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趨勢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宏觀經濟趨勢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 嬰兒潮；中國；日本；人口世代；社會負擔；宏觀經濟

〔中圖分類號〕C92-05；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5）05-0065-08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04年左右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后，中國鄉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速度逐年降低，未來依靠城鎮化提高經濟發展速度的動力將逐年變弱。〔1〕而上世紀60年代末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的生育水平自1990年代以后便呈現急劇下降的趨勢，最終于2014年左右引致人口紅利轉折點，成年勞動力數量開始減少。根據中國目前55歲的平均退休年齡〔2〕，60后嬰兒潮世代將于2015年左右逐步開始退休①，未來5-10年中國的老齡化浪潮將異常迅急，同時，隨著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持續下降，未來新增勞動力也將不斷下降。我國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及時調整人口發展措施，很有可能出現未富先老，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對這樣的情景，迫切需要了解中國人口增長的性態，特別是人口世代對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只有了解這些趨勢性特征事實，才能根據歷史上和國際上的經驗，制定適宜的措施。

遺憾的是，目前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學者較少關注中國的人口性態，特別是中國的人口世代因素，比如60后和80后的嬰兒潮問題；研究人口紅利和老齡化問題的學者很少關注中國歷史上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依次進入和退出勞動力市場對諸如人口紅利和老齡化等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也少有學者關注嬰兒潮世代處在勞動階段這一人口世代對人口紅利期的特殊影響問題；未來中國將要面對的是進入和正在進入的低速常態，卻少有經濟學家從人口世代這個視角觀察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比如90后嬰兒低谷世代開始進入勞動力市場，60后嬰兒潮世代開始退出勞動力市場可能引發的問題；此外，關注經濟低迷和近期經濟下滑的學者多，卻少有人研究日本個案，從日本獲取經驗和教訓。而日本過去20年和將來所面臨的問題正是中國正在面臨或將要面臨的問題，比如政府債務危機、老齡化、勞動力短缺、持續發行貨幣對經濟刺激以及經濟潛在通縮的影響等。隨著日本嬰兒潮世代這一超規模人口世代沖向頂峰和由規模較小的世代取而代之，不僅日本龐大的財政和貨幣刺激對經濟復蘇所起的作用有限，也大大加重了日本政府的債務。

日本和中國具有相同的東方文化，同時都對外來移民管制較為嚴格，故比較中國人口性態和日本人口性態之間的相同和差別，進而從日本歷史上獲得經驗和教訓，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義所在。

二、文獻綜述

有關人口性態，特別是人口世代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結構或者嬰兒潮對社會和宏觀經濟的影響方面，如Mankiw & Weil（1989）在Poterba（1984）的基礎上考慮人口結構改變對住房需求的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美國嬰兒潮一代（1946-1964）步入購房年齡，是美國70年代住房價格上漲的關鍵因素；而嬰兒低谷一代進入住房市場則引致1990年代美國房屋需求增長緩慢?！?〕陳斌開等利用人口普查的微觀數據發現，中國“80后嬰兒潮”一代步入勞動力市場和進入婚配對住房產生的需求，很有可能是2004年以后房價上漲的重要原因，同時也闡釋了老齡化到來會引致住房價格面臨下降的壓力。〔4〕陸D和蔡P比較了中日人口結構，認為中國如今所面臨的人口結構和90年代日本所面臨的人口結構類似，人口紅利開始消失，社會負擔開始加重，潛在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李銀珩和李碩論述了美國1946-1964年嬰兒潮一代步入退休，將使美國面臨勞動力短缺以及社會保障體系負擔加重等問題。〔6〕在有關人口結構，特別是人口世代演進對其他方面的影響研究方面，張春生和蔣海論述了美國嬰兒潮一代對美國1980-1990年股市的影響?！?〕Andrew（2001， 2003）以及Brooks（2002）就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方面做了相關研究工作〔8〕；Reinhardt（2000）就嬰兒潮世代進入老年階段時對醫療行業的影響進行了針對性研究?！?〕總之，嬰兒潮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和全方位的。

不過我們要強調，Mankiw & Weil（1989）等人的研究忽視了中國的特殊性〔10〕，雖然美國和中、日都存在嬰兒潮，但是人口結構問題對美國經濟的制約沒有中國和日本嚴重，這是因為美國是個移民國家且實行較寬松的移民政策，歷史上美國本土居民生育水平下降引致的現在和未來勞動力短缺問題可以通過年輕移民填補，更不同于中日的是，美國自1975年后每年出生人數的整體趨勢是增加的。陳斌開等則缺乏對中國人口結構的明細分析，沒有窺探到中國歷史上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也沒有論述嬰兒潮和嬰兒低谷可能對中國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特別是隨著嬰兒潮一代以及相繼而來的嬰兒低谷一代的成長，即教育、工作、結婚、消費、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生命活動會對相應經濟部門產生的影響。陸D和蔡P雖然比較了中日人口結構，闡述了人口紅利理論，卻沒有明確地提出人口世代以及世代更替的概念，忽視了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交替進入勞動力市場和退出勞動力市場對經濟增速的趨勢性特征的影響，沒有看到人口結構問題的實質其實是嬰兒潮問題。人口紅利期是嬰兒潮一代處在勞動年齡階段，嬰兒低谷世代處在青少年和老年階段；而人口紅利消失期則是嬰兒潮一代逐步退休，嬰兒低谷世代處在青少年和勞動年齡階段。

現有文獻中雖存在考察中日人口結構問題的一些研究，如張寶珍（1990），孟雙見和吳海濤（2005）分別論述了日本老齡化下日本社會和經濟可能面臨的問題〔11〕；柳清瑞等（2012）闡述了少子化和老齡化下的日本社會保障經驗〔12〕；蔡P（2004，2009，2010）系統地論述了中國的人口紅利期以及人口紅利結束可能面臨的問題以及政策應該如何調整，如何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如何成功邁過中等收入陷阱〔13〕；梁穎和陳佳鵬（2013）論述了中國和日本存在人口轉變和經濟轉型的相似性，以及如何根據這種相似性借鑒日本在人口紅利期和人口老齡化時期所獲得的經驗和教訓問題〔14〕，但是，目前學術界對于中日人口世代的界定，比如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的具體界定，以及考察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依次進入勞動力市場和退出勞動力市場對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可能產生的影響的研究還不夠深入，甚至連基礎的描述性分析工作都比較缺乏。這一切主要源于人口世代對經濟的影響是長期的，20年前出生的人口要過20年后才進入勞動力市場。因此，本文的研究特點體現在以下方面：詳盡論述中國和日本的嬰兒潮世代并進行對比性分析，考察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交替進入勞動力市場和退出勞動力市場可能對中日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產生的動態影響，以及這種趨勢性特征的變化對中國未來宏觀經濟的啟示。

