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中的主導性因素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經濟中的主導性因素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學藺光輝

在學習人文地理時，區位分析是非常重要的知識，它貫穿了農業生產、工業生產、城市建設、交通運輸、商業和金融、旅游業等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因此，學好區位分析知識，地理的綜合分析能力就會有很大的提升，成績自然也就會有很大的提高；反之，若沒有學好這部分知識，則會分析不到位，知識張冠李戴，甚至出現越學越糊涂的情況。那么，什么是區位，區位因素有哪些呢？區位是人文地理的一個概念，它既包含該地理事物空間位置的含義，同時也包含該地理事物與其它事物的空間聯系，還有被規劃布局的含義。區位分析與選擇是人文地理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內容，其核心是因地制宜。

對于某個地理事物所產生影響的區位因素是很多的，而且不同的地理事物，其影響的區位因素也不同，但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類：自然區位因素和社會經濟區位因素。自然區位因素主要由地形、地質、氣候、水文（河流和湖泊）、土壤、生物（植物和動物）等組成，社會經濟區位因素就更多了，但主要的有市場、交通、政策、原料、勞動力、技術、環境等。區位因素眾多，這也是不容易學好的原因之一。如果分別歸類，注意區別主要區位因素和一般區位因素，掌握區位分析的基本思路，就容易掌握了。

一、各不同地理事物的主要區位因素

1.農業區位因素。

自然區位因素：氣候（最重要因素）、地形、土壤、水源等；

社會經濟區位因素：市場（最重要因素）、交通、政策、勞動力等。

2.工業區位因素。

自然區位因素：土地、水源、氣候、地形等；

社會經濟區位因素：原料、燃料、勞動力、市場、交通、社會、環境等。

3.城市區位因素。

自然區位因素：地形、氣候、河流、自然資源等；

社會經濟區位因素：交通、政治、軍事、宗教、科技、旅游等。

4.交通區位因素。

自然區位因素：地形、地質、氣候、水文等；

社會經濟區位因素：人口、城市、工業、資源、政治、科技等。

5.商業區位因素。

自然區位因素：地形、氣候、河流等；

社會經濟區位因素：人口、市場、交通、經濟、技術、信息等。

6.旅游區位因素。

自然區位因素：地形、地質、氣候、水文（河流和湖泊）生物等；

社會經濟區位因素：游覽價值、市場距離、交通位置及通達性、接待能力、環境承載量等。

從上述羅列中可以看出，影響一個地理事物的區位因素是很多的，但相對來說，自然區位因素并不多，主要是地形、氣候、河流等，除了對農業、城市的影響較大外，對其它地理事物的影響較小。而社會經濟區位因素則種類繁多，且不同地理事物影響的主要區位因素也各不相同，因而成為學習中的難點。如何分析一個地理事物的社會經濟區位因素，其中哪些是主要區位因素，就顯得十分重要。

二、區位分析與選擇的基本思路

實際上任何一個地理事物在考慮區位因素時都是從經濟利益作為主要出發點，因此，如何降低成本的區位因素往往就成為其主要的區位因素。如工業區位選擇中的原料、燃料、市場和交通就是主要的區位因素，在這幾個因素中必有一個是最重要的，稱為主導因素；在分析區位因素時不僅要考慮有利的區位因素，也要考慮不利的區位因素，并對其進行辨證分析；另外，在分析區位因素時，還要考慮其區位因素的發展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1.主導因素分析法。在影響區位選擇的諸多因素中，常有一種或幾種因素處于控制和支配地位，成為影響區位選擇的主導因素。在區位分析與評價時要理清各區位因素間的主次關系，找出起主導作用的因素，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做重點分析。例如：不同的工業部門，其生產過程和生產特點不同，生產投入的要素不同，生產成本的構成也就不一樣，根據工業區位選擇所要考慮的主導因素可分為原料指向型、市場指向型、動力指向型、廉價勞動力指向型和技術指向型等。

2.辨證評價法。根據區域環境特征，分析影響某一人類活動區位形成與發展的優勢條件與限制性因素，并對其做出有利和不利的評價。例如：對西雙版納旅游資源開發條件進行評價，既要看到“自然風光秀麗、人文風情獨特、旅游資源種類多樣、旅游資源集群狀況好、地域組合合理”的優勢，還要根據所處交通位置、經濟位置找出“交通不便、通達性差、市場距離遠、地區接待能力有限”的限制性因素，并進一步認識到“加快交通運輸建設，旅游活動的規模要與環境承載量相適應，避免造成生態破壞”。

3.動態分析法。區位因素的變化對人類活動的區位選擇產生影響，因此，要用發展的眼光動態地分析區位選擇問題，并抓住傾向性因素做預測性分析。例如：由于運輸條件和生產工藝的改進，鋼鐵工業的區位選擇經歷了三次變化。19世紀初所需原料中煤的運量最大，其區位選擇宜靠近燃料產地（如德國的魯爾區）；20世紀初由于冶煉技術的提高，需煤量大大減少，其區位選擇“移煤就鐵”轉向靠近鐵礦產地（如我國的鞍鋼、包鋼）；20世紀80年代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巨型礦石運輸船的出現，鋼鐵工業受原料產地的制約越來越小，區位選擇逐步向市場和交通便利地區靠近（如我國的寶鋼）。

三、例舉、解析和拓展

例1：假定城鎮是唯一市場，城鎮周圍是條件均一的平原，種植農作物的收益只與市場價格、生產成本和運費有關，其表達式為：收益＝市場價格―生產成本―運費。單位面積甲、乙、丙農作物，其市場價格分別為600元、1000元、1400元，生產成本分別為200元、400元、600元，運費與運距成正比。下圖是這三種農作物收益隨距城鎮（市場）的距離變化示意圖。據此回答（1）~（3）題。

（1）X、Y、Z線代表的農作物依次是（）。

A．甲、乙、丙B．乙、丙、甲

C．丙、甲、乙D．丙、乙、甲

（2）在距離城鎮OJ范圍內，為取得最佳綜合經濟效益，種植這三種農作物的界限應該是（）。

A．E、FB．F、GC．E、HD．F、H

（3）與其他兩種作物相比較，單位面積作物Z（）。

A．單位距離運費最低B．單位距離運費最高

C．隨距城鎮距離增大收益遞減最快

D．總是收益最低

【解析】

（1）由本題提供的材料可得下表：從表中可看出，不考慮運費，丙收益最高，因此支付地租能力最高，距城鎮應最近，其次是乙、甲。（2）從圖中可以看出各農作物收益與城市距離不斷變化，在OE范圍內，丙農作物收益最高，故應種植丙農作物；在EH范圍內乙農作物收益最高，故應種植乙農作物；H以外只有種植甲農作物。（3）單位面積Z收益隨城鎮距離變化最小，說明單位距離運費最低。

【答案】（1）D，（2）C，（3）A

【拓展】由此題得出：如何進行農業區位選擇？

影響農業區位選擇的因素主要有氣候、地形、土壤、水源、市場、交通、政策等。在自然區位因素中，氣候因素對農業區位的影響極大。在社會經濟區位因素中，市場因素影響農業生產的類型和規模，并且是社會經濟因素中最富變化的因素；交通運輸主要影響商品農業。進行農業區位選擇時，首先要根據緯度位置及其他信息確定各地的氣候特征，再根據等高線等信息，分析各地的地形特征，并結合各種農作物的生長習性進行選擇。然后從社會經濟和技術因素對農業生產的影響進行分析，主要從生產成本、運輸便利程度、運輸費用和時間等方面分析。

例2：假定工廠選址時只考慮運費，且運費僅與所運貨物的重量和運距成正比。某原料的原料指數等于該原料重量與產品重量之比。下圖中，O點到原料M1、M2產地和市場N的距離相等。據此回答（1）~（2）題。

（1）如果工廠選址在O點最合理，那么（）。

A．M1的原料指數大于M2的原料指數

B．M1、M2的原料指數都大于1

C．生產一個單位重量的產品分別約需要0.5個單位重量的M1、M2

D．生產一個單位重量的產品分別約需要1個單位重量的M1、M2

（2）若生產2個單位重量的產品需3個單位重量的原料M1、2個單位重量的原料M2，那么工廠區位最好接近以下四點中的（）。

A．NB．PC．QD．R

【解析】

（1）根據題目提供的信息可知：選址在O點，原料運進和產品運出的費用最省，由于O點到原料M1、M2產地和市場N地的距離相等，因此，生產一個單位重量的產品分別需要一個單位重量的M1、M2。

（2）從節約運費角度考慮，由題目可知，原料M1需求量最大，運費高，所以工廠區位應靠近原料地M1。

【答案】（1）D，（2）B

【拓展】由此題得出：如何進行工業區位選擇？

篇(2)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我國區域經濟之間出現了較大的發展差異,中國不同區域的發展特征及其差異性隨之成為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點[1-5]。長期以來中外學者不斷通過對東西方共同經驗的總結與遴選,根據中國國情展開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統性的學術研究:不少學者把區域經濟發展特征歸納為經濟總量、經濟增長總量、增長速度等方面或是經濟在總量、增長速度、經濟結構等所有方面的特征,從而在測度區域經濟發展特征的指標選取上也存在單項與復合性指標的不同[6-7];研究尺度不斷由省域、三大地帶的中觀尺度轉向縣鄉區域單元的微觀尺度上;中外學者從區域角度來探討區域政策、經濟發展基礎、產業結構、投資規模、區位條件和政府作為等復合因素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普遍認為1990年以來無論是省份之間還是四大地區之間區域差異都不斷趨于拉大,并且經濟在幾大都市圈地區集聚的趨勢加強,不存在顯著的收斂趨勢,導致中國欠發達地區與相對發達地區并存的格局[8]。

