對和思考的直接問題。隨著生態學知識在圖書情報檔案界的應用，除圖書館生態、信息生態、情報生態研究外，檔案生態研究也業已初步展開，并取得一定成果。據筆者通過中國知網以“檔案+生態”為關鍵詞，以“題名”為限定條件進行檢索統計，截至2011年8月，顯示相關文章98篇，與檔案生態研究直接相關文章近20篇，其中，有關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研究最能體現檔案生態研究之思想，不僅積極引用借鑒生態學知識思考檔案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理念，為學術界認識和研究檔案問題奠定了基礎。據統計，在目前有關檔案生態研究的文獻中，明確提出“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有3篇，分別為薛春剛《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種金成《檔案信息生態失衡問題研究》 [6]及葛翠玲的《檔案信息生態失調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剛一文[8]對檔案信息生態系統進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實現檔案信息的產生、積聚、傳遞、開發、利用等為目的，具有特定的結構和秩序的由各種要素組成的相互關系的總和，其組成要素有人、信息、設備及指導其運行的檔案學術理論等。并指出，理想的檔案信息生態系統應該是平衡的、穩定的系統，是“人造系統”、“開放系統”以及“動態系統”，突出強調人、信息傳遞、環境變換在檔案信息生態系統中的表現。

目前，生態學理論和知識在學術研究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鑒生態學知識開展專業研究，不僅適用于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也同樣適用于新興社會學科。盡管檔案生態研究業已開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認的是，檔案生態研究仍然處于起步狀態，但研究的問題深度不夠，成果不多，有關專著更是鮮見。為此，筆者以為，擺在檔案生態研究面前的首要問題，是進一步推動檔案生態研究的開展，使得檔案生態研究在廣度與深度上同時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參與檔案生態研究，更多的成果體現檔案生態研究，更多的問題驅動檔案生態研究。

2檔案生態研究現狀

通過“檔案生態研究發軔”的論述，我們對檔案生態研究的主題有了基本把握，也對檔案生態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認識，為今后檔案生態研究提供了參照。接下來，筆者將以傳統文獻綜述的方式詳細分析檔案生態研究現狀，為檔案生態研究的未來提供系統的文獻梳理和問題導向。

2.1文獻回顧。檔案作為社會存在一分子，檔案工作作為社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檔案與生態有自然的內在關聯，實際上，我們從傳統檔案管理實踐來看，作為檔案管理重要內容之一的“檔案保護”問題，其實，涉及諸多自然科學知識，尤其是生物學知識和傳統生態理念，這在《檔案保護技術學》這門課程上得到鮮明體現。同時，告訴我們，利用生態學知識開展檔案保護工作，也是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筆者通過中國知網檢索統計，截至2011年8月，顯示相關文章98篇，其中，與檔案生態研究直接相關文章近20篇。而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層面上，金波教授《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課題、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態學理論與我國居民電子健康檔案管理研究》課題，分別在2008、2010年度獲得立項研究。通過分析檢索出的文章，我們發現，檔案生態研究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農業科技檔案為生態農業建設服務》[9]一文，是檔案界最早從生態角度開展檔案研究的專業論文，作者從檔案的角度，分析了農業科技檔案為生態農業建設服務的系列問題，盡管，不是我們所說的檔案生態研究，但對我們后期開展檔案生態研究具有啟發意義；而《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10]一文，應是檔案生態研究的開山之作，該文旗幟鮮明地從生態學角度探討檔案信息生態問題，并首次從生態系統的高度，認識檔案事業可持續發展問題，誠如其文所說，意在“著重探討影響檔案信息生態系統平衡的諸因素，及保持和恢復檔案信息生態系統平衡的途徑”。

新世紀以來，在上世紀末研究基礎上，生態思想進一步被檔案學界借鑒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態檔案館”，[11]當然，這純粹是從建筑生態的角度認知檔案館建設低碳、環保問題，是傳統檔案保護技術研究的傳承；有人提出，要關注“檔案生態位”， [12]分析了檔案作為社會信息群中的一個子系統，在社會信息系統中獨樹一幟的原因，指出，“檔案，作為社會信息群中的一個子系統，……以它的真實性、開發性、系統性、滯后性等特點，區別于其他信息，而在社會信息系統中獨樹一幟，并由此，形成它獨特的‘生態位’――司法工作的憑證，戰略決策的依據，科學研究的參考，宣傳教育的憑據等”，雖然文章較短，但“標題黨”效應明顯，明確地將處于生態學核心理論之一的“生態位”理論引入檔案學研究，并提出“檔案生態位”問題，至今不乏參考意義。事實上，這已經涉及檔案與其他事務之間的生態生存問題，可以說，已經很“生態”了；有人提出“生態式思想與檔案館管理制度”，[13]此文已經將生態思想貫徹深入到檔案管理制度層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還有提到“我國檔案業務工作環節的生態學考察”，[14]此文引入生態式管理理念，可以彌補傳統“科學管理”的不足。生態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體功效，向一切等級制挑戰，它使人生發新的潛能，使檔案工作可持續發展，這已經從檔案業務環節內部開始了檔案生態考察，為我們全面認識檔案管理工作開啟了新的分析視角；同時，將文化生態有關理念引入檔案學研究，也成為新的研究增長點。《從文化生態學視角看檔案文化市場的構建》[15]、《文化生態與中國傳統檔案文化》[16]、《文化生態對中國傳統檔案文化的影響》[17]以及《試析檔案文化的社會生態系統屬性》[18]等文，這些研究，已經集中體現了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的初步成果?！稊底謾n案館生態系統的建構》[19]一文，通過生態學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數字檔案館的研究中，把數字檔案館作為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系統分析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各生態因子及其相互關系，建構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結構模型，為數字檔案館建設與研究提供參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編號08BTQ040）的項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來以課題為支柱，已經指導多篇有關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的碩士學位論文，有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環境、結構、保障機制、運行機制以及評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學張東華則在《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論述了保持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的意義，分析了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失衡的表現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的應對策略。