三、中日人口世代對比

此部分主要考察中國和日本分別在1961-2010年、1946-2010年出生人口的特征，進而界定在此期間中國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明細化這個事實特征，對分析人口世代的交替演進，比如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交替進入和退出勞動力市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具有重要價值。同時也有助于決策部門制定合適的人口和經濟政策。需要說明的是，什么是嬰兒潮？嬰兒潮就是人口出生高峰，出生高峰包括出生人數逐年上升的階段，也包括出生人數逐年下降的階段；同樣出生低谷包括出生人數逐年下降的階段，也包括出生人數逐年上升的階段，且出生高峰和出生低谷在時間上連接，其節點為歷年出生人數的增速開始發生轉折的時點〔15〕，所以嬰兒潮時期既不是出生人數完全上升的時期，也不是出生人數完全下降的時期，而是一個波峰。

在上述時區內，中國和日本都存在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中國的嬰兒潮世代分別為“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日本的嬰兒潮世代分別為“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中國的嬰兒低谷世代為“1973-1982世代”和“1993年之后世代”；日本的嬰兒低谷世代為“1953-1966世代”和“1985年之后世代”。在此期間，中國兩次出生人口的波峰值分別為1963年的3000萬人和1987年的2550萬人；日本兩次出生人口波峰值分別為1949年的2694萬人和1973年的2107萬人。在峰值時間點上中國比日本晚了14年；中國的出生人口谷值是1979年的1738萬人，日本是1961年的1607萬人，在時間點上比日本晚了16年。無論是峰值還是谷值，中國都高于日本；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第二次嬰兒潮世代都是第一次嬰兒潮世代引致，且第二次嬰兒潮的波峰低于第一次嬰兒潮的波峰。中國第一次嬰兒潮世代大約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第二次嬰兒潮世代大約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二戰后日本的第一次嬰兒潮世代為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第二次嬰兒潮世代為1960年代末期和整個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中國第一次嬰兒低谷大約出現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第二次出現在1993年之后，大部分是90后和00后；日本的第一次嬰兒低谷大約出現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次出現在1985年之后。總之，中國的嬰兒潮世代約為60后世代和80后世代，嬰兒低谷世代大約為70后世代、90后世代以及00后世代；日本的嬰兒潮世代大約出現在1940年代中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以及整個1970年代，而嬰兒低谷世代大約出現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前期，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以后各年代。

在相應的考察時段內，中國和日本歷年出生的人口數量都呈現出“先上升（中國1961-1963，日本1946-1949）后下降（中國1963-1979，日本1949-1957），再上升（中國1979-1987，日本1957-1973）再下降（中國1987之后，日本1973年之后）的M型軌跡”。1961-1963年中國出生的人口數量呈上升趨勢，其中1963-1979年出生人口數量平均呈現劇烈下降趨勢；1979-1987年出生人口數量平均呈現劇烈上升趨勢；1987年后出生人口數量呈現下降趨勢，且表現出明顯的階段特征，1987-2000年劇烈下降，2000年以后緩慢下降。而日本1946-1949年出生的人口數量呈現劇烈上升趨勢；1949-1957年出生的人數呈現劇烈下降趨勢；1957-1973年日本出生的人數呈現劇烈上升趨勢；1973年之后出生人數呈現下降趨勢且具有階段特征，1973-1990年出生人數劇烈下降，1990年以后出生人數輕微下降。

綜上，我們認為，中國的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為嬰兒潮世代，1973-1982世代和1993之后世代是嬰兒低谷世代，大體上60后和80后是嬰兒潮世代，70后、90后以及00后是嬰兒低谷世代；而日本的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是嬰兒潮世代，1953-1966世代和1985之后世代是嬰兒低谷世代。1961-1963年中國出生人數呈現上升趨勢，1963-1979年中國出生人數平均呈現下降趨勢，1979-1987年中國出生人數平均呈現上升趨勢，1987年之后中國出生人數呈現下降趨勢，整體上呈現為一個M型軌跡，同時，整個1970年代的出生人數平均而言逐年下降，整個1990年代的出生人數平均而言也逐年下降。大體上，日本出生人數呈現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的M型趨勢。具體走勢見圖1和圖2。

四、中日人口世代更替對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

在相應時段內，中國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更替究竟是如何影響了對應的宏觀經濟呢？特別是當嬰兒潮世代和嬰兒低谷世代交替進入或退出勞動力市場時，會對宏觀經濟產生何種影響呢？在假設資本、技術以及資本貢獻份額保持不變的條件下，本文考察人口結構轉變對中日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并重點考察勞動力增速對GDP增速的影響。通過將20年前出生率近似為20年后的勞動力增速，可從20年前的出生率和20年后GDP增速的關系上獲得一些唯像認識，進而從這些認識中捕捉中國當前和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并獲取解決問題的啟示。

1.中國人口世代更替對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

首先考察1961-1979年出生率變化特征對1981-1999年中國GDP增速的趨勢性特征的影響。由于1961-1963年中國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歷年出生人數和出生率的趨勢基本上同步，當然下文日本的情景也是一樣的。，20年后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數量增速也逐年上升，相應1981-1983年中國經濟增速也逐年上升；1963-1979年中國出生率逐年下降，相應20年后的1983-1999年中國經濟增速也逐年下降。根據20年前出生率的特征，1981-1999年經濟增速應呈現先增后減的倒U型軌跡，波峰點在1983年，波谷點是1981年和1999年。從圖3可以看出，1981-1999年中國經濟增速存在倒U型軌跡，波谷點是1981年和1999年，但是波峰點不是1983年，而是1994年。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認為，中國60后嬰兒潮中出生的大部分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時間點應該晚于20歲，從圖3可以近似地推斷，60后嬰兒潮世代的大部分人口大約在31歲左右才進入勞動力市場，比如1963年出生的人口大多在1994年左右開始進入勞動力市場，其主要原因是那時期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35%左右，存在大量富余農村勞動力和城鎮待業勞動力，而真正放開人口流動和深化農村改革是90年代的事情，此時這些富余的和待就業的勞動力才逐步從失業或者非充分就業狀態轉移到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從而變為相對充分就業。

