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會治理專業化水平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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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高收入國家；分工理論；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現代化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逐步下滑，對于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不絕于耳，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經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①。而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當一個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難以再繼續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國經過了多年的高速增長后，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否可持續，成為亟待進一步探索的重大問題。

一、緣起：陷阱和高墻

經常用來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是拉美等國家的情景，這些國家大都有過快速增長、又長期處于停滯的經歷。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從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長達20多年時間內一直處于6000―8000元左右的區間之中。類似的情況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相關報告明確區分了兩種不同經濟增長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國的工業化沒有正常持續進行的狀態，人均收入在4000―7000國際元（報告稱之為“陷阱”）；后者是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后發優勢基本釋放的狀態，人均收入為11000國際元左右（報告稱之為“高墻”）（劉世錦等，2011）。報告指出，拉美等國家之所以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業化基本架構存在重大缺陷，導致后發優勢未能充分發揮、工業化和高速增長過程難以持續進行。該報告認為中國不會落入拉美國家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構成“真實挑戰”的是其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后發優勢基本釋放后，能否成功地實現轉型升級，像德國、日本、韓國等一樣跨越“高收入之墻”③。該報告還根據德國、日本、韓國等發達經濟體的經驗，預測在2015年前后，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下一個臺階，實際GDP增速將從“十二五”

（2011―2015年）時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時期的6.5%?？紤]2010年中國經濟增速高達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這十年間也基本上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高增速。研究報告在當時就提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會下滑，并預判了下降的時點和幅度。在事后看來，這些預判有著驚人的準確性。有鑒于此，此項研究成果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和“中國發展研究獎特等獎”等殊榮。

當然，任何研究既有獨到成功之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對于此項研究而言，較多的質疑集中在：一是依據的國際經驗僅限日本、德國、韓國等幾個經濟體，樣本數量太少，使得總結出的“擠壓式增長”和“經濟增速下臺階”等“典型化事實”其實并沒有那樣“典型”，有限的樣本也難以支撐起嚴格的計量檢驗。二是預測只根據國際經驗作簡單的類比外推，考慮到不同國家在各自經濟增速下滑時所處時代不同，國際環境、資源稟賦和技術條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異，簡單類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劍”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觀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對于較為粗疏的理論框架和預測方法而言，此項研究的問題不在于預測結果的準確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準確度可能更多地要歸因于運氣和巧合，而不僅是理論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盡管如此，此研究敏銳地觀察到德國、日本、韓國等經濟體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時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別在德國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韓國10974元（1994年）（劉世錦等，2011），且均處于工業比重達到峰值后逐漸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緩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國家的發展情況千差萬別，其工業化和城市化發生階段轉換、經濟增速明顯下降的時間也存在不小的跨度，為什么會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這也許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釋的。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中國確實遵循的是德國、日本、韓國等經濟體類似的發展路徑，那么目前中國的戰略、體制和政策與當年的德日韓等經濟體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中國是否也能像這些經濟體一樣順利地完成經濟增速下臺階的過程、實現轉型升級而跨越高收入之墻呢？報告并未給出明確的回答。無論是冠以“陷阱”還是“高墻”的名稱，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否可持續，仍然是亟待進一步探索的重大問題。

二、增長、分工與交易費用

對“中國能否順利邁向高收入國家”的疑問，一些主流的看法認為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發展方式的轉變。從增長理論的角度來看，則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應該更多由要素數量投入的增加轉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內生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因此如何推動創新、提升技術水平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或增長方式）轉變的重中之重，這也是當前社會的普遍觀點。

然而通過仔細對比可以發現，中國過去30多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韓等亞洲經濟體高速增長時期的年均經濟增速大約在7%―8%，其中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則來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之所以能達到兩位數，不是在要素生產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國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資本的積累比其他經濟體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與此同時，“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產率提高”之間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關系，它們在很多情況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個新機器設備的引入，既帶來了投資的增加，也導致技術水平的提升。盡管在理論上可以明確區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在現實中兩者往往一起產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過程的不同側面。如上所述，中國在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遜色，將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完全解釋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長，并不符合事實。

更關鍵的是，雖然將中國能否進入高收入歸結為能否實現發展方式（增長方式）的轉變，或更為準確地解釋為能否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從而提出推動創新和轉型的戰略和措施，這樣的政策思路并沒有錯。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響著一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妨礙其創新和轉型而不能進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順利邁進高收入的國家又做對了什么，能夠保證其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呢？這些仍然是有待繼續探究的問題。

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增長理論，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產品結構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種要素投入和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來解釋經濟增長。換言之，新古典經濟的增長理論既不考慮分工深化提高專業化水平而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也很難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產品和新行業對經濟增長的收益（楊小凱，1998）。

但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分工的不斷深化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國富論》中就指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改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由于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續深化，而分工深化帶來的生產方式迂回和生產效率提高，使得產品成本下降和產品數量增加，反過來又會促進市場規模的擴大，由此形成了一個“分工深化―市場擴張”的循環累積過程，有力地推動著經濟的持續增長（Young，1928）。在上述過程中，無論是物質資本（機器）的引進、人力資本的積累，還是技術的進步乃至相應的制度變遷，都既是分工不斷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帶來的結果。例如許多應用于具體生產過程的專門技術和設備，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難產生出來的，或者即使產生了也沒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經濟增長過程中一個最為核心的因素，伴隨著市場擴張，它與資本、技術和制度等發生著密切的雙向互動，從而決定著經濟增長的表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分工持續深化”被看作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同義反復，“分工水平”也成了“生產力水平”的代名詞。因此站在分工理論的視角，中國經濟能否保持繼續增長而邁入高收入社會，就成為一個分工水平能否持續深化的問題。

如果一個國家的分工狀況決定著其經濟增長的表現，那么哪些因素會影響分工的不斷深化？既然分工會帶來專業化水平提高所導致的生產效率改進，那么為什么在許多國家這樣的改進不能持續不斷地進行呢？斯密認為，分工源于人們交換的愿望（即交易能帶來雙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會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在交易費用的視角下，市場規模的大小其實就是交易費用高低的表現之一，如果交易費用（交通、運輸費用）減小，市場規模就會增大。在交易費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會帶來收益（生產效率提高），也會產生成本（交易費用增加）。在張五?？磥恚灰踪M用包括魯賓遜經濟（即單人經濟）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經濟中人與人之間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應計算在內。經濟產生分工，就會需要制度的協調，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況下也會產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決于其所帶來收益和成本之間的對比，若分工所導致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收益能夠超過相應增加的交易費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斷進行，反之則分工水平難以持續提高，經濟增長就會趨于停滯。一旦把交易費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論后，經濟學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討與分工相關交易費用的相對大?。ㄅc分工帶來的收益相比）。為此，他們開始對各種交易費用進行分類和仔細考察，例如區分事前交易費用和事后交易費用（即合同簽訂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費用和內生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的引入和對各種交易費用的詳細研究無疑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歸因于交易費用的相對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決問題。人們會繼續追問：又是什么影響著交易費用的高低呢？如果將交易費用看作是“經濟系統的運行成本”，甚至是無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僅僅基于“生產效率改進、交易費用降低”的經濟視角來解釋整體制度的演進，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影響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并非只有經濟力量?；蛘哒f，盡管交易費用的相對高低決定著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響交易費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經濟領域，探究決定交易費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個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野。

三、從分工到分化

當把分工問題放到更寬泛的領域加以探討，有兩個人的著作對筆者的思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個是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的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另一個是金觀濤教授的《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雖然分工看起來只是一個在經濟領域下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問題，但它卻與社會系統的其他領域發生著密切的關系，一個社會系統的“分化模式”對其“分工狀態”有著重要影響。與此同時，不同形態社會系統的變遷，意味著其分化模式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也帶來分工狀態的本質不同。傳統社會向著現代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變、分工水平變化和經濟增長變遷的關鍵。因此，結合“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和“現代化轉型理論”，可以對一個國家的分工和增長現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釋。

盧曼的分化理論根據系統分化的形式區分了不同的社會類型。系統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統之內重復建立系統的過程，即一個系統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統⑦。盧曼認為社會系統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種理想類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層級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相同的次系統，層級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不同的上下階層，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功能不同的次系統（如經濟、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會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會系統，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為自給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會單位。分支式分化導致的是量的擴張，而沒有質的變化，它不具有復雜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也無法承擔更為精巧的社會功能，更不可能有較高程度的分工和經濟發展水平。

傳統社會以層級式分化為主，雖然也存在著各種功能不同的領域，但本質上是一個在統一價值觀念（例如宗教意識形態）籠罩下按照單一分層規則所形成的等級分明的金字塔結構。層級式分化按照統一的意識形態賦予不同職業以各自的等級，在金字塔塔尖的統治階層（國王、主教等）可以憑借自身的等級支配著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領域。換言之，整個社會雖然分化為不同功能的領域，但這些領域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社會等級高的群體可以同時身兼多種功能而實行統治，表現為一種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統治形態。

