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風險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宏觀經濟風險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記得七月份居民價格消費指數1.8%公布的時候，筆者就指出這是“假摔”，不是真跌。果然，8月份CPI又回到“2”時代。

物價回到“2”不僅正常，而且，從未來的趨勢看，筆者認為，物價上漲的壓力已經凸顯。第一，8月份類消費品價格，除了通訊類的價格微跌之外，其余七大類消費品的價格都上漲，特別是隨著房地產的持續回暖，未來居住類價格因房租的上漲會更加顯著；其次，8月份豬肉價格雖然同比下降18%以上，但從豬肉價格單月的表現看，豬肉價格從7月份已經開始緩慢止跌。監測數據顯示，8月份以來，全國豬肉價格呈緩慢上漲態勢，豬肉價格的回升，將對未來物價上漲形成明顯的壓力；第三，隨著穩增長一系列舉措的繼續加碼，特別是8月份以來，國家發改委加大項目審批的力度，貨幣政策將在穩健的基調下，繼續偏向寬松。預計未來4個月，隨著投資力度的加大，貨幣投放量至少將和上半年持平，全年將在9.5萬億左右，實質上屬于穩中趨松的政策；第四，歐元區推行的“無上限收購債”的措施意味著，歐洲將不惜代價通過印鈔來走出債務危機，而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隨時可能出臺，這使得國際大宗商品以及糧食價格下半年重拾升勢的概率很大。國際油價在未來一個月已經超過了8%的漲幅，而受美國干旱的影響，國家糧價對中國糧食價格的心理層面的影響不可小視；第五，考慮到下半年將深化資源價格等深層的改革，深化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這意味著，就影響價格本身的因素而言，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多余拉動價格下跌的因素。

與價格的上漲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實體經濟未來復蘇的態勢并不明顯：其一，8月份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3.5%，較7月份2.9%的降幅放大0.6個百分點，不僅自2012年3月以來已經連續6個月“負增長”，而且創下34個月以來的新低；其二，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的8月份中國制造業PMI為49.2%，這是自去年11月以來首度跌破50%，創9個月新低，其三，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8.9%，也是年內的最低，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6785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2.7%，而8月份的發電量僅僅微增2.7%，這一系列的數字意味著，經濟下行筑底的過程沒有完成，下行的壓力和風險依然很大。

這樣，宏觀經濟將面臨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一方面，無論是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還是進出口數據等而言，宏觀經濟需要一系列的刺激政策遏制下滑的態勢，另一方面，在很多行業產能過剩，去庫存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如果通過加大貨幣的投放來遏制經濟下滑，釋放出來的新增貨幣將無法為實體經濟所吸收，只能在地面流動，最終推高物價。實體經濟停滯，而物價又面臨上漲危險的情況下，宏觀經濟面臨的滯漲風險就會越來越大。

篇(2)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黨的十以來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其主線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革將成為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的主旋律，各類經濟政策的實施都不會離開改革這個主線。

突破口是解決結構性問題

中國經濟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問題，出路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

2016年，供給側改革取得了良好成績，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2016年國企去杠桿進展良好。下半年重工業去產能加速，部分行業的去產能速度快于計劃進度。同時，根據具體情況，已開始通過關閉僵尸企業、不良貸款核銷、債轉股并出售給資產管理公司等方式去杠桿。

2017年，將推動“三去一降一補”取得實質性進展。“去產能”方面，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防止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復燃，做好其他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去產能工作；“去庫存”方面，堅持分類調控、因城因地施策，把去庫存和促進人口城鎮化結合起來；“去杠桿”方面，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降成本”方面，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補短板”方面，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

此外，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亮點是農業。農業將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要一環。2017年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從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改革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和收儲機制、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等方面，全面確定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施力重點。

財政金融政策穩中有進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從需求側想辦法，單純靠投資拉動和增發貨幣來解決經濟問題，但這一傳統的調控理念、方式和增長路徑已經難以為繼，例如，貨幣發行和實體經濟增長率已嚴重不一致。目前，化解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而是需要推進相應的制度調整與制度創新。

對于財政政策，必須突出財政支出要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配合，“預算安排要適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這表明，宏觀調控政策不僅自足于短期的穩增長，還要照顧到長期的結構改革，在短期的調控政策中貫徹落實長期的改革部署，要弱化短期增長的總量平衡，強化長期增長的結構均衡和升級。

對于貨幣政策，基調是貨幣不能過于寬松，“調節好貨幣閘門”“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大水漫灌可能帶來股市、樓市或大宗商品一時的大漲，也可能取得暫時的高增長，但是與長期結構調整的改革精神相違背。經濟工作會議還指出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與以往不同，增加了“中性”的說法。事實上，相比以往的“穩健”，“中性”有更強的經濟理論支撐，中性特指不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言下之意2016年的“脫實向虛”必須遏制，相關的經濟風險必須防控。

還要指出的是，穩增長在2017年經濟工作中的地位有所下降。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變為“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調整了改革和擴大需求的順序。這不僅是改革與增長地位的對調，而且是政策協調性的增強，要在宏調中落實改革。既要做好短期風險防范和應對，更要注重挖掘中長期增長潛力；既要擴大總需求，也要改善供給質量。

金融改革重中之重是防控風險

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路徑呈現“債務―投資”驅動模式，央行增發貨幣、財政發債、地方發債和PPP的債務融資方式明顯，并且資金主要流向央企、地方投融資平臺和地方國企，投資于鐵路、公路等傳統的過剩產能行業而非創新型的高科技行業，投資效率低、債務風險累積高。

現階段的金融業分業監管已無法適應混業經營的需要。目前銀行理財產品余額已突破20萬億元，其中表外理財超過14萬億元，表外理財等影子銀行成為我國金融市場的一支重要力量。很多短期資金成為國內游資，在各金融市場尋找套利機會，險資到處舉牌，也成為這一輪股市暴漲暴跌的重要推力。而由于分業監管，很難形成監管合力。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一定論明確弱化房地產的金融屬性，建立穩健發展的長效機制。

篇(3)

自我國在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來，市場經濟的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不斷加深，導致我國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也與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正在面臨著嚴峻的信貸風險。為了獲得穩定的發展，搶占市場份額，我國商業銀行要革新管理方式，注重風險的防范。要注重宏觀經濟不確定下的信貸風險分析，完善我國銀行業信貸內部控制制度，提高宏觀經濟不確定條件下的行業信貸配置效率。

[關鍵詞]

