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方法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考古學方法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藝術遺物主要是指那些經過藝術加工創造的繪畫、雕塑、碑刻書法作品以及實用和審美相結合的工藝美術品，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實用與審美相結合的工藝美術品。

關鍵詞：藝術考古學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藝術品。古代藝術品的來源不外乎兩大類，一類是歷代流傳下來的傳世品；另一類是經過科學的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得到的藝術品。傳世藝術品往往是中國古代藝術發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傳世藝術品有兩個致命的缺陷，一個是其確切的時代難以認證，給研究工作增加了難度；另一個更突出的問題是，對古代藝術品出于各種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偽。許多前代的青銅器、玉器、書畫等藝術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傳世藝術品不能成為藝術考古學的主要研究對象。

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植根于考古學，是運用科學的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的手段得來的。它只是數量、品種眾多的考古學研究對象的一小部分。以此為前提，我們可以通過對已有定論的考古學研究對象的分析，逐漸剝離出非藝術性的物質產品，較為合理地勾畫出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面貌。作為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其首要條件必須是人類運用自己的雙手勞動創造的產物，這樣就從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中排除了與古代人類活動有關的“未經人類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種農作物、家畜、及漁獵或采集所獲得的動植物的遺存等”；同樣，從藝術品所具有的審美和情感性出發，考古學研究對象中的灰坑、窖藏、礦井、水渠、壕溝等遺跡，雖然都是人工創造物，但僅具實用功能，或服務于生產生活，或用于戰爭的防御，很難激起人的審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為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至于古代人類以藝術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銅器、漆器、金銀器和各類裝飾品等工藝美術品，以及巖畫、壁畫、畫像石、畫像磚、雕塑等藝術作品，無疑是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然而，考古發掘出土的各種生產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買地券，甲骨、簡牘、紡織品、錢幣、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為藝術品的首要條件，即人工創造性的特征，但這些物品卻決非都是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

一、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分類

由于藝術考古學是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是一門在藝術學和考古學蓬勃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交叉科學，其研究對象既是考古學研究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藝術學科研究古代藝術產生、發展、演變規律的重要資料，因此，對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分類，要以考古學的分類方法為主線，同時參照藝術分類法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資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類勞動創造的物質性遺存，一般分成遺物和遺跡兩大類。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則是考古學研究對象中人類精神文化創造的遺存，同樣也可以分為藝術遺跡和藝術遺物兩大類。

藝術遺跡是指經過古代勞動人民藝術性創造的歷史遺留，是藝術考古學研究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藝術遺跡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遺存，在中國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兩大類。中國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種木料，以斗拱、榫卯結構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為的種種因素的毀壞，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結構建筑物幾乎絕跡，僅存部分建筑物的殘缺構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遺跡也只有寺觀、塔、石闕、石窟寺、橋梁等幾類。中國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貴族建造的墳墓，以磚、石為材料，大多模擬當時地上建筑的風貌，但趨于簡率。相比較而言，考古調查和發掘出土的有關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實物資料并不豐富，但作為建筑附屬裝飾的壁畫和雕塑卻獨樹一幟，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藝術遺跡的分類便以壁畫和雕塑為主。

藝術遺物主要是指那些經過藝術加工創造的繪畫、雕塑、碑刻書法作品以及實用和審美相結合的工藝美術品，其中工藝美術品無論在數量、種類，還是在藝術題材和藝術成就上都遠遠超過前者。藝術遺物中的繪畫藝術品，主要有帛畫與絹畫、木版畫與木簡畫、卷軸畫等幾類。藝術遺物中的雕塑藝術品，主要有墓葬和遺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幾類。書法是文字的書寫藝術，從最初刻劃在陶器上的符號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戰國秦漢的貨幣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當文字、銅鏡文字、簡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書法藝術出現的基礎和源泉。中國古代的工藝美術品，按質地和裝飾手法可以細分為陶器藝術品、玉器藝術品、銅器藝術品、漆器藝術品、瓷器藝術品、絲織藝術品、金銀藝術品和骨雕、牙雕藝術品等。中國古代藝術品的種類紛繁復雜，除了上述繪畫、雕塑、碑刻書法和工藝美術品之外，還包括音樂、舞蹈、樂舞百戲、瓦當、剪紙、面塑等其它藝術品。

二、藝術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藝術考古學是一門建立在考古學和藝術學基礎上的新興的交叉或邊緣學科，因此，凡是考古學和藝術學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藝術考古學的研究中得到運用和借鑒。目前，對藝術考古學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學的方法論體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卻隨著考古發掘出土的古代藝術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漸露出端倪。一般來說，藝術考古學的研究方法主要來源于對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文化人類學、圖像學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鑒，以及對中國古代歷史文獻資料的運用。

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是研究資料重要的分類排比方法。正像歷史學家從一頁頁古代文獻記錄中尋找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軌跡一樣，考古學家也正是從這一層層的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文化堆積層中，艱難地復原古代社會的面貌，使它們成為科學的研究資料。考古地層學給古代藝術品貼上了時代的標簽，恢復了歷史的真實。考古類型學是考古學研究中整理分析資料的一個重要方法?？脊蓬愋蛯W在藝術考古學上的應用，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通過對古代藝術品形態和裝飾題材的分析研究解決年代學的問題，從而使考古資料有更嚴密的科學性。另一方面，通過對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歸納出古代藝術品的內容題材和裝飾手法的種類，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統的研究資料。

文化人類學是解決原始藝術問題的一把鑰匙。如何盡可能準確地解釋史前藝術品，就需要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對史前原始藝術、有史時期野蠻民族和現存少數民族藝術創造的研究成果，又有與古代藝術創造有密切關系的人類生活狀況、倫理道德觀念、等物質文化和人類意識形態方面研究的成就。

參考文獻：

篇(2)

【關鍵詞】學科互涉 美術史學 考古學 關系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對于歷史文化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時代，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學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學科互涉”的性質，形成了美術考古學。與其他學科相比，此學科兼具美術學和考古學兩方面的特點，對美術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研究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方法論和結構，探討二者之間的滲透和交叉關系，對各學科的研究邊界進行討論具有重要意義。

一、古物學對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影響

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多個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較為明顯的是，二者在發展過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學的重要影響。無論是在中國古代還是在西方國家的發展歷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習慣，中國古代存在著“玉府”等收藏古物的專有機構；外國的皇族對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當時古物學發展的動力。

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真正開始交叉滲透的時間是在18世紀中期，溫克爾曼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其著作《古代美術史》的研究內容主要是針對美術的發展歷史。該學者在編寫的過程中，從美術史的角度出發，對促進民族發展的古物和記載美術史的古物文獻展開了研究。正是因為該學者將古物學和美術史學、考古學結合起來，才發現總結出美術的發展歷程，促使了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成熟，溫克爾曼也因此被稱為“美術史學之父”和“考古學之父”。無論是溫克爾曼的稱謂還是其著作的特點，都向我們反映了一個信息：美術史學與考古學之間都受到古物學的影響，二者之間具有很大的聯系。

