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前景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區域經濟前景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GDP，地區差異，東中西部

一、文獻綜述

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學者就對我國區域經濟差異進行了研究與探索。劉樹成（1994）、袁鋼明分別計算了1978-1994年人均國民收入的標準差與加權變異系數，發現我國三大地帶之間人均國民收入的標準差從1952年的20上升到1994年的2523；加權變異系數0.197上升到1994年的0.392，從而得出我國三大地帶之間的絕對差距呈現不斷擴大之勢。而同期，谷書堂、唐杰（1994）通過國民收入和工農業總產值的塞爾指標分解結果表明：沒有足夠的依據說明在1952年-1999年我國三大地帶間存在差距擴大之勢。從上面綜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內學者雖然對我國區域經濟進行了有效而廣泛的研究，但他們在研究區域經濟差距時，基本上都是選用單一指標采用基尼系數、塞爾指標、平均分享系數、舒爾茨系數、阿特金森尺度測度我國區域經濟差距并進行成因分析。

二、定量分析

1、數據來源。本文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公司的CSMAR數據庫，包括全國30個省級行政單位，其中由于數據缺失，在東部地區數據中，剔除了海南省的數據。所有數據采用EXCEL進行處理。所有GDP數據均采用1978年為基期剔除價格因素。

2、數據分析

（1）經濟發展水平全面提升，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仍然過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三大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得到全面提升。1978-2011年，剔除價格因素之后，東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從1727.19億元提高到278079.89億元，增長了160倍還多；中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從1006.65億元提高到121933.65億元，增長了120倍有余；西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從721.55億元提高到95765.2796億元，增長了131倍有余。

（2）地區經濟增長水平差距逐步降低。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實施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率先發展，帶動中西部地區經濟共同發展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1978-2011 年）中，區域經濟增速一直呈現“東高西低”的格局，東部地區生產總值（ GDP）增速始終領先中西部地區，但領先幅度隨著經濟持續發展而逐步縮小直到2007年，這種區域經濟增長格局出現轉換，中西部地區GDP 增速實現對東部地區的反超，并且超越幅度呈現擴大的趨勢，發展為 “西高東低”的格局。

（3）經濟總量向東集中趨勢加強。1978-2011年，剔除價格因素后，全國GDP由3455.39億元擴大到495778.82億元，東部地區比重由49.99%上升到56.09%，提高了6.1個百分點；中部地區由29.13%下降為24.59%，下降了4.54個百分點；西部地區由20.88%下降為19.32%，下降了1.56個百分點。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以后地區差距的發展過程，表現為我國經濟發展向東部集中。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地區差距進入加速發展的關鍵階段，東部地區占全國比重直線上升，從1991年的52.59%上升到2003年的最高點，達到59.38%，從2007年開始，東部地區的比重開始有所下降，2011年下降到56.09%。

（4）GDP構成比例中二、三產業比重普遍擴大。1978年-2011年，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中，東部地區第二、三產業發達，所占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從1978年的78.21%增加到2011年的93.77%，所占比例之高顯而易見；而中西部地區第二、三產業增長速度也很快，但受限于其基數小，因此份額有限。1989年，西部地區第三產業比重突破30%，并逐年提高，這并不意味著其產業結構的高級化，而是因為工業化水平較低，農業不發達，社會生產比較落后而造成的。從中西部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來看，兩地區均是以傳統的流通和服務業、交通運輸業、批發零售業為主，為現代工業服務的金融、通訊和信息產業相當薄弱，現代化水平不高。

（5）預測模型——中西部經濟發展加快。本文采用時間變量多項式模型運用EVIEWS軟件預測全國以及東中西部直到2020年的GDP數據。

分別帶入全國以及東中西部的對應數據，其中GDP均采用剔除了價格因素的修正GDP數據。運用所得模型結果預測2012—2020年的GDP結果。

由預測結果可以得出，截止到2020年，預測全國GDP可達到1609643.66億元，其中東部占52.86%，中部占25.78%，西部占21.36%。相較于2011年實際水平，東部GDP比例下降3.23個百分點，中部GDP比例提高1.19個百分點，西部GDP提高2.04個百分點。說明在未來的10年左右中，中西部經濟將逐漸走上高速發展的道路。

80年代初以來，我國實行先沿海、后內陸，先沿邊、后內陸腹地，先交通便利地區、后交通閉塞地區的梯度發展戰略。在此戰略思想支配下，進入89年代中期以后，我國對東部地區采取了傾斜式的政策扶持。然而，不發達的西部地區獲得國家各種優惠政策較遲。2000年西部大開發之前，國家對西部投資份額較低，致使一些地區某些產業部門由于資金限制而不得不放棄，這也導致了一些新興產業區得不到發展。實施西部大開發偉大戰略之后，加快了西部國有經濟布局與結構的調整，使國有資本集中布局于優勢產業，實行有進有退，以退求進；加快西部商品與要素市場體系的發育、市場規則的完善和市場秩序的建立；加快了西部各級地方政府的職能轉換，由過去按行業隸屬原則管理所屬企業，轉向按屬地原則，面向多種所有制、多種經濟成分的所有市場主體，履行社會經濟管理職能，通過制度安排與政策誘導，構建良好的區域經濟發展與生活環境，使來自各個國家、國內各地區、各種所有制的投資者，在西部投資能取得合理回報，真正做政府搭臺，市場主體。相信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西部經濟前景非?？善?。

參考文獻：

篇(2)

風險披露：

本人為獲證監會發牌從事第1、第4及第9類受規管活動的持牌人士。本人及與本人有聯系者在撰寫當日并無持有上述上市法團有關的財務權益，及并無于上述上市法團擔任高級人員。

投資涉及風險。股票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股票價格可跌可升，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股票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細閱相關的香港證券交易服務之條款細則及風險披露聲明，并于有需要時咨詢專業顧問之意見。以上數據只供參考，并非一項投資建議，亦不可視作任何投資方式之招攬。

港股整個10月份表現沉悶，只于23，000點至24，000點之間反復上落，缺乏方向。隨著大型國企陸續公布第三季業績，加上周五（28日）為期指結算，走勢有望出現突破。目前基金持有現金比例較高，沽壓不大，預期可再上試突破24，000點。

對中醫中藥信用增加

培力控股（01498.HK）早前公布半年業績轉虧為盈，純利829萬港元，去年同期虧損760萬港元， 收入按年增加13.6%至2.12億港元。培力為中藥配方顆粒制造商，生產基地在廣西南寧，目前產能約1，500噸，透過增加生產設備，預期明年首季增加至2，100噸。集團正著手籌建新廠房，預計第一期可在2018年初完成。公司旗下擁有著名中醫診所「農本方，上市一年診所數目由14間增至46間，今年內料增至50間或以上。

