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和碳排放的關系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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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Kojo等（2009）、牛叔文等（2010）、劉心等（2013）均采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對不同地區的能源、經濟和碳排放之間的動態因果關系進行研究.安貴鑫等（2010）［9］從系統動力學角度，構建三系統的因果關系圖，指出三者的變動關系.郭朝先（2010）［10］構建三者的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并采用SDA分解技術對我國碳排放的增長進行分解，得出碳排放的影響因素.不同時段，對不同國家、地區的采用不同方法對三者的動態關系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采用計量模型實證分析檢驗我國能源、經濟和碳排放的動態因果關系，進一步提出有利于三者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

1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關系的實證分析

1.1數據來源及預處理選取1990—2013年我國的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作為研究對象，采用年度數據，對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能源消耗狀況采用能源消費總量（EC）來反映，數據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單位為百萬噸標準煤.經濟的發展狀況采用GDP來度量，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單位為億元.碳排放采用CO2排放量（TC）來表示，數據來自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網站公布的數據，單位為百萬噸.為保證數據的客觀性和可比性，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將各年GDP換算成以1990年為基期的實際GDP.為消除能源消費總量，實際GDP和CO2排放量三個時間序列的不平穩性和異方差現象，對三者取自然對數，并分別記為LEC、LGDP、LTC.通過對三者進行兩兩回歸檢驗，證實任意兩者均存在顯著相關關系.

1.2穩定性檢驗采用ADF檢驗法對所有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即是否存在單位根.ADF法可以通過對3個模型（模型1無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模型2有常數項無趨勢項，模型3有常數項和趨勢項）進行檢驗，任意一個檢驗模型中的ADF值大于臨界值，就可以認為該序列沒有單位跟，即為平穩序列.若序列不平穩，需要取對數或進行差分處理.對LET、LGDP和LTC及其一階、二階差分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LET、LGDP和LTC及其一階差分序列都不平穩，但二階差分序列的檢驗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小于其臨界值.因此，其二階差分序列為平穩序列，即LET、LGDP和LTC三個時間序列是I（2）的單位根過程.

1.3協整檢驗模型含有3個變量，并且均為二階單整，采用Johansen法進行協整檢驗，該法在檢驗前需要確定最優滯后階數.在保證自由度的條件下，根據無約束VAR模型中的AIC、SC和LR等信息準則確定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則協整分析的滯后階數為1.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都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變量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檢驗確定最優協整形式為：有線性趨勢且協整方程有截距.取標準化的協整向量.

1.4Granger因果檢驗為確定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的因果關系，對LTC、LEC和LGDP三個時間變量序列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LTC不是LGDP的格蘭杰原因假設，拒絕LTC不是LEC的格蘭杰原因假設，并且拒絕LEC不是LGDP的格蘭杰原因假設，即說明1990—2013年我國的CO2排放對能源消費和經濟發展均具有單向因果關系，并且能源消費對經濟發展具有單向因果關系.這表明我國能源消費增加可促進經濟發展，同時碳排放會影響到經濟發展和能源消費，但是經濟發展并不必然導致能源消費增加.

1.5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為全面反映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的互動關系和相互影響程度，對其進行基于VAR的滯后20期的脈沖響應分析和方程分解，結果分別如圖1和圖2所示.脈沖響應分析是考慮擾動項的影響是如何傳播到各變量的，刻畫了對一個擾動項加上一個單位標準差的沖擊后，對內生變量的當前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從CO2脈沖響應圖可知，當期對CO2施加一個單位標準差的正向沖擊，CO2排放有所下降，隨后開始上升，第5期達到最大（0.05464），然后開始下降，達到12期最小時開始增長，并逐漸趨于平穩；CO2對來自GDP的單位標準差的沖擊沒有初始響應，隨后開始逐漸上升，在第4期達到最大（0.01239），然后逐步穩定在0.0098左右；同樣對來自能源消費的單位標準差的沖擊沒有初始響應，隨后開始增強，第3期達到最大（0.01738），隨后開始下降并逐步穩定在0.0046左右；這表明，CO2排放對其自身具有較強的正向影響作用，但波動比較大，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弱，雖有小幅波動，但是總體趨勢比較穩定.這與長期形成的碳排放路徑有很大關系，也說明我國節能環保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從GDP脈沖響應圖可知，GDP對來自碳排放、GDP和能源消費的單位標準差的沖擊都具有正效應，響應趨勢均為先增長后下降，然后趨于穩定，但是三者并不同步，存在滯后效果.尤其是受到CO2沖擊影響最大，能源消費影響相對較小，而對來自自身的沖擊響應比較平穩.這三者的促進作用均具有較長的持續效應.