宏觀經濟；商業銀行；不確定性；信貸風險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飛速發展，我國市場經濟正在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增長速度放緩對經濟下行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市場風險、貨幣政策與經濟走勢均處于不確定狀態。而作為現代金融體系的主題，商業銀行在不確定宏觀經濟環境下，將面臨更多的市場風險。一方面，銀行的信貸水平難以保持在較高的水準，貸款質量難以得到較高的評價，尤其是中長期貸款的基礎設施類項目中，信貸資金的安全問題備受考驗；另一方面，政府的監管政策、貨幣政策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動態等等，都對銀行的信貸業務帶來極大的影響。在此背景下，商業銀行亟需加強對信貸風險的防范，要避免在不確定性的宏觀經濟環境下受到諸多的影響。

一、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風險管理現狀

根據穩定運營原則與審核會計原則，商業銀行會對風險資產的質量進行全方位的鑒定，并產生貸款的分類，作為衡量資產真實性與壞賬準備金的前提條件。當前，我國銀行信貸體系中，貸款風險的分類由資金監管者進行管理，采取科學化的方式判斷貸款的風險級別，并對貸款的質量給予客觀的評價。在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進程中，針對不良貸款的分類情況，共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94—1997年，在商業化改革時期，商業銀行采取四級分類法的方式，將貸款分為呆滯、呆賬、逾期及正常四個類別。其中，前三類代表著“不良貸款”。第二個時期是1998—2003年，在延續四級分類法的同時，我國的五級分類法也已經出現，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內容，貸款分成了“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五個類別（見表-1）。第三個時期是2003年至今，就是五級分類法的完善和使用。通過總結和借鑒國際化的貸款風險分類方法，五級分類法納入了諸多評估風險的綜合性因素，有著更真實的貸款風險評價表現。與不斷完善的信貸風險評級方法相對應的是，我國在多次的不良資產剝離過程中，也發現了信貸風險逐漸加大的情況。

二、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特點與不足

（一）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特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漸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并逐漸認識到市場經濟規律及市場調節機制的重要性。在此期間，我國商業銀行不斷構建信貸風險管理機制，并表現出了明顯的特征。在信貸風險方面，我國的政府職能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漸漸淡出微觀經濟領域，讓商業銀行真正開始自負盈虧，成為市場的自主經營主體。與此同時，深化改革的路徑中，伴隨著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政府為商業銀行的制度革新與體制轉換，奠定了良好的支撐基礎。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的主要信貸對象以國有企業為主，并有著突出性的問題。綜合觀察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安全性方面，不合理的信貸結構，是我國商業銀行信貸管理所存在的特征之一。更多的貸款投向結構存在著趨同性，集中于公共設施領域、商業及服務業、房地產業與制造業，以及水利和環境、交通與物流領域等。與此同時，大量的不良資產漸漸顯現出壞賬本質，且信息披露的情況并不充分。如圖-1所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增量不斷攀升，并且大部分屬于中長期貸款，其風險性難以預估。尤其在中國實體經濟發展下滑的背景下，更是值得關注“天量”級的貨幣信貸情況。第二，流動性方面，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存在著流動性差、運轉緩慢等特性。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中長期的信貸風險不容易發現，并且在長期的貸款過程中，會阻礙銀行的信貸結構調整，導致銀行面臨更大的風險。與此同時，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集中度風險，也在不斷增大。根據《中國商業銀行發展報告》顯示，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貸款投向，主要集中于五大行業，且比重達到90%。

（二）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存在的不足對比西方發達國家的銀行，我國商業銀行由于長時間缺乏公司化的管理，以及存在體制化的深層次問題，導致在信貸風險管理方面，有很多不足之處。第一，粗放式的信貸管理模式。目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依舊存在著地域化的明顯貧富差距。在計劃經濟時代，商業銀行的統一化管理缺乏靈活性與有效性，忽略了地域性的差別。對于發達地區，商業銀行的信貸效率不高；對于資源相對匱乏區域，商業銀行也沒能夠做到信貸資源的合理配置。伴隨著我國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各個行業所存在的風險性大小不一，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態勢也略有差別，面對這種情況，如果不能夠建立針對性的信貸風險管理體系，依舊采取“大一統”的粗放式管理辦法，則難以發揮信貸風險管理的效用。第二，缺乏獨立的信貸風險管理組織。我國商業銀行的治理結構，長期體現為行長責任制與部門分政式。所謂行長責任制，即將銀行的業務發展、內部審計與風險管理等責任，均歸結于行長一身，其弊端在于傳統體制下，行長同時扮演決策者與責任人，導致其難以發揮監督及權力制衡作用。所謂部門分政式，即各個部門的風險管理政策，均表現為各自為政的情況，缺乏良好的溝通與銜接，沒能夠統一信貸風險管理制度與政策。第三，并未建立信貸風險預警機制。完整的風險管理體系，不僅需要事前的防范與事后的處理，更需要建立風險的預警機制，通過全面的制度建設，構建科學化的預警體系。目前，由于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預警機制還未建立，在遇到不良資產時，往往需要采取極端的事后控制方法來處理，不能完全發揮信貸風險管理的職能。第四，有待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從客觀的情況看，我國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制度，存在著多個層面的不健全情況，難以達到理想的內控效果。類似信用造假、員工監守自盜、內外部勾結轉移資金等情況時有發生，不利于預防金融風險，無法滿足銀監會監管的根本要求。通過觀察發現，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內部控制情況，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缺乏良好的內控環境，形式主義盛行，缺乏權力的有效監督與管理，評價與激勵機制有待完善；針對信貸風險的評估，在信貸風險管理的組織結構、內部評級方法、信貸風險評估技術以及信貸業務內部控制等方面都需要有所改善；信息溝通的缺乏，信息化的程度不足，嚴重信息披露失真等問題有待改善；監督機制還有待改善，各級內審部門的監督職能有待提升。

三、不確定宏觀經濟中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分析

（一）不確定性的風險所謂不確定性，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代表著不可度量的風險。而“風險”一詞在信息經濟學中，可以等同于“不確定性”概念。在金融領域，風險就是獲得經濟活動資金的同時，基于不確定性的情況，同時可能需要面對的經濟損失。簡單來說，在金融與經濟領域，“風險”就是不確定性?？陀^存在的“風險”，往往也存在著普遍的規律性，根據理性的判斷與決策，人們可以有效地規避風險，降低不確定性。隨著時代的飛速發展與科技的不斷革新，市場經濟社會生活也在發生明顯的變化，尤其是在信息化的發展進程中，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對人們的生活與工作存在著明顯的影響。以銀行信貸業務為例，銀行得到企業信息后，需要對照審核信息標準與流程發放貸款，而對于信貸的風險性，銀行可以透過專業的人才采取專業的手段，做出預見性的評估。但基于信息的不對稱性，則很可能引發貸款的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問題，造成市場秩序的紊亂，引發金融風險。無論是從宏觀經濟角度，還是從微觀經濟角度，銀行信貸風險的根源，就是市場的不確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對稱性。

