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經濟調查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區經濟調查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流動的社區快照

美國社區調查，是美國普查局進行的一項全國范圍內的年度調查，旨在每年及時了解全國、州、縣和縣以下區域的人口、住房、社會經濟發展情況。社區調查不計算人口數量，而是通過提供反映居民生活狀況的多方信息幫助各級政府做出正確規劃，進而影響到美國居民的生活。因其具有較強的時效性，人們便把這項全美最重要的，可以記錄、反映社區變化、成長的調查比喻為“流動的社區快照”。

發展過程：二十年磨一劍

總體而言，美國社區調查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0年至1993年是提出社區調查理念和論證其可行性階段。

第二階段，1994至1999年是社區調查的試點階段。起初只在全國選取了4個郡為試點，至1999年試點范圍已擴大到全國31個郡。

第三階段，2000至2004年是社區調查面向全國的推廣階段。截至2005年，美國社區調查的樣本量已從最初80萬增加到300萬，并已覆蓋全國人口在6.5萬及以上的所有區域。對于6.5萬以下的區域則每三年進行一次社區調查。

第四階段，2005年至今是社區調查發展的成熟階段。2005年美國普查局將“集體”概念引入社區調查，開始對學校、軍營、監獄等群居人群進行調查。2010年起，美國普查局依據社區調查數據對全美所有地區提供未來5年發展趨勢預測。

調查意義：兼顧時效與全面

美國社區調查旨在及時、準確地反映社區發展全貌和居民生活變化。調查匯總的各類信息為政府和社區領導者的決策提供第一手資料。例如，聯邦政府可以根據問卷中的收入信息比較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分配社區開發資金；美國住宅與城市開發部可以通過對收入和住宅問題的問卷回復，評估殘障人士和低收入群體的住宅協助需求；社區領導者可以根據相關數據規劃社區項目及項目位置，如老年人項目、童子軍項目及醫院、銀行項目等。

工作目的：衡量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變化

美國社區調查是人口普查數據的有力補充，其數據具有連貫性和時效性。兩項工作最主要的區別在于工作目的不同，普查的主要目的是“數人”，由此劃分選區并確定各州議員席位，而社區調查的目的則是衡量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變化。

基本操作流程

美國社區調查抽取住戶所使用的抽樣框是“美國綜合地址碼庫”，它是美國普查局與美國郵政服務部門合作開發用以獲得美國家庭和集體地址信息的系統，每年更新兩次，主要利用“美國郵政服務投遞系統庫”進行更新。

樣本選取

自2005年起，美國社區調查通過滾動抽樣方式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每月調查一批，月和月之間抽取的樣本不重復。具體做法為：普查局在全美范圍內每月抽取25萬個家庭，約60萬人口，抽樣比為1/480。依此累計每年可抽取300萬個家庭，約720萬人口，抽樣比達到l/40，那么到2010年人口普查時，普查局已累計調查了全美的1500萬個家庭，約3600萬人口，累計樣本量的抽樣比為1/8，約等于歷屆人口普查中原有長表的抽樣比例，這為人口普查的“棄長”和社區調查的有力替代提供了理論基礎。

問卷內容

為通過有限的問題展現一定時期內美國人口、住房、社會和經濟發展全貌，美國社區調查主要關注四方面信息：第一類為社會指標，即調查住戶個人基本情況，如：婚姻情況、生育情況、使用語言、教育程度等；第二類為經濟指標，即調查住戶基本經濟情況，如：家庭收入、職業、職位、工作地點等；第三類為房屋指標，即調查住戶住宅的基本情況，如：產權或使用權（租賃）、戶型、管道以及廚房設備等使用、取暖與照明、電話、租金等；第四類為人口統計指標，如：年齡、性別、種族、家庭關系等。問卷內容涵蓋全面，可以完全取代往屆人口普查中的長表。

問卷送達與回收

為最大限度獲得被調查者的支持與參與，美國普查局制訂了一套人性化的居民信息獲取程序，即采用“郵寄問卷、電話訪問、入戶登記”這種依次遞進的數據搜集方式。

在美國，郵寄問卷不僅是調查成功的關鍵，更是最“燒錢”的階段。在此階段每個被調查者會收到3至4封信。

第一封為普查局局長親自署名的告知信，告知該戶居民已成為本次社區調查的被調查者，希望其做好相關準備。

第二封信會在寄出告知信當月的最后一周寄出，信件包括告知被訪者有義務填寫并寄回問卷的法律文書、調查問卷、填寫問卷指南，以及一個空信封，需要居民將填好的問卷寄回普查局。接下來普查局將在寄出第二封信后的第三個工作日，再寄出一張有普查局局長簽字的明信片，以提醒居民將填好的問卷寄回。而第四封信只是針對那些在規定時間內沒有寄回問卷的家庭，普查局將在寄出明信片三周后寄出這封信，仍舊以局長的名義敦促居民盡快寄回問卷。

當第四封信寄出一段時間后，對于那些仍舊沒有回應的家庭，普查局會依照其家庭地址及聯系方式，對其進行電話提醒。美國普查局設有三個全國性電話中心，總計擁有經過系統培訓的電話專員約650人。一般情況下，電話專員們會在第一封信件發出5周后開始工作。如果電話專員對某一家庭兩次致電均遭拒絕，電話中心將把該居民的信息轉交下一部門，由調查員對其進行登門拜訪。登門拜訪是回收問卷的最后一個環節，也是“最后一次努力”。此項工作由分布在全國的12個普查分局組織完成，全國共有此類調查員3500人。經過專業培訓后的調查員幾乎可以處理拜訪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所有情形，其工作目標就是盡最大努力取回被訪者填報好的問卷。

最后，美國郵政服務局將收到的所有問卷轉交給普查局，普查局使用“圖像掃描捕捉系統”對問卷進行掃描、審核、匯總，從而使一份份問卷轉化成電腦中的一行行數據。

統計產品與

當數據回收工作完成后，普查局將對數據進行分類、匯總，將原始數據“生產”成各類統計產品，包括：數據表、數據圖、報告、文件壓縮包、以及映射在地理信息系統上各式各樣的主題圖等。以數據表為例，由美國社區調查問卷所衍生的各類細表就多達600余個。此外，公眾或其他用戶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利用普查局官方網站上的相應工具，自行選定區域并提取數據。

篇(2)

（一）摸清城鎮居民的家庭收入水平、構成、從業狀況、家庭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居住狀況、醫療、保險等情況，為委、政府宏觀科學決策和解決好民生等問題提供依據。

（二）滿足省政府對的縣域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綜合評價和人民政府對城鄉居民收入考核需要。

二、調查規模及范圍

三、組織實施

（一）成立組織。

政府成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調查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長任組長，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社會經濟調查局局長（國家統計局調查隊隊長）任副組長，成員由相關街道行政主要領導和統計局、財政局、發展和改革局、公安局、民政局、委宣傳部、文廣局（廣電）、報社分管領導組成。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社會經濟調查局（國家統計局調查隊），兼任辦公室主任，負責具體工作。各相關街道也要相應成立組織，負責轄區內調查工作。