現代社會以功能式分化為主，其突出特征是個人從傳統社會的有機體中獨立出來，統一的意識形態讓位于更為多元的價值信仰，承擔不同功能的各個領域日益成為界限分明、相對獨立的自治系統?，F代社會中的每個領域之內雖然也存在著層級秩序（例如政治領域存在權力大小的級別、學術領域存在職稱高低的層級等），但各個領域的層級劃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規則，不同領域之間的規則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領域的規則不能引入到學術領域，導致權力越大則職稱越高的結局）。功能式分化的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個領域、多個分層規則并存的網絡型結構社會，整個社會并不存在一個單一的層級劃分規則，而是遵循各個領域相對獨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從字面意義上來理解，分工僅意味著一個人把越來越多的工作時間用于越來越少的工作領域，即一種專業化的過程。然而，分工的展開不僅涉及個體的意愿和努力，也取決于相應的激勵環境，而這個環境的塑造則深受整個社會分化模式的影響。在層級式分化的傳統社會中，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職業，也產生出相當規模和深度的社會分工。然而，首先人們選擇職業的范圍受到層級的不同程度限制，一個人的出身等級極大地制約其職業的選擇（極端的例子如傳統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種姓級別與職業種類一一對應）；其次，社會分工水平也會受到層級結構的限制，社會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會觸碰到統一意識形態和層級規則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滯下來；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領域的相對獨立性無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領域中的人們難以僅憑借自身的專業化水平提升獲得合理的回報，阻礙了分工的持續深化⑨。

所以在現代化轉型理論看來，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現代社會中，社會統一意識形態和單一分層規則被打破后，個人擁有了自主選擇職業的權利，人們可以在不同的領域憑借自身的專業化努力而躋身更高的階層。雖然社會仍然會有籠統的精英/普通民眾、上層/下層之分，但不同領域的精英階層遵循的是各自的規則，某一個領域的上層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領域，由此保證了不同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和專業性，也使得各自領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斷持續。

表面來看，分工深化只是一個經濟領域的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問題，然而一個社會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會結構和治理模式，會深深影響著這個社會的分工水平。層級式分化的傳統社會，雖然也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分工和一定的經濟增長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制約著分工深化的持續展開，也難以帶動經濟增長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現代社會，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籬，營造出專業化水平提高可以帶來相應回報的激勵環境，從而推動分工的無限深化，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

四、中國的分工、分化與現代化轉型

運用上述的“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和“現代化轉型理論”來審視中國的問題，與其他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是世襲因素相對少、社會流動性比較高。自秦始皇廢分封、置郡縣以來，國家派出的政府官員而非世襲貴族逐漸成為地方的實際治理者。錢穆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單只皇室一家是世襲的，“政府里便沒有第二個職位，第二個家庭，可以照樣承襲”⑩。更為重要的是，科舉制度的推行在理論上實行了“將政權開放給任何人”的目標。絕大多數人無論出身，只要有才學和一定的運氣就可能通過考試進入到社會的上層。“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貴為宰相，許多也是“貧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發現明清社會上層的垂直流動性甚至是現代西方國家也難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國傳統社會雖然也是層級式分化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結構，但不同階層中的人員卻非完全固定，上一輩處于社會的下層，下一輩可能轉變到上層，反之亦然。較少的身份世襲因素和較高的社會流動性使得人們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和更大的階層變動可能，這也使得層級式的社會結構更為靈活和寬松，可以產生和容許更高的社會分工規模和深度。與其他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能夠取得比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此也是密切相關的。

然而，傳統中國社會也具有層級式分化的鮮明特征，即單一分層規則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為主的統一意識形態的支撐下，整個社會按照單一的政治權力規則被區分為不同的等級，由此形成了“官本位”體制，貫穿傳統社會幾千年，一直延續至今。所謂官本位，即人們以追求政治領域的行政權力（即“做官”）為指向。在官本位的層級式分化下，權力級別的劃分原則彌漫到不同的社會領域，其他領域的發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權力的直接影響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顯體現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為集讀書人、官僚、地主、鄉紳等各種身份為一體的階層，承擔著維護道統、服務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種功能，是整個社會治理的主體和社會運行的黏合劑，但由此帶來的負面結果是官僚階層的非專業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盡管傳統中國社會有著更為寬松的社會結構和較高的社會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層級式分化所設下的限制。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制約著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持續提升，同樣也難以產生出現代的經濟增長。

雖然與過去相比，中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狀況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從分工和分化的理論視角來看，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顯，總體上中國社會目前仍然處在由層級式分化向著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結構向著網絡型結構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之中。社會不同領域之間的界限仍然不夠清晰，權錢交易、權學交易、權法交易等不當現象仍屢見不鮮，各個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和專業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現象仍然普遍，政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的定位和關系都有待進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開始的中國能否成功邁入高收入國家的問題，從分工、分化和現代化轉型的理論視角來看，中國要進一步推動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和經濟持續增長，實現創新和轉型升級，就需要分工的繼續深化和專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這也意味著社會應該由層級式分化向著功能式分化轉變，由此伴隨著社會結構從金字塔型逐漸過渡到網絡型、治理模式從功能泛化轉向功能分化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所以打破官本位體制，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和政資分開，將會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任務的重中之重。

五、未盡的討論

隨著研究的深入，筆者日益發現，無論是運用“社會系統分化理論”還是“現代化轉型理論”，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結論其實隱含著一個前提，即均意味著“中國會逐步走向一條由西方經驗所導致的發展道路”。這其實是一個韋伯式的命題，那就是“為什么西方獨特的發展經驗和道路，會具有普世性的價值和意義？”韋伯在《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引言”中曾經問到：“究竟哪些情勢一起作用，導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僅僅在西方這里，才出現的文化現象――而這些現象，至少我們通常都以為，它們的發展具有普遍的意義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認為中國的發展必然會遵循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經驗所總結出來的社會演進模式，并由此來推斷中國未來的進程和應該做出的轉變，這是不是又成為了另一種類型的“刻舟求劍”呢？

西方國家功能式分化的社會，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傳統之上的，整個社會的制度安排和運行都基于個人權利。在這種文化傳統和相應的制度安排下，每個個體都是社會的完整縮影，都有其內在的權利和責任，僅憑個人串聯著互相分立的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宗教領域和政治領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經典比喻，西方社會就像捆柴，單個個體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個個社會團體）。每個社會團體同樣具有個人權利衍生出來的權利和責任，不同的社會團體之間形成相對分明的界限，因此社會的結構是一個團體格局。這種基于個人權利而形成的團體格局，對于功能式分化現代社會的產生具有重要的影響。而西方之所以會逐步演變成這種基于個人權利和團體格局而導致的功能分化式現代社會，與其所秉持的救贖和求知兩大終極價值、獨特的歷史進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下，個人是社會關系網的中心點、而非孤立的個體。中國的社會關系就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其關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人會與所處圈子中心的人發生聯系（即所謂關系），聯系的緊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規則取決于處于不同圈層的人與中心的人遠近程度，即血緣和親緣等關系的密切程度，這種關系的遠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稱的人倫。中國社會結構就是這樣一個個人的社會關系共同交織所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顯然，不同的文化傳統產生出不同的觀念和制度，一個社會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會受到其文化傳統的影響。在中國這種“關系主義”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國一定會向著那種“功能分化”式的社會演變方式前進嗎？這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探討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從增長、分工和分化的理論視角來看，如果“要維持經濟持續增長需要分工持續深化，而要推動分工持續深化則需要社會由層級式分化轉向功能分化式”的邏輯命題成立，從而推出“中國要實現經濟增長和分工的持續深化，也需要轉向功能式分化的社會”的結論，那么在“差序格局”和“關系主義”的文化傳統下，中國的功能式分化又該如何具體實現呢？換言之，中國式的功能分化社會又表現出哪些與西方不同的特征呢？這同樣是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

至此，為了回答“中國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這個問題，從“增長”“分工”一路追蹤到“分化”“現代化轉型”，再繼續討論到“社會格局”和“文化傳統”，似乎已經離開最初的問題太遠了。根據推算，2015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11772國際元，已經超過了前述“高收入之墻”的11000國際元標準。即使根據當年價美元計算，2015年中國人均GDP也達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會在2022年能夠躋身世界銀行設下的高收入國家行列，看起來“中國能否邁入高收入國家”，已經是一個即將由事實所驗證、無須再多加討論的問題了。

然而我們卻不能這樣盲目樂觀，無論是中等收入陷阱還是高收入之墻，其標準僅僅只是幾個數值，更為重要的是數字背后所反映的觀念和制度的變化。中國邁向高收入，本質上是其現代化轉型的一個環節，而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目前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目標，即“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仍然任重而道遠。即使從經濟領域來看，隨著經濟增速的下降和增長模式的變化，過去30多年高歌猛進的發展階段已經結束，中國這艘大船逐漸離開了原有的航道，來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來的征程必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需要繼續展開探索。同樣如上所述，從“增長”“分工”“分化”到“現代化轉型”的探討依然沒有結束，中國在自身傳統下是否應該、以及如何能夠走向功能式分化現代社會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從更深層次來看，中國如何在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觀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過程中實現“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決“孔子+馬克思”的難題，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轉型之路，也許還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