二、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相互滲透和了解

不同學科之間跨越了邊界之后就會產生互相滲透，即產生我們所認為的“學科互涉”。許多學者認為這種滲透是必然的，不同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叉主要體現在學科的認知方向和知識體系等方面；學科的指導思想、理論和研究方法；與學科相關的社會和技術問題；與其他學科產生的滲透和交叉性；學科內外的定義等。美術史和考古學學科互涉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學科的認知方向和知識體系

無論是考古學還是美術史學，在對相關的方法和對象進行論述和解釋時，都涉及大量的說明和闡釋，此特點表明了人文學科的鮮明特點。若根據研究對象來進行劃分，美術史學屬于美術學的范疇；若根據研究體系來看，美術史學又屬于歷史學。在美術史學的發展中，人類的審美情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較為濃烈，理性認識的實現也需要通過感官來進行。我們可以將美術史學的研究實質歸結為：通過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風格來認識美術家或者是史學家的思想感情，從而探索其中蘊含的發展規律[1]。

與美術史學的不同之處在于，考古學直接強調理性在研究和發展中的作用，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人類的發展，通過分類描述遺留的物品來對古代社會的存在形式進行研究，并研究遺留物品之間的關系，從而確定相關的功能，此外，對遺留物品的發展和改變進行研究和分析，能夠了解古代社會發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關發展的具體意義。無論是探索背后的規律還是直接將理性思想運用于分析和調查中，考古學和美術史學的發展和研究都是將探索和研究物質世界作為主要的研究途徑和方向來實現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產生的交叉

考古學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為研究地層和器物的類型。20世紀中期的考古學主要局限于單純的研究和記錄，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內容就是對地層以及器物的類型進行研究和總結。直到1960年之后，丹麥的著名學者克里斯丁在對古典的器物進行研究時，融入了情境，并對器物的裝飾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這不僅對考古學的發展有促進作用，對美術史學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參考作用。之后蘇秉琦也利用了美術的圖案分類將美術的寫實與寫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學中。

在美術史學中也有考古學的滲透，例如，廣泛應用于年代和類型的研究方法同樣能夠為美術史學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對美術的風格進行研究時，法國的夏皮羅采用了層析法進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層析分別是對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間的關聯進行的研究，與考古學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圍內，這種學科互涉的現象都非常普遍，外國學者溫克爾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學科互涉。在我國的古代，學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為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貢獻[2]。

（三）研究對象的滲透和交叉

從研究對象來看，美術史學和考古學之間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滲透。美術史學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美術的作品以及美術作品的創作者，尤其是在對古代的美術作品進行研究時，涉及的研究對象往往都屬于考古學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由此可見，考古學和美術史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資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畫、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藝品等等。對人類古代遺跡進行研究和保存是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共同面臨的重要問題。

（四）學科結構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術史學與考古學在自身的學科結構等方面也有相似之處。

若根據美術史學的學科性質來進行分類，可以分成歷史和藝術等方面的課程，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大類：美術基礎實踐，主要是指對美術的基本技能進行的練習和創作等，目的是加強素描、繪畫等基本的美術技能；美術史論，是指對美術的歷史和評論等方面的學習，目前出現的課程分類主要包含文物的保護以及鑒定、藝術作品評論、藝術作品鑒賞、文藝理論等方面，其中的文藝理論課程和文物相關的課程都與考古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相關數據表明，美國早在20世紀中期就開設了多種美術和藝術史課程，涉及的范圍也較廣，初步統計已經達到了800種。這些新設立的課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課程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并設立的，為學生學習文物的維護和修復提供了一定的美學基礎[3]。

從考古學的結構出發，除了對基本的文物展開研究之外，對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術知識。此外，考古學涉及社會、文學、美學等多個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種其他學科，例如地質學、建筑史學、體質人類學、醫學等，對多個學科的發展都有著相互促進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學就包含在美術史學中。因此，二者在結構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4]。

三、美術考古學的形成

在當今信息化時代的發展背景下，學科互涉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就目前而言，考古學家在進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時，已經涉及了大量的美術史學的資料和方法。同樣的，美術史學家在對美術歷史進行研究的同時，也使用了考古學中的大量資料，各專家的研究視角越來越廣，概念也越來越寬泛。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和實踐，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交叉滲透已經促使一個新的學科形成，即美術考古學。該學科是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廣泛全面的研究內容、對象以及方法論。

四、結語

隨著社會的逐步發展，各個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流會越來越頻繁，信息化的發展為學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當今的學者必須利用好各種有利的條件，加深對各個學科邊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進各學科的共同進步和發展。

【參考文獻】

[1]賈玉平.從“學科互涉”看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2（06）：88-95.

[2]侯妍文.淺談美術考古與環境藝術之聯姻[J].美術大觀，2013（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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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考古學文化；命名；王仁湘

王仁湘先生的《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開篇指出文章內容概要：由命名考古學文化這一考古學家的主觀行為而引發的一些分歧需要確立對其命名的原則及程序以盡可能的使它規范化。為了避免分歧達成共識，我們需要確立考古學文化命名準則及操作程序。文章分四個部分，分別為“夏鼐‘命名四原則’”；“命名分歧”；“考古學文化‘三要素’”；“‘命名確認’程序”。

第一部分“夏鼐‘命名四原則’”先簡要概括了中國考古學文化命名所經歷的變化過程并轉述了夏鼐先生20世紀提出的一個成熟的考古學文化命名“三原則”。第一，一種文化必須具有一群的特征；第二，同一類型的一直最好發現不止一處；第三，必須對這一文化的內容有相當充分的認識。在此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作者在三原則之后綜合學術界主流觀點，考古學界普遍的命名方法以及夏鼐先生的觀點，歸納出第四個命名條件：以首次發現的典型遺址的小地名命名。強調“確定考古學文化的名稱，既要求是第一次發現的遺址，又要求是又典型代表性的遺址，面對幾種選擇時，定名要適當”①。關于作者自己總結的第四條原則，安志敏先生在《關于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問題》中也有提到：“根據考古學研究的慣例，一般是用最初發現的典型地點或富有特征的遺跡、遺物來命名”②。這不乏為一普遍通用的命名方法，有它的可取性與實用性。但是安先生同時也說：“盡管在文化命名上以第一次發現的典型地點為原則， 由于某些特殊情況也出現不同方式”③，并以老官臺文化舉例說明。這就是第二部分要講的“命名分歧”