鑒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內(際)、三大地帶之間的發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國西部省際之間縣域單元發展研究較少,對于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特征與內部差異的深層次研究更為不足,本文試圖對目前全國經濟格局下的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問題:理論上,空間極化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原始動力也是地區內部發展差異產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區空間極化發展現狀如何?增長極與所導致的地區內部差異呈現何種格局,其影響因素是什么,今后發展趨勢怎樣及應該采取的發展策略。

二、數據采集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采集。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是指日月山以東,西秦嶺末端以北,屈吳山以西,達坂山、烏鞘嶺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肅省所在地區;屬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氣候以溫帶半干旱大陸性氣候為主。行政區劃包括青海省的西寧市、海東地區,甘肅省的蘭州市、白銀市、定西市(除漳縣、岷縣)、臨夏回族自治州等6個地級行政單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貴德兩縣,區域面積8.36×104km2,占甘青兩省土地總面積的7.11%。2007年底,密集區總人口1.39×107人,占兩省總人口的44.09%。本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8×104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為我國典型的欠發達區域。

本文選取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31個縣級行政單元(包括市轄區、縣、縣級市,以下簡稱“縣”)為研究單元,利用2008年的統計年鑒,統一選取22個統計指標,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鄉居民人均儲蓄存款余額(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財政收入(元)(X4)、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萬元)(X5)、農民人均純收入(元)(X6)、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X7)、年末單位從業人員數(人)(X8)、萬人中學生數(人)(X9)、GDP增長率(%)(X10)、第一產業產值(萬元)(X11)、化肥施用折純量(T)(X12)、農作物總播種面積(hm2)(X13)、農業機械總動力(KW)(X14)、人均耕地面積(hm2)(X15)、農村用電量(萬KWH)(X16)、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X17)、社會銷費品零售總額(萬元)(X18)、年末電話用戶數(戶)(X19)、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人)(X20)、人均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元)(X21)、城鎮建成區面積(km2)(X22)等。在指標的選取上,在考慮數據可獲得性的基礎上,注重指標的科學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夠從社會經濟實力、結構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態。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會經濟發展時,應用SPSS軟件對2008年的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得到每個主因子對各個縣域的得分。以旋轉各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作為權重,與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權求和得到各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指數值,以此作為依據比較評價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再運用斷列點模型分析各縣與社會經濟發展輻射范圍,運用方差分析評價縣域之間及其內部發展差異特征。

三、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指數的計算

應用SPSS軟件對2008年的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選取KMO檢驗和巴特利特球形檢驗,設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極大法旋轉,把因子得分作為新變量保存在數據文件中,得到經濟社會主因子載荷矩陣。結果顯示:KMO值為0.728,根據統計學家Kaiser給出的標準,KMO值大于0.6,說明變量間的相關性很小,適宜進行因子分析[9]。經過方差極大法旋轉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個主因子,其累積方差貢獻率是79.591%,包含了22個指標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載荷矩陣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與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較大的正相關,根據其意義判斷出是經濟發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與X11、X12、X13、X14、X15、X16有較大的正相關,是第一產業發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與X17、X18、X19、X20有較大的正相關,是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與X21、X22有較大的正相關,是固定資產投資發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決了原有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有較大相關性的問題,得出的4個主因子涵蓋了約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個主因子對31個縣域的得分,以旋轉后4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作為權重,與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權求和得到各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數,以此作為依據分析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分析與評價

(一)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較低,中心城市為強增長極。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得分(為了便于與中心城市發展水平相比較,以22個指標為基礎,加入蘭州市區、西寧市區、白銀市區構成34個縣市,進行因子分析,得到各縣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得分,以此僅作為第4節第1小節的評價依據),利用斷裂點模型[10]求各縣市社會經濟輻射圈,輻射圈的大小代表了縣市發展水平強弱。

蘭州市區、西寧市區、白銀市區的社會經濟輻射圈半徑均在其它縣域的2倍以上,輻射范圍是其它縣域的4倍以上。其中,蘭州市區的輻射范圍是實力最強縣域紅古的11.75倍,其與紅古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差異是縣域之間最大差距7.87倍,蘭州市區成為密集區發展的強力增長極,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兩種產業的產值占到密集區工業總產值的41.08%。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有紅古、永登、平川等17個縣,占縣域總數的54.84%。從社會經濟輻射圈來看,17個縣的輻射圈半徑變化于14.02km―24.28km之間,輻射圈面積變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間;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的比重變化于14.8%―356.8%之間,平均比重為60.7%;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比重最高的是紅古,是唯一輻射圈面積超過縣域土地面積的縣域。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有隴西、貴德、會寧等14個縣,占縣域總數的45.16%。14個縣社會經濟輻射圈半徑都小于13.25km,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的比重平均僅為16.53%,比發展水平較高縣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業主導縣域經濟發展的地位缺失。通過因子分析,發現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幾個主因子是經濟、第一產業、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等,第二產業發展水平沒能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實際上,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發展以第一產業為主,絕大多數縣域為農業大縣;第三產業則以基本的貿易、服務行業為主,發展層次較低;第二產業基礎較弱,起步較晚、水平較低[11]。這與崔權醴、崔向陽分別把甘青兩省列為“前工業化社會”[12]和“工業化不發達社會”[13]的結論是相符的。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二三次產業發展滯后,沒能主導縣域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落后,是本區處于城鎮密集區初級發展階段[14]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縣域之間社會經濟水平和縣域內部各行業發展嚴重失衡。通過對標準化后數據的方差和極值比分析來說明縣域之間和縣域內部發展的不平衡狀況,方差和極值比越大,發展的不平衡程度越嚴重。結果顯示: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人均GDP等8個影響縣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的極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縣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程度較嚴重。而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指標的方差和極值比都是最大,說明工業發展狀況是導致縣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從31個縣來看,各縣各指標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減一個標準差),紅古、平川、永登這3個發展水平最高的縣各指標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個標準差),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14位的縣各指標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縣各指標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縣域內部各行業發展普遍失衡,而縣域發展水平越高,其內部發展失衡程度越大;縣域發展水平越低,其內部發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兩點與三次產業發展的一般性規律結合,可以得出:在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工業發展整體水平雖然較低,但其在部分縣域的快速發展已是影響縣域之間和縣域內部發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層結構遞減。與蘭州市相鄰的縣域有紅古、永登、榆中、皋蘭、臨洮、永靖6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1、2、6、12、13、17;與西寧市相鄰的縣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4、5、7、8、14;與白銀市相鄰的縣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遠、皋蘭5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圍的縣域發展水平普遍較高。而離中心城市較遠的縣,發展水平普遍較低,如離白銀市較遠的會寧,離西寧市較遠的循化、化隆,如離臨夏市較遠的廣河、康樂等,這些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線沿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在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境內鐵路穿越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個縣;境內高速公路穿越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個縣。由此可見,交通干線沿線縣域發展水平較高。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縣中,廣河、和政、康樂、積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縣境內既沒有國道,也沒有鐵路,更沒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線的欠缺是這些發展水平較低縣域的一個共同特征。

(六)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教育發展水平相關性較強。對各縣萬人中學生比重(萬人中學生數與密集區縣域平均值的比值)與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比重(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與密集區縣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進行回歸,發現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與‘萬人中學生比重/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比重’呈現較強的負相關,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域學生比重大于教師比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域學生比重小于教師比重。表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教學水平與質量相對較高,選拔教師的要求高,吸引來就學的學生多,導致師生比例相對較低;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受百姓的經濟收入水平較低等因素影響,學齡少年失學嚴重;另外,這些縣域多處于相對地廣人稀的地區,學校和班級的學生規模較小,教師平均負擔學生數量較少[15],共同導致師生比例相對較高。

五、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評價,總體看來,除去中心城市對縣域評價更能反映區域發展特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縣域自一些增長中心向外擴延,逐步形成鐵路和高速公路經濟增長軸。這種經濟空間擴散現象印證了“增長極”和增長“中心地理論”中的擴散效應,以及據此引伸的“點-軸”發展模式[16]。具體而言,第一產業發展水平是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因子,非農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直接導致縣域發展水平總體較低。固定資產投資成為主因子表明縣域社會經濟發展外延增長的依賴性高,促進了部分縣域工業的快速發展,增強了工業對縣域發展的影響。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表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縣域中學布局分散,學校規模小,競爭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師數量相對富足,需要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實施集中辦學,提高辦學效益。

通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區“點-軸系統”發展模式還未完全形成,還處在“點-軸系統”模式的初級發展階段:中心城市呈強增長極態勢,與各縣域產業發展關聯效應差,缺乏有效的承接與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體的“孤島式”發展[17],導致各縣域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總體水平較低。

對于密集區未來的發展,需要做到如下幾點。①中心城市應改變物質性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增強R&D產業、信息產業、金融業、現代物流業等現代產業發展力度,通過三產引導經濟增長。②各縣域加強政府主導,優化公共資源環境,培育新興增長空間,以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為主提高工業化水平和就業保障能力[18],實現二產引導區域增長。③全區域需要實施以通道為主要內容的網絡化建設,提高通道等級和不同通道的協作聯動性,加快生產力自由流動和生產要素地域分異,促進中心城市長期積累的生產力優勢向周邊輻射與傳遞和高級要素向高級城鎮集中,通過新區開發、城鎮體系調整以及與區域外部空間相互關系作用的變化[19]等共同促進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4XJ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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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開始上升，至2000年達到7.0%，進入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老齡化社會，預計2025年前后該指標將達到14.0%，進入老齡社會，2040年前后該指標將達到23.3%，進入超老齡社會[1-2]。反觀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日本，1920～1955年該指標徘徊在5.0%以下，1970年達到7.1%，1995年達到14.5%，2010年達到23.0%[3]。