從EC脈沖響應圖可知，能源消費對來自碳排放、GDP和自身的單位標準差的沖擊同樣具有正效應，響應趨勢也相同，均表現為先增長后下降，然后稍有增長并趨于穩定.而短期內對碳排放具有較為明顯的同向效應，而經濟發展和其自身效應較弱.這說明碳排放的正向沖擊對能源消費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因此通過低碳政策，可以引導我國能源消費的良性發展.體現了我國關于節約能源、提高利用率的相關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方差分解圖反映了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相互影響程度.在碳排放的變動中，碳排放對其自身的貢獻率最大，雖然在第一期開始有所下降，但均在80%以上，而GDP和能源消耗對其貢獻率較小，雖有所上升，但卻穩定在較低的水平；在GDP變動中，碳排放和GDP對其的貢獻程度呈現反向趨勢，碳排放對其貢獻是先上升后趨于穩定，而GDP是先下降后趨于穩定，能源消費對GDP的貢獻程度雖然相對較小，但卻較為穩定；在能源消費的變動中，碳排放對其貢獻程度呈現上升并穩定的趨勢，并在第2期及以后貢獻程度最高，而能源消費對其自身的貢獻程度呈現下降趨勢，并趨于穩定，GDP對能源消費的貢獻程度最小.這表明，我國碳排放對其自身依賴性較大，森林碳匯等自然路徑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控碳系統，尤其是對植樹造林等工作的重視.最近幾年，國家提倡節能減排，加強低碳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能源消費結構仍存在不合理之處，導致能源消費對其自身影響較弱，在低碳方面也并未起到良好的效果.碳排放對經濟增長起到約束作用，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可見，減碳工作對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同時要兼顧能源消費和產業結構優化，使其影響作用進一步增強.

2主要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1990—2013年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數據，實證分析三者之間的動態關系和相互影響.主要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呈現出趨同增長趨勢，并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第二，Granger因果檢驗表明，碳排放對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存在單向因果關系.第三，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結果表明，短期內我國碳排放量增加對其自身具有較強的同向影響；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受到碳排放沖擊影響較大；碳排放、能源消費和GDP的主要貢獻因子均為碳排放.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三者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在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如何平衡三者之間的關系是重點.鑒于此，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加大科研投入，引進先進減碳技術.新技術、新設備的引進和推廣使用是節能減排的重要手段和不竭動力，雖然成本較高，但長遠來看，必將有益于我國碳排放的控制，促進經濟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本文研究結論顯示，我國森林碳匯、碳循環等自然控碳作用發揮了較明顯的效果.因此，必須要從內部著手，保證技術資本的投入，加快研發腳步，引進國外的先進減碳技術和設備，降低生產生活過程中的碳排放.

第二，穩定經濟發展，優化產業結構.相對于發達國家而已，我國第二產業比重偏大，高排放，高消耗、低利用率的發展模式已經明顯不能適應新國情的需要.我國經濟、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均呈現上升趨勢，如何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產業結構進行優化是一項十分困難的任務.脈沖響應分析顯示GDP和碳排放存在明顯的正效應，對能源消費有一定影響，即表明經濟增長促進碳排放量增加，引起能源消耗的增長.控制經濟增長速度，保證第一產業，優化第二產業，發展第三產業，是促進生態環境發展的關鍵，有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

第三，提高能源利用率，調整能源結構.我國能源消費主要以化石能源為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小，能源稟賦較差，這加大了我國能源結構調整的難度.通過前文分析可知，能源消費對經濟和碳排放都有明顯的影響，表現出“趨同”現象.因此，大力開發新能源，推廣使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轉化率，減少能源浪費，實現能源結構的轉型升級，一方面有利于穩定經濟發展，防止經濟“過熱”；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CO2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減少環境污染.

篇(2)

【關鍵詞】低碳經濟；因素分解；固定效應模型

一、引言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化石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中國的碳排放增速一直居世界前列。我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完成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的承諾――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或50%，就必須積極尋求節能減排的途徑。而尋求節能減排的前提，是準確的分析和計量促使碳排放增加的影響因素，因此，深入分析碳排放相關因素尤為重要。

二、研究綜述

目前，國內外對于碳排放影響因素實證研究較多，常用的方法有結構分解分析（SDA）與指數分解分析（IDA）。

國內對于碳排放因素分解的研究大部分都采用了IDA方法。筆者從行業、地區、和宏觀經濟方面對國內碳排放影響因素文獻進行綜述。

王偉林、黃賢金（2008）以江蘇省為例，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分析影響碳排放強度變化的因素，表明江蘇省碳排放強度變動由行業碳排放強度和行業產出份額共同作用，其中，行業碳排放強度影響更大。查冬蘭，周德群（2007）利用絕對差異法、相對差異法和基尼系數對我國28個省區1995―2005年間利用能源效率的差異性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各地區能源利用效率存在趨同現象。徐國泉、劉則淵、姜照華（2006）采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分解法（LMDI），建立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結果顯示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長。

綜上所述，我國對于碳排放影響因素研究沒有采用面板數據對碳排放影響因素進行全面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通過選取中國29個省的碳排放、經濟發展、能源使用等數據，建立固定效應模型，實證分析了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函數關系，得出結論并做了相應分析。

三、模型建立

建立回歸模型之前，我們選取了中國29個省的面板數據，一般認為，在相對而言在不是大樣本的情況下初步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是較為合適的。