為配合外國近年在年輕族群之中，興起看中醫的潮流，由于發展空間巨大，公司正積極于澳洲及加拿大發展海外市場。內地方面，正在上?；I備首間診所，廣西南寧亦已獲批設立首間診所，未來預計可透過CEPA開設50間診所。

為配合在內地布局，公司日前宣布與順豐速運旗下的成都順意豐醫藥及順豐醫藥供應鏈簽訂為期三年的戰略合作協議，委托其為中國地區中藥配方顆粒業務，提供醫藥倉儲及物流配送服務。

篇(3)

【關鍵詞】 “十三五” 長江中游城市群 產業升級 形勢

長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為主體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承東啟西、連南接北，國土面積約31.7萬平方公里，2014年經濟總量超過4.5萬億元，居于長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之后第四位，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占有重要地位。國務院在《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批復中指出，推動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對于加快中部地區全面崛起、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坝行蛲七M跨區域產業轉移與承接，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構建具有區域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成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提出的重點任務內容?？梢灶A見，“十三五”時期將是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的新關鍵期，如何順應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把握“十三五”時期重大發展機遇，促進長江中游城市群產業升級，是各級政府部門和學界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一、國際形勢分析

從世界范圍看，國際產業調整和新技術革命正在推進，世界需求結構和產業發展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我國經濟正處于經濟換擋提質、轉型升級的新時期，“十三五”時期將成為國內外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的重要契機，也將為長江中游城市群承接產業轉移帶來發展機遇。

1、全球經濟復蘇加快，發達國家紛紛推行再工業化

目前，多數發達國家經濟前景穩定，主要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勢頭放緩，全球經濟復蘇仍將持續，經濟增速有望加快。美國經濟正強勁復蘇，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趨于好轉，以印度、印尼、古巴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呈同向聯動的趨勢。據聯合國《2014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中預測，我國“十三五”前期世界經濟將繼續保持增長勢頭，2015年全年增長速度將達3.2%。全球經濟整體回暖，將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提供了良好機遇。然而，當今世界正處于大變革調整中，全球需求結構出現明顯變化，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圍繞市場、資源等方面的競爭更趨激烈，能源資源、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錯綜復雜，發達國家紛紛推行“制造業再造”，這也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產業升級發展帶來一定挑戰。

2、產業升級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在國際產業調整和新技術革命不斷推進的大背景下，隨著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政策不斷加碼，制造業的“智能化”水平不斷提高，全球制造業的競爭形勢將更復雜嚴峻。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要在世界轉型大浪潮中把握好全球經濟分工調整的新機遇，在新一輪國際產業競爭中搶占先機、贏得優勢，推動產業升級無疑是當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聯合國《2014年工業統計國際年鑒》顯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過去四年的制造業增加值的增長率仍然持續高于他們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這說明，制造業仍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發展經濟體總體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數據顯示，2013年，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制造業增加值的份額增加到35.5%。然而，隨著發達國家的傳統工業改造升級日益加快，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持續提高，高技術工業產業成長非常迅速，制造業內部出現了顯著的結構性變化，據估計，中高級和高級技術行業現在占到工業化經濟體制造業增加值的75%，但傳統的農工行業至今仍然主導著最不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聯合國預測，今后10年，工業化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技術鴻溝將會繼續加大。在這種嚴峻形勢下，產業升級必將成為發展中國家推動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3、推動產業集聚化成為發達國家產業升級的重要手段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達國家紛紛把產業集群作為提升產業全球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不少國家將培育和扶持產業集群發展作為一種重大政策付諸實施。日本為克服產業空洞化、提高全球競爭力，推行產業集群政策，主要體現在兩個行動計劃上：一個是由經濟產業省制定和推動的“產業集群計劃”，涉及IT、生物技術、能源等領域；另一個是由日本文部科學省制定和推動的“知識集群計劃”。法國為防止企業外遷，斥資15億歐元在法國各地扶持67個不同產業的“競爭力集群”，成為法國“全新的產業策略”。這67個“競爭力集群”分為三個等級，其中第一等級是六大具有全球領先競爭優勢的產業集群，第二梯隊是9個“全球使命計劃”，第三梯隊是52個“國家使命計劃”。韓國通過產業集群政策促進地區產業分工和提升創新能力，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國家均衡發展5年計劃》，指定了8個革新示范地區產業集群發展重點方向，制定了《韓國2015年產業創新戰略》，提出產業創新的形式主要體現在集群創新上，將大力培養新的成長產業群作為產業創新的重點。如今，發達國家所有競爭力強的產業幾乎都采取集群的方式，如美國著名的硅谷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底特律汽車產業集群、加州葡萄酒釀造業集群；英國斯塔福德郡的陶器產業集群、白金漢郡的椅子制造、生物技術為核心的劍橋工業園區產業集群；德國南部的汽車工業產業集群、索林根刀具業集群、巴登-符茲堡機械業集群。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充分表明，產業集群有助于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生產要素有效集中，提高專業化生產水平，形成具有區域特色的優勢產業，這對于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進而提高產業競爭力和區域綜合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二、國內形勢分析

從國家層面看，國家推進建設長江經濟帶和長江中游城市群，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國家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內需和大力推動產業轉移等重大部署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產業升級帶來重大戰略機遇。

1、全面深化改革，產業升級將成新常態

我國經濟正處于換擋提質、轉型升級的新時期，未來可能長期保持中低速增長態勢。自2012年以來，我國GDP增長率連續9個季度穩定在7%～8%之間，處于周期回落和結構調整的壓力集聚期，經濟增長進入到中高速階段，下行壓力較大，增長條件和動力已發生深刻變化。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趨緩，產能過剩呈現出行業面廣、絕對過剩程度高、持續時間長等特點，外需超常增長的“風光”不再，社會人口、收入結構正經歷轉折性變化，在經濟合理運行區間內，微刺激政策正在加碼，全面深化改革將成為主旋律，結構調整及產業升級提速必將成新常態。在這樣的形勢下，傳統的產業發展模式面臨諸多挑戰，產業升級勢在必行。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工作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新常態，揭示了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新變化、新特點，轉入新常態，不僅意味著經濟增長將基本告別傳統粗放增長模式，增長速度“下臺階”；更意味著經濟結構出現趨勢性新變化，增長動力加快轉換、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發展質量“上臺階”。目前，我國城鎮化進程和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廣闊空間，信息化、市場化與國際化持續深入發展為產業升級提供了重要契機。近年來，我國資本、技術、勞動力等各類要素市場逐步健全，開放型經濟體系不斷完善，經濟體制活力顯著增強，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加快推進，這也為產業升級進入新常態提供了重要基礎。