2.2研究述評?？v觀上述文獻回顧和分析，我們看出，目前，檔案生態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成果還不是很多，尤其是專著除了傳統檔案保護技術學教材外更是鮮見。從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來看，反映了檔案生態研究在檔案學學術領域受到重視，且相關課題也被提到國家層面，需要開展深度研究以解決實際問題。從已有的成果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主要研究突出表現在初步的借鑒層面，缺乏深度的專業研究且研究層面比較分散，呈現零星研究狀態，缺乏系統深度研究層次。可喜的是，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已持續關注檔案生態研究，相信隨著這類以課題為中心的檔案生態研究，將會呈現出不一樣的成果。

筆者以為，借鑒生態學理論研究檔案問題、探索檔案發展等，這其實是涉及學科嫁接這一基本問題，不算創新。若想提升至創新層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選擇、如何關聯”問題，進而回答“如何實現”，即通過學科嫁接或者理論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終是“為我所用”，使生態理論為檔案事業作“嫁衣裳”。雖然，檔案生態問題客觀存在，但實際上，檔案生態卻仍是個新生問題，相比相關學科而言，我們的交叉研究剛剛起步，我們的專業關注還很薄弱，我們的專業視野還很狹窄。為什么說客觀存在？我們知道，生態問題與環境之間息息相關，檔案與環境之間關系也很密切，相關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論深度和社會高度，生態學的問世及應用為檔案與環境研究提供了理論視角和思想路線。作為新生問題，只緣從生態學視野關注、研究檔案問題的太少，已經提出的檔案生態問題聲音太弱，迫切需要檔案人開始高度關注，積極研究，充分應用相關研究成果，形成檔案生態理論和思想，促進檔案工作發展。

3檔案生態研究展望

檔案生態研究，盡管在20世紀90年代末業已開啟，在新世紀初得以全面展開，并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課題層面進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見，生態學與檔案學之間的關聯研究，業已獲得了國家層面的認可。但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相關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間仍然廣闊，需要學人在前期研究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不斷拓展檔案生態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筆者以為，在未來檔案生態研究層面，可以從以下諸角度開展研究。

3.1檔案事業生態環境研究。目前，檔案事業發展迅速，特別是在信息網絡技術驅動下，檔案事業發展呈現諸多新特點，如新領域的開拓（數字檔案館的建設與發展所帶來的系列專業問題）、新環境的呈現（檔案事業發展環境需要直面信息網絡技術驅動下的網絡社會現實環境）、新問題的困境（檔案事業在“傳統與現代化”的轉型歷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如檔案信息化、檔案信息資源組織、電子文件的采集與長期保存、數字檔案館等結構與功能等）等，所有這些新領域，均可歸結為檔案事業發展的生態環境問題，需要學術界有針對性地開展專題研究，一方面，從生態學的視角分析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的新問題，另一方面，通過跨學科的介入拓展傳統檔案學研究的范圍。

3.2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實際上，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態系統的角度觀察與分析數字檔案館系列問題，而提出的跨學科性研究課題。該課題，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推動下，目前，已經取得初步成果。就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課題本身而言，我們認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態系統理論對數字檔案館建設與發展的戰略影響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這也是近年來，生態學理論與生態系統理念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具體應用的進一步發展。面對未來，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培育與發展問題至關重要，這不僅涉及數字檔案館的進一步可持續發展問題，且關切到中國檔案事業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的全面推進與發展。我們可以從生態系統理念的角度，提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并從戰略上規劃數字檔案館發展，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培育與發展指點迷津?？梢灶A見，隨著數字檔案館建設投入的加大和相關研究的深入，該課題將會面對更多新情況，需要學人持續跟進，從生態學、系統學角度進一步研究和分析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相關的各類問題。

3.3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目前，文化生態研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據百度百科解釋，文化生態核心思想有三：[21]①廣義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所顯露的美好的姿態或生動的意態；②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③泛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狀況和環境。檔案作為人類文明的承載，它自身蘊含著豐富的文化特性，通過文化生態的引入分析檔案文化生態問題。目前，檔案界在檔案生態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獵，有涉及檔案文化市場研究的，如《從文化生態學視角看檔案文化市場的構建》；有從中國傳統檔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態與中國傳統檔案文化》與《文化生態對中國傳統檔案文化的影響》以及《試析檔案文化的社會生態系統屬性》。這些研究，已經集中體現了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的部分成果，但還有待于進一步展開系統深入研究，從文化生態學視角，深度探討文化屬性層面的檔案及檔案文化與“大文化”、“文明”等關聯命題。從檔案自身文化屬性以及文化生態研究趨勢來看，系統從生態學、文化學等角度，分析檔案文化生態課題具有廣闊的空間，它不僅有利于拓展檔案學自身研究的領域，而且，可以提升檔案學研究的深度，也是傳統檔案文化研究的升華。