第二部分“命名分歧”中，作者指出考古學界對于夏鼐先生所提出的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并無明顯異議，但在理解過程和實際操作過程中仍然存在分歧，然后舉例分別列舉了幾種分歧現象。首先作者提到的是嚴文明先生強調約定俗成但應在新發現和認識基礎上重新進行概括這樣一個觀點。嚴文明先生在《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兩個問題》中談到：“考古學文化史客觀存在的，對一個考古學文化的發現與認識卻是逐步完成的”④。嚴先生認為隨著研究的深入，典型遺址不一定保持它先前的典型性，可能到后來會發現其實它不處于此考古學文化的中心地帶。其次談及張忠培先生的看法，即強調“第一次發現的典型遺跡”中得“典型”。張先生嚴格規范了典型遺址的標準尤其強調其中第三點：考古工作必須有一定的質量及規模。

上述兩種觀點是在贊同以典型遺址命名的前提下一些細部的分歧。近年來，不乏有學者否定這種以典型遺址命名的方法。像張國碩先生認為，在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命名時，應堅持以首次發現的遺址命名，避免“典型遺址”。作者也表示典型遺址的選擇很難把握，但首次發現的遺址又可能不具代表性，所以不必以此來苛刻要求。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對夏鼐先生命名“三原則”的一點看法。作者認為夏鼐先生對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不夠具體，“例如他沒有明確陶器群的量化問題，沒有強調一個器物群至少應包括幾種器型”⑤，并指出這也是仰韶文化分布范圍越劃越大的原因之一。

接下來作者以仰韶文化為例，對中國考古學中文化命名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尤其重點討論了對仰韶文化的類型研究中有的學者提出的分解仰韶的命名方案，例如丁清賢先生認為仰韶體系過于龐大，提出的一個解決仰韶文化命名的方案。丁先生認為仰韶文化包含三支：關中地區由李家村文化和老官臺文化發展而來的客省莊二期文化；河南地區由裴李崗文化發展而來的龍山文化；以及河北豫西晉南關中東部由磁山文化發展而來的后崗二期文化和廟底溝二期文化，并依次對其命名為半坡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仰韶文化。

第三部分“考古學文化‘三要素’”先通過羅列夏鼐，安志敏，張忠培，嚴文明等學者對考古學文化的定義表明致力于研究史前考古的學者們對考古學文化的定義基本沒有分歧，并通過柴爾德對考古學文化的描述引出三要素：時間，空間，特征。作者認為三要素中最核心的莫過于“特征”。作者表示：“文化的時空維度常常是通過文化特征的研究推導出來的”⑥，他用不小的篇幅論證了要研究透徹“三要素”之后才為某支考古學文化命名是不現實的。表明“特征的確認，才是考古學文化確立的關鍵”并且用這個觀點解答了之前提到的命名方法究竟該以首次發現命名還是以典型遺址命名的問題。答案就是看此遺址是否體現所要命名的考古學文化的基本特征。

最后一部分“‘命名確認’程序”是作者個人對命名確認提出的一系列具體實施方案。前文第三部分中提到學者們對考古學文化內涵無明顯分歧，在這里作者由此引出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在具體操作上依然存在一定問題，隨后提出自己的設想：作者認為考古學界應該建立一個“考古學文化命名委員會”，給予其審定命名的權利。只有通過審定的考古學文化命名才可以公開出現。筆者認為此種設想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護考古學文化的純潔性。對“‘命名確認’程序，作者提出了一個比較具體的方案：首先必須在原則上進行審查，并且依據進程適時調整；其次，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學者提出命名申請命名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議，如有異議可暫緩議決或采取投票表決對考古學新文化的命名審議通過后要“命名確認書”之類的公告。隨后作者談及考古學界關于命名確認的現狀，夏鼐先生和尹達先生提過用群眾路線解決考古學文化命名分歧，但未見實行。對于如何解決命名分歧問題，安志敏先生也曾提到：“對于新發現的考古遺存……如果產生爭議， 也可以通過討論或學術會議的裁定， 來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⑦這些年的考古學文化命名一直處在一種較不規范的學術環境中。

最后，作者說道：“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在事實上還能通過淘汰過程實現優化……但是這個自然淘汰過程顯得過于漫長”⑧。筆者個人也很期待考古學界能夠在不久的將來建立起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權威機構，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像王仁湘先生設想的那樣，使今后的考古學文化命名在規范的學術環境下進行。

綜上所述，王仁湘先生《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一文結構非常清晰，他搭建了一個關于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整體框架，環環緊扣，用整理歸納出來的學者觀點將其充實，然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匠心獨運，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看法，例如建立一個“考古學文化命名委員會”，有助于解決考古學文化命名分歧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5][6][8]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2] [3][7]安志敏《關于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問題》，《考古》，1999年第1期

[4] 嚴文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兩個問題》，《文物》，1985年第8期

注解

① 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② 安志敏《關于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問題》，《考古》，1999年第1期

③ 安志敏《關于考古學文化及其命名問題》，《考古》，1999年第1期

④ 嚴文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兩個問題》，《文物》，1985年第8期

⑤ 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⑥ 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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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考古學的轉變期(20世紀40—6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后一階段)，從以層位學和類型學為研究手段的文化歷史研究轉變為以人類生態學思想指導的、大量結合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進行的古代社會重構的研究。西亞新石器時代農業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動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這一階段在美洲出現了人類行為的文化功能解釋的趨勢，以環境為背景來復原考古學文化的多學科研究，就充分體現了動物考古學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新考古學出現階段(20世紀60—80年代)，在傳統考古學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礎上，美洲考古學家以復原或重建文化形態(生產力、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為主)、解釋文化過程(主要是文化發展的動因，屬于過程考古學范疇)這兩個更高層次的研究為目標，以進化論、系統論和生態學理論為思想指導，通過物質遺存所反映的考古學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來更全面、系統地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作為文化生態系統中生物環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資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態研究中有關適應環境的生存戰略(包括食物、供給、聚落和維持戰略)研究，使動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13］西亞的農業起源有關狩獵到飼養經濟發展過程的動態研究也得益于動物考古的微觀研究。［14］在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當展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動物考古對于新學派中社會考古學各種社會形態經濟基礎的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類精神世界的認知考古學有關肖像象征意義的研究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應用也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學流派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類的適應性與系統平衡上，提倡生態學、進化論和辯證法相結合，這一過程中美國學者威廉•馬夸特對肯塔基西部貝丘遺址采食者的研究就體現出動物遺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會學中程理論被引入到考古學后，在將其作為連接經驗性考古學材料與高層次文化理論解釋的橋梁的過程中，劉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記錄了許多影響動物組合特征和條件的自然過程，并將這些過程應用到考古記錄的解釋中。在這個成功的中程理論應用研究范例中，動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沒①。［18］綜上所述，考古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中，動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貢獻，在提高人類對古代人地關系的認識水平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歷程在梳理了動物考古與考古學淵源關系的前提下，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特征將動物考古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重新審視一下，有利于正確評價亞洲動物考古在整個世界動物考古領域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與考古學發展息息相關，國際上動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歐美發達國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階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形成階段、系統化階段、綜合化階段。第一階段或開始形成時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初)，動物考古工作的貢獻主要在第四紀地質及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和地層變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類的古老性，確定早期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獲得食物并重建古環境。這些貢獻主要建立在應用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法的進化論理論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環境決定論、環境可能論以及歷史學方法處于全盛期，而動物材料并未被納入考古學文化范疇當中。第二階段或系統化發展時期(20世紀40—50年代)，動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兩個相關的目標，即了解動物的生物學及生態學特征以及認識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這就要將理論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學科的系統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類學研究伴隨著如下兩個概念的出現而產生:中程理論和用來檢驗生存對策的經濟和生態學模式。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強調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或綜合化成熟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資源管理的快速發展，在很多方面開展的歷史時期動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開發出來的模型和預設對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化生態學和人類學理論特別注重生態學和環境學議題，在動物考古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適應、生存對策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功能性關系?？梢赃@樣說，這一時期動物考古充滿了所謂新考古學的思考。［20］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邏輯推理方法由歸納轉變為演繹。

