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經濟和經濟規模的區別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規模經濟和經濟規模的區別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壟斷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必然產生的、與競爭相對立的經濟現象，是發源自市場競爭，又反過來否定、限制、阻止市場競爭的一種“異化”力量，因而是對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的極大威脅。簡要而言，壟斷是指在市場交易中，少數當事人或經濟組織（極端而言可以只有一個經濟主體），憑借自身的經濟優勢或超經濟勢利，對商品生產、商品價格、商品數量及市場供求狀態實行排他性控制（直至實行排他性獨占），以牟取長期穩定超額利潤的經濟行為。壟斷的形式多種多樣，例如資本壟斷、技術壟斷、勞動力壟斷和信息壟斷等生產要素的壟斷，更普遍的則直接表現為價格壟斷和與此相關的市場交易份額的排他性控制。法律關注的是經濟行為規范與否，從法律角度考察壟斷，重在行為判定，例如鎖定、操縱價格，劃分市場，價格歧視，操縱投標，獨家經營，聯手抵制，非法兼并等各種濫用市場優勢的行為。

壟斷現象和反壟斷實踐的復雜性在于：第一，資源自然分布不均衡會造成資本進入困難，形成難以避免的自然壟斷，例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的開發領域以及少數稀有產品的供給；第二，反壟斷、維護公平競爭政策同適度發展規模經濟政策之間的矛盾，常常使對具體的壟斷現象的界定遇到困難，陷入兩難選擇；第三，一般性經濟壟斷，也可以由一時技術的或投資起點的原因所引起，例如對各種知識產權范疇的技術專利，就需要加以保護，而某些領域由技術原因導致的過高的投資門坎，也很難加以拆除；第四，在復雜的競爭活動中，往往由于不同利益群體主觀意志的分歧，對于同一經濟現象或經濟行為是否構成市場壟斷，在理論觀點、政策主張和法律界定等諸多方面相去甚遠，以至陷入曠日持久的爭辯和訴訟之中；第五，行政執法部門在反壟斷問題上能否不受外界干擾，一以貫之，“把水端平”，保持公正、效率、廉潔和權威，歷來也是公眾關注、監督的焦點，從而常常是引發懷疑、爭論和不滿的誘因。這些情況常常給反壟斷的立法、司法機構和行政主管機關，帶來極大的困難和麻煩。

壟斷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過種種排他性控制，阻止競爭對手（含潛在對手）的進入，限制公平競爭，損害消費者權益，阻礙技術進步，降低經濟效率，導致經濟停滯。其中，壟斷行為的最典型之處是，人為控制產品生產和供給數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賣方市場”狀態，維持大大高于競爭性市場的產品壟斷價格，以攫取壟斷利潤?？梢哉f，壟斷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竊”，損害的是“全社會”的利益，因而壟斷勢利歷來被視為是市場經濟社會的頭號公敵。

在經濟一體化、競爭國際化的新時期，近年來正出現以飛機制造、汽車制造、信息通訊、金融保險業為代表的新一輪大公司兼并潮，從而推動了壟斷格局進一步升級。為增強本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地位，發達國家理論界、法律界和政府界爭相放寬對市場結構、市場份額和企業兼并的原有解釋和限制，美國明確提出了“放松管制”以鼓勵國際化兼并的政策。這是各國基于反壟斷的競爭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必將對各國的以及國際的經濟集中度、市場份額、市場結構變化，產生深遠的影響。針對這種經濟集中度在國際范圍內加速提高的新動向，有經濟學家發出警告：“過去大規模的合并不普遍，真正全球易甚至比較稀少。但是今天，大公司在數十個國家經營，并在每個國家占有很大的市場份額，而合并能輕而易舉地在單個國家的市場建立優勢地位”，因而呼吁盡快建立國際性的反壟斷法，以阻止壟斷行為國際化和大規模貿易戰的進一步蔓延，認為“制定全球競爭法規必將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下一輪談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布賴恩．拉賽爾：《需要全球反托拉斯法規》，美國1997年7月31日《商業日報》）。

二、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壟斷現象的特殊性

在一系列深層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國連續幾年實現了經濟運行和市場狀態的相對穩定，這或許顯示，中國經濟正在步入相對平穩發展的成熟階段，從而已經有能力在某種常態中解決深層次矛盾，有能力避免以往反復出現過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熱的劇烈波動。即使是1998年特大洪水過后，商品市場的基本供求狀況也沒有發生逆向變化。根據這種長時間、大面積、多品種“買方跡象”，似有理由認定，中國買方市場已經初步形成相對穩定的“常態”，市場機制及其競爭機制已經順其自然地開始發揮基礎性的調節作用，傳統經濟體制的那種國家壟斷各個經濟領域的局面已經基本改觀。

這一歷史性變化具有重大意義，也提出了關注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政策需求。主要表現是，市場競爭逐步加劇，不公平競爭現象日益突出，低水平無序競爭、惡性競爭、商業欺詐行為急劇增加；不公平競爭中的行政性壟斷、行業性壟斷已對市場發育構成明顯威脅，一般意義上的經濟性壟斷現象也開始顯現；多種現象同時并存、交織，使創建和維護有效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遇到了從未有過的復雜情況和巨大困難。對于這些頗具中國特色的市場現象，特別是行政壟斷、行業壟斷，如果任其發展蔓延，定將對市場秩序法制化、規范化建設，構成極大威脅，并阻礙市場成熟化的進程，直至發生“市場變異”，導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應有的曲折和傷害。

反壟斷，作為規范市場秩序的第一主題，以及基于反壟斷的競爭政策立法，在發達國家的爭論、調整、修改和完善從未停止過。在以往的東西方經濟學中，壟斷被不約而同地解釋為資本主義專有的制度現象。根據后來各國的經濟實踐，有理由確認，壟斷作為競爭的伴生物，實屬于一般市場經濟的共同現象，與市場和市場經濟同屬一個經濟范疇。當然，在中國，由于經濟體制處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歷史階段，情況更為復雜，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壟斷現象以外，又有明顯的特殊表現。因此，針對中國市場狀態變化和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壟斷現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對策思路，至于低水平無序競爭、惡性競爭、商業欺詐和經濟性壟斷，雖然也很重要，但是同反行政化壟斷相比，畢竟是第二位的。

中國壟斷現象的特殊性及其由來。中國原有的經濟體制屬于排斥市場機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高度依賴政府機構和行政力量，因此天然帶有國有化趨勢和國家壟斷的強烈沖動。當中國決心改革這種僵化體制之后，隨著市場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場競爭開始獲得了生存空間，與市場競爭相伴的經濟壟斷隨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體制中頗具根基、盤根錯節的行政化、官本位權力機制，也開始尋找新的環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壟斷勢力依托逐步成長、極不健全的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盡可能地、不失時機地為自己營造出了可觀的生存和發展機會。

中國特有的壟斷現象，存在著一個極其鮮明的共同點，即都是在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規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況下發生的，尚缺乏從公平競爭自然衍生壟斷的普遍基礎。在經濟規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場合，能夠導致壟斷的，只有行政權力這個唯一合理的解釋?；蛘哒f，中國的壟斷主要不是憑借生產集中度，而是憑借行政權力。傳統經濟體制的種種特征也可歸結為國家壟斷，即憑借國家政權的力量直接控制所有的經濟領域。這種全面國有化和國家壟斷趨勢，固然存在種種弊端，但由此帶來的壟斷利潤是“封著口”的或“全封閉”的，即歸國家所有，由國家支配?！叭鉅€在鍋里”，泄漏的機會不多。當時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大一統的經濟體制，以及各項配套政策、社會輿論、價值取向等等可以保障這一點，故染指壟斷利潤、化公為私、化國有為部門地區機關所有的可能性極小。

改革開放，實行放權讓利以后，行政權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家壟斷及其全封閉管理體系已經基本解體，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尚不健全，加之放權讓利多被各個主管部門和地方機關截留，并沒到位。于是，在部門、地區權力和自身利益有了經濟市場化這個大舞臺作為依托之后，分享行政化壟斷種種“好處”的機會大大增加了。換句話說，壟斷利潤所能夠誘惑的，還主要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而是行政管理機關及其人格化的表現——各級各類政府官員。因此，現在所能看到的，大多明顯表現為由條條塊塊權力格局所造就和維護的行政化壟斷，也即超經濟壟斷或排斥他人進入的超經濟獨占。

中國壟斷現象的特殊表現。行政化壟斷通常發生在權力的集中點，雙重體制的交叉點，監督環節的薄弱點，法律政策的滯后點以及某些資源的稀缺點。而擾亂市場秩序、限制公平競爭的行政化壟斷具體表現則多種多樣。一是部門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機關，強化獨占地位，熱衷于“唯成份論”（國有經濟）和“唯（本）系統論”，制造進入障礙和市場歧視，保護落后，阻止公平競爭；二是濫用權力，走私販私。沖擊市場；三是違規評比，欺騙輿論，制造混亂；四是政企虛假脫鉤，牢牢控制人事權力，保持雙重身份，維持“官商一體”，熱衷權錢交易，破壞競爭秩序；五是公開“設租”，控制信息，從中漁利，排斥公平競爭；六是巧立名目，亂收費用，增加經營成本和市場交易成本，造成了“費大于稅”的混亂、失控局面；七是通過參與立法設計的機會“給自己授權”，將部門利益合法化（針對立法過程中的“行政壟斷”和包辦，社會各界多有異議）；八是行政化壟斷善于自我修復、不斷擴張，在已經被弱化的領域卷土重來，同時向以往不曾覆蓋的領域“進軍”；九是運用行政壟斷控制資源、人為制造短缺，制造省區際的貿易摩擦。