上述數據表明，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時期盡管與日本相差30年，但老齡化速度卻非常相似，從平穩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階段都是不到20年，從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階段都是25年左右，從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階段都是15年左右(我國部分為預測數據)。與此同時，我國人口結構轉變的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社會經濟背景也與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階段，都是在社會急速轉型和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日本用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20年時間經歷了戰爭結束和恢復重建，實現國民收入倍增，經濟的發展顯著地改善了以傳染病、營養不良和死嬰等為中心的健康問題，平均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樣，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末的20年間經歷了結束混亂，市場經濟轉軌，GDP總量翻兩番，疾病譜發生改變，溫飽問題得到解決，健康狀況與平均預期壽命大幅度改善與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階段，日本隨著經濟的發展出現社會階層分化以及貧富差距的顯性化，社會經濟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會因素變成了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國人口結構轉變的第二階段始于世紀之交，同樣出現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階層分化以及貧富差距不斷加劇等問題，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這30年的時間差，深入探討社會因素影響健康狀況的作用機制，是提高我國老年人生活質量的重要課題。

健康與社會經濟地位關系的研究有多種學科視角，其中社會學探討的是社會分層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導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點是社會分層，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會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會醫學探討的是各個社會群體的健康狀態以及生活狀況如何受其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目的是為了從醫學和社會的角度維持、增進、改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群體的健康水平。本文將以社會醫學的視角為主，并借鑒社會學的觀點分析城市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為我國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礎數據。

二、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和健康關系的理論以及先行研究

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爭議[6]，即同時存在社會經濟地位不同導致健康狀況結果不同的社會因果論和健康狀況不同導致社會經濟地位不同的健康選擇論[7]。在將老年人作為研究對象的情況下，社會經濟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經形成，觀察時點的健康狀態以及其后的生存時間與社會經濟地位有明確的時間先后，二者的關系更符合社會因果論的觀點?？梢哉f個人的健康狀況受社會結構因素限制，即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決定了他們的健康水平，社會經濟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狀況越差[8]。我國學者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存在影響，其中，齊良書等人認為20～65歲的成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健康狀況越好[9]，湯哲等人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老年人有更長的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10]，顧大男等人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對高齡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體健康的影響較小[11]。另外，反映社會經濟地位的相關變量同樣對健康產生影響，黃楓等人認為不同的社會醫療保險待遇對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著顯著而長遠的積極影響[12]，劉平貴認為60歲以前的職業是高齡老年人死亡風險的重要預測變量[13]，曾憲新認為是否有養老金對于老年人的死亡風險有顯著影響[14]。

上述研究盡管證明了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觀點，但是重在闡明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理論機制的研究卻很少[15]。社會因果論包括兩個方面的影響機制：一是物質環境論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收入與生活環境差距是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論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為對象驗證了生活方式論，即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人越傾向于擁有和維護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響了人們的健康水平[16]，而對于普遍維持良好生活習慣的我國老年人來說，這樣的解釋機制是否合適有待進一步討論。

在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之間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閑暇活動這樣的第三變量。顧大男分析3年的追蹤數據，發現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和較多醫療資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鍛煉的比例較高，而出游和健身鍛煉有利于身體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風險[17]。吳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數據發現，經常參與志愿者活動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水平高[18]。楊宗傳認為文化素質是老年人參加老年活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19]。齊良書等人認為社會經濟地位通過多種途徑作用于個人健康狀況，如果僅用單一指標進行量化分析，難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機制[20]。

當然，我們也發現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如何影響健康的?其機制尚未得到解釋，多數研究只證明了存在影響。二是健康指標不全面，未同時考慮健康狀態(健康的質)和生存時間(健康的量)：同樣是討論男性與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導致的是男性健康狀況比女性好，卻又導致女性壽命比男性長。三是追蹤時間較短且未考慮生存時間。壽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蹤時間只有2～3 年，追蹤時間過短很難排除基線調查中既成事實的干擾，不能說明因果關系。多數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結果而不考慮生存時間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會得到同樣的結果。四是統計分析方法不適用于綜合作用機制的研究。雙變量分析、多元回歸、Logistic回歸分析或Cox風險回歸等只能分析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直接影響而不能分析間接影響，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別研究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的關系、生活方式與健康等的關系，卻主觀推斷出社會經濟地位通過改變生活方式而影響健康的結論。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設計與研究假設

基于上述分析討論，本研究以社會因果論為基礎，探討城市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通常人們在進入老年期后不僅有足夠的時間照顧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識到需要維持一個良好的飲食作息習慣，因此，對于老年人來說，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變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的責任不斷減少，生活責任性外出大幅度減少，其文化性閑暇活動的增加可能是維持老年人社會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經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帶來文化性閑暇活動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隊列研究方法，將2000年調查時點之前已經形成的社會經濟地位作為基本潛在因子，將2000年調查時點的文化性閑暇活動作為中間潛在因子，將2000年調查時的健康狀態(健康的質)和其后9年時間里的生存日數(健康的量)作為結果潛在因子(其中，健康狀態使用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包括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社會健康三個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過中間因子對結果因子產生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如圖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影響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狀態與生存時間，并通過健康狀態間接影響生存時間。

假設2：文化性閑暇活動直接影響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狀態與生存時間，并通過健康狀態間接影響生存時間。

假設3：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影響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閑暇活動，并通過文化性閑暇活動間接影響健康狀態和生存時間。

2.調查方法與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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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線調查是由作者負責的日本東京都立大學城市科學研究所與沈陽市衛生局的合作項目，調查時間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調查總體是沈陽市的和平區、皇姑區、沈河區、大東區、鐵西區五個市區的45萬人老年人。抽樣方法是使用分級抽樣方法，在五個市區中分別抽出兩個老年人口比率與所在區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辦事處，再從中各抽出一個老年人口比率與所在街道辦事處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區。調查對象是被抽出社區的全部60歲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計抽取了10個社區的4460名老年人。調查員由經過多次培訓的各區疾病控制中心的醫生和街道的地段醫生以及社區居民委員會的職員擔任，使用自填式和詢問式兩種問卷，最終回收問卷3654份，回收率為 81.9%。

本研究的追蹤調查為作者負責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學省學術振興會資助的中日養老文化比較研究項目，對基線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進行追蹤調查。追蹤調查的對象是從基線調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減去未登錄戶籍者134人、姓名與身份證號碼等個人情報記錄不清者703人、問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實際追蹤調查對象為2766人。追蹤期間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為了減少調查期間已經瀕臨死亡者的影響，分析對象是從追蹤期間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刪除了基線調查結束后6個月內的死亡者，最終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調查指標與統計方法

2000年基線調查中與本研究有關的項目包括社會經濟地位、文化性閑暇活動、健康狀態三大類指標。社會經濟地位指標包括退休前的職業、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項。文化性閑暇活動包括社區活動、旅行游樂、個人興趣三項。世界衛生組織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廣泛認可，即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或是虛弱，而是身體的、精神的、社會的一種良好狀態，因此，在本研究中將健康狀態分解為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社會健康三個構成部分。描述身體狀態的身體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癥狀、生活能力三個項目，其中生活能力測評選用東京老年綜合研究所開發的老年人活動能力評價指標①中的銀行存取款與繳納水電費這兩項差異較大的敏感指標投入了方程;描述與群體或他人關系適應性的社會健康是指個體與他人及社會環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實現社會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園晨練、購物辦事、廣場聊天等外出活動頻度測評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會適應程度，同時使用與鄰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訪活動頻度測評老年人主動性社會適應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們的一種主觀的快樂的人生體驗，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對人生幸福的感覺和對現在生活滿足的感覺這兩項指標。年齡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齡階段表示，在結構模型中為實際年齡。本研究使用結構方程分析方法，統計分析軟件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

1.分析對象的變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蹤對象為2776人，追蹤期間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對象為剔除了基線調查結束后半年內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時間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為506名死亡者的基線調查的變量分布。

2.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狀態與生存時間的結構方程模型

在結構方程模型中，我們將身體健康、社會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構成的綜合健康狀態、社會經濟地位、文化性閑暇活動等潛在因子用橢圓形表示，將直接觀測到各個變量(包括生存時間)用長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頭連線表示因果關系，連線上的數值為標準化路徑系數，在(-1，1)之間表示關系強度與方向，方框或橢圓形的右上角數值為回歸解釋率，GFI為數據與模型間的調整擬合度。本研究的擬合模型不僅AGFI值達到0.921，而且健康狀態解釋率為70.0%，生存時間的解釋率為10.0%，說明是一個非常合理的結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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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態對生存時間具有較強的正向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為0.46，其中身體健康影響最大，達0.70×0.46，社會健康的影響僅次于身體健康的影響，達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響力較小，僅為0.26×0.46。在身體健康的各指標中，老年人的身體能力對生存時間的影響力遠大于身體病癥的影響力。本研究的結果與吳曉光等人的8年追蹤數據均發現，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評以及認知功能對死亡有較高的預測價值[21]，并與曾憲新分析65歲以上城鄉老年人的3年跟蹤數據所發現的死亡風險與生活能力等身體健康指標關系穩定的結果呈現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僅驗證了上述身體健康的作用還證明了社會健康對死亡有較高的影響力與預測性。

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態有著很強的正向的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達到0.70，對生存時間的直接影響極其微弱，其路徑系數不具有顯著性，社會經濟地位通過改變健康狀態對生存時間產生很大的間接的正向影響，其路徑系數為0.70×0.46。上述結果可以發現，假設1部分被驗證，部分被否定，即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態有很強的正向的直接影響，而對生存時間并無直接影響，該指標是通過改變健康狀態而間接影響生存時間。齊良書等人認為20～65歲成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健康狀況越好[23]，本研究發現60歲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傾向。劉貴平分析80歲以上城鄉高齡老年人的2年跟蹤數據發現，死亡風險與社會經濟地位中的退休前職業有一定相關性[24]。但是，曾憲新分析65歲以上城鄉老年人的3年跟蹤數據發現，控制了其他變量后社會經濟地位對死亡風險的影響不明顯[25]。本研究認為，城市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對生存時間或死亡風險不具有直接影響，而是通過改變健康狀態產生間接影響。