本文假設碳排放量與其影響因素間的關系符合三次多項式簡化模型，模型表達式如下：

模型（1）-（2）中，Cit代表第i個省在第t年的碳排放量；Xit Yit Zit分別代表表人均GDP、能源效率和產業結構；ai為特定的截面效應，ai=a0+（i=1，2，…29；t=1，2，…，12），a0為總體均值截距項，為個體對總體均值偏離的個體截距項，而且有，即所有個體截距項偏離值和為0。

為隨機誤差項。表示各次解釋變量的待估系數。

四、數據選取

本文選取了1996-2007年12年間全國29個省的能源、經濟、人口面板數據。我們以人均GDP作為度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第二產業創造的GDP占總GDP的比重作為衡量產業結構的指標，以單位GDP能耗作為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標。其中，人均GDP的數據取1996年的價格水平為基準計算得出，碳排放量是以各省各時期能源消費量為依據折算得出，折算公式為：

（i＝19；j＝1，2，3）（3）

其中Ejit為i省第t年第j種能源消費量；為第j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石油0.5825t(c)/t，煤炭0.7476t(c)/t，天然氣0.4435t(c)/t，天然氣密度取0.7174Kg/。

五、實證分析

1.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能源使用效率的協整分析

為了檢驗中國碳排放量與能源使用效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之間是否有長期關系，我們先對模型（1）做OLS回歸，保留方程的殘差面板數據。然后，再對該殘差值進行單位根檢驗。經檢驗如果無單位根，則我們可以斷定碳排放量與能源使用效率、產業結構存在協整關系。

2.實證結果

經過豪斯曼檢驗，我們可確認與Xit相關，故應用固定效應模型。并且采用截面加權以消除截面異方差。

回歸結果表明，擬合優度指標與F統計量結果均令人滿意，說明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釋力。

（1）碳排放量與人均GDP模型

C=+493.769+0.242*X-5.38e-6*(X)^2+4.335e-11*(X)^3+[AR(1)=0.8264837222]

a*為不同截面個體對總體均值偏離的個體截距項。

人均GDP和碳排放量可以表示為“N”型關系，但與典型的先上升再下降的“N”型不同，此曲線并不存在極大值和極小值，而是單調遞增的。我們看到當省人均GDP達到41368元時，曲線來到拐點。以2008年的數據來看，全國只有上海、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超過了41368元，其余各省均位于此點的左側。顯然我們的實證結果顯示中國并沒有經歷碳排放量隨著經濟發展而遞減的階段。

（2）碳排放與產業結構的關系模型

Log（C）=+10.572-0.173*Y+0.004*(Y)^2+[AR(1)=0.9350648985]

碳排放量和第二產業產值占總產值比重的回歸曲線為“U”型，存在一個對碳排放量來說最優的產業結構，當第二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位于22%左右時，這種產業結構對于碳排放，或者擴展來講對于環境的壓力是最小的。從1997年至2008年，各地區之間的數值雖有差別但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都不斷下降，國內有些省市已經逐漸接近了最優產業結構臨界點，比如海南省和北京市。

六、結論

通過分析我們得出以下的結論：

1.最近十余年內中國各省的碳排放量逐年上升，并且碳排放量與人均GDP、第二產業產值占總產值比重和單位GDP能耗有協整關系。

2.碳排放量與人均GDP呈正向關系，碳排放量由緩慢上升轉為急劇上升的拐點出現在人均GDP達到41368元之后。中國并沒有經歷庫茲涅茨經驗曲線假設的倒U型拐點。

3.碳排放量與第二產業比重呈U型關系，第二產業產值比重為21.6%時，碳排放量取最小值。中國各省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平均值為46%，遠大于22%的最小環境壓力值。

4.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碳排放量增長趨勢存在兩方面的力量。首先，產業結構不斷優化，表現在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有利于碳排放量的控制。然而另一方面，人均GDP增長和單位GDP能耗的降低對碳排放量增加起到正面作用，它們是我國進一步控制碳排放的阻力。在GDP或者人均GDP增長成為政府主要政策目標的當代，如果想控制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壓力，我們只有通過改變產業結構，認識到產業技術發展對環境資源影響的加速器作用，才能在保證經濟平穩發展的前提下實現減排目標。

參考文獻

[1]岳瑞峰,朱永杰.1990―2007年中國能源碳排放的省域聚類分析[J].技術經濟,2009(3).

[2]鄒秀萍,陳劭鋒,寧淼,劉揚.中國省級區域碳排放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生態經濟,2009(3).

篇(3)

