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服務分析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城市服務分析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服務業;人均服務業增加值;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F7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1-0180-03

一、引言

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GDP一直保持在9%左右的增速｡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落后于其他經濟領域,同時也落后于其他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服務業不能與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成比例發展,并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究其原因,既有體制觀念方面的因素,行業壟斷以及城市化落后方面的原因,當然也有被低估的情況[1]｡2005年的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對服務業增加值進行了調整,服務業增加值被低估的情況有所緩解｡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觀念體制政策障礙､行業壟斷等逐步解決,因而城市化發展水平落后成為服務業發展的關鍵性因素｡

國內外學者對于服務業增長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不少研究｡Singelmann(1978)首次明確了城市化是服務業發展的原因[2],Daniels等通過計量分析檢驗了美國大中小城市區域的服務業成長｡研究認為城市形成的區域市場是服務業發展的基礎,是城市化的發展促進了服務業的擴張[3]｡Harris就城市在印度經濟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城市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了關鍵作用,城市是流通商品的主要中心,發揮著巨大的網絡效應,是服務業中許多行業的核心[4]｡李江帆(1994)較早地從服務需求影響因素角度探討了影響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因素｡他認為影響服務需求的主要因素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服務產品的輸出狀況[5]｡江小涓等(2004)則認為城市化水平是影響城市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6]｡俞國琴(2004)認為城市化是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前提,它與服務業的發展存在較為密切的正相關關系[7]｡Chang等(2006)則認為城市化能夠刺激服務業的產出和就業的增加[8]｡

學者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增長與城市化水平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也有人認為服務業與城市化發展的相關性不強(李健英,2002)[9]｡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服務業增長與城市化之間是不是存在正相關關系,并且相關程度如何有必要進行實證分析｡國內已有研究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而2005年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之后,對服務業的基礎數據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其中服務業的增加值調增了2.13萬億元,調整幅度超過30%;而服務業的從業人數調整后減少了近8 000萬人,調整幅度也為30%｡因此,利用最新調整后的服務業調查數據,對人均服務業增加值與城市化的關系進行研究,從而確定城市化對中國服務業增長的推進作用尤為重要｡

本文在對服務業增長與城市化進行綜述的基礎上,通過1978―2006年的時序數據,利用動態計量分析方法: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對中國服務業增長與城市化之間的長期動態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

二、建模

綜合人們對服務業增長與城市化關系的研究,服務業增長與城市化兩個變量之間的模型可以表示為:

許多實證分析在分析服務業增長與城市化的相關性時,研究基本上是從服務業增加值與城市化率的關系入手進行分析,沒有排除人口因素的影響,故而得出的結論有可能偏離實際情況｡本文將采用人均服務業增加值來表示服務業增長,減少了人口因素的影響,從而能有效分析人均服務業增加值與城市化率之間的關系｡

結合人們對城市化與服務業增長的研究,參考式(2-1),本文認為人均服務業增加值與城市化率兩個變量之間的數學模型可以表示為:

三 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擇及數據采集

反映服務業增長的指標有人用服務業增加值GDP3c或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衡量｡而GDP3c則包含人口因素的影響,因此本文采用人均服務業增加值PGDP3c(單位:元/人)剔除了人口規模的影響,用以表示服務業增長比較合理｡同時為了剔除物價水平變動的影響,利用服務業GDP指數將服務業人均GDP轉換以1978年為基期的服務業人均GDP即PGDP3c｡

城市化是當今世界上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之一｡目前國際上比較通用的測度城市化水平的指標是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本文也采用這一定義,即城市化水平是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稱為城市化率｡

本文選擇1978―2006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主要是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07)､2004年度的全國經濟普查和《中國統計年鑒2006》｡其中人均服務業增加值以1978年為基期｡

(二)參數估計

對公式(2-2)采用廣義差分法進行回歸后的模型為:

LnPGDP3c=-2.0112+2.533?LnURBAN(3-1)

t (-6.822) (29.222)

R2=0.996,調整后R2的=0.995,F=1879.822,D-W=2.171.

經檢驗,模型擬合優度､方程顯著性和變量顯著性均良好,并且不存在序列相關和異方差｡

(三)模型處理

1.單整檢驗

協整理論主要用于尋找兩個或多個非平穩變量間的均衡關系,如果某兩個或多個同階時間序列向量的某種線性組合可以得到一個平穩的誤差序列,表示這些非平穩的時間序列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即具有協整性｡只有相同單整階數的變量才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因而協整分析前要檢驗變量的單整階數｡

在模型中,各差分項反映了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被解釋變量的波動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短期波動,一部分是長期均衡｡根據模型的參數估計量,短期城市化率的變化將引起人均服務業增加值相同方向的變化,如果城市化率變化1%,引起人均服務業增加值變化1.3026%;而上期人均服務業增加值的變化,也引起人均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相同方向的變化,彈性為0.5019,反映了人均服務業增加值慣性的延續｡ecm項系數的大小反映了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從系數估計值(-0.4932)看,調整力度較大｡

3.格蘭杰因果檢驗

協整檢驗揭示變量序列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而格蘭杰因果檢驗則可以揭示變量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根據數據,對和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取最大滯后階數為6,得到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受篇幅限制只列前兩期):

表 2中檢驗結果表明:滯后1―5期的不是的格蘭杰原因的概率小于35%,其中滯后1期時不是的格蘭杰原因的概率為5.37%,我國城市化對人均服務業增加值的效應在滯后1年時最為明顯,城市化率是人均服務業增加值的格蘭杰原因｡而滯后1―6期的不是的格蘭杰原因的概率在55%以上,說明人均服務業增加值對城市化率的推動效應不明顯｡

四 模型的經濟分析

根據1978―2006年時序數據,利用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對我國人均服務業增加值與城市化水平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人均服務業增加值與城市化水平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城市化對人均服務業增加值的正向作用明顯強于人均服務業增加值對城市化的反向作用｡具體結論有:

1.人均服務業增加值與城市化水平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這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均服務業增加值與城市化發展水平相當,兩者之間發展均衡｡

2.從誤差修正模型來看,城市化水平短期內每變動1個百分點,人均服務業增加值將同向變動1.3026個百分點,說明城市化對人均服務業增長的帶動作用極大;同時誤差修正模型城市化的系數比長期協整回歸方程中城市化的系數2.533要小,說明城市化對人均服務業增長的長期影響更為顯著｡短期內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所帶來的經濟結構效應還未充分發揮出來,所以并不會立即帶來人均服務業增長｡但長期來說,城市化促成的經濟結構效應顯現,促進產業結構發生變動,有利于區位集聚及產生集聚效應,從而促進人均服務業增長｡

3.我國城市化對人均服務業增加值的正向作用明顯強于人均服務業增加值對城市化的反向影響｡滯后1―5期的城市化是人均服務業增加值的格蘭杰原因,而滯后1―6期的人均服務業增加值不是城市化格蘭杰原因的概率在55%以上｡說明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滯后,服務業占GDP比重偏低,因而人均服務業增加值對城市化水平的反向作用較弱｡

進行深入分析就可以發現,上述結論和我國的現實情況吻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大量的農村人口從農村涌向城市,引起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城市規模擴大､交易成本降低､經濟效率提高,聚集經濟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使服務業水平不斷提高,促進人均服務業增長｡但由于我國戶籍制度和體制因素阻礙了農村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的轉移,影響了服務業與城市化間良性互動關系的形成｡我國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在不斷提高,但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比較低,服務業對城市化水平的反向效應還未充分體現,使得城市化對人均服務業增長的作用必然強于人均服務業增長對城市化的影響｡反觀西方發達國家,服務業與城市化的相互促進作用則表現得非常明顯｡城市化為發達國家服務業發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需求基礎,推動服務業新行業的形成和傳統行業的發展,并且服務業對城市化的拉動作用增強,并最終超過了第二產業｡之所以出現這種差異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的城市化以市場機制為驅動器,產業結構演變是一個自然均衡的過程,是與人的消費需求順序和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相一致,政府主要擔當“守夜人”的角色｡而中國由于市場機制發育不全,結構轉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推動和體制約束的雙重影響,導致我國人均服務業增長對城市化的反向作用并不明顯｡

參考文獻:

[1] 許憲春.中國服務業核算及其存在的問題研究[J].經濟研究,2004,(3).