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調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聯系

（二）職責分工

1.社會經濟調查局（國家統計局調查隊）具體負責調查工作的策劃、督導和調查數據的匯總、分析、等工作。

2.財政局負責核撥調查工作所需經費。

3.委宣傳部、文廣局（廣電）、報社負責宣傳工作。

4.統計局、發展改革局、公安局等予以配合。

5.相關街道負責協助社會經濟調查局建立和管理街道社區調查網絡，組織做好調查方案的具體落實工作。

四、具體要求

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調查工作涉及面廣、時間緊、難度大，要充分認識，周密組織，合力推進。

（一）提高認識。政府有關部門和單位及相關街道要站在科學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高度，切實增強對開展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調查工作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按照省、統一部署，加大宣傳力度加強組織領導，確保此項工作順利開展。

（二）強化管理。一是相關街道要把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調查工作納入常規工作，并指定一名分管領導專門負責。二是社區應選定1名社區調查員負責此項調查工作。社區調查員要定期深入調查戶開展訪戶工作，審核記賬情況，講解記賬方法和要求，解答疑難問題，及時發現和糾正不符合要求的記賬。及時掌握調查戶家庭人口、就業人口、居住條件、收支結構及耐用品增減變化情況，建立訪戶記錄本，做好訪戶記錄。三是相關街道要配備1名輔助督導員，負責指導和協調社區調查員抓好本社區的記賬工作，并協助社區調查員入戶輔導記賬戶記好居民家庭現金收支賬。四是相關街道要立即建立健全組織機構，配備工作人員。在月日前將領導小組組成人員、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及街道輔助督導員和社區調查員名單上報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調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各社區要保證調查員隊伍的穩定性，無特殊原因，不應調換。特殊情況應事先通知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調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并做好工作銜接。

篇(3)

從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周莊古鎮的旅游得到成功開發后,全國各地也開始大量開發古鎮旅游,古鎮旅游猶如雨后春筍般興起。然而,古鎮旅游業的不斷發展也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經濟的收入差距、環境污染、社會治安等。針對古鎮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社區居民作為古鎮自然歷史及社區文化最為密切的人,在社區參與古鎮旅游中,當地居民在旅游地形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社區居民的態度直接影響旅游者的旅游體驗質量及對旅游目的地的感覺和印象。只有當社區居民的滿意度高了,古鎮旅游得到更好的發展,才能實現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一、關于社區參與

(1)社區參與的內涵

社區參與是一種公眾的參與,意味著社區居民對社區責任的分擔和成果的共享,它使每一個居民都有機會為謀取社區共同利益而施展和貢獻自己的才能。社區參與是對各種決策及其貫徹執行的參與,是對社區的民主管理,它使每一個居民都有機會向地方政府表達意見,以維護自己的利益。他的本質理念是以人為本、社區自治:其最終目標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在古鎮旅游發展過程中,社區居民作為最重要的主體,只有讓社區居民參與旅游資源開發、保護,提高社區居民的滿意度,才有可能減少當地居民對旅游目的地的景觀、文化、環境造成破壞,使得社區居民對旅游滿意度提高,實現古鎮旅游可持續發展。

(2)社區參與旅游發展

隨著旅游業的蓬勃發展,社區與旅游業的發展也緊密聯系在一起,從20世紀末人們才開始把社區居民參與旅游作為一種指導思想,并指導旅游目的地的發展。1985年,墨菲(Peter?E?Murphy)在《旅游:社區方法》中指出:旅游業自其產生,就有著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如果能使其從純商業化的運作模式中脫離出來,從生態環境和當地居民的角度出發,將旅游考慮作為一種社區活動進行管理,那么一定能獲得更好的效果,這就是社區方法。墨菲是第一次把社區參與這一概念運用到旅游中去的,強調能從社區參與的角度研究分析旅游,希望最大限度地讓社區參與旅游發展。Pauline J?Sheldon等指出可持續發展旅游如果沒有社區參與就不可能獲得成功。

裴敏莉認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指在旅游的決策、開發、規劃、管理、監督等旅游發展過程中,充分考慮社區的意見和需要,并將其作為開發的主體和參與主體,以保證旅游可持續發展和社區發展。社區居民的主動性參與是社區旅游發展的內在動力,社區參與的主體是社區居民,客體是社區旅游中的各種事物?？梢钥闯?盡管社區參與旅游還有待于更為準確的給出定義,國內外旅游愛好者已開始了研究,這說明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也被國內外學者所普遍接受。

二、重慶安居古鎮社區參與評價

(1)安居古鎮歷史文化及旅游特點

安居古鎮位于重慶銅梁區安居鎮,是國家級AAAA旅游景區,也是中國第四大古城。安居依山為城,閣道連居。壇廟眾多,有九宮十八廟之稱。建筑獨特,城門搖相揮映:街景保存完好,明清建筑鱗次櫛比,群雄林立,名震川東。安居鄉學興盛,人才輩出,文化燦爛,是集縣文化,古巴渝文化,廟宇文化,書香文化,碼頭文化于一體的千年古城,區位優越,交通便捷,歷史悠久,古跡眾多,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名鎮=。

? 自從安居古鎮旅游業發展以來,安居古鎮呈現出與其他景區截然不同的景觀,是“一個記住鄉愁的地方”,特別是安居古鎮被評為中國第四大古鎮之后,便成為主城區以及西南地區游客旅游休閑的首選地之一。2014年接待游客量達到100萬人次。從重慶銅梁旅游網的數據顯示,區旅游局數據顯示,2015年“五一”期間,全區主要景區(安居古城、奇彩夢園、沙心玫瑰園和龍溫泉)累計接待游客19.7萬人次(安居古城17.45萬人次),累計旅游綜合收入7 448.59萬元(安居古城6 980.4萬元)。從銅梁政府網據悉,2014年,安居鎮農民人均純收入達13 200元,同比增長16.5%;到2017年底,安居鎮將力爭實現農民人均純收入2萬元,年均增長18.02%。運用旅游容量分析,安居古鎮旅游人數呈現出穩定增長的趨勢,其正處于旅游生長周期的發展階段,只有使社區居民參與古鎮旅游,才能實現古鎮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2)安居古鎮社區參與感知調查與存在問題

感知是一個負載著文化和意義的認知過程,尤其是當信仰、價值觀、道德規范、倫理、文化意識形態等觀念文化與社會結構緊密聯系時,感知無疑會被打上社會/文化的烙印。林愛明(2007)認為居民對旅游影響感知的涵義為:在旅游發展過程中居民對旅游給當地社會文化環境和經濟帶來的影響的認識程度及居民對這些影響的主觀反映。筆者在安居古鎮社區居民參與旅游滿意度的調查中,為能收集到具有針對性的材料。選擇在五一小長假期間對社區居民進行問卷調查,以及走訪試調查,對不同景點,不同年齡階段,及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社區居民進行走訪式深度調查,抽樣訪談,并分階段式進行。