3.4檔案生態管理研究。生態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學者稱之為“eco-management”），20世紀70年代起源于美國，20世紀90年代，成為研究和實踐的熱門。由于自身的復雜性，生態管理無論是作為理論還是實踐至今仍處于發展中。生態管理的理論基礎非常廣泛，它跨越了生態學、生物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環境科學、資源科學和系統論等學科領域。[22]生態管理思想是生態管理理念的集中體現，認為“生態系統是自然-社會-經濟復合而成的系統，對于它的管理與調控，必須在遵循生態學原理的同時，受到社會、經濟規律的調節和制約”，需要通過生態管理思維達到“維持依賴于自然資源的社會經濟修通之間的一種平衡”。 [23]鑒于生態管理在社會領域的廣泛應用，作為從生態學、系統學等多學科角度綜合提出的檔案生態研究命題，生態學自然對其影響深遠，不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動因，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動力源泉。傳統檔案學學科體系中，檔案管理學處于核心地位，這與檔案管理活動的實踐性以及檔案學起源于檔案管理實踐密不可分。在生態思維大力引入管理實踐的今天，作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檔案管理實踐來說，引入生態管理思想具有邏輯的合理性。我們認為，在未來檔案生態研究中，引入生態管理思想滲透入檔案管理實踐具有必要性，借鑒生態管理理論研究檔案管理活動具有實踐的可行性。

檔案生態研究盡管已經起步并有諸多成果問世，但學無止境，檔案實踐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著，需要學界同仁持續跟進，進一步探索檔案生態研究的前沿課題，不斷拓展檔案生態研究領域，為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維基百科.生態學 [EB] [2010-12-16]：zh.省略/wiki/%E7%94%9F%E6%80%81%E5%AD%A6.

[2]鄒冬生，高志強主編.生態學概論[M].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3～6.

[3]鄒冬生，高志強主編.生態學概論[M].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1～2.

[4]曹湊貴.生態學概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

[5]莊悅群.從生態位到可持續發展位:概念的演進[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5(4 )：1.

[6]種金成.檔案信息生態失衡問題研究[J].云南檔案，2011(3)：53～54.

[7]葛翠玲.檔案信息生態失調原因探析[J].蘭臺世界，2007(7下)：35～37.

[8]薛春剛.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J].檔案與建設，1998(4)：12～14.

[9]劉越男.利用農業科技檔案為生態農業建設服務[J].檔案學通訊，1997（4):37～40.

[10]薛春剛.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J].檔案與建設，1998(4):12～14.

[11]縱浩.論生態檔案館.宿州學院學報[J].2005(1):103～104,142.

[12]吳端端.檔案的“生態位”.中國檔案[J].2003(7):38.

[13]李偉.生態式思想與檔案館管理制度.蘭臺世界[J].2005(8)：85.

[14]徐欣云，黃建連.我國檔案業務工作環節的生態學考察[J].檔案學通訊，2009(2):26～29.

[15]吳文斌，李亞珍.從文化生態學視角看檔案文化市場的構建 [J].蘭臺世界，2007(7上)：13.

[16]陳愚.文化生態與中國傳統檔案文化[D].成都:四川大學，2005年5月.

[17]楊道玲.文化生態對中國傳統檔案文化的影響[J].上海檔案，2003(4)：36～39.

[18]程穎.試析檔案文化的社會生態系統屬性[J].湖北檔案，2010(10)：12～14.

[19]金波，湯黎華，何偉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建構[J].檔案學通訊，2010(1):54~57.

[20]張東華，魯志華.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及其策略研究[J].湖北檔案，2010(8)：12~14 .

[21]百度百科.文化生態[[2011-7-13] .baike.省略/view/897522.htm.

[22]百度百科.生態管理[2011-7-14] .baike.省略/view/3601184.htm.

篇(5)

論文摘要：復雜適應系統(ComplexAdaptiveSystem，簡稱CAS)是一類很有代表性的復雜系統，復雜適應系統主要有主體性、層次性等特點。學習型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具有復雜適應系統的上述特點，因此，CAS理論對學習型社會的構建也頗具方法論意義。在CAS理論視野中，學習型社會的構建應該遵循如下四個基本原則：主體性原則、整體涌現原則、活力性原則、標識性原則。

一、復雜適應系統理論

復雜適應系統(CAS)是一類很有代表性的復雜系統，復雜適應系統理論是美國計算機科學家．H．Holland教授于1994年提出的。他認為，復雜性來源于系統內部，是系統內部不同層次的要素的適應性促成并發展了復雜性。用最簡單的語言來定義復雜適應系統，它是由許多非線性相互作用的部分組成的復雜系統。這些部分能夠適應變化的環境，而且，每一個“部分”都存在于另一個“部分”之中，從而形成了嵌套的層次結構。復雜適應系統理論的基本思想是：CAS的復雜性起源于其中的個體(ActiveA．gent)的適應性，正是這些個體與環境以及與其他個體間的相互作用，不斷改變著它們的自身，同時也改變著環境。這些個體能夠與環境以及其他個體進行交流，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中“學習”或“積累經驗”，不斷進行著演化學習，并且根據學到的經驗改變自身的結構和行為方式。各個底層個體通過相互間的交互、交流，可以在上一層次，在整體層次上涌現出新的結構、現象和更復雜的行為，如新層次的產生，分化和多樣性的出現，新聚合的形成，更大的個體的出現等。