[2] Singelmann, J.,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1920-1970[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8,83(5):p.1224-l234.

[3] Daniels P W,O＇Connor K,Huton T A, The planning response to urban service sector growth: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Growth and Change,1991:p3-26.

[4] Harris, N., Bombay In a global economy-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role of cities[J].Cities,1995,12(3):p.175-184.

[5] 李江帆.第三產業性質､評估依據和衡量指標[J].南方經濟,1994,(10).

[6] 江小涓,李輝.服務業與中國經濟:相關性和加快增長的潛力[J].經濟研究,2004,(1).

[7] 俞國琴.城市現代服務業的發展[J].上海經濟研究,2004,(12).

篇(2)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編號：71373101；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2CJL057；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項目編號：13JJD790010；吉林省高校優秀青年科研人才“春苗培育計劃”，項目編號：2012QY093；吉林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項目編號：2011QY035，2011QG027。

摘要：本文采用傳統C2R及方向性距離函數模型，分別計算了中國31個省際地區城市醫院醫療服務效率。兩種模型下的測度結果都顯示2005-2010年間中國城市醫院醫療服務效率總體呈現明顯區域特征，其中華北、東北和西部部分地區城市醫院的醫療服務效率相對較低，而長三角、珠三角、東部沿海及中部地區的醫療服務效率相對較高。對比兩類模型測度效率結果，同全國平均水平下的傳統醫療服務效率相比，考慮患者支出因素的城市醫院醫療服務效率相對更高；但個別如華北、東北和西北等地區，考慮成本因素后醫療服務效率出現了明顯下降，說明這些地區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過度醫療問題。

關鍵詞：成本約束；非合意產出；醫療服務效率；過度醫療

中圖分類號：F2731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新醫改方案盡管于2009年就已經公布并付諸了實施，但“看病難”、“看病貴”以及“醫患關系緊張”等現象依然存在，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公平性及成本仍然是醫改目前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由于醫療衛生資源在中國城鄉呈“二元化”分布格局，公平性和可及性問題的解決離不開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均等化。就醫療衛生服務的成本問題研究而言，現有研究大多集中在衛生總費用的相關研究上。分析衛生總費用的支出結構、醫療衛生服務的成本問題涉及到供給方的投入和需求方的支出。對于服務供給方的醫療機構而言，低成本意味著有限的醫療資源投入能夠生產出更多的標準化服務，體現了醫療機構自身的運營效率。從供給成本角度研究醫療機構服務效率的相關研究并不少見，這些研究大多采用非參數DEA方法，基于醫療衛生資源的投入產出來研究醫療機構的服務效率。但是，醫療服務成本問題不能僅從供給的角度來考慮。對于醫療服務需求方患者而言，低成本意味著購買同樣的診療或住院服務，患者醫療費用的支出卻相對較少，由此產生相對更高的服務滿意度。因此，在測算醫療機構服務效率的研究中還應該綜合考慮醫療服務需求方的成本因素。從目前醫療服務效率測度相關文獻看，還未曾將患者醫療費用支出因素考慮進去，尤其在我國“過度醫療”問題普遍存在，衛生總費用個人支出比例相對較高的背景下，不能簡單地以提供更多診療和住院服務人次作為醫療機構服務效率的唯一評測標準，還應該關注到患者在購買醫療服務過程中的支出乃至服務滿意度。為此，本文將綜合考慮醫療服務供給和需求雙方的成本因素，在非參數DEA效率測度框架下，將患者人均醫療費用支出視為非合意產出因素，納入地區醫療機構服務效率評價模型，并與傳統不考慮患者醫療費用支出情形下的醫療服務效率進行對比，揭示并剖析其中的差異之所在。

二、考慮非合意產出因素的非參數績效測度研究方法論

本文擬考慮患者醫療費用支出這一約束條件，選擇非參數DEA方法測度中國地區醫療機構服務效率問題。具體擬借鑒環境DEA技術（Fre and Grosskopf， 2004） [1]，在弱可處置參考技術（weak disposable reference technology）條件下，將地區醫療衛生機構提供的診療服務和住院服務視為“好”（合意）產出，而將患者人均醫療費用支出視為“壞”（非合意）產出因素，采用方向性距離函數（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DDF）測度效率方法，測度成本約束下的地區醫療衛生服務效率。

（一）同時包含“好”產出和“壞”產出的模型技術

假設一個決策評價單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使用x∈RN+種投入，生產y∈RM+種“好”產出和b∈RI+種“壞”產出。P（x）是給定投入向量x的可行產出集，這樣產出集技術可以描述成：

這里“好”產出和“壞”產出是“零零關聯”（null-joint）的，即如果沒有壞的產出，那么好的產出也無法生產出來。定義如下：

對于本文而言，提供醫療服務并收取醫療費用二者之間符合“零零關聯”這一假定。除此之外，“好”產出和“壞”產出總的來說就是弱可處置的：

公式（3）表明了減少非合意產出是有成本的，這種成本必將轉移生產合意產出的資源，使得給定投入下的合意產出減少。對于本文來說，如果減少患者支付的醫療費用，則醫療機構所提供服務的內容和質量會下降，尤其在醫療機構非公益運行機制主導下更是如此。

假設對每一個時期t=1，…，T，有k = 1，…，K個觀測單元的投入和產出 （xk，t，yk，t，bk，t）。 滿足公式 （1）、（2）和（3）的產出技術可以構造如下產出集：

公式（4）中的ztk是構建生產可行前沿時，每一個觀測單元的強度變量或者權重。合意產出ytm， m = 1， …， M的不等式約束以及非合意產出bti， i=1， …， I的等式約束分別體現了“好”產出和“壞”產出的強與弱可處置性?？偟膩碚f，“好”產出和“壞”產出是弱可處置的，即它們可以同比例減少，滿足公式（3）。公式（4）當中投入變量的不等式約束表明投入是強可處置的，可以定義為（5）式，意味著如果投入增加，產出不會減少。

如果x≥x′，則P（x）P（x′）（5）

強度變量ztk，k=1，…，K的約束僅僅是非負的，說明生產技術是規模收益不變的（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CRS）。除此之外，（6）和（7）式說明每一個“壞”產出都會被一些決策評價單元k生產，同時每個決策評價單元k都至少生產一種非合意產出。

（二）方向性距離函數

考慮非合意產出的謝潑德（Shephard）產出距離函數這樣來描述技術，定義：

對于觀測單元k′，第t期的距離函數可以通過下面的線性規劃問題求解得到。

可以看出，Shephard產出距離函數能同比例擴張“好”產出與“壞”產出，并不因為觀測單元減少“壞”產出而給予其更高的績效評價。與Shephard產出距離函數不同，方向性距離函數能在“好”產出增加的同時降低“壞”產出，并以此作為相對較高績效觀測單元的評價準則。通過產出方向向量g=（y，-b）來刻畫的方向性距離函數定義如下：

方向性距離函數測度效率方法，不僅在給定方向上同時優化產出（合意產出增加同時非合意產出減少），而且其求解規劃是線性的，其計算結果可以通過求解如下線性規劃問題得到。三、考慮患者醫療費用支出的地區醫療服務效率評估

（一）投入產出變量選擇及其描述性統計①

本文擬將中國31個省際地區的醫療服務系統作為決策評價單元，具體采用2005-2010年各地區醫院運營的投入產出數據作為研究樣本?？紤]到非參數DEA方法測度效率的前提是要求所有決策評價單元都處于相同或類似的外部環境，即不同DMU的投入要素稟賦和產出質量不應該具有異質性?；诖?，本文的投入產出變量選擇說明如下：