（二）銀行危機與信貸風險對于商業銀行而言，信貸業務的利潤十分豐厚，但信貸風險也隨之而來，成為了我國商業銀行的主要風險類別。時下，我國商業銀行正在面臨著三重發展危機，即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附加風險以及市場經濟的自身運營風險。面對嚴峻的國際市場挑戰，商業銀行需要及時構建自身的風險防御力，結合自身發展特色，有針對性地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根據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特色，構建科學化的信貸風險管理體系。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我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不斷攀升。在市場化的經濟發展路徑中，我國金融業正在不斷與國際接軌，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愈加明顯。面對一系列的外部風險及內部風險，商業銀行能否強化信貸風險的管理與防范，將直接關系到社會金融資本的利用率及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

（三）不確定宏觀經濟與金融風險傳導機制作為兼具企業與銀行特質的中介機構，商業銀行的發展受到多種要素的影響，不管是微觀經濟要素還是宏觀政策要素，都會對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產生影響與沖擊。在改革開放的市場化發展路徑中，我國宏觀經濟環境一直在不斷改變，包括經濟增速不穩定、通貨膨脹及國際金融影響等不確定性問題，也一直在影響著商業銀行的發展。金融的不穩定性，決定了市場發展的更多種可能?；诓淮_定宏觀經濟背景，過度負債與通貨緊縮成為了金融風險的傳導要素。市場經濟的一路上升，不僅僅取決于內在要素，同時也需要外部條件的引導。目前，全球范圍內，金本位制度依舊發揮著主要作用，而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動態，一旦某一個國家出現經濟蕭條，就會造成金融風險的傳導。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典型的案例，這場危機引起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嘯”。

（四）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形成機理分析在發展中國家，社會體制對于信貸風險有著十分明顯的影響作用，特別是對于產業升級轉型的我國商業銀行而言，其信貸風險與社會體制有著更緊密的關聯。剖析我國金融市場的信貸風險，主要源自于銀行內外兩個層面。從內部情況而言，銀行自身的體制不健全、產權主體地位缺失等情況，以及執行力不足與人力資源狀況不佳等問題，都是引發信貸風險的潛在影響因素；從外部情況來說，我國宏觀經濟的變量波動，特別是房地產行業的巨大波動，直接影響到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質量與數量，很可能瞬間引發信貸風險。與此同時，有待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規，也是導致信貸風險出現的根本原因。

四、不確定宏觀經濟環境下防范信貸風險的策略

（一）注重宏觀經濟不確定下的信貸風險分析通過對近些年商業銀行的貸款業務的觀察發現，在我國市場經濟處于發展期，人們對于市場前景普遍看好，且商業銀行對于信貸項目也有著足夠信心的情況下，商業銀行通過采取擴大信貸規模與放寬政策等方式，讓企業獲得了更多的貸款。然而，在顯著的順周期性背景下，這種信貸標準的降低，最終會導致通貨膨脹情況的發生，而政府為了避免通貨膨脹，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便會采取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增加利率的方式降低企業的投資需求，無形中加大了銀行的信貸風險。與此同時，在不確定宏觀經濟背景下，國內的金融市場與全球經濟周期也保持在較強的同步區域，這意味著各個國家的經濟波動，均會影響到國內的經濟與金融發展態勢。伴隨著我國近些年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我國市場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也越來越高。基于開放經濟環境，商業銀行不僅要注重國內的政策變化所產生的信貸風險，同時更要提前預判國際經濟的不確定動態作用。

（二）完善我國銀行業信貸內部控制制度第一，建立多項銀行內部控制制度，做好信貸風險管理工作。例如，建立以分級審批為核心的信貸授權授信制度，建立權責分明的信貸崗位責任制度，建立獨立運作且相互制衡的內部管理和控制機制，建立信貸風險的電子化控制制度。通過不斷完善內控制度，強化信貸風險的管理，通過明確責權利的各項要素，并迎合時代的發展，采取電子化的技術制衡內部管理的各個部門，有效避免“人為風險”與“道德風險”，均有益于對信貸風險的控制。第二，在完善制度的同時，更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控制措施。例如，營造良好內部控制環境，健全法人結構，營造信貸控制環境；強化內部控制力度，推動制度建設，建立科學合理的授權制度和崗位責任制；完善信貸風險評估體系，全面強化風險管理部門的定位，強化信貸風險的評估技術實力。第三，良好的執行離不開良好的監督。商業銀行需要通過構建獨立的內部審核監督體系，理順稽核體制，避免監守自盜的風險的發生，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提高宏觀經濟不確定條件下的行業信貸配置效率對于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配置而言，我國不確定宏觀經濟的影響十分明顯，所以通過提高行業信貸配置效率，強化配置決策，將有利于規避信貸風險。首先，要從行業角度出發，對于貸款企業的發展現狀及前景，商業銀行要有全面性的了解，要洞悉行業發展趨勢，通過對行業的全面性考核，辨別行業風險與企業基本風險。要結合實際情況，把握宏觀經濟周期的規律性，通過合理配置信貸資源，降低行業風險。其次，要根據國內外的宏觀經濟態勢，正確做出風險預警，在借助現代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下，深入分析企業的有限信息，深入分析信貸風險，選擇成長型優、發展潛力大的行業或企業，作為優質信貸資源配置首選，通過優化配比降低風險性。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風險存在著波動性與聯動性特征，商業銀行在行業觀察與企業觀察過程中，要全面考量上下游企業的具體表現以及關聯度較高的行業所存在的風險情況，避免風險的蔓延與傳導，在宏觀經濟不確定條件下，更有針對性地提升行業信貸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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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滯脹風險；邊際滯脹；滯脹治理；人口紅利；通貨膨脹；通脹預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結構性減稅

中圖分類號：F123.16；F82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2）03-0028-07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各國政府采取了種種政策措施挽救經濟。然而，由于各國經濟內部的結構性矛盾以及互聯網時代經濟開放所帶來的外部性，2010年以來全球經濟在通縮與通脹并存中搖擺復蘇（鄭良芳，2011），但美、歐債務危機使全球經濟復蘇前景變得更加黯淡（金三林，2012）。后危機時代我國的宏觀經濟形勢也是撲朔迷離，以至于學界難以作出一致的判斷。盡管經濟仍然保持9%以上的速度增長，但增速呈遞減趨勢；就業增長依然緩慢；物價水平卻一路上揚，大有不可遏制之勢。學者們在提出防通脹的同時，又擔心陷入增長停滯的兩難境地（劉瀾飚 等，2011；柳欣，2010）?，F階段，我國社會經濟正值轉型的關鍵時期，對宏觀經濟走勢的準確把握，關系到未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正確制定與有效實施。因此，深入研究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剖析未來阻礙經濟快速增長、引發通貨膨脹的因素，有針對性地提出宏觀調控的政策建議，意義十分重大。