關鍵詞：人均能源碳排放；經濟發展；能源強度；能源結構；LMDI

中圖分類號：F84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1）06-0014-06

一、引言

自從18世紀中期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人類的社會活動對氣候變化的影響越來越大。從IPCC的四次氣候變化報告來看，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類活動，特別是占溫室氣體主要成分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影響最近半個世紀以來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這也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重新審視以能源消耗為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經濟增長方式。于是，低碳經濟自然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承諾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排40%~45%，進一步明確了中國走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研究能源消費、經濟增長與二氧化碳排放的變動關系，探討減排二氧化碳的影響因素，對實現減排目標和發展低碳經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內外學者對于影響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進行了大量的研究。K.Lisakas等[1]利用代數分解方法研究了歐盟1973―1993年的工業二氧化碳排放的變化，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減少可以在不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實現。Josep G等[2]研究發現與19世紀90年代相比，2000―2006年二氧化碳的排放增長速率從1.3%到3.3%，其中65.16%來自全球經濟活動的貢獻，17.6%來自全球碳強度的貢獻，18.15%來自最近50年來空氣中二氧化碳的比例變化的貢獻。James B[3]利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和經濟產出的關系，認為三者有密切的相互關系；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互為Granger因果關系；短期來看，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具有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李艷梅等[4]以1953―2007年的中國一次能源消耗數據估算了碳排放的變動狀況，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經濟總量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而產生碳減排效應的因素惟有碳排放強度降低。徐國泉等[5]采用1990年為基期，利用1995―2004年的數據研究了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變化，認為經濟發展是影響人均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結構的調整作用不大，能源效率有效的抑制了人均碳排放的增長。王迪等[6]利用Laspeyres分解技術，以1996―2007年的6部門終端能源消耗數據研究了江蘇省的碳排放變動，認為經濟增長的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效應解釋了江蘇省碳排放量變動的大部分原因，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不明顯，能源效率的提高對抑制碳排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因素分解法被廣泛的應用在研究能源和經濟發展相關領域的問題，其有助于找出最主要的影響因素，以及通過理論的指導可以發現哪些因素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從而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依據。盡管國內部分學者也應用因素分解技術研究了影響全國或者區域的碳排放因素，但有的分解因素不夠完善，或者是數據期較短，研究的結論作為節能減排政策制定的參考依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以1981―2008年中國能源消耗量、人口數和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對于基期的變動狀況為研究對象，利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Index method， LMDI）完全分解技術，從經濟增長、能源強度和能源結構三個方面考察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

二、模型構建

（一）能源碳排放計算公式

本文根據IPCC[7]能源碳排放的計算方法，將能源碳排放總量分解為：

Ct=Cit=••Et（1）

=••••P（2）

式中，Ct為t時期能源碳排放總量；Cit為第i種能源t時期能源碳排放量；Et為t時期所消耗的能源總量（折算成標準煤，下同）；Eit為第i種能源t時期所消耗的能源總量；Cit為第i種能源t時期碳排放量；Y為t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P為t時期的人口總數。

（二）因素分解模型

由公式（2）可求得，第t時期人均能源碳排放量為：

ACt==•••

=SitFitItRt （3）

公式中，Sit第i種能源第t時期所占總能源的比重，即能源結構；Fit第i種能源第t時期單位能源碳排放量，即能源排放強度，也就是能源的碳排放系數；It第t時期單位GDP消耗的能源量，即能源強度；Rt為第t時期人均GDP量，作為經濟發展指標。

相對于基期的人均能源碳排放變化量為：

?駐AC=ACt-AC0=SitFitIitRt-Si0Fi0Ii0R0

=?駐ACS+?駐ACF+?駐ACI+?駐ACR+?駐ACrsd（4）

D==DSDFDIDRDrsd（5）

式中，?駐ACS，DS分別為能源結構變動因素；?駐ACF，DF分別為能源碳排放強度變動因素；?駐ACI，DI分別為能源強度變動因素；?駐ACR，DR分別為經濟發展變動因素；?駐ACrsd，Drsd分解余量。

需要注意的是，?駐ACS、?駐ACF、?駐ACI、?駐ACR分別是各因素的變化對人均能源碳排放量的貢獻值，有單位；DS、DF、DI、DR分別是各因素的變化對人均能源碳排放量的貢獻率，無單位；

根據Ang等[8]人1998年提出的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Index Method， LMDI），結合式（3），把影響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各因素分解，結果如下：

?駐ACS=L（ACit，ACi0）ln（） （6）

?駐ACF=L（ACit，ACi0）ln（） （7）

?駐ACI=L（ACit，ACi0）ln（）（8）

?駐ACR=L（ACit，ACi0）ln（） （9）

?駐ACrsd=?駐AC-?駐ACS-?駐ACF-?駐ACI-?駐ACR

=ACt-AC0-L（ACit，ACi0）（ln（）

+ln（）ln（）ln（））

=ACt-AC0-L（ACit，ACi0）ln（）

=ACt-AC0-ACit，ACi0）

=0（10）

式中，L（ACit，ACi0）=（ACit-ACi0）/（lnACit-lnACi0）

即這是一個完全分解，不帶有殘差。

對式（5）兩邊取對數，可得：

lnD=lnDt-lnD0=lnDS+lnDF+lnDI+lnDR+lnDrsd（11）

由式（5）和式（11），可得：

=====（12）

假設為任意常數，設=

=L（ACit，ACi0）（13）

則有式（12）和式（13）可得：

DS=exp（L（ACit，ACi0）×?駐ACS）（14）

DF=exp（L（ACit，ACi0）×?駐ACF） （15）

DI=exp（L（ACit，ACi0）×?駐ACI）（16）

DR=exp（L（ACit，ACi0）×?駐ACR） （17）

Drsd=1

三、數據來源、處理及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所用能源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9》；人口數據和GDP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0》，其中GDP數據已經由作者換算成1978年可比價格；能源碳排放總量數據依據式（1）計算得到；各種能源碳排放系數據見表1，計算結果見表2。