首先，從投入上看，本文擬選擇中國省際地區城市醫院衛生從業人員數量（X1）和固定資產存量（X2）作為投入變量。對于投入變量X1而言，盡管各地區醫院衛生從業人員素質會有所差異，但是考慮到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城市綜合醫院，而城市綜合醫院對衛生從業人員資質有相應的規定及考核機制，因此不同地區間投入變量X1的差異可以忽略不計。固定資產存量（X2）體現了醫療設施及設備的投入規模和質量。由于中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會導致不同地區城市醫院的醫療設施及設備的先進性存在差距，然而這種差距已經體現在經貨幣化計量的固定資產X2之中。

其次，從產出上看，門診和住院服務是醫院能夠提供的主要服務項目。對于診療服務而言，各地區城市醫院所提供的門診醫療服務內容差別并不大，診療人次能夠反映各地區醫院門診服務情況，因此本文選擇地區醫院的診療人次（Y1）作為產出變量之一。對于住院服務而言，不同地區以及不同等級的醫院對患者提供的住院服務內容客觀上存在較大差異，因此住院服務人次并不能真實反映不同地區醫院的住院服務能力，但是醫院的住院收入這一指標卻能夠反映出住院服務的內容和質量，因此本文選擇醫院住院服務收入（Y2）作為另一產出變量。

最后，我們在測度地區醫院醫療服務效率時擬考慮患者的就醫成本，故選擇各地區醫院患者的人均診療費用B1和人均住院費用B2作為非合意產出變量。

具體投入產出變量列示如下。投入變量X1：各地區醫院的從業人員數（單位：人）；投入變量X2：各地區醫院的固定資產存量（單位：萬元）；合意產出變量Y1：各地區醫院的診療服務人次（單位：人次）；合意產出變量Y2：各地區醫院的住院服務收入（單位：萬元）；非合意產出變量B1：各地區綜合醫院診療患者人均費用（單位：元）；非合意產出變量B2：各地區綜合醫院住院患者人均費用（單位：元）。

各地區醫院的投入產出變量X1、X2、Y1、Y2、B1和B2的均值及增長率（單位：%）情況如表1所示。

從投入產出數據的描述性統計情況來看，在十一五期間，全國城市醫院醫務從業人員數量平均年增長為57個百分點，遠遠低于固定資產存量209%的增幅。從產出來看，診療人次年均增長8個百分點，而同期醫院住院服務收入增長卻達到了134%。從患者醫療成本角度看，十一五期間全國各地城市醫院人均診療費用年均增長達到了68個百分點，人均住院費用年均增長為73個百分點，聯系醫院住院服務收入134%的增長指標，可以看出，十一五期間醫院住院患者人數出現了大幅增長。

（二）成本約束下各地區醫院醫療服務效率的測度對比

傳統僅從醫療機構運營效率視角評價醫療服務效率，不符合醫療衛生事業改革關于降低成本的宗旨，醫療服務效率評價既應該考慮醫療機構的運營效率，還應該考慮患者支出因素。只有綜合考慮醫療服務供給和需求雙方的成本，才能夠避免“過度醫療”問題，真正提高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效率?；诖吮疚氖紫雀鶕蕼y度模型（11），計算了考慮非合意產出因素的中國城市醫院醫療服務效率。接下來，為了與不考慮患者支出因素的傳統醫療服務效率進行對比分析，我們也計算了傳統C2R模型效率。在C2R模型效率的計算過程中，將所有產出均視為合意產出進行處理。由于方向性距離函數測度的效率值小于1，而基于產出傳統C2R模型測度的效率值大于1，為了使兩類模型計算的效率具有可比性，本文這里采用了chung（1997）[2]提出的方向性距離函數和傳統謝潑德距離函數之間的換算方法，公式如下：

數據來源說明：數據來自于2006-2011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其中變量X2只有地區醫療機構固定資產存量的總量數據，因此本文依據中國各地區城市醫院床位數占全部公共衛生醫療機構床位數的比例進行了相應計算調整。此外，產出變量Y2的數據來自于住院人數與人均住院費用乘積獲得。

基于產出的傳統C2R模型測得的效率值是距離函數的倒數，據此通過（12）式將傳統C2R模型測得的效率進行了換算，換算后的CCR效率值和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測得的DDF效率值已經具有可比性，且效率值越接近于零，說明醫療服務效率相對更有效?；趦深惸Ｐ陀嬎愕牟煌^醫療服務效率對比結果如表2所示。

可以看出，無論是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還是基于傳統C2R模型，中國地區城市醫院醫療服務效率總體上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2005-2010年間中國醫療服務效率相對較低的地區主要集中在天津、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湖北、云南、陜西、甘肅和新疆11個省區，而其他地區城市醫院醫療服務效率則相對較好，大多數時間處于投入產出的前沿面。

從兩類模型測得的全國平均效率對比情況來看，除了2005年和2007年以外，在十一五期間的大多數年份里，和全國平均水平下的傳統醫療服務效率相比，考慮患者支出因素的中國地區醫院醫療服務效率相對更高，但是具體從各個地區的逐年對比來看，還是出現了許多例外情況，即和不考慮非合意產出因素的傳統C2R模型測度的醫療服務效率相比，考慮患者支出成本的醫療服務效率相對較低。由于方向性距離函數模型在計算效率時考慮了患者支出成本因素，這種情形下醫療服務效率較低意味著該地區患者醫療費用平均支出相對較高，或者說這些地區存在著“過度醫療”的可能。以2006年的天津市為例，該地區傳統醫療服務效率CCR值處在全國的前沿面上，但是考慮到患者支出因素后，該地區就失去了有效前沿的位置，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2005年的甘肅，2006和2007年的青海，以及2007年的。傳統醫療服務效率等于零說明該地區處于投入產出前沿面，意味著其在同樣的醫療衛生資源投入水平下，能夠提供更多的診療和住院服務，但是很少有人關注到，這些更多的醫療服務可能是以患者人均費用支出增加為代價的。除了上述這些地區以外，2005-2008年的內蒙古，2008-2010年的江西，2010年的新疆地區，也出現了成本約束下醫療服務效率相對較低的結果。

盡管如此，從全國平均水平來看，除了江西省以外，近年來中國城市醫院醫療服務過程中的“過度醫療”問題已經大大改善。這一方面說明近年來隨著醫療衛生資源投入的增加和運營管理能力的改善，城市醫院的醫療服務能力確實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著近年來隨著“基本藥物制度”等為患者減負的諸多醫改政策的推進，患者的支出成本相對下降。

四、研究結論和啟示

本文嘗試將患者醫療費用支出納入到醫療機構效率評估研究，具體采用兩類不同的非參數DEA模型，分別計算了中國31個省際地區城市醫院醫療服務效率。測度結果表明，首先，無論基于哪一類模型，2005-2010年間，中國地區城市醫院醫療服務效率總體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其中華北、東北和西部部分地區城市醫院的醫療服務效率相對較低，而長三角、珠三角、東部沿海及中部地區的醫療服務效率相對較高。其次，從兩類模型測度效率結果的對比來看，和全國平均水平下的傳統醫療服務效率相比，考慮患者支出因素的中國地區醫院醫療服務效率相對更高，從整體上說明近年來隨著我國醫改進程的推進，城市醫院醫療服務過程中的“過度醫療”問題已經有所改善。盡管如此，個別地區如中國華北、東北和西北等地，考慮患者支出因素后醫療服務效率出現了明顯下降，說明這些地區仍然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過度醫療問題。