本文對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滯脹風險進行了考察，通過引入社會總生產函數構造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運用貨幣經濟學理論分析引發我國通貨膨脹的成因，從勞動力與資本的數量增加和要素效率提高、制度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合理化等方面提出應對滯脹風險的政策建議。

二、我國面臨滯脹風險的現實考察

1.我國經濟面臨的滯脹風險

“滯脹”是指經濟停止增長且有通貨膨脹的經濟狀態。本文研究的滯脹是一種邊際滯脹，即經濟增速趨緩且通貨膨脹攀升的經濟狀態。盡管“滯脹”一度被認為在中國是最不可能出現的，因為它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典型特征（尹碧波，2007），然而，從下面幾項指標來看，現階段我國經濟正面臨邊際滯脹的風險：

（1）GDP增速下滑，CPI持續高漲。2010年初我國GDP增速達到頂峰11.92%后一路下滑，到2011年末時僅為9.2%；物價指數則從危機時的低迷迅速回升，由2010年初時的2.2%持續上升到2011年第四季度的4.6%。

（2）宏觀經濟景氣指數不樂觀。雖然滯后指數仍在回升，但一致指數在震蕩中呈下降態勢，先行指數也持續下跌，到2011年末兩者僅為99.8%和100.2%，發出較強的經濟衰退信號。

（3）消費者信心指數下跌。在消費者預期指數和消費者滿意指數下跌的影響下，消費者信心指數從2010年初開始下滑，雖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卻仍然無法改變持續下滑的態勢。這表明消費者對收入預期、就業狀況、物價上漲等方面的滿意度下降，對未來經濟有擔憂，意味著消費需求可能進一步減少；研究表明，消費者信心指數與失業率有較強的負相關關系，消費者信心指數下滑說明失業狀況可能趨于嚴重。

（4）采購經理人指數和企業家信心指數下降。我國的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由2010年初的55.8%下降到2011年末的50.3%，直逼制造業衰退的臨界點50%；企業家信心指數也由2010年初的79.5%下降到2011年末的68.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經營管理者對當前及未來經濟發展信心不足，預示投資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受到影響。

2.導致我國經濟面臨滯脹風險的主要因素

從理論上講，若社會總生產函數為Y=F（K，L），勞動力、資本（假設土地總量不變）等要素投入數量和各要素生產效率將影響經濟增長。勞動力數量取決于人口的增長、人口年齡構成及就業狀況等，資本數量取決于資本存量、折舊率、社會總體儲蓄率、儲蓄—投資的轉化率等，勞動效率的高低由勞動者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即積累的人力資本）決定，資本效率的高低由生產技術水平決定；知識和技術通過提高勞動力和資本的生產效率來促進經濟增長，制度因素則通過影響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進而決定實際產出能否達到潛在產出水平?？梢?，適齡勞動人口數量和結構、失業率、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資本投入數量和增長速度、生產技術水平、制度等都將影響經濟增長。

通貨膨脹是指價格水平持續上漲。根據貨幣經濟學理論，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主要有：從供給角度來看主要是產品成本的上升；從需求角度來看主要是政策因素使貨幣供給過多，導致市場上流動性過剩；同時，公眾過高的通貨膨脹預期會對實際通貨膨脹產生放大的效果，從而加劇通貨膨脹的壓力。

現階段，導致我國經濟面臨滯脹風險的因素主要有：

（1）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

“人口紅利”指一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比較低，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發展創造的有利條件（蔡昉，2010）。充足的“人口紅利”為我國經濟增長帶來了“黃金時期”，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0%。然而，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從1982年到2009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由50.2%上升到63.1%，撫養比例持續下降。世界銀行《2007年世界發展報告》也指出，由于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加劇，我國的“人口紅利”將于2018年左右消失，未來五到十年內我國的經濟增長將受到勞動力資源的約束。此外，我國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也日益突出。城鄉大量失業人口與沿海各地“招工難”、“用工荒”并存，勞動力市場價格看漲；產業結構升級伴隨著勞動力需求結構轉變，而勞動力供給轉變相對滯后；企業需要提高勞動力價格以招募日益稀缺的技術性人才，勞動者則因為日益增加的城市生活成本倒逼工資上漲?？傊瑒趧恿┣蟮慕Y構矛盾和泡沫經濟吞噬了一部分“人口紅利”，在一定程度上滯阻了經濟增長。

篇(5)

關鍵詞：宏觀經濟影響；經濟結構調整；研發增強發展

2011年在外部環境惡化和國內政策調整的雙重壓力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外需增速大幅度回落的帶動下出現明顯的回落，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凈出口、消費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調,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8.1%，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0個百分點。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出口增速為32.7%，比去年同期回落了4.9個百分點。宏觀經濟開始進入本輪經濟周期的下行區間。實際GDP向潛在GDP的快速回歸，大幅度緩解了實體層面的過熱壓力，但由于各種原材料價格和農產品價格的快速提升，中國面臨的結構性價格上漲依然嚴峻。“經濟大幅放緩”與“通貨膨脹抬頭”可能成為自2012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下行區間的總體特征。

1）世界經濟的周期性調整將成為引導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核心因素之一，全球經濟下滑和全球通貨膨脹抬頭將使中國在中期階段面臨外部環境持續惡化的挑戰；

2）在國內貿易政策調整和世界經濟減速的雙重作用下，中國外部需求存在調整過度的威脅，外需的過度回落通過“出口-投資聯動機制”不僅會引起內需總量的收縮，而且會導致內需結構的惡化；

3）匯率的調整以及國際資產定價的重構將導致中國國際資本流動的異樣變動，投機資本的過度進入可能會加劇中國流動性過剩的困境；

4）在國際商品價格高漲、國內大宗商品緊平衡以及流動性總體過剩的多重壓力下，結構性價格上漲將成為中國宏觀經濟在中期內必然面對問題，價格上漲的多元性以及國際輸入性決定了目前價格治理的戰略定位和措施存在巨大的偏差；

5）結構性價格上漲將通過不對稱效應打擊實際消費的增長，“消費加速”與“消費升級”難以在“實際收入下降”、“經濟大幅放緩”與“通貨膨脹抬頭”的下行區間得以實現。

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處于一種周期性調整中的下行期，它通過市場的中介紐帶作用做出靈敏反應，對我們施加影響，給企業帶來的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原材料價格結構性上漲的情況下，導致我們所需主要原材料硝酸銨，珍珠巖，木箱等價格大幅上漲，產品成本大幅增加。