綜上所述，中國特有的行政化壟斷名目繁多，危害極大，而剔除行政化壟斷的難度更不可低估。日本一家報紙就此載文指出：“這種艱巨性體現在各利益集團的抵抗，而官僚集團是最大的利益集團。其對改革的抵抗性也就更大。至今為止，中國的改革一直無法通過官僚機構這一大‘關’?！保ㄈ毡尽稌r報》1998年1月20日）。從反壟斷的角度理解，改革的阻力來自條塊式利益集團的抵抗。而行政性壟斷是對市場秩序的最大威脅，依它特有的“來頭”和“背景”，足以擊敗市場上的任何對手。由于行政化壟斷勢力的侵入，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的市場狀態發生了變異，即市場交易中被不斷營造、復制和異化出某種非市場因素，從形式上看似乎很象普通的商品交易，但骨子里人不是按照效率、公開、公正、公平的市場原則行事。于是，市場本應具有的資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競爭環境受到損害和削弱，有限資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則，而是按壟斷市場的“權力網”來配置。故此，行政化壟斷限制了中國規模經濟的健康成長，阻礙了競爭力的普遍提高，因而反行政性壟斷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從根本上規范市場秩序的首要環節。這不僅是深化改革、培育國內市場的需要，也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盡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客觀要求。行政化壟斷極大地增加了市場“游戲規則”的主觀隨意性，降低了市場競爭的透明度，因而與市場經濟慣例是格格不入的。國際市場經濟大環境不會長期同一個充滿行政化壟斷的國家打交道，長此以往，只會繼續增加中國進入WTO的難度。

篇(2)

國際貿易理論作為現代經濟理論的專門分支始于亞當·斯密。他在其《國富論》中提出了絕對成本的概念，后經李嘉圖修正，形成了比較成本理論。比較成本理論提示了互利貿易的基礎以及貿易利益的來源。繼而俄林在其《區域間貿易與國際貿易》一書中對此作出了解釋，提出了要素稟賦理論（即H—0模型）。這一理論指出：比較成本差異的原因在于各國資源稟賦的不同，并且對國際貿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確定性的結論。至此，奠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兩個層次的核心。

比較成本理論與要素稟賦理論。此后，雷布津斯基、薩繆爾森等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補充，形成了我們所熟知的流行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內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的最大特點是邏輯嚴密，形式完美。但這也是它的弱點所在。因為現實的世界畢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實上，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自它誕生之日起，就不斷遭到嚴峻的挑戰。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過實證研究對它關于國際貿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預測提出了疑問。戰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現象。發達國家間（即要素稟賦相似國家間）的貿易以及相似產品之間（即生產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產品之間）的貿易等。對此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一籌莫展。80年代以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致力于利用產業組織理論和市場結構理論來解釋國際貿易現象，用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增和相異產品等概念及思想來構造新的貿易理論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魯格曼、格羅斯曼以及赫爾普曼為主要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創建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諸多貿易理論的合理因素，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這一理論因其理論的新穎、分析方法的獨到和解釋現實的能力逐步為大家所贊同，其地位已遠遠超過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格羅斯曼、克魯格曼為此先后獲得了克拉克獎。該理論也被稱為“新貿易理論Neo—tradetheory”。

二、新貿易理論的特點

（一）全新的理論假設前提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是古典經濟學的產物，其理論的假設前提很多，最主要有以下幾點：（1）規模收益不變；（2）各國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變；（3）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4）兩個國家、兩種要素、兩種商品，即通常所稱的2×2×2模型。這些假設前提與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前提是一致的，在當時也是符合社會經濟生活主流的。然而，時過境遷，面對客觀現實，新貿易理論者意識到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前提已與當今社會經濟生活相去甚遠。他們認為：

1.規模收益不再是不變的?，F實世界中的許多商品是以遞增規模報酬生產的，并且這些行業（如汽車業、半導體業、計算機業等）構成了國民經濟的支柱。商品生產的規模經濟可分為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和內部規模經濟效應兩個部分。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指公司水平上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的遞增性報酬以外部經濟的形式出現的情況。這種外部效應原則上可以來自任何經濟活動。比如說，日本電腦公司的生產率多半依賴于美國電腦業的大小——國際間的外部效應、日本半導體業的大小——產業間的效應以及日本本國電腦業的規?！獓鴥犬a業的產出效應。但這些對公司間的經濟行為影響并不大，因為各公司都同時和同等程度地享受這種外部經濟效應帶來的益處，公司間的競爭行為并不因此而受到影響。重要的是公司的內部效應，即公司水平上的規模經濟。例如，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較大的公司能夠更好地克服生產的不可分割性使生產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或者說，它能使用更專業化而更有效率的設備；同時，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費用并不隨著生產規模而變化，因此其每單位成本會隨著生產增加而下降；甚至一些物理現象就為大的規模提供優勢。例如，體積和表面積不成比例增長的關系刺激著加工工業中的管道、儲藏柜以及其他器具做得更可能大。內部規模經濟之所以重要，關鍵問題是，如果規模經濟持續存在，則平均成本總大于邊際成本，如果以邊際成本定價就意味著損失。因此，內部規模經濟不可避免地與競爭均衡發生了矛盾。也就是說，它必然與一個允許價格超過邊際成本的市場結構相聯系。這就引出了新貿易理論與傳統理論的第二個不同假設前提。

2.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的。公司水平上的規模經濟的存在意味著價格受行為（即邊際成本定價行為）與非負的利潤不一致。因而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的。然而，對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西方經濟學迄今沒有一個一般性的理論。這涉及到兩個難點：一是具有市場力量的公司以合作的方式還是以不合作的方式行事?，F實的回答是兩者都有。二是即使假定參與者之間是不合作的，一產業競爭的結果仍依賴于兩種因素進行不合作游戲的戰略變量及進入和退出該產業的條件。理論上游戲的戰略變量有兩個；一是產出——古諾假定，二是價格——伯蘭特假定。所有這些都造成了理論一致的困難。新貿易理論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種市場結構：（1）可競爭市場（伯蘭特假定與無代價的無限制地進入和退出相結合）；（2）古諾寡占（分進入限制使賺得利潤以及自由進入使利潤為零兩種情況）；（3）壟斷競爭（伯特蘭假定與相異產品相結合，并分進入限制利潤存在以及自由進入利潤為零兩種情況），并指出，在各種不同的市場結構下，在實證和規范兩個方面有關貿易的一些重要結論都有效，這也表明，即使沒有一個關于不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理論，形成一種存在規范經濟的貿易理論也是可行的。

3.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的2×2×2的模型雖然形式簡潔明了，但卻把事實過分簡單化了，以至忽視了一些重要而可能的情況。新貿易理論則如實地把經濟世界劃分為J個國家、N個商品、M種要素（以后我們稱J×N×M模型），并指出在J×N×M模型下，可能出現商品的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不確定的情況。

至此，我們知道，新貿易理論建立在一系列幾乎全新的假設前提之上。更重要的是這些理論前提更貼切于當今的現實。

（二）全新的結論

1.國際貿易形成的根本原因。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需求偏好和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決定了對最終產品的需求，由此導出了對要素的派生需求。對要素的派生需求和要素的供給決定了要素價格。要素價格和生產技術決定了商品價格。商品價格差異則是貿易產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定了兩國需求偏好與生產技術是相同的，得出兩國間相對要素稟賦的差異決定了兩國相對要素報酬的差異，又直接導出了兩國相對商品價格的差異、相對要素報酬差異和相對商品價格三者在解釋貿易原因的功能上是等效的。相對要素稟賦的差異是根本的原因。反過來，如果兩國間不存在相對要素稟賦差異，則兩國間的貿易不存在。新貿易理論則認為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兩國相對商品價格的差異就不能由要素價格差異直接得出，必須加入生產技術的因素。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兩國經濟規模的不同就會導致生產成本的不同，也就影響到商品的價格。商品相對價格差異決定的軌跡為，相對要素稟賦的差異決定了相對要素價格差異，相對要素價格的差異和國家間的經濟規模差異（具體地說是產出水平的差異）共同決定商品相對價格的差異。因此，相對要素稟賦差異與相對要素價格差異是等價的，但兩者與相對商品價格差異不再等價。相對要素稟賦差異與國家大小決定的經濟規模的差異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貿易的根本原因。反過來說，即使兩國間沒有要素稟賦的差異，由于經濟規模的不同也會出現貿易。這就解釋了傳統貿易理論面臨的發達國家間存在大量貿易這一難題。

2.貿易的商品模式。傳統的貿易理論根據2×2×2模型得出：一個國家將出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該國相對豐饒和便宜要素的產品，而進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相對稀缺和昂貴要素的產品。簡言之，這里存在著一種必然性，勞動相對豐裕的國家出口勞動相對密集型商品而進口資本相對密集型商品，另一國則相反。新貿易理論突破了2×2×2模型的限制，指出，當貿易商品數量大于要素數目時，兩國商品生產和商品貿易中存在著不確定性。一國在一個生產模式下可以出口一種商品，在另一個生產模式下則可能進口該商品。而生產模式卻可能是由一些偶然的歷史原因決定的，如政府計劃等。下面我們假定存在兩個國家（甲、乙），兩種要素（K和L），3種商品（X、Y、Z），解釋這種可能情況。

設全世界總資源為K＝7，L＝9。X、Y、Z的生產函數分別為：X＝1K＋3L；Y＝2K＋2L；Z＝3K＋1L?？紤]：（1）資源集中于一國，則可生產X＝2，Y＝1，Z＝1，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2）資源分布于兩國甲國為K＝3，L＝5，乙國為K＝4，L＝4，則以下兩種生產模式：①甲國（X，Y，Z）＝（1，0，1），乙國（X，Y，Z）＝（1，0，1）；②甲國（X，Y，Z）＝（1.5，0，0.5），乙國（X，Y，Z）＝（0.5，1，0.5）都能使兩國達到充分就業均衡，即生產模式是不確定的。并且在第一種情況下，甲國出口Y商品到乙國，第二種生產模式下，甲國從乙國進口Y商品。對一國而言，Y商品既可能是出口商品也可能是進口商品。即貿易的商品模式也是不確定的。