2、區域戰略的密集推出將為產業轉型升級帶來重大機遇

在產業轉移升級步伐不斷加快、國際競爭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我國正積極實施從沿海起步先行、逐層向內河縱深腹地梯度發展戰略，大力推動東部地區實現更高層次的開放發展，推進西部開發，將中西部打造成我國經濟發展最大回旋余地，同時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振興茶馬古道、打造長江經濟帶、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等一批促進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的各類區域戰略相繼實施，京津冀、成渝地區、北部灣地區、長株潭、武漢城市圈、皖江城市帶等諸多區域集聚發展，區域集聚發展為產業集群培育提供了重要戰略機遇和支撐載體。

3、產業轉移承接區域向中西部地區延伸，推動產業集聚與升級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東部沿海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以及東南亞、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轉移，成為新一輪制造業轉移的主導力量。在東部沿海地區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生產鄰近消費市場以及國家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因素的綜合推動下，國內產業轉移整體呈現由三個“三角”向三個“泛三角”區域拓展，即由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東部沿海地區加速向泛長三角、泛珠三角、泛環渤海周邊區域以及沿江、沿交通軸線拓展和集聚，長江中游城市群承接產業轉移速度不斷加快，產業集聚效應不斷提升，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于東部及全國平均水平。與此同時，產業轉移進入技術、資本、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并存新階段。長江中游城市群除了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外，還承接某些資本、技術密集產品的生產及高技術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某個工序。在世界轉移產業的重心已開始由原材料工業向加工工業、由初級工業向高附加值工業、由傳統工業向新興工業、由制造業向服務業方向轉變的大趨勢下，長江中游城市群承接東部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明顯增強，承接產業由加工制造業向服務業延伸。這將倒逼長江中游城市群產業技術持續升級，提升長江中游城市群工業化水平，推動產業升級。

（基金項目：本文屬第三批“贛鄱英才555工程”領軍人才培養計劃項目（贛才字[2013]2號）；2014年江西省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招標課題（14ZD04）。）

【參考文獻】

[1] 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2] 波特：國家競爭優勢[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3] 王緝慈：創新的空間―企業集群與區域發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篇(4)

科技進步對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已愈來愈受到人們的認同。事實上，發達國家的生產增長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有60%～80%是靠科技進步而取得的。一些產品如增加其科學技術的含量，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產值和效益。其實這樣的事實早被經濟學家們注意到，1776年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就提到了經濟增長與勞動分工、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之間有內在聯系。1928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與數學家柯布合作，提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obb-Douglas生產函數，簡稱C-D生產函數)，為測算技術進步對經濟作用的研究奠定了基礎。1957年，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提出了一個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基礎，計算科技進步對于國民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新方法

［1］索洛提出的模型，定量地揭示了廣義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世界經濟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索洛也因此獲得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我國，1992年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聯合下達“關于開展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作用測算工作的通知”，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科技進步作用的定量分析。本文以漢中市為例，利用索洛模型，以1978—2008年漢中市相關的統計數據，測算研究科技進步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1科技進步與科技進步貢獻率在工業化國家，一般沒有“科技進步”的詞條，與我們這一概念對應的是“技術進步”。所謂技術進步，通常包括技術發明、技術開發、技術推廣和技術應用，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廣義技術進步，是指一種存在于一切社會經濟活動中有目的的發展過程，它不僅包括了狹義技術進步所指的產技術水平的變化，還包括了管理技術、服務技術以及智力投資的變化。

［2］科技進步貢獻率是人們用來測算科技進步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的一項指標

［3］。它衡量區域科技競爭實力和科技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一項綜合性指標。科技進步的測定模型于2世紀20年代產生以來，經濟學家們提出了許多有關的理論，技術進步及其測定的方法也非常之多在迄今為止的20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對技術進步及其測定作過較入的研究，索洛余值法便是其中的一種，它是目前進行科技進步定量分析最為常見和方便的方法2用索洛余值法測算漢中市科技進步貢獻率2．1索洛余值法模型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在研究美國的經濟發展時發現，影響經濟發展根本因素不是資本積累，而是技術進步。1957年，羅伯特•索洛發表了《技術變化與總量生產數》一文，他指出:“經濟增長中扣除勞動力、資本投入數量增長因素之后，所有產生作用的其它素的總和，都是由技術進步帶來的?！彼髀暹M一步給出科技進步貢獻率測算的公式［4］:a=y－αk－βL，(1)式中，a為科技進步的年平均增長速度，y為產出的年平均增長速度，k為資金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勞動力的年平均增長速度，α為資金的產出彈性系數(指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金增1%時，產出增加α%)，β為為勞動的產出彈性系數(指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增加1%時產出增加β%)。在規模報酬不變時，式(1)為α+β=1。(2)如Ea為科技進步對GDP增長速度的貢獻，即在GDP增長速度中科技進步因素所占比重，則Ea=ay×100%，(3)同時，亦可分別計算資金和勞動投入的增加對產值增長速度的貢獻。資金對產出增長速度的貢Ek為Ek=αky×100%，(4)勞動對GDP增長速度的貢獻EL為EL=βLy×100%。(5)產出(y)為GDP，資金k為全社會固定資產與流動資金之和(以“資本形成總額”代替)，勞動(L)為全社會勞動者年末人數(以“全社會就業人員”代替)。

2．2科技進步對漢中市社會經濟增長貢獻分析

2．2．1索洛模型中各因素指標的確定本研究的數據資料來源于漢中市統計局編《新漢中六十年》(2009年9月)。其中，總產出標選取漢中市生產總值為指標(GDP);資本投入直接取年鑒中的固定資產完成額;勞動力選取業人員總數為指標。經整理，1978—2008年漢中市科技進步貢獻率測算指標數據結果見表1。產出、資金和勞動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均按水平法計算，以產出為例，計算公式為y=(tyt槡y0－1)×100%，(6)其中:yt為計算期t年的產出，y0為基期的產出。資本產出彈性和勞動產出彈性的確定，在當前大約有上百種方法。但總的說來可以分為兩類一是采用歷史數據進行回歸求取，二是根據經驗直接給定。這兩類方法都有自己的長處和不足. 前者的基本假定是在一段時期內是一個常量，顯然有悖經濟動態發展的現實特點，而后者既有與前者同樣的不足，更忽略地區經濟科技發展差異性的現實特點，過于主觀和籠統。這里我們采用回歸分析法確定資本產出和勞動產出的彈性系數。