2）人工成本上漲，據統計，目前消費品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約7.0%，而且其中的食品類價格水平同比上漲7.8%，這樣，我們就要為員工加薪，但增加幅度已遠遠低于物價上漲幅度，這樣就造成了管理工作上出現了新問題，員工與公司的矛盾突顯出來，不穩定因素隨之而來。

3）我們的主業產品—民爆產品在國內屬產能限制范圍，而且由于其特殊性，市場競爭激烈，致使其價格上漲幅度遠遠低于用以生產的原材料及人工成本的上漲幅度，在各種成本大幅上漲的情況下，民爆產品價格卻沒有緊跟步伐調整。價值上投入大產出少，進而企業財富逐漸流出。如果長時間持續這種狀態，我們將面臨現金流嚴重短缺的局面。從本質上看，這種影響是很深遠的。與原油和原材料價格的上漲的深層次本質功能是一樣的，，雖然在表面上屬于需求拉動型，但實際上具有嚴重的不對稱性，它在本質上具有在不同社會部門之間的資本再分配的功能。

4）出口形勢日益嚴峻。一是國內2011年密集出臺的控制出口過快增長和調整外貿結構的政策效果在2012年進一步明確顯現，出口退稅率降低，人民幣升值步伐有所加快，各方面生產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出口優勢減小。二是引領全球經濟的美日經濟、歐洲債務危機不確定性增大，次級貸款危機引起消費減緩，對我國出口造成不利影響已顯現。三是由于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懲罰性關稅手段方式增多，應訴及相關費用損失巨大。今年我們出口產品總量較去年同期減少522噸，同比下降了55.33%。

5）由于近幾年央行存款準備金率不斷提高和調整，我們的金融機構的借款利率始終處于高位，加大了企業的融資資金成本。

6）由于價格上漲，通貨膨脹抬頭，導致財務報表失實，報表同期數據的比較結果會出現較大偏差，如何解析這些數據，是我們企業財務面臨的迫切問題。

在面臨不利經濟形勢的情況下，我們要積極采取以下各種應對措施：

1）針對目前的生產資料市場價格的結構性持續上漲，我們要加強科研研發力度，采取替代法，在不影響產品正常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用價格低的材料取代價格高的材料，比如我們企業：硝酸銨、硝酸鈉、木粉的使用比較普遍，根據客戶的實際用途和使用時間，可以適當采用硝酸銨水溶液替代硝酸銨的方法，在可能的條件下，也應考慮其他環保材料能否經過科研上的改進達到大量使用的可能。

2）最大限度地使用機械自動化生產，提高安全本質化程度，降低人工成本。民爆產品的生產前提是安全第一，以人為本。應加大安全生產費用投入和使用。

當然，這個問題實際應用起來確實有些困難，主要是技術上的問題，目前民爆產品方面的技術人才良莠不齊，能真正帶來經濟效益的人才太少，這個問題需要企業內部小環境和外部大環境都引起高度重視，加強實用性人才的培養，目前公司已與南京理工大學建立了民爆產品校際實驗生產基地，對能真正帶來經濟效益的人才給予大量優厚政策，吸引人才，鼓勵有識之士加盟和技術創新。

3）加大市場調研力度，合理調整產品結構。國家針對覆梯炸藥出臺的政策明確表示不準許在國內市場銷售，只準許出口外貿。其實這帶來的就是產品結構的調整，而對目前原材料價格結構性上漲和通貨膨脹抬頭的情況，我們如何能保持收入的實際持續增長，主要就是要調整產品結構，用高附加值的產品代替低附加值的產品，比如目前表面硬化炸藥、長儲存期廢火藥利用、含能膠質炸藥的附加值相對要高一些，我們己經做了相關的嘗試，加強市場推廣，同時我們加強了高附加值產品的研制和銜接，把高效能產品全部或部分應用到市場實際使用中。這樣，既可以破解目前大環境對我們的不利影響，剔除各種比率上升的影響，達到銷售收入的實際增長，同時也為持續發展打下良好基礎。

4）在重重包圍中尋求出口增加值，針對人民幣升值，國際常用結算貨幣美元持續走低，簽合同時采用歐元、日元等堅挺貨幣代替美元，減少損失，盡量減少向或通過貿易壁壘國家銷售和運輸貨物，多渠道發展貿易伙伴，當然，這需要外部大環境的支持。

5）在信貸上采取謹慎原則，盡量采取同業或關聯業拆借互相擔保的辦法，比如：辦理銀行承兌匯票或商業承兌匯票的方式。盡量降低融籌資資金成本。

篇(6)

關鍵詞：增長方式轉變；風險控制系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7-0018-08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30多年快速增長，但經濟增長方式過于粗放的現狀卻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轉變，這一問題在全球金融海嘯的沖擊下更加明顯。中國之所以會受到金融海嘯的不利沖擊且影響程度逐步加深，除了較高的外貿依存度之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最終目標是由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過渡到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盡管學術界和政府部門早已意識到并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在當前的地方政府官員晉升考核機制下，轉變過程中存在的風險導致轉變步伐十分緩慢，為了加快轉變的進程，必須將潛在的風險控制在社會可承受范圍之內。在現行的風險控制系統存在局限性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建立一套能夠有效地控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潛在風險的風險控制系統。只有如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的風險才能降至最低，轉變進程才能升至最快。

一、控制風險：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步伐的客觀要求

根據對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的宏觀經濟風險分析，以及對1995年明確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來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回顧，有如下基本判斷：只要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不低于8％，城鎮登記失業率不高于5％，衡量通脹率的CPI指數不高于5％，對外貿易經常項目中的逆差控制在2％以內并且能夠實現動態平衡，宏觀經濟就不會出現大的波動；如果經濟增長率不低于9％，失業率不高于4.5％，通脹率不高于4％，貿易逆差控制在1.5％以內并能實現動態平衡，宏觀經濟仍然可以運行良好。因此，如果將上述指標看做是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幾個重要風險約束條件，由宏觀經濟運行能夠達到上述目標來確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選擇、政策組合和政策力度，顯然它們將是中國經濟社會可以承受的比較寬松的界限，在這些約束條件下，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進程還可以再快一些。然而，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為何如此緩慢?本文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地方政府官員落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相關政策的激勵不足。第二，政府與企業難以準確了解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