篇(4)

【摘要】  目的 調查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及其對社區護理服務需求的現狀，并分析其影響因素，探索適合本地區老年人的照顧模式。方法 采用基本情況調查表、sf-36生存質量量表、自理能力量表和社區護理服務量表對長治市1328例老年人的生存質量、自理能力及社區護理服務需求及利用情況進行調查，并對結果進行t檢驗、相關分析和逐步回歸分析。結果 依據張磊的老年人生存質量劃分標準，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處于“中(72.1～117分)”占98.5%。影響老年人群生存質量的主要因素是自理能力、健康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收入和醫療支付形式;長治市老年人對健康宣教、定期體檢的需求率高于對治療性護理的需求率，而各級社區護理站實際提供的治療性護理服務率卻高于健康宣教及定期體檢。結論 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總體處于中等水平，而老年人社區護理服務需求與社區實際提供服務情況存在較大差距，這種差距將全面影響老年人未來的生存質量，故需專業人員積極探索，盡早采取綜合措施來滿足老年人不斷提高的社區護理服務需求水平，從而維持老年人現有的生存質量水平。

【關鍵詞】  老年人;生存質量;護理需求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demand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of the elderly, then to analyze the factors.methods the quality of life,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demand and utilization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of 1328 elderly in changzhi city, shanxi province was measured simultaneously by sf-36,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and community care needs scale, then survey result was analyzed by t test,correlation analysis,stepwise regression.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on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hich was proposed by zhanglei,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scored between 72.1-117 reached 98.5%.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as impacted by the ability of caring oneself,marital status,the degree of culture,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 on. the demand rate for health guidance and periodic physical examin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rapeutic care. in contrast, the utilization of therapeutic ca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ealth guidance and periodic physical examination.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s at a medium level. there was a wide gap between the demand of community care and the utilization of community care. the quail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ill be impacted by this gap in future. community care model was needed to find out by the professionals' active exploration,in order to 1.meet the high level demand of the elderly for community care. ultimately,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changzhi city was kept by comprehensive measures.

[key words] the elderly;quality of life;nursing needs

2000年我國與全球同步宣告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我國已有老年人口1.53億并以3%的年增長率增長。長治市居太行之巔，轄13個縣市，2006年總人口312萬，老年人34萬，占總人口的10.6%，表明本市已進入老齡化社會。與大城市相比，長治市受獨特的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限制，社區護理發展緩慢，社區衛生服務站工作范圍局限。為了解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狀況與其社區護理需求情況，筆者抽取城區、郊區及三個縣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入選2009年3—12月，長治市城區、郊區和11個縣市(縣市按經濟條件好、中、差各抽取1個縣)的老年人1328名，其中男性718名，女性610名，年齡60~92(68.39±6.94)歲。

1.2 老年人一般資料

包括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宗教信仰、健康狀況、生活狀態等。

1.3 調查方法

采用一般資料調查問卷、簡明健康調查問卷sf-36(medical outcomes study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老年人自理能力量表adl(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及自行編制的護理需求調查問卷。在相關部門的配合下，本次抽樣調查采取分層、整群、多階段抽樣方法，由經過統一培訓的大專及以上專業人員進行入戶調查，由調查對象本人填寫完成，實名記錄，對書寫障礙者由調查員向研究對象逐條詢問記錄。

1.3.1 生存質量量表sf-36問卷

sf-36問卷源自美國波士頓健康研究中心，已被許多國家驗證，信度、效度及實用性較好[1]。包括生理功能(pf)、生理職能(pr)、軀體疼痛(bp)、總體健康(gh)、活力(vt)、社會功能(sf)、情感職能(re)和精神健康(mh)8個維度。老年人生存質量劃分標準依據張磊[2]的研究結果而定：良(>117分)、中(72.1～117分)、差(≤72分)。

1.3.2 自理能力量表

adl adl量表由美國的lawton和brody制定于1969年，主要用于評定被試者的自理能力[3]。內容包括使用公共車輛、行走、做飯、做家務、吃藥、吃飯、穿衣、梳頭(刷牙等)、洗衣、洗澡、購物、定時上廁所、打電話和處理自己錢財，共14項。本量表采用4級評分，總分最低14分，最高56分，≤20為基本正常，>20分為日常生活能力輕度障礙(21~30分)、中度障礙(31~40分)和重度障礙(≥40分)[4]。

1.3.3 護理需求調查表

在全面查閱文獻資料基礎上，參考健康促進模式，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自行設計，采用likert五級評分法。請有關專家審評調查表，并通過預調查對問卷進行反復修改和補充，其信度為0.82。

1.4 統計學方法

運用spss13.0軟件包進行數據錄入和統計學分析。對老年人生存質量、自理能力、護理需求采用描述性統計性分析;對老年人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對老年人社區護理需求與其生存質量的關系進行相關分析。

2 結果

2.1 問卷發放情況

共發放問卷1340份，有效問卷1328份，有效率99.1 %。

2.2 老年人一般資料

2.2.1 人口學資料

1328名老年人中， 60～69歲的老人占63.41%，70～79歲的老人占28.46%，80歲以上的占8.13%;農民占總人數的50%;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老年人占調查對象總數的82.83%;68.52%收入低于1000元;無配偶老年人占總調查人數的26.96%。

2.2.2 健康狀況

被調查的老年人中患病870例(65.52%)，存在各種心理問題的老年人有838例(63.1%)。

2.3 老年人自理能力

本次調查中，基本正常占76.5%，輕度障礙占24.40%，中度障礙占3.47%，重度障礙占3.01%。

2.4 老年人生存質量

2.4.1 老年人生存質量等級劃分

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處于“差”占1.05%，“中”占98.5%，“良”占0.45%。本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總體處于中等水平。

2.4.2 老年人生存質量影響因素

將老年人生存質量各維度作為因變量，其一般情況作為自變量，經多元回歸分析自理能力、健康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收入和醫療支付形式可以進入回歸方程(p<0.05)。結果表明：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的主要影響因素為自理能力、健康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收入和醫療支付形式。見表1。

2.5 社區護理狀況

2.5.1 社區護理需求情況

長治市老年人對健康宣教、定期體檢的需求率遠遠地高于對治療性護理的需求率。在健康宣教這一維度中，疾病知識宣教需求率最高達25.38%，其次用藥指導為16.64%，見表2。

2.5.2 社區護理站實際提供服務情況

長治市各級社區護理站實際提供的治療性護理服務率遠遠的高于健康宣教及定期體檢。在治療性護理這一維度中，注射或(及)輸液的提供率最高達33.28%，其次血壓或(及)血糖監測為24.32%，定期體檢的提供率最低僅為2.03%，見表3。