同時我們也發現，以哈爾濱“天價醫療費”事件為例，存在過度醫療的地區大部分集中在中國北方。和南方地區相比，北方地區的經濟相對不夠發達，一個重要特征是醫療服務供給和需求雙方信息存在著嚴重不對稱。醫療服務的供給方——醫療機構掌握著絕對主動信息，在醫療服務市場化的大環境下，有些城市醫院經常違反從業規范甚至褪變成了“盈利性”組織，衛生部門對其監管也流于形式，有些甚至與城市大醫院形成“隱性”的利益共同體。從醫療服務的需求方患者來看，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患者大體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享受“特權”的公費醫療階層，另一類是對醫療改革具體政策和信息缺乏足夠了解的普通民眾。在購買醫療服務過程中，這兩類患者都容易被醫療機構“過度醫療”，只不過前者主動而后者被動而已。

降低患者支出負擔，提高有限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效率，是我國醫改面臨的核心問題之所在?，F階段，除了加強政府職能部門對醫療機構的監管以外，最重要的措施是消除醫療服務對象的身份差別，實行全民統一的基本醫保體系。社會地位的差別不應該體現在享受基本醫療服務的不同上，為此必須堅決取締以老干部為主的公費醫療特權，消除省、市醫保以及新農合參保人員個人醫藥費支出比例的差異，同時推進醫療改革政策信息的解讀和知識普及，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如此才能真正降低患者支出負擔，同時提高醫療機構的服務效率，在解決醫改關注的成本問題同時也解決了公平問題。

注釋：

①本文認為醫療服務提供的主體集中在城市醫院而非農村鄉鎮衛生院，大病及疑難雜癥患者，往往會選擇京、津、滬等發達地區的三甲醫院或專科醫院；和城市醫院相比，農村鄉鎮衛生院的醫務從業人員素質相對不高，所提供的醫療服務能力有限。故本文僅選擇各地區城市醫院作為研究樣本。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 東北地區 資源型城市 服務外包

引言

東北地區是我國資源型城市最為集中的地區。資源型城市是指依托資源發展，并以資源產業為主導產業的城市，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具有高度依賴性。但隨著可供開發的后備礦產資源日趨減少，資源型城市相繼陷入了經濟困境。

服務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是現代服務業的一種新業態,即企業將信息服務、管理、商務流程等業務外包給企業外部服務提供商來完成的經濟活動。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把資源型產業中勘探、設計、開采、加工流程等知識、技術依賴性強的高增值鏈條分離出來，開展服務外包業務。例如石油之城大慶依托石油石化的產業技術和管理優勢，發展以石油勘探開發和石化生產數據采集處理、地質制圖、實時數據庫分析等為重點的石油石化服務外包業務。

1. 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承接服務外包的現實意義

目前是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關鍵時期，在資源和環境雙項約束下，發揮資源型城市在生產、管理和技術等方面優勢，承接國內外資源勘探開發、流程管理和技術服務等生產外包業務，實現優勢再造。

1.1有利于資源城市轉型和產業結構優化

資源型城市發展相關資源產業服務外包可以提高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提升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規模，優化產業結構，緩解資源日益枯竭和資源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同時促進東北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型城市轉型升級。

1.2有利于帶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服務外包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先導產業，代表著服務業乃至世界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資源型城市承接服務外包，必將帶動信息服務、管理服務等活動的開展，從而促進東北現代服務業發展。

1.3有利于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實施

國家繼續實施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出臺一系列扶持政策，尤其是對為國家建設做出很大貢獻的資源型城市。這些資源型城市可以利用本身的資源產業優勢大力發展生產外包，推動現代服務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帶動經濟的再次發展，有利于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實現。

2. 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承接服務外包的現實條件

2.1資源型城市承接服務外包的條件分析

2.1.1可利用已存在的沉淀設備成本。在資源開采過程中，設備、鉆井、洞室等資產約占固定資產總量的35%，資源性固定資產具有很高的技術利用鎖定性，不能完全回收利用，很少能轉作它用，形成沉淀成本。換句話說，資源型城市可以利用大量沉淀成本來承接資源勘測、開發設計、資源數據處理等相關的服務業務。

2.1.2人才集聚優勢。在資源型城市發展過程中，應對人才需求，使得相關類學校及教育機構在此集聚。各大資源、能源企業也有眾多尖端人才、高技術人才。而服務外包企業主要是從事技術和知識密集的頭腦型企業,需要大量的中高層次人才。

2.1.3較強的技術支撐。資源型產業技術專用性強，所以資源型城市有較強的技術支撐。拿大慶來說，工程設計、工業控制系統方面有大量的科研院所、研究人員和實驗基地，研發實力雄厚，已形成完善配套的產學研一體化發展體系。其中金橋公司、澎匯公司的石油石化專用軟件在石油石化行業獲得廣泛應用。

2.1.4資源產業集聚優勢。資源產業集聚是指為充分利用地區的某種資源優勢而形成的企業群體，如遼寧的煤炭產業集聚。產業集聚使資源型城市有比較強的生產技術基礎、產業綜合配套能力、龐大的產業工人隊伍和科技人員隊伍，資源產業基礎設施也較好。

2.2資源型城市發展服務外包的機遇分析

2.2.1國家人力資源政策的實施。2012年1月10日國家服務外包人力資源研究院東北院成立于長春，力爭把世界最頂級的企業引到東北院來，把世界最頂級的服務人才吸引到東北院來。這為今后東北老工業基地資源型城市發展服務外包提供頂級人才支持。

2.2.2東北地區同俄遠東地區合作機制的建立。俄遠東地區是一片尚未開發的處女地，具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和林業資源。我國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和俄遠東與后貝加爾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2013年聯邦專項規劃的確立，為東北亞地區資源型城市承接服務外包提供了新機遇。例如雞西煤礦設計院承接了俄羅斯庫頁島60萬噸級煤礦礦井的設計業務。

2.2.3東北老工業基地擁有雄厚的工業基礎。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服務業呈現穩中有升的發展態勢。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為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歷史性機遇。

3. 資源型城市發展服務外包的對策建議

資源型城市應當挖掘潛在優勢資源實現優勢再造，即從資源狀況、區位條件、技術條件等方面重新認識和確認新的優勢，將服務外包產業和資源產業發展結合起來。

3.1地方政府應給予重視和相關支持

商務部頒布“千百十工程”，表明了國家想要大力發展服務外包產業的決心。各個地方政府應該根據國家相關政策，結合自身實際情況采取措施，積極引導服務外包業的發展。通過政策引導鼓勵接包企業發展，為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3.2積極進行服務人才的培養

具有熟練技能的專業人才是推動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關鍵驅動力，服務外包發展成功的國家和城市均注重服務外包人才的培養。所以資源城市除依托本地區的企業專業人才外，還應積極進行服務人才的培養，尤其是有一定項目管理經驗的高端人才的培養，從而為服務外包產業的迅猛發展提供人才保障。

3.3發揮資源優勢、科學定位

各個資源城市依托自己的資源產業優勢，合理選擇發展服務外包業務。石油資源型城市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化產業發展石油石化數據處理、地質制圖、數據分析、地震解釋、勘測開發、實時數據庫分析等服務型應用軟件的服務外包業務。煤炭資源城市可以定位于礦業勘測數據處理、煤炭開發流程全過程控制。林業科利用遙感、遙測、地理信息系統，承攬林業管護、防火防蟲及資源統計數據處理。

3.4建設服務外包產業集聚園區

建設服務外包產業集聚園區是服務外包先進地區最重要的成功經驗之一。印度的班加羅爾、愛爾蘭的都柏林都建立了眾多高水平的產業園。我國的北京、上海和廣州也先后建立了一批產業集聚園區，對服務外包發展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因此，加快資源型城市服務外包產業集聚園區建設具有必要性。

總之，東北地區的資源型城市應抓住機遇，依托資源產業優勢大力發展資源性產業服務外包，盯住市場潛力巨大的俄羅斯、印尼等國際市場，從而實現資源型城市的轉型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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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服務貿易 國際競爭力 濱海城市旅游