其次考察1979-1990年出生率特征對1999年以后中國GDP增速的趨勢性特征的影響。1979-1987年中國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99-2007年經濟增速相應地逐年上升；而1987年以后中國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2007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速也相應逐年下降，根據1979年以后中國人口出生率特征，中國經濟增速在1999年以后也相應呈現倒U型軌跡，波峰點是2007年。1981-1985年出生人口數存在波動，倒U型軌跡也存在同趨勢的波動。由于80后嬰兒潮波峰低于60后嬰兒潮波峰，引致80后嬰兒潮進入勞動力市場時對經濟增速的影響小于60后嬰兒潮進入勞動力市場對經濟增速的影響，1981-1999年平均經濟增速相應大于1999-2010年平均經濟增速，且2007年經濟增速的峰值小于1994年經濟增速的峰值。從圖3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速在1999年以后存在倒U型軌跡，波峰點是2007年，1981-1985年存在波動，倒U型軌跡也存在波動；而在高度上這個倒U型軌跡小于1970-1999年的倒U型軌跡。對此應該認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速的軌跡基本符合20年前中國人口出生率的趨勢型特征，說明中國1961-1990年人口出生率的趨勢性特征的確影響著1981-2010年經濟增速的趨勢性特征。

綜上，1961-1990年出生率的變化特征對20年以后即中國1981-2010年GDP增速的趨勢性特征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近似地表述為：由于中國的出生人數呈現先上升（1961-1963），后下降（1963-1979），再上升（1979-1987），再下降（1987-1990）兩個峰值的M型軌跡，致使20年后中國經濟增速也呈現先上升（1981-1994），后下降（1994-1999），再上升（1999-2007），再下降（2007-2010）兩個峰值的M型軌跡，但是后一個波峰小于前一個波峰。各時段人口分布演進，及歷年經濟增速和相應20年前出生率之間的關系如圖3、圖4所示。①

2.日本人口世代更替對宏觀經濟趨勢性特征的影響

首先考察日本1946-1957年人口出生率變化特征對其1966-1977年GDP增速的影響。日本1946-1949年的人口出生率呈現上升趨勢，20年后的1966-1969年經濟增速也呈現上升特征；1949-1957年人口出生率呈現一直下降特征，20年后的1969-1977年經濟增速也相應呈現下降趨勢，即1966-1974年日本經濟增速呈現先增后減的倒U型軌跡，波峰點是1969年，波谷點是1966年和1977年。從圖5可以看出，1965-1977年日本經濟增速的確存在倒U型軌跡，波峰點是1969年，這與20年前日本的人口波峰點為1949年吻合。但是日本實際經濟增速波谷點是1974年左右，比通過人口波谷點預測的經濟波谷點早來3年，出現這種情況是由于日本城鎮化水平和市場化水平較高，勞動力受農業以及限制人口流動的政策束縛較小，引致日本人口參與勞動的時間相對較早。

其次考察1957-1978年日本人口出生率變化特征對1977-1998年GDP增速的趨勢性特征的影響。1957-1973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77-1993年經濟增速相應逐年上升；1973年以后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引致1993年之后經濟增速也相應逐年下降。根據1957年之后日本人口出生率的變化特征，我們發現1977年以后的日本經濟增速相應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軌跡，波峰點是1993年。又因為1946-1957年的人口波峰大于1957-1978年的人口波峰，故日本在1969-1977年的平均經濟增速大于1977-1998年的平均經濟增速，同時波峰點1993年的經濟增速低于波峰點1969年的經濟增速。從圖5可以看出，日本經濟增速在1974-1998年的確存在一個倒U型軌跡，且整體上低于1966-1977年的軌跡，但1974-1998年日本經濟增速的波峰點為1988年，比人口預測的波峰點1993年早來5年，再次表明日本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時間比中國要早。

綜上，日本1946-1978年出生率的變化特征對20年之后即1966-1998年GDP增速的趨勢性特征的影響可以近似地表述為：日本出生人數整體上呈現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1978）的兩次波峰的M型軌跡，使得20年之后日本經濟增速整體上同樣呈現先上升（1966-1969），后下降（1969-1974），再上升（1974-1988），再下降（1988-1998）的兩次波峰的M型軌跡。由于日本1967-1985嬰兒潮世代因1947-1953嬰兒潮世代引致，故第二次嬰兒潮引致的日本經濟波峰小于第一次嬰兒潮引致的經濟波峰；相對中國，日本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時間更早。具體而言，各時段的人口分布演進以及經濟增速和20年前出生率之間的關系見圖5和圖6。

3.人口世代更替對未來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2015年之后，隨著中國1960后嬰兒潮世代開始逐步退休，2024年左右老年人口將開始超過青少年人口。由于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加快和新型城鎮化的推進，現行的養老雙軌制會逐漸取消，養老將全面納入社會保障體系，這會給中國的養老保障體系帶來巨大壓力。過去發達國家實行的現收現付制的養老模式已不再適合中國國情，日本養老模式曾經引致的問題就是一個現實的教訓。由于日本嬰兒潮一代耗費了發展經濟的大量資源，退休之后又享受著檔次高且全面的養老金覆蓋，導致嬰兒低谷一代背上重重的養老包袱，為此，日本政府的債務水平不斷上升，社會負擔沉重，最終給經濟雪上加霜。國內由于學術界目前對中國嬰兒潮世代以及中國人口世代的研究較少，以至于當60后嬰兒潮開始退休時才注意到社會保障體系的脆弱性。幸運的是平均退休年齡相對較低，還有改進空間，比如可以逐步將平均退休年齡推遲到65歲，通過延遲退休贏得時間，將現收現付制的養老模式逐步改為積累制的養老模式，從而規避在未來勞動力短缺情況下，勞動人口還要背上重重的養老負擔，影響經濟活力。

類似日本1990年代的房地產泡沫，2015年之后，80后嬰兒潮將逐漸結束婚配，95后將逐漸開始進行婚配，由于1990年代以后出生人數逐年下降，城鎮化已達到5477%左右，發展速度降緩，對城鎮住房產生的基礎居住需求將會呈現下降趨勢，如果此時供給、改善性需求以及投資性需求不變，房價將面臨下降的壓力。為防止人口世代更替可能引致的房地產業的過分衰退，應考慮逐年降低新增基礎住房供給，如果按照平均壽命75歲計算根據2014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2010年的女性預期壽命774歲，男性預期壽命724歲，為簡化分析，不再區分性別，同時考慮到2010-2015年人均預期壽命延長，在此假定2014年的平均壽命是75歲。，2035年之后，考慮到60后嬰兒潮世代逐漸離去后將釋放巨大的住房存量，目前針對房地產調控的政策應該前瞻到這一點，從而防止供給過剩對經濟運行帶來的系統性風險?；诖耍诔鞘锌梢酝晟啤耙苑筐B老”的政策構思，減輕社會養老負擔，同時也可以提前平滑掉嬰兒潮世代死亡后對房地產行業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2015年之后，80后嬰兒潮一代逐步完成婚配以及置業和購車，工作穩定并開始步入中年，出現收入大于支出、收入剩余增加后將引致其對投資產品需求的增加，資本市場在2015年將出現繁榮，但是未來隨著60后嬰兒潮臨近退休和35-54歲人口總量減少，2016年以后資本市場的繁榮也將逐步消退?！?6〕