復雜適應系統具有以下四個特點：(1)主體具有主動性、適應性、并發性。系統中的主體可以自動調整自身的狀態、參數以適應環境，或與其他主體進行協同、合作或競爭，爭取最大的生存機會或利益。在這個演化過程中，主體的性能參數在變，主體的功能、屬性在變，整個系統的功能結構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系統中的主體是并行地對環境中的各種刺激作出反應，進行演化。(2)系統具有層次性。在適應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個體之問的差別會發展與擴大，最終形成分化，漸漸地建立層次。首先，這種層次性比較明顯，各層之間界限分明；其次，系統內很多層次之間存在嵌套關系。(3)標識性。標識就是個體在與其他個體或環境相互作用時，尤其是在搜索與接收信患時，相互識別和選擇的標志。(4)主體與主體、主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是系統演變和進化的主要動力。這種相互作用越強，系統的進化過程就越加復雜多變。由于學習型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復雜適應系統的諸多特點。在學習型社會系統中，學習型個體作為基本的社會成員，是存在于這個系統中具有自身目的與主動性的、積極的“活的”主體個體通過積極與社會環境以及其他個體進行持蕈學習到笛的經耋驗丟改矍變自身結構和行為方式。同類羹個豢為了完成共同的功能，通過“黏合”形成較大的所謂多主體的聚集體——元主體(學習型組織)，學習型組織同樣可以像主體一樣再聚集成更大的聚集體從而導致層次的出現，學習型組織(元主體)在系統中有時像一個單獨的個體那樣行動。因此，CAS理論對學習型社會的構建也頗具方法論意義。

二、復雜適應系統理論視野中學習型社會構建的基本原則

(一)主體性原則

所謂主體性原則，就是學習型社會的構建要尊重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終極價值，以現代人的精神培養現代人，以全面發展、科學發展的視野培養全面發展的人。

“主體”這個概念是CAS理論最核心的概念。CAS理論將系統中的個體稱為“主體”——具有適應能力的個體，強調個體的主動性，強調它具有自己的目標、內部結構和生存動力，把個體的主動性提高到了系統進化的基本動因的位置上。

遵循主體性原則在我國建設學習型社會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一方面這是學習型社會的理念所決定的。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觀點，學習型社會就是一種教育機會，是一個人人皆學、時時皆學和處處皆學的社會。另一方面，我國的教育傳統中以人為本的觀念相當薄弱，如果不能夠從人的發展的角度來理解和確定教育的意義，社會和教育的發展方向就有可能與學習型社會的理念背道而馳，學習型社會的

建設就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學校教育要重視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態度、方法和習慣，為學生的終身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學校要加強與社會的聯系，在把學校資源向社會開放的同時，合理利用社會資源，學校要重視正規教育和非正規、非正式教育的和諧發展。學校還要注重各級教育渠道的銜接和貫通，注重不同教育類型間的相互轉換，尤其是學校內外教育機構要相互承認各自的學習成果。

(二)整體涌現原則

所謂整體涌現原則，就是學習型社會系統的構建要以學習型組織為基礎，遵循整體構建的思想，強調學習型社會系統各組織之間的協調配合，充分發揮學校、家庭、社會的教育作用，全方位、多角度地開展學習活動，實現“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CAS理論認為，整體涌現性是指整體才具有而孤立的部分及其線性相加之和不具有的特性，它主要是由系統的組成成分按照系統的結構方式相互作用而激發出來的，是一種組分之間的結構效應或組織效應。不同的結構方式或組分之間不同的相互激發、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產生不同的整體涌現性。當我們說“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時候，指的正是這種相互作用帶來的“增值”效應。

社會是由各種各樣的組織構成的，要建立學習型社會，必須使這些組織轉變成學習型組織，也就是要求各種組織通過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組織共同愿望，并通過共同學習和系統思考，克服組織發展智障，使組織充滿生機和活力，不斷追求發展和進步。所以，我們要大力開展學習型城市、學習型企業等各種學習型組織的建設，當全社會各種組織都變成學習型組織時，我們的社會就會自然過渡到學習型社會。

(三)活力性原則

所謂活力性原則，就是指學習型社會成員的學習活動，應該在堅持培養高層次人才的前提下，承認學習者基礎的層次性，把學習活動保持在具有層次性的復雜階段，使教育資源層次化，學習方式多樣化，使具有不同知識層次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適合自己生存與發展的空間，找到激發自己不斷向高層次目標前進的動力，保持學習活動和學習型社會主體蓬勃向上的活力。

CAS理論告訴我們，“復雜的適應性系統的特點就是永恒的新奇性。”秩序狀態太規范，太死板，不利于作用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也不利于自動催化組的產生；混沌狀態又太混亂，太無組織紀律，內部的自我破壞力加大，也不可能有什么造就。處在秩序與混沌之問的復雜階段是最佳位置。因為在這樣的階段，系統既具有秩序與混沌_兩方面的優越性，又少了兩者的缺點。因而在這個階段，作用者的活力與系統的活力(組織的活力)就能夠充分地顯示出來，達到創造某種新奇的目的。

學習型社會的構建要大力倡導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的觀念，倡導構建一個無人不學、無地不學、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社會。學習貫穿于人的一生，不再劃分為學習階段和工作階段；學習是沒有圍墻的，不再局限于學校學習，還包括在職學習、社會學習等；學習的內容不僅包括知識、技能，還包括態度、方法、行為習慣等；學習形式是多樣的，不僅包括正規學習，還包括非正規學習，大量的學習是生活中、交往中、工作中發生的；繼承和創新都是學習，而且創新是更重要的學、習，要重視創新性學習。只有這樣，人們才可以隨時隨地抓住適應自己需要的高品位的學習資源、文化資源和教育資源。

(四)標識性原則

所謂標識性原則，就是學習型社會的構建，要在整個社會中確立一個總體上的組織者一政府——發揮主導作用，以便學習個體在與其他個體或環境相互作用時相互識別和選擇目標。

篇(6)