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學問題的研究層次基于達格拉斯•J．布爾(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所做的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目標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各種論題按著研究層次劃歸到不同的組分中(見表1)。［21］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范疇內的各種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大多處于中等研究層次，只是生物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探討的問題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哲學范疇內，除了方法論里數據搜集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之外，絕大多數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處于高等或者極高等研究層次;文化遺產管理范疇的均變論涉及較高等層次的研究;系統論范疇的社會經濟生態理論框架下探討的考古學問題處于極高等研究層次。

亞洲動物考古的研究進展

(一)西亞的領先地位與亞洲其他地區相比，西亞的動物考古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無論是來自發達國家還是本土的專家，都非常重視現代動物考古學理論的應用，這一地區的動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在某種程度上趕上了國際同行的步伐。從表2的統計不難看出，大多數動物考古學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論的探討(82%)。其中生存對策研究文章占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較低，如馴化(14．5%)、宗教(12．2%)，埋藏學(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發表(6．0%)。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較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層次的成果占60．2%，基礎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題具有多樣性特點。因此，與國際同行相比，西亞動物考古研究的主體處于中高等層次。

(二)南亞及東南亞的積極努力從對南亞和東南亞與動物考古相關文章的一般統計來看，高層次研究成果占20%，較高層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層次的成果占50%，基礎性成果占27．1%。中等層次研究中生存對策相關研究占較大比例，達到34．3%，研究主題涉及面較廣，表現出較強的學術進步勢頭?？傮w上看，本區高等及較高層次研究略遜于西亞，研究水平要高于東北亞和北亞，處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層次。

(三)北亞的保守性基礎工作基于表2的綜合數據可見，北亞動物考古工作的主體多涉及方法論和理論領域，調查與報告約占文章總數的1/3。在北亞所有的研究領域中將近35%的文章屬于生存對策主題，其中近1/4與馴化有關。也就是說，將近72．6%的工作已經達到中等水準，但是基礎研究所占比重較高(達27．4%)，而且缺少高層次研究。北亞動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題與其所覆蓋的空間地域和所經歷的考古學文化變遷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題比較有限，表現出明顯的保守性，總體上處于中等研究層次。

(四)東北亞的提升空間從表2中的數據不難看出，東北亞動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處于基礎性研究水準，其中絕大多數屬于基本生物學信息(33．6%)以及基本鑒定過程(11．2%)的積累。在東北亞所有的研究領域中，1/3略強的工作與中等層次的研究密切相關。包括宗教宴饗、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形成在內的高層次研究成果僅占6．1%，較高層次的綜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學、動物馴化、生存對策、環境學和適應行為時空分布在內的中等層次研究成果卻占33．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基礎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綜上所述，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北亞動物考古研究層次還很低，但是研究主題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多樣性，卻是本區動物考古活力和未來快速發展的預兆?？傮w上看，東北亞動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亞外的亞洲其他地區，更不必說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了，因此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五)亞洲動物考古的整體觀察基于數百篇國內外動物考古文獻資料進行的有關亞洲動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簡單統計分析似乎毫無意義，但事實上通過這種量化分析會使我們易于清楚地看到我們已經做了什么，處于何等研究層次，進而意識到為了與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盡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筆者無法將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選極少數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參考文獻名錄，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統計表中所列數據，是建立在權威性雜志上發表文章的大樣本量統計和分析基礎上得到的，具有統計學意義。亞洲動物考古工作主要開始于20世紀晚期，但是大多數高水平的研究結果出自21世紀頭十年。一般來講，目前西亞動物考古已經進入全球動物考古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南亞和東南亞主體動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經處于第二階段，也有部分成果屬于第三階段的較高層次;北亞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北亞動物考古整體上卻還停留在第二階段，其動物考古理論與實踐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參見表1、表2的數據)。學者們對于西亞、南亞、東南亞和北亞有關生存對策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東北亞就這一主題的研究應當得到更多的關注，因為這是達到更高研究層次的堅實基礎。另外，東北亞在生物學和古代環境信息方面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積累，這為深入的動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礎性平臺。與亞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和北美發達國家已經開展的工作相比，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就諸如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形成等高層次的研究還很不夠。但是在亞洲(尤其是西亞、南亞、東南亞和東北亞)利用現代分子生物技術開展的古DNA考古，在來自發達國家的專家(如來自加拿大的楊冬亞等)和亞洲本土學者(如日本的奧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經取得了驕人的進展，為深入開展更高層次的研究奠定了較好的自然科學基礎。

亞洲動物考古的未來之路

根據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開的第11屆國際動物考古會議的議題，結合上述有關動物考古研究層次的分析，可以將目前的主要研究議題歸納為下述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這也是今后亞洲動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參考。