注釋

①201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GNI per capita）達到4270美元（當年價美元），邁入了世行所設定的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世界銀行從1987年開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國分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類。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國家標準為人均國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區間內。參見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數據參見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單位“元”為1990年國際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說明，“元”均指1990年國際元。根據數據推算，中國2010年的人均GDP為8127國際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墻”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匯率法）的收入門檻。他們指出，凡是人均GDP超過13000美元的國家，其制度質量指數（世界銀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較高（沙特除外），而絕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國家，制度質量指數的水平都較低。因此，一國要跨越高收入之墻，必須在政治穩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設、反腐敗狀況與管制質量等制度建設上有良好的表現。

④參見喬納森?安德森：《走出神話：中國不會改變世界的七個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頁；劉世錦等：《我國未來生產率提升潛力與經濟增長前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報告，2014年，第173號（總第4670號）。

⑤楊小凱曾用一個“私人建房”的生動例子來比較中國和美國分工水平的明顯差距。在美國，私人修建別墅中“復雜靈活的推土機”“現場水泥澆灌機”等專業化設備的使用，與其擁有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參見楊小凱：《經濟學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3頁。

⑥例如在計劃體制下，各種原材料和產品雖然由計劃調配而不存在市場交易，但同樣也會產生政府部門、企業等主體之間因互相協調產生的制度成本，而且這個成本往往會高于市場調節下的交易成本。參見張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轉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517―518頁。

⑦⑧參見G. Kneer， A. Nassehi：《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魯貴顯譯，巨流圖書公司，1998年，第148頁，第181頁。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機構，教師或科研人員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級別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報，由此導致科研的專業化水平難以有效提高。

⑩參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3頁。

B11參見何炳棣：《的成功階梯：社會流動的方面1368―1911》，轉引自何懷宏：《選舉社會：秦漢至晚清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0頁。

B12參見韋伯：《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頁。

B13例如權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天主教會制度、科學革命、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等等。

B14參見：《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頁。

B15唐文明教授認為當代儒學面對現代性的立場應該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參見唐文明：《迎接儒學復興的新階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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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韋森.再評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J].經濟學（季刊），2009，Vol8，（2）：74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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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黨的十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上級政法工作會議精神，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的總體要求，以維護社會安全穩定為基本任務，以保障群眾安居樂業、提高群眾安全感為目標，以解決影響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為突破口，扎實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治理創新、社會治安防控、綜治基層基礎、公共安全監管等各項工作，努力實現綜治和平安建設工作績效的新提升。

二、工作目標

1、深入開展平安創建活動，系列平安創建覆蓋率達100%，深化基層基礎建設，綜治工作各項機制不斷完善，各項措施有效落實，各項指標全面完成。

2、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進一步完善，治安、刑事案件發案率不斷下降；治安重點地區得到有效整治，居民群眾對社會治安滿意率明顯提升，確保群眾安全感92%以上。

三、重點工作

（一）完善社會矛盾預防化解機制，提升維護穩定工作水平。

一是強化矛盾糾紛排查制度。嚴格實行矛盾糾紛排查制度，切實做到在第一時間發現問題、第一時間上報問題、第一時間解決問題。

二是落實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全面實施重大決策、政策、項目和活動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加強穩評工作規范化、專業化、信息化建設，向村（場）、社區延伸，不斷加強評估結果的應用工作，從源頭上預防矛盾發生。

三是完善大調解組織網絡。扎實推進鎮調處中心平臺規范化建設和實體化運行，確保人員、經費、制度、辦公場所和設施落實到位，強化調解員隊伍建設。

四是健全大調解工作機制。進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銜接配合和相互融合的工作機制。整合專業調解和社會調解資源，推進多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建設，推動大調解與工會、婦聯、勞動、法律援助、仲裁、民政等社會資源有效對接。

五是著力解決進京非正常上訪。積極參與依法治理進京非正常上訪專項治理，大力推行“陽光”，全面落實工作責任制、積案終結制，及時就地解決問題，依法做好勸返接回工作，依法規范赴省進京非正常上訪行為，堅決壓降進京非正常上訪。

（二）解決影響和諧穩定突出問題，提升社會治理工作水平。

一是創新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機制。推進流動人口居住區建設，按照“集中住宿、集中服務、集中管理”和社區化管理模式，在工業園區高標準建立新市民服務管理站，落實新市民社會化服務保障工作，加強對出租屋的管理和“群租”現象的專項治理。建立對社區、企業、物業、中介、學校、旅館等全覆蓋的流動人口信息采集體系，切實掌握流動人口落腳點動態。

二是創新特殊人群服務管理機制。抓好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和社區矯正工作，深化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區創建活動，切實減少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加強和改進吸毒人員社會化管控工作，配好禁毒社工，社區戒毒康復執行率達80%以上，戒毒康復人員安置就業率達70%以上。建立精神病人定期排查機制，實行分級管理，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率達80%以上。

三是構建公共安全監管工作機制。深入實施交通安全生命保障工作，推進以“四個文明交通建設”為抓手的交通安全進社區工作，加強道路交通智能化、社會化、精細化管理。推進消防安全網格化管理，加大火災隱患整治力度。大力開展安全生產事故隱患排查和專項整治行動，今年要按照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聯席會議的要求，對集鎮交通秩序實行掛牌整治，突出抓好校園周邊地區的整頓，完善安全隱患“群防、群控、群治”社會動員機制。加大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力度，建立健全食品藥品安全事故責任追究制，提高監管水平，杜絕各類重特大安全事故發生。

四是創新鮮明正確輿論導向機制。抓好平安文化宣傳教育活動，與相關部門聯合開展禁毒、反、交通安全、防火防盜等治安防范宣傳教育，利用各種媒體宣傳平安建設成就和治安防范舉措。加強網絡虛擬社會服務管理機制建設，強化基礎信息工作，正確引導輿論導向。深化“兩新”組織服務管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社會治理。

（三）緊緊圍繞提高群眾安全感目標，提升平安建設水平。

一是開展專業化打擊違法犯罪行動。組織開展打黑除惡、治爆緝槍、打擊“兩搶一盜”、打擊電信詐騙等專項整治行動，加大對多發財犯罪和涉眾涉穩型經濟犯罪的打擊力度，始終保持對嚴重刑事犯罪的嚴打高壓態勢，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加強國家安全人民防線建設，深入開展反專項工作，大力推進“無地區”創建活動。

二是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加快推進“感知安保3.20”和家庭技防建設，60%以上的城市老小區和安置房小區達到城市安防標準，積極推進“平安E家”等安防項目，提高居民戶、商鋪等技防設施覆蓋率。加強專業巡防隊伍常態化巡防，廣泛動員群眾積極參與巡防，大力弘揚見義勇為行為。

三是開展常態化治安重點地區整治。以治安復雜、案件高發的地區和部位為重點，堅持屬地管理、條塊結合原則，發揮綜治部門牽頭作用，組織和動員相關部門密切配合，開展排查整治，健全滾動排查整治、包干問責、巡防管控、聯合整治等長效機制，落實長效管理。

四是深化系列化基層平安創建活動。深入開展平安村（社區）等平安創建活動，深入推進平安企業、平安學校、平安醫院、平安家庭、平安交通、平安工地、平安娛樂場所等系列平安創建活動。

（四）強化綜治基層基礎建設工作，提升服務群眾工作水平。

深化鎮政法綜治工作中心規范化建設，完善統一指揮、集中辦公、整合資源、處理實務的工作機制。加強村（場）、社區綜治辦規范化建設，各村（場）、社區落實1名主管綜治工作的干部，實現綜治辦、治保會、警備室、調委會“運作一體化、運轉實體化、流程規范化”，使之成為化解矛盾、暢通民意、治安服務、重點幫教的基層綜治工作平臺，提升服務水平。

四、工作措施

一是落實責任。強化綜治和平安建設工作的責任意識，嚴格履行綜治和平安建設領導責任制、部門責任制與個人責任制，通過定目標、定任務、定責任等辦法，健全并嚴格落實綜治和平安建設的責任機制，做到工作有人抓、事情有人做、責任有人負，確保年度各項工作目標任務的圓滿實現。

二是強化保障。切實落實綜治和平安建設各項工作保障，確保組織健全、人員落實、資金保障，為綜治和平安建設有序開展提供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健全完善綜治和平安建設各項機制制度，并切實加以落實，不斷提升工作的科學化、規范化水平，全面提升綜治和平安建設工作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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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發展，高校專業化獲得長足的發展。高校輔導員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和學生管理的組織者、實施者和指導者，其職業的專業化受到了普遍的關注。高校輔導員職業能力是當前高等教育對新時期輔導員要求的重要內容之一，它直接反應了高校對基層思想工作者業務、管理以及素質的基本要求。隨著現代社會專業化趨勢的快速發展，高等院校對于輔導員職業能力愈加注重，對輔導員職業能力培育也逐步提上議事日程。

關鍵詞 ：專業化；輔導員；職業能力

在專業化發展的趨勢下，高校輔導員的職業能力成為了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也是高等教育發展的要求，高校輔導員在職業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專業教育缺陷，從業思想松懈、職業能力較低，職業道德素養較差等方面的問題，嚴重制約了輔導員職業化的發展?；谶@些現實問題，輔導員的專業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既符合了高校發展的客觀規律，又滿足當下的現實需求。高校輔導員的專業化問題其主要限制瓶頸在于輔導員的培訓機制方面，培訓機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制約著輔導員職業能力的深化。因此在加大培訓力度方面，重視高校輔導員的基地培訓和校本研修，加深和鞏固輔導員職業化發展。