2.6 老年人生活質量與社區護理情況的相關分析

2.6.1 對老年人生存質量與社區護理需求情況進行相關分析發現

老年人生存質量與社區護理需求情況呈負相關(p<0.05)，結果表明：老年人生存質量得分越低，其社區護理需求越大，見表4。

2.6.2 對老年人生存質量與社區護理實際提供服務情況進行相關分析發現

老年人生存質量與社區護理實際提供服務情況呈正相關(p<0.05)，結果表明：老年人生存質量得分越低，其社區護理實際提供服務情況越差，見表5。表1 老年人生存質量影響因素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表2 老年人社區護理服務項目需求分布表 例

表3 社區護理站實際提供服務情況 表4 老年人社區護理需求與生活質量的相關性表5 老年人社區護理實際提供服務情況與生活質量的相關性

3 討論

調查結果顯示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總體處于中等水平，其主要的影響因素為自理能力、健康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收入和醫療支付形式。認為其原因為：(1)長治市地處山區，農村人口居多，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在本次被調查者中農民占50%， 經濟收入1000元以下者占68.52%，雖然農民的經濟收入不高,消費水平偏低，但他們中大部分人有自己的耕地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所以本市老年人面臨的經濟壓力較小。(2)長治市城鎮人口大多參加了城鎮醫保。問卷調查時，國家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已經落實，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就醫費用。(3)長治市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本次調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82.83%，他們受教育水平的低下導致其對疾病的認識與重視程度不足。(4)sf-36量表主要反映的是調查者主觀的生存質量感受。雖然他們中有65.52%的人受各種慢性疾病困擾，有63.1%的人存在各種心理問題，但是這些身心的不適或病痛不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思想負擔。(5)長治市老年人幸福感指數的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幸福感指數較高，說明長治市老年人容易滿足。

但是在老年人社區護理服務需求與實際提供服務的調查中，發現老年人對社區護理服務的需求項目與社區服務站實際提供項目之間存在較大差距。社區護理服務站很少開展老年人需求率較高的健康宣教與定期體檢服務項目。隨著長治市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差距將會不斷增加，為了縮小差距并不斷提高本市老年人生存質量水平，建議：(1)居家照顧者支持對策：政府給予相關政策支持。建議政府對醫療衛生服務市場規范化、法制化。改進三級醫療保障制度，構建醫院、社區衛生服務站和家庭服務網絡，完善社區衛生服務體系，擴展衛生服務范圍。(2)醫院和醫學院校提供技術扶持：由具有一定規模和條件的醫院和醫學院校負責培訓基層和家庭衛生服務人員，并成立專門的社區服務組織，形成一支高素質的居家養老服務隊伍。開展家庭訪視服務，將護理服務范疇延伸到院外，醫院為出院老年人提供上門隨訪服務。護士進行家庭訪視時，對患者進行康復指導，對現存或潛在的護理問題進行干預，使老年人在享受到專業護理的同時，也因獲得了相關的健康指導知識而產生安全感，從而有效地應對各種問題。

【參考文獻】

  　1 王紅妹，李魯，沈毅.中文版sf-36量表用于杭州市區居民生命質量的研究.中華預防醫學雜志，2001，35(6)：428-430.

2 張磊，徐德忠，黃九儀，等.sf-36量表中文版的應用及分級截斷點選擇的研究.中華流行病學雜志，2004，25(1)：69-73.

篇(5)

關鍵詞 社區參與 政治參與 經濟參與 文化參與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z.2015.07.071

Study of Urba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City

ZHOU Yanyan， YANG Shijing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Abstract Broa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a socialist harmonious community.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Chengdu resid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not high， in which the participation of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affairs better than the particip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conomic participation， is the main organization involved i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compared wi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residents community involvement higher willingness to appear out of synchroniz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conomical participation; cultural participation

當前，四川省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新型城鎮化的趨勢，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社會主義和諧社區建設是其重要內容。和諧社區的建設需要社區各利益主體的積極參與，不斷滿足居民在物質、文化、精神、環境等方面的要求，從而促進社區各項事業的發展。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居民的社區參與呈現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和問題，常出現居民社區參與行為與政治經濟發展不同步的現象，從而制約了自身發展及其與當地經濟社會的良性互動發展。因此，在新形勢下研究居民社區參與問題十分有必要，有利于客觀公正地揭示這一社會行動，從而提高居民社區參與行為的范圍與層次，有利于社區的和諧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的順利進行。

1 研究的出發點

本文的調查對象是成都市城市社區居民，采用多階段配額抽樣的方法抽取出3個區、6個社區的居民。調查于2015年1月3～7日進行，共發放問卷650份，回收641份，其中有效問卷631份，回收率和有效回收率分別為98.6%、97.1%，達到既定的要求。對回收的資料，進行整理、編碼、錄入和糾錯工作，并運用SPSS軟件對資料數據進行描述性的統計分析。

在631名被調查者中，性別上，男性占59%、女性占41%;年齡上，青年（18～34歲）、中年（35～55歲）占絕大多數（91.1%），少年（18歲以下）、老年（55歲以上）則很少;受教育程度上，大專及以上、高中/中專/技校、初中、小學及以下者的人數比率依次為31.1%、28.7%、23%、17%。

2 成都市社區居民參與的現狀

所謂社區參與，是指社區居民作為社區管理主體和客體，參加社區公共活動或事務，影響社區公共權力運行，維護自身權益，增進社區福利的行為和過程。本文主要從社區居民的政治參與、經濟參與、文化參與、社會事務參與四個方面，對其社區參與的行為與意愿進行考察。

2.1 社區參與行為

居民的社區參與行為首先表現在有無參與具體社區活動方面，調查結果（見表1）顯示：被調查者的各種社區參與行為都處于中等水平，由高到低排列分別是：文化參與（55.1%）、經濟參與（50.2%）、社會事務參與（45.8%）和政治參與（44.2%）。

在有社區參與行為者中，詳細考察其政治參與、經濟參與、文化參與、社會事務參與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政治參與方面，參與“選舉”者的人數比率較高，超過70.5%;參與“社區居民大會”者的比率也超過三分之一;而參與“黨的方針政策等學習”、“黨的方針政策等宣傳”、“發展黨員活動”者的比率較低，均占14%左右。第二，經濟參與方面，參與“社區企業經營”、“項目招標”、“土地征用”者的人數比率均超過四分之一;參與“社區發展規劃征集”者的比率也超過五分之一;參與“房地產開發”、“社區集資”者的比率相對較低，均占14%左右。第三，文化參與方面，參與“節日慶典活動”者的人數比率較高，超過57%;參與“文娛活動組織”、“文藝節目公演”者的比率均占43.5%左右;參與“文體興趣小組活動”者的比率相對稍低，不足30%。第四，社會事務參與方面，參與“醫療衛生活動”、“社會保障活動”者的人數比率較高，均占58.5%;參與“環境保護與治理活動”者的比率亦占近45%;參與“教育培訓活動”、“基礎設施建設活動”者的比率接近，均占32.5%左右;而參與“社區治安維護活動”者的比率相對較低，不足五分之一。