3.貿易的要素模式。傳統貿易理論的貿易要素模式很簡單，貿易中要素的凈流動方向為：一國出口本國相對豐富的要素，進口本國相對稀缺的要素。新貿易理論則指出，即使兩國的貿易是平衡的，一國也可能是所有要素的凈流入國。原因是：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公司不可能遵循邊際成本定價原則。同時，如果由于規模、政府管制或是其他原因使進入受到限制，則規模報酬遞增的行為中存在著壟斷利潤（經濟租），當這些產業的商品出口到國外時，壟斷利潤將從國外獲得。而兩國獲得的壟斷利潤的幅度（即壟斷利潤率）由于管理程度不同而不等時，一國就可以利用獲得的壟斷利潤購買另一國商品，甚至可能達到進口所有要素的狀況。這部分解釋了當前世界貿易中初級產品生產國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現象。發達國家的產業一般具有強大的規模經濟和壟斷程度，以美國為例，在原鋁、電話電報器材、機動車、合成纖維等行業中，前四大公司的工業產量均占全行業的90％以上。而1987年，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莫比爾石油公司銷售額竟超過了挪威、希臘、芬蘭等中等發達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憑借這些強大的壟斷的優勢，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在世界市場上以高價出售，獲得了巨額的壟斷利潤，而從初級產品生產國獲得廉價的原料、燃料、間接地占有了這些國家的資源。隨著這種壟斷趨勢的加強，初級產品生產國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4.貿易構成和貿易量。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一國必然出口相對豐富要素密集型產品而進口本國相對稀缺要素密集型產品。兩國間只存在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產品的貿易）不可能存在。并且在一定范圍內，兩國要素稟賦相對差異越大，貿易量越大。當兩國要素稟賦無相對差異時，不存在相互貿易?，F實情況卻不然，不僅許多產業內（如小汽車、機械、電子）等存在著大量貿易；而且戰后世界貿易量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更有甚者，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增長更快，這些都是傳統貿易理論無法作出解釋的。

新貿易理論則引入了相異產品的概念來建立貿易模型。所謂相異產品是：我們確定了商品部門結構后，屬于這一商品部門的不同種類的產品。譬如說，我們確定“石英表”為一商品部門，則精工牌、北極星牌、海達牌等市場上可以買到的各種品牌的石英表均為“石英表”這一商品的相異產品（也稱“變體”），不僅如此，有更多的變體可以潛在地生產出來，例如，一年后可能會出現“夢想牌”、“虛構牌”石英表，這些都屬于新貿易理論相異產品的范疇。尤其重要的是，各種相異產品都能因其自身有價值（市場上總有一些人喜好這種變體）而存在，并且，相異產品各類越多，消費者可選擇余地越大，社會福利越高。然而在一國自給自足的情況下，由于規模的限制。變體的種類不可能很多，因為變體的數目越多，則生產規模越小，規模越小，規模經濟效益受到限制。變體種類將保持在與規模經濟權衡的水平上。開展貿易后，兩國市場合一，兩國分別生產幾種變體，互不重合，但總數目大于貿易前任一國的數目。在需求方面，由于可消費變體數目的增加將提高福利，兩國互相進口對方的變體。于是，產業內貿易產生。并且，就貿易量而言，存在相異產品的世界經濟與傳統的貿易理論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此時，國家相對規模對貿易量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國家大小越相似，產業內貿易量越大。就總的貿易量而言，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決定產業間貿易量）和國家相對規模（決定產業內貿易量）共同決定了貿易量。

5.貿易利益。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不考慮貿易產生的動態利益，當存在著要素稟賦相對差異的兩國分別進行不完全專業化生產，各自發揮比較優勢，然后進行貿易，則雙方都能獲利。這種靜態的貿易利益來自專業化生產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新貿易理論則指出，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經濟不可能達到完全競爭市場下的資源最佳配置狀態，只能在一種次優狀態下運行。但相比于各國自給自足的情況，開展貿易后，全世界的總體福利水平提高。這不僅得自于傳統的比較優勢利益，而且由于存在以下的潛在得益：（1）生產效率效益。貿易使報酬遞增的產業由于市場的擴大而擴大，規模經濟增加，提高了生產率。（2）生產集中。貿易使報酬遞增的產業，集中于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國家生產，使商品價格下降。（3）生產的合理化。貿易的開展的增加了不完全的競爭產業的競爭，減少了壟斷利潤，緩和了價格扭曲，資源配置優化。（4）產品多樣性。貿易使世界市場遠大于國內市場，可選擇的變體增多，福利增加。但新貿易理論也指出，對一國而言，也存在著貿易受損的可能性。當貿易使得本國以遞增規模生產的行業和高度壟斷的行業收縮，（這是因為本國生產效率低于國外，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失敗），而貿易帶來的其他利益不足以補償這種收縮帶來的規模經濟損失和壟斷利潤損失（此時壟斷利潤由外國獲得）時，貿易使本國受損，當然這種可能性不大。所要重視的是貿易利益分配不公的問題。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新貿易理論幾乎在國際貿易的所有理論問題上修正了傳統貿易理論得出的結論，較好地解釋了現實世界中出現的各種新的貿易現象，稱其為“新”并不為過。

三、新貿易理論的理論和政策意義評價

新貿易理論的核心部分是壟斷競爭與產品種類內生化的模型。這種研究方法的創始人是迪克西特·克魯格曼則把它應用到國際貿易理論中。但這一模型的意義不僅僅局限于此，它甚至影響到了發展理論和宏觀經濟學。

在這一模型中，有一對規模經濟和產品多樣化之間的沖突，如生產很多種產品，則生產規模小，生產率低，反之亦然。市場競爭會調和這對沖突，找到一個均衡的產品種類數和每種產品的生產規模。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很大，則人們有更大的余地來平衡這對沖突。這一理論的直觀意義是：美國經濟規模比澳洲大，所以增長的潛力更大，以高速公路和電視臺兩個規模報酬遞增行業為例，美國2億多人共用三四個全國電視網，而澳大利亞2000萬人共用4個電視網，結果澳洲平均每人負擔的電視臺固定費用要高得多。將此引申，由于國際貿易會使世界市場的總規模擴大，所以國際貿易會使生產率和產品種類數同時增加。而且會減少規模經濟帶來的壟斷性，因而減少不可避免的壟斷造成的信息歪曲。澳洲平均每人負擔的高速公路費用也比美國高得多。而且根據這一理論，在保持國家的情況下，建立歐共體那樣的生產要素較自由流動的經濟共同體，就能一定程度上減緩規模經濟和品種多樣化這一對矛盾，促進各國共同的經濟發展。這似乎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找到了一個不損人利已的正當理由。

在貿易政策方面，新貿易理論提出了所謂的對策貿易政策理論，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車”的例子為模型所引出的貿易政策。這種理論把政府的政策加進了傳統的納什對策問題，其政策意義是反當前自由化潮流的，也與臺灣、香港的成功的非對策自由化貿易政策的經驗相沖突。連這種理論的創立者克魯格曼也承認，對策貿易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硬要推行，一定弊大于利。

相反，新貿易理論中關于商品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的不確定性問題以及國際商品中存在“經濟租”（即壟斷利潤）的問題的提出能給我們一些借鑒意義，尤其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具有指導價值。

由于商品生產模式和貿易模式是不確定的，一國政府就能夠根據自己的經濟目標，通過適當的干預，較靈活地調整生產要素的組合，使生產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發展，從而達到調整產業結構，保護幼稚產業的目的。以我國的汽車工業為例。汽車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資本要素相對匱乏。根據傳統的貿易理論，我國不應該大規模進行汽車工業的生產，而應根據比較優勢的原則，專業化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輕工業品等。但現實的情況是，我國的汽車市場潛力很大，在今后不長的時間內汽車工業將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大部分依賴進口，則會喪失國民經濟的自。因而，保護是不容置疑的。傳統的理論上的依賴的幼稚產業保護論。但它有兩個致命的弱點：一是幼稚產業如何選擇；二是采取何種保護措施。因此，這一理論的可操作性不強。根據新貿易理論，我們則可以很好地克服這兩個弱點。首先，幼稚產業的選擇不再成為問題，因為我們可以靈活地調整生產模式，使我們期望的保護對象得到充分發展。其次，要對這一對象進行保護，就不能單純地采取傳統高額關稅的辦法（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更多地是造成價格信息扭曲和低效率），而必須采取政府管制的措施，使這一產業相對對集中，形成規模經濟。我國12億人口，汽車工業市場潛力很大，發揮規模經濟的潛力也很大。因此，政府管制引導產業向規模經濟方向發展應是我國保護和發展汽車工業的主導措施。

“經濟租”存在的問題以上已有過一些理論上討論，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其政策意義。當沒有對外貿易時，一國的“經濟租”是生產者向消費者獲得的超額利潤，只是財富在一國不同的集團間的重新分配。而一旦加入了國際貿易行列，則牽涉到財富在不同國家間的分配問題。由于各國都是國家，有權利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一味地保護和封閉又不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根據新貿易理論，發達國家通過規模經濟優勢和壟斷優勢在國際市場上獲得超額壟斷利潤，而這種規模經濟和壟斷優勢主要源自國家的大小和經濟規模。根據平等的國際政治關系的原則，國家大小不應成為一國侵占別國利益的依據。因此，在國際貿易談判中，發展中國有理由要求適當程度的關稅保護，使發達國家的超額利益部分回流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也不得以自由貿易為借口，限制發展中國的權利。

四、新貿易理論的地位和一點缺憾

首先，我們認為，新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貿易理論的發展而不是全盤否定，傳統貿易理論的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下的2×2×2模型不過是新貿易理論J×N×M模型的一個特例，事實上，傳統的貿易理論仍能夠解釋一部分貿易現象。即使在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新貿易理論指出，只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如將規模經濟和壟斷產生的壟斷利潤，看成是“企業家才能”這種虛擬要素的報酬（這種假設不盡合理），那么貿易商品所體現的要素凈含正確量仍反映了國家間的相對要素稟賦差異。也就是說，新貿易理論兼容了傳統貿易的正確結論，并有新的發展，從本質上說，是將傳統貿易理論的相對要素稟賦原理修正為相對要素稟賦和規模經濟優勢原理。

其次，我們說，新貿易理論沒有否定比較利益原則。事實上，它也無法否定比較優勢原則，因為“取長補短，發揮優勢”是世之公理。問題是比較優勢從何而來。新貿易理論指出，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是比較優勢的來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規模經濟優勢帶來的比較優勢。而規模經濟優勢不僅取決于國家大小和國家經濟規模大小，而且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對產業的干預情況。因此，在這一點上，新貿易理論又擺脫了完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陰影，強調了人的行為的重要性，這和當前的主流經濟學是相通的。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新貿易理論在比較優勢原則無可辯駁的正確性的旗幟下，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成功地描述了當今國際貿易領域的各種現象，理所當然是當今的標準國際貿易理論。