一、專業教育

高校輔導員的專業化教育涉及諸多方面，既需要機制的保障，也需要輔導員自身的提高。從機制保障上來說輔導員的專業化必須提供相應的行業標準?？陀^、科學地衡量輔導員隊伍的專業化水平至關重要，是輔導員隊伍專業化發展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當前，最重要的是：按照輔導員不同工作崗位的實際要求和輔導的具體類別，制訂相應的專業標準；以是否達到一定的專業標準，作為評判或衡量輔導員隊伍專業化程度和輔導員個人專業化水平的客觀依據，引導和促進輔導員隊伍的專業化建設。雖然國家提出了相應輔導員專業化標準，但各高校具體情況有所不同，每個高校根據國家標準應建立符合本高校的專業化標準體系。

首先，根據輔導員職業準入的基本要求（學歷標準、崗前培訓和職業資格）和輔導員崗位職責的具體要求，嚴格區分輔導員職務層級和人員類別，并按照不同的職務層級和人員類別制訂相應的輔導員專業標準。通過入職準入機制嚴格把守從職輔導員的質量水準，在對現有輔導員進行職務和類別上進行嚴格的區分，根據其現實工作的績效，進行職務上的安排。

其次，在職務層級上，把輔導員分為見習輔導員、初級輔導員、中級輔導員、高級輔導員。制定職務層級標準，和確立相應的待遇水平，鼓勵輔導員積極從事其職業，既可以達到維護職業的穩定性，又可以促進輔導員的專業化水平的提高。確保輔導員服務機制的完善，為高校提高教育質量和教學水平提供保障機制。根據現實需要，把輔導員職業崗位進行類別上的劃分，其可以分為政治輔導員、心理輔導員、生活輔導員、職業規劃輔導員、學術輔導員等。

第三，在專業標準方面，注意區分不同人員類別輔導員所需知識的專業領域及其職務層級，制訂相應的專業資格和綜合業務能力量化指標體系。根據不同的事務劃分不同的專業領域，諸如政治輔導員，其職業領域就是政治教育相關的專業，既了解政治理論，又可以進行思想政治的教育。輔導員還需要實力相應的資格標準、專業資格的認定和綜合業務能力測評體系的構建。在崗位職責方面，應規定輔導員在日常教育管理、專業培訓與考核、輔導員各專業領域學術研究等幾個主要技術參數上的考核標準和具體要求。

輔導員專業化在有機制的保障上，還需要對輔導員自身進行專業化的教育。輔導員職業化要求輔導員必須具備基礎的知識儲備，包括理論、哲學、政治學、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倫理學、法學等學科的基本原理和基礎知識。這些知識的掌握是輔導員從事其工作的基本素養。除此之外，輔導員還需要相關的專業知識，專業知識根據國家制定的標準，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基本理論方法；中國化相關理論及知識體系；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務相關知識；黨的創新理論教育相關知識；大學生黨團、班級建設的相關知識；職業生涯規劃與就業指導相關知識；校園文化建設、網絡、社會實踐等學生日常知識；危機事件、突發事件應對與管控的相關知識；法律法規知識等。這些專業知識的學習必須要求輔導員自身的努力學習，同時也需要對輔導員進行教育。事實上對輔導員的專業化知識內容做出了相應的要求，但是大部分輔導員并不具備這些專業知識，這既是由于輔導員入職門檻較低，也是因為入職后對輔導員的專業教育不夠重視的結果，單純依靠輔導員自身的學習是達不到這一要求，輔導員從事的工作內容不明確，雜務繁多，根本沒有精力和時間來進行學習，因此有必要對輔導員的職業進行專業化教育，提高他們的專業知識水平。

實現輔導員隊伍專業化發展，應從增強高校輔導員職業吸引力開始，堅持以職業化建設為必要前提，把輔導員引導到專業化發展的興奮點，幫助他們找準專業化發展的切入點與契合點，促進輔導員專業化水平不斷提升。①

二、基地培訓

輔導員職業專業化的提高在機制保障以及對輔導員的職業標準、職業資格和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的明確要求下，最主要的在于對輔導員的專業基地培訓。

首先，在基地培訓中做好崗前培訓的工作，在入職前期對新進的每一位從事輔導員職業的人員進行崗前培訓，在崗前培訓中注意輔導員學科背景的復雜性。大部分新入職的輔導員并不具備當輔導員的基礎技能，因此，在崗前培訓中對輔導員要進行基本技能的培訓。包括專業知識與基本素質培訓，并要對培訓考核嚴格把關，達到培訓的效果。

其次，完善培訓機制，增加培訓基地。培訓基地建設要考慮到每一位輔導員都能進行職業性的訓練，培訓基地不僅僅依靠校級培訓，省級培訓，更多還需要依靠國家級培訓。國家培訓基地的建設是輔導員職業化培訓的最高水平，也是輔導員培訓能達到高素質執業的重要保證。省級培訓和校級培訓是當前輔導員職業化建設培訓的主要渠道。但是省級培訓和校級培訓的培訓質量由于各方面原因使得輔導員在培訓方面并不能完全掌握輔導員職業所具備的必要的知識和素養。因此，在省校級培訓基地建設方面，除了增加培訓基地的數量外，還需要提高其培訓質量。建立從國家級培訓基地到省級培訓基地再到校級培訓基地的完整體制，確保培訓內容、培訓方法、培訓考核的系統完整，避免出現培訓內容重復、方法單一的情況。

第三，完善在職培訓、提高輔導員的專業化水平。崗前培訓僅僅是讓輔導員在勝任其職業前奠定一定的基礎，掌握從事該職業前的基本知識和技能。輔導員專業化是需要一個長期培訓的過程，在入職后的培訓是輔導員專業化形成的關鍵。在基地培訓過程對輔導員的崗前和在職培訓必須進行區分，在職培訓是為提高輔導員的專業能力而進行的培訓，因此，在在職培訓方面，培訓的內容應更多關注于專業化的知識和技能，在培訓方法上應更加注重輔導員職業能力提升，培訓機制上應稍加延長培訓時間，在考核機制上必須嚴格考核程序，做到科學合理，能有效反映出培訓效果。②

三、校本研修

校本培訓是高校輔導員職業專業化培訓的主要模式。在高校輔導員職業專業化發展的趨勢下，校本培訓就成為了高校輔導員職業專業化培養的主要方式。校本研修在高校輔導員培訓中顯得尤為重要。它立足于學校、服務于學校和輔導員的發展。培訓針對性強，是輔導員專業化、職業化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是保證學校和輔導員隊伍可持續發展的有效培訓方式。

1.校本培訓主要內容

校本培訓的主要內容包括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與技能，根據輔導員工作性質，輔導員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學生事務管理的組織者、實施者和指導者。由此校本培訓的主要內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基本知識和學生事務管理方面的知識。根據國家教育部2014年3月份頒布的文件，輔導員職業的專業化需要掌握職業基礎知識和專業基礎知識。職業基礎知識除專業培訓所必須的內容外，還外加了對本地的風土人情的了解。專業化的知識內容為主，分為兩類：一是職業思想道德與法律法規；二是職業能力應用，主要體現在管理學生工作的具體內容方面。可見，高校輔導員既要掌握基礎性的知識，又要在此基礎上掌握專業性的知識，通過校本培訓熟練掌握這些知識，輔導員才能提高其專業化水平。

2.高校輔導員校本培訓的模式

⑴對培訓輔導員的學科背景和學校的實際狀況進行分析。校本培訓即包括職前培訓也包括在職培訓。在進行職前培訓必須對輔導員的學科背景和學歷背景進行科學的調查和分析，了解清楚培訓人員的構成成分以及其興趣、愛好、特點和需求，在培訓過程中有針對性的進行訓練，既讓他們掌握基本知識，又要對那些有能力的輔導員讓其深化學習了解其職業專業化的研究和動態。同時充分了解學校的現實需要、教育發展及大學生的思想特點，對學校的組織機構、設備現狀以及培訓師資的知識、經驗、能力等進行認真分析。這樣才能正確確定輔導員培訓目標，進而設計針對性的培訓內容和課程，提高培訓成效。③

⑵設定培訓目標。根據對參與培訓的輔導員具體情況結合學校戰略發展、現實需求進行分析，然后制定相應的培訓目標，培訓目標制定的科學和合理有利于學校輔導員專業化的發展。同時，設定基于實際需求基礎上的培訓目標，可以指導培訓方案的制定，這就出現不了目標和實際培訓操作不一致的情況。

⑶制訂培訓方案。依據培訓目標、學校的現實條件，選擇培訓方式，選聘名師，設計培訓課程，做好組織保障等。學校的現實條件是指學校對培訓計劃在人、財、物等方面投入的力度，培訓方式主要根據輔導員是職前培訓還是在職培訓采取不同的培訓方式。在師資的選聘上必須根據輔導員的工作性質，以及教師的專業水平確定。對課程安排需要科學合理，培訓不是在短時期就能完成的，因此在課程設計上需要考慮培訓人員的接受能力。在培訓過程中做好組織保障以利于培訓的順利進行。④

⑷執行培訓方案。根據培訓方案落實培訓計劃，在執行培訓計劃過程中，確保培訓人員按時參與培訓。在培訓期間內做好考察記錄，避免出現培訓的形式化，同時，要獲得部門支持、人員配合，確保在時間、經費、場地、物質上的保障，嚴格培訓管理。

⑸培訓考核和評價。在培訓過程中采取不同的考核標準，了解培訓的實際效果，一般采取的是過程性評價和終結性評價。從培訓內容、培訓要求、以及輔導員的培訓心得等方面進行評價，根據評價的結果進行總結，及時對培訓做出調整和改進。

通過高校輔導員職業能力的系統培訓，實現輔導員職業專業化的生成。生成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將專業化培訓的內容應用在具體的學生管理工作上。高校輔導員在通過其職業的專業化教育和職業培訓后具備了作為輔導員的工作能力，但是輔導員的專業化水平主要還在于其工作中積累經驗、思考、反思、研究才能逐步提高。

引文注釋

①林娜.學者論點：高校輔導員隊伍專業化發展的路徑選擇[N].中國教育報，2008.