社會經濟地位對文化性閑暇活動具有中等強度的正向的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為0.25，同時由于文化性閑暇活動對健康狀態具有中等強度的正向的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為0.26，所以社會經濟地位通過文化性閑暇活動又對健康狀態產生間接影響，強度為0.25×0.26。上述結果表明，假設2部分被驗證而假設3完全被驗證，即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影響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閑暇活動，并通過文化性閑暇活動間接影響健康狀態。本研究與楊宗傳以及顧大男的觀點一致，都認為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社區活動與旅游等文化性閑暇活動越豐富[26-27]。而且本研究與吳金晶等人的觀點相似，志愿者活動等文化性閑暇活動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內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綜合健康狀態越好[28]。但是，顧大男使用3年的追蹤數據分析死亡與出游的雙變量關系認為，旅游對健康長壽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狀態的情況下認為，文化性閑暇活動對生存時間不具有直接影響，而是通過改變健康狀態間接影響生存時間。

與此同時，我們發現年齡對社會經濟地位的路徑系數為-0.42，具有一定的負向影響，說明年齡越大社會經濟地位越低。因此，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態、文化性閑暇活動的影響包含著年齡對健康狀態與文化性閑暇活動的間接影響，強度達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齡對生存時間、文化性閑暇活動以及健康狀態的直接影響極小，路徑系數均不具有顯著性。

五、結論與討論

為了探討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本研究運用前瞻性隊列研究方法對沈陽市2766名60歲及以上城市老年人進行9年追蹤調查，對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結構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會經濟地位、文化性閑暇活動與健康狀態以及生存時間的結構關系，得到以下結論。

城市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一方面對健康狀態產生直接影響，另一方面通過改變文化性閑暇活動而對健康狀態產生間接影響;社會經濟地位對生存時間沒有直接影響，而是通過影響健康狀態延長生存時間。健康狀態對生存時間有較大影響，其中身體健康對健康狀態的影響力最大，其次為社會健康，最后為精神健康。另外，身體健康中身體能力對生存時間的影響力大于身體病癥。因此，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閑暇活動越豐富，其外出交往頻繁，從而提高了社會健康，滿足了精神健康，維護了身體健康，間接延長了生存時間。

在我國社會經濟的轉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職業構成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標受年齡的影響，高齡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狀態與文化性閑暇活動的影響包含著一定的年齡因素。

既有的關于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作用機制的理論包含兩個方面的解釋：一是認為不同社會階層擁有不同的亞文化，其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了人們的飲食煙酒、作息運動、以及性行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過來又影響著人們的健康;二是社會經濟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醫療資源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時救治。

相對于上述生活方式論和物質資源論，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閑暇活動論從而對上述理論做一定的補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狀態下降而且有足夠的時間，一般都能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會責任與家庭責任下降，外出活動減少致使社會健康惡化。如果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老年人仍然維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閑暇活動，這樣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動的內容與事件，客觀地促進了社會健康與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進一步延長了生存時間使得死亡風險降低。

篇(4)

關鍵詞：資本范疇 人力資本 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人力資本自創立以來，現在已經成為“經濟學中經驗最多的理論之一”。該理論被應用到各個應用學科和領域，但由于對人力資本的內涵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對于人力資本到底是什么，應該怎樣來界定存在很多分歧。那么在相關領域的應用研究上就會對社會產生不良的。所以本文將根據馬克思理論研究的基本論原則來探討人力資本的內涵，指明人力資本的本質，揭示人力資本出現的社會經濟條件。

一、理論回顧

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力資本”這個概念的，是美國經濟學家沃爾什。他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資本觀》一書，在該書中，他從個人費用和個人收益相比較來教育的經濟效益。真正形成理論始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1957年，明塞爾的博士論文《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分配》對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之間存在的必然關系進行了認真研究。1960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在美國經濟年會上以主席的身份發表了題為《論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講，轟動了西方經濟學界。以此為標志，確立了人力資本理論，引起了學界的關注。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勞動者本身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勞動能力，這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一種有效率的經濟。1964年，貝克爾發表了《人力資本》，提出了較為系統的人力資本理論框架，進一步了人力資本理論，使之成為系統而完整的理論體系。無疑西方學者對人力資本理論做出了開拓性的研究。但是對人力資本的內涵仍然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自從改理論傳入我國，興起了研究的熱潮，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國內學者在研究人力資本時，大致有兩派：

一是默認西方學者所提出的人力資本含義。其中根據不同的研究思路，又可分為兩類：一種是沿用西方學者所提出的人力資本含義，作相關方面的應用研究。另一種是從經典作家那里找人力資本思想的淵源。對于第一種思路：比如有的從的契約性質研究人力資本，認為“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里資本的特別合約”，并且認為“人的健康、體力、經驗、生產知識、技能和氣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權只能不可分離地屬于其載體”。 （周其仁，1996）有的認為“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企業所有權是一個趨勢”，并認為“人力資本所有者是企業風險的真正承擔者，人力資本所有者是企業財富的創造者”。 （方竹蘭，1997）有的則認為“我國發揮比較優勢的關鍵是，將更多的人力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本”。（王樹同，2003）加快人力資源的轉化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有的認為“人力資本是指人們花費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訓等方面的開支形成的資本。”(李寶元，2000)對于第二種，主要是引用經典作家有關人、教育等方面的論述，作為人力資本思想的淵源，以此說明人力資本很早就有了，只是由于某種原因，最近才發展起來。比如有的認為“斯密敏銳地認識到，人的知識、經驗和才能對社會生產有重要作用，是一種具有生產性的資本?！保ㄍ踅瘢?002）有的從“馬克思的人力資本思想”出發探詢了馬克思關于“人力資本在財富創造中的地位、產權特征、形成途徑、層次性、定價等”。 （焦斌龍，1999）

二是不同意人力資本的提法，對人力資本提出了質疑。比如有的認為“人力資本的本質或根源是勞動力，如同資本的根源在于貨幣一樣?！碧岢觥叭肆Y本是指在知識、技術、信息同勞動力分離，成為獨立的商品參加市場交換，且這種交易在市場交換中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由投資而形成的的高級勞動力?！?馮子標，2002)有的認為“人力資本是個錯誤的概念”。 （張海云，2003）對人力資本理論提出了置疑。有的提出“人力資本分享剩余三大悖論：人力資本確認悖論、人力資本激勵悖論、人力資本分享剩余模式悖論。”也對人力資本提出了置疑。（張兆國，2004）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前者并沒有去過多思考人力資本本身的內涵，作為既定的含義，搬來就用。后者盡管提出了質疑，但是并沒有說清楚人力資本的含義，并且在有些地方的論述也存在。兩者都沒有對人力資本的含義做出很好的說明，沒有真正理解人力資本的內涵。本文將利用馬克思理論研究的基本方法原則，通過資本范疇規定性的來探討人力資本范疇的內涵，揭示人力資本產生背后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二、人力資本范疇內涵的規定性

馬克思的基本論原則是與邏輯的辯證統一，其基礎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相結合。在馬克思看來，歷史的起點，也就是邏輯的起點；思維形式中概念又簡單到復雜上升的過程，反映著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的歷史過程。根據這一方法論，任何客觀關系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同樣任何經濟范疇的出現都是客觀經濟關系的反映和歷史發展的產物。馬克思在資本的范疇時，所的方法論值得我們借鑒。

下面就從資本范疇的規定性說起，首先澄清人們對資本范疇的誤解，進而分析人力資本范疇的規定性。

從資本到人力資本，不僅僅是一個名稱的變化，這是一個質的飛躍。不是概念上的簡單擴展，而是生產方式演變的一次質變。這樣的認識，只有必須從資本的本質規定性才能得出。人力資本作為一種新出現的經濟范疇，必然有其內在的規定性。從資本這一抽象范疇到人力資本這一具體范疇，從邏輯上來講，人力資本范疇必須包含資本范疇的規定性。所以要認識人力資本的內涵，必須弄清楚資本的規定性。

對于資本的規定性，馬克思說:“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 從馬克思的論述中可以看出， “馬克思在強調資本是一種社會關系的同時，并沒有否認它必須的載體?！保ㄔ盗?，1990）任何經濟范疇都有其社會形式，又有其物質承擔者。所以資本范疇的內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資本所體現的一定社會的生產關系，這是資本的本質規定；另一方面，是資本關系所賴以體現的物質的、客觀的和的和形式。這是資本關系的載體，是資本形式、運動和發揮作用的外在形式和物質前提”。（崔學蘭，2003）資本的本質規定和資本的外在形式是統一的，是不可分離的。

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奴隸。紡紗機就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 所以資本不是作為單純的物質性存在，即作為進行新的生產手段而積累起來的物化勞動本身并不是資本，而是以物為媒介的一種社會關系。所以對于資本范疇來講，盡管有學者做了“資本范疇再認識”的研究，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見，認為“資本是本質規定和外在形式的統一”。但是把資本的內在規定分為“資本的一般抽象規定和資本的特殊社會規定”。 并認為“資本的一般抽象規定：物化的剩余勞動不斷吸取活的剩余勞動，從而不斷增加和擴大自身的關系”。 這是一種“關系”，但是這并不是與一定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樣的認識把資本理解為脫離了社會關系的客觀存在，是一種超越歷史的范疇，資本成為一種永恒。作為資本的本質不是物，而是首先反映的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生產關系。然后才是體現在一個物或載體上。