關鍵詞：增權　基變　適用性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0)011-184-02

1　“基變”與‘增權’概念

1.1　基變理論

基變理論認為個人的問題應歸因于社會、政治和經濟等制度結構的限制與壓迫，而不是歸于個人的不足或弱勢群體本身。因此，社會工作者就對個人問題采取結構分析取向，尋找引起案主問題的社會經濟結構因素所在，對現存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的制度保持批判，保護個人免于受社會強勢集團的剝削和壓迫。基變理論認為，社會工作者要想取得一些大的社會變遷和進步，就必須與工人階級聯合起來。依據的理論，社會工作者在實踐過程中可以有很多作為，例如：(1)與其他類似活動的人聯合起來工作，尤其是社區環境中：或者在各種勞資談判中與工人階級聯合起來：(2)幫助建立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協作機制，使個人不再感受到市場經濟中人與人之間那種普遍的陌生感、疏離感，使個人建立起良好的集體意識；(3)幫助家庭應付市場經濟以及消費主義對家庭生活的沖擊：(4)介入到兒童和婦女的社會化過程中，因為兒童還沒有完全社會化，比較容易改變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社會工作者也完全可以幫助婦女擺脫傳統的家庭分工和勞動分工；(5)使人們意識到自身的經歷正是經濟發展、生產方式以及制度安排的結果。

1.2　“增權”、“權力”與“無權”

1976年，所羅門出版了《黑人增權：受壓迫社區中的社會工作》一書，標志著增權取向實踐在社會工作專業中的誕生。該書描述了美國社會中黑人少數民族因長期遭受優勢團體與宏觀環境的負面評價，感受到深切的無力感，因而建議社會工作的介入應致力于增強黑人民族的權力，以解除社會中的“制度性種族主義”所加諸的壓迫和疏離，并增進個人的自我效能與社會改革的力量。此后，傳統和創新的社會工作取向很快接納、融入了增權的觀點。

“增權”的概念和“權力”、“無權”是密切相關的。權力是指人們所擁有的能力，而且表現為人們的一種主觀感受，即權力感，就是這種權力感可以增進人們的自我概念、自尊、尊嚴感和重要感。無權是和權力相對的，即指缺乏上述的能力。無權不僅是缺乏能力或資源的一種狀態，而且當個人對侵害他們的社會系統感到無權時，他們容易把這種感覺內化，并逐漸認為自己是無助的。因此，社會工作專業將無權看作是社會工作介入的對象，而把增權看作是社會工作的途徑。當然，增權并不是“賦予”人們權力，而是要挖掘或激發人們的潛能。

社會工作者在這方面主要扮演的是一個倡導者和賦權者的角色，即：關注并呼吁社會來關注弱勢群體的權益保護問題，同時，通過各種途徑為工作對象向現存的社會秩序爭取權益，或者促使現存的社會秩序做出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以保障工作對象的權益。這種指導小規模的社會工作實踐理論，就是賦權或倡導理論。

1.3　兩種理論的相關分析

(1)相同點：基變理論與增權理論都屬于結構和制度理論，兩種理論對于案主問題的都采取了優勢視角，即認同案主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所具有的優點，否認案主問題的存在是個人原因。把問題的產生都歸因于社會結構的不合理，用社會因素來解釋問題。同時，兩種理論中的社會工作者有別于歷史上傳統的社工所扮演的施恩者或是教育者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解放者的姿態來開展工作。

在解放者傳統中，工作者是組織者和倡導者，和施恩者一樣，他們也把案主看作是其生活環境的受害者。但與施恩者不同，他們并不認為案主在人格上會被壓迫所嚇倒。反之，他們認為受壓迫群體的成員是健全的，需要改變的是環境恢復被剝奪了公民權的群體及其成員的尊嚴和自由，要求環境和組織的改變，而不是案主人格的改變。

(2)不同點：增權理論與基變理論雖然對于案主問題的分析視角上大致相同，但在具體的工作方法上還是有些差異的。首先，增權理論是基變理論影響而形成的一種理論。其次，在具體的工作方法上，基變理論贊成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自由化的改革主義，主張通過激烈的社會變革來實現社會結構的變化，達成利于案主社會秩序。而增權理論則將著眼點放于鼓勵案主自己定義自己未來的藍圖，相信自己是有價植的。通過社工與案主的共同協作，通過某種集體行動向有關系統制度進行示威、游說，以改進案主取得資源的機會。

2　增權理論的應用性分析

2.1　基變理論適用性分析

筆者在社會工作教學摸擬中作為一個持基變理論的社會工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體現出基變理論的理論形態，方法和原則。筆者在上述價值理念的指導下，運用專業技巧以達成對案主的幫助。但在具體教學模擬的過程中，筆者有感于，在當前的中國社會環境下，要做一位堅持基變理論的社工幾乎是不可能的，難點有三：

(1)激進的社會變革是不可能的?；兝碚撍值臑榘钢鞯睦娑俪缮鐣兏锏奶幱龇椒?，不適用于當前中國的發展狀況。

(2)忽略個人的需求，導致案主的不認同?；兝碚搶⒐ぷ髦攸c聚焦于集體行動的干預上，但對于個人當前的需求反而忽略。在當前的中國社會，案主更多的是希望問題的快速解決。再加上這一理論本來就缺少具體的行動指南，又減小了實施的可能性。

(3)忽略不同集體的多方面訴求，導致社會中各個利益團體相對立。不能把社會各個集團統一起來，難以形成各集體的長期聯盟，社會改革自然無從提及。

基于上面所提及的原因，筆者在實際操作中，對于基變理論的處遇方法做了一些改變。改激進的社會變革為平和的集團對話，希望可以達成對案主的幫助。但反觀增權理論的諸多理念，筆者發現實際操作中的很多手法都是基于增權理論的指導。