大體上，由于中國1990年代出生人數逐年下降且1960年代存在一個出生高峰，因此2015年之后，隨著1990年代出生人口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和1960年代出生人口逐步退休，人口世代更替引致的老年人口急劇增加，成年勞動力數量減少，即消費人口增加、生產人口減少可能會導致一系列新的經濟社會問題。比如老年人口的儲蓄逐年減少，勞動人口的儲蓄因為老年人口增多也逐年減少，最終社會儲蓄率下降，資本存量增長緩慢此命題在勞動人口和老年人口消費不變，要素使用效率不變，資本貢獻份額不變以及采取現收現付制的養老制度下成立。，加上勞動力數量逐年減少，經濟增速面臨下行壓力，經濟有可能進入新的低速增長常態。

面對人口基數紅利不斷消失可能帶來的問題，提高人口素質、升級產業以及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將更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比如，將勞動力短缺的中低端制造業轉移到人口紅利豐富的國家，提高國內技術水平，解決中低端服務業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提高資本和勞動要素的使用效率；加快創新紅利的開發，重視和培養國內高技術人才，吸納港臺、東南亞甚至全球的科技人才，從而提升勞動力素質。為了給長期內的產業升級、提高人口素質以及技術進步贏得時間，在短期內可以采取削減養老金，改變養老制度以及結構性延遲退休等方案?！?7〕考慮到未來城鎮房地產行業的衰退和農村土地流轉的開展，為減輕社會和勞動人口負擔，農村可以實行“以地養老”，城鎮可以開展“以房養老”。

五、規避人口世代更迭引致宏觀經濟趨勢性下滑的政策建議

第一，為緩解當前社會保障帶來的財政壓力和年輕人壓力過大等問題，應該實行結構性延遲退休，尤其是勞動力短缺行業應實行延遲退休并給予相應的補貼，同時加快發展職業教育，開發機器人等新技術，替代這些行業短缺的勞動力。在提高人口素質的同時，吸納一些優秀的國際移民，升級國內產業；對部分勞動力發展過剩的行業實行不延遲退休，打破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避免老人擠占年輕人的工作機會，造成年輕人社會負擔大和社會生產率水平下降的問題。第二，改變養老制度，將現收現付制的養老制度改為基金制的養老模式或者多元的養老模式，且將養老金分為國家基本養老金和附加養老金?；攫B老金所有公民一視同仁，附加養老金以工薪階層為對象且按收入比例繳納，同時鼓勵富人繳納商業養老金，提高養老金領取的年齡；避免過度醫療開支，在醫療機構引入競爭機制；減少政府公共債務，強制性增加家庭儲蓄養老份額，引導私人資金進入養老領域，為提高養老金收益，優化養老資金種類，并在全球化視角下積極對養老金進行投資，吸納勞動力過剩和儲蓄水平較高國家的人口和資本紅利，在全球范圍內解決資本短缺和勞動力短缺。第三，提高退休后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老年人的就業率，并對老年人進行再培訓；提高婦女以及年輕人的就業率；創造公平的就業環境，避免年齡和性別歧視，改變年功序列制的工薪和升遷制度，根據績效設定工資和職稱。第四，長期來看，國家應盡快放開生育政策，釋放想生但政策限制不能生的這股生育力量。隨著經濟水平逐步提升，應進一步制定鼓勵生育的政策，而不僅僅是放開生育，即制定生育水平的下限，而非上限；同時基于代際生育權平等和城鎮居民生育水平提高后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和家庭儲蓄水平影響相對較弱，應特別鼓勵城鎮居民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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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翁牛特旗橋頭鎮社保所，內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創新改良宏觀經濟管理，可以促進國內經濟制度與系統建設健全完善，強化我國的經濟實力，促進綜合國力提升。本文，筆者立足實際，探究政府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的價值，并提出相應的改良措施。

關鍵詞 ：創新；宏觀；經濟管理；措施

中圖分類號：F12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4）16-0251-01

1.前言

科學技術推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隨著生產力不斷進步，供需市場日益擴大，為了滿足市場需求，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格局從過去的區域經濟逐漸向全球經濟發展。為了使我國的經濟體系能適應全球化經濟格局，我國政府正積極改良創新宏觀經濟管理體系，調整宏觀經濟管理的方向和重心。

2.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的價值

2.1使經濟管理與市場經濟相互促進

市場是實現經濟資源優化配給的重要途徑，但當前市場上頻頻出現不正當競爭事件，干擾了經濟市場的有序運轉，阻礙市場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在全球化經濟趨勢的帶動下，我國的市場經濟格局長期處于變化發展中，這就導致了矛盾的產生，即經濟干預調節策略無法與日趨變化的市場經濟格局協調一致[1]。為了調解這一矛盾，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使經濟管理工作與市場經濟發展步調相互配合。通過公共傳播媒介對市場經濟進行優化，可以修正市場固有的問題和不足。在對宏觀經濟管理工作進行改良創新時，不能脫離固有的經濟政策、經濟干預手段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情況，應立足于實情進行改良創新，創設與我國經濟政策和市場格局相符的宏觀經濟管理。

2.2革新經濟干預促進市場資源合理配給

經濟市場是實現社會生產資源優化分配的關鍵途徑，因此要實現資源合理分配，必須依托市場。但由于當前市場經濟發展并不完善，在發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不足，這些問題都會對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造成干擾和影響。要想提升市場資源分配的科學性，應立足實際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進行改良創新，并選擇適宜的策略調整市場中的資源配給模式，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讓經濟資源創造出最大的價值。政府宏觀干預市場資源配給的手段主要是，調整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在市場中的比例，并對這兩種財產進行合理分配，防止因分配不均擴大社會的貧富差距。

3.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的措施

3.1調整宏觀經濟干預管理的方向

政府采取何種手段對經濟市場進行管理和干預主要取決于宏觀經濟管理具有怎樣的目標和方向。當前我國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與落后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2]。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管理方向時，要按照我國市場經濟格局及發展趨勢來決定，并且調控方向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應該伴隨市場的變化而變化。

比如，在市場出現通貨膨脹時，政府應采取適當的干預措施，控制經濟局勢，使市場逐漸收縮冷卻。當市場出現通貨收縮時，國家應采取一些刺激市場運轉的措施。宏觀調控的目的不僅要確保市場經濟整體穩定均衡，還要控制經濟結構穩定，各個行業均衡發展，防止某一行業單獨膨脹。