(一)較高層次研究所涉及的問題與宗教活動相關的葬禮用牲動物研究，國家形成過程中動物資源的強化利用狀況研究，就動物考古對人類社會探究所做貢獻的綜述性研究，鹿科動物、豬、馬、牛、羊(綿羊和山羊)等對經濟形態轉型(如跨時代畜牧業轉型)以及社會復雜化進程的影響和作用研究，動物考古的專業性研究，動物遺存所反映的人類社會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亞洲動物考古所涉及的較高層次問題，值得我們繼續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層次研究所涉及的問題外來貿易與生物入侵研究，副產品開發研究(如副產品革命新標志、乳制品制法的發展等)，方法論研究(如形態測量與相似屬種比較相關的動物資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學的動物遷徙性研究、與現代人類起源研究相關的各個氧同位素階段的人類狩獵行為多樣性探究等)，古代人地關系研究(通過動物遺存開展的人類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度研究等)，與遺址形成過程密切相關的埋藏學新探索，與人類遷徙問題相關的島嶼動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舊大陸古人類的生存對策研究，動物和人類食性與人類行為和食物加工技術相關性的綜合分析，動物資源獲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觀、環境及其變化研究，生存對策研究等等。這些是今后應當加強研究的中等層次動物考古學問題。

(三)基礎性研究所涉及的問題按地域開展的動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動物考古，環極地動物考古，新熱帶區動物考古新進展，舊大陸各時段動物群時空分布總結與研究，中東歐動物考古研究)，按動物類別進行的專題研究(如舊大陸的駱駝、古寄生蟲、軟體動物考古，猛犸絕滅的環境與人為因素研究，鹿科動物與社會)，數字化動物考古，實驗動物考古等成為未來應進一步加強的基礎性研究。其他常規的基礎性研究包括畜牧業基礎信息、信仰系統食物加工以及食譜和營養性疾病狀況、文化交流等。上述相關的基礎性研究的加強，將有利于亞洲動物考古水平的穩步提高。四、結語總體上看，亞洲動物考古的發展在時空兩個方面都還表現出相當的不平衡;來自不同國家的同行之間通過共享數據庫進行的交流還遠落后于快速發展的動物考古的需要;動物遺存基本鑒定的訓練以及國際通用語言的運用也顯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教育與技能的訓練還無法滿足該領域未來發展對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需求。這些不利因素都制約著亞洲動物考古的健康發展。鑒于擁有農業起源和動物馴化發祥地的重要地位，亞洲就經濟形態轉型為主題的動物考古研究應當以綜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進一步加強。為了進一步提高研究層次，我們應當結合對來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遺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學和古環境重建信息的積累(其中富有遺址形成過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學研究方面，文化層和自然地層應當同時加以考察，并盡量配合成系列的測年數據，以便于在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從生存組合到發掘所獲材料經歷的變化過程。中亞和北亞是需要我們投入更多努力的區域。在這樣廣大的地區，亟待就更廣泛的議題開展國際合作性動物考古研究。尤其是從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類生存對策轉型以及馬的馴化這些重大考古學問題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結合與周邊地區的大量比較所開展的多學科、多遺址、跨區域、系統性和綜合性的動物考古研究。鹿科動物遺存廣泛出現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地區，在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無論是古生態環境重建，還是狩獵經濟的主要狩獵對象，都離不開對這類動物的深入研究。中國的鹿科動物遺存的深入研究，必將有力地促進經濟形態轉型以及社會復雜化進程等高層次考古學問題的研究。

篇(5)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他就積極參加五四，創辦《新潮》雜志，宣揚“民主”、“科學”等西方新思想、新學理，名震一時。1920年初啟程赴英國、德國留學，初攻實驗心理學，后治哲學，兼讀歷史、數學、物理學、語言學、人類學、比較考古學等科。1921年底回國，受聘擔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學長及國文、歷史兩系主任，后受命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所長一職長達三十余年，直到去世為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國考古史上多次重大發掘，如安陽殷墟、城子崖等。期間，該所繼續在西南、西北等地從事考古活動，并在整理、研究考古發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為建立科學的考古學蓽路藍縷。傅斯年倡導的“近年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即是建立在考古學迅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此外，他廣延人才、培植新秀，為考古學的薪火相傳嘔心瀝血，體現了一代學者對考古學的關心與重視。本文主要探討傅斯年在考古實踐，即他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期間對考古學的發展所作的推進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的特殊貢獻，借以說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歷盡曲折，經過眾多學者長期不懈、共同奮斗的結果。

一、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的發皇地

“傅斯年在學術上的最大貢獻，恐怕應在于他創辦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ㄗⅲ簵钪揪琳Z。轉引自《傅斯年與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史知識》，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該所是從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單位，舉其犖犖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陽殷墟的十五次發掘；與山東、河南兩省地方政府分別組成古跡研究會，發掘了山東城子崖和兩城鎮遺址，河南?？h辛村衛國基地，汲縣山彪鎮和輝縣琉璃閣東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臺等遺址。抗戰爆發后，時局動蕩，中國東南半壁河山淪入日本之手。該所仍在大后方堅持考古發掘不輟，先后組成幾支考察團，發掘了云南大理、蒼洱地區的古代遺址，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關中地區進行調查發掘，獲得了大量的考古資料，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下面僅以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為中心，說明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籌建歷史語言研究所，他所擬定的工作計劃包括范圍相當廣泛，共列有九組：文籍考訂、史料征集、考古人類及民物、比較藝術，以上屬歷史范圍；漢語、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語言學，以上為語言范圍。后在正式成立時合并為三組：（注：歷史語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設人類學，（第四組），1946年又設立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分別聘請陳寅恪、李濟、趙元任為各組主任。從先前把考古學納入歷史范圍，到將其與歷史學、語言學并列，視為一門獨立學科，體現了傅斯年對考古學的重視，代表了世界考古學發展的趨勢。

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畢業生、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發掘主持人李濟領導考古組，并提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作為考古組的口號。當時的傅斯年，剛過三十，年富力強、精神飽滿、意氣風發，渾身充滿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柢，對于歐洲近展的歷史、語言、心理、哲學都有精深的認識，“是了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濟：《安陽一殷商古都發現、發掘、復原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因此，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開始了震驚國內外學術界的安陽殷墟發掘。

有學者認為，仰韶村、周口店的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以重建古史為目標的殷墟發掘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注：參見張忠培：《關于中國考古學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9年第1期。）事實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國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學、地質學、體質人類學等自然科學的方法。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由中國人自己主持的大規模、有目的、科學的考古發掘應是安陽殷墟，并以此為契機，揭開了中國考古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陽殷墟發掘的單位即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所長的傅斯年，在這次發掘中表現了卓越的組織能力和高超的科學發掘技術。