所以對人力資本范疇來說，人力資本也應該是一種內在本質和外在形式的統一體。馮子標在《人力資本參與收益分配研究》一書中指出“人力資本是其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統一體”。這無疑是正確的、有見地的。然而由于其沒有真正理解對于資本來講，資本的本質內在規定和外在形式到底是指什么，所以其對人力資本含義的理解出現了偏差，從而利用“人力資本的本質或根源是勞動力，如同資本的根源在于貨幣一樣?！钡贸觥皠趧恿κ瞧鋬群撕妥匀换A，投資是外在約束，人力資本正是勞動力成為投資的產物?！被煜吮举|與外在形式的含義和區別。當然，他認為“人力資本是一種高級勞動力”，這種把人力資本歸為勞動力的看法無疑是有創建性的和值得肯定的，但對于高級勞動力的說法及對其原因的解釋是不能讓人接受的。但這其中已經暗含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發展對生產關系的一種推動。侯風云在《論人力資本概念》一文中，嘗試用 “資本”的概念來說明人力資本，但是其僅僅判斷資本的標準定義為“是否有超過投資價值的價值產生，這種超額價值是否為投資者所占有和支配。”只是從靜態的表面上看是否有一個增值額的產生，所以不能從根本上把握人力資本的含義。

所以對人力資本來講，它應該是體現了一種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新的資本形態。馬克思說：“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同樣，人力資本體現了一種以人為主導的生產關系的產生，在這樣的生產中，不是物質資本利用人的活勞動為手段來增大自己，而是人的活勞動利用物質資本來不斷的增大自身的過程。這是一種新的社會生產方式，體現了社會經濟形態的結構性變遷，是比物質資本更高一級的新的資本形式。

對于人力資本的外在形式，也就是人力資本賴以存在的物質載體。我們認為是體現在人身上的體力、健康、知識、技能、經驗等精神存量。根據馬克思“勞動力或勞動能力，就是一個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合?！?的論斷，而體力的內涵必然包含健康，智力總是體現在人的知識、經驗和技能的擁有。并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簡單勞動在社會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少。復雜勞動將成為社會財富創造的主要方式。這時的勞動力已經不是簡單的體力勞動的表現，而是蘊含著先進知識、技能和經驗的復雜勞動力。所以，我們就把人身上的體力、健康、知識、技能、經驗等精神存量界定為勞動力，這樣人力資本的外在形式就體現為勞動力，但是勞動力是在承載了一定的社會關系之后才成為人力資本的載體的，是人力資本內在本質規定的基礎。

我們這里所說的人力資本體現為勞動力，跟西方學者及我國某些學者所認為的具有本質上的區別。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勞動者本身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勞動能力”。但是他只是將人力資本純粹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來說明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沒有反映其本質的規定。而我國大部分學者在研究人力資本時，基本照搬西方對人力資本的定義的描述，“多數人力資本理論的，也不過是將對（非人力）資本理論的一些原理推廣到對人力資源的分析上而已。當人力資本經濟學家把人的健康、生產技能和生產知識看成是一種資本存量，即作為現在和未來產出和收入的源泉時，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在形式上幾乎就沒有什么區別了。 更有一些學者認為“人力資本，是指人們花費在人力保健、、培訓等方面的開支所形成的資本”。 （李寶元，2000）“資本的概念不僅僅局限在于物質資本，而應該擴展到人力資本，即投資于人的智力、體力、和技能的資本成為人力資本?！保ê铒L云，2003）他們所說的人力資本不過是花費在人身上的貨幣（或價值）的另一個不同說法而已。根本沒有去仔細研究人力資本的內在本質，僅是把資本概念在名稱上加到人身上。

所以，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知：人力資本是一個歷史的、社會的范疇，它的出現是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相對應的，是一種在以人為主導的經濟形態中的新的資本形式。它是內在本質與外在形式（載體）的統一。它首先表現的是一種社會關系，體現了以人為主導的社會生產關系中更高的資本形式，這是它本質的規定性；人力資本的外在形式為勞動力，以勞動力為載體。兩個方面統一，不可分離，共同構成人力資本范疇的內涵。 三、孕育著人力資本產生的結構變遷的表現

任何一個經濟范疇的出現，必然有其復雜的社會形式，人力資本作為一種反映更高社會生產關系的范疇，必然有其豐富的社會經濟背景。那么對于人力資本，是否具備了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呢?我們認為當今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已經孕育著人力資本的出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知識經濟的到來，根本改變了勞動者的勞動狀況，真正確立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中心地位。

20世紀70年代，美國提出進入“后化時代”，到了90年代，又提出了“新經濟”，引起學界的關注。聯合國機構和經和組織的專家提出了“知識經濟”，認為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是與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相對應的一種新經濟。

知識經濟時代技術飛速，自動化機器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使得勞動者不再是生產過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被牢牢束縛其中，充當“會說話的工具”，而是徹底從生產過程中擺脫出來，站在一旁，通過遙控指揮工具系統進行生產，并對整個生產過程進行監督和管理。勞動者的勞動狀況跟工業經濟時代相比發生根本的改變。

由于知識越來越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資源和生產要素。所以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更主要地取決于知識的投入，知識可以擴大傳統生產要素的能力，還可以提供調整生產要素、改進生產程序、創造革新產品的能力。而這些知識的生產者和攜帶者不是別的載體，就是人本身。所以社會經濟的增長主要取決于人的作用——人的智力、創造性成果的作用。所以勞動者在生產中確立了中心地位。這一根本性的變化，將催生出與其相適應的性的新的更高級資本形態——人力資本。

第二、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融合表征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轉換，預示新的經濟發展結構的出現，直接推動著人的經濟價值的提升和在生產關系中地位的改變。

在工業、傳統制造業為主導的工業經濟模式下，人的經濟價值的上升是很難的。但是在以服務業、高技術產業為主導的知識經濟模式下，一方面，這些產業主要依靠智力活動或者個性化的個體勞動，這是傳統的機器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人力資本的深化”逐漸成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必然路徑。而以這一切都直接推動著人的經濟價值的提升。從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正在經歷著這樣的變化。按照三次產業分類法，西方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從工業部門向服務部門的轉移早在20世紀二三年代就已經初露端倪，到20世紀中后這種轉移表現得更加明顯。到了1965年，在美國、日本、聯邦德國、英國、法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所占的比重分別降低到了3%、10%、4%、3%、7%，工業所占比重分別降低到34%、37%、44%、35%、31%，而第三次產業的比重均已超過50%

伴隨知識經濟進程，出現了電信、廣播電視和出版等部門在數字融合基礎上的產業融合。這是對傳統產業體系的根本性改變，成為一種新的產業革命。

“隨著產業融合在整個經濟系統中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它將導致產業發展基礎、產業之間關聯、產業結構演變、產業組織形態和產業區域布局等方面的根本變化，最終改變整個經濟和社會的面貌。推動人的地位和經濟價值的提升 。

第三、組織形式的深刻變革及其治理結構的變化反映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

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和社會分工協作體系的日益發達，企業的組織形式發生了深刻變革。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經理革命”------“專業經理取代公司所有者成為決策者 ”1932年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Means)在他們合著的《公司和私有財產》（《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大公司和控制權從企業的所有者---股東手中，轉移到經理手中獲得趨勢。1941年，伯納姆（J·Burnham）在《經理革命：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Manager Revolution: What it Happenning in the World 》一書中，第一次把這種現象稱為“經理革命”。“經理革命”的過程，就是“經理式資本主義”取代“家族式的或的資本主義 。此時，“資本是大公司可以自給的東西，老式的“巨頭”已經不中用了，于是美國經濟領域中的權勢便有資本轉移到組織才能的方面 ?！彼浴霸谶@里已經不是‘消極資本’即純粹的企業財務資本的存在，才是個人、經理等人力所有者‘有碗飯吃’，而是‘積極貨幣’的握有者——企業的人力所有者——保證了企業的非人力資本的保值、增值、擴張。這個局面底下，企業的人力資本市值上升，非人力資本的市值下降，何怪之有？”

第四、分享制公司在市場經濟國家中逐步演變成一種與傳統的支薪制公司相競爭的新的企業組織形式，這直接反映了以人為主導的生產關系的一種變化趨勢。

在西方發達國家的高公司，甚至一些傳統行業的大公司中，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到利潤分享者的行列。分享制有員工持股計劃、利潤分享制或收益分享制。在分享制發展的廣度方面，日本到1998年發展到91%，美國在30%以上。在分享制的深度方面，日本員工分享額占公司利潤的比重在42-67%之間，而美國經理人員的報酬結構中，固定工資、年末獎金和股票選擇權的比例大體是4：3：左右 。

并且，一些西方國家也逐漸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的這種變化趨勢，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都設法鼓勵利潤分享和股權擁有。如英國政府1987年通過的2號財政法不僅批準了以支付現金為形式的利潤分享計劃，而且職工的利潤分享收入可以享受減稅待遇。而美國政府也從1974年開始，陸續通過了16項鼓勵推行職工股份所有制的法案，利用免稅的優惠政策為ESOP打開綠燈。到1986年，美國實行ESOP的公司大約為8000家，約有1000萬雇員參加到此項計劃中，約占全美雇員總數的8% 。

以上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說明了人力資本的產生所必須具備的相應經濟基礎，這種趨勢正在進一步加強，人力資本將會隨著這種趨勢的推進，作為一種反映更高經濟形態和生產關系的資本形式，地登上舞臺，發揮其更大的作用，從而進一步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四、結論與建議

根據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認識的根本任務就是經過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透過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和。

所以，對于人力資本我們要從大量的社會經濟變遷的現象中，來認識到人力資本的本質，而不能盲目的照搬別人的東西，僅看到表面現象，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通過上面的，我們知道人力資本是一個歷史的、社會的范疇，它的出現是和社會經濟的結構變遷相對應的，是一種在以人為主導的經濟形態中的新的資本形式。它是內在本質與外在形式（載體）的統一?；谶@樣的認識，就我國實際情況來看，我們還遠遠沒有達到在社會范圍內出現人力資本的經濟基礎。孕育人力資本產生的經濟結構變遷的種種表現也是主要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但這也并不是一種很普遍現象。所以在談人力資本時，我們不能無視其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而大肆鼓吹。

在我國目前對人力資本的研究方面存在以下誤區，必須加以糾正，否則會產生不良后果。

第一，就人力資本談人力資本，而不管其真正含義是什么。對人力資本有時認為是指勞動者，有時是指勞動力，有時指投資在人身上的資本（價值）。含義混亂，依次作的相應對策必然出現偏差。

第二，人力資本與產權掛鉤，以偏概全。在研究上，把人力資本局限在小部分人的范圍內，將人力資本等同于職業經理人和技術創新者，排斥了在普通勞動者。提出人力資本入股，也就是經理人和技術創新人員入股，分享企業所有權。而把普通勞動者排除在外，忽視整個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趨勢，對普通勞動者造成極大的傷害。這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

第三，脫離實際經濟條件，談經濟發展時，就講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其實“發展家的社會經濟并未過渡到以人力資本為主導性的生產要素的經濟發展階段”?！澳欠N認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就是因為缺乏人力資本的觀點在真正了解發展中國家的專家看來也是膚淺的，因為從另一角度看，人力資本缺乏毋寧說正是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不發達的結果”。 所以，我們要從根本上認清此問題，主要的任務是加快社會經濟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這并不意味著忽視的重要性。教育和人力資本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勞動力素質和人力資本也是不同的問題。其實教育的作用，一直以來都受到經濟學家和社會的重視，而不是因為有了“人力資本”才使教育受到重視，才應該重視。 注釋：

周其仁. 市場里的：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 [J]. ， 1996（6）.