②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Z].2006.

③楊凱，張建平.高校輔導員校本培訓模式構建探析[J].學園，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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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治理資金缺口大，設施建設不到位在城鄉二元環保體制下，盡管城鄉一體化水平不斷在提高，但農村環境治理歷史欠賬多，資金供給成為首要難題，現有資金供給規模與渠道難以滿足農村生活污水治理需求，尤其是分散式處理設施的建設和運行管理；加上農村自然村落分散，集中處理困難，造成農村生活污水治理設施建設覆蓋不足，農村生活污水處理率不高。

1.2行政管理主體與權責不清晰，行政管理體制不適應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建設與管理農村生活污水的建設、管理分別有住建、環保、水利三個部門，這種多頭管理模式勢必會造成以下問題：一是缺乏統一的規劃、設計和管理，資金使用過于分散，污水處理設施工藝復雜多樣、質量參差不齊，治理效果不明顯；二是部門分工不明確，設施建設、運行、監管相互脫節，設施運行不足、停用閑置問題突出；三是省、市、縣主管部門不同，難以對地方管理進行有效的指導，地方部門工作業績無法得到上級的肯定，缺少行政激勵和持續性。

1.3處理工程運維與監管體制建設滯后，運行資金缺乏，設施運轉率不高在管理理念上，受公共物品必須由政府供應、運營等傳統思路的制約，大部分設施有鎮（村）自行運行維護。但由于人力及技術上的限制，以及運維資金得不到保證，設施運行情況及效果不容樂觀。特別是經濟薄弱村，受村級經濟影響，不愿承擔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的運行及維護費用，運維費用成為的包袱，開開停停，有的甚至棄之不管，造成政府耗費大量資金建成的農村生活污水治理設施閑置、“曬太陽”。

2.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對策及建議

2.1統籌規劃，健全制度，強化對農村生活污水處理工作的領導一是科學合理編制農村生活污水治理專項規劃，按照城鄉一體化發展原則，環境保護、城鎮體系、鎮村布局、國土整治等規劃相結合，明確集中處理和分散處理的空間布局與建設時序，并結合實際明確對應的主管部門；二是注重管理的規范化、長效化，制定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運營管理制度，明確部門職能及運營主體，協同分工，保障運營經費來源及使用，優化運行標準及監管方式、考核辦法。

2.2科學分配污水處理資金，拓寬政府和社會資金來源一是要改變農村居民繳納污水處理費用卻不能享受污水治理權利的狀況，按照城鎮污水處理系統未覆蓋人口比例，從居民生活用水費中抽去污水處理費用，設立專項基金，用于分散處理設施的運營、維護和監管；二是加大財政補貼力度，重點資助分散處理設施建設，適當的政策傾斜，鼓勵農村生活污水治理公益事業；三是要考慮農村生活污水設施運行監督管理的經常性支出，用于管理人員聘用、水質監測、主管部門行政監督等支出，做到“政策到位、監督到位、資金到位”，確保農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設和運行維護工作正常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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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方高師院校教師　分類　專業化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843(2012)03—0134—04

[作者簡介]曾茂林，湛江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廣東湛江　524048)

曾任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的亨利·羅索夫斯基認為：“保持和提高學校聲譽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改善教師隊伍的質量?！倍纳频胤礁邘熢盒＝處熧|量的關鍵，則是圍繞凸顯師范本色和特色建設需要，分類開展教師專業化工作。

一、分類專業化的必要性

“教師專業化是指教師在整個專業生涯中，通過終身專業訓練，習得教育專業知識技能，實施專業自主，具有專業道德，并逐步提高自身從教素質，成為一個良好的教育專業工作者的專業成長過程”。這一權威界定突出了教師專業化的終身性、自主性和教育專業性，但是還沒有涉及高校教師學科專業的高水平特征。實際上，高校教師的專業化是以高水平的學科專業化為前提的。

(一)高校教師專業化的需要

相對于中小學教師來說，提升學科專業水平和教學技能是高校教師的基本職能，高水平的學科研究能力則是其區別于中小學教師專業化的最大特點。一方面，高校教師專業化要求高師教師付出較為持久的學習和研究時間，才能達到扎牢本門學科基礎的目標，這就需要采取按學科分類的專業化路徑。另一方面，地方高師的師范本色決定了必須強化教師的教學專業化。即通過教育類理論、技能和實踐課程的學習，獲得“如何教”的知識、技能。高師教師專業實踐性強，除了需要具備教育學、心理學等教師專業化知識外，更關鍵的還要具備相應行業的實踐經驗，教學中才能做到理論聯系實際，達到“教學做”合一的專業化(指教師教學的專業化、指導學生學習的專業化、引領學生操作的專業化)教學水平。從高師教師學科專業化的高水平特性及其對應的行業生產和教學實踐經驗形成的長期性可知，其不可能像小學教師那樣憑借過硬的教學專業化水平，就能在多門學科中熟練地開展教學工作，成為教學多面手。高師教師需要專深的學科專業知識與教學專業化的有機結合，這不僅需要高校教師付出大量的心血和勞動，而且還需要地方高師院校提供其對口實踐的基地和教學崗位、科研平臺等條件。因此，高師教師的專業化，需要根據教師學科基礎、背景經驗，結合學校崗位實踐分類實施。

(二)地方高師目標定位和特色發展的需要

地方高師院校發展目標的定位，主要是為當地培養中小學教師和其他應用型人才。因此，師范院校首先必須抓好師范本色建設，這就需要大量的教育理論研究者和高師課堂教學能手，同時還需要一支專業化的大學生指導教師隊伍。在當今高校擴招、就業壓力巨大的辦學環境下，地方高師院校為了更好的生存和發展，不僅需要針對師范特色強化教師教學的專業化，更需要圍繞學校特色專業建設，實現學科研究與人才培養模式更新的有機結合，提高教師專業化水平的實踐路徑。地方高師院校的特色建設，一是在優勢專業中打造出特色學科。如高師院校的教育、心理、音樂、美術等專業，就具有理工科院校所沒有的優勢。抓住其中一兩個學科，從科研和教學的高水平專業化人手，集中力量打造一批“科研一教學”一體化的名師，就相對容易建成特色學科。二是地方文化造成的研究特色，如四川師大的巴蜀文化研究。但地方師范院校特色的形成，還需要在對比國內外師范院校特色之后，根據本校資源優勢找準自身立足之“本”和特色創新點，再以特色創新愿景為指南，圍繞特色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規格的要求，分類設立有助于教師發揮專業技術水平、促進教師專業化成長的研究機構和相應的實踐崗位。這不僅有助于教師分類專業化的成長，匯聚特色建設所需的研究人才，組成項目攻堅和新課程開發團隊，而且還有利于學校爭得國家一級的大項目，實現碩士、博士學位點的建設目標。形成了這樣分類明確、學科特色顯著的專業化教師隊伍，課堂教學的專業化水平也會因此大大提高，從而確保對學生知識教育、技能訓練和指導管理的專業化，并最終以專業質量過硬的畢業生凸顯服務地方定位目標的實現。

(三)現有崗位設置的需要

一般講，地方高師所設立的研究機構和崗位主要體現服務地方、注重應用理論研究的特點。就我國地方高師院?？矗O立的教育類機構主要有：擔負中小教師培訓任務的繼續教育學院、基礎教育研究所、現代教育技術研發中心、相關師范類二級學院等，其特色主要集中在教育理論和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上。即使是理論創新也多限于地方文化與民族特色的創新，這是由其物質和人力資源、實踐條件局限導致的。就教師個體而言，工作崗位不僅是其展示教師專業水平的舞臺，更是其專業化發展的現實條件，這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教師專業化發展的方向和水平。就目前地方高師崗位設置看，主要有側重于學科教學的教師崗位，側重于學生管理的政工和輔導崗位，側重于實踐操作的學科實驗和教育實習指導崗位，還有少量的側重于學術和資源開發的科研崗位，教育碩士校外兼職導師崗位等。這些崗位是根據各類人員的教育功能和擔負的責任設置的，其考核標準也是按照崗位職責而定的，相關崗位人員必須圍繞其崗位考核目標，發展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樣的專職教師、科研人員、兼職教育碩士導師、教輔人員的崗位劃分，不僅為地方高師教師分類專業化提供了現實條件，而且決定了其專業化發展必須采取與崗位劃分基本對應的分類實施路徑。