早在李濟就任考古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賓赴安陽進行初步調查，并做了第一次試掘，取得了豐碩的收獲。初戰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選擇安陽殷墟，是基于“安陽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現所謂龜甲之字者。此種材料至海寧王國維先生手中，成極重大之發明。但古學知識，又不僅在于文字。無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識，乃為近代考古學所最要求者。若僅為取得文字而從事發掘，所得者一，所損者千?！舜纬醪皆囂剑甘疚崛讼蚝翁幑ぷ?，及地下所含無限知識，實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載《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報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冊，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從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對考古學的理解很徹底全面。因此，李濟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發掘。比起第一次來說，這次發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學的標準，除系統地記錄和登記發掘出的每件遺物的準確出土地點、時間、周圍堆積物情況和層次之外，還要求每個參加發掘的工作人員堅持寫下個人觀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發生的情況的日記，因而第二次發掘的成果更為顯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盤統籌之下，考古組排除種種困難。這些困難既有經濟上的資金不足，又有政治上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總是想方設法加以克服，保證了殷墟發掘工作的順利進行。

隨著考古發掘規模的不斷擴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動吸引了一批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來加入的吳金鼎、夏鼐、馮漢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實踐也培養了一群中國自己的考古學家，包括董作賓、郭寶鈞、劉耀（尹達）、胡厚宣、高去尋、石璋如等。他們具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

安陽殷墟發掘共進行了十五次，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的一次壯舉，在世界考古學史上也是為數不多的重要考古發掘之一。國家學術界對其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是可與十九世紀希臘特洛伊(Troy)古城的發掘和二十世紀初克里特島諸薩斯(Crete Knossos)青銅文化遺址的發現相媲美的重大事件?？上?，1937年，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安陽發掘活動被迫中斷。

安陽殷墟的發掘在考古學上的重要意義，按照李濟的說法，“有三點特別值得申述：第一，科學的發掘證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實性。這一點的重要常為一般對甲骨文字有興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實富有邏輯的意義。因為在殷墟發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實性是假定的。就是沒有章太炎的質疑，（注：章太炎：《國故論衡·理惑論》“近有掊得龜甲骨，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國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貿儒信以為質，斯亦通人之蔽?！保┛茖W的歷史學家也不能把它當著頭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語所的發掘，這批材料的真實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價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學家也不敢抹殺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讀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門人傳出來的；第二，甲骨文雖是真實的文字，但傳世的甲骨文卻是真假難分。在殷墟發掘以前，最有經驗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騙的。有了發掘的資料，才得到辨別真假的標準；第三，與甲骨文同時，無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實了史學家對于殷商文化知識的內容，同時也為史學及古器物學建立了一個堅強的據點，由此可以把那豐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遺存推進一個有時間先后的秩序與行列?！保ㄗⅲ豪顫骸陡得险嫦壬I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種重要工作的回顧》，收入《感舊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發掘的結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啟下，具有連鎖性的考古資料，將中國的信史向上推進了數百年，把史前的文化與歷史的文化作了強有力的聯系，為世界所矚目，引起各國考古學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漢(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極大關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親臨安陽發掘現場參觀。張光直也強調了安陽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和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頭一個用現代科學方法作長期發掘的遺址，所以在殷墟發掘過程中考古學者所經驗出來的心得，對以后本世紀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習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有文字記錄的考古遺址，它對于中國史前和歷史時期間的關系的了解上，便發生了承先啟后的作用”。（注：張光直：《安陽·序》，收入《考古人類學隨筆》，三聯書店，1999年。）可以說，殷墟的發掘及甲骨文的發現，開辟了中國學術研究的新紀元。

1937年“七七”后，安陽殷墟的發掘活動匆忙結束，從此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歷史語言研究所有21萬冊圖書，大半屬于文史方面，另外還有一大批考古發掘物和金石拓片，轉移起來非常不易，而其幾次播遷，先南京、歷長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縣的李莊。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裝箱，派員押運到香港，交與商務印書館，存在九龍倉庫中?？上?，這部分珍貴的資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時，全部被炸毀了，這是一筆無法彌補的損失。參加殷墟發掘的考古人員遂轉入對安陽發掘物的研究。李濟負責對安陽陶器的裝飾和器形進行詳細的研究，董作賓在胡厚宣的協助下繼續潛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審核侯家莊的發掘記錄。這些學者之所以能夠靜心從事研究工作，與傅斯年的支持與幫助是分不開的。

戰時的重慶，物價飛騰，經濟十分拮據，生活尚成問題，更不用說進行調查發掘和出版學術專著了。傅斯年總是想盡一切辦法，盡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參加各種學術調查和發掘活動。如大理南詔文化遺址的發現、四川彭山東漢崖墓的挖掘，都達到了很高的科學水平。同時，他還千方百計將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經費相當緊張的情況下，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學術精品，其中包括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趙元任等編輯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勞干的《居延漢簡考釋》、董作賓的《殷歷譜》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賓所撰著的《殷歷譜》。

董作賓在《殷歷譜》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辭按占卜日期排列起來進行綜合研究的排譜方法，從卜辭中整理出商王按嚴格規定的日程逐個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謂“五種祀典”制度。這種根據甲骨卜辭所反映的禮制等方面的情況進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辭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釋的重要現象，對于甲骨文的斷代研究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傅斯年慧眼識英才，多次勸勉督促董作賓寫印《殷歷譜》，并親自籌劃印刷出版事宜。董作賓回憶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見詢，此書其若干字，印若干頁，需若干紙，曷早為之計，物價且飛漲也?！保ㄗⅲ憾髻e：《殷歷譜·自序》，收入《董作賓先生全集》，臺灣藝文印書館，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關注下，董作賓歷時十年，數易其稿，終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歷譜》，并手寫石印出版。傅斯年為這部不朽的巨著撰寫了序言。高度評價了董氏的學術成就，指出董作賓在歷法研究中廣泛應用新技術，并用現代天文學關于日月食的記錄加以檢驗，澄清了商朝統治時期的順序。最后他寫道：“必評論此書之全，則有先決之條件：其人必通習甲骨如彥堂（董作賓字彥堂）；其人必默識歷法如彥堂，必下幾年工夫”。（注：傅斯年：《殷歷譜·序》，載《歷史語言研究所?？罚?945年。）就《殷歷譜》的學術價值而言，這種評價是絲毫不過份的。

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對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對此，鄧廣銘有極中肯的評述：“可以說，中國沒有個傅斯年，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發掘；沒有當初的殷墟發掘，今天的考古學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注：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