一、煙臺市旅游發展的現狀分析

（1）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良好的發展勢頭。煙臺本身具有獨具一格的山海自然環境，和以葡萄酒文化，鐘表文化，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仙旅祈福文化為代表的濃厚的人文背景。但煙臺整體在國際上的知名度與一線旅游城市還有相當的差距，常年夾在青島和大連兩個著名的國際濱海旅游城市之間，容易被游客忽略。

（2）優良的政策環境。 煙臺市政府充分重視煙臺旅游業的發展，努力使旅游業成為煙臺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因而煙臺旅游業的發展得到了政策的扶持，有了明確的發展目標，旅游資源得到較為科學合理規劃和戰略部署。缺點是多而雜，與其他地方的旅游產品多有雷同，缺乏主打產品；缺乏有核心競爭力的旅游產品；缺乏針對不同區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的旅游產品；也沒有解決淡旺季的實質性對策。

（3）小，散，弱的煙臺旅游企業目前狀況。整個煙臺旅行社大大小小幾百家，行業卻缺乏能夠參與國際競爭的龍頭企業，參與質量國際標準認證率低。煙臺旅游企業主要各自為政，分散作戰，對參與國際競爭準備不足，因而思想僵化，經營方式過于陳舊，戰略選擇缺乏靈活性，市場活力低，抗風險能力差，與國際大旅游企業集團化經營、有明確的戰略目標和靈活多樣的經營方式有鮮明的對比，明顯處于競爭劣勢。

（4）差強人意的旅游從業者。煙臺旅游從業人員存在波動較大和發展停滯的問題；在煙高校，僅兩所院校開設旅游專業，畢業生就業卻一直不盡如人意。這凸顯了煙臺旅游業進人門檻太低，因而專業人才并無就業優勢的尷尬現狀；旅游人才層次不高，職業高中畢業生占據多數旅游企業的重要管理崗位，奇缺旅游規劃、旅游產品設計、形象設計等相關領域的高端人才。

（5）缺乏國際化管理體系。旅游相關行業管理還需要上升，還存在旅游資源各自為戰，自定霸王條款，隨意定價等低劣競爭行為。旅游資源亟待整合，行業急需引進國際普遍認可的管理和定價體系，法律，法規，政策環境，行業管理要與世界接軌。旅游市場運作要符合WTO規則，旅游信息應該透明化，不能內外有別，要對國家旅游企業敞開大門，鼓勵外資進入，不能設置行業壁壘。

（6）旅游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低。煙臺當前還沒有一個集推廣，咨詢服務，旅游線路預訂，客房預訂，投訴，景區預警，導航，游客集散，調度等功能的數字化信息支持平臺，也還沒有充分利用蓬勃發展的移動互聯網技術，沒有開發針對煙臺旅游攻略的移動終端應用。各景區沒有大型免費WIFI網，無法滿足當今旅游個全球化，個性化，高質化的大趨勢。

（7）旅游相關產業組織松散。煙臺旅游配套鏈松散成為制約煙臺旅游國際化發展的因素，以煙臺的交通為例，煙臺位于膠東半島的東北角，游客進出主要依賴一條鐵路，并且需要在蘭村中轉；船運主要面向東北三省的游客；煙臺機場規模小，國際航線只開通到韓國和日本兩條，國外游客進出煙臺主要通過北京、青島等大城市中轉，極為不便。同時，酒店，餐飲，商業區等也亟待與國際接軌，需要政府的統籌規劃，政策引導，集約管理，避免重復建設。

二、應對策略

（1）搞好區域旅游國際化。煙臺市要實現國際化旅游城市的目標，搞好區域旅游國際化是必經的途徑。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內，旅游絕對不能走向國際化。煙臺旅游要本著走出去，引進來的科學發展觀，加強與環黃海國家和地區的旅游業交流，加強與區域旅游組織的合作。

（2）全面升級營銷策略，全力打造精品化旅游城市品牌。旅游宣傳處于分散作戰，各自為政，政府要運用非均衡發展理論選準突破口，培養主導產業，扶持旅游龍頭企業，集中力量，重點突破，增強重點旅游品牌的投入。針對不同海外主要客源市場需求，確定不同的宣傳促銷主題。

（3）處理好本土化和國際化的關系。煙臺要發展成為國際濱海旅游強市，首先要向中國其他濱海旅游大市，深圳，海南三亞，青島等學習先進發展經驗，但是也不能重蹈覆轍，只能另辟蹊徑，要有自己的特色。

（4）開展針對煙臺旅游國際競爭力的專項研究。旅游國際化涉及面廣，影響深遠。煙臺市政府應聯合政府研究機構，駐煙高校的力量，建立或委托專業的團隊加強對政策，法規，行業規律，基礎設施，碳稅，危機預警，對目的地的影響，文化差異，人才培養等旅游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借鑒國際上對旅游國際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的研究，科學記錄旅游貿易的相關數據，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科學的評估體系，將其應用于衡量煙臺國際化發展水平并應用于區域間的橫向比較上。

（5）加強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培養旅游產業集群。旅游業單靠企業和市場的力量難以得到常足的發展，會因為短期的利益采取短視的行為，政府應當積極轉變職能，發揮主導作用，進一步改善調控能力和協作水平，妥善處理旅游企業和和相關配套企業的關系；并且整合煙臺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統籌規劃，努力培養層次分明，各負其能，各具特色的生態型、可持續發展型煙臺產業集群。進一步完善旅游道路等旅游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并且加大旅游相關基礎建設的投入，積極改善煙臺交通，餐飲酒店、通信等方面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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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標準對本節的要求是聯系城市地域結構的有關理論,說明不同規模城市服務功能的差異。教材根據課標要求,設置多個欄目,優化組織結構,優選教學內容,呈現多樣學習資源。在“城市等級與服務功能”一課時中,內容的編排體現出其內在的邏輯性。首先介紹城市有不同等級及劃分標準,第25頁的“閱讀”是對城市等級劃分的現實說明;接著闡述城市服務范圍的界定方法,通過第25頁的“活動”探究,得出不同等級城市提供的服務種類和服務范圍有一定差異;最后以“案例”形式進一步論述城市等級提升的條件。

    二、教學目標

    知識與技能:了解城市等級的劃分依據,結合實例理解不同國家和地區城市等級劃分標準的差異;理解城市服務范圍的含義;結合實例,理清城市等級與服務功能的關系;結合實例分析城市等級提升的條件,建構城市區位分析的模型,并對常州市的未來發展進行功能定位。

    過程與方法:通過圖表閱讀及問題引導,實現讀圖、析圖能力的提升;通過探究文字資料——“QQ對話”和“留學前的準備”,培養合作探究能力;通過繪制上海市和常州市的服務范圍,培養探究性學習意識;通過文字資料探討城市等級提升的條件,培養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通過對常州市的未來發展進行功能定位,培養知識遷移能力及理論聯系實踐的能力。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能運用圖上演示和說明的方法與手段,表達思考成果并與教師、同學交流;通過分析現實生活中的案例,加強理論與實踐的聯系,學習生活有用的地理,培養地理學習興趣。

    三、教學重難點

    重點:不同等級城市服務功能的差異;城市區位分析模型的構建。

    難點:了解不同城市的劃分標準;聯系城市地域結構的有關理論,說明不同規模城市服務功能的差異。

    四、教學過程

    新課導入:交互式電子白板上呈現重新編輯過的“京滬高鐵線路圖”,指導學生觀察其在江蘇省的站點,引出探究學習任務——用恰當大小的圓圈表示常州站,激發學生探究動機。

    設計意圖:以時下最新的交通發展事件導入,既可激發學生探究興趣,又能凸顯本課學習重點。

    教師承轉:圓圈的大小表示城市的等級,城市等級是如何劃分的?