進一步了解居民社區參與的方式，調查結果（見表1）可知：政治參與方面，“組織參與”者的人數比率最高，占近48%，比“兩者結合”的高8.5%;“個人參與”者的比率較低，僅占13%。經濟參與方面，“組織參與”者的比率較高，超過44%;“個人參與”、“兩者結合”的比率相對稍低，均占28%左右。文化參與方面，“組織參與”者的比率最高，超過41%，比“兩者結合”的高6%;“個人參與”者的比率相對稍低，不足23.5%。社會事務參與方面，“組織參與”、“兩者結合”者的比率接近，均占39%左右;“個人參與”者的比率相對較低，占22%。

2.2 社區參與意愿

居民的社區參與意愿主要體現在參與社區活動行為傾向的強度上，調查結果（見表2）顯示：政治參與意愿方面，“愿意”（包括非常愿意和比較愿意，下同）參與社區活動者居多，人數比率占近67%;表示“一般”的也占近四分之一;而“不愿意”（包括不太愿意和很不愿意，下同）者的比率很低，不足9%。經濟參與方面，絕大多數人表示“愿意”，人數比率超過80%;表示“一般”的比率相對較低，不足17%;“不愿意”者的比率更低，不足4%。文化參與方面，“愿意”（包括非常愿意和比較愿意，下同）參與者的人數比率較高，占近75%;其次是表示“一般”的，人數比率超過22%;“不愿意”者的比率非常低，不足3%。社會事務參與方面，絕大多數人“愿意”參與相關活動，人數比率占78%;表示“一般”的比率相對較低，不足14%;而“不愿意”者的比率更低，不足9%。

3 小結與思考

綜合分析上文內容可以發現：第一，成都市居民社區參與行為的總體情況不甚理想，曾參與社區活動者不足半數，參與程度不高，四種社區參與類型按參與度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文化參與（55.1%）、經濟參與（50.2%）、社會事務參與（45.8%）、政治參與（44.2%）。居民社區參與的主要內容有“節日慶典活動”、“選舉”、“醫療衛生活動”、“社會保障活動”、“文娛活動組織”、“文藝節目公演”、“環境保護與治理”，可見其文化參與和社會事務參與度相對較高，而政治參與和經濟參與度相對較低。居民社區參與的主要方式是“組織參與”和“組織與個人參與結合”，尤其是組織參與發揮了較大效力，而“個人參與”則有待于進一步提倡與加強。第二，成都市居民社區參與意愿的總體情況良好，絕大多數人表示愿意參與社區活動，參與意愿較高，四種社區參與類型按參與意愿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經濟參與、社會事務參與、文化參與、政治參與?？梢?，居民的社區參與意愿與行為并不一致，尚存在很大提升空間，工作的重點應是加強居民的社區政治參與和經濟參與。

本文通過實證調查，初步考察了成都市城市社區居民的社區參與基本情況，得出了一些有意義的研究結論。但同時也存在不足，受到經費、人力等客觀條件的限制，調查的范圍不夠廣、樣本量不夠大、抽樣方法不夠規范，這些都影響到結論的科學性與普遍性，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完善。

項目來源：四川省教育廳一般項目“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社區參與研究――以成都市為例”（項目編號14SB0047）

參考文獻

[1] 梁金鳳.廣州市民社區參與現狀與對策研究[J].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3）：66-68.

篇(6)

【關鍵詞】 精神分裂癥 社區 社會功能缺陷

【中圖分類號】R74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9―0057―02

精神分裂癥是一組慢性易遷延、致殘率高的精神疾病。眾所周知，精神殘疾患者給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而目前精神分裂癥患者由于自知力缺失， 依從性差等一系列問題，復發率很高[1]。近年來隨著國家對精神疾病患者的重視和不斷投入， 伴隨新一代抗精神病藥物的出現及治療手段得到不斷提升。使得如何讓患者恢復職業功能和回歸社會成為治療的目標[2]。讓精神分裂癥患者更好的回歸社會，最大程度的減輕社會負擔，減少健康壽命年的損失，已成為社區衛生工作的主要方向。那么掌握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缺陷的影響因素就非常必要。為了解寶山區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人群分布特征，社會功能狀況及影響社會功能康復的主要影響因素，特進行本次研究。

1 對像和方法

1.1 調查對象 對截止2012年12月31日上海寶山區所有登記在冊的4082名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全部納入調查范圍，診斷依據為中國精神癥狀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

1.2 評定工具 用自制的家庭狀況調查表和社區功能缺陷篩選量表（SDSS）[3]對患者及家屬進行調查。（1）自制家庭狀況調查表內容主要包括患者年齡、性別、婚姻狀況、職業、起病形式、家族史、看護人與患者關系、患者治療依從性、患者家庭經濟狀況等。（2）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SDSS）調查的內容包括職業與工作、婚姻與職能、父母職能、社會性退縮、家庭外社會活動、家庭內活動過少、家庭職能、個人生活自理、對外界的興趣和關心、責任心與計劃心等方面。評分大于等于2分即為有社會功能缺陷。

1.3 研究方法 通過統一的自制家庭狀況調查表和社會功能缺陷量表，對寶山區3個街道，9個鄉鎮共4082例在冊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入戶隨訪調查，收回有效調查表4044份，調查表合格率為99.06%。本次調查均向患者及家屬充分交代，并得到知情同意后方可調查。家庭狀況調查表和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由調查員親自詢問填寫.

1.4 調查員培訓 調查員由各街道和鄉鎮社區醫院精神病防治醫生擔任，對調查員進行自制量表和社會功能缺陷量表統一培訓，SDSS評定一致性檢驗Kappa值0.752～1.0（P

1.5 統計學方法 用Epidata 3.1對數據進行了統一錄入，再由spss13.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主要包括對分組人群社會功能評分實行均數和標準差描述、對組內進行方差分析、t檢驗。最后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P值小于0.05視為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本次調查4044例患者中，男性1813例（44.8%），女性2231例（55.2%）?；颊吣挲g分布：小于等于25歲的人群有116例（2.87%），26歲到35歲人群462例（11.42%），36歲到50歲人群有1089例（26.93%），大于等于51歲人群有2377例（58.78%）?；颊呤芙逃潭瘸潭龋盒W及以下的有877人（21.69%），中學有2805人（69.36%），大專及以上有362人（8.95%）?；颊呋橐鰻顩r中，在婚的有2326人（57.52%），離婚者有265人（6.55%），喪偶者有152人（3.76%），未婚者有1301人（32.17%）?；颊呗殬I狀況：在職的有1514例（37.44%），退休有627例（15.50%），無業有1765例（43.64%），其他138例（3.41%）。社會功能評分有81例（2%）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評分是小于2分，其余3963例（98%）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社會功能缺陷。

2.2 社會功能影響因素 通過對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職業，起病形式，家族史，看護人和患者關系，治療依從性，經濟狀況等因素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我們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與患者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及職業狀況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如表1）

2.3 logistic回歸分析 進一步對這些影響因素做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我們發現年齡和職業對患者社會功能的影響很明顯，見表2。