3.2革新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機構

在市場經濟中，宏觀調控執行者并不是唯一的，而國家是最主要的執行者。在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機構進行革新時，主要應拓展以下兩個方向，一是構建全新的經濟調控機構，二要革新經濟管理職權。為了實現經濟調控執行機構的革新，政府應組織創建一個擁有宏觀干預調控職權的專屬機構，將干預經濟的職權集中交給某一機構可以有效杜絕目前多頭管理、職能分散的混亂情況。而在革新職權方面，擁有宏觀干預市場職權的執行機構在對市場進行調控時，應多采取市場調控策略，少采取行政措施。

3.3革新經濟干預的方法和手段

當前，政府在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管理時，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調整銀行利率、調整貨幣價值等，很少采用行政方式對市場進行干預。在革新市場經濟干預措施時，應逐漸減少行政方式對市場的過度干預，盡可能以市場干預手法為主。雖然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經濟風險評估和應急方面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但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起步較晚，當前我國市場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房價虛高、行業結構不平衡、內部市場狹窄等。因此，政府必須結合實際，積極革新市場干預方式，為我國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4.結束語

總而言之，國家的宏觀經濟干預效果體現了國家的市場經濟先進程度，與國民的發展空間和生活環境存有著十分緊密的關聯。為了促進我國經濟實力進一步提升，為國民創造優質的生活條件，作為經濟管理人員，應積極探索開展宏觀經濟干預管理的措施，使我國市場經濟體系能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經濟格局與全球化經濟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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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金融危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實施策略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二、我國財政、貨幣政策配合中存在的問題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缺位”和“越位”并存。第一，兩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準。過去我國對兩大政策的功能并未嚴格區分和界定，各自調控的對象重點與方式，調控中應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和怎樣發揮作用均未能明確，導致宏觀經濟運行秩序紊亂，宏觀調控失效。第二，兩大政策相互“越位”。如銀行貸款充任財政撥款和財政補貼，用銀行貸款維系虧損與日俱增的國有企業，用銀行貸款支撐巨額“自籌投資”，用銀行貸款支付改革成本和納稅，財政信貸嚴重扭曲。第三，兩大政策的調控功能不到位。近年來社會資金結構扭曲嚴重，資金總量持續快速增長，資金規模急劇擴大與資金結構嚴重失調并存，資金供需失調與資金盲目流動并存。

2.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配合不默契。20世紀末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連續8次降低存、貸款利率。而在這期間，財政部發行國債與銀行下調利率的步調并不一致。財政與金融配合的步調不一致，使財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國債的成本大幅度增加。為了刺激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中央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如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向國有獨資銀行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等政策，但這期間金融部門很少有重大的政策出臺，基本上實行的是通貨緊縮政策，使國家財政的壓力不斷加重，不僅影響了擴大內需的效果，而且加大了國家財政的風險。

3.財政與貨幣政策更深層次上的配合問題。一是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調控分工不明，責任不清。通常情況下貨幣政策更適合于總量調節，財政政策更適合于結構調節，但在實踐中，財政政策沒有發揮調節結構的作用，導致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緩慢。二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制定缺乏充分協調。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兩部門之間缺乏充分的協商，兩大政策在宏觀調控中難以形成合力。三是在經濟運行和體制改革的某些重大問題上，兩大政策配合不夠。如在公債發行、利率調整、國企改革、住房商品化改革等方面，均存在配合不當的問題。

三、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制度建設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個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首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政府最重要的兩大宏觀經濟政策，其本質上具有經濟運行共同目標決定的協調要求。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又都要服從和服務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戰略任務。

四、促進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對策與建議

1.繼續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完善和成熟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充分協調配合、充分發揮效用的基礎。并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還伴隨著金融體系、財政體制、國有企業制度等一些列的改革。具體來講，財政體制的改革要以完善現行分稅制體制為基礎，進一步規范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國家稅收征管機制，不斷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切實強化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能力；至于金融體系的改革，則繼續將精力放在非銀行金融機構調整、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方面，不斷開創國有商業銀行依靠市場競爭、自主經營的新局面，不斷消除影響貨幣政策發揮效用的種種不利因素。

2.宏觀調控中處理好兩者政策的主次地位。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經濟調整的主要任務各異。因此，宏觀調控過程中應該時刻處理好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主次地位。當前，在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有經濟總量失衡和經濟結構弊病，而在一個時期又不可能同時有效地解決兩個問題。經濟總量問題上，應該運用貨幣政策來處理好貨幣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強調貨幣政策發揮效用；經濟結構問題上，則需要財政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導。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是宏觀經濟運行的必須考慮的兩個方面，因此，我們要正確認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經濟調控中的角色和地位，避免任何過分依賴貨幣政策調控而忽略財政調控的情形，努力實現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一致。

3.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要與經濟形勢相適應。隨著全球經濟的初步復蘇，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把握好度，要考慮到中國經濟趨勢變化對世界的影響，同時還要考慮到世界經濟變化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組合不僅要視中國經濟狀況而定，還要根據國際金融、經濟的發展形勢而定，要保持實時地檢測與變更，以期達到政策協調配合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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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7月5日，可以被稱為“全球央行聯合寬松日”：無論是美聯儲維持超低利率，繼續扭曲操作保持貨幣寬松，中國現在的不對稱降息，還是英國央行的寬松的額度增加，歐洲央行甚至把存款利率降至零，實際上都表明了全球的央行在聯手為市場在減壓，也在聯手注入流動性為實體經濟提供寬松的貨幣環境。

全球多家央行去年底聯手救市的情景再現，全球貨幣政策寬松潮再次來襲。但與去年全球六大央行聯手注入流動性不同，當時主要是為了緩解全球金融市場的“美元荒”以及解決歐洲銀行體系的信貸枯竭問題。而此次是各經濟體面對著持續惡化的債務局勢，以及各國經濟普遍出現增長減緩、停滯甚至衰退現象，全球又重回“保增長”的政策軌道，因此，保增長目標更為突出。進入二季度以來，反映實體經濟走向的全球制造業PMI指數集體遇冷。歐元區Marki6月綜合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為46.4，盡管比5月有小幅反彈，但該指數在過去10個月中有九個月都低于榮枯分界線50之下。美國制造業表現也不佳，6月Markit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甚至出現萎縮，并創三個月最低水平。而中國6月匯豐制造業PMI指數連續8個月下滑。

但全球貨幣寬松的政策將面臨非對稱性挑戰，也就是刺激市場效果可觀，但刺激實體經濟卻難樂觀。從歐洲的情況看，兩輪LTRO（長期再融資操作）后，歐洲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總規模達到了3.2萬億歐元，而歐洲經濟還在惡化，原因很簡單：LTRO的貸款利息是1%，歐洲央行的隔夜存款利息是0.25%，銀行寧可虧錢存歐洲央行，也不愿意放貸。銀行更傾向于儲備資金以應付巨額債務到期，或是直接回購即將到期的銀行債券，而不會大規模用從LTRO獲得的資金介入資本市場或是放貸給實體經濟。