二、分類專業化的努力方向

首先，地方高師院校需要教學和學生指導兩支專業化的師資隊伍，確保師范本色得以彰顯。其次，圍繞特色建設需要，組建項目研發和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兩支專業化的教師隊伍。有了這四支專業化的教師隊伍，從四個方向實現專業化發展，地方高師院校本色加特色的打造也就有了師資保障。

(一)分類專業化的共性素質要求

高師教師分類專業化中，除了需要具備教師專業化的職業道德素質，教育學、心理學方面的專業知識，教學組織和語言文字表達、板書等專業技能，開展教學實踐的條件性知識等教師專業化共性素質外，作為高校教師還需要具有學術更新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在高師教師的專業化結構要素中，學科專業水平是其所具有的某一學科專業領域內專業化程度的標志。地方高師院校教師，運用其專業化的學科理論來解決地方社會、經濟建設中的實際問題，所表現出的是其作為“應用性專家”的專業化水平。而當其將自己研發或新技術運用中創新的教育資源用到人才培養過程中，以課程或教學模式創新所展示出的智能體系，則構成了其教學專業化的要素。這樣，地方高師院校教師既要擔負創造新知識、新技術，推動當地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發展的重任，又要具有教育創新的精神，善于將知識和技術創新轉化為學科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育技術的創新?？梢姟皩W術性、教育性、社會性和創新性是高校教師專業化的狀態特征”，也是地方高師教師專業化共同追求的理想要素。

(二)凸顯師范本色的教師專業化努力方向

從高校教師教育實踐的角度看，在高校教師專業化的推進過程中，學科研究成為硬基點，而教育教學技能水平則成為軟基點，這樣的偏差在地方高師中必須予以糾正。因為地方高師的價值取向，要求教學專業化及其相關教育理論的研發應居于中心地位，而且學科研究也應跟教學專業化相一致。在地方高師院校中，教育理論研究和教師專業化的實踐本身就是其學科研究的核心所在，是衡量其師范本色是否突出的關鍵。在地方高師院校資源十分有限的條件下，教育類專業和學科具有相對優勢。在這類優勢專業和特色學科建設上，教師學術水平的提升與教學專業發展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是將教育科研成果直接用于課堂教學實踐的“一體化”。從事這類專業教學的教師，應圍繞教學的專業化開展學科研究，即以教育理論研發和教學專業化實踐技能的形成為其專業化的核心。這就需要其獲得相應的中小學教學經驗，形成對中小學教育深入系統的認識和體驗，最好具有兩門以上中小學學科教學和班主任管理經驗，才能做到以基礎教育行業為依托，形成相應的實習指導和職業規劃指導的專業化背景知識。而要真正全面、深入、系統地掌握中小學教師的教學崗位經驗、職業素養和發展階段特征，就需要高師教師長期深入到中小學及其教學之中，一是向著將教育理論研究與中小學教學實踐有機結合的“雙師型”教師專業化方向發展，二是向著中小學教師職業發展實踐的研究方向努力，形成高師職業指導師的專業化知識背景。

(三)凸顯特色建設的教師專業化努力方向

地方高師院校要凸顯特色，需要針對教師的“學術性”進行創新型師資隊伍建設。地方高師院校為了成功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就需要一批既有深厚理論基礎，又有較強實踐能力和特長的專業化教師隊伍，以科研創新的方式實現其專業化特色建設。這就需要“由真正對研究和教學有特殊偏好、最具有使命感、責任心和創造力、最能做出原創性研究成果的學者組成”特色建設攻堅隊伍。在這類教師專業化中，又可以分為項目創新和人才培養模式開拓兩個專業化發展方向。以創新研究項目為核心類型的教師專業化，側重于學科研究的學術水平。但作為地方高師教師，還擔負著傳播最新研究成果的責任，因此向院內師生和當地服務對象演示、講授其最新研究成果，讓他們更好地接受其新知識和技術，就成了其教師專業化需要兼顧的內容。以新的研究成果和地方特色資源為依托，開發新人才培養模式的教師隊伍專業化，則不僅需要對教育資源進行搜集、組織、編排的開拓創新，而且還需要從人才培養方案、課程實施等方面圍繞特色人才培養，進行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創新研究。這類教師是地方高師教師專業化的重點所在，也是凸顯其特色人才培養模式得以實現的關鍵。從學科特色打造和人才培養規律考察，還需要有應用型技術專家的加盟。尤其是具有教育碩士授權點的地方高師院校，為了讓教育碩士形成學科專業化的實踐技能，就需要組建一支具有碩士導師專業化水準的校外兼職教師隊伍。這樣的導師隊伍首先必須是行業名師，他們在中小學教學上技藝超群，有自己的教學風格或模式，訓練方法上具有不斷創新的特征。其專業化的關鍵在于，不斷提升自己的理論水平，不斷加深對研究生教育特征的認識，形成具有大學教師研究特性的專業意識、專業素養。

三、分類實施專業化的有效路徑

(一)建立分類專業化的平臺與機制

首先，應根據辦學定位分類制定教師專業化建設規劃。地方高師院校應根據當前教師狀況，明確教師專業化的指導思想，制定出師資建設的發展目標，從數量、質量和結構優化等方面予以具體化。同時，創新管理體制，創造出有利于學科特色建設的崗位群，以建立機構和管理機制方式將學院特色建設與教師專業化發展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學科建設一研究機構一崗位設置”的有形鏈條，不僅明確專任教師學科教學專業化的責任，增強其研究與教學專業化的動力，而且制定出配套的評價、管理制度，強力推進教師學術和教學雙維專業的發展。在建立相應類別教師的考評指標體系中，對負責特色建設及人才培養模式開發的教師，需相對側重研發和創新成果的應用考評，其創新數量要有一個基本的規定。由于這部分教師較少而且多是精英，其勞動的創造力要求高，因此主要采取鼓勵性評價機制。只要達到底線就給予全部工資、津貼，達到底線后實行多勞多得的獎勵制度，以激發更多具有創新潛力的教師加盟。對于以教學和學生指導專業化為己任的教師，則應對其擔負的工作數量和質量有相對明確的規定，重視其課堂教學、學生管理、實踐教學等相關方面專業化的態度與質量的考評。為了強化高師院校教師學術與教學雙維專業“一體化”，地方高師院校對各類教師的考評，還應在項目研究與教學改革的結合上有所側重，以便借助“一體化”的評價手段，實現學科理論研究與教學專業化的有機結合。

(二)立足師范本色的“雙師”專業化路徑

根據現有地方高師重學歷和理論研究水平、輕實踐操作能力的現狀，應在中小學教學和行業實踐技能形成的專業化上狠下功夫。一是建立專業教師定期下中小學(企業)的培訓制度，組織教師去中小學跟師學藝，到行業、企業脫產集中培訓。同時，讓教師帶著課題到教學或生產一線培訓，將中小學、企業的實際問題帶回高師研究，用中小學教學或生產中的研究成果充實高師課堂教學，提高教師的專業教學水平。二是職業指導師隊伍的專業化。以政工和管理、輔導人員為主體組成的學生管理輔導隊伍，已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論水平和教育心理學知識，最重要的是彌補青少年感興趣的新興文化知識，真正做到心理上與學生同步，教育方式上達到專業化的水準，把自己打造成為學生職業素質發展和求職服務的專業化職業指導師。這就需要這類教師深入相關行業，體會業內人士的言行和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讓自己先成為業內人，再開展大學生職業規劃指導工作。有了這支專業化的職業指導師隊伍，學生的職業素養和技能發展才有依托，對在校生的心理健康和職業發展指導才能走上專業化的軌道。要解決職業指導師隊伍的專業化，還需要師范大學設置立足學科的“職業指導師教育專業”，針對行業特征培養出具有專業化指導師知識和技能的畢業生。此外，在高校教師職稱評定上也應增加“職業指導師”系列。

(三)立足特色建設的教師專業化路徑

一流研發教師的打造。由于高師特色項目建設需要理論、技術研發與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兩類教師的協同努力，因此在這兩類教師專業化發展中需要有所側重。對于立足理論和技術創新研究的少數人員，重在學術水平的提升，必須具備學科領域專家的理論基礎，專業化的研究方式和知識創造技能。對于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教師，如新課程開發、教學模式創新類教師的專業化，則需要具有工程專家的素養和技能，形成應用項目研發的專業化生產方式，不斷地具有體系性成果出現。這兩類教師的專業化都需要注意以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建設為依托，培育自身跨學科綜合素質，形成將創新項目與學科整體發展結合、與教學結合的“一體化”專業發展路徑。地方高師教學的突出特征，就是強化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強調理論創新與教學實踐創新的有機結合。經常以新增課程和特色課程建設方式消化理論創新，強化對新知識和新技術的應用，以此拓展學生知識深度和廣度。不斷促進學生形成別的同類學校學生所沒有的技能，最終實現以畢業生的特色彰顯專業辦學特色目標。因此，這類教師的專業化尤其需要重視利用特色專業科研平臺，培養專業教師的特色教學能力，通過與中小學(企業)的合作，形成應用研究類特色和優勢。