3 討論

本次調查量表采用自制家庭量表和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SDSS）[3] 。 自制家庭量表主要收集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基本信息，而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旨在評定患者社會功能狀況。本項研究為整群研究，選擇偏移較小，調查員經過統一培訓，調查信息真實、全面，能準確、真實反應目前寶山區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基本人群分布特征和社會功能狀態。

通過此次研究我們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的主要影響因素為：患者年齡，職業狀況，文化程度及婚姻狀況影響，這和周逸如[4]等研究結果基本一致，但又存在不同之處，本次研究經濟狀況不是社會功能缺陷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周逸如[4] 等研究結果認為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社會功能也受家庭經濟狀況的影響。這可能與本次調查區域存在一定關系，上海地區社會保障較好，所以患者家庭的負擔相對其他地區可能要小些，故而在結果中并沒有突顯出社會功能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在本次調查所有的4044例患者中，有3963例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社會功能缺陷。其可能原因有：（1）精神分裂癥本身具有慢性，進展性的病程特點。（2）患者在家中缺乏相應的技能訓練與康復教育。（3）患者在家中缺乏精神科專業醫師的持續指導治療。譚斌[5]等的研究也發現，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在沒有醫護人員的持續干預治療下，很難有預期滿意的療效。目前在社區中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總體的社會功能狀態仍然不太理想。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以社區為基礎的康復”[6]的康復模式，指示我們精神科醫護人員必須邁出醫院，深入社區，對患者及其家屬進行家庭指導，加強健康教育和康復技能培訓。同時結合當前的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實際情況，加強社區的宣傳教育，督促家庭干預，家庭支持，家庭康復不失為一個經濟有效的好方法。有研究認為給予家庭干預，家庭支持，家庭教育對患者的疾病復發的減少和社會功能的改善有明顯的促進作用，這也體現了社區患者持續的干預的重要性[7] 。

總之，通過本次在寶山區開展的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研究，我們不難發現，目前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整體社會功能狀態，不容樂觀。非常有必要加強社區康復工作。項玉濤，李文詠，翁永振等[8] 研究也說明了，重返社區的病人，社區技能康復訓練對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的恢復，有明顯改善作用。因此加強社區工作力度，十分有必要。當然本次研究也有不足之處，由于未做更為全面的安排，對精神分裂癥患者未做調查疾病復況未作調查，經濟狀況分組也頗為籠統。同時也沒有進一步分析社會功能影響因素同社區功能評分之間的線性關系分析，在今后的調查中，我們將調查表內容設計的更全面、仔細， 多采用量化指標，更好的反映社區患者現狀。為更好的做好社區康復提供依據和措施。

參考文獻：

[1] 向應強，翁永振，侯也之等，藥物自我處置和癥狀自我監控技能訓練對預防精神分裂癥復發的作用初探，中華精神科雜志，2001，34（3）；153-156

[2] Burns T Patrick D. social functioning as an outcome measure in schizophrenia studies .Acta Psychiatr scand.2007，116（6）；403-418

[3] 張明園，精神科評定量表手冊，2版，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163-166

[4] 周逸如，吳澤敏，陳樹橋。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缺陷形成的多因素分析，新鄉醫學院學報，2007，24（5）；479-481

[5] 譚斌，向恩平，何宇芬， 精神分裂癥患者社區防治效果及其家庭經濟負擔評估，中 國臨床康復，2005，9（28）；24-26

[6] 沈效華，李文詠，鄭潔，精神疾病的社區康復干預，中國社區醫師，2006；23（5）；45-46

篇(7)

關鍵詞 銅鼓嶺,保護區,社區,管理,問卷調查

中圖分類號 X36;S75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08-010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8.020

為了保護珍稀瀕危物種及各種典型的生態系統,建立自然保護區是當前應用最為廣泛的就地保護方法。保護區是目前全球保護策略的基礎,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健康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主要方式。

1 研究背景

據統計,到2006年3月,全球保護區面積占陸地總面積的11.58%,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保護區面積占到國土面積的20%以上。截止2008年底,我國已經建立2538個自然保護區,占國土面積的16.14%,其中國家級自然保護區303個,占全國自然保護區總面積的61.2%(mep.省略/plan/zkgb/2008zkgb/200906/t 20090609152549.htm)。建立大量的自然保護區對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保護著大熊貓、朱NFDA1、金絲猴等特有珍稀物種及各種復雜的生態系統。

然而,這些保護區內部及其周邊通常居住著大量居民。而且,社區人口壓力大,交通不發達,基礎設施建設落后,信息閉塞,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睋y計,平均每個保護區內部有常住居民近1.5萬,周邊則高達5萬之多[1]。這些居民大多世代定居,已經建立起一套與當地環境相適應的生活模式。在利用區內資源獲得生活資料和經濟收入的同時,他們還保留著一些傳統的保護意識和行為,對生物多樣性的長遠保護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2-3]。除此之外,當地社區對自然保護區內生物多樣性的人為干擾也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重視。放牧、偷獵盜伐、采集非木林產品、土地開發、農業發展等人類活動[4-5]可能會導致森林中某些種群數量減少甚至滅絕,使野生動物的棲息地破碎化,逐漸將保護區“孤島化”[6-8]。另外,自然保護區早劃多劃、先劃后建、搶救為主、逐步完善的歷史建設背景,造成中國自然保護區的管理經費不足、經營與管理不分、與社區爭奪資源的現象非常普遍。

建立保護區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區域生態安全,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是為人類的長遠福利而服務的。在研究并降低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和干擾的同時,保護區的建立和管理給當地社區帶來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遠的。如果不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實現保護區與當地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只是一句空話。保護區可以為當地社區提供各種使用價值,如藥用植物、木材、蜂蜜、飲用水、遺傳資源、旅游產品等,同時也會提供調節、文化和支持等非使用價值。目前,國內外保護區都廣泛開展生態旅游,一方面增加保護區的管理經費,另一方面提高當地社區的經濟收入和參與保護的積極性[9-11]。而且,保護區的建立本身對社區居民就有一定的環境教育意義。從長遠看來,通過教育的方式改變人們的傳統觀念有利于保護區內生物資源的可持續保護。然而,野生動物對社區莊稼和家畜的破壞則引起了當地社區的強烈不滿[12-13]。保護區內部及其周邊的社區一般并不富裕,野生動物的破壞通常會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嚴重的損失[14],而保護區所提供的補償則遠低于破壞量[15-16]。

為了全面研究保護區的建立和管理對當地社區的影響,從而為保護區與社區之間的可持續發展提出可行性的建議,本文以海南銅鼓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例,調查了與海南銅鼓嶺自然保護區相鄰的9個自然村內的172位當地農民,對其發放調查問卷,并結合非正式訪談,來考察保護區的建立給當地居民的生活和利益所帶來的影響。對于周邊或內部居住著大量居民的保護區,本調查工作可以為其與周邊社區的協調共進提供參考和鑒戒。另外,由于銅鼓嶺自然保護區的社區管理工作尚不成熟,其管理經驗對于剛成立的保護區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而且將當地社區納入保護區的管理規劃中對保護區與當地社區的長治久安具有前瞻性的作用。