美國的情況似乎也并不比歐洲好多少，今年年初美國存款總額達到了8.1萬億美元，比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的水平高了2.2萬億美元，但由于美國信貸渠道遠未恢復，家庭和企業的預期下降導致持有現金的需求上升。

一方面，商業貸款增速仍然疲軟，消費信貸、工商業貸款、不動產抵押貸款增速卻均處于歷史低位，貨幣乘數大幅減小并未讓基礎貨幣的增長轉化為M2的增長，真正流入到實體經濟中去，從而創造出收入和利潤增長的良性循環。而另一方面，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代表全球“安全風向標”的美債再度受寵。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已跌至1.5%左右，創下了美聯儲自1953年開始記錄數據以來的最低水平。更低的國債收益率對邊際消費和投資的而影響力在下降，對實體經濟配置資源實際上發出的一種錯誤的信號。

中國現在貨幣政策的主要矛盾是供給端和需求端失衡。與以往不同的是，當前貨幣需求變化在供求平衡中占據主導，需求不足已經成為信貸增長的最大掣肘。狹義貨幣量M1增速自2010年以來持續走低，去年四季度至今M1同比增速已下滑到個位數，今年1月份和4月份M1增速均處于3.1%的歷史最低水平，盡管5月份，M1和M2均有小幅反彈，但貨幣活性仍處于較低水平。

對于中國貨幣政策走向來講，未來貨幣乘數以及外匯占款的平臺式下降很可能使M2增速繼續下降，整體流動性供應增速也會呈現趨勢性下降的態勢。然而，政策大規模放松的內外部環境絕不允許。從國內宏觀情況看，當前通貨膨脹壓力猶存，產能過剩風險積聚，房地產市場反彈蠢蠢欲動。過剩產能對應的固定資產投資貸款實際上都是銀行體系潛在的不良貸款，在這種情況下，政策調控必須考慮節奏和力度，宏觀經濟環境并不支持貨幣政策動用降低利率等總量型工具。

從國外形勢和國際資本流動趨勢看，隨著全球風險偏好下降，我國面臨資本流出加大的壓力，包括流入我國經濟體系的“熱錢”換回外幣的流出和本國居民對外幣資產配置的增加。短期內大量資本流出會帶來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如果加大降息力度很可能在穩定經濟的同時也增大了資金外流的風險。

篇(5)

關鍵詞：工程造價；宏觀經濟；互動影響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8-0034-02

當前，我國建筑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聯系日益緊密。與此同時，無標底招標和工程量清單計價規范實施已經多年，建筑產品的工程造價成為各利益相關方在決策時關注的中心。然而，我國的建筑市場體系有待健全。定額計價和取費指標一直是國內建筑企業的傳統，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競標取勝，必須改變這一習慣，并提高工程造價預測的準確性。因此，探討工程造價預測，研究宏觀經濟與工程造價互動影響的關系變得十分迫切。

一、宏觀經濟與工程造價互動影響關系研究的意義

在歐美發達國家，工程造價預測受到重視，例如，美國、英國等國家設有專門的工程造價咨詢機構，它們擅長積累和分析歷史資料，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工程造價資料整合制度，工程造價管理體系十分健全。而在我國，定額和取費指標是造價管理機構長期使用的工作方法，工程造價預測研究并未真正展開。與之對應的是，依據固定定額完成的工程造價預測也成為了業主、承包商和工程咨詢機構的依賴，價格變更則通常是指令行為。

近年來，我國工程咨詢機構越來越多，但其存在的不足較多，如價格信息失真狀況時有發生。在理論界，關于從建筑產品投入品價格指數研究對建筑工程造價的預測和控制的探討較多，對項目本身特征外的其他影響工程造價因素的研究較少。工程造價預測離不開對價格信息的搜集和使用，而價格信息與宏觀經濟形勢，即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不可分割，因此，掌握宏觀經濟變化與工程造價之間的關系變得十分重要，它可以為計算工程造價提供重要依據。

二、宏觀經濟對工程造價的影響

（一）國內生產總值對工程造價的影響

許多體現經濟社會狀況的因素，例如GDP、恩格爾系數等，通常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建筑產品的需求狀況，并進一步左右其價格，即所謂的工程造價。若GDP上漲，或者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不斷增長的時候，表明可供人們消費的總值正在增加，當人們解決了自身的基本溫飽問題后，人們的需求則會轉向精神方面，這其中就包括了對舒適度的較高要求，例如住宅，人們對建筑產品需求會逐漸增長，一旦需求大于供給，會有更多資金不斷流入建筑行業，這時便會對工程造價構成影響。

（二）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對工程造價的影響

眾所周知，工程建設項目建設往往需要較長的周期，建設成本影響因素較多，主要是人材機等物價浮動的影響，即人工費、材料費、施工機械費、運輸費等。商品零售價格指數的意義在于，它是某時間段里商品零售價格變動狀況的反映，包括程度的變動和趨勢的變動，在工程造價方面則主要指建筑材料價格，例如建筑裝潢材料、燃料等。因此，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體現著物價波動，其波動必然會對建筑工程造價帶來或多或少地影響。

（三）失業率對工程造價的影響

失業率與建筑a品需求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即失業率下降，建筑產品需求增大；失業率上升，建筑產品需求減小。在建筑產品存量固定這一前提下，如果需求逐漸減小的話，那么根據市場規律，租金會有所降低。這一結果會間接影響到資產市場，會在一定程度上拉低建筑產品的價格，建筑工程造價也會隨之壓縮。失業率上升會直接影響人的心態以及對經濟的預期，多數人會喪失對經濟發展的信心，人們對此后房地產資產安全性、可靠性表示懷疑，甚至是建筑產品資產，都會遭到更多的風險損失的質疑。在此情況下，房地產和建筑產品保值力將不像以往那樣令人信賴。這一現象會反映在房地產價格上，表現為其價格的下降，實際建筑工程造價也將最終遭受其影響。另一方面，失業率上升，經濟發展前景不容樂觀，金融機構便會采取措施，提高利率，使信貸規模收縮，建筑行業會遭受巨大沖擊，其開發成本會大幅增長。開發成本增加會直接帶來建筑工程造價上漲這一結果，或者出現項目開發建設減少的狀況，物業市場上存量會有所降低，存量供給降低則必然導致租金的增加，建筑工程造價會因此而被推高。此外，失業率與勞動力供給直接相關，失業率的增長必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上的供大于求。而建筑行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工程造價的相當一部分屬于人工費，當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時候，人工費會有所減少，這對工程造價的降低十分有利。