他在該文中從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論證了市場中的企業是一個特別合約，并且默認了包含企業家和普通勞動者在內的人，甚至奴隸都是人力資本的擁有者，但并沒有去對人力資本的內在本質作進一步深入考察，僅僅是借用了西方學者的看法。

方竹蘭. 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企業所有權是一個趨勢 [J] . 經濟研究， 1997（6）.該文認為人力資本所有者是企業財富的真正創造者，并沒有對人力資本的含義作出說明，這樣的判斷又能有什么意義？即使是把人力資本所有者認為是勞動者，也從根本上違背了“資本和勞動共同創造財富，勞動創造價值”的原理。從而混淆價值和財富的區別。

焦斌龍. 馬克思的人力資本思想 [J]. 當代經濟研究， 1999（6）.作者在本文中，把人力資本的名詞硬套在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上，不加的把勞動力等同于人力資本，勞動力的價值等同于人力資本的價值。這是違背了馬克思資本論中勞動力的本來意義。

張海云. 人力資本理論質疑 [J]. 當代財經， 2003（2）.本文對人力資本提出了質疑，認識到資本是一個范疇，值得肯定；但在論證上，簡單地認為資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錯誤的。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20頁

本理論質疑 [J]. 當代財經， 2003（2）.本文對人力資本提出了質疑，認識到資本是一個歷史范疇，值得肯定；但在論證上，簡單地認為資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錯誤的。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頁

崔學蘭，趙旭亮. 資本范疇在認識 [J]. 經濟. 2003（11）.本文對資本的范疇作為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分析資本范疇的基礎，并認為資本范疇是資本關系與資本載體的統一，也即資本內在規定和資本外在形式的統一。但是認為資本一般與特殊的區別，把資本看成是超越歷史的永恒范疇，脫離了社會關系的客觀存在，是一種超越歷史的范疇，資本成為一種永恒。

同7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93頁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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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素芬. 知識經濟條件下勞動者情況變化探微 [J]. 當代經濟研究， 1999（4）.文中對知識經濟勞動者的地位變化，作了分析。當今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正為人力資本的出現提供了背景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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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淺談；現代民商法文化；先進性；局限性

在當代文明的國家，不論從事何種活動都不應該超出法律限制的規范范圍，同時，法律還能對其產生相應的保障作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前行，出現了越來越多有關于民商法文化的研究和探討，從社會經濟的發展角度看，民商法具有良好的規范作用，但從社會和諧的角度看，民商法并未起到相應的作用。

1 現代民商法文化的作用

（一）現代民商法文化的先進性

社會經濟隨著工業革命時期開始逐漸發生改變，重新分配了與之相關的各項資源，為了使社會關系的穩定和諧得以保障，使各類社會活動都能順利良好的開展，民商法隨之誕生。所以，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民商法，并不斷促進其發展，其主要宗旨在于對個人利益有效保證，公平的對市場進行維護，是其先進性的主要表現。隨著民商法的不斷發展，時至今日稱其為現代民商法，它對傳統民商法文化中的一些弊端，如契約自由和絕對占有權等有了新的突破，在對個人資產進行維護的同時，也盡量維護個人的人身權益和人格尊嚴，并產生了一些較為前沿的文化意識，第一是誠信意識；第二是協作意識；第三是責任意識等，使現代民商法更加誠信、權威和公平，并適應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腳步。

（二）現代民商法文化的適用性

適用性是現代民商法文化體現先進性的一個主要標準，在民商法文化不斷改革的過程中，必定需要相應的技術方法對它發展的變革加以推進，同時也能更加鞏固的完成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發展，民商法在解決和處理各項事務時，應當具有技術含量性的手段加以支撐，以對社會經濟的各類復雜關系加以調節，進一步形成穩定和諧的社會主義經濟市場環境。所以，現代民商法在確認權力歸屬權、評價權力價值和行使權力等規則時形成的規范制度，是保證其適用性價值存在的關鍵。

社會經濟發展的腳步必將勇往直前，而市場經濟體系也將會變得更加莫測和復雜，為了對個人的利益實現最大化，通過競爭手段是商人們為了達到目標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良性的市場競爭能夠對其發展產生一定的促進，而惡性的競爭則會對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秩序產生不良影響，不僅危害個人利益，還將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所以，為了使市場競爭避免出現惡性卑劣的手段，民商法需要具有針對性和技術性的手段，以對各類群體產生的利益糾紛進行調節，對社會市場產生的沖突矛盾進行妥善解決。而這也充分體現現代民商法的適用性，其嚴密的規范制定和極強的邏輯性都能滿足市場技術性的需求，使現代民商法的先進性得到整體上的表現。

2 現代民商法文化的局限性

現代民商法文化的發展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樣都具有雙面性的特點，在具有大量優勢的前提下，也面臨一些局限性問題的存在。所以，在對現代民商法文化進行探討時，其具有的局限性應成為重點研究的對象。分析現代民商法文化存在的局限性，其表現主要的因素是在維護個人權益和利益的時候，不利于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的維護，使一些不固定的因素所引發的連帶問題和后果等欠缺良好的控制，使市場利益在劃分時產生不對等的信息，導致民商法沒有發揮其真正的作用，而不勻的分配方案將可能加大市場風險，造成難以控制和管理的局面。

在市場自由競爭中，維護好個人利益是現代民商法的主要目的，對個人的經濟有效保護，以開展正常的市場活動，使個人的利益在社會經濟市場體系下十分容易被堆積，從而出現社會中出現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過度的將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里，很可能造成社會壟斷的情形。同時，現代民商法的主要責任在于保護個人自由財產，并未出臺相關分配社會財產的明確規定，如果在分配社會財富的基礎上產生不對等的情況，那民商法在維護財務自由時也是不公平的。這種對個人財富的維護對于社會階級中的弱勢群體是極為不利的，而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也將變得無法控制，對于弱勢群體的利益維護也不能加以保障。

3 現代民商法文化產生局限性的主要因素和改善措施

（一）現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產生因素

在社會經濟的發展角度來講，上層建筑需要依靠經濟基礎來決定并使其發展，民商法誕生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之中，屬于一種上層建筑中的文化產物，它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中逐漸適用，但其存在的局限性正是體現社會經濟體制的不足，所以，社會經濟體制中存在的不良因素是導致現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關鍵原因。

使用法律手段是現代民商法用來保護個人利益和維護平等等關系的主要武器，主要是對私人的權益加以維護，是以主導私法自由來作為保護方式，輔助工具為政府的干預。所以，在真正執行的實際過程中，訴求能力是決定個人獲得現代民商法保護程度的主要因素，而由于環境、意識和教育等都將直接影響個人的訴求能力，所以出現參差不起的訴求結果。雖然當前我國在制度上允許有訴求的存在，但個人訴求意愿確是決定人訴求高低的主要關鍵。因此，對于一些弱勢群體，其本身具有較弱的訴求能力，并不懂得私法的真正含義，對于他們的利益保護而言，現代民商法的能力是有限的，也相對不夠公平。所以，現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產生的很大部分原因取決于人的界定。

（二）現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有效措施

在社會不斷前進和發展的道路中，不僅要重視市場經濟的動態發展，還應重視社會和諧的穩健構成，而這則需要充分發揮現代民商法文化先進性的優勢作用，同時，還應對其局限性加以解決和突破。

保護個人利益和競爭自由是現代民商法具有先進性的主要表現，但對社會中部分弱勢群體的利益犧牲存在的忽視，以及維護社會公共財產出現的不足等都已經不能完全滿足當前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所以，在社會發展的新時期，及時完善現代民商法，對社會化立法不斷加強，主要以社會大眾利益為主，對管理方法和建設創新社會經濟體制等方面，都應面面俱到，保證全社會各階層人員的利益都能被維護。另外，對弱勢群體個人權益的保護應是現代民商法特別需要注重的內容，其出發點應當以實際需求為主，對私法存在的局限性要徹底瓦解，使現代民商法文化更加公平、公正的為大眾服務，使其先進性和適用性的作用得到最大的升華。

4 結束語

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不僅要使經濟市場得到大力發展，使經濟保障滿足社會發展需求，還應努力積極創建社會的和諧，使發展環境能夠持續穩定。所以，在經濟發展的敏感時期，現代民商法文化應當清楚的對自己的先進性和局限性有全面的認識，一方面對其先進性充分發揮和適用，另一方面對局限性不斷加以改進和調整，使現代民商法的發展能夠取得一定的進展，更加良好的服務于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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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璇.芻議現代民商法文化的品質與中國夢的實現[J].法制博覽，2016，11：139.