    模塊一:城市的不同等級

    自主學習:閱讀教材第25頁第一段文字和閱讀材料,了解城市等級劃分的方法。

    資料展示:結合鄉土地理資料,借助網絡平臺(cztjj.gov.cn),調出2010年底常州市人口統計數據。

    教師設問:根據我國城市等級劃分的標準,常州市應屬于哪一類城市?

    表格展示:中國和美國的國土面積、人口數、人口密度、經濟發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的相關資料。

    教師設問:你認為美國城市等級的劃分方法是否與中國一致?為什么?

    設計意圖:這部分內容較為簡單,且學生有一定的感性認識,因此直接設計兩道測試題讓學生解答,理清基本概念,為后續學習奠定基礎。

    模塊二:城市等級與服務功能

    教師承轉:通過第一板塊的學習,大家了解到城市等級的劃分方法。城市等級不同,如上海市和常州市,提供的服務也是有差別的。

    資料展示:資料1、2、3。

    資料1:兩組QQ對話(圖1)。

    ■

    教師設問:閱讀以上兩位銷售員間的對話,思考城市等級與其提供的服務有怎樣的相關性?

    學生思考:城市的等級不同,提供的服務也會有所差異。

    資料2:留學前的準備。

    本校高三(3)班的李梅同學住在新閘鎮,一個月后將去法國留學,她做了一個簡單的行前準備安排表。你認為她該怎樣選擇服務地(表1)?

    (1)買拖鞋、針線包、廚具(鍋、碗、瓢、盆)。

    (2)買電腦、手機、禮服。

    (3)法語強化訓練、辦簽證(法國領事館)。

    ■

    學生思考:任務(3)只能選擇在上海市,任務(2)可以選擇在常州市和上海市,任務(1)選擇在以上3個服務地都可以。

    教師點拔:城市等級越高,提供的服務種類越多,服務級別越高。

    資料3:圖片展示“長三角各城市區域示意圖”(圖2)。

    教師設問:請兩位同學在圖上畫出上海市和常州市的服務范圍。

    分組探究:以上兩位同學繪制的城市服務范圍圖,你比較贊同哪一位,為什么?從以上兩位同學所畫的圖中,你能受到哪些啟發?

    學生總結:城市的服務范圍是不確定的;城市等級越高,服務范圍越大。

    教師點評:以表格的形式總結城市等級與服務功能的關系(表2)。

    ■

    設計意圖:不同規模城市服務功能的差異是課標要求內容,也是本節課重點所在,教材用“棗強鎮附近居民尋求的服務地”活動來表達城市等級與服務功能的關系,考慮到教材“活動”內容離學生的現實生活較遠,且對城市服務范圍的界定較為抽象,因此設計了三個貼近現實生活的案例推進課堂的教學活動,一方面可激發學生的探究興趣,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提高課堂參與度;另一方面能增強學生主體意識,通過學生自主討論、探究,獲得對知識的主觀體驗,加深對知識的印象,建構“城市服務范圍、服務功能與城市等級的聯系圖”。

    模塊三:城市等級的提升與城市區位

    教師承轉:城市的等級并非一成不變,且不同城市等級提升速度也會有所差異。那么,城市等級的提升需要哪些支撐條件?

    教師設問:閱讀教材案例2,討論上海成為“上海”的理由。

    學生回答:上海位于長江三角洲的東南端和太湖流域的下游,地勢平坦開闊;上海位于我國南北海岸線的中點以及長江的出?？?能夠實現江海聯運,使得上海有充足的原材料、勞動力、農產品和巨大的市場。

    教師點拔:顯而易見,城市等級的提升需要一定背景條件,即城市的發展受到很多區位因素影響,影響城市發展的區位因素有哪些?

    分組探究:討論影響城市發展的區位因素,構建城市區位分析模式圖(圖3)。

    設計意圖:“區位”是人文地理的核心,區位分析是必修2學習的重點,也是難點。人教版教材重點介紹了農業、工業的區位選擇以及交通運輸線路的布局問題,對于城市的區位選擇,沒有獨立的篇章進行介紹,但城市發展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環境密不可分,因此增加城市區位因素的分析,為后續學習做鋪墊。另外,人文地理知識理解起來雖不難,但內容分散,不易抓住重點,故教學中應注重學習方法的指導,指導學生構建正確的區位分析思維模式,掌握區位問題的分析方法。

    教師承轉:現在大家來觀看一段常州市的對外宣傳視頻,分析影響常州市發展的主要區位因素。

    資料4:播放剪切過的“常州市城市形象對外宣傳片”視頻,時間控制在5分鐘以內。

    分組探究:常州市位于長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帶,地勢平坦開闊;地處江蘇省南部,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水熱資源豐富,農業生產發達;常州水陸空交通便利,市內有便捷的快速公交,并形成了全城高架道路網絡;常州是科教名城,培養了大批的高素質職業技能人才;旅游資源豐富,有國家5A級景區“環球恐龍城”及國際動漫產業體驗博覽園“環球動漫嬉戲谷”;工商業發展歷史悠久,經濟發達。

    教師設問: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常州市的區位優勢明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常州市經濟獲得令人矚目的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與蘇南地區的蘇州、無錫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未來在長三角地區,應該如何定位常州市,以促進其更好發展?

    課后活動:從城市等級差異的角度觀察和預測常州市的未來發展,撰寫小論文“我看常州的未來”,字數2 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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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城市化;城中村;金融服務

一、城中村的定義與分類

所謂“城中村”是指在城市規劃建設范圍以內,仍然保留和實行農村集體所有制、農村經營體制的農村社區。從廣義上講,城中村主要包括以下三類:

(一)A類城中村

A類城中村雖然仍保留和實行農村集體所有制,但由于城市的發展已征用村中農民原先生存的基礎―土地,因此村中農民已沒有土地從事第一產業。這類城中村散布于大中城市的主城區,與城市建設用地相互交錯,其中居住的農民也已被城市生活逐漸同化,貼近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年青一代,大多數已接受良好的教育,易于接受城市文明。

A類城中村的建筑景觀,大多已通過商業化運作手法改造,以多層與低層為主,與城市相融度較高,但就周邊環境而言,土地利用價值利用并不充分,因此面臨著二次改造的問題。

(二)B類城中村

B類城中村仍有少量的農用地,多處于城鄉結合部或城市近期建設將要影響的地區。由于具有一定數量的農用地,因此少數居民仍從事農業,而多數人尤其是青壯年都外出務工。

這類城中村的建筑景觀較差,新舊建筑都有,且多以低矮為主,沒有經過統一規劃,建筑布局混亂,市政基礎設施嚴重短缺。

(三)C類城中村

C類城中村主要分布在城市繞城公路之外,其建筑、人口和景觀仍保留著濃重的鄉村形態。

城中村是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特有的現象:城市包圍了農村但沒有及時消化吸收農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城市建起了高樓大廈,但其周邊卻存在著破舊的居民區。這使得城中村逐漸成為城市中的一座座“孤島”,在建筑景觀、人口構成、經濟特征、行政管理、生活方式等方面與城市社區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二、城中村對金融服務需求的特征分析

(一)城中村居民的生活、就業、創業需要金融支持

首先,城中村聚集著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一般屬于人口的高密度區,例如深圳城中村人口高達560萬,占深圳總人口的一半。這大量的外來人口必定會產生大量的存取款以及匯款等金融服務需求。

其次,A類和B類城中村的村民相對富庶,村民的征地補償款、房屋租金加上進城務工收入十分可觀,因而其理財需求較為迫切。

最后,城中村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批依托低地租等特殊優勢成長起來的集體企業,這些企業在創業期、成長期以及成熟期都存在著資金需求。例如典型的杭州四季青服裝市場、深圳石碑電腦城等,在創業期都是從當地農村信用聯社取得融資支持,并與農信系統建立了較密切的關系,當然隨著這些集體企業的發展成熟,其資金需求量越來越大。