行業名師的專業化。為了強化特色人才培養模式的開發，高師院校需要與當地中小學、企業密切合作，從中選聘出實踐技術過硬的行家里手，將其聘為高師院校的兼職教師。地方高師院校通過中小學教學名師和企業技師團隊等，可以打造出地方高師校企聯姻品牌、特色實習基地，并開發出系列富有地方和行業特色的精品課程。在精品課程建設中，讓行業名師與院內對口專業教師合作，以課程內容、教學方法和手段改革為切入點，將科研與教學緊密結合，作為精品課程和教師專業化的突破口。行業名師不僅具有本行業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創新技術，而且還應具有高師教師專業化教學的水準。為此，需要對其采取定期與不定期結合的高師教師專業教學技能訓練，形成師院內部教學能手與行業名師結對子的交流機制，讓行業名師參與高師院校的科技和教學模式創新活動。這不僅有助于提升行業名師的理論水平和創新能力，增強地方高師教師實踐能力；而且有助于合作打造學校專業品牌，實現行業名師的高師教學專業化發展。

總之，高師教師學術與教學專業化的二維性，既要求其走一體化專業發展之路，成為教育理論研究與教學實踐創新有機結合的專業化教師；義需要其借助分類的崗位實踐富有實效地實現自身的專業化成長。對高師院校而言，除了依靠院內教師分類的崗位實踐，造就出學術研究、人才培養模式開發、課堂教學、大學生職業指導師四類專業化教師隊伍外，還需要充分利用校外行業名師，打造出一支具有行業領先水平的專業化技術訓練師隊伍。

篇(6)

畜牧業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

（一）畜牧業產業地位不斷提升，供給變動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日益加強

畜牧業產業地位不斷提升，供給變動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日益加強。2012年全國畜牧業總產值達到27189.4億元，占全國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30.4%。隨著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增加，畜產品消費不斷增長，并已由副食品變為人民群眾生活的基本消費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對實現畜產品均衡供給的要求更加嚴苛，整個宏觀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對畜產品供給更加敏感，供給不足和過剩都會產生很大影響。當前畜牧業發展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現在牛羊肉價格不斷攀升，豬肉雞肉價格持續低迷。

（二）產量持續增加，生產波動明顯加劇

畜牧業生產和價格也出現過若干次較大的波動，生豬生產先后出現了6次較大波動。受近年來禽流感疫情的影響，家禽生產也出現了大幅波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和價格在一定幅度范圍內的正常波動，符合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也有助于產業調整。但如果超出了正常的市場可控范圍，就會對產業發展和市場產生負面影響。例如，我國生豬價格在2007年5月和8月，出現了急劇上升的勢頭，當前生豬和家禽價格又持續低迷，引起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嚴重困擾了生豬產業的健康發展。

（三）畜產品質量不斷改善，動物疫病危害仍然復雜

在農產品質量安全專項整治行動的推動下，飼料及畜產品質量安全水平進一步提高。2007年，“瘦肉精”拉網檢測的檢出率為0.51%，飼料中違禁藥品抽樣檢測合格率達98.9%;2012年，全國畜禽產品的獸藥殘留檢測合格率為99.91%。2006年下半年，在部分生豬主產省暴發的豬藍耳病疫情和仔豬流行性腹瀉，直接導致這些地區仔豬供應緊張、育肥豬出欄量大幅降低，飼養戶恐慌的影響遠勝于豬死亡影響。據測算，2013和2014年的H7N9流感疫情給國內家禽業造成的損失高達1200億元。

（四）生產效率明顯提升，生產粗放、環境惡化的局面仍未遏制

我國平均每頭生豬胴體由1985年的69.31公斤增加到2013年的76.76公斤，出欄率由78%提高到150%。我國畜牧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在“八五”時期（1991-1995年）為45.5%，“九五”期末穩定在45%，目前已達到55%左右。但品種低產低效、飼養方式落后、養殖規模狹小、粗放管理，依然是制約我國畜牧業生產方式轉變的重大制約因素。畜牧業產生的糞便污染問題也越來越突出，草原退化沒有根本改變，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盡快加以解決。

（五）綜合生產能力進一步增強，受外部因素的制約有所加強

近年來，規?；B殖、養殖小區等現代養殖方式已成為生豬業發展的一個亮點，畜牧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但受外部因素的制約有所加強，如石油等能源價格和糧食價格的攀升，推動了畜牧業生產成本的上升。劉易斯拐點到來，散養戶不斷退出。農民就業結構多元化，務工工資普遍提高，而養殖行業比較效益低，養豬不如打工，造成散養戶空欄或轉產。外國飼料、品種、產品和資本不斷進入。2013年，我國大豆進口6340萬噸，進口DDGS 400多萬噸，進口牧草79.84萬噸，奶粉、牛羊肉和豬肉進口不斷增加。

加快我國現代畜牧業建設的思路和對策

（一）發展思路

我國現代畜牧業建設要全面兼顧數量安全、質量安全、產業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生態環境安全，以主要畜產品基本自給為目標，大力實施“調整、轉變、升級、創新”四大戰略，加快我國現代畜牧業發展進程。

1.實施畜牧業結構調整戰略。一要調整品種結構。建設現代良種繁育和推廣體系，加大良種補貼力度，不斷提高畜禽良種比重，盡快形成品種和質量優勢，增強畜牧業的生產能力。二要調整畜種結構。盡快根據不同區域的自然、資源、經濟、社會狀況，選擇有比較優勢和市場潛力的畜種作為主攻方向，大力發展專業化生產，逐步形成特色鮮明、規模適度、優勢突出、效益良好的畜種結構。當前要重點加大草食家畜奶牛、肉牛和肉羊的發展，強力遏制牛羊肉價格不斷上升的趨勢。三要調整畜群結構。要根據不同畜種的繁育特性，合理確定畜群內部基礎母畜、后備母畜和種公畜比例，盡快形成母畜比重高、出欄擴大、周轉快速、持續發展的畜群結構。

2.實施畜牧業發展方式轉變戰略。一要轉變養殖方式。盡快轉變將傳統的散混養殖方式轉變為現代的規模化、標準化、集約化方式，加快畜牧業規?；?、專業化建設步伐。二要轉變資源利用方式。盡快轉變傳統耗糧耗草型畜牧業，積極發展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畜牧業，實現畜牧業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三要轉變驅動方式。盡快使傳統數量型畜牧業增長方式向數量、質量和效益并重的方向轉變，最終形成以科技進步為主的內涵式增長模式。

3.實施畜牧業產業升級戰略。一要促進產業規模升級。不斷提高畜牧業生產能力，有效解決國家食物安全問題。二要促進產業水平升級。積極推進畜牧業適度規?；a，提高畜禽疫病防控能力和畜產品質量水平，提升行業整體發展水平。三要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以強化加工、流通環節為重點，強化畜產品加工業，完善流通業和服務業，延長產業鏈條。四要促進產業技術升級。要加大畜牧業重大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推廣力度，盡快建立優質高產高效的現代養殖體系，提高重大動物疫病控制能力，促進畜牧業技術升級和產業轉型。

4.實施畜牧業全面創新戰略。一要進行觀念創新。要轉變畜牧業發展理念，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畜牧業工作全局，用工業化的理念謀劃畜牧業發展，用市場化的理念促進畜產品流通。二要加強科技創新。加強自主創新，重點突出現代畜牧業和高新技術在畜牧業中的應用。三要進行管理創新。積極推進畜牧行政管理創新，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注重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提供。四要進行組織創新。大力發展專業合作組織和行業協會，探索企業與農牧民之間更加緊密、合理的利益聯結方式，幫助農牧民規避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增強畜牧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能力。

爭取到2020年，畜牧業生產組織化程度明顯提高;畜牧業產業化經營和畜產品加工業發展到更高水平，畜牧業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實現一體化發展，規?；I化水平顯著提高;畜產品加工業比較發達，畜產品產后加工增值比重明顯提高;畜牧業科技創新與應用體系、畜禽良種繁育體系、飼料生產體系、動物疫病防控體系、畜產品市場組織體系、畜產品質量安全體系、市場信息體系、社會化服務體系等現代畜牧業支持體系不斷完善;現代化畜牧業產業體系基本形成。

（二）主要對策

1.大力發展規模化和標準化生產，加快推進畜牧業養殖方式轉變。為廣大散養戶提供優質的社會化服務，積極引導散養戶向規?；较虬l展。規范畜牧小區，提升標準化水平，鼓勵養殖小區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引導規模養殖場戶創新經營管理制度，用先進技術和現代設施裝備畜禽養殖業，提升畜牧業規?；?、專業化、集約化生產水平。對專業戶和大型養殖場“強制”推行畜禽標準化生產，把專業戶的標準化生產作為畜牧業生產標準化的工作重點，強化畜禽糞便污染治理，全面推行標準化生產規程，提升畜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盡量減少規?；l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2.著力培育適應市場的新型主體，加快推進畜牧業經營方式轉變。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科技進步為突破口，以品牌建設為核心，重點扶持一批輻射面廣，帶動力強、生產經營水平高的畜產品加工龍頭企業。繼續發展和規范以大型批發市場為龍頭以現代的營銷體系提升畜牧業的產業化水平。通過合同簽約或股份制方式，把分散的養殖場戶、營銷體系和龍頭企業有機銜接，依靠龍頭，帶動和科技進步，將產前、產中、產后組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引導企業建立現代經營管理機制，立足國際國內兩種資源，提升綜合競爭能力。