篇(6)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全面轉型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都發生著急劇的變化，伴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革，我國法制體系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和風險。一直以來，依法治國都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隨著社會變革的加劇，舊的法律制度將遭到淘汰，新的法律制度將逐步建立起來，以適應經濟社會轉型的需求。每項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實施，都離不開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因素和市場環境，而在當前社會環境和國際環境多變條件下，我國的行政法也在社會變化過程中變遷，以建立起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環境的行政法制。經濟社會的變化推動了我國行政法全方位的變化，在此背景下，我國的行政法領域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是根據社會需要所作出的自我調整，但是，在這種調整過程中，行政法制度的變遷卻面臨著困難，存在著問題。

 

一、行政法制度變遷

 

(一)行政法制度的概念

 

行政法制度，即行政法律制度，是關于行政關系、行政行為和行政程序的一系列法律規范和制證法律，而行政法制度的變遷是指行政法制的替代、轉換和交易的過程[1]。制度變遷理論是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重要的理論之一，其強調制度更替和演化能夠優化資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在我國傳統的行政法對其制度變遷的研究中，往往忽視了行政法變遷所需的因素，將其與所在的社會環境隔離開來，使對行政法制度變遷的認識缺乏全局性和綜合性。

 

(二)行政法制度變遷的類型

 

1.封閉型的行政法制度變遷

 

封閉型的制度變遷主要是在國家壟斷性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政府控制了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的權利，獨自決定和擬定全國的制度變遷方案，無須采納公眾意見，無須公眾參與或知情。這種性質的制度變遷忽視了社會的客觀發展，忽略了群眾的利益，因此缺乏有效的評判和謹慎的決策，可能會出現違背公眾意愿和損害公眾利益的現象。

 

2.半封閉型的行政法制度變遷

 

半封閉型的制度變遷主要是在政府主導的社會環境下形成的。一般是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國家。一方面，經濟發展正處于變革期，市場剛剛起步，企業對于社會經濟未來發展方向沒有自我的判斷和認識，而且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沒有自主決策權，長期的慣性運作使企業面臨變革時不知所措，在此條件下，需要政府給予幫助和引導。另一方面，計劃經濟時期政府主導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已成為一種普遍的認知，對于市場變革必然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在轉型時期還需要政府扮演主導角色，推動制度的變遷。

 

3.開放型的行政法制度變遷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各種利益集團必將相繼出現，而政府也在市場經濟的變革中獲得了更多更理性的認識，所以，相對于封閉型和半封閉型的制度變遷，開放型的制度變遷更注重市場力量的均衡，制度變遷的過程是一個廣泛參與的博弈過程，變遷的類型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需要根據社會狀況、市場發展條件、利益集團等各方面情況加以分析。在這過程中，市場主體是第一推動力量，而政府作為第二推動力，公開制度變遷的信息、選擇方案、標準和程序等。

 

二、我國行政法制度變遷的歷史過程

 

從建國到至今，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2]。而行政法制度也伴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而變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新發展。第一階段是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法制度，由于在計劃經濟時期，生產資料基本上歸國家所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政府和國家指導，必須全面聽從于政府的領導，我國經濟就像一臺由政府操控的大型機器，經濟社會的任何發展都由政府決策。在此條件下，行政法律制度只是一種法律表現，沒有起到真正的約束作用。第二階段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時期的行政法制度，這一時期，我國社會發展的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開始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在此社會背景下，行政法已實現了由管理模式職能的行政法制模式向控權職能的模式轉變，行政法律體系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完善，也發揮了一定的實質性作用，但是由于國家急于立法，出臺了一些內容簡單、約束性差、嚴肅性不足的法律。第三階段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行政法制度，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全面放開，國家經濟獲得高速發展，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得以改善，依法治國的理念使我國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和發展，而在此條件下的行政法也實現了新的發展，成為具有法律約束性的行政法律制度?？偟膩碚f，我國行政法制度的變遷經歷了一定的歷史過程，其通過不斷地修正社會結構中失衡的集體活動，獲得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均衡。

 

三、轉型期我國行政法制度變遷的缺陷

 

(一)行政法律體系不健全，市場經濟法律失衡

 

行政法制度在變遷過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行政主體缺乏約束，變遷制度缺乏推動的激勵機制，社會成員對法律制度的不滿，行政知識和技術的落后，經濟社會建設缺陷等等，這些負面的因素將會導致市場經濟法律失衡，行政法律體系不健全。具體來說，行政規則缺乏透明度，我國的行政工作長期以來處于封閉狀態，政府的一些重大決策透明性差，群眾知情權受損，行政公開制度嚴重滯后。而且，盡管我國已經實行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制度，但在實踐中收到行政復議、司法審查的具體行政行為只是少數而已[3]。從中可看出我國整個行政體制建設不完善。另外，行政法文存在漏洞，待新的條文出來已無法適應市場的發展和需求，實踐性和操作性較差。總的來說，這些都是行政法律體系不健全的表現，也是行政法制度變遷過程中造成的缺陷。(二)行政法制度的變遷缺乏系統性分析，形成惡性循環，增加制度改革的成本

 

制度變遷是根植于社會結構之中的，良性的行政法制度變遷需要全面了解當時社會環境，深入分析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系統性、規范性地解決可能面臨的問題，才能使行政法制度變遷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一般來說，經濟體制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基礎，只有在有效的經濟體制中行政法的作用才能得到發揮。政治體制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直接動力，行政法制度變遷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種手段。而技術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源動力，只有生產力得到了快速發展才能為制度變遷提供更多的資源和技術基礎。這些因素都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約束力量和決定力量。如果沒有充分衡量和分析社會經濟中相關要素的作用，對制度變遷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性地決策，會形成“消極應變型的變遷”的惡性循環，增大改革成本。

 

(三)公民權益無法得到全面的保障

 

行政法制度變遷中的主題格局涉及到政府、企業、公民等市場主體。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完全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使公民沒有參與和評判的權利，行政法律制度成為政府權利的附屬品，在經濟社會逐漸的變革過程中，政府對市場經濟主導權利的減弱，公民對于法律體系的建設有了一定的知情和評價。但是如果行政法制度變遷在客觀上不具備保護人權、強化人權的機制，一旦這種制度變遷成為慣例和范式，這種對人權的漠視甚至侵害就會無止盡地蔓延和泛濫[4]。公民的權益無法得到全面的保障。行政法制度的變遷產生負面效應，缺乏對公民權利的保障機制。

 

(四)忽視了配套制度的建設，引發相關社會問題

 

消極的行政法制度變遷由于缺乏系統性地分析，不能綜合考慮經濟、政治、社會、技術發展的因素，從而忽視了體制變遷相關配套制度的建設和完善，使得行政法律制度變遷普遍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為社會問題的引發造成了隱患。比如文件審查制度、上訪制度、輿論監督制度等，都需要加以建設和規范，輔助行政法制度的建設，做好相關的政策準備工作，以增強其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作用。如果忽視輔助制度的建設，一旦出現問題，在制度范圍內小修小補，為問題的擴大埋下了更大的隱患。所以，在行政法制度變遷過程中忽視對配套制度的建設，將不利于社會的體系的完善，引發嚴重社會問題。

 

四、總結

 

我國的法制建設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行政法制度的變遷需要全面分析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充分考慮公民的權益，完善配套制度的建設，才能使行政立法發揮作用，反應我國實際國情，維護市場和諧統一，保障公民的權益。雖然我國行政法制度經歷了歷史的變遷，在逐步的改革過程中完善起來，但是由于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原因，在當前我國經濟轉軌時期，行政法制度變遷過程仍遺留一些問題，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進一步地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和完善。

 

篇(7)

關鍵詞：安徽省；耕地資源；保護；建議

中圖分類號：F30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1)04004404

1 引言

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生態惡化是當今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3大熱點問題，如何有效地協調人口、資源、環境這3者之間的關系,一直深深地困擾著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土地資源是一切存在與發展的源泉,是萬物之本。耕地資源是土地資源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農業生產最基本的物質條件,耕地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是糧食生產的基本保證,保持一定數量的耕地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也是糧食安全的關鍵,耕地資源在數量和質量上的變化必將影響到糧食生產的波動,從而影響到糧食有效供給及糧食安全水平。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糧食生產資源極其稀缺，而糧食自給的基礎是耕地資源的數量與質量,因此,加強耕地資源的保護、管理和有效利用,維護我們的生命線,已成為中國 21 世紀實現國家糧食安全的必然選擇。

2 安徽省土地資源的現狀分析

2.1 安徽省現有土地資源的結構分布

安徽省土地總面積14 012 579.20hm2,人均土地0.23hm2,分別居全國第22位和第24位。其中農用地11 053 109.17hm2,占78.88%,建設用地2014504.33hm2,占14.38%。

2.1.1 農用地結構與分布

(1)耕地面積為5 971 720.64hm2,占土地總面積的42.62%,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區,約占43.40%,其次是江淮丘陵區和沿江平原區,分別占28.39%和16.13%,皖南山地丘陵區和皖西大別山區分布較少,僅占8.52%和3.56%。

(2)園地面積為344 875.62hm2,占土地總面積的2.46%,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地丘陵區,約占45.63%,其次是淮北平原區和皖西大別山區,分別占22.37%和16.63%,江淮丘陵區和沿江平原區僅占8.77%和6.60%。

(3)林地面積為3 378 719.61hm2,占土地總面積的24.11%,其中有林地2 646 259.63hm2,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地丘陵區和皖西大別山區,分別占52.72%和26.55%。

(4)牧草地面積為43 413.63hm2,占土地總面積的0.31%,其中天然草地42 440.86hm2,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地丘陵區和江淮丘陵區,分別占50.16%和41.19%。

(5)水面面積為1 314 379.67hm2,占土地總面積的9.38%,其中已養殖水面530 198.00hm2，主要分布于江淮丘陵區和沿江平原區,分別占39.43%和29.47%。