最后，我想指出一點新貿易理論中的缺憾與大家商榷。新貿易理論在建立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時，認為商品的價格可以納入一般均衡的經濟系統中而內生地決定。但現實情況是，在不完全競爭和進入受到限制的行為中，商品的價格往往是壟斷或寡占行業。根據經營計劃（或長期利潤最大化原則）而不是根據短期利潤最大化原則確定的。因而，商品價格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外生變量，或者說應考慮外生力量對其影響。單純地將其視為內生變量有失嚴謹和完善。

篇(3)

一、研究假設

我們認為對區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影響較大的主要環境因素有經濟規模、勞動力質量、對外開放水平、經濟活力和科技創新能力等。這些因素和新興產業發展的關系如下。(一)經濟規模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關系區域經濟規模越大意味著能夠帶來更大的規模經濟，更容易導致區域生產和經濟要素的集聚[9]，這有利于為新興產業發展匯聚生產要素和創新資源。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需要傳統產業為其創造基礎條件和環境條件[10]，經濟規模大小衡量了區域基礎條件的優劣。比如經濟規模越大意味著可以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支持體系。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當前正處于發展階段，無論是研發項目還是投資項目都需要大量資金，這都需要完善的金融支持體系[11]，這種完善的金融體系會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同時，區域經濟規模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這個區域市場規模的大小。這種市場規模越大，意味著可以為新興產業發展開創更大的市場空間，相反，則市場空間偏小。另外，經濟規模越大意味著該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壓力偏大，新興產業孕育發展的條件也更加成熟，新興產業發展的新市場需求在不斷擴大，相反，則該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壓力偏小，而且傳統產業釋放的市場空間很小，這不利于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H1：經濟規模越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模越大。假設H2：經濟規模越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效益越好。

(二)勞動力質量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關系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是建立在重大技術突破的基礎之上，對知識技術和人才資源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強烈的依賴性[12]，而其中人才又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鍵資源[13]。因為掌握科學技術知識的高素質人才是科技的載體，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依賴于最新的科技成果，依賴于創造這些成果的高技術人才[14]。這就決定了勞動力質量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過程中處于基礎和舉足輕重的地位。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H3：勞動力質量越高，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模越大。假設H4：勞動力質量越高，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效益越好。

(三)對外開放程度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關系對外開放度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和規模體現的主要指標[15]，在當前激烈的競爭中要占得先機，加快發展，必須樹立大開放理念，實施開放帶動戰略，加強城市之間、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取長補短，不斷提高經濟外向度。只有不斷加大對外開放，才能引進更多的戰略投資者，從而加快培育和發展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外開放水平越高，意味該區域可以獲得更多國外資源和市場促進產業發展，特別是國外在新興產業發展方面具備了良好的技術、管理、信息、資金和市場，這都可以極好地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相反，則不利于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H5：對外開放程度越高，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模越大。假設H6：對外開放程度越高，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效益越好。

(四)經濟活力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關系經濟活力反映了一個地區經濟持續增長的能力，其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16]，經濟活力體現了該區域資源配置的效率。經濟活力越高的區域，該區域創新資源更容易被激活，技術創新能力會更強，金融市場會更發達，市場運行效率會更高。相反，則資源配置效率很低，技術創新意識很弱，融資能力很差，市場運行效率會更低。經濟活力越高的區域，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效果越好，行政對經濟運行的干預越少。相反，行政對經濟運行干預力度很大，從而阻礙了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容易導致新興產業發展走上不合理的軌道。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H7：經濟越活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模越大。假設H8：經濟越活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效益越好。

(五)科技創新力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關系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其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途徑是科技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與粗放型增長模式下的高新技術產業外生增長模式有根本區別，其內生發展對科技資源具有極強的依賴性。如果該區域科技創新能力較強，則意味著這個區域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的核心要素具備，這可以極大地推動戰略投資者、風險投資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介入，從而讓科技創新力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H9：科技創新力越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模越大。假設H10：科技創新力越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效益越好。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本文的研究對象從區域視角就是全國28個省市區，從產業視角就是具有新興產業概念的428家滬深上市公司。

(二)變量設計1.因變量測量區域內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狀況有兩個指標，一個就是資產總額(totalassets)指標，另一個就是利潤(totalprofit)指標。其中，資產總額指標反映了區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水平，利潤總額指標反映了區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效益，二者相結合可以較為全面地評價區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整體狀況。2.自變量為了全面衡量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存在影響的因素，本文從區域經濟規模、區域經濟活力、區域對外開放程度、區域科技創新能力和區域勞動力質量等五個維度測量區域環境。其中，經濟規模衡量了地區經濟基礎以及市場容量，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前提條件和外在動力；經濟活力反映了區域經濟發展效率，是激化和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驅動因素；對外開放程度反映了區域的國際化水平，決定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高度；科技創新力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內在核心因素；勞動力質量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維持不斷發展的保障。區域經濟規模用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GDP越高表示區域經濟規模越大，相反，則越小。區域經濟活力用非公經濟規模測量，非公經濟規模越大，則該區域更具有經濟活力，相反，則越小。由于國有經濟存在各種成本，而且受政府干預較多，企業經營并不是完全商業化行為，從全球各種歷史和現實數據看，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區域，經濟活力越差，資源配置越失效，相反，則經濟活力越好。對外開放程度用進出口總額來衡量，進出口總額越高，表示區域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相反，則越低。測量區域對外開放度衡量指標有對外貿易比率、對外金融比率、對外投資比率、生產開放度、貿易結構水平、利用外資比率和服務貿易比率。在上述指標中，對外貿易比率是在研究中普遍被使用的一個指標。科技創新能力用每年新增專利數量來衡量，專利數越多表示區域科技創新力越強，相反，則越弱。戰略性新興產業相對于傳統產業對人才具有較高層次需求，用碩士生及以上學歷測量區域勞動力質量具有針對性，勞動力質量用碩士及以上學歷人數來衡量，人數越多表示區域的勞動力質量越高，相反，則越低。上述指標測量見表1所示。根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試行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標準，我們收集整理了2012年在滬深交易所上市的節能環保產業107家上市公司、高端裝備制造產業50家公司、生物產業59家公司、新一代信息技術132家公司、新材料38家公司、新能源產業24家公司、新能源汽車18家公司，共計428家上市企業作為總研究樣本，搜集并整理了各家上市公司2003—2012年的財務報表，初步形成各個因變量的數據庫。各區域的GDP、國企工業總產值、進出口總額和專利數量均來自2003—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碩士生及以上人數來自于各省市的《統計年鑒》和《教育統計年鑒》，初步形成各個自變量的數據庫。數據中個別缺失值用前后兩年的平均值替代，所有原始數據均進行取對數處理。由于利潤總額中出現了負數，為了便于處理，將所有利潤總額的數據均加上相同的正數，這并不影響實證結果的準確性和客觀性。依據國家公布的方式將28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區域。其中劃分為東部區域的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遼寧，劃分為中部區域的8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有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龍江，劃分為西部區域的1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有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新疆。

三、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表2給出了全國28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3給出了全國28個省(直轄市、自治區)2003—2009年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4給出了全國28個省(直轄市、自治區)2010—2012年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PanelData模型的設定根據樣本數據的具體情況，再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選擇最有效的模型。本文運用stata12.0統計軟件得到最終的結果。從表5的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經濟規模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數分別為0.85和0.05，說明其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益都具有正向作用，這與假設1和假設2一致。勞動力質量在模型1中的系數為0.05，表示其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模具有正的影響，這和假設3一致，但在模型2中的系數為0.018，說明其在發展效益方面卻產生了負的影響，這和假設4不一致。這表明勞動力質量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效益并沒有產生正向作用，說明勞動力質量并沒有成為提高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效益的有效手段，當前我國人才培養質量并不能推動新興產業得到可持續發展。對外開放程度在模型1中的系數為0.03，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模產生了負的影響，這和假設5不一致，在模型2中的系數為0.07，對發展效益產生了正的影響，這和假設6一致。這表明外國市場和各種資源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模推動力不夠，甚至存在負面作用，這說明外國市場對我國傳統產業存在較大拉動作用，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需求不夠，壓制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空間。經濟活力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數分別為0.011和0.067，表明其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益都產生了正的積極作用，這和假設7和假設8一致。科技創新力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數為0.206和0.056，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模和效益都產生了正的影響，這和假設9和假設10一致。在分析不同時期各因素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影響時，我們發現經濟規模在模型1~4中的系數分別為0.746、0.012、0.5、0.08，其在不同時期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模都產生了正的影響，但卻阻礙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效益的提高。這說明區域經濟規模對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與效益的影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勞動力質量在模型1~4中的系數分別為0.07、0.004、0.38、0.17，說明勞動力質量在各個時期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益都存在正面作用。對外開放程度在模型2~4中的系數分別為0.075、0.12、0.37，其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益都產生了正的影響，但在模型1中系數為0.05，其對發展規模產生了負的影響，說明在2003—2009年期間，對外開放程度主要是扶持傳統產業獲得較快增長。經濟活力在模型1、2、4中的系數為0.03、0.05、0.09，其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益都產生了正的影響，但在模型3中系數為0.01，其對發展規模產生了負面影響，這主要是由于2008年中央為了應對歐美金融危機，出臺了“四萬億投資計劃”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問題，刺激了非公經濟轉投或者延續傳統產業經營模式?？萍紕撔铝υ谀Ｐ?~3中的系數為0.25、0.16、0.044，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產生了正的影響，但在模型4中的系數為0.1，對發展效益產生了負影響。經濟規模在模型2、3、6中系數分別為0.67、0.98、0.17，對西部和中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模都產生了正面影響，但在模型1、4、5中系數為0.8、0.67、0.255，這說明其對東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存在負面作用。這一方面是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良好，沒有迫切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動力；另一方面是東部地區的傳統產業經濟規模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成本很大，甚至會遭到相關利益集團的抵觸。中部的經濟規模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模存在正面作用，但對發展效益產生了負面作用，這說明中部經濟規模驅動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模，但過于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阻礙了產業效益的提高。西部的經濟規模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益都存在正面作用。勞動力質量在模型1、2、4、5中的系數分別為0.46、0.23、0.12、0.1，對東部和中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益都產生了正面作用，在模型3、6中系數為0.2、0.07，對西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這表明西部的勞動力質量并沒有成為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有效手段，這可能是西部人才培養質量和西部新興產業發展要求不匹配，或者是由于人才的流失所致。對外開放程度在模型1、3、4、6中系數分別為0.53、0.07、0.5、0.03，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均呈現正面影響，但在模型2、5中系數分別為0.1、0.07。這說明東部和西部的對外開放程度促進了當地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但中部的對外開放程度卻產生了相反作用。這進一步表明中部的對外開放程度更多的是驅動傳統產業發展，而不是驅動新興產業發展。經濟活力在模型1~6中系數分別為0.27、0.19、0.01、0.07、0.46、0.02，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均產生了正面作用，這說明區域經濟活力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所產生的積極作用是很顯著的?？萍紕撔铝υ谀Ｐ?~5中系數為0.63、0.13、0.1、0.42、0.14，均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產生了正的影響，但在模型6中系數為0.04，對西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效益產生了負影響。這說明科學技術在西部地區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利用率很低。