2．2．2索洛余值法對漢中市科技進步貢獻率測算結果及分析對生產函數［5］y=AkαLβ，兩邊取對數，得出ln y=ln A+αln k+βln L。根據表1中1978—2008年漢中市的統計數據，利用SPS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計算，計算結果為:綜合技術水平A=2．916，資本產出彈性系數α=0．367，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β=0．633。用公式(6)分段計算y，k，L，然后將α=0．367，β=0．633分別代入公式(1)，(3)，(4)，(5)可得漢中市科技進步貢獻率的測算結果，見表2。在表2中，我們把漢中市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1988年，這一時期漢中市的資本、勞動、科技對經濟的貢獻率分別是68．83%，12．52%，18．84%?？梢砸姷?，固定資產投資速度的大幅增加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第二階段(1989—1999年)，漢中市固定資產投資年增長速度由22．78%下降到21．22%，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25個百分點，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略有上升，較第一階段上漲5個百分點。勞動力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下降到7．54%。這一時期，資金投入、科技進步以及勞動力對漢中的經濟發展都起到了其相應的作用，而資金與科技進步對經濟的貢獻較為明顯。第三階段(2000—2008年)，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下降為3．69%，資本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較第二階段上升10個百分點，科技進步對經濟的貢獻率上升了近15個百分點。換句話說，這一時期，漢中市經濟增長有39．11%是科技進步帶來的，53．35%是投資貢獻的，勞動的因素已降到較低。從表2我們也看出，在1978—2008的30年中，漢中市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是資金投入，其次是科技進步。資本投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為61．15%，科技進步對經濟的貢獻率為31．01%。在三個階段里，資本投入的貢獻呈下降起伏的趨勢，而科技進步貢獻率卻穩中上升。也就是說科技進步在漢中市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愈來愈顯著?？萍歼M步貢獻率已是評價當今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的評價指標。經濟學家們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不同的［6］。在工業化的初級階段，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有15%～25%。到了工業化的中后期，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6%～44%。進入工業化后的穩定增長階段，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于50%。工業發達國家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資金投入的增長速度和勞動者人數的增長速度遠低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因此，降低資本、勞動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的投入，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和勞動者素質以及優化資源配置來增加產出，也就是依靠科技進步帶動經濟發展的內涵式擴大再生產，才能提高科技進步貢獻率，促進區域經濟的大發展。3漢中市科技進步促進經濟增長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篇(5)

[關鍵詞]就業　城市化　服務業　中小企業

一、當前的形勢和我國的就業問題

金融危機和其帶來的經濟緊縮給中國的就業形勢造成重大影響，大量企業倒閉或停產，工人大量失業，解決就業問題已經成為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的首要難題。據國家統計局2008年2月27日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五號)數據顯示：至2006年末，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為5．31億人，其中外出從業勞動力1.3億人。另據報道：2009年大學生畢業生610萬人，加上往屆未就業生200萬人。又據商務部2009年6月18日預計：今年全國“待就業”人口將超過4000萬人，其中約60％為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形勢十分嚴峻。

在未來幾十年內，中國每年將新增勞動力700萬人左右。同時，農村約有2億剩余勞動力；按照農村人口城市化每年增長1％計算，農村勞動力每年向城市轉移約1000萬人；而在經濟每年增長8％～9％的情況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800-900萬人。因此，城鎮每年約有1000萬以上的勞動力得不到工作崗位，就業總量矛盾突出，中國將長期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

促就業是一個涉及政策、經濟、體制、結構等多種綜合因素的系統工程，解決起來絕非易事。就業需求歸根結底是由社會投資、消費需求帶動的，當前經濟的典型特征是世界范圍內的產能過剩。前者是屬于人類社會發展與自然資源不協調的矛盾，后者屬于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生產能力與相對落后的消費能力的矛盾，此矛盾的根源在于財富分配不公，極少數人掌握了過多財富，而社會消費主體沒有消費能力，金融危機更加劇了這一矛盾。

世界已經進入消費需求決定經濟前景的時代，需求不足使世界經濟進入通貨緊縮通道。為防止經濟大蕭條，各國政府竭盡全力推出刺激經濟的應對措施，甚至不惜開動印鈔機或放出流動性，以人為制造通貨膨脹的極端手段來對抗通縮(這可能為未來的惡性通脹埋下禍根)，中國的刺激經濟措施同樣面臨嚴峻挑戰。中國已有650種產品嚴重過剩，單純擴大生產能力的舉措(如擴大投資規模)都無法解決消費需求嚴重不足這個根本問題，且可能造成更嚴重的產能過剩。

在消費需求決定經濟前景的情況下，核心問題是如何消化過剩產能，以消費需求來帶動經濟發展。相應的經濟模式也應調整為消費主導型發展模式，當然要實現從生產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模式的轉變，涉及到多方面的改革。例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一體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推進政府轉型等。這些改革可以消除我國制約消費需求的根本障礙，也可為就業問題的解決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當前和今后中國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

1、以加強服務業為容納就業的戰略方向

加速發展服務業，對于擴大就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意義。服務業，尤其是建立在信息技術及現代管理理念基礎之上的現代服務業，其范疇包括如信息傳遞服務(電話、電信、網絡、媒體)；信息創造服務(科研、設計、創意、軟件)；商貿流通服務(EB、物流、會展、批發、零售)；金融中介服務(證券、保險、投資、法律、會計)；休閑服務(交通、旅游、文化、體育、娛樂)等。

新型服務業的經濟需求潛力大、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小、附加值高，并具有吸納就業能力強等顯著特點，屬于高技術、高贏利、高效益的產業，在國際分工中占有優勢地位，與其他產業相結合，能夠提升其競爭力。因而是許多發達國支撐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產業，是獲取競爭優勢之根源，其產出通常都達到GDP的60％以上，美日更是超過80％。服務型經濟符合兩型社會的典型特征，是建設兩型社會的最佳選擇。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產業結構變動一般規律是農業在經濟中所占份額持續下降，工業份額在工業化階段迅速上升，服務業產出比重持續上升，最終穩定在較高水平，就業人口由農業向制造業和服務業不斷轉移，最終服務業會成為容納就業人口最多產業。例如美日歐盟的服務業就業比重已超過總就業的80％。

目前，我國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僅為39.5％，勞動就業占全部就業比重僅為32.2％，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也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我們的服務貿易還長期處于逆差狀態，并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從總量看，規模還明顯不足；從發展質量看，服務水平偏低，競爭力不強；從內部結構看，傳統服務業較為發達，現代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明顯落后；從區域布局看，農村服務業十分薄弱，東、中、西三大地區發展很不平衡。

發達國家經驗告訴我們，服務業是就業容量最大的產業。中國在制造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模式轉型的過程中，可通過加速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的途徑，延伸其產業鏈，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也產生更高的發展效益。加速服務業的發展，可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和大學生就業問題，是中國解決就業問題的戰略方向。