相對績效考核機制導致地方政府官員落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相關政策的激勵不足。20世紀80年代初，地方官員升遷標準由過去以政治表現為主變為以經濟績效為主，為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中央政府將經濟增長速度作為地方官員晉升績效考核的最重要可量化指標。在政治集權和政績考核機制下，地方官員為了政績有競爭GDP增長率的激勵，形成一種基于上級政府評價的“晉升錦標賽”?，F行的相對績效考核機制顯然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種“重視經濟增長數量，輕視經濟增長質量”的激勵，因此，地方官員對于將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積極性并不高。此外，一個地區的失業不僅關系到本地區的經濟增長從而關系到政績，而且較低的失業率本身就直接反映了政績，較低的失業率還有助于本地區的社會穩定，而社會穩定也是地方政府官員所追求的目標。地方政府除承擔本地區行政事業經費、文教衛生支出和其它支出之外，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經濟建設支出，其中前兩項支出具有剛性，政府必須解決，而最后一項又直接與本地區經濟發展和個人政績相聯系，對政府官員非常重要，因此，地方政府通常格外重視本地區的財政收入。然而，關注經濟增長、失業、財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卻不太重視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這是因為：盡管地方政府官員知道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長期來看是有利的，但它需要的時間太長，一屆地方官員大概任期4年，在如此短的時期內要實現晉升目標，必須進行能帶來短期明顯政績效果(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就業率和財政收入)的經濟活動，保持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恰好能夠更容易實現這一點。既然維持原有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基本上可以維持原有的高經濟增長率、低失業率、高財政收入，而在任的短期內“動大手術”則可能帶來非常大的風險，那么地方政府自然沒有激勵去積極落實中央政府的那些充滿不確定性的促進增長方式轉變的政策。

缺乏風險分析導致政府與企業難以準確了解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的風險。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的風險根源在企業。中國企業粗放程度高，若維持粗放型生產方式，雖然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和凈利潤都不高，但至少可以發放工資、計提設備折舊；若粗放型企業迅速轉向集約型生產方式，短期內，工人會失業，機器設備會遭到淘汰，甚至企業可能直接關閉。面臨來源于企業的微觀風險，地方政府擔心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給本地區帶來一系列問題：經濟增長率降低、失業率上升、財政收入下降和地區競爭力減弱以及地方官員政績在現有績效考核制度下受到不利影響。面臨企業的微觀風險演變為地區的宏觀經濟風險，中央政府擔心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給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帶來一系列問題：經濟增長率降低、失業率上升、財政收入下降和國際競爭力減弱，從而不利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穩定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擔心導致它們在制定和落實試圖推動轉變步伐的政策時都會試探著進行，企業的擔心導致它沒有執行政策的積極性，并且這些試探性的政策往往會由于中央、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多重委托關系而“寸步難行”，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中國式委托機制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與企業的謹慎策略恰說明它們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潛在風險的形式和大小不夠了解。如果能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的風險進行溯源、識別、評估和排序，政府就會更明確地知道促進轉變政策應有的力度，而不再是無關痛癢的“試探”。

基于以上的理解，為了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步伐，可能的途徑有兩個：第一，改變績效考核機制；第二，有效控制轉變過程中的風險。改變績效考核機制是很多國內學者提出過的政策處方，但其難以在短期內實現，涉及到經濟領域之外的政治情況，超出本文研究范圍?；诖?，在現行的績效考核體制下，有效控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的風險就成為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步伐的客觀要求。為了有效控制風險，須率先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不同地區(尤其是各地區中高污染、高耗能、資源型企業密集的城市)、不同行業(特別是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行業)、不同產業(主要是第二產業)分別進行風險溯源；找到風險源頭之后，采取定性方法對潛

在的各種風險加以識別；然后，采用定量方法對各種風險的大小進行評估；最終，生成一個蘊含大量信息的風險排序。只有通過這樣的風險分析，才能夠讓中央政府給出更為確切的轉變步伐臨界值，才可能構建合理的風險控制系統來有效控制風險，最終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進程。那么，中國現行的風險控制系統具有什么特征?

二、黑匣子：現行的風險控制系統及其局限性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工具作用下的一個有目的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實際上把宏觀經濟運行系統看做是一個黑匣子(如圖1所示)。政府在匣子的一端輸入政策變量，在另一端得到運行結果。雖然從政府向黑匣子輸入政策變量到得到宏觀經濟運行結果之間存在不確定性，政府無法判斷運行的實際結果，但政府其實有一個預期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值，也就是速度、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的理想經濟增長方式。政府根據輸入的政策變量組合(包括政策變量的選擇及各變量的取值)與運行結果的變化值，來決定下一次的政策變量組合，即根據反饋結果來調節政策變量，這樣就形成一個動態反饋的調節系統。

現行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實際上是反過來進行的：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組合所影響的宏觀經濟目標超出了政府的期望值，政府就可以改變政策種類、政策組合和政策力度，以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宏觀經濟風險限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因此，政府在實施促進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時，必然是首先選擇一些易于實行的政策，使之影響包括了關鍵產業和問題突出的地區的整個國民經濟黑匣子，然后觀察宏觀經濟運行結果；當這些政策有效，而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又在可接受的范圍內，政府將在下一個時期加大原有政策的力度或者推出新的政策，再來觀察這些政策對于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效果以及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如果宏觀經濟運行狀況仍在可接受的范圍內，則進一步加大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力度；如果用由宏觀經濟目標衡量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超出了可承受的范圍，則減輕政策力度，以穩定宏觀經濟的運行，使宏觀經濟目標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因此，對于中央政府來說，雖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中會產生宏觀經濟風險，但由于這種風險實際上是直接由政府促進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引起的，而這些政策工具又由中央政府完全控制，因而政府可以通過選擇政策的組合和力度來控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的宏觀經濟風險。因此，這是一種根據輸出值的反饋來調節輸入值的風險控制機制。

雖然現實中的宏觀經濟目標并不是單一的，而是一個目標體系，但由于：(1)這些目標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例如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奧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線所反映的關系。(2)政府會根據一定時期宏觀經濟中急需處理的主要問題而在這些目標之間有所側重，因此，盡管宏觀經濟運行具有多目標的特征，政府仍然能夠依據目標之間的聯系和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而進行政策選擇。從中國的經驗看，經濟增長率目標通常不會低于8％，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GDP增長率為9.45％(按可比價格計算，下同)，1992年以來GDP增長率為10.15％；進入2000年以來GDP增長率為10.21％，失業率不能超過5％，通貨膨脹率不宜超過4％，國際收支很難容忍總體上的逆差，更不可能容忍較長時期的逆差，如果由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導致出口大幅減少而進口迅速增加從而形成貿易逆差，則政府也會放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力度和進程。因此，在多個宏觀經濟目標(即目標體系)的條件下，政府仍有相當大的空間進行政策選擇；即使因為多重目標下的政策選擇空間不大，政府也可以通過目標之間的權衡取舍來選擇政策。此外，對于兩個不屬于宏觀經濟目標但又會影響宏觀經濟目標實現的重要方面――財政收支狀況和金融市場風險，政府也同樣有一個心理預期值，當財政收支狀況嚴重惡化、金融市場風險快速提高，超過了政府認為的社會承受值時，以社會穩定為更高目標的中央政府就必然會放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進程。其風險控制系統與上述完全相同。