四、結論和建議

(一)主要結論首先，從全國來看，區域經濟規模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益影響最大，而且兩者之間成顯著的正向關系，這表明區域市場規模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發揮了最大作用。區域科技創新力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益影響排在第二位，這表明科技創新力在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區域經濟活力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益的正面作用較小。這可能和地方政府注重傳統產業的招商引資政策有關，和區域內民營企業重點集中于傳統行業有關。研究中還發現，區域勞動力質量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益存在相悖的現象。一方面區域勞動力質量對產業發展水平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區域勞動力質量對產業發展效益存在負面影響。這意味著區域勞動力質量在短期可以迅速推動新興產業規模擴張，補充新興產業在發展中所需要的各類人才，但區域勞動力質量并沒有促進新興產業效益的提升。同樣，區域經濟開放水平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益也存在相悖的現象。一方面開放式水平對新興產業發展水平存在負面作用，這表明外國新興產業的產品進入了國內，擠占了國內新興產業市場，而國內新興產業的企業還不能充分利用國外市場對新興產業的拉動作用，另一方面開放式水平對新興產業發展效益存在正面作用，這意味著充分運用區域開放政策可以提升區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業績。其次，從各個區域上看，區域經濟規模對中西部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益都成正相關關系，在東部地區卻成負向作用。這一方面可能和東部地區產業發展的慣性或者發展路徑依賴的特性有關，這種本性束縛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而且東部地區的傳統產業發展比較成熟，如果將產業轉型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其轉型成本較大。另一方面說明東部地區雄厚的經濟實力沒有很好地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尚存在很大提升的空間。勞動力質量對東部、中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益都呈現正作用，在西部地區卻成負向作用。開放水平對東部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有較好的促進作用，而對中西部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作用非常有限，特別是在中部地區其開放水平對新興產業發展效益還存在負向關系。經濟活力對東部地區新興產業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對中西部地區新興產業發展并沒有發揮較大的正面作用?？萍紕撔铝^域新興產業發展整體上都呈現正相關關系，只有西部的區域科技創新力和產業效益成負面關系。最后，從產業發展階段上看，在2009年以前，區域經濟規模對戰略性新興產業主要是發展水平推動型，而在2009年以后，則變成了產業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益雙驅動模式。2009年以前勞動力質量對新興產業發展的影響要小于2009年以后，這表明隨著新興產業不斷發展，人才在產業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高，作用也越來越明顯。2009年以前開放式水平對新興產業發展的作用要小于2009年以后，這表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越來越依賴國外市場和資源的推動。2009年以前科技創新力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作用要高于2009年以后，這表明2009年以后科技成果并沒有更有效地轉化成為現實生產力。2009年以前經濟活力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作用很弱，2009年以后其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甚至存在阻礙作用。這表明國家“四萬億投資計劃”推出以后，雖然促進了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但由于“四萬億投資計劃”更多的是對傳統產業的投資，暫時擴大了傳統產業的市場需求，這導致部分企業仍舊停留在傳統產業項目上，并不會立即啟動對新興產業項目的投資和發展。

(二)政策建議首先，要大力提高各個區域的經濟發展規模。只有通過經濟規模的擴大，才能迅速帶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美歐債務危機發生后，全球經濟增長面臨嚴峻局面。當前我國各個區域必須保持經濟適度增長，否則這不僅影響區域經濟發展，而且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不利。其次，要重視科技創新能力建設。從宏觀上創新當前的科技創新機制，改變當前科研主體錯位的狀態，積極構建科研院所和企業科研的連接機制，完善當前科研成果評價機制，由過于注重學術論文的發表向科技成果是否具有現實生產力轉變。激活各區域和各部門科研資源重組和流動，打破科研院所之間、科研院所和企業之間科研資源的分割問題。完善激勵科研隊伍的機制，提高科研隊伍享有科研成果收益的比重。特別是西部地區更需要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推動科研創新力在新興產業發展中的作用。第三，大力推動開放水平升級，修改和完善各區域招商引資政策。我們需要積極吸納外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積極謀劃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品打入國外市場，吸收外國企業在新興產業的管理經驗。特別是要推動中西部地區完善招商引資政策，出臺多種政策激勵中西部新興產業的產品進入外國市場。第四，加大對西部地區人才培養的支持力度。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基礎薄弱，工作和生活條件要弱于中部和東部地區，人才流失率較大。國家要通過在財政補貼、創新創業資金扶持、子女上學和配偶就業等方面出臺強有力的扶持政策，而且國家需要出臺具有激勵性的政策鼓勵東部和中部科技人才進入西部地區進行新興產業領域的創新和創業。第五，積極引導中西部地區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一方面中西部地區需要通過戰略新興產業發展推動這些區域經濟發展，從而減少國內東部、中部和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不能再走東部區域的老路，從而導致這些區域在生態環境等方面再次出現負面問題。第六，國家要避免政策相互沖突的問題。比如2008年出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和2009年出臺的“發展新興產業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就存在相互沖突。研究結果表明，“四萬億投資計劃”在促進傳統產業發展的同時也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非公經濟從事新興產業經營的行為。最后，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已經具有較大發展規模，目前處在規模驅動和效益驅動雙模式軌道上，未來更需要偏好效益驅動模式，而不能簡單追求產業規模擴張。

篇(4)

論文摘要：在分析第三方物流企業并購必要性的基礎上，探討了第三方物流企業并購的具體方式，提出第三方物流企業并購應注意的問題。最后指出并購雖然是推動產業成長的一種有效方式，但并購本身只是社會資源的一種重新布局和優化組合，第三方物流企業經營的好壞并不是通過并購就能完全解決的。

1第三方物流企業并購的必要性分析

企業并購是“兼并”、“合并”以及“收購”等概念的統稱，區別于企業重組及戰略聯盟等概念。物流企業并購是指在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兩個或更多的物流企業根據特定的法律制度所規定的程序，通過簽訂市場合約的形式合并為一個新物流企業的行為。我國的物流資源過于分散、第三方物流企業規模小、專業化程度低、服務功能單一和第三方物流市場潛力巨大同時并存的現象，對第三方物流企業并購提出了直接的要求。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1．1物流服務綜合化、專業化的需要。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和迅速變化的市場需求，為客戶提供全程物流業務服務，即所謂“一站式”一體化的綜合物流服務，成了現代第三方物流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關鍵。但是我國大多數第三方物流企業只能提供基礎物流服務，很難實現全過程服務，處于低水平的粗放經營狀態。這就需要對第三方物流企業進行并購整合，改原來的分散式、小規模經營為集約化控制，實現資源與資金、市場與客戶的整合效應，真正實現規模經營效益。

1．2整合物流資源并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需要。市場集中度低、大量小型第三方物流企業在低端物流服務市場的涌現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物流產業發展的最大障礙。所以，對物流市場進行各種資源(包括人才資源)整合，提高物流產業市場集中度是促進中國物流業發展的必然要求，這可以通過物流企業間的并購方式來實現。對于高端物流企業來說，需要通過并購小企業來擴充其網絡，對企業的資產進行補充和調整，達到最佳經濟規模，降低企業的物流成本，實現規模經濟效益；而對于低端市場的小企業來說，被兼并重組，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出路。

1_3構建并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需要。近年來全球企業的并購浪潮，不難發現，很多企業正是試圖通過并購來構建新的、更高層次的核心競爭力，以期實現企業的持久競爭優勢。一些比較有實力的第三方物流企業可以通過并購某些有特色的具有專長的或與其擁有互補優勢的物流企業來構建和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此外。一些有特色的小型物流企業本身具有它們的核心競爭能力，但因為太小而無法充分運用此能力。采用并購模式后可以獲得更大的市場發展空間，以便能夠使用核心能力，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

1．4應對國際競爭的需要。隨著2005年底我國物流業的全面開放，外資物流企業憑借資本和技術優勢，大張旗鼓地布局中國物流市場，面對外界壓力，我國本土的物流企業最有效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改變自然增長的模式，采用并購的模式進行快速擴張，形成規模經濟。

2第三方物流企業并購的方式

結合第三方物流企業自身的實際情況，第三方物流企業并購整合的方式大致分為三種，即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和混合并購。

2．1第三方物流企業橫向并購

所謂橫向并購是指同屬于一個產業或行業，或產品處于同一市場的企業之間發生的并購行為。第三方物流企業橫向并購即生產同類產品或提供同類服務的第三方物流企業之間的并購。物流企業橫向并購容易生成規模經濟，產生技術和管理上的協同效應，即1+1>2的效應，實現規模效益遞增。所以，橫向并購適用于并購后能實現規模經濟的物流企業。

但是過度的橫向并購可能導致獨占，從而限制競爭。當物流企業通過橫向并購取得了足夠大的市場份額的時候，相關企業就可以憑借取得的市場優勢地位不顧其它中小物流企業而濫用市場勢力，提高市場價格，限制物流服務量。其它小企業就不得不跟隨大企業的行為來調整自己的經營戰略，從而達成一個非正式的卡特爾。