2.2　增權理論的適用性分析

追尋增權理論的理論假設，可知其建立在5個假設基礎之上：(1)個人經歷深切而全面性的無力感，以致無法與環境交流、實現自己：(2)個人周遭存在直接與間接的權能障礙，以致無法參與社會與政治、實現自己：(3)權能可以透過社會互動增加與衍生更多的個人及人際權能；(4)案主應被視為有能力、有價值的個人；(5)社工人員應與案主建立一種伙伴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無權可看作是社會工作介入的對象，獲得權力是社會工作介入的目標，而增權則是社會工作的途徑。增權的核心是通過提供資源以及培養知識和能力，使個人能力被動的弱者變成主動的強者，這樣他們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會得

到提高。由上可見，增權并非賦予案力，而在于挖掘或激發案主的潛能，恢復被剝奪了案主的尊嚴和自由。

增權涵蓋以下三個層面的：一是個體層面的增權。所謂個體增權是指個體得以控制自身的生活能力以及對所處環境的融合與影響能力，包括實際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兩個方面。對于不同的弱勢群體對象來說。個體增權的側重點不同，各元素的權重也有所不同。二是人際關系層面的增權。離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任何人都無法提升自己的權力和能力。人際關系層面的增權，一方面可以增加一定的社會資源或社會資本，另一方面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爭取公平的社會環境。三是社會參與層次的增權。社會參與層次的增權目標指向對社會決策的影響，表達自己利益訴求和參與社會資源的分配，爭取到與健康社會和進步文化相匹配的社會公正和社會平等待遇。

筆者在教學過程中，首先認識到案主群體的無力感。對于案主進行認同和疏導，并提供資源供案主進行發展。但在工作的過程中，筆者體會到案主存在問題的原因是社會制度性因素。遂決定引導案主群體發現自身能力，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并通過小組對話找出問題的共同點，從而發現問題根源。在引導案主與當值有關部門對話前，也對案主進行溝通，實際上是在培訓案主的溝通技巧與談判方法。這即是上述所講的增權工作方法的體現。

筆者在工作的過程中體會到，相較于基變理論，增權理論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對內增加案主自我認同，對外改變案主社會環境。在當前中國社會，增權理論更有利于達成幫助案主的目標。增權理論一方面運用特定的干預方法，比如組織案主群體講述自身故事，通過在集體中的講述與聆聽，增加案主的權能，讓案主得到對于社會壓力、社會現狀的認知與分析。通過自助活動提升案主系統的意識覺醒，認識到自身的生活空間及機會，發揮自主性來改變狀況。另一方面，增權理論會在尊重案主自決的原則下，與案主共同討論未來的行動計劃，努力促進案主團體所想要的需求與所能取得的資源間彼此能夠相容或平衡，改進取得資源的機會。

3　總結

篇(7)

關鍵詞：青春期；個體發展；情境；發展情境論；行動理論

中圖分類號：Q418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2.15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2-33-03

一、基本概念

（一）青春期的界定和主要發展障礙

根據發展的階段理論來界定青春期，代表的是E.H.Erikson的人格八階段理論。E.H.Erikson（1950/1963）認為，人格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斷地發展。他提出了八個階段，認為每一個人都要經歷這八個階段，每一階段對人格發展都至關重要。他認為，在每一階段會遇到人格發展的不同危機，解決這些危機的方式，決定了我們人格發展的方向，并影響到我們如何解決今后危機的方式。每一個階段在克服危機的方式上都帶有兩個特點：一個是適應，另一個是適應困難。本文中所關注的是青春期（12～18歲），在埃里克森的八階段中應該為第五階段。

青春期（12～18歲）的主要發展障礙：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亂的沖突。這個階段，也可以說是進入成年期的準備階段，是一個迅速發展且非常困難的階段。一方面青少年本能沖動的高漲會帶來問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青少年對面臨新的社會要求和社會的沖突而感到困擾和混亂。所以，青少年期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一個新的同一感或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形象，以及他在社會集體中所占的情感位置。建立新的同一感，需要回答一個重要問題：“我是誰？”，如果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成功的，那么自我認同感就形成了，就能建立自我的價值觀，且接受并欣賞自己。反之，這一階段的危機是角色混亂，即不能建立良好的自我認同感。因此對青春期發展的考量主要從成就動機、自我認同感形成兩部分。

（二）情境的內涵

在人類發展理論的發展過程中，情境論觀點的出現，豐富了情境的含義。根據Pepper的觀點，情境論的主要隱喻既不是機器，也不是有機整體，而是有歷史意義的事件?！罢嬲木哂袣v史意義的事件就其事實而言，是那些正在發生的動態的引人注目的主動性事件”（Pepper,1942,p.232）。在情境論中，世界上的每種行為和事情都是有歷史意義的事件，而且變化和新異事物是最基本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

所以在發展系統論中，情境的含義有了極大的豐富，是指由影響個體發展的各種變量所構成的交互作用系統。這里的情境已經超出了平常使用的背景（setting）、周邊環境（surrounding）、環境（milieu）、或自然/社會環境（environment）等術語的含義。它實際上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涵：第一，物理環境（physical setting, environment or milieu）。它作為情境的一部分，具體包括家庭的地理位置、房間、學校的建筑物、教室、辦公室等。第二，社會成員（social components）。情境論中的社會成員主要包括家庭成員、同伴、教師、約會對象和其他重要的朋友。第三，發展中的個體（developing person）。發展中的個體既是發展的目標，同時也是發展情境的一部分（Smetana,Campione-Barr,&Daddis,2004）。第四，隨時間推移的情境變量的變化（context variable change as a function of the progression of time），即時間維度。個體日益成熟或衰老、環境設施更新換代、學校教育變革、新科技的出現及經濟條件的變化等都是隨時間推移的情境變量。