（四）通貨膨脹對工程造價的影響

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比較復雜，但通常來說，經濟泡沫的增大是其中主要原因。通貨膨脹不僅影響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也會改變著建筑行業的生存環境。例如，原材料的價格、機械設備的價格也會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盡管這些影響要小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所受的影響。這時候，工程造價會隨著相關價格的上漲而增加。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通貨膨脹屬于一種虛假繁榮，它使高經濟增長率徒有其表。如果在工程造價中使用通貨膨脹下的原材料價格，那么必然會導致工程項目造價的偏差，使其與真實造價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計算工程造價的過程中，必須把通貨膨脹的因素考慮在內，根據實際經濟發展狀況確定要不要剔除或者在合同中約定通貨膨脹的風險歸屬。此外，通貨緊縮與之是相同的道理，都應在工程造價中進行深入探究。

三、工程造價對宏觀經濟影響的效應分析

（一）供給沖擊效應

從總供給視角出發，工程造價會對宏觀經濟形成一定的供給沖擊效應。當建筑工程交易價格增加的時候，投資環節就會發生一定的變化，一定數量的資產能夠可投入的項目數量會有所降低，能源、材料、勞動力等開發商所需要的資源會相應地減少，這時候勞動生產率以及總產出會明顯降低。當勞動生產率下降的時候，如果勞動力過剩，那么工人的實際工資就會受到影響，會有明顯下降，然而考慮到名義工資的向下黏性，減少勞動需求成為多數承包商或開發商的選擇，此時會抑制產出，GDP減少，失業率上升。當工程交易價格增長時，最終消費品價格也會隨之上升，也就是說，最終消費者不得不承受部分建筑成本的轉嫁，這對消費者來說當然是不利的，因其凈損失會有所上升；間接地，消費者對建筑產品有效需求會隨之不斷降低，宏觀經濟發展會因此而遭受打擊。

（二）消費傳導效應

按照財富效應相關觀點，人們所占據的財富會隨著建筑工程造價上升而增加，人們的消費支出會不斷增加，從而導致社會消費品生產的火熱。當社會消費品的增加，生產規模擴大，其直接影響是國家或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這有利于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業率升高，居民收入增長，這對刺激消費具有積極作用。與之類似，對于打算購買建筑產品的人而言，建筑工程造價的增長會使消費者的購買力有所降低，這會使消費有所減少，社會總消費會隨之不斷減少?？傁M與生產之間具有密切關系，總消費的減少會抑制生產，這有損于國家或地區生產總值的增加，就業狀況也會遭受其不利影響。當失業率增大時，居民收入相應地減少，消費會受到抑制。因此，建筑工程造價的上漲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復雜多面的，這主要表現在其對消費和失業率的正、負兩類疊加影響。

（三）投資效應

經濟學理論認為，投資取決于多種因素，通常能夠對企業或個人是否投資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項目的市場價值與重置成本二者之間的比值。當二者的比值大于1時，即項目市場價值高于重置成本的時候，多數決策者會積極投資新建項目。眾所周知，在新建項目投資中，建筑工程造價通常占有較高比例，如果建筑工程造價增加，經濟趨勢發展向好，人們對市場保持樂觀，認為項目資產市值會增加，外部資金成本降低。社會投資較為繁榮，必然會刺激市場需求，就業率會隨之升高。

（四）成本效應

工程造價是房屋建筑中住房成本的主要構成，與此同時，住房成本決定居民的生活成本，是其生活成本的主要部分。根據美國商務研究協會的相關研究，在各城市生活成本指數里，住房成本指數占有較大比例，為29%，企業的工資成本則受居民生活成本的影響很大，而住房成本對工資成本的影響亦不容小覷。從普通居民的角度看，生活成本會隨著房價的上升而變大，無住房的流動勞動力更愿意遷出，勞動力規模會有所減小，失業率降低；與之類似，而房價上漲會給企業施加壓力，使企業不得不增加員工工資，即勞動力成本增加，企業更愿意退出該市場，轉移施工地區。企業的變動會牽動就業市場，其遷出會使勞動力需求下降，減少當地就業機會，居民就業、收入、生活水平會發生變化。

（五）轉移效應

不同的行業、不同的部門會受到建筑工程造價波動不同程度的影響。在工程造價增加的情況下，在最初的一段時間里，有效投資會有所降低，可開發項目減少，這會抑制部分部門的資本和勞動力需求，尤其是材料生產單位和機械生產單位，其他行業或其他部門會成為這些剩余勞動力的新的歸宿，而以租用或購買建筑產品的單位為代表的行業、部分與之不同，對資本的需求逐漸增大。值得注意的是，在轉行的過程中，專業技工需要承擔更多成本，而短期內不同部門間資本重置并不容易，失業率由此會不斷增大，資源無法得到合理利用，經濟衰退的可能性由此增大。

結語

建筑工程造價的影響因素較多，在我國市場經濟環境中，宏觀經濟對其的影響不容忽視。宏觀經濟與工程造價相互之間能夠產生復雜的、多重的影響，國民生產總值、建筑市場、建材市場、人力資源市場、建設投資等都會影響工程造價；反之，建筑工程的長期性和造價的大額性也會反過來作用于各行業發展，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影響宏觀經濟發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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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曹文佩.關于宏觀經濟與工程造價互動影響的關系分析[J].建材發展導向，2016，（7）：103-104.

篇(6)

宏觀經濟趨勢對強周期性股票價格的影響可以歸為3類：（1）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增幅；（2）投資者的情緒；（3）資金的流動性。如果我們能夠挑選出基于投資情緒和資金流動性不足，估值處于歷史地位但擁有能夠貫穿經濟周期的結構性競爭力的公司，中長期的回報率可能大大高于市場基準。

受投資者對國內外經濟的悲觀情緒影響，銀行、地產、機械等權重股的估值仍然徘徊于歷史低位水平。不過，基于此類公司的應收賬款占資產的比例很高，報表透明度不足，筆者認為目前的低估值水平實際上反映了投資者對相應安全邊際的合理要求。

案例：中國神華（煤價下滑不會影響公司長期的盈利能力）

除非全球經濟出現硬著陸，神華的增長在未來3年值得看好。由于公司現金流強勁，其股票分紅比例也較高，近年來維持在40%左右。在經濟前景不明確的當今，神華的強盈利能力、高增長、高分紅、充足的資本甚至可能的股票回購，可以有效地防止其股票價格出現大幅下跌，因此投資安全性較高。

篇(7)