2．2第三方物流企業縱向并購

所謂縱向并購是指生產和銷售過程處于產業鏈的上下游、相互銜接、緊密聯系的企業之間的并購行為。第三方物流企業縱向并購即供應鏈中的物流企業把其承擔的功能轉移到供應鏈的上游或下游，前者稱為上游替代，后者稱為下游替代。采用縱向并購的方式，其目的是為了減少經營活動的交易費用。縱向并購適用于經營的產業比較多，包括有志建立和形成自己核心價值鏈的物流集團公司。

2_3第三方物流企業混合并購

所謂混合并購是指生產和經營彼此沒有關聯的產品或服務的企業之間的并購行為?；旌喜①彽闹饕康氖欠稚⒔洜I風險，提高企業的市場適應能力。第三方物流企業混合并購即物流企業和其他產業、行業的企業之間的并購行為，混和并購適用于在其經營主業中實力很強，居產業龍頭地位的物流企業，在原來主業已經實現了規模經濟效益，同時有較好的管理能力和有剩余的資金、精力等資源的條件下，物流企業可以根據市場條件，通過混合并購，積極尋找新的行業增長點，實現多元化經營。

3第三方物流企業并購應注意的問題

并購對企業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許多并購案都是失敗的。為保證第三方物流企業并購的成功，應該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3．1并購目標一定要明確

第三方物流企業在并購前必須清楚地了解自己通過并購所要達到的戰略目標，之后根據戰略目標甄別、選擇市場上的目標企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自己所并購企業能真正為自己所用，達到整合資源、擴張規模的基本目的。而且，并購目標明確后，也有助于各項并購工作的開展和決策方向性的制定。

3．2注意目標公司合法性。并購是市場經濟主體之間的產權交易，交易主體是否具有合法資質至關重要。交易主體是否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續，是否具備從事特定行業的特定資質等等都會影響并購的進行，甚至可能會造成收購方重大損失，導致并購失敗。

3．3并購后對目標企業進行迅速有效的整合。目標公司被收購以后，很容易形成經營混亂的局面，尤其是在敵意收購的情況下，這時許多管理人員紛紛離去、客戶流失、生產混亂，因此需要對目標公司進行迅速有效的整合。通過向目標公司派駐高級管理人員穩定目標公司的日常經營，然后對各個方面進行的整合。其中企業文化整合尤其應該受到重視，因為許多研究發現：很多并購的失敗都是由于雙方企業文化不能很好的融合所造成的。

篇(5)

本世紀初，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創新的概念，并將創新視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他特別強調組織創新、管理創新、社會創新和技術創新之間的聯系。熊被特關于技術創新的研究，可以歸結為三種理論，即技術推動說、創新與企業規模的關系、以及創新與市場結構的關系。毫無疑問，熊彼特的工作構成了現代創新研究的基礎和起點。[1]現代經濟增長已從自然資源時代、資本時展到了創新時代，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在產業的成長過程中，創新活動影響著產業的市場結構與技術結構的演進，而創新的模式與特點在不同的產業演進階段又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分析研究創新與產業演進的作用機制，對制定產業發展戰略、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2創新推動產業市場結構的演進

2.1市場結構

市場結構的變化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企業的發展、行業的演化都伴隨著市場結構的演進。根據克拉克森的定義，市場結構是指：“市場或產業結構涉及影響競爭過程性質的那些市場屬性，因此，市場結構包括企業的規模及規模的分布、壁壘和進入條件、產品差異以及企業成本結構和政府管制的程度”。[2]

市場結構具有整體性和動態性的特點：整體性是指每個產業從整體上表現出區分于其他產業的競爭屬性，我們通常所說的市場集中度、進入壁壘和產品差異等就是指市場結構的整體性而言的。動態性是指產業是不斷演化的，企業的競爭優勢的演變，推動了市場結構的動態變化。技術創新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企業目前的技術創新活動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未來的市場競爭地位，所以可以認為企業技術創新是導致市場結構變化的核心要素。[3]市場結構一般用市場集中度、進入和退出壁壘以及產品差異化程度度量。產品差異主要是由企業造成的，所以一般主要探討市場集中度以及進入和退出壁壘。

2.2創新與產業進入壁壘

最早系統地對進入壁壘進行分析和論證的是貝恩(J．Bain)，他首次把進入壁壘視為決定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貝恩將進入壁壘定義為：“允許市場上在位企業賺取超正常利潤，而不受威脅的一切因素?！盵4]斯蒂格勒(G.J.Stigler)則從市場上在位企業與潛在進入企業成本不對稱性的角度對進入壁壘做出了定義，他認為：進入壁壘是市場上在位企業相對于潛在進入企業的成本優勢。

貝恩將進入壁壘的因素分為以下四種：絕對成本優勢、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化和資本要求。[5]資本要求作為進入壁壘的要素，受到了許多學者的質疑，對于許多市場潛在進入企業來說，融資問題可能并不構成進入市場的障礙。

絕對成本優勢是指市場上在位企業能比潛在進入企業以較低的單位成本從事生產和經營活動，貝恩將絕對成本優勢的原因歸結為在位企業具有生產技術上的優勢，在位企業控制重要生產要素的供給來源。市場在位企業擁有先進的生產技術，通過經驗的積累和R＆D的投入，使在位企業能夠保持一種成本上的優勢。由于生產經驗的積累，干中學的成本優勢依賴于企業的累計產量和時間，由于市場在位企業比市場潛在進入企業早進入市場，那么在位企業就會享有干中學的成本優勢。

貝恩論證，如果最小經濟規模是行業需求的重要部分，那么市場上只能維持少量企業的存在，這些企業能獲取超常利潤而不會引起新企業的進入。如果市場容量不變，在位企業技術創新投入的力度越大，它實現規模經濟的程度就越高，使新企業的進入也就越困難，那么進入壁壘也就越大。市場上同一行業的產品，都不會是完全可替代的，消費者對不同企業的產品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好，即表現出產品差異的特性。企業間的競爭往往表現為產品的競爭，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結果必然也會表現在產品上，即通過技術創新產生差異化產品，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2.3創新與產業市場集中度

產業市場集中度反映產業市場集中狀況，最常用產業主要企業集中比率指標來衡量。企業競爭優勢體現在產品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化程度等方面。產業演進過程中，企業間相對競爭優勢在企業創新過程中會不斷地發生變化，引起產業內主導企業、競爭企業、跟隨企業、補遺企業等市場地位的相對變化，主要企業市場份額的相對變化，以及產業在位企業的退出與新企業的加入。在創新過程中，產業市場集中度處于不斷變化之中。

3創新推動產業技術結構的演進

技術結構指各種技術在各產品生產和工程中的運用規模以及基本生產資源的相應分配。[6]技術結構是導致產業結構向高度化演進的重要因素，創新是技術結構演進的根本動力。對應于不同的創新特點（漸進性創新與根本性創新），技術結構的演進將分別處于漸進狀態與跳躍狀態。在產業技術結構的演進過程中，特別是處于跳越式演進狀態時，會引起產業市場結構的劇烈變動。

4產業演進狀態影響創新的模式與特點

4.1模式與特點

美國哈佛大學的阿伯納西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厄特拜克通過對產品創新、工藝創新和組織結構之間的關系作了一系列的考察，發現它們三者之間既遵循著不同的發展規律，又存在著有機聯系，它們在時間上的動態發展影響著產業的演化。通過引入主導設計概念，以產品創新為中心，提出了產業創新動態過程模型，簡稱A—U模型。其主要特點是引入了主導設計的概念，揭示了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他們把產品創新、工藝創新及產業演化劃分為流動階段、轉換階段與特性階段，認為產業的創新類型、創新程度和創新特征取決于產業的成長階段。[7]厄特拜克以汽車行業為例進行了說明。福特汽車公司經歷了兩個不同的時期，先是新產品創新層出不窮，從1905年到1909年，該公司先后生產出從2缸到6缸共5種不同的引擎，到1909年推出了主導設計——T型車，在以后的15年中，盡管企業生產規模不斷地擴大，它們只有漸進性的創新。

A—U模型反映了許多產業成長的創新演化規律，也構成了產品生命周期的理論基礎，然而A—U模型并不適用于所有產業的成長過程。程源等分析了美國、日本與中國電視機產業演化特點，認為A—U模型代表了一種發達國家產業演化中的創新規律。但是對于像日本和中國這樣的后起直追國家，由于產業的發展必須從引進、消化吸收開始，具有一定的技術能力后才能開始進行產品創新，因此表現出工藝創新在前而產品創新在后的發展模式。就是對于中國和日本的情況來說，也有明顯的差異，例如市場集中度的狀況和創新的側重點和創新的水平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考察不同產業的創新演化規律應該結合產業的屬性和特定的國家和歷史階段進行具體的分析。[8]

4.2影響創新模式的其它因素

產業由于處于不同的演進階段會對創新模式與特點有重要影響。除此之外，還要考慮具體產業自身特點對創新模式選擇的影響，其中主要是產業所處技術系統及產業所處區域創新環境的影響。

4.2.1產業所處技術系統的影響

美國管理學家圖西曼把產品從簡單到復雜分成四類：非組裝型產品、簡單組裝型產品、組裝但系統封閉的產品與組裝但系統開放的產品。不同產業處于不同的技術系統中，技術系統的差異決定了不同產業的技術進步方式，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后發工業國家的追趕模式與發展模式。我國學者柳卸林按照產業所處技術系統的復雜性和與產業所處環境有關的技術范式的復雜性，把產業創新分為：傳統的分包契約型、模塊組裝型、復雜產品型與以技術為基礎型幾類，并論述了不同技術系統對產業創新的影響。[9]

4.2.2產業所處區域創新環境的影響

不同創新環境中,創新資源的分布特點、創新主體地位及創新制度環境不同,使得創新的互動效果、創新主體、創新導入技術類別及創新的主動性有很大的區別。陳松舉例說明了我國輕紡工業的技術導入以購買含新技術的關鍵設備(占17.8％)和成套設備(占17.4％)并結合技術培訓(占16.3％)為主，原材料工業以技術培訓(占22.3％)為主要技術導入形式，化學工業的技術導入以購買含新技術的圖紙、技術手冊和軟件為主要方式(占70.4％)，機械工業導入技術的主要方式為購買含新技術的設計圖紙和軟件(占19.8％)、技術培訓(占18.8％)、購買含新技術的關鍵設備(占18.0％)和購買R＆D成果(占15.8％)，電子工業主要采用技術培訓(占33.5％)和購買R＆D成果(占22.3％)導入技術，供氣供電行業主要通過購買關鍵設備(占28.9％)和成套設備(16.5％)以及技術培訓(占14.9％)導入技術。[10]根據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創新與產業演進的作用機制如圖2所示。