二、理論背景

發展系統理論的觀點認為，人類發展是一個開放的、活的系統。這樣的系統能變得更大、更復雜和更精妙，因為它們能從其情境中獲取資源，并向其環境傳遞物質和信息。此外，通過這樣的交換，這些系統還能改變其情境中的環境和組織（Ford &Lerner，1992）。情境是貫穿在整個發展系統論中的重要因素，摘取其中重要的兩大范例：發展情境論和行動理論來詳細闡述情境因素對個體發展所起到的作用。

（一）發展情境論的含義

發展情境論的含義主要體現在多樣性和情境兩方面內容。其本質特征：（a）個性化（多樣性）；（b）變化，包括個體的變化和情境的變化以及作為結果；（c）更高水平的個性化。

多樣性不僅體現在個體的差異個性化，同時也包括個體生命階段的多水平，人與情境關系的多水平，以及各水平間的多重交互。包括人――情境關系在內的多水平的變化，能夠包含任何生命階段的個體，無論他們是嬰兒或是幼兒，亦或是成人（并且扮演著諸如父母、配偶或教師的角色）。發展情境論各水平間的融合意味著一個水平上的變化既是其他水平變化的動力，同時又是產物。因此，人類發展的特征是由生命全程中任何時間點上的可塑性，即系統性變化的潛在力量所決定的（Lerner,1984,1998）。

對于情境的理解在于個體發展中經歷的所有事件本身，以及人與事件的關系都是作為情境的因素存在。因此，沒有哪兩個人在他們的生活中能經歷時間順序完全一致的人――情境關系，即個體自身的變化軌跡間也可理解為情境存在著差異。

關注多樣性和情境，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有關人類發展軌跡可塑性的范例，同時探究有關個體間和個體外水平上的變化是如何成為可塑性的來源和產物的問題。

發展情境論把心理學對個體發展的研究引向了對個體的重視，對個體發展軌跡的一般和合理的獨特特征的重視，對獨特個體由于與所處情境發生動態交互作用，而在其自身發展中扮演積極建構者角色的重視（Lerner,1982;Lerner&Busch-Rossnagel,1981b;Lerner&Walls,1999;Scarr&McCartney,1983）。

（二）行動理論的含義

在發展系統論中，那些旨在探索人類可塑性本質的理論認為，人類發展研究的主要關注點應該是發展的調節，即個體作用于他們所在情境以及情境作用于個體的過程（也就是個體――背景之間關系的動態過程）。行動理論（Brandtstadter,1998,1999; Brandtstadter&Lerner,1999）就是關注這些過程取向的一個范例。

“個體既是積極的創造者也是他或她發展的產品，通過行動和精神作用，自我調節的循環，把個體的發展變化與個體建構自身發展方式聯系了起來”（ Brandtstadter,1988,p.807），對于這種自我調節行動的關注，是人類發展行動理論的根本。

Brandtstadter把行動界定為個體影響他們所處情境的一種手段，通過這種行動引發的反饋，個體來組織他們對自己所處情境以及自身的認識。細分為：（a）在考慮個體意圖狀態（目標、價值觀、信念和意志）的基礎上，能夠被預測和解釋的行為；（b）至少能夠部分地受個人控制，并且是從備擇的行為選擇中選出的行為；（c）由社會規則和社會習俗或主體，對這些環境限制的表征所構建和限制的行為；（d）為了與個體所渴望的未來狀況的表征相一致，旨在轉變情境的行為。

（三）發展情境論與行動理論的關系

行動理論的核心特征與發展情境論的主要觀點相似，也就是把個體作為其自身發展的創造者（Lerner,1982; Lerner &Busch Rossnagel,1981；Lerner&Walls,1999）。

發展情境論，關注的是個體發展的多樣性和人――情境關系的交互作用，提供的是人類發展的可塑性依據；而行動理論關注的是行動的調節作用，通過與情境的互動調節以實現可塑性。

行動理論作為發展系統論的理論模型之一，影響并促進了發展情境論的發展。如果說發展情境論是引發了對個體――情境交互關系的重視，那么行動理論就具體指出了行動在個體――情境的動態化聯系中所起到的調節作用。

發展情境論提出了人類發展可塑性的可能，行動理論則指出了，這種可塑性的有限性，受到個體本身發展的限制，以及情境的限制。

三、情境因素對青春期的影響

在本文的前半部分，通過發展情境論和行動理論的研究結果，闡述了情境因素在個體畢生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下文將以個體發展的青春期所關注的兩大問題為例，即成就動機和自我認同感，進行具體分析。

青春期所處的情境，根據前文對情境內涵的解釋，結合研究的可行性，本文主要討論三類：家庭、學校及同伴關系、社會及文化背景。同時從情境對個體的單向關系、情境間的交互關系、個體――情境的雙向關系三個角度分析。

（一）情境對個體的單向關系

1、家庭

人的一生所處的不同環境中，只有家庭是相對穩定且貫穿一生的，所以在個體發展，尤其是嬰兒、兒童到青少年期，家庭這個情境因素的影響作用是最大也最關鍵的，直接影響了個體成年后社會關系建立。