黑匣子式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存在的問題是：(1)政策制定有一個時滯，即從政策制定到最終影響各經濟變量，進而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和投資活動，達到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所經歷的時間，即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相關政策在傳導過程中所需要的時間。這一時滯包括內部時滯和外部時滯。內部時滯是指中央政府認識時滯(搜集信息)和行動時滯(制定并執行政策)，而外部時滯是指企業微觀決策的時滯和改變生產經營活動的時滯。如果政府根據政策實施后的效果來決定下一時期的政策，本身就會造成宏觀經濟風險。(2)可能導致轉換經濟增長方式有關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即中央政府在t時按最優化原則制定一項t+n時執行的政策，但這項政策在t+n時已非最優選擇，從而影響政策的可信性，使此后中央政府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其它政策難以推行。(3)由于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缺乏必要的風險分析，制定的政策很難兼顧到不同地區和不同產業的差異，而我國無論是地區差距還是產業差距都很大，因此，一項缺乏風險分析的宏觀經濟政策往往帶來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2006年中央政府提出的節能減排目標就沒有實現；在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特別是實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之后，相當一部分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外資企業紛紛逃離中國，國內不少勞動密集型的企業減少用工，辭退工人。這些情況都說明，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運用黑匣子式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可能會產生許多意料不到的風險。

三、中央與地方協調：基于風險分析的風險控制系統

由于黑匣子式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存在一系列問題，因此，本文設計了一種新的基于風險分析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對此，需要強調兩點：第一，建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新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是必要的。沒有一個基于風險溯源、識別、評估和排序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體系，在實踐中必然會因為時滯而產生預料不到的結果，加大執行政策的風險，引起時間不一致性問題，進而使政府在制定和執行相關政策時或因猶豫不決而坐失良機，或因急躁冒進而釀成惡果。第二，建立一個新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是可能的。只要在現有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中加入決策前的風險分析，決策執行過程中的重點行業和重點地區控制，就能避免現有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陲L險分析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包括兩個相互協調的有機組成部分：一個是中央政府基于風險分析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一個是地方政府基于風險分析的地區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

(一)中央政府基于風險分析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

中央政府基于風險分析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如圖2所示。這一模式最大的好處是，由于首先進行風險溯源、識別、評估和排序，在此基礎上才選擇政策組合、政策力度以及政策出臺的時機，這實際是在事前控制了風險，從而可以避免由于政策的時滯，而延誤控制風險的最佳時機，避免出現政

策的結果開始在現實中顯現出來的時候，宏觀經濟風險可能已處于不可控的狀態。具體而言，其特點主要表現為：

1　重視政策選擇前的宏觀經濟風險分析。中央政府在選擇有關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種類、政策組合和政策力度時，首先，必須對受政策影響的主要產業以及作為產業空間存在形式的地區，進行認真的風險溯源、識別、評估和排序。其次，將政策所產生的風險與這些產業和地區可以承受的風險水平進行比較，然后調整擬選擇的政策。再次，根據調整后的擬選擇的政策種類、政策組合和政策力度，對主要產業和主要地區的宏觀經濟風險進行分析。最后，形成經過嚴格風險分析的政策種類、政策組合和政策力度，運用經過認真風險分析后的政策，來影響國民經濟中的各個產業和各個地區。

2　政策措施的控制和調節更為精準。該模式打開了宏觀經濟的黑匣子，了解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各產業部門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主要產業部門之間以及主要產業部門與其它產業部門的關系；了解了不同地區之間的關系，以及同一地區內部不同區域之間的關系；了解了由于產業存在于地區而地區依賴著產業所導致的地區與產業之間的相互作用。由于了解黑匣子的內部構造和聯系機制，政府就能夠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根據經濟中主要部門和主要地區的實際情況來分別制定，從而進行精準的控制和調節，避免了“一人得病，大家吃藥”的情況。在打開黑匣子后，政府可以分析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對短期宏觀經濟波動和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對國民經濟中主要行業中失業率的影響從而得出對各地區和整個國民經濟中失業率的影響；分析由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對某些重要產品(例如能源和原材料等)價格的影響，從而對價格水平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分析由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對進出口貿易、直接投資和國際金融資本的流動產生的影響；除了分析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對宏觀經濟目標可能產生的不確定性之外，還要分析由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對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所產生的影響；甚至還要分析由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對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所產生的影響，即金融市場風險。

3　具有多級反饋功能。該模式打開了宏觀經濟的黑匣子，對經濟中的產業風險和地區風險分別進行溯源、識別、評估和排序，綜合兩種風險的交互影響，與可承受的風險進行對比，然后修正自己的政策組合和實施力度，再次對政策的風險進行分析，直到風險在可承受范圍內。通過一種風險的細化和可能影響的模擬，建立一種宏觀風險的反饋式評估系統。

如果說中央政府缺乏一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的有效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說基本上沒有一個完整的地區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也正是由于缺乏這樣一個地區性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地方政府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著更多的擔心，因而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總體上采取了比較謹慎和消極的態度，只是迫于節能減排目標而選擇某些政策。為保證中央政府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能夠在地區得到落實，除了中央政府在決策時需要考慮各地區的風險承受能力之外，地方政府也要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地區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

(二)地方政府基于風險分析的地區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

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職能有所不同。中央政府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推動者，而地方政府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則是被動的接受者；中央政府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只是政策的執行者。由于中央政府可以根據宏觀運行的風險程度來適時調節政策組合及力度，所以對于中央政府來說，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的宏觀經濟風險具有很大的可控性，但對于被動執行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來說，政府政策和宏觀經濟狀況是地方政府的外部環境，地方政府很難改變其外部環境，而是要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調整自己行為，以適應外部環境變化。

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不同之處是，地方政府并不用過分擔心經濟的波動(除非這種波動嚴重影響到經濟中的就業)，也不會過分擔心價格水平，因為在地區間市場壁壘已經消除的今天，地方政府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來水和城市交通的定價之外，他們的經濟行為已經很難影響當地的價格水平。一般情況下，地方政府也不用擔心對外經濟狀況，除非本地區是明顯的面對國際市場的外向型經濟；也不會太在意由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產生的金融市場風險，但地方政府一般都會非常在意財政收入狀況。