3.引導和規范專業合作組織發展，加快推進畜牧業組織方式轉變。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畜牧業專業合作組織。按照“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原則，通過依托畜禽專業大戶、經營能人、基層畜牧獸醫站、龍頭加工企業、批發市場等優勢，大力發展服務型、流通性專業合作組織，鼓勵畜牧專業合作社進入加工領域，不斷拓展和規范畜牧業專業合作組織的功能。明確專業合作社的法人地位，規范專業合作組織運作模式，不斷增強行業自律作用，提升產業服務水平。建立健全專業合作社內部民主管理和利益聯結機制。

4.構建完善公共監管體系和機制，加快推進畜牧業管理方式轉變。加快畜牧業質量監管機構改革，構建一體化質量監管體制。不斷完善畜禽品種選育和改良，畜牧業生產經營管理和監督，動物衛生與疫情防治，廢物處理與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標準和法律。堅持全程化監管的原則，突出機制完善和設施建設，完善畜產品質量監控和追溯機制。加強畜種、飼料、畜產品進出口貿易以及外資進入畜牧業監管，強化畜牧業產業安全管理。引導建立“安全、營養、健康”消費新觀念，促進安全、健康畜產品的流通和銷售。

篇(7)

關鍵字：獨立學院、行政人員、專業發展

中圖分類號：G47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29-0009-02

隨著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發展階段，民辦高等教育機構間的競爭越發激烈，獨立學院作為具有獨特辦學模式的教育機構，更需通過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和行政效率來增強競爭力。

一、高校行政人員專業發展的背景

獨立學院作為一種獨特的辦學模式，既因接受母體學校的管理在部分程度上維持著共享權威的形態，又因董事會的運作機制在行政決策上呈現相對靈活的特點。

二、專業化高校行政人員應具備的基本能力

高校中，除教師、教輔系列人員和工勤系列人員外，一般從事行政管理和黨群工作的管理者屬行政人員。

1.決策指揮能力。行政人員擔負著決策的責任，且職位越高，決策的權力相對越大。即使是一線行政人員，由于目前高校中的工作常為一人一崗，與其崗位相關的工作大多由本崗行政人員決策、統籌，因此需要在實際工作中不斷磨煉以盡快提高資源統籌等決策能力。

2.執行控制能力。執行是對各項政策、方案的貫徹和實施的能力，控制是對方案進行理解、組織實施、進行危險監管及預判的能力，體現在工作上就是如何把實際情況與預定的標準相對應，確保資源的有效利用、針對偏差采取必要的糾正措施，保證學校目標圓滿實現。

3.文字語言能力。行政人員在工作中常常涉及書寫請示、報函、通知、項目規劃方案、年終總結報告等，因此需要具備優秀的公文寫作及語言表達能力，熟悉公文寫作的基本知識和寫作規范，表達準確、行文流暢、言簡意賅。

4.學習研究能力。在知識經濟下，為了保持與時俱進、持續發展的動力，行政人員應注重學習和研究能力的培養。不僅是對我國高校行政工作的發展歷史、現況進行深入學習研究，也要對國外高校的發展趨勢有所了解和把握，因此要不斷學習本領域的相關知識和技巧。

三、行政人員專業發展的困境

通過對校內職能處室部分行政人員進行隨機抽選并訪談，發現行政人員認為在生涯發展方面的困境主要有如下方面。

1.公眾認同度低。高校常需向上級教育管理機構報備、提交規劃、方案、自評報告等文件，此類工作繁瑣費時、但常被認為是簡單的資料匯總，使得行政人員的社會地位與尊嚴逐漸喪失，導致此類工作乏人問津；而在職行政人員長期疲于處理事務性工作產生工作倦怠，導致人員流失；行政人員的流失又導致職能處室進行工作調整，使人員不易積累豐富的崗位經驗、缺乏職務歷練；由此循環往復，導致學校行政工作品質低下，社會大眾、學生家長不認同學校的行政職能部門是一個專業性的組織。

2.工資待遇低。通過對比作者所在高校的中層行政人員、中層以下職務行政人員、教學單位行政人員近三年的平均工資可知，其差距呈擴大趨勢。在學校實施“全面預算管理”、“權利下放到教學單位”等政策指引下，教學單位的行政人員在參與學院管理、項目研究等方面機會相對較多，待遇也隨學院的發展不斷提升；在激勵性績效工資等政策引導下，中層行政管理人員工資調整提升，可支配的資源范圍擴大；但職能處室普通行政人員的工Y、福利依然處于不變的狀態，與學校發展帶來的工作量增多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導致近幾年職能處室人員流失嚴重，工作滿意度低下，工作狀態低迷。

3.培訓機會少、專業發展途徑不暢。從每年的專業發展培訓通知數量和行政人員獲取的信息數量對比中發現，職能處室擔任一般職務的普通行政人員較之處級、科級的行政人員獲取培訓信息的途徑較為閉塞，少有機會出外參加培訓學習，導致其專業發展幾乎處于停滯狀態。即使有外出學習機會，也因忙于繁雜的事務性工作不得脫身而放棄，或因培訓內容的質量低下而收獲不大。

4.資源整合能力得不到鍛煉。身處高校的一線行政人員較少有機會接觸到資源整合等管理思維方面的學習與培訓。一般獲得職級上升的行政管理人員往往憑經驗進行資源整合，而大部分普通行政人員因資源整合能力不強而無力實現向上流動，不利于自我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校優秀行政管理干部的儲備和行政隊伍的整體水平。

四、提高行政人員專業化水平的措施及建議

高校往往在教師的專業發展方面不遺余力，但少有為改善普通行政人員工作狀況或專門針對行政人員專業化水平提升開展培訓。為了全面提升高校的綜合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益，就提高行政人員的專業發展提出幾點建議。

1.建立適合獨立學院的“教育職員制度”。2000年開始，教育部以部份高校為試點啟動了教育職員制度的試點工作，目前，此制度在大多公辦院校中已經建立并得到不斷完善，但在獨立學院中并未進行全面實施。即使部份獨立學院在行政人員入職時對其進行了定級，但行政人員本身并未被告知詳細情況，即相應的制度不夠公開透明，行政人員在自身發展中無據可循。

2.健全人事考核制度，實行優勞優酬。考核是對員工在現任職務中的表現情況及擔任更高一級職務的潛力進行相對客觀的評價，歸根結底是為了提高員工的參與度，充分發揮其工作積極性和個人潛能，提升學校整體效益。因此，人事考核制度應堅持“以人為本”、“崗位目標導向”的原則，著眼于考評目標為引導，讓行政職員明確自己的崗位職責和任務；制定客觀為主、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考核指標體系，并與晉升機制、薪酬體制相結合，做到優勞優酬；同時在考核過程中，應強調透明度，將考核結果及時反饋，起到激勵和警示作用。

3.加專業能力培訓。專業能力培訓可以從基本培訓、專業知識培訓和專業發展培訓三方面入手。（1）基本培訓是為了幫助新入職人員盡快熟悉工作環境和相關業務而進行的培訓，通常包括介紹學?；厩闆r和發展愿景等；其次是介紹學校的各種常用辦公系統。（2）專業知識培訓。由于大部分行政人員未經過專業的教育理論學習，較少接觸教育管理領域的專業知識，因此有必要就我國的教育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基本常識，教育科學、管理科學等基本理論，和教育實務管理常識以及常用方式方法等進行系統培訓。教育實務管理相關理論和知識可以通過邀請教育領域的專家學者、本校中層及以上管理人員等通過課程進行針對性培訓。如：“溝通協調能力”可學習人際關系學、心理學等理論知識；“決策指揮能力”可開設組織行為學、行為科學等課程；“執行控制能力”可通過對政策解讀、校務業務熟識的管理骨干進行講解傳授；“文字語言能力”可通過學習公文寫作等實務技巧來提高業務能力。（3）專業發展培訓。主要包括學歷培訓、專業資格培訓和進修培訓。其中學歷培訓，是鼓勵行政人員在職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專業資格培訓通常包括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組織的專業技術人員網上繼續教育培訓。進修培訓是為了了解、把握自身崗位領域最新的發展動向、提高專業素養，高校行政人員需要走出去到外校甚至到國外進修學習。（4）個人進取心的調動。如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等關于分析、調動組織成員積極性的理論為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了具體方法。

五、結語

促進高校行政人員的專業發展，不僅是整個人類社會分工細化和職業專門化的要求，也是高校深化內部治理和推動高校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在學校進入“內涵式”發展，推動體制機制改革，構建現代化大學制度的關鍵時期，應加大對行政人員專業發展的重視，出臺相關制度和政策支持，大力推動高校行政人員的專業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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