（二）人均能源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

本文依據Ang等[8]人1998年研究中國工業行業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分解因素，把影響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變化的因素分解為能源結構、能源碳排放強度、能源強度和經濟發展四個變量。文中假設Fit不變，即各能源碳排放強度不變，所以?駐ACF=0，DF=1，也就是說影響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變化的因素為能源結構、能源強度和經濟發展。本文研究的基期為1981年，依據公式（6）―（9）和（14）―（17）計算可得表3的結果。

從圖1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對于基期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變化總體上呈現增長趨勢，其中1982―1996年相對于基期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變化較為緩慢，呈逐年較平穩增長，2002―2008年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對于基期的變化顯著。特別是2002年以后，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年均增長率為10.03%，略低于中國人均GDP年均增長率10.69%。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對于基期的變化從1996―1998年有一個下降的階段，盡管降幅較??；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對于基期的變化從2007年以后增幅開始顯著收窄，2000―2007年，后一期比前一期的能源碳排放總量增幅都在1 000萬噸以上，但2008年僅比2007年多排放約400萬噸。

經濟發展與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增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引起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因素。從圖1中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曲線對人均能源碳排放曲線的走勢具有決定性作用，其對人均能源碳排放曲線的向上拉動作用顯著，這也符合人們的預期。經濟發展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呈現先增大、再減小，最后增大的趨勢，這主要與國民經濟的產業結構有關，1990年三大產業的比例為27.1∶41.3∶31.6，2008年則為10.7∶47.4∶41.8，第二產業占比的增加導致了人均碳排放的快速增長。能源結構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影響先呈現正相關，而后呈現負相關，開始起到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增加的作用，其拐點出現在1995年，但是能源結構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對于基期變化的影響有限，貢獻很小，主要原因是非化石能源的供給總量較小。值得注意的是，能源結構對于人均能源碳排放量變化的抑制作用近來年有加大的趨勢。能源強度相對于基期的變化呈現出逐步加大的趨勢，是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因素，但弱于經濟發展對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長的貢獻，且其貢獻有減緩的趨勢。

為了進一步分析各因素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率的趨勢，我們將各因素對人均能源碳排放變化的影響分為拉動因素和抑制因素，拉動因素為經濟增長，抑制因素為能源強度的降低。由于能源結構在1995年以前對人均能源碳排放變化起到了微弱的促進作用，而后開始起到微弱的抑制作用，故能源結構因素貢獻率數值在很接近數值1的上下微弱變動。根據經驗可知，非化石能源在消耗的總能源中的占比越大，其總能源碳排放量越小，在人口數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能源碳排放也越小。綜合以上分析，能源結構的變動也作為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因素考慮。為了方便觀察，我們將抑制因素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取倒數，即為人均能源碳排放降低的貢獻率（見圖2）。

從圖2可以看出，拉動因素（經濟發展）對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型增長，且各階段的貢獻率明顯大于抑制因素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率，加上能源結構變化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率微弱，從而導致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呈逐年增加趨勢。能源強度在2002年以前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率逐步上升，但是在2002―2004年有一個快速下降的趨勢，之后貢獻率開始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從2002年開始中國的經濟開始了新一輪的快速增長，截至200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達25.85%，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年均增長率更高達26.02%；此時中國的國民經濟也開始了再次重工業化的趨勢，對能源的需求量快速擴大，而能源利用技術卻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提高，相反經濟的快速發展還催生出了盲目投資，經濟結構調整有走回頭路的趨勢。2004年以后，能源強度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率止跌反彈，逐步開始提高。筆者認為這主要得力于2004年11月國家出臺了節能領域的第一個中長期規劃――《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2004―2020年）》；其后國家先后對焦碳、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耗能行業出臺了一系列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的政策文件。在此期間，電冰箱、空調器、洗衣機、照明器具等數十類產品的能效標準相繼出臺，《夏熱冬冷地區居住建筑節能設計標準》等一系列與建筑節能設計有關的標準與規范也陸續頒布，這些文件對2004年以后能源強度對人均能源碳排放貢獻率的增加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通過以上分析，筆者發現能源強度的降低對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量隨經濟規模的增長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2002年以后，由于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其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顯著超越了能源強度降低的貢獻，盡管能源強度的貢獻在逐步增加，能源結構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貢獻值由正轉負，即由加劇人均能源碳排放到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

四、結論和建議

綜上可知，自1982年以來，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主要呈增長趨勢，且增幅成指數型增長，其中1996―1999年增幅略有下降，2002―2007年增速顯著加快，但2007年以后增速放緩，可能出現下降的趨勢。而抑制中國人均能源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強度的降低，而能源結構的改變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變化先有拉動作用，而后出現抑制作用，但效果不顯著。能源強度在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的作用具有階段性，開始抑制作用明顯，中間有一個調整過程。近年來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有不斷放緩的趨勢，但是其和能源結構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仍然沒有超過經濟增長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拉動作用，故人均能源碳排放總體上呈現增長趨勢。