2.1.2 建設用地結構與分布

(1)居民點及獨立工礦用地面積為1 262 970.74hm2,占土地總面積的9.01%,其中城市用地61 246.00hm2,建制鎮用地127 271.00hm2,農村居民點用地935 428.49hm2,獨立工礦用地85 584.34hm2。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區,占41.20%,其次為江淮丘陵區和沿江平原區,分別占25.77%和19.07%,皖南和皖西山區分布較少。

(2)交通用地面積為261 456.05hm2,占土地總面積的1.87%,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區,占52.47%,其他各地均有一定分布。

(3)水利設施用地面積為490 077.54hm2,占土地總面積的3.50%,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區,占49.52%,其次為沿江平原區和江淮丘陵區,分別占21.96%和19.40%。

2.1.3 未利用地結構與分布

灘地面積為944 965.70hm2,占土地總面積的6.74%。其中田坎416 592.97hm2,荒草地214 605.88hm2,灘涂155 767.82hm2,裸巖、石礫地71 759.10hm2。主要分布于江淮丘陵區,占31.43%,皖南山地丘陵區和沿江平原區次之,分別占24.74%和23.30%。

2.2 安徽省土地資源利用中對于耕地資源使用存在的問題

(1)人口增加耕地減少,耕地后備資源匱乏,人地矛盾日趨緊張。由于各項建設占用、農業內部結構調整、自然災害損毀和人為的亂占濫用,安徽省的耕地面積從1990年到1996年凈減少8.51萬hm2,平均每年凈減1.42萬hm2,人均耕地由1990年的0.077hm2下降到1996年的0.071hm2,低于全國人均0.077hm2的水平。 而安徽省的未利用地中,僅田坎、裸巖、石礫地等難以利用的土地占51.7%,宜開墾為耕地的只有2.79萬hm2,僅占未利用地的3.0%。隨著人口的繼續增長,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快速推進,人均耕地仍呈逐年遞減趨勢,人地矛盾將更加突出。

(2)土地利用粗放,生產水平低,經濟效益差,浪費較嚴重。安徽省中低產田占46.5%,低產林、低產園和低產水面分別占7.5%、14.9%和20.5%,糧食單產4 707.9kg/hm2,低于全國4 894.0kg/hm2的平均水平,在華東地區處最低水平。城鎮建設用地呈外延式發展,老城區改造仍有很大潛力,農村居民點建設用地指標過大,城鄉居民點建設中的這些問題是造成我省近年來耕地銳減的主要原因之一。

(3)重用輕養,掠奪經營,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脆弱。安徽省水土流失面積達26 278km2,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18.8%,比建國初期凈增加7 888 km2,平均每年增加179.3km2。在城鎮,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工業“三廢”的大量排放,造成局部土地生態環境惡化。在農村,由于長期的陡坡開荒、亂砍濫伐、重用輕養、廣種薄收等掠奪經營方式,造成農業基礎脆弱。所有這些嚴重制約安徽省的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3 安徽省社會經濟發展與耕地資源變化趨勢的實證分析

3.1 影響耕地資源變化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耕地變化是區域土地利用變化的核心,其變化和流向反映了社會經濟的基本態勢。影響耕地變化的社會經濟因素有很多,在社會經濟影響因素分析的過程中,選擇的因素應細致全面,但同時指標過多又會增加分析問題的復雜性和難度。這些因素不僅與因變量――耕地面積之間存在著相關關系,而且各自變量因素相互之間耦合關聯。如果用單純的相關分析,則必然存在一定的誤差冗余。系統分析中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將若干個自變量壓縮成幾個獨立成分,以此來減弱自變量之間的相互干擾,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比較適合分析耕地數量變化的影響因素。

3.1.1 指標選擇及其標準化

以耕地面積為因變量(Y),自變量(Xi)即驅動力因子主要選擇社會經濟及技術因素。根據主成分分析法的思路和要求,結合安徽省現有資料情況及相關研究成果,利用1994~2008年序列資料作為基礎數據,從中選擇以下14個指標作為分析因子：X1為總人口(人)、X2為非農業人口比例(%)、X3為國民生產總值(億元)、X4為第二產業比重(%)、X5為第三產業比重(%)、X6為農林牧漁業總產值(萬元)、X7為農業占農林牧漁業比重(%)、X8為林業占農林牧漁業比重(%)、X9為牧業占農林牧漁業比重(%)、X10為漁業占農林牧漁業比重(%)、X11為固定資產投資額(億元)、X12為化肥折純總用量(t)、X13為農業機械總動力(kW)、X14為復種指數(%)。

產值一律按2000年不變價格計算,耕地面積單位為hm2,然后對統計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具體過程由SPSS13.0軟件的描述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功能來實現。標準化公式為：

X*i=Xi-X1n-1∑[DD(]ni-1[DD)](Xi-┆X)2.

式中X*i為指標標準化值,Xi為指標的初始值,n為指標數。

3.1.2 主成分分析

本文借助SPSS13.0軟件包,使用FACTOR過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所選取的14個指標數據進行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的結果：耕地變化驅動因子相關系數矩陣、特征根、主成分貢獻率及累計貢獻率(表1、表2)。

由表1可以看出影響耕地資源變化的14個驅動因子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相關,這說明它們之間有著因果必然性,從而也說明了進行主成分分析的必要性。特征根(Eigenvalue)可以被看成是主成分影響力度的指標,它代表引入該主成分后可以解釋平均多少原始變量的信息。如果特征根小于1,說明該主成分的解釋力度還不如直接引入一個原變量的平均解釋力度大。因此一般把特征根大于1作為納入標準。如果前k個主成分的貢獻率達到85%,表明前k個主成分基本包含了全部測量指標所具有的信息。從表2可以看到,前3個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其累計貢獻率已達到92.425%,說明前3個主成分已經覆蓋了原始數據14個指標中所能表達的足夠信息。為了獲得簡單結構,以幫助解釋因子和更清楚地反映變量之間的關系,應用SPSS13.0軟件對分析結果進行方差極大法(Varimax)旋轉,由此得到了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表3)。

由表3可知,在第1主成分中,X5第三產業比重、X1總人口、X2非農業人口比例、X10漁業占農林牧漁業比重、X3國民生產總值、X6農林牧漁業總產值、X12化肥折純總用量和X13農業機械總動力荷載的絕對值較大,這8個指標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人口增長和由非農業人口比例、農業科技發展所體現出的社會進步,因此概括為社會經濟因子。X9牧業占農林牧漁業比重在第2主成分中居主導作用,它主要反映畜牧業發展情況,可以概括為畜牧業發展因子。第3主成分中,X4第二產業比重荷載絕對值最大,它主要反映工業發展情況,概括為工業發展因子。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安徽省耕地資源變化的驅動力主要是社會經濟因素,其中經濟發展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發展、人口增長以及由非農業人口比例、農業科技發展等反映出的社會進步起主導作用,畜牧業以及工業的發展作為第2、3主成分的主導因子也分別對耕地資源的變化產生了重要驅動作用。雖然政策因素無法進行定量分析,但是在以上指標中也間接地體現出了其對耕地資源變化的驅動作用。

3.2.1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建立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是解釋土地利用變化常用的一種系統分析模型。該模型要求在某一地區、某一時段內的土地利用/覆被變化(因變量)與其驅動因子(自變量)之間存在線性關系,通過對可能引起土地利用變化的各種驅動因子進行多變量分析而建立的一種數學模型,以便確定土地利用變化的原因。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的基本原理是設隨機變量Y與m個自變量X存在線性關系,其數學模型為:

Y=A+B1X1+B2X2+…+BmXm.

利用n組觀測值Yi、X1i、X2i、…、Xmi(i=1、2、…、n),根據最小二乘法原理求出上式中的待定系數B1、B2、…、Bm。

在進行主成分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得到了因子得分系數矩陣。通過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可以將14個指標的標準化數據轉化為以3個主成分為指標的安徽省1995~2009年標準化數據（表4）。

依據主成分得分系數計算出安徽省1995~2009年以3個主成分為指標的時間序列新數據,然后與耕地面積的標準化數據建立多元回歸模型,以耕地面積為因變量(Y),3個主成分為自變量(Z1、Z2、Z3),進行強制回歸分析,得出回歸方程為：

Y=-0.74Z1-0.592Z2-0.112Z3.

3.2.2 模型的評價與檢驗

由表5可知,復相關系數R為0.955,確定系數R2為0.911,表明在本回歸方程中,自變量可以解釋因變量總變化的91.1%,調整后的確定系數為0.845,說明在考慮自變量的個數以及總的樣本量之后,仍可以解釋84.5%,由此評價本回歸方程對數據的擬合程度很好。

由表6可知,回歸方程的斜率的顯著性水平值Sig.為0.014,小于0.05,說明通過5%顯著性檢驗；通過查F分布表,F=13.672

從回歸方程可以看出,耕地面積與第1、2、3主成分都成負相關。第1主成分是社會經濟因子,第2主成分是畜牧業發展因子,第3主成分是工業發展因子。這說明在1994~2008年間,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畜牧業以及工業發展都是耕地減少的重要驅動因子。通過分析安徽省的相關統計數據也可以說明這一點,耕地面積在1994~2008年間持續減少,而人口、國民生產總值、農林牧漁業產值以及工業產值都是持續增加的。

4 結語

通過分析得出,影響安徽省耕地資源變化的主要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以及政策調整等社會經濟因子。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它們仍將起主導作用。通過進一步的主成分分析及回歸分析,可以看出安徽省的耕地變化主要受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社會進步、畜牧業及工業發展等因素的影響。從單個因子看,第三產業比重和總人口是影響耕地變化的重要因子。因此,為了保證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保障糧食安全,實現耕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采取合理的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控制第三產業和人口對耕地的占用和破壞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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