篇(6)

關鍵詞 零售企業；國際化；組織學習；績效

中圖分類號 F713.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2）12-0034-05

一、引 言

國際化與零售企業績效的關系，在學術界一直存在著爭議。一些研究顯示國際化會帶來規模經濟、組織學習能力提升等許多優勢，從而對績效有正向影響；[1]而另一些研究則表明進入海外市場的高成本（例如不熟悉國際市場，高額管理費用以及成本）會導致國際化與績效之間的負相關。[2][3]也有研究甚至認為國際化與企業績效之間沒有關系[4]。還有一些研究則表明國際化和績效之間的關系并不一定是線性的，也可能是曲線或U型關系。[5][6]之所以這些研究結論相互矛盾，主要是因為忽略了能解釋國際化與績效之間聯系的調節變量。換句話說，我們不僅僅要對國際化是否影響零售企業績效進行研究，還要考慮能加強或削弱這二者關系的調節變量?？偠灾?，雖然國際化擴張已經成為零售業發展的重要趨勢，但零售業中國際化和績效之間關系的本質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很少有人探討調節這種關系的因素。蘇和皮瑞拉（Hsu & Pereira）[7]指出很多調節變量對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組織學習都會發生作用，將這些變量納入研究具有重大價值，因為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企業都在尋求更好的戰略以增加在國際市場的學習機會。所以本文試圖對國外相關文獻的系統回顧，進一步深入探索零售企業國際化與績效的關系，以及零售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時間、收購和兼并、母國和東道國經濟的一致性、母國市場規模這幾個重要調節變量在國際化與績效之間關系中的作用，進而建立起一個零售企業國際化與績效關系的整合框架。

二、國際化與零售企業績效的再認識

國際化—績效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幾個理論框架解釋，這些理論包括海外直接投資理論（FDI）[8]，跨國公司理論[9]，資源基礎理論（RBV），交易成本與人理論[10]，逐步國際化理論[11]及組織學習理論[12]。

海外直接投資理論（FDI）強調經濟驅動導向，它關注的是國際化帶來的經濟效益，如規模經濟以及通過投資組合分散風險等；[13]跨國公司理論較多的從管理的角度探討了如何從國際資源的轉移及全球公司結構與系統的整合中獲得獨特的競爭優勢；而資源基礎理論（RBV） 則探討了國際化如何促進全球資源整合并創造套利和杠桿的機會。

交易成本與人理論與上述理論的觀點大相徑庭。該理論認為，進入一個地理上分散的市場所帶來的治理和交易成本的提高，以及文化和管理上的分散會導致國際化對績效產生負效應。[14]此外，雷馬斯瓦米（Ramaswamy）[15]在逐步國際化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隨著企業越來越多的進入分散的海外市場，它們現有的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可能無法適應全球市場環境，這就導致了更高的成本，并對績效產生負影響。因此，當國際化達到一定的程度，企業的全球績效便開始下降。

組織學習理論則在某種程度上整合了上述的框架。從某種意義上講，上述理論都是基于“組織學習理論”的基礎之上提出的，因為它們都承認一個事實，即組織學習是保持良好績效或扭轉消極績效必不可少的步驟。該理論認為一個企業的基礎資源是知識，這種知識包含了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16]。知識主要通過組織學習來獲取，企業可以利用外部獲得的信息或者運用自身的學習經驗來完善公司流程。與國內市場的客觀和標準化不同，在國際零售環境下，市場的巨大消費差異為企業提供了更多組織學習的機會，這種從國際化中不斷學習的機會使得企業能夠區別于其他競爭者獲得戰略優勢。

組織學習貫穿于企業整個國際化進程中，對國際化擴張的績效產生直接影響。企業的國際化與其績效息息相關。低國際化的企業很有可能選擇與其本身能力最匹配的少數市場，以期獲得相對較好的績效。而在更高程度的國際化擴張中，企業在海外市場很可能面臨著內部和外部環境不平衡的困擾，這就不利于它們整體的表現。隨著績效壓力的增大，企業通過組織學習，并根據國際化水平調整其體系以求與全球區域設置相匹配。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開始恢復其積極的績效表現，并不斷強化其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即大多數零售商在相似的市場上進行擴張，導致國際化程度低的企業績效比中等水平國際化程度的企業要好，而隨著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越來越高效地經營運作，國際化程度高的企業則比中等水平的企業更具成本效率。因此，國際化對零售企業績效的影響是標準的U型，績效在國際化初期很高，在國際化中期較低，而在國際化后期又重新回到高點。

三、調節變量的作用

國際化和績效間關系的形式與強度主要是由組織學習過程所決定，特別是在公司進一步的國際化擴張中這一特點尤為明顯。根據組織學習理論，我們提出了國際化—績效關系的四個調節變量：收購和兼并、零售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時間、母國和東道國經濟的一致性以及母國市場規模。這四個調節變量能影響企業國際化擴張過程中組織學習的能力，并通過強化國際市場上的學習轉移來影響國際零售商的績效。

1. 并購

通過并購（M&A）進入國際市場對國際化與績效間的關系有顯著的調節作用。企業可以通過并購獲得基于不同消費者偏好的特定市場知識，這種知識轉移對企業至關重要。布雷斯曼等（Bresman et al.）[17]提出了收購活動中知識轉移的模式，并認為知識在收購方和被購方雙向的轉移中會得到不斷更新和提升。通過并購不同環境下的企業可以了解不同市場的特定情境因素，及時調整企業的戰略，快速適應當地市場，提高市場占有率。另外，通過建造新的經營場所及設施的方式來進行國際化擴張將承擔較高的風險、費用和時間，而企業并購的是現成的，結構完整并具備一定規模的公司，因而能幫助企業節約費用和時間，提高效率以期快速進入國際市場。許多零售商已經逐漸采用并購的方式進入國際市場。[18]

并購還能夠幫助企業獲得規模經濟效應或提高額外市場份額來增加收入。[19]追求規模經濟效應是企業實施并購活動的主要動因之一。企業可以通過并購來擴大生產經營規模，降低平均成本。事實上，企業并購的過程中一般都伴隨技術結構和組織結構的調整，最終表現為一定程度上平均成本曲線的改變，進一步降低單位生產成本。尤其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加速發展，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創造出新的市場空間，拓展了企業的經濟規模，同時也增加了企業實現規模經濟效應的可能性。隨著企業組織和管理模式的改進，規模經營節約了成本，這就使得企業的經營效率提高，從而實現規模與效益有機統一。

雖然并購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會給接管公司帶來風險，但這種風險會被更高的股東價值和更可持續性的競爭優勢所抵消。在經濟狀況不佳時，并購也可作為應對資金困難，節省運營成本的有效戰略。此外，并購能夠幫助企業獲得國內市場上無法提供的關鍵性戰略資源，從而提高其競爭力。[20]通過并購參與全球資源優化配置，獲得海外戰略資源是企業進行優勢互補，獲取核心技術，開拓國際市場的有效競爭手段，對企業的績效產生深遠的影響。所以零售企業通過并購方式進入海外市場，會大大提高國際化的績效。

2. 進入國際市場的時間

奧特歐等（Autio et al.）[21]指出，隨著公司年齡的增長，它們越來越不愿意進入國際市場，特別是當公司在其國內市場上占有重要位置，取得較大的成功時，它們對于開拓海外市場更加猶豫。與一個較年輕的公司相比，一個成立時間較久的公司更愿意開發國內市場，而不是進入一個全新的市場，因為被迫調整其戰略中心和資源，并面臨國際化擴張帶來的風險對其國內市場也是種威脅。所以一個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的成功可能依賴于首次進入國際市場的時間。[22]成立時間越久，越完善的公司越不愿意，也越沒有能力獲得新的知識，更沒有能力根據新知識調整其當前的工作實踐，[23]所以即便參與了國際化進程，國際市場績效也很難有所保障。

相反，較早滲透到國際市場的企業會投入更大的精力來發展國際市場間的關系。艾瑞克森（Eriksson）[24]發現，企業早期進入國際市場更容易獲得認知度，并結成強大的國際關系。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將考慮對其國內發展威脅較小的海外擴張。年輕的公司首次進入國際市場會比老公司更具挑戰，但它們會比后者更具有組織學習的潛力。因為企業在早期便執行一系列的規章條例后，很可能一直受這些慣例的束縛，而年輕的公司在組織結構和組織制度方面更靈活，能較好的適應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所以年輕的公司比老公司更有可能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成功。此外，成功進行國際化的企業很有可能重復其擴張行為，向其他國際市場進行擴張。通過成功的國際化擴張，企業贏得了更大的市場和更高的認知度，在高績效的激勵下，企業便更傾向于重復其擴張行為，謀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所以，企業越晚進入國際市場越難以獲得國際銷售量的增長。而企業在早期就向國際市場擴張不僅能獲得不同市場的豐富知識，也能通過這些知識獲得國際化擴張的優勢。

3. 母國與東道國經濟水平的一致性

當企業進行國際化擴張時，如果選擇與國內市場相似的海外市場，那么其學習過程更易取得成功。[25]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文化之間的差異會帶來一些負面效應，這將影響國際化的效果。因此，如果母國和東道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相差太大，那么組織學習的過程就會受到阻礙，公司的績效也會受到影響。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因而企業在進入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挑戰與進入發達國家截然不同。首先，與發展中國家相比，發達國家市場條件較為成熟，其營銷渠道和品牌建設也更為完善。因此發達國家的零售商通常設置較高的進入障礙（如較高的產品質量和較好的品牌形象）以防范潛在的進入者[26]。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的零售企業在進入發達國家時面臨較大的風險和挑戰。而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開放時間較短，強勁的品牌較少，它們的消費者對創新和高質量的產品需求較弱，并且這些消費者往往缺少忠誠度，這就形成了一個更兼容，更易學習的市場環境，給同樣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基于市場條件的相似性，它們能夠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擴張以獲得較高的績效。