2、以中小企業蓬勃發展為解決就業的主要途徑

從過去20年國企與民企吸收就業變化來看，盡管國企的固定資產投資是民企的約3.5倍，但國企的就業人數仍減少了0.4億。而中小民企的就業人數增加了1.6億。據估計，中小民企吸收的就業總數，已經達到中國總就業人數的近些年來的80％。因此，中小民企才是創造就業需求當之無愧的主力，而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則是解決就業的最有效途徑。

金融危機的沖擊造成的消費不足，是當前中小企業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搞活中小企業的根本途徑是通過改革和經濟模式轉型，尋找能夠產生強大可持續消費需求的戰略方向。無論從投資規模還是市場風險來看，服務業的進入門檻都不高，是中小企業最容易進入、最容易發展的行業，也是就業容量最大的行業，而服務業的發展空間與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關。因此，加速城市化進程就意味著加速擴大了服務業的需求空間，這又為中小企業加速發展提供了動力，而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則是解決就業難題的主要途徑。

3、以城鄉統籌發展的城市化進程為創造就業的最大引擎

城市化進程是拉動需求最有效的戰略方向?！拔覈洕^去一直延續的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的發展模式。從產出水平看，已經達到了可以滿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國家的生產能力；但是從需求水平看，只有人均700美元的消費水平(按農村消費水平算)。因此，當前我國經濟的重要矛盾是：城市化創造消費需求不足，工業化創造供給產能過剩，內需不足就是城市化與工業化不協調的必然結果”(王建，2009)。

據世界銀行統計，1995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0％，低收入國家為28％，而目前中國城

市化率約40％。城市化滯后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瓶頸”。研究表明：日本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農業人口65％轉移到城市；美國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農業人口轉移了72％；而中國在1985-1995年間，從農業人口轉移出去的人口，即使包括臨時流動的人口在內，也不超過10％，這是限制中國經濟總量擴張的重要原因。

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列茨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據專家估計：中國城市人口比重增加1個百分點，其直接效應可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因此，城市化進程是中國長期拉動內需的主要方向，或新時期應對世界性危機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實現經濟現代化的必經之路。

城市化進程通過創造投資需求、就業需求、服務性需求和生產性需求的方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最終將其轉化為消費需求。作為農業大國，三農問題是困擾中國的根本問題。農業現狀是人多地少，增產幾倍人均增收也不多。單靠種地，農民是永遠富不起來的，關鍵是如何讓大量過剩勞動力充分就業。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須走城鄉統籌發展之路，通過城市化帶動工業化進程讓大量農民集中到城市務工，最終成為城市居民。這將極大改變我國一、二、三產業的就業結構，是優化經濟結構的必然選擇。提高發展效益和居民收入水平是創造消費需求最有效的武器，也是推動經濟模式轉型創造強大持續性內需的根本途徑。

加速城市化進程盡管也需要大量投資，然而這種投資主要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和相應的公共服務業建設，不會造成產能過剩，且其規模巨大，可延續數十年。它創造的巨大需求可以有效消化當前工業化超前造成的過剩產能；城市化進程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可解決大量農民工就業；若同時改革制約城市化進程的不合理制度，并輔以完善社保機制來促進大量農民向城市群低成本轉移(例如讓農民用宅基地置換部分城市保障性住房，加點錢還可換商品房；其責任田作為可分紅的股份轉交給專業戶集約耕種等)。農業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既有利于農業集約經營和農業的產業化進程，又可為城市服務業創造巨大需求。農民變市民和服務業的興旺一方面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另一方面又將為中小企業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而中小企業的興旺發展，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當前為刺激經濟中央投資大幅增長而民間投資急劇萎縮的困境。實際上，只有民間投資熱情快速增漲及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才能真正有效解決中國的就業難題。民營企業興旺、就業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又將為工業化注入更大動力，有利于進入城市化與工業化雙輪驅動的良性循環，于是促就業、調結構、增效益、擴內需的問題迎刃而解。

篇(6)

關鍵詞：商品住宅價格；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C93文獻標識碼： A

按照西方經濟學中的價格決定理論，在完全競爭市場下，商品的價格形成主要來自市場的需求與供給的平衡，均衡價格是指一種商品的市場需求量和供給量相等時的價格，均衡價格水平上的商品數量稱為均衡數量。因此，分析完全競爭市場下均衡商品住宅價格的影響因素[1]，主要從需求價格的影響因素和供給價格的影響因素兩方面入手。而從住宅市場運行實踐來看，地區的差異性、交易的非公開性、商品的個別性、市場的分散性、供求調節的滯后性等特征決定了住宅商品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供給和需求通?？偸遣幌嗟鹊模績r通常不處于均衡狀態，除了受到供給因素和需求因素的影響外，還受到供給和需求差額的直接影響，同時宏觀經濟和政府政策干預程度也會對通過影響供給和需求因素對房價形成間接影響。就南京商品住宅市場而言，影響其價格的因素主要包括：政策調控、經濟發展、城市變革、社會發展四方面。

一 影響商品住宅價格的政策因素

通過南京住宅市場來看，可以看出政策主要通過供應、稅收、貸款、等手段來影響市場的供求、開發成本、交易成本，從而影響整個房地產市場體系。

（一）供應方面

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供求決定市場價格，未來南京房地產市場的供求應總量將對價格產生最為直接的影響。當房地產市場供大于求時，價格必然下降；而供不應求時，價格也必然會下降。同時南京市推出的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等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將影響南京市的供求結構。對于動拆遷居民、低收入居民、新婚青年等具備購房剛性需求的人群而言，該政策為他們提供了更大的選擇范圍，使他們免于過重的經濟負擔，就可以達到改善住房條件的目的。間接影響全市的住房需求，使中檔住房需求向中低檔住房需求傾斜。從供需兩方面綜合來看，結構都向中低價方向進行調整，從而達到一種新的平衡[2]。

（二）金融方面

自從2004年中央實施了以“管嚴土地，看緊信貸”為主的宏觀調控措施，房地產開發的兩大命脈――土地和資金均被納入調控范圍，土地管理部門持續開展土地市場的清理整頓，各商業銀行嚴格控制對房地產開發企業的信貸，房地產企業普遍受到了“地根”嚴控“銀根”緊縮的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是拿到地塊的費用，還是資金成本，或者建安成本，都會有較大幅度的變化從而對房地產投資產生抑制作用。另外，由于貸款額度及審批條件的嚴格，投資者貸款難度增大；銀行利率的提升導致資金成本提升，對于投資性需求也產生了較大的抑制作用。