2 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2.1 研究區概況

銅鼓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于海南省文昌市境內(19°36′54″-19°41′21″N,110°58′30″-111°03′00″E),總面積為44.00 km2,其中陸地面積13.33 km2,海域面積30.67 km2,核心區面積9.95 km2。區內的銅鼓嶺主峰海拔338.2 m,是海南北部地區海拔最高點,被稱為“瓊東第一峰”。保護區距海南省省會海口市約110 km,距文昌市城鎮直線距離約30 km。該保護區1983年經原文昌縣人民政府批準建立,后經1985、1986年兩次擴大,于2003年1月經國務院批準晉升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了加強對保護區的管理,2005年8月成立了海南銅鼓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

區內動植物資源豐富,生物多樣性突出,分布著紅樹林植被、半紅樹林植被、濱海沙生植被、山麓叢林、熱帶常綠季雨矮林及局部人工林等類型。植物種類有908種以上,分屬162科587屬。區內的野生動物已證實有獸類10種、鳥類20余種及爬行類、兩棲類、昆蟲等多種動物,其中蟒蛇(Python molurus)屬于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獼猴(Macaca mulatta)、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等屬于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區內淇水灣近岸海域分布有豐富的珊瑚礁資源及海洋生物。淺海珊瑚礁為典型的岸礁類型,主要有造礁石珊瑚、珊瑚藻、軟體動物及其它造礁生物?；钌汉髦饕L在基巖和珊瑚礁上。造礁石珊瑚是本區域內最典型的種群,種類有100多種,其中優勢種為各種鹿角珊瑚。另外,非造礁珊瑚、軟珊瑚、魚類、藻類、其它與珊瑚礁有關的底棲生物的種類也較豐富,如鮑魚、麒麟菜等。

劉?靜等:自然保護區與周邊社區的可持續發展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年 第8期研究表明,銅鼓嶺自然保護區的可持續發展總體水平不高,協調性較差,其中人口、環境對自然保護的制約表現最為突出[17],大多紅樹林已被破壞, 僅有小面積剩存, 物種數也較少[18]。保護區內沒有永久居民,周圍有25個自然村,分別屬于龍樓鎮的山海和紅海兩個村委會,居住著4 000多人,農村經濟結構以瓜菜、胡椒等熱作經濟和漁業為主,人均年收入3 067元[19]。目前,保護區管理人員較少,沒有足夠的經費來源,管理工作主要停留在林業看護上,許多資源調研、恢復工作都無力開展。而且,保護區周邊的居民生活困難,尤其是薪柴難以解決,經常到保護區內砍伐薪柴[20]。

2.2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方法便于短時間內開展較大規模的調查工作,節省人力、時間和經費,并便于對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在國內外得到了廣泛應用[10, 21-23]。同時,由于調查的匿名性,被調查者能較為真實地反映自己的現狀和態度。2007年9月,我們對海南銅鼓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周邊山海、紅海兩個村委會內的9個自然村進行了問卷調查,其中每個自然村隨機發放20份問卷,共回收調查問卷172份,其中有效問卷166份,有效率達到96.5%。對于閱讀困難的被調查者,我們雇傭并培訓了一位當地向導,將問卷翻譯給被調查者。被調查居民中有98.8%為漢族,其他為黎族和藏族。被調查者中本地人占96.4%,男女比例為3∶1,年齡基本上呈正態分布,峰值處于41-50歲之間。30.7%的被調查農戶年純收入在2 00 0-5 000元之間,25.9%的介于5 000元和1萬元之間,而6.6%的農戶年純收入不及1 000元 。另外,一半以上被調查者的受教育程度僅為初中,30.1%的僅讀過小學,0.6%的沒有受過任何教育。

本文從就業機會、野生動物的破壞及補償、對資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開展、環保意識和社區參與等6個方面來探討保護區的建立和管理給當地社區的生產生活帶來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改進保護區管理能力、協調保護區與當地社區關系的建議。

3 結果與分析

調查結果表明,54.9%的被調查者認為保護區對其家庭和生活的正面影響大于負面影響,僅有9.6%的認為負面影響大于正面影響。下面從銅鼓嶺自然保護區對其周邊社區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兩方面來具體探討。

3.1 銅鼓嶺自然保護區對當地社區的正面影響

位于銅鼓嶺自然保護區周邊的社區內有近一半的被調查者認為保護區對當地居民的家庭和生活沒有任何正面影響(見表1)。而認為保護區對周邊社區有所幫助的被調查農戶則將增加 居民的工作機會、發展旅游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保護當地生態環境列為主要的正面影響。相比而言,為野生動物的破壞提供補助和對當地的農業活動提供經濟技術支持相對欠缺,選擇比例最低。

表1 銅鼓嶺自然保護區對當地社區的正面影響

Tab.1 Positive impacts of TNR on the adjacent communities

正面影響

Positive impacts頻數

Frequency百分比(%)

Percentage (%)沒有正面影響7444.6增加就業機會4024.1發展旅游業提高居民收入2414.5其它2414.5為老百姓尋找新能源1810.8對農業活動提供經濟和技術支持116.6為野生動物破壞莊稼和家畜提供補助42.4總計166100.0注:表中的頻數指的是該選項的選擇人數;百分比指的是對應頻數占總計人數的比例。由于問題為多項選擇題,所以各項百分比總和并不等于1。以下各表中的頻數和百分比含義亦如此。

根據現場實地調研可知,增加當地居民的就業機會主要是通過開展旅游來實現的,二者是相互促進的。雖然目前銅鼓嶺自然保護區尚且沒有形成系統的旅游規模,但是,77.7%的被調查農戶贊成保護區開展旅游,16.3%的已經從各種旅游形式中獲得收入來源,主要是通過經營旅館、餐廳等方式。

另外,建立保護區可以起到一定的宣傳教育作用,提高當地居民的環境保護意識,增加他們對保護區內野生動植物的了解。91.0%的被調查居民知道銅鼓嶺是自然保護區,且有近一半的人了解保護區內的動植物,可以說出大多數或者小部分動植物的名字。91.6%的農戶了解保護區的管理規定,知道保護區內禁止砍柴和打獵。問及如果保護區內所有的森林都被砍伐,而開發為農田,是否會影響他們的家庭和生活時,64.5%的被調查者認為負面影響大于正面影響。