研究者們通常把家庭這個情境細分為三個因素：依戀類型、家庭環境特征、父母的養育方式。

（1）依戀類型。安全型依戀的青少年，其智力水平并不比非安全型依戀的同齡人高。但是，面對新的挑戰時，他們仿佛更渴望去應用這些能力（Belsky , Garduque &Hrncir, 1984）。即能與父母建立安全型依戀的青少年，會有更強的成就動機，更敢于也適應挑戰；同時，安全型依戀的青少年較之非安全型依戀的同伴，更有自信和安全感，不易焦慮，對自身和周圍環境有更積極客觀的判斷，所以更易形成良好的自我認同感。

（2）家庭環境特征。刺激豐富的家庭環境，不僅有利于各個種族和階層的兒童獲得好成績，也會促進他們形成良好的內部成就取向，即一種尋求和征服挑戰的意志，以滿足個人對能力和控制感的需求（Gottfried, Fleming& Gottfried, 1998）?？梢?，刺激豐富的家庭環境，會讓兒童形成良好的內部成就取向，而這個取向會一直延續到他的青春期，因為具有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興趣，從而更易發展成為善于處理問題、應對挑戰的個體。

對于自我認同感的形成，刺激豐富的家庭環境卻是一把雙刃劍，網絡世界的訊息膨脹，尤其突出表現在刺激豐富的家庭。自我探索的方式變得多樣化，同時也意味著自我角色的多樣化。當今的青少年在網上談論自己（Bers & Cassell，2000）。他們利用網絡上的匿名性變換自己的身份，并以更受歡迎的身份（Thomas，2000）、對網絡互動游戲角色認同（McDonald & Kim，2001）等方式獲得更高的自尊?；貧w到現實中，對自我的認識應該如何實現？這是當代研究者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3）父母的養育方式。高成就動機青少年的父母有3種品質：（a）溫情，接納，及時表揚子女的成績；（b）他們給兒童設定一定的標準并加以指導，對進程監督并確保其完成；（c）給予兒童一定的獨立和自主空間，小心翼翼地幫助孩子使之盡可能獨立完成。對于年長的孩子，給予他們發言權，讓他們決定如何最好地戰勝挑戰達到目標。Diana Baumrind 將這種溫情、堅定而又民主的撫養方式稱為權威型撫養方式。

延緩償付和認同感獲得的青少年和家庭成員有穩固的感情基礎，同時又有相對寬松的個人空間（Grotevant & Cooper，1986,1998）。

所以，充滿關愛和民主的教養方式不但有助于青少年形成高成就動機，也同青少年獲得健康和恰當的自我認同感有一定的關系。

2、社會及文化背景

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一直是發展心理學中不容忽視的重要情境因素，文化背景的影響容易被忽略卻有著區域比較、群體比較的現實意義。

美國文化中認為嘗試就是有價值的，并會鼓勵青少年創新思維，用不同的方法去實現目標。而中國文化里，也承認嘗試的價值，卻更關注評判和結果，尤其對失敗表現的極為苛求。

在自我認同方面，由于西方文化更崇尚個性化的發展，而東方文化趨向于大同、和諧，鼓勵求同性，所以東方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更容易按照社會期望的方式去獲得自我的角色，從而形成自我認同。而西方社會的青少年，若對自我角色產生疑問并尋求解答是被允許且會得到鼓勵的。

（二）情境間交互關系的作用

同伴對于青少年的成就動機以及自我認同感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響。且同伴與父母這兩個不同的情境之間還會產生交互作用，比如若同伴贊同父母的價值觀，即從父母和從同伴中獲得的價值信息沖突不大的情況下，青少年在成就動機上，更能保持自己的原有目標，從而努力實現。但若沖突過大，就會形成動搖影響動機，因為同伴關系也是青春期需要建立的最重要關系。

在自我認同感的形成方面也是一樣，當同伴關系帶來的信息更多更新鮮，尤其當從父母那里得到的觀念和新的信息產生沖突時，青少年可能會重新思考關于“我是誰”的問題。

（三）個體――情境間的雙向關系

發展情境論和行動理論的核心內容，都認為個體是其自身發展的積極建構者，這種積極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個體與他們所處環境中的其他重要個體間的互動關系實現的。

父母怎么對待他們的子女，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子女對他們行為的影響。同時，子女對父母的影響又會間接影響到自身，所以子女也是他們自身發展的影響源或塑造者，這種雙向關系會從子女出生一直持續到成長為一名青少年和成人。其他一些相應的雙向關系存在于個體與兄弟姐妹、朋友、教師和其他重要他人之間。

Eccles和同事們發現成就動機與學業成就對青少年早期的個體（根據他們的發展水平）與學校環境間達到最優擬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教師或父母對學生或子女的行為期望，一方面會因為自身特征而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同時還會因為學生、子女的個體特征不同而不同，這些綜合構成了影響青少年回答“我是誰”問題時的信息來源，被認同、被評價的我和自我認同、自我評價的自我有雙向的擬合度，擬合度越高，自我認同感形成的越健康、恰當。

四、思考

情境因素是一個龐大的交互系統，本文僅就其中的幾點進行了簡要分析。發展情境論和行動理論為人類發展的可調節和可塑性提供了理論支持。同時，本文通過對青春期的個體發展中情境因素影響作用的分析，為心理咨詢工作尤其對于青春期的發展障礙的咨詢，提供了理論參考，可以結合個體――情境的交互關系對個體進行引導和塑造。

參考文獻：

[1]（美）Jerry M．Burger著、陳會昌等譯．人格心理學[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3.

[2]（美）David R．Shaffer & Katherine Kipp 著、鄒泓等譯．發展心理學（第八版）[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