（三）稅收方面

從稅收角度看，對購買不足兩年的商品房按售房全額征收營業稅，這一政策將大幅增加投資成本，從而大大抑制投資需求，尤其是短期炒賣的投機需求。另外，部分投資者將轉售為租，導致租賃房源增多，吸引部分自住型客戶轉買為租，降低自住性需求。宏觀調控從供應、稅收、貸款等方面入手，全面地影響了南京市房地產各個層面，從高端物業到中低價房，從抑制投資性需求到鼓勵自住需求，是影響房地產市場的各種因素中最主要的力量。

二 影響商品住宅價格的經濟因素

目前南京市消費結構由“吃穿用”向“住行”（即汽車和房地產行業）升級所推動的，而且這一推動力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不是短期的，而是一個較長時期的。因此，經濟走勢對南京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是根本性的。

(一) 整體經濟水平

南京市作為江蘇省經濟中心之一，GDP持續近十年的兩位數快速增長，經濟前景看好。而房地產業作為資本大量積聚的行業，在經濟水平整體向上的情況下，對各行業資金產生匯集作用，同時，對海外資金也產生吸引力，大大刺激房地產投資上漲，供應增多；同時，在需求上也強化了購房者的消費信心、投資者的投資預期，促進房地產市場供應增長、需求旺盛，交易量大幅上漲；當然，一旦經濟發展停滯或減緩也將減少總需求量和總供應量[3]。

(二) 人均收入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是由區域經濟發展條件決定的。當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人民收入水平也隨之增長，生活水平發生較大改善，從而增強對住房條件的改善需求，并且由于購買力的增強，這種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反之，當人均收入水平停滯不前，改善住房的需求變成潛在需求，降低實際需求總量。

三 影響商品住宅價格的城市發展因素

城市房地產的發展帶來城市面貌的改變，同時，城市自身的發展也會對本地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作用

(一)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隨著城市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道路、商業環境、城市景觀等都得到較大改善，對區域土地產生增值作用，對土地之上的物業也增加了內在價值。同時，通往城市外部的交通條件的改善，也將對吸引外來資金投資城市房地產產生促進作用。

(二) 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將帶來城市區域土地面積的擴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這兩方面的增長都將促進城市房地產市場的需求。目前“新南京人”正在成為支撐南京市房地產市場的一支重要的需求力量。

(三) 城市發展機遇

重大項目的舉辦、區域中心的規劃建設等都成為城市發展的巨大動力，這些發展機遇影響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也起著巨大的影響作用。比如南京第十屆全國運動會等項目，有力的促進了南京的城市發展。

四 影響商品住宅價格的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不但直接作用于市場的供求，而且還通過意識、道德、平等、偏好等影響房地產的深層次需求。

(一) 人口增長和結構

社會人口增長包括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都會為區域房地產市場帶來新增房地產需求，增大房地產的需求總量。同時，人口的年齡結構、職業結構等也會對房地產需求產生深刻影響。如老齡化社會對老年房產的需求。

(二) 社會平等

和諧社會的建立要求“居者有其屋”，要求社會對于中低價收入群體等居住條件較差的居民進行扶持與補助，從而調整社會需求結構和供應結構。目前的經濟適用房政策、廉租房政策等，就是從這個角度考慮而推出的，將對南京市房地產市場產生重大的結構性影響。

(三) 消費偏好

另外，社會的人文、消費理念的變化也將會相應的波及到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需求偏好等，對全市房地產市場的產品形態都產生影響[4]。

各種影響因素分析對比情況如下表2.2所示：

表2.2 影響因素分析表

Tab.2-2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影響因素 供應 需求

時間 力度 時間 力度

政策因素 供應結構 短 中

金融政策 短 短

稅收政策 短

經濟因素 總體經濟水平 長 長

人均收入水平 長

產業結構升級 長

城市因素 基礎設施建設 長 長

城市化進程 長

城市發展機遇 長 長

社會因素 人口增長與結構 長

社會平等 長

消費偏好 / /

說明：個數表示影響力強度；表示影響力度為半星

通過上述表格可以看出：

(一) 政策性因素對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影響最為直接和明顯，而且影響力度較大，其中稅收、金融政策影響力度最大，效果也最為明顯。

(二) 經濟性因素對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影響不是十分明顯，但其影響具有長期性，從長遠的觀點來看，經濟因素是房地產價格的決定性因素。

(三) 城市化因素對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影響具有綜合性。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可以在短期內促進周邊的房價迅速增長，從長期來看其也將促進整個城市房價的增長。

(四) 社會性因素對價格的影響，往往不易顯現，其對價格的影響相對難以計量，對價格的影響方式和影響程度并不顯而易見。

參考文獻：

[1] 宋承先.現代西方經濟學.微觀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 張紅.房地產經濟學講義[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篇(7)

關鍵詞：歐債危機　歐元區　經濟一體化　政治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830.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2)01-023-04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對希臘可能出現債務違約的擔憂進一步加劇，希臘因債務危機最終走向破產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同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已經出現的或將來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問題，更是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并有可能進一步蔓延至實體經濟領域，甚至是國際政治領域。歐債危機的影響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持續時間之長，決定了我們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歐債危機的起因錯綜復雜，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既有經濟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歐元區內部的因素，也有國際經濟政治大背景的因素。本文試圖從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雙重視角深入探究歐債危機的起因。

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

在歷史上歐洲人曾經以各種方式進行過歐洲一體化的偉大嘗試，但是都失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使歐洲人普遍寄希望于通過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道路來實現歐洲的和平與福祉。從二戰后的歐洲煤鋼聯營共同體，到1993年的歐洲聯盟誕生，主要是走的經濟一體化的道路。歐元區的成立實際上是二戰后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結出的果實，各成員國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主要是貨幣，組成了一個共同的單一貨幣聯盟。歐元區的成立在促進歐元區成員國間的經濟一體化方面也確實發揮過許多積極作用。成員國在加入歐元區之后，享受到了歐元區使用單一貨幣的好處，比如消除匯率浮動，促進跨境貿易和促進跨國就業等，使得政府和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更加便利，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更加順暢。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歐元區成員國畢竟是獨立的歐洲民族國家，歷史傳統和文化差異在短時期內是很難融合的，各民族國家的利益沖突也仍然客觀存在。因此，歐洲的政治一體化一直都遠遠落后于經濟一體化，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共同司法與內務合作、共同防務政策等方面的進展仍然非常有限。