傅斯年不僅在考古實踐上有突出貢獻，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樹。他在德國留學期間，正值蘭克(Ranke'L'von)派史學觀點盛行之際。蘭克學派的主要理論是提倡“科學的史學”，深信史學可以而且必須客觀化，其中不能摻入一絲一毫個人的主觀見解。在蘭克看來，史學最后可以發展到和生物學、地質學同樣高度的科學性，落到實踐的層面，則是借重語言學的知識從事考證，以史料學為史學在史料范圍的擴大和考訂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期間，在主修哲學的同時，廣泛涉獵其他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尤精于科學方法論。他受到兩種科學空氣的影響：一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相對論，普朗克的量子論；二是德國歷來引以為榮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在這種學術氛圍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蘭克學派在中國的積極倡導者。他在中山大學和顧頡剛一起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發刊詞中就明確提出：“所以我們正可承受了現代研究學問的最恰當的方法，來開辟這些方面的新世界。語言、歷史學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學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個分工”。（注：均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傳記文學出版社。）關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確的說明：“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注：均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傳記文學出版社。）這無異是傅斯年史料學思想的宣言書，蘭克學派的影響已初見端倪。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結尾處，更可以明顯地地看出來：“一，把些傳統成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注：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這確是蘭克學派歷史主義的基本見解。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中，他再次重“申史學只是史料學”“這一思想：”此中皆史學論文，而名之曰‘史料與史學’者，亦自有說。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國固為司馬光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軟克（蘭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點。”。（注：原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外編第二種，《史料與史學》，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學的史學，是乾嘉考據和蘭克實證主義二者的總匯。誠如臺灣學者趙天儀所作的評價：“（傅斯年）把史學當作跟自然科學、經驗科學一樣，是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態度，以確切的方法、材料和證據來從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說是把中國的學問，尤其是史學等部門，從國故的故紙堆中引到更廣大的田野工作上，而獲得更真實、更有意義的結果”。（注：見《傅斯年思想綱要》，收入《中國前途的探索者：中國思想家》第八輯，臺灣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中的史料一詞包涵的范圍極廣，在《史料與史學》的發刊詞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古籍之外，還包括田野考古報告（如《安陽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報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匯編》二種），以及人類學集刊、中國人類學報告等考古人類學方面的原始資料。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創立到1948年遷往臺灣，共出版了大量歷史、考古人類學、語言研究考著和論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項的成就最為突出。除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載的考古學論文外，還出版了《安陽發掘報告》（1-4冊）、《中國考古學報告（1-4冊）、《城子崖》等發掘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圍就含有方法論的意義。無獨有偶，李濟曾發起編寫一套《中國上古史》，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一文中，他系統地說明了編撰這部書的一些基本想法，列舉了編寫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種材料：第一種是與“人類原始”有關的材料；第二種是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發掘出來的“人類的文化遺址”；第四是體質人類學；第五是“狹義”的考古發掘出來的屬于有文字記錄時期的資料；第六是民族學家所研究的對象；第七是“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記錄”。（注：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瑣談》，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兩相比較，不難發現兩人的共通之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這種建立在考古發掘資料之上的史料學思想，為新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學的方法論，曾著有《史學方法導論》。他主張用盡可用的材料，聯系所有可以聯系的工具，把各個材料的內涵，各種材料間的關系講透徹。這里所說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應邀作《考古學的新方法》的演講。在報告中，傅斯年批評中國考古學家還是用舊方法整理發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學新方法則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作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脊艑W離不開人類學和民族學，要注意人體測量，根據比較的方法來推測當時人類的身高及其變化。研究年代學有比較和絕對的兩種方法，用來推定發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陽殷墟發掘為例，著重談了地層學方法在考古學中的作用。（注：參見《考古學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講的考古學新方法，并不是傳統金石學家所推崇的文字訓詁、名物考訂、音韻等項，而是西方考古學中使用的地層學、年代學、人類學、民族學等新方法，這在總體上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歷史語言考據學是蘭克學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嚴肅謹嚴的方法與乾嘉考據大師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蘭克史學中應用歷史語言學批判考訂史料的實證主義同乾嘉考據學兩派融匯起來，構成“科學的史學”的基礎。應當說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僅是蘭克學派的部分觀點，其他如蘭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則鮮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學術交流融合最活躍的時期，西方各種研究方法紛紛被介紹到中國學術界，如宣揚的實驗主義，何炳松翻譯魯濱遜(J·H·Robinson)的《新史學》等。傅斯年受到嚴謹治學精神的訓練，提倡先從專題入手，搜集、考訂史料，經過排比之后，再以樸實無華的語言敘述出來。這種風格與考古學所要求的科學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學得以建立的關鍵所在。傅斯年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造詣，學問廣博，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在繼承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吸收西方先進的理論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視野開闊的集中體現。他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大本營，在中國建筑“科學的東方學正統”時，清醒地意識到中西學術交融的發展趨勢：“此日學術之進步，甚賴國際間之合作、影響與競爭，各學皆然，舊學亦未能除外。國人如愿此后文史學之光大，固應在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應借鑒于西方漢學之特長。此非自貶，實目廣也”。（注：傅斯年：《論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冊。）處在世界學術潮流影響下的中國考古學，更不能抱殘過守闕，固步自封，而要采納新方法，引入新理論，方能開拓考古學的美好明天。

三、余論

篇(6)

關鍵詞：民族文物通論；宋兆麟；感知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2-0141-02

一、書名及作者簡介

書名：《民族文物通論》，作者：宋兆麟，1936年生于遼寧省遼陽市，是我國著名的民族考古學家。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兼職教授，中國民俗學會首席顧問，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長期從事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研究，側重于中國史前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研究，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遠古文化》、《中國原始社會史》、《巫與巫術》、《中國生育信仰》、《中國民間神像》、《中國民族文物通論》、《共妻制與共夫制》、《女兒國親歷記》等。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經說過的“南汪北宋”兩位考古學者，其中的“汪”指汪寧生，“宋”就是指宋兆麟先生。蘇秉琦先生是宋兆麟的老師，這樣的評價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既肯定了宋先生利用民族學資料去研究考古問題的學術方向，同時也是對他的一種鞭策。宋先生一直把這句評價當作自己研究工作的動力和目標。

二、內容概要

全書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理論方法問題，分七章，包括民族文物的概念、特點，田野調查方法，民族文物的整理保管，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論與方法，民族考古問題，民族文物鑒定，民族文物的應用等。

第二部分為具體民族文物研究，分十章，民族文物豐富多彩，種類繁多，作者選擇了若干典型個例，與考古遺物對比，進行比較研究，這種綜合性研究，不僅介紹了若干研究方法，也進一步闡述了民族文物的價值。

第三部分為古代民族風俗畫研究，分七章，作者在本書中選出了若干清代民族風俗畫，加以剖析，對民族文物研究和鑒定有重要借鑒。

由于時間關系與精力所限，筆者僅選取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進行一些淺顯的歸納與總結，全書作者以第一部分的理論方法為基礎，輔以第二部分的具體事例，系統地論述了民族文物的相關理論，筆者也從具體事例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論方法的理性認識。筆者認為通過這兩部分的概述與分析，可以大致把握民族文物的核心內容與內在精神。作者在闡述民族文物理論時，詳以事例，并構建出一個較為全面的民族文物理論體系，為民族文物的保護工作提供了夯實的理論基礎。