減少人均能源碳排放，應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中國工業化發展現狀出發，將節約能源，降低能源強度，即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作為減少人均能源碳排放的長遠戰略方針。一方面要堅決貫徹“開發與節約并重，近期把節約放在首要位置”的能源發展方針，另一方面要進一步落實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業過快增長，加快實施淘汰落后生產能力的節能減排政策，有效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第二，優化能源結構，進一步加大非化石能源總量的供給，逐步提高天然氣、核電、水電和太陽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在總能源消耗中的比重?？紤]到中國人均水資源緊缺，在水電開發的時候，要注重統籌利用，加大太陽能、風電的開發力度，同時大力發展核電，增大核電能源的供給，有效改變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

第三，應大力發展60萬千瓦及以上超（超）臨界機組、大型聯合循環機組，提高能源轉換效率。加快建設百萬千瓦級大型先進壓水堆核電建設，推進高溫氣冷堆、核中子增殖反應堆、核聚變反應堆等技術的研發應用，真正實現零碳排放。

第四，加快技術升級，推廣節能減排技術的應用，在高效利用煤發電技術、建筑節能、清潔生產等方面組織科研攻關，攻克消耗能源總量大和高耗能領域中的關鍵節能技術，重點發展冶金、制造、水泥、化工等行業的節能減排技術。

第五，轉變經濟結構，加快產業升級。遏制對人均能源碳排放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的第二產業不合理的增長，堅決淘汰高消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落后產能，轉變國民經濟再次重工業化的不合理趨勢。充分利用財政和稅收等手段，發揮市場對經濟結構調整的靈活性和決定性作用，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不斷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有效地引導國民經濟走上低碳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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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W Ang， F.Q Zhang and K-Hong Choi. Factorizing change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through decomposition［J］. Energy，1998，（6）：489-495.

Factor Decomposi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pproaches Analysis on China's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Zhu Mingxu, Huang Shaopeng, Sun Na, Xu Guanyu

（Research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s & Economics, Bengbu 23304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population and GDP data in China for the period of 1981-2008, and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energy intensity and energy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lead increase of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restrains emission increase of per capita carbon; and changes in energy structure play a driving role on increasing carbon emission before 1997, then play an inhibitory action in emission, but the contribution is not significan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ribution trend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篇(4)

摘要：為了從產業結構調整角度對陜西省碳減排政策設計提供決策依據，選擇能源消費、生產鏈、消費需求視角，基于2007和2012年投入產出表，采用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和EIO-LCA模型分別測算陜西省2007和2012年30個細分部門的直接碳排放和間接碳排放，構建碳減排效應模型分析各細分部門的2007和2012年的碳減排變化。結果表明，直接碳排放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等基礎性能源部門的碳排放量較高；間接碳排放中，建筑業、其他服務業隱含碳排放量較高，而“流出”間接碳排放對最終需求引起的碳排放貢獻最大；在碳減排政策設計中，上述部門應該成為碳減排的重點領域。

關鍵詞：陜西??；碳減排；EIO-LCA模型；產業結構調整；投入產出分析

發展低碳經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陜西作為能源生產和消費大省，發展綠色環保的低碳經濟是必由之路?！秶鴦赵宏P于印發“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中，陜西省的目標是單位GDP碳排放下降15%。陜西省目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期，經濟發展與碳排放需求持續上升。為了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降低碳排放，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是重要途徑之一。因此，系y測算陜西具體產業部門的碳排放量，分析各部門的碳減排潛力，對于有針對性地設計碳減排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目前關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測算、碳強度因素分析、碳排放格局及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碳排放測算方面：一種是以生產者視角的碳排放清單核算框架為主，此方法主要是利用IPCC核算體系，對各部門的直接碳排放進行測算，但這類方法存在“碳泄漏”及排放公平性問題；另一種是基于需求者視角的隱含碳排放測算，主要利用投入產出法核算整個經濟系統的直接和間接碳排放，即進行“碳足跡”追蹤。國外學者運用碳足跡研究了中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國際貿易的隱含碳問題，Shui等利用經濟投入產出生命周期評價軟件計算了美國出口到中國的隱含碳排放量；國內學者計軍平建立了EIO-LCA模型分析了溫室氣體排放在部門間的分布結構；唐建榮等對江浙滬地區隱含碳排放進行了估算，石敏俊等應用2002年中國省區間投入產出模型，定量測算了各省區碳足跡。碳強度因素分析方面，徐國泉等采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分解法分析了1995～2004年間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和經濟發展等因素的變化對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崔佳運用LMDI法將中國碳排放強度的驅動因素分解為技術因素、能源消費結構因素、能源強度因素和產業結構因素，并結合相關數據對中國碳排放強度驅動效應進行測度；張旺等利用LMDl分解研究了北京能源消費排放增量增長的驅動因素；雷厲通過構建“LMDI分解模型”，認為產業結構變化通過促進能源強度的增加，間接推動了碳排放量的增長。碳排放格局及其與經濟增長關系方面，張雷等試圖通過產業一能源關聯和能源一碳排放關聯兩個基本評價模型，解析中國碳排放區域格局變化的原因；杜婷婷等以庫茲涅茨環境曲線（EKC）及衍生曲線為依據，對中國C02排放量與人均收入增長時序資料進行統計擬合得出中國經濟發展與C02排放的函數關系；趙愛文等選取1953～2008年中國碳排放量和經濟增長數據，運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關系，研究了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以往的研究在分析宏觀層面的產業結構變化帶來的碳排放效應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微觀的具體行業部門的碳減排問題力有不逮。投入產出模型與生命周期理論相結合即經濟投入產出生命周期評價（EIO-LCA）是分析計算微觀部門生產全過程隱含碳排放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擬運用IPCC碳排放核算辦法及EIO-LCA模型，分別從消費、需求等角度對陜西省各細分部門的直接和隱含碳排放情況進行測算，并對比分析2007和2012年各部門碳排放的結構變化，構建碳減排效應模型對各部門的碳減排效應進行分析。研究結論為政府制定碳減排政策及產業發展政策提供了決策支持。