而發達國家的企業對發達國家成熟的市場條件更為熟悉，在進入其他發達國家的市場時更容易獲利。此外也有研究認為，發達國家的零售企業不僅在相似發展水平的市場上能夠獲得更高的績效，如果他們向發展中國家擴張，也能獲得一定的競爭優勢[27]。因為這些國家中成熟的品牌往往讓零售商獲得早期的立足點，能夠迅速了解市場的情況，并占據一定的市場份額。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東道國市場日益成熟，分銷渠道越發高效時，零售商就能保持這種有利的地位。為了贏得市場主導地位，發達國家的零售商很可能將早期擴張的焦點放在發展中國家。

綜上，如果進入的市場有相似的經濟發展水平，那么企業在國內市場積累起來的行業知識更容易轉移，企業國際化擴張帶來更高的績效。

4. 國內市場規模

國內市場規模大小，對零售企業國際化績效有著重要的影響。來自小國的零售企業市場經驗具有同質性，因為在國內市場面對的是同質性的人口，很少面臨多元文化的影響，所以這些企業在走向國際化之初可能由于缺乏多元文化適應性而處于劣勢。[28]但國內市場有限的需求，使企業有較充足的資源和精力調整其戰略，積極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尤其是一些規模較小的企業行政管理和組織程序還未定形，它們能更靈活和開放的進行國際化擴張。[29]此外，國內市場規模較小的企業往往更早進行國際化擴張。[30]因為小規模的市場空間和前景有限，往往趨于飽和，這就使企業發展受到限制。零售企業為了發展壯大，必須不斷擴大經營規模，迎接全球經濟化帶來的挑戰，跨出國界尋求新的國際市場。所以對于母國市場規模較小的企業來說，國際化擴張已經不是一種選擇，而是為了不斷生存發展必須采取的行動。所以，國際化對本國市場規模較小企業的益處更大，并為其國內發展提供了空間。也就是說國內市場規模越小，零售企業國際化越為迫切，也越能積極尋求適應東道國的策略，國際化績效越好。

四、結 論

面對當前日益激烈的競爭和經濟衰退，零售商如果沒有積極地進行國際市場的擴張則很難生存。零售企業國際化擴張進程中往往面臨不同的文化、政治、經濟、法律環境，要適應這些發展變化的環境必須不斷加強組織學習。因此企業國際化擴張的成功依賴于企業的學習能力及促進或阻礙其學習能力的情景因素（Ghoshal，1987）。組織學習能力越強，其國際化所帶來的績效越高。圖1展示了國際化—績效的整合框架。

根據組織學習理論，企業國際化程度對績效產生顯著的影響，國際化對零售企業績效的影響是標準的U型，績效在國際化初期很高，在國際化中期很低，而在國際化后期又重新回到高點。而根據組織學習理論，國際化中最關鍵的情景因素是收購與兼并、進入國際市場的時間、經濟發展水平的一致性以及國內市場規模大小。首先，通過并購進行國際化擴張的企業，其國際化對績效的影響更強。企業能從被收購企業的本地市場中獲得當地消費者偏好的經驗知識，從而改善經營方式，適應當地市場。因此通過并購進行國際化擴張的企業比通過獨資新建等方式擴張的企業更具成本效率。為了贏得市場和消費者偏好的知識，企業最好采用并購策略進入海外市場。[31]其次，進入國際市場的時間對國際化和績效的關系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在發展早期便進行國際化擴張的企業比那些后期進入國際市場的企業績效更高。因為越年輕的公司往往越靈活，越能更好的適應國際市場的不同需求。此外，年輕的公司雖然比老公司更缺乏戰略持久性，但這往往也使其能夠更好的靈活應對國際市場的挑戰。因此，只有將國際化戰略劃入企業早期戰略計劃的一部分，才能在戰略定型前將國際化納入其中以獲利。再次，經濟發展水平的一致性在國際化與績效之間具有調節作用。向相似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擴張比向不同水平的國家擴張更容易。因此，如果進入的市場有相似的經濟發展水平，那么企業在國內市場積累起來的行業知識更容易轉移，企業國際化擴張帶來的績效也更高。最后，國內市場規模較小的零售企業其國際化與績效間的關系更強，即母國市場規模較小的零售企業從國際化擴張中獲利較大，并能為其國內發展提供空間。因此，國內市場規模較小的企業應該將國際化作為其發展壯大的有效戰略，而這種戰略未必適用于母國市場規模大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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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tail Enterprise

and Its Performanc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gration Framework Building

Wang Xuhui， Lu Yu

篇(7)

信用卡在中國已有10多年的歷史，從數量上看,我們一些大銀行信用卡已可以與世界大銀行相媲美。但如果談到信用卡給銀行所帶來的利潤，中國卻與國外大銀行大相徑庭。而信用卡給老百姓帶來的服務，更是遠不能被稱之為“金融服務”。

國外的月亮

早在我們搞的時代，美國已經開始了金融服務的又一個里程――信用卡服務。而信用卡最初的30年則是探索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有兩個方面得到了完善：一是法律方面，另一是銀行或公司的構架和運營。法律方面, 美國政府在此期間頒布和完善了《公平信貸法》，諸如無性別、年齡和殘疾歧視等法律。同時，也建立了相應的監管機構；在銀行或公司的構架以及運營上，信用卡經營開始臻于完全獨立。

在這最初的年代里，信用卡延用了銀行傳統業務的構架和運營方式。比如,運通（American Express）是通過它的TRS (Travel Related Service)的銷售渠道來銷售信用卡。當人們要在運通的銷售網點里購買旅行支票或訂購旅游計劃時,那里的服務人員和銷售人員便向他們推銷信用卡。花旗則是通過它的銀行零售業務渠道來推銷信用卡。如果你在花旗銀行開了一個存取賬戶，那里的柜臺服務人員會向你推銷信用卡售額。當時，銀行的同一個銷售渠道或網點混合經營著多種不同的產品。

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這種混合經營方式受到強烈的沖擊。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首先,信用卡是一個需要有經濟規模的工業，只有當規模足夠大時，成本才能降低。從經濟意義上講，設在大城市的銀行銷售網點只適合于傳統業務，因為大城市的房地產和工資很高，不能承受信用卡這樣的銷售和服務。例如，運通便把信用卡的銷售和服務放在鹽湖城(Salt Lake City)、鳳凰城(Pheonix)等中小城市。近來又把一部分服務放在了印度，旨在降低勞動成本。而花旗信用卡公司的銷售和服務也是設在中小城市。目前，它的一部分服務設在新加坡。

其次，信用卡業務要有一個統一的營運中心。分散式銷售或混合經營，都做不到給每個顧客提供同樣標準的服務。這個統一營運中心包括信用卡業務的每一個環節：從新客戶的獲取到提供各種客戶服務。

再次，在利率放松的市場里，對新產品的開發和上市有著速度上的要求。這個快速的要求，不是分散的銷售網點所能承擔得了的。

最后，信用卡業務要獨立核算和經營。信用卡對專業化程度的要求，遠遠高于銀行的傳統業務。而正是專業化的程度，最終決定著某一品牌信用卡的生死存亡，決定著在業內誰是老大，誰是老二。

在有了統一的運營中心之后，過去的15年里，風險管理已成為每個銀行或信用卡公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么，老大和老二的區別又體現在哪里呢?

在過去的5年里，國外最頂級的銀行都是通過決策管理把信用卡的利潤推到了極至。所謂決策管理，是指要在充分理解產品價格和產品服務的基礎上，綜合考量風險管理、前期投資、銷售渠道、客戶行為和市場環境，并對利潤作出綜合評估。換句話說就是：在或占領市場份額，或謀取最大利潤之間，做出優化選擇。

中國的選擇

眼下，要使中國的信用卡成為一個盈利機器，而不僅僅只是一個發卡機器，大約需要啟、承、轉、合4個階段：

啟者，啟動原始市場；承者，承襲成熟經驗；轉者，轉化特色機制；合者，乃合成盈利工業。

工商銀行的姜建清行長曾講過如下一段話:“信用卡是與市場活動結合很密切的產品。”這段話對信用卡行業理解得很透徹?！芭c市場活動密切結合”，不僅表現在新客戶的獲取上，還表現在對所有客戶的服務上。那么，我們國內的大銀行離這個目標還有多遠呢?

實際上，我們目前是在“啟”的位置上。要想合成一個盈利行業，不但要看我們的銀行家如何承襲成熟經驗和轉化特色機制，而且還要看我們的銀行家是以什么樣的速度去完成它們。在中國加入WTO，金融開放之后，不論我們是否準備好，我們的競爭對手是些已有近50年經驗的銀行家，這個事實都無法改變。 的確，在完成承襲成熟經驗和轉化特色機制的過程中，一定會有阻力和障礙。國內存在的弊端如下：

科技領導業務。科技固然是非常有力的肌肉，但它不是銀行和企業的靈魂。企業的靈魂應該是相應的業務。科技不能是領導，只能輔佐。目前，國內很多銀行取得了科技大捷，但卻遠沒有取得業務大捷，沒有取得盈利大捷。由科技領導業務，會有很多弊病。就以國內大銀行所設計的Call Center為例：它們目前僅僅是被動服務，并無前瞻性，也不具有優化功能。無論是由于缺乏前瞻性，還是不具備優化功能，這樣的技術系統今后都要進行再改造，將會耗資數倍。更重要的是，會失去市場先機。

分散式結構。分散式結構有礙于市場的統一策略，更不符合規模經濟的定律。首先，采用這種架構的信用卡機構，不可能成為盈利機構。在信用卡總中心下設上幾十個或幾百個分中心，使得總中心的統一策略傳到下面時已經高度失真。其次，由于每個分中心都是大而全，或小而全，這樣也造成成本太高；同時，分中心所采取的市場手段也缺乏力度。再次，分散式結構會使分中心片面追求數量，而不利于完成整體追求利潤的戰略。因此，取消分散式機構，是邁向統一運營中心的必由之路。當然，在轉型的過程中，也會給銀行分中心帶來震蕩。

混合經營?；旌辖洜I最大的問題是：有礙于監管，有礙于專業化。國外的經驗表明，隨著監管的細化，混合經營信用卡的部門將受到多重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