三、書中經典

（一）民族文物定義

什么是民族文物？目前爭論較多。作者認為，民族文物是文物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民族文物是自民族產生以來，各民族所創造的、具有一定民族文化信息、又有一定歷史階段、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文化遺物。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態形象，看得見，摸得著，是民族文化的有形載體。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所遺留下來的文物也具有多民族的內涵，這正是中國文物的重要特色。具體來說，民族文物有廣義狹義之分，前者是指自古而今的民族文物，是從民族產生至今各族所遺留下來的有價值的實物資料。包括考古發掘品、傳世文物和近現代民族文物。后者指清代或近代以來各民族所使用的文物。

作者對民族文物做了較為全面客觀的定義，使民族文物從空間與時間上與現在相連接，并有所區別。不僅總結出民族文物具有文有其獨特的特點物的一般特征，如不可再造、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等，而且歸納了近代民族文物也有其獨具的特點：

第一，古代民族文物多埋藏于地下，有地層保護，近代民族文物多于地上，最容易受到損壞；第二，古代民族文物多為無機物，近代民族文物則以有機物質為主，文物保護難度較大；第三，古代民族文物欠完整，近代民族文物較完整、信息量大，不但結構完整、功能明確，還有種種傳說；第四，古代民族文物基本為國家所有，近代民族文物有相當一部分屬于私人所有，這給文物征集工作帶來了一定難度。

（二）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論方法

1.民族文物應該有自己的層次學。作者從自己所學考古學的背景出發，把相應的理念與構想帶入民族文物中，并根據民族文物的特點，提出民族文物層次學。如果比較而言，考古學的文化史是有序的，有明無誤的遞呈關系，下早上晚?？脊艑W家可根據地層關系及所包括的文化遺物進行研究，然而民族文物沒有地層的堆積和保護，干擾嚴重，古今摻雜，而且本身又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具有無序性或紊亂性，關系錯綜復雜。民族文物研究不能像考古學那樣按地層發掘，而要有自己的理論方法，把無序的民族文物清理出來，弄清來龍去脈，找出時間、空間序列，也就是分清歷史層次，各就其位，還原其本來的歷史坐標。

為此，作者提出可以建立一種民族文物層次學，作為指導民族文物研究的理論之一。其中應包括下列內容：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物制度，找出其標準文物，作為鑒選有關民族文物的尺度；同一時代的同類文物，又有發展演變規律，運用這些規律也可以鑒別同一時期的有關文物。這樣就可以把堆積一處的眾多民族文物按時代系列，分出早晚，明確其時間性，這一點在工具、器皿、服裝、工藝品等方面都很實用，能找出它們的層次關系。

民族文物層次學，使數以萬計的民族文物的定位清晰起來，每件民族文物都能找到自己的歷史坐標――時間階段與空間位置，這對現階段的民族博物館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應該建立民族支系學。作者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民族支系學，用以明確民族文物的族屬，這是對民族文物的細化。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而且不少民族內部又分許多支系，反映在物質文化或文物制度上當然也千差萬別。我們在處理民族文物時首先應該確認屬于某種民族，即確定民族文物的族屬，這是民族文物工作的基礎。其次為了區別出民族支系、地區，必須把某一民族的支系、地區分別開來。

以清代云南彝族為例，即有摩察、羅婺、魯屋、聶素、撒摩都等支系，每個支系都有一定地域、物質文化特點，其文物是不一樣的。類似問題在藏族、納西族、白族、傣族、哈尼族、苗族、蒙古族都或多或少存在著，民族內部的支系，不僅涉及族源，族史，在分布地區、語言、文物上也有明顯差別，因此作者認為民族支系學在民族文物研究上有重大意義，可建立民族支系學理論體系，還原出民族文物曾所在族屬的全貌。

民族支系學的宗旨是探索各支系的淵源，在本民族中的地位、文物和語言特點、分布區域及其演變，本支系與其他支系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異同。從中得出的理論原則，必然會深化民族史、民族學研究，有助于物質文化和民族文物的探索。如果說民族文物層次學是解決民族文物發展系列的準則，那么民族支系學則是解決民族間、民族內部支系間關系的重要理論準則。

任何一個民族支系的確定，都應該歸納出若干文化特征，如同考古學文化必須有“一群具有明確的特征的類型品”，具體地說，即分布于一定地域的、存在一定時間的，具有若干共同特征的民族文化。這些特點，既是該支系所特有的，又是他們與其他支系相區別的地方。以海南黎族為例，其包括五個支系――■黎、杞黎、本地黎、美孚黎、法透黎。每個支系在地域分布上是不一樣的，語言也有一定差別，當然在文身的圖案上也有一定差別。

四、存留問題的淺析

（一）五大民族文物系列

作者在書中針對民族文物的分類提出五大民族文物系列：生產工具、舟車、手工工藝、宗教文物與文字。筆者認為還應包括民族服飾、生活用具和建筑，構成民族文物系列。

因為從分類的內容來看，作者是從功能的角度來劃分民族文物的，如果增加民族服飾、生活用具和建筑，就反映了民族文物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全貌。

（二）有關“民族考古”

作者在文中全面論述了民族文物與考古的問題，客觀分析出民族考古的定位與內涵。

首先，不能把民族、考古比較研究與民族考古學混為一談。

其次，民族考古比較研究應該是考古學的一種新的研究方法。1975年美國75屆人類學會的主題就是“民族考古學――民族學與考古學的關系”。也說明它是兩種學科的結合，是考古學與民族學比較研究的方法。不難看出，民族考古比較研究是以考古學為主，民族學只是它的一種研究手段，所以應該突出考古學。最后，作者認為所謂民族考古學并不具備一種學科的特征。

由于學科是指學術研究部門的分類，每種學科的確立，必須有自己的研究領域，自己的研究對象、方法、理論和任務，但是民族考古學并沒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對象，所研究的課題都是考古學的內容，也沒有自己的理論與方法。作者認為，他們做的，只是把民族學方法、資料引進考古學而已。

綜上所述，民族學與考古學比較研究，只是多學科比較研究的方法，還不能單獨成為一個學科――“民族考古學”。

五、個人感想

篇(7)

考古學專業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人文學科?？脊艑W根據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實物，研究古代社會歷史的科學。這些實物資料包括各種遺跡和遺物，多埋藏在地下。通過發掘、鑒定、分類等復雜的工作，這些實物資料才能得以系統、完整地收集起來。因此，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調查和發掘?？脊艑W專業培養具備考古學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有進一步培養潛能的高層次專門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館等事業單位及國家機關從事研究、教學、管理等實際工作的考古學高級專門人才。

招收考古學研究生的大學有：北京大學、吉林大學、西北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 廈門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山西大學、南京師范大學 。

（來源：文章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