3.2 銅鼓嶺自然保護區對當地社區的負面影響

從表2中可以看出,多于一半的被調查居民認為銅鼓嶺自然保護區的建立和管理對當地社區的生產生活沒有任何負面影響。而近1/4的認為最主要的負面影響是限制其利用區內的自然資源,即森林資源及海洋資源(見表2)。為了耕作土地,大多數當地居民都會飼養水牛。 由于保護區內禁止放牧,60.2%的居民需要購買飼料來喂養家畜。而且,銅鼓嶺自然保護區晉升為國家級之前,居住在保護區周邊的有些農戶在區內的山坡上種植了木麻黃和椰子樹;升為國家級保護區后,保護區禁止他們砍伐這些樹木,居民的不滿情緒比較大,認為保護區不關心甚至忽視當地老百姓的生活利益。調查中,有近20%的農戶反映其種植的莊稼和養殖的家畜曾受到過保護區內野生動物的破壞,但幾乎沒有得到任何補償。然而,從表2中可以看出,多于一半的被調查農戶認為保護區的管理政策沒有對其造成負面影響。

表2 銅鼓嶺自然保護區對當地社區的負面影響

Tab.2 Negative impacts of TNR on the adjacent communities

負面影響

Negative impacts頻數

Frequency百分比(%)

Percentage (%)沒有負面影響9154.8限制資源的利用4124.7忽視居民生存利益2515.1野生動物的破壞嚴重1710.2減少就業機會84.8旅游收入分配不均42.4其它10.6總計166100.0

4 討論和建議

從前文的調查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銅鼓嶺自然保護區在增加周邊社區居民經濟收入和保護生態環境方面發揮了積極正面的作用。雖然銅鼓嶺保護區的旅游業尚未形成規模,但是對當地居民已經顯示出一定的效益和潛力。雖然生態旅游被認為是協調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社區經濟發展的最佳平衡點[24],然而,旅游業對保護區內的生物多樣性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干擾和威脅[25-26],而且旅游產生的效益通常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很少達到承擔最大保護成本的當地社區[27-28]。

調查結果表明,保護區對當地居民利用區內生物資源的限制是保護區建立和管理給當地社區帶來的最大負面影響。這一結果同我們先前在四川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9]以及國內外一些其他學者的研究一致[30-32]。當地社區世代依賴保護區內的土地資源、森林資源和海洋資源,以此來維持他們的基本生活。在沒有找到替代資源的情況下,強行禁止當地居民使用保護區內的資源,可能導致偷獵盜伐現象惡化。

另外,當地社區對銅鼓嶺自然保護區的管理政策不甚明了。相當一部分被調查者不知道保護區陸地邊界的確切位置,對保護區的海域范圍也了解甚少。而且,34.9%的被調查農戶不了解保護區內的動植物。雖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強制性管理辦法已經得到了廣泛宣傳,但是仍有30.1%的居民認為保護區內的藥材和水產品允許采集,3.6%的認為保護區內允許砍柴和打獵。而且,當地社區對保護區的建立和存在價值并不理解,22.8%的認為如果保護區內所有的森林都轉變為農田,對其家庭沒有任何影響,甚至好處大于壞處。由此可見,雖然保護區在保護生態環境方面的作用得到了社區的認可,但仍需繼續加強對周邊社區在管理政策、具體措施、生態服務功能等方面的教育。

總體而言,銅鼓嶺保護區的社區參與水平比較低。調查中,97.6%的農戶及其家人沒有在保護區內工作,83.1%的沒有從保護區內得到任何經濟收入。只有4.8%的被調查者參加過保護區舉辦的調查監測工作和相關的討論會。我國自然保護區的社區參與水平普遍不高,而增加社區參與是目前國內外保護區廣泛采用的管理辦法[24, 31, 33,34],不僅可以提高當地社區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增加他們的經濟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將其從對保護區內自然資源的傳統依賴中解放出來,降低對生物多樣性的人為干擾,實現保護與發展的協調共進[35]。

銅鼓嶺保護區的被調查者中,認為保護區對當地社區沒有任何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的比例(分別為44.6%,54.8%)比我們先前在四川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研究結果[29](分別為6.4%,2.7%)大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銅鼓嶺保護區的發展起步較晚,2003年才晉升為國家級,而臥龍保護區的升級則比銅鼓嶺早近30年,而且,銅鼓嶺保護區內社區參與程度較低,社區與保護區之間的溝通較之臥龍特別行政區的特殊體制少了很多;另一方面,保護區的建立和管理對保護區內部社區的影響大于其對保護區周邊社區的影響,先前在臥龍保護區所做的調查都是在保護區范圍內。孫若梅[36]在福建武夷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調查結果也同樣表明保護區內部居民受其管理模式的影響大于周邊社區。

另外,本文主要討論自然保護區對當地社區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沒有涉及銅鼓嶺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對保護區內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探討。銅鼓嶺保護區周邊社區有近三分之一的居民靠捕魚為生,除六到七月份為休漁時間外,其它時間基本都會在海中捕魚。近一半的被調查者反映,近幾年保護區內水產品的數量和種類已經大幅度下降。另外,保護區周邊還有一些蝦塘和房地產開發等人為活動,對保護區內的海洋生物多樣性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當地社區對保護區內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會在將來的研究工作中繼續開展。

為了協調自然保護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當地社區的經濟發展,建議從以下幾方面開展工作:

為社區尋找替代生計,拓展收入來源:針對目前當地社區收入來源單一,對自然資源依賴程度高的現狀,建議保護區管理部門盡其所能為社區居民提供信息等方面的幫助,著重為當地社區尋找替代生計,幫助和鼓勵當地居民到保護區外謀求生存。應充分運用開展生態旅游的契機,加大傳統文化旅游的開展力度,在少數民族地區充分展示傳統文化、、龍山林等地區特色。當地居民世代生存于此,一般對保護區內的生態環境非常了解。所以,建議保護區在日常巡護、生物多樣性監測和評價、開展生態旅游等過程中,應優先雇傭當地居民。

開展生態旅游,提高社區參與水平:建議將社區作為旅游發展主體納入旅游規劃、旅游開發等涉及旅游發展重大事宜的決策、執行體系中。在旅游景區制定開發規劃時要召集社區代表為景區的開發戰略和目標提出建議。另外,鼓勵社區參與旅游經濟活動,包括:優先雇傭當地居民,尤其是被征土地的農民,積極將他們吸納到旅游中來,如成立社區企業從事旅游景區交通、住宿、餐飲、景點經營活動;鼓勵社區居民以個體經營的方式獲得經濟收入,如開辦家庭旅館、餐館,承包旅游景點及景區內部交通等;制作具有當地民族特色的傳統手工藝品;組織社區居民從事景區的接待類等服務性工作等。還可以聘請社區居民進行日常防護工作,組織社區宣傳環境保護知識,成立專門的組織對環境保護的情況進行適時監督管理。

開展環境教育,提高環境保護意識:環境教育的形式應該多樣化。針對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生態知識等內容,對當地的社區采取聲象資料和圖片展示、培訓、專題討論、現場示范參觀、散發宣傳材料等方法進行宣傳。在環境教育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學校這塊教育陣地的功能和作用,使當地的中小學生建立起環境保護意識,將對今后的自然保護區建設和社區共管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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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tween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Adjacent Communities

LIU Jing OUYANG Zhiyun MIAO Hong XU Weihua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