按照加入歐盟和歐元的標準，歐元區似乎可以作為一種國家的～體化模式。但是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歐盟不但沒能順利解決希臘債務問題，歐債危機反而傳染至更多國家。歐洲金融市場動蕩加劇，還存在著債務危機與銀行危機并發的可能性。歐元及歐盟運作機制當前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考驗，與歐元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有直接關系。與經濟一體化相比，歐洲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大大地落后。沒有政治聯盟作為基礎，經濟聯盟的發展就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障礙。歐元是一種共同貨幣，它的價值及其穩定與否還取決于各國在政治上能否保持團結一致。若政治一體化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對于歐元來說就是致命的傷害。目前急需解決的就是國家的讓渡問題。國家對貨幣稅收的管轄權不僅是國家重要的經濟職能，更是一國的重要內容。對于參加歐元的國家而言，它們已經讓渡了發行貨幣的，但是仍然保持稅收和國家經濟決策的權力。這不是單一的經濟一體化所能解決的，更加需要政治一體化的發展來解決。

由于歐元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各成員國的國家利益與歐元區共同利益經常存在沖突。作為多種增長模式和多種發展速度共存的經濟聯合體，歐元區成員國經濟發展差異很大，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歐元區的東擴，轉軌中的中東歐國家逐漸加入歐元區，更加加劇了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歐元區各國經濟復蘇步伐不統一，德國、法國的經濟開始回歸正常，而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由于房地產泡沫的破裂，經濟復蘇之路曲折。各成員國對歐元區貨幣政策的訴求不盡相同，但歐洲央行顯然難以同時兼顧所有成員國的利益，這一問題在單一貨幣體制下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如果有一個好的政治決策機制，當某個成員國債務風險上升時，歐元區應該能夠果斷地尋求一種合適的解決辦法。但是，歐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國家機構基礎上的，各成員國常常在機構設置，席位分配、表決機制等問題上爭論不休。歐元區與歐盟密不可分，歐元區的重大決策中都由這些超國家的機構協調解決，這樣的制度設計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和執行力的。在歐元區現行決策體制下，歐洲債務問題不可能迅速得到解決。同時，歐元區設計上又沒有退出機制，出現問題后協商成本很高，這也給歐元區危機處理提出了難題。由此可見，將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置于一個統一的貨幣區內，只搞經濟一體化卻沒有政治一體化，必然存在著諸多難以協調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就已經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二、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和經濟趨同的不穩定

歐元區各成員國的實際情況不同導致經濟政策各不相同，已經成為歐元區未來發展的重大障礙。雖然成員國在經濟趨同上都達到了指標的要求，但是這種趨同僅僅是表面經濟數據的統一和接近，歐元區真正需要的經濟政策的協調統一還遠遠沒有到來。成員國稅收制度各不相同，失業保障制度以及養老金制度也不統一，成員國不同的通貨膨脹水平與相同的利率之間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不協調，成員國穩定物價的要求與放棄部分經濟后調控手段受限制之間也有難以解決的矛盾。如果歐元區不能較好解決內部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問題，那未來的歐債危機仍然會愈演愈烈。

成員國經濟政策的不協調還嚴重影響了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按照歐盟條約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應該是具有高度獨立性的金融機構，它對歐元起到保證幣值穩定、抑制過高通貨膨脹的作用，是關系到歐元能否穩定運行的關鍵和基礎。但是從后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利益的差異性使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運作大打折扣。歐洲理事會控制著歐洲央行的人事安排，它是由各國央行的行長和董事會成員組成的，這些成員都代表本國經濟利益說話。由于各國對貨幣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盡可能影響歐洲央行采取對本國有利的貨幣政策，從而威脅到了歐洲央行的獨立性。有些國家在失去貨幣調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來適應本國經濟發展的要求，這些手段也經常地與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相抵觸，從而大大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效果。

除了經濟政策的不協調以外，成員國經濟趨同的不穩定也是歐洲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加入單一貨幣體系，各成員國不惜一切代價地向經濟趨同標準靠近，其中很多國家都是臨時突擊的結果。這種經濟趨同標準很難在歐元區啟動后長期維

持下去。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債務危機，明顯地暴露出這種經濟趨同的不穩定。歐洲某些大國出于政治目的而人為地搞經濟趨同和加快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度，最終必然會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對當年希臘為加入歐元區而做假賬，德、法等國心知肚明，但急于擴大歐元區的政治心態壓倒了本來規定的嚴格的財政、經濟標準。希臘等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原本與德、法等歐元區核心國相差不少，其福利水平也有差距。加入歐元區后，希臘背靠歐元這棵大樹，大量借貸，福利水平迅速趕上甚至超過了其他國家。可以說，歐元區在成立之初就在經濟領域埋下了地雷。歐元區成立之后不久，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又使得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寬松政策，希臘政府的財政原本處于一種弱平衡的境地，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臘根本無法通過公共財政來支撐過度的財政開支，因此在這輪財政寬松政策中出現了債務危機。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區的其他國家包括德國和法國等核心國家都以盡量減少本國國家利益損失為出發點，來協調和尋找各方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完全沒有當初推進歐洲一體化的決心和進度。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成員國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和經濟趨同的不穩定。直接導致了它們在面對債務危機時仍然退守回本國國家利益的底線，大大增加了各方的協調成本，還可能會延誤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因此，對于每一個歐元區成員國來說，未來逐步推動建立協調的經濟政策并謀求穩定的經濟趨同是很必要的。在這次歐債危機中處于困境的國家必須更多地服從歐元區的統一領導。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希臘在這次危機中實際上已經失去了一部分自，公共政策上也將更多地受制于歐洲央行和歐盟的干預，這種情況以后可能還會發生在歐元區其他成員國身上。

三、貨幣政策的集中化和財政政策的分散化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個國家調控經濟運行的兩大最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兩大政策的應用中，其調控的側重點、調控目標、調控影響等方面均存在差異。貨幣政策更多地側重于總量的調節，更多地側重于保持幣值的穩定，且在治理通貨膨脹的時候作用更突出：而財政政策可能更側重結構性的調節，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比較突出，且在治理通貨緊縮的時候作用更突出。因而，為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經濟目標，客觀上必然要求將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統籌安排合理搭配使用，這在一個國家內部通常是很容易實現的，但歐元區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則具有較大的特殊性。歐洲區內的國家并非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國家，雖然歐元區的財政政策仍由各國政府自主制定并執行，但由于歐洲一體化的政治需要，各成員國將自主制定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力讓渡給了歐洲央行，由超國家的歐洲央行制定并執行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即歐元區實行的是自主分散的財政政策與集中統一的貨幣政策搭配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梢哉f，這一制度設計是歐元區的最大特色，但也為當前的歐債危機埋下了伏筆。原因在于，各成員國自主實施的財政政策的目標主要是為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及解決本國失業等問題，而歐洲央行實施的貨幣政策目標則主要是為維持低通脹并保持歐元的對外幣值穩定。