(二)城中村改造過程中存在對金融服務的需求。

城中村的出現及存在帶來了許多問題,一方面影響了城市總體布局規劃,影響了城市形象,另一方面制約了城市發展的步伐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因此,目前許多城市都在進行城中村的改造。然而改造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大量的資金,包括對村民的拆遷補助資金、改造重建資金等等,可以說這巨額的資金需求僅僅依靠政府和開發商的投入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應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手段,組織動員各種社會資金和社會力量參與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并創建一個保證參與各方利益的多贏機制。在這一機制中,銀行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銀行可以為拆遷、重建提供資金支持,而且這種資金支持一般都是巨額貸款,例如,石家莊市的城中村改造,僅2009年以來,就從中國農業銀行取得300億元的貸款授信額度支持;從中國銀行取得在未來3年內提供500億元的貸款的承諾。

另外,在拆遷補償過程中,不少城中村的村民可以獲得數額不少的拆遷補償費,以杭州機場路一帶為例,一個五口之家(兩老人、兩夫妻、獨生子女)可以按照周邊平均房價獲得近400萬補償。這突然而來的巨額資金必然會帶來理財的需求,以尋求合適的收益率。

(三)城中村改造之后居民生活與金融服務更是密不可分。

首先,在城中村改造完成后,農村成為城區,農民身份成為城市市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也發生改變,開始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攏。這些改變使得金融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大,例如水電費的代收代繳,以及居民消費觀念改變,開始采用信用卡提前消費等。其次,城中村經改造后,交通便利、基礎設施完善,本地以及外來的投資創業必定增多,這更需要金融的配套服務,包括資金的借貸、存取、匯兌等等。

三、農村信用社在城中村的業務拓展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改造前的還是改造中和改造后的城中村,都存在數目不小的金融服務需求,涵蓋個人、企業和一些大型改造項目。隨著時間的推移,城中村最終是要走向消亡,但是金融需求是不會消失的,反而會慢慢變大。因此,處于變革中的城中村其實蘊藏著一股潛在的金融需求,這股金融需求或許可以使作為國家扶持“三農”重要窗口的農村信用社有所作為。但是,隨著城中村改造的逐步推進,許多城中村在改造后成為環境舒適、交通便利、設施完備的現代住宅小區,這使得其他商業銀行逐漸將觸角伸到這些他們原本遺忘或是不重視的城市角落,從而使得農村信用社面臨的競爭加劇。

與商業銀行相比,農村信用社網點在經營機制、業務品種、資產質量等方面還存在不小的差距,在金融工具和中間業務方面,仍處于明顯的競爭劣勢。因此,為守住陣地,提高效益,也為更好地為城中村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農村信用社必須在以下方面積極拓展:

(一)完善農村信用社的經營理念,作為國家扶持“三農”的重要窗口,農村信用社一直是以“服務農業、服務農村、服務農民”為經營理念,在新形勢下,面對城中村這種特殊形態,農村信用社可以將經營理念完善為服務“城市農村、城市農業、城市農民”。在此理念的引導下,農村信用社必定能夠與時俱進、為城中村量體裁衣,打造出適合城中村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一方面滿足城中村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提升自身的收益。

(二)針對城中村人口集中、金融服務需求量大、金融機構營業網點不足的特點,農村信用社可以在城中村設置數量適宜的營業網點。城中村人口主要是農民和外來務工人員,其金融服務需求一般比較單一,主要是存取款和匯款。因此,一般的營業網點足可滿足這些金融需求,并不需要復雜的金融工具和業務品種,農信社可以保持較低的運營成本。另外,農村信用社通過提供這種便利、優質的服務,可以加強與當地政府、居民的聯系,提高客戶忠誠度,從而在以后該地區金融需求上升時,能夠更容易獲取業務,提高效益。

(三)針對政府對城中村的改造提供金融服務。

首先,農村信用社可以參與城中村改造、重建的信貸服務。在拆遷、改造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信用社可以在合適的項目中提供貸款,一方面緩解政府壓力,另一方面獲取收益。

其次,積極配合政府完成補償給予農戶的拆遷、安置資金。政府補償給農戶的拆遷、安置資金,按片區匯入農信社的指定賬戶,農信社應根據社區提供的補償、安置資金的明細,通過自身的業務系統存入農戶存折上,以使補償金及時、準確、安全分配到每一位農戶手中。

最后,農村信用社可以為居民提供回遷時的住房、商鋪按揭貸款服務。在房地產開發商所開發的城中村房地產項目取得《房屋預售許可證》的前提條件下,農村信用社可以按照國家有關住房按揭信貸政策的規定開辦回遷戶的住戶、商鋪按揭貸款,信用社可以辦理按揭貸款的各個品種來滿足居民的各種貸款需要。

(四)針對改造后的城中村提供金融服務。城中村在改造后金融服務的需求激增,但與此同時農村信用社面臨的競爭也加劇。因此,農信社更應完善經營機制、創新服務手段、大力拓展市場。

首先,應推出合適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滿足回遷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金融需求。城中村改造完成后,居民身份以及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改變,信用社的金融服務必須與時俱進,包括及時推出代收代繳水電費的服務;也包括提供小額貸款滿足年輕人提前消費的需要。

其次,加強對回遷居民自主創業以及外來投資的金融支持力度。城中村改造后,居民一般需要重新就業或是自主創業;另外由于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完善,使得外來投資的企業增加。這些創業或投資在初期一般都需要金融服務的支持,信用社應把握機遇,對市場準入的企業,要積極主動搞好服務,對符合貸款標準的企業應提供信貸支持。

最后,應對企業日常經營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信用社要提供快速、便捷的結算服務,開通各種稅費代扣、代繳業務,與稅務部門簽訂代扣、代繳業務協議,為企業日常經營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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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規模；服務業發展；服務業結構；灰色關聯度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5-0052-04

引言

加快發展服務業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大任務。城市化對服務業的發展和結構升級起著推動作用，城市化的發展會帶來人口的集聚，進而帶來需求的增加、產業的集聚和服務業的壯大。城市的規模化是實現城市規模效應，從而提升城市吸引力和輻射能力的重要因素，服務業結構和產出效率也會因城市規模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本文以廣東省為例，通過探討不同城市化水平、不同城市規模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及結構，對廣東省21個地級市服務業發展情況進行分析，為進一步推進廣東服務業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提供參考。

一、研究回顧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服務業和城市化的關系已經成為國外學者關注的焦點，國外研究大多表明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呈正相關關系。Signalman（1978）認為，城市化是服務業發展的原因，他通過對工業化國家1920―1970年的勞動力轉移情況的實證分析，發現城市化是促進一個國家從農業型經濟向服務業型經濟轉變的重要因素。Daniels等（1991）對美國大中小城市區域服務業進行計量分析檢驗，研究認為，服務業的發展要以城市形成的區域性市場為基礎，城市化的發展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服務業的擴張。Black和Henderson（1999）對城市化程度較高國家的城市規模和城市產業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不同的城市規模、制造業和服務業對城市化的影響具有明顯差異，城市規模越大服務業發展水平越高，而規模相對較小的城市制造業較發達。因此，達到一定規模后，服務業成為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Abdel-Rahman&Anas（2004）的研究指出，在一個由不同規模城市構成的城市體系中，城市產業結構隨著城市規模而變化，并且產業結構的差異導致經濟效率的差異。江小娟等（2004）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是影響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張樹林（2007）利用1995―2005年數據進行定量測算，發現我國城市化與服務業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城市化為服務業發展提供支持，而服務業發展及升級是城市群形成與發展的動力?？律谱傻龋?014）研究表明，生產業―制造業結構對生產率的影響取決于城市規模，城市需要達到一定的門檻規模方能從上下游產業關聯中獲得效益。趙維良等（2015）利用我國地級市數據對不同規模城市的城市化與服務業關系進行檢驗，表明城市規模越大，城市化率越高，服務業比重越大。