篇(5)

關鍵詞 碳排放;經濟發展;各省區;脫鉤指標;因果鏈分解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5-008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5.015

中國的碳排放量位于世界前列，特定的發展歷程和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決定了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的碳排放量必將大幅度上升。中國從自身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出發，本著對本國和世界人民負責的態度，提出到2020年碳排放強度相對于2005年下降40%-45%的減排目標。由于碳排放的變化受到自然資源及經濟社會條件的制約，因此深入研究國內各省區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的脫鉤關系，對制定合理的減排政策和措施，如期完成向國際社會做出的減排承諾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根據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具體國情，我們認為對相對指標的分解更有意義，這一點從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做出的到2020年碳排放強度而非碳排放總量降低40%-45%的承諾中可以看出，這也是本文構建Tapio脫鉤彈性指標對1999-2008年十年間我國各省區①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脫鉤關系進行測度，并對脫鉤指標進行因果鏈分解的主要原因彈性指標與恒等式相結合的分析方法不受計量單位變化的影響，具有完全分解的優點，而且是對相對指標

的分解，在減排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具有更強的指導意義和應用價值。

1 關于脫鉤理論的文獻綜述

脫鉤(Decoupling)一詞最早用于物理學領域，表示兩個物理量之間不同的變化趨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為探討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聯性，將其應用到環境方面，“脫鉤”也

隨即成為測度經濟發展與物質消耗或生態環境之間的壓力狀況、衡量經濟發展模式可持續性的工具。近年來國外學者越來越多的注重將脫鉤指標運用在溫室氣體減排領域的研究。如OECD對其30個成員國39個指標作為其環境與經濟脫鉤指標進行了脫鉤分析；Juknys利用初級與次級脫鉤概念，分析立陶宛的脫鉤情形；Herry Consult GmbH等對奧地利的經濟增長與運輸業需求情況做了脫鉤分析；David Gray和Jillian Anable對蘇格蘭地區經濟增長與交通運輸量及碳排放之間的脫鉤情況做了研究。

目前國內關于脫鉤研究的文獻還較少，大多集中在節能領域，這反映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節能相對于減排顯得更為緊迫，而且節能也是減排的主要途徑之一。趙一① 由于統計方法不成熟和體制變動等原因，這種情況在時下的中國普遍存在。

平，孫啟宏，段寧［1］、王虹，王建強等［2］通過引入脫鉤理論，對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量之間的脫鉤關系進行了測度與分析；鄧華，段寧［3］ 介紹西方研究經濟增長與物質消耗關系的“脫鉤”理論的兩種主流評價模式，并對在循環經濟中的運用做了研究說明；諸大建，朱遠［4］通過引入生態效率這一指標，將脫鉤理論運用到循環經濟的發展中；李效順，曲福田等［5］ 對如何在耕地占用與GDP增長之間建立脫鉤指標體系并加以運

用進行了研究，并解釋了脫鉤狀態與指數發生變化的具體原因。

從以上可以看出，國內學者對脫鉤理論的研究大多是將其運用到能源、環境、循環經濟測度及農業領域，把脫鉤理論應用到溫室氣體減排領域的研究并不多見，臺灣地區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則較為領先。臺灣學者李堅明對臺灣的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指標進行了研究；大陸目前只有李忠民、慶東瑞［6］利用OECD脫鉤指標及Tapio脫鉤指標對山西省工業經濟的增長與二氧化碳脫鉤關系進行了測度；莊貴陽［7］運用Tapio脫鉤指標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20個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在不同時期的脫鉤特征進行了分析。但上述研究只是對某一國家或地區總體或部分產業發展產生的碳排放進行因素分解，缺乏對不同省區情況的具體研究，因而得出的政策建議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鑒于此，本文采用Tapio脫鉤彈性指標研究我國各省區1999-2008十年間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脫鉤關系并對其進行因果鏈分解，分析各省區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鉤彈性與狀態變化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不僅不受計量單位變化的影響，具有完全分解的優點，而且是對相對指標的分解，在減排的國際大背景下，對國內各省區開展減排工作具有更強的指導意義和應用價值。