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中央政府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選擇整個國家的政策，地方政府只能被動地接受和執行這些政策，所以中央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我控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的宏觀經濟風險，而對于地方來說，宏觀經濟政策及其所影響的市場都屬于外部環境，地方政府無法改變外部環境，只能在追求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的過程中去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基于此，地方政府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需要一個更有效的地區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中央政府基于風險分析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與地方政府基于風險分析的地區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的最大區別在于：首先，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宏觀經濟目標不同。其次，由中央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而有意識調控的宏觀經濟，對地方政府來說屬于外部環境。地方政府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的地區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如圖3所示。

圖3顯示，該系統能根據外部環境和中央政策的變化來及時考慮政策種類、政策組合以及政策力度，并通過主要產業分析而及時評估出政策風險，進而調整政策使之保持在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之內。具體而言，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已成為既定的外部環境情況下，當在選擇有關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種類、政策組合和政策力度時，首先，必須對受政策影響的本地區的主要產業進行認真的風險溯源、識別、評估和排序。其次，將政策所產生的風險與本地區這些產業可以承受的風險水平進行比較，然后調整擬選擇的政策。再次，根據調整后的擬選擇的政策種類、政策組合和政策力度，對本地區的宏觀經濟風險進行分析。最后，形成經過嚴格風險分析的政策種類、政策組合和政策力度；運用經過認真風險分析后的政策，來影響本地區國民經濟中的各個產業。

此外，應該加強中央與地方風險控制系統的有機協調。一般認為，中央政府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應該包括地方政府的地區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將后者看做是前者的一個子系統。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這種觀點是對的，但在市場經濟和分權體制下這種觀點就有了問題：一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目標并不完全相同；二是它們之間存在利益不一致性；三是地方政府掌握著中央政府所不知道的許多信息。基于這三個原因，不能簡單地把地方政府的地區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看做是中央政府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的子系統，而應該看到地方政府的地區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具有某種獨立性，因此，中央政府應該加強與地方政府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的協調，努力使地方政府的地區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為中央政府的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系統服務，甚至努力建立一種風險分擔機制。否則，就會出現地方政府不積極推動本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的情況，

或者是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的風險轉嫁給中央政府。

四、控風險與促轉變的政策思路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面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緩慢的現狀，現階段中國要通過有效控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的風險，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性轉變，如下政策建議顯得尤為重要。

(一)注意對重點產業和重點地區的風險控制

經過多年探索，政府已經逐漸明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是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方法是建設節約型社會，重點是節能減排和發展循環經濟，特別是節能減排。根據這樣一個政策思路，可以找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風險控制的重點。

首先，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的產業主要是第二產業。雖然第一和第三產業都存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但第二產業中的問題最大，因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點在第二產業。而第二產業內部的關聯度高，由節能減排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政策引起的不確定性極大，因而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產業風險源就是第二產業。而在第二產業中，又須要重點控制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六大行業，因為這六大行業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國總量的70％，無論是目前正在實施的節能減排，還是不久必然推出的能源及其他資源價格改革，首當其沖受到嚴重影響的就是這六大行業。它們都是國民經濟中的基礎產業，擔負著為國民經濟中的其他產業部門、特別為制造業提供基本條件，因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產業風險會通過六個產業擴散到整個制造業，進而擴散到國民經濟中的其他產業部門。控制好六大行業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的風險，就在相當大程度上控制了宏觀經濟中的產業風險。

其次，宏觀經濟風險控制的地區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資源型產業密集的地區。雖然中國各大經濟區都存在“兩高一資”產業密集的地帶，但總的來看還是中部地區這類產業偏多，因此，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需要注意作為中國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的中部地區所面臨的風險。如果不是從大的經濟區域或省級行政區，而是從城市層面看，不少城市就屬于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資源型和低效益的城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對這些城市帶來的影響非常大，如果政府繼續加大節能減排的力度，這些城市中的許多企業就面臨關閉的可能，進而為城市的財政收入和就業帶來極大的壓力，這些城市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的高風險地區，因而需要高度重視。

(二)全面防范各類宏觀經濟風險，但重點是防范通貨膨脹和失業風險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然影響經濟增長率，但長期以來經濟增長率很高，即使采取比較嚴厲的政策，經濟增長率在世界上仍然是最高的經濟增長率之一，因此，降低經濟增長率本身并不會產生過大的宏觀經濟風險，至多是由于經濟增長率降低而帶來的其他風險，例如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收入減少，特別是“兩高一資”密集地區的地方財政收入減少。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然降低出口產品中能源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的比重，但同時也會減緩能源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進口，總體上看，它對進出口平衡所產生的影響也不大。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所帶來的宏觀經濟影響最大的是它有可能加速通貨膨脹。這主要是因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最根本的手段是提高能源和資源的價格，而能源和資源處于投入產業鏈條的上端，能源和資源價格的提高必然導致下游一系列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從而加速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資源的價格，則會使財政補貼的負擔不斷加大，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資源的價格，而繼續運用節能減排的行政手段，最終也能夠達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但資源配置效果不如放開能源和資源的價格更有效率。此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還必然會導致整個經濟中失業率的上升，特別是某些地區和某些行業中失業率較大幅度的上升。如果進一步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步伐，通貨膨脹和失業的風險將顯著加大，這是政府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但也應該看到，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環境下，通過提高資源價格來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也有抑制通脹的積極作用。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加，這不但對我國外匯資產的保值增值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而且使央行被動投入了大量的基礎貨幣，這是流動性過剩、進而出現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來源于貿易順差，外國直接投資以及熱錢流入，出口品中有許多商品的競爭優勢源于低成本的價格優勢，而低成本又是因為我國人為地壓低能源和資源的價格，很多外匯是通過這種低價格而換取的。因此，理順能源和資源的相對價格，不僅是節能減排的有效手段，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降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中的通貨膨脹風險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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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用風險；宏觀壓力測試；Logistic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3）04-0040-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4.08

壓力測試作為一種定量分析方法，是銀行發現并控制潛在風險的重要工具。根據關注范圍的不同，壓力測試可以劃分為兩大類[1]：一類是微觀壓力測試，估算“異常但合理”的沖擊所導致的單個機構資產組合價值變化，目的在于衡量沖擊對金融機構某項業務或者資產組合的潛在影響；另一類是宏觀壓力測試，估量“異常但合理”的宏觀經濟沖擊對金融體系的影響。由于單個金融機構的穩定并不等同于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因此，運用宏觀壓力測試方法對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工作意義重大。本文運用宏觀壓力測試方法，分析了宏觀因素異常變化對銀行最為關注的風險——信用風險的沖擊，以此判斷銀行體系的穩健性。

一、信用風險宏觀壓力測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