按照經濟學理論，當一國財政狀況惡化時，其信用將會降級，由此導致發行國債的成本上升，甚至金融市場對其繼續發行債務還會附加諸多限制條件，這都會減少財政狀況惡化的國家發行國債的可能性，進而對該國政府控制國債融資和政府赤字規模形成約束。但因歐元區實施的是集中統一的貨幣政策，因而金融市場對歐元區各國政府財政赤字融資的制約機制無法發揮作用。而且，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歐元區在一定程度上還為不達標的赤字國發行債務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如加入歐元區之前的希臘，意大利等國的政府赤字本就已偏高，其債務背后的信用擔保能力已較低，但這些國家加入歐元區后并沒有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以削減赤字，而是更加專注于通過擴張財政預算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實現本國經濟增長及解決本國失業問題，將由此可能引發的通脹及歐元匯率穩定問題均拋給貨幣政策的統一執行者歐洲央行。由此可見，歐元區先天的內在制度設計缺陷，使歐元區各國家不僅喪失了主動彌補財政赤字的意愿，反而使其原有的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從而釀成當前非常嚴峻的歐債危機。面對歐債危機的爆發，歐元區各成員國仍無法在本國范圍內單獨采取任何貨幣政策來調整，只能寄希望于歐洲央行的統一安排，而這又發生很高的溝通成本，需要很長的協調時間，因而往往失去最佳的政策反應時機，造成很大的經濟波動和危機的可能。

四、區域經濟差異和產業結構失衡

歐元區各個國家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希臘，意大利等南歐國家在經濟體制與運行方式上與德，法等國家也有著較為明顯的差異?？梢赃@樣說，在歐元區內部，經濟強國的發展優勢與弱國的發展劣勢越來越突出，兩極分化的趨勢也變得越來越明顯。經濟強國帶動不了弱國，弱國的放緩也同時拖慢了強國的發展。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既沒有特殊的地域優勢，沒有很豐富的自然資源，在科學技術方面也沒有明顯領先的優勢。以希臘為例，其經濟發展非?；?，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很低，房地產泡沫相當嚴重。希臘的勞動力、能源等生產要素市場競爭不充分，資源配置效率不高，處于壟斷地位的希臘公共企業改革阻力較大，公用事業市場開放相對滯后。希臘的國有企業不僅自身效率低下，服務質次價高，成為財政包袱，而且政府為了拉攏選民，贏得大選，還不得不大力擴展公共部門，進一步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由于希臘低迷的經濟不能支持其龐大的財政支出，最終導致經濟泡沫逐漸破裂。失業率居高不下，銀行業壞賬率激增，債務危機的爆發難以避免。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希臘等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反過來也在制約德國等歐元區主導國家的融資能力，導致德國國債的再融資成本增加。例如，德國政府在最近發行國債時就遭到資本市場冷遇，投資者認購很不積極，最終導致德國央行不得不出手購入超過市場需求的國債，以避免此次國債拍賣失敗。作為歐洲頭號經濟強國的德國長期國債一直是資本市場熱捧的優質資產，如此高比例的德國國債在市場上不能售出尚屬首次，反映的是投資者對歐元區經濟前景的不信任。如果作為歐元區經濟信用等級最好的德國尚且不能在資本市場充足地融資，歐洲其他國家的境況可想而知。最近這次德國國債發行遇冷，直接反映出資本市場對作為歐元區實力最強的德國經濟能否免于遭受歐債危機的擔憂，也是德國經濟遭受歐元區債務危機拖累的一個信號。

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在金磚國家的經濟迅速增長的過程中，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占據了世界絕大部分市場，而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則幾乎壟斷了高科技產品市場，因此國際制造業市場中留給希臘這類國家的份額就微乎其微了。希臘進入工業化的時間相對較短，由于受到自然資源等諸多先天條件的限制，對制造業產品的進口依賴度很大，而

象希臘原來的傳統產業如航運和旅游等，又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受到劇烈沖擊，因此希臘的就業率和勞動生產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在經濟低迷時期，國家只能采取積極的經濟刺激政策，這又使得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這些原因都加大了希臘在面臨經濟危機時的財政壓力。在其他南歐國家，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其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和希臘也很類似，缺乏制造業支撐的產業空心化和擴張性的赤字財政政策，都是這場歐債危機的直接導火索。

五、人口的老齡化和不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

歐洲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公共財政背負著很重的養老金負擔，必然會表現為相關國家的公共債務不斷上升。除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巨額養老金支出，歐洲的教育醫療福利、失業救濟、帶薪休假等其他福利項目的支出比例在全世界都屬于高水平行列。如果把歐洲和美國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美國社會較歐洲更為開放，吸收的外國移民也比歐洲多，但是多年來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卻是歐洲的兩倍左右，失業率也只有歐洲人的一半，出現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社會福利水平比歐洲相對要低很多。與美國不同，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可謂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安全網”，除了經濟活力受損外，還帶來社會制度的僵化。在歐洲的選舉政治下，歐洲國家不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不斷地被強化，沒有哪位政治家或選舉候選人能強力推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的財政政策。因此，歷史因素和現實利益交織在一起，使得歐洲很多國家的“寅吃卯糧”狀態持續了很多年。近年來，歐洲一體化的快速推進和歐元區的成立雖然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種不合理社會福利政策的弊端，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最近幾年，很多財政能力有限的南歐國家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向德國和北歐看齊，而完全不顧及本國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最終導致債務無法按期償付的危機。

在社會福利政策的形成方面，歐洲各國間有著不同的文化差異。就希臘而言，其債務危機的一個根源就在于其要靠借錢才能過日子，這樣寅吃卯糧的狀態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可以這樣說，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有其必然性，這場債務危機的到來只是早晚問題。除希臘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信用評級最近不斷被下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超過國家財政能力的不合理社會福利政策所導致。因此，這場歐債危機的爆發確確實實給歐洲高福利國家的公共政策敲響了警鐘。

到目前為止，歐債危機的影響還遠未結束，歐洲經濟也沒有出現回暖的跡象。歐洲的這場危機對于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來說，同樣具有很強的警示作用。首先，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統一應該成為我國未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主要著力點，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收支結構和收支平衡尤其要重點予以關注，我們今后絕對不能出現歐洲這樣的債務危機。其次，在中國社會老齡化趨勢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制定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應該成為今后需要重點解決的改革攻堅點。最后，我國當前在產業結構升級和縮小區域經濟差異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應該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視野中重新審視和思考，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戰略指導下開展的海外投資活動也必須要具備更大的彈性和靈活性，既要注意規避歐債危機帶給我們的各種風險，又要把握好歐債危機帶給我們的戰略機遇，更好地為我國的國家利益服務。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