今年以來股市單邊上揚，1月5日到2月16日，上證指數在短短26個交易日內上漲了近509點，漲幅超過20％，為同期全球股市漲幅第一。股市上漲帶動偏股型基金集體發力。銀河基金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月16日，股票型、偏股型及平衡型基金平均凈值增長率都達到10％以上。賺錢效應使得股票基金再度熱銷。

但事實上，股票市場將走出V型還是w型走勢，至今仍是個謎。宏觀經濟走勢從目前公布的數據看仍然相當微妙。

業內人士認為，債券與股票兩個市場的資產今年可能呈現完全不同的階段性表現，無法出現完全的單邊上漲或下跌趨勢。

在這種錯綜復雜的市況中，股票和債券資產的平衡配置依然可作為主要投資策略。

前景不明致波動加大

近期中國的各類宏觀數據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反彈，引發了人們對于宏觀經濟走勢的熱議，但未來是V型還是W型，甚至是L型走勢尚難下定論。

一些業內人士認為，國內市場發展趨勢尚未明朗，今年市場仍將呈現震蕩格局在宏觀經濟基本面的約束下，債券與股票兩個市場的資產可能像“蹺蹺板”此消彼長，尤法獨領。因此，在兩個市場運行的不同階段，靈活操作，抓住機會，獲取超額收益，可以作為今后一段時間的投資策略。

國泰基金在其最新的投資策略報告中指出，一季度宏觀經濟將逐漸走出去年第四季度的低谷，各項經濟指標有所反彈，但反彈是否持續仍需觀察。同時，降息空間有所減小，但可能仍有一次降息。

對于今年所處的國際大環境，國泰基金認為，國際經濟數據繼續向下，信心恢復有待時日，經濟恢復的關鍵在于各國救市振興政策能否在短時間內奏效。目前的數據表明，發達國家經濟體面臨的可能并不僅是衰退的問題，而是會否進入長期蕭條的問題。具體表現為，金融危機的沖擊繼續深化，實體經濟從收縮資產負債表進入裁員的第二階段，失業率高企，市場信心繼續低落等。目前整體環境仍然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投資環境，經濟趨勢需要觀察一段時間才能明確。

對中國經濟的走勢，國泰基金認為，國家投資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經濟運行的環境，避免出現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更差的情形，但經濟數據的反彈并不代表經濟已經走出低谷，開始復蘇。這是因為，首先是國家投資對社會投資的擠出效應；其次是1998年的歷史經驗表明投資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是暫時的；第三是國內外需求尚未恢復，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進一步削弱國外需求，而國內消費持續增長受制于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的典型特征是波動性高，波幅加大，因此今年仍然是震蕩行情為主。

與此同時，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的“蹺蹺板”效應可能愈發明顯。國泰基金認為，從指數走勢來看，去年11月份、12月份金融機構信貸數據有所好轉，債券價格于今年1月份開始回調。但是，如果經濟數據向好不可持續，債市仍將上漲，這需要對經濟實體的發展態勢進行密切跟蹤。

債券供給方面，國泰基金認為，一季度資金較為寬裕，債券供給很可能小于需求，交易所債券、中長期債券、中期信用產品等有一定吸引力。其中。債券品種中，轉債的攻守兼備或帶來超額收益。轉債的投資策略主要可考慮幾個因素，包括企業業績穩定、盈利能力較強，企業經營受到宏觀經濟調整影響較小。轉債的債底保護較好，國家宏觀、行業政策調控帶來較好正面影響等等。

債市機會在二季度后

股債的“蹺蹺板”效應在去年表現得尤為突出。隨著股市下跌，債券市場在去年下半年迎來一波牛市。從宏觀經濟來看，去年全年的經濟由熱轉冷，上半年在奧運效應和國際油價高企的背景下，國內經濟呈現出高增長和高通脹的經濟偏熱狀態。進入下半年，美國金融危機迅速蔓延到實體經濟，并傳導至中國的出口貿易從而影響了國內的經濟增長。受此影響，財政政策從“穩健”轉變為“積極”，貨幣政策也由“從緊”轉變為“寬松”。

從去年9月16日開始，央行連續五次降息，而最大的一次降息幅度達到108個基點，央行步入降息通道的預期使債市進入一輪大幅上漲的行情。從中國債券總指數(凈價)來看，上半年表現為萎靡態勢，主要和通貨膨脹的經濟背景有關；下半年開始大幅攀升，并創下2002年以來的最高點105.33點，全年漲幅為7.76％。

此后，債券市場在大幅上漲后遭遇調整，相應地，股市則出現反彈行情。正在發行的國聯安德盛增利債券基金擬任基金經理馮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債券市場仍然存在諸多機會，很可能呈V型走勢，二、三季度或有新一波行情。

馮俊認為，盡管去年12月份、今年1月份新增信貸數據加速上揚，但其中短期貸款和票據融資占絕對比重，顯示出一定的短期性特征，這部分信貸增長是否有效進入實體經濟領域仍存在諸多疑問。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年A股市場雖有一定機會，但上漲也會遇到“高壓線”。因為隨著宏觀經濟預期的明確，經濟復蘇程度和速度若低于預期，國內消費若沒有得到有效拉動，那么基本面將不支持股市出現反轉行情。在全球經濟危機蔓延至實體經濟領域，并帶來長期衰退的背景下，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非常大。

馮俊認為，到二、三季度，預計信貸增速將出現回落，CPI長時間保持在低位也是極可能的。這樣，隨著經濟形勢進一步明朗，債市可能會有行情。

對于債市未來的走勢，國泰基金認為，從利率期限結構來看，過去1年來利率期限結構的變化路徑為：平行上移－平坦化下移－陡峭化下移－中期上移。據此判斷，接下來曲線仍有向上平坦化的趨勢，但這種趨勢的持續性沒有得到經濟面的確認，因此要進一步觀察經濟數據。如果經濟面不能得到好轉的確認，曲線將很快調頭向下，在此情況下可以于曲線向上的過程中逐步建倉長債。

在各債券品種中，與央票相比，AAA商業銀行債的信用溢價已經過大，投資機會明顯。短期融資券的情況則比較復雜。從信用溢價的統計來看，除主體級別為AAA的短期融資券外，信用溢價均高于中位值。此外，考慮到目前的經濟形勢，在未確定經濟企穩之前，企業的短期信用風險仍然值得關注。因此，短期融資券仍然建議配置AA及以上的品種。

債基投資需精耕細作

對個人投資者來說，通過基金投資債市是比較簡便的方法。目前債券市場正處于調整期，而多只新債券基金則在募集中，包括國泰雙利債券、國聯安德盛增利債券、金元比聯豐利債券、信誠經典優債等4只。其中，國泰雙利債券屬于二級債券基金，可以適當參與股票二級市場交易，其他3只均為一級債券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