二、基于城市規模差異的廣東省服務業發展研究

（一）數據和變量選擇

研究對象為廣東省21個地級市，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廣東省統計年鑒》及《2014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在城市化率的指標選取上，文中除對廣東省城市化水平與服務業協調發展的時間序列分析中采取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外，其余部分城市化水平用市轄區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來表示；城市規模也采用市轄區人口來衡量，對于城市規模的劃分主要以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城市為小城市，其中20萬以上5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小城市，2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小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城市為中等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大城市，其中3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100萬以上3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1 000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 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服務業發展水平采取服務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相關數據采取市轄區數）；服務業結構指標主要是服務業內各行業從業人員占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比重來計算。此外，本文的服務業結構按照功能和作用，劃分為生產業和消費業兩類。其中生產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教育、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消費業主要包括：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

（二）實證分析

1.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相關性分析

（1）城市化與服務業協調發展的時間序列分析。廣東省城市化水平（UR）用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表示，服務業貢獻率（SCR）用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總值的比重表達。1980―2013年廣東省城市化水平與服務業貢獻率的情況（如下圖所示）。由下圖可以看出，1980―2013年廣東省城市化水平和服務業發展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具體可分為兩個階段：1980―2002年，服務業發展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服務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城市建設的腳步，通過對廣東城市化發展水平進行相關分析，這一階段二者呈現較強的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43；2003―2013年，SCR曲線與UR曲線走勢背離，城市化發展迅速，而服務業增長水平開始減緩，2003―2012年廣東省服務業的貢獻率都低于2002年水平，到2013年服務業貢獻率才超過2002年水平。與此同時，近年來，廣東省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由2002年的36.2%上升到53.7%，通過對廣東城市化發展水平進行相關分析，這一階段二者相關性不明顯，相關系數為0.329，這表明近年來廣東省城市化的發展背離了科學的軌跡。

（2）城市化、城市規模與服務業發展的空間結構分析。按照城市規模的劃分方法，對廣東省21個地級市按不同的規模進行分類，采用算數平均數的方法對同一類別內的城市化水平進行計算，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2013年，廣東省21個地級市，特大城市2個，Ⅰ型大城市2個，Ⅱ型大城市10個，中等城市5個，小城市2個；城市化率和服務業比重兩個指標，基本按照城市規模的不同呈遞減趨勢。采用相關分析法檢驗不同規模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關系，正相關性較為明顯，相關系數為0.816，這表明廣東省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化率方面，不同規模城市的平均城市化率相差較大，標準差為0.41，不同城市規模服務業貢獻率相差不大，其標準差僅為0.06，這表明，廣東省不同規模等級城市化發展的差異程度大于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的發展未能跟上城市化發展的腳步。

2.城市化、城市規模與服務業內部結構相關性分析

采用灰色關聯模型深入分析2013年廣東省21個地級市城市化與服務業各細分行業的內在關聯，用算數平均數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城市規模對關聯度矩陣進行整理，探討不同城市規模下的服務業結構。

（1）研究方法?；疑P聯分析主要是利用灰色關聯度來衡量因素之間發展趨勢的相似和相異程度的一種系統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據統計數列的幾何關系或曲線的相似程度來判斷系統中各因素間的關聯程度，如曲線越接近，則相應序列之間的關聯度越大，反之就越小。

基于灰色關聯分析可以知道，關聯度越接近1，關聯程度越大。一般認為，0≤γi≤0.4，關聯程度低；0.4≤γi≤0.6關聯程度中等；0.6≤γi≤0.8關聯程度較強；0.8≤γi≤1關聯程度極強。本文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廣東省21個地級市城市化率與服務業14個細分行業的分析得到的關聯度系數，實際反映出來的是服務業的發展與城市化的協調程度，關聯度系數并不會因為城市規模大而高，也不會因為城市規模小而低。通過對關聯度系數的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比較21個地市級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總體協調程度。清遠、惠州和揭陽的城市化率與服務業發展的關聯度最高，2013年三市的市區人口分別為134.2萬、138.8萬和205.1萬，屬于Ⅱ型大城市，此外，三個城市的城市化率在30%～40.5%之間，城市化率較低；關聯度較低的三個城市分別為汕頭、佛山和中山，2013年三市的市區人口分別為532.5萬人、381.6萬人和154.1萬人，此外，三個城市的城市化率都比較高，佛山和中山為100%、汕頭為98.6%，這三個城市的城市化率都非常高，但與服務業發展的協調程度較低，佛山、中山仍然是以制造業發展為主的城市，城市化率的提高，并未帶動服務業的發展。

第二，按城市規模比較21個地級市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協調程度。用算數平均數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城市規模對關聯度矩陣進行整理。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與服務業灰色關聯系數分別為0.5650、0.5287、0.6559、0.6791和0.6356，關聯程度屬于中等。具體觀察不同規模城市，按服務業類型區分的話，協調程度也相差不大。其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與生產業灰色關聯系數分別為0.5759、0.5612、0.6338、0.6753和0.6099；與消費業灰色關聯系數分別為0.5504、0.4853、0.6530、0.6399和0.6698。

第三，按照服務業結構，具體分析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協調程度。總體而言，按照服務業14個細分行業劃分，各行業發展與城市化的關聯度系數在0.5265和0.7347之間，關聯程度中等以上。最高為房地產業、其次為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關聯度系數分別為0.7347、0.7119和0.7085；關聯度低的分別為衛生、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以及金融業，關聯度分別為0.5265、0.5277和0.5529。如果按照生產業和消費業比較來看，生產業與城市化率的關聯度為0.6493，消費業的關聯度為0.6245，生產業與城市化率的關聯度略高。

結論與建議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廣東省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呈正相關關系，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極大地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同時服務業的發展也會進一步推動城市化的加速，但時間序列的分析顯示，近年來二者相關性越來越不明顯，廣東省城市化的發展背離了科學的軌跡；城市化率和服務業占GDP比重，與城市規模存在相關性，城市規模越大，城市化率和服務業比重越高；灰色關聯度分析結果表明，廣東省21個地級市，不同城市的城市化率與服務業協調發展程度相差較大，存在不均衡性，在按照城市規模劃分的前提下，二者協調程度相差不大；生產業與城市化率的協調程度略高于消費業。

（一）正確處理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關系

現代經濟理論和實踐表明，服務業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社會生產精細分工和周密協作的基礎上，人口必須相對集中，以形成規模化的交易和運輸，必須具有較高的消費能力，以形成一定規模的市場。發達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都同步實現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又帶動了服務業發展，實現了服務業水平的躍升。同時服務業內部結構與城市規模結構有很大的關系，高附加值的、為生產服務和新興的服務業，往往是和城市規模聯系在一起的。正確處理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關系，特別是針對當前存在的不同規模等級城市化發展的差異程度大于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的發展未能跟上城市化發展的腳步的問題。首先，在城市化進程中，不僅要重視城市化水平的量，更要注重質的提高，不能片面追求城市規模擴大、空間擴張的發展模式，不能不顧實際地通過增加城市數量和擴大城市規模發展服務業，應該按照實際情況制定有關的產業政策，不斷提升城市服務功能；其次，服務業的發展應該進一步補充城市化的發展，實現內部結構的合理化，實現與城市化發展的良性互動。

（二）促進不同規模城市服務業內部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大城市的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都較高，應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提高服務業比重，將生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嵌入城市發展的等級結構中。中小城市的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都較低，在發展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城市的集聚效應，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務業，促進城市化水平與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提高，促進二者協調發展。

（三）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

通過大城市服務業發展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促進整個廣東省服務業的發展，通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城市的服務業發展速度和總量在中等規模和小規模城市前面，因此發揮大城市的龍頭作用，能更好地促進整個地區服務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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