2 脫鉤指標構建模式及本文脫鉤彈性指標的構建

脫鉤指標的構建有兩種模式，即OECD脫鉤指標構建模式和Tapio脫鉤指標構建模式。

OECD脫鉤指標：OECD指標構建模式主要是描述環境壓力（狀態）與驅動力變化的關系，以溫室氣體排放為例，二氧化碳排放為環境壓力（Environmen Pressure簡稱EP）,GDP為經濟驅動力（Driving Factors,簡稱DF），如果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率快于GDP增長率，則稱兩者呈現脫鉤關系。脫鉤關系分為兩種狀態，如果兩者的增長速度都為正，但經濟增長率高于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率，成為“相對脫鉤”；如果經濟穩定增長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反而減少則為“絕對脫鉤”。OECD為衡量脫鉤指標構建變化，首先建立脫鉤指數（Decoupling Index）與脫鉤因子，見式(1)和式(2)，下標0表示基期，T表示末期。

脫鉤指數DI=[SX(B]EPTDFTEP0DF0(1)

脫鉤因子=1-脫鉤指數(2)

Tapio脫鉤指標：Tapio(2005)［8］在研究1970-2001年間歐洲經濟發展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時引入交通運輸量作為中間變量，將脫鉤彈性分解為運輸量與GDP之間的脫鉤彈性和運輸量與總體碳排放量之間脫鉤彈性（一般稱為產業發展彈性和產業排放彈性），將兩式相乘，便得到一般的脫鉤指標計算公式，見式(1)。

其中e(CO2,GDP)表示經濟發展與碳排放之間的脫鉤彈性指標，V為交通運輸量。Tapio根據脫鉤彈性值的大小定義了八種脫鉤狀態，如表1所示。

從以上比較中不難發現，Tapio脫鉤指標具有OECD脫鉤指標難以比擬的優勢。首先，OECD脫鉤指標對時間段基期的選擇過于敏感，選擇不同的時間基期計算出的脫鉤指標結果常常差別很大，不利于脫鉤狀態的判定；其次，Tapio脫鉤指標本質上是同一種彈性分析，這種分析方法不受統計量綱變化的影響①，并且可以對脫鉤指標進行因果鏈分解，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因素的變化對脫鉤指標變

① 因為工業用能占我國總體能源消費量的絕大部分，故工業領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會導致該彈性小于1。

② 這里的表述不大符合日常的表達習慣（表述為GDP對工業增加值彈性的倒數也許更好），但這純屬是出于構造因果鏈的需要。該彈性值大于1，表明工業在整體國民經濟的比重增大。

③ 可以用某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來衡量，這里選用工業總產值對GDP的彈性來度量。

化的作用，這對中國制定合理的減排政策和措施，完成向國際社會做出的減排承諾顯然更有意義；另外，Tapio脫鉤指標相對于OECD脫鉤指標而言對脫鉤狀態的劃分也更為精細，能更精確地反映出不同地區及同一地區不同時段經濟發展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

本文采用Tapio脫鉤指標并運用恒等式對其進行因果鏈分解，將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鉤彈性分解為三組中間變量彈性的乘積，即碳排放與能源消費量之間的彈性、能源消費量對工業總產值(Gross Industrial Output,簡稱GIO)之間的彈性①和工業總產值對GDP彈性②，分別稱為減排脫鉤指標、工業節能脫鉤指標和工業發展脫鉤指標。其中碳排放與能源消費量之間的彈性表達式如下：

e(CO2,E)=

ΔCO2CO2/ΔEE[JB))](4)

因為不同種類能源的碳排放系數不同，所以該指標主要與能源消費結構有關。由于在主要能源種類中煤炭的碳排放系數最大，而我國能源結構中以煤為主，煤炭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比重增大將導致這一指標的上升，后面的實證分析也證實了這一點。

能源消費量對工業總產值之間的彈性是衡量工業能源利用效率的主要指標，二者的彈性值如下所示：

e(E,GIO)=

ΔEE/ΔGIOGIO[JB))](5)

不同產業單位產值的能耗不同，相對而言，每單位工業產值的能耗要大于農業和服務業，同樣，每單位重工業的產值要大于輕工業，所以產業結構的變化通過每單位能耗的變化進而影響碳排放量。工業增加值與GDP之間彈性表達式如下：

e(GIO,GDP)=

ΔGIOGIO/ΔGDPGDP[JB))](6)

將以上(4)、(5)、(6)式相乘可得：

e(CO2,GDP)=e(CO2，E)e(E，GIO)e(GIO，GDP)

(7)

通過以上介紹不難發現，利用恒等式構建Tapio脫鉤指標的實質就是引入一個或多個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有關的中間變量，例如能源消費量或（和）某一產業的發展狀況③，不同變量之間彈性乘積的最終結果為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脫鉤彈性指標，進而構造對脫鉤彈性指標進行分解的因果鏈，從不同中間變量之間彈性與1的大小比較中可以看出其對脫鉤指標變化的作用，若大于1，表示對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脫鉤彈性指標的上升起正向作用；反之，則起負向作用。

數據來源：GDP、工業總產值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并按2008年不變價格計算，能源消費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碳排放量采用IPCC（2006）推薦的方法計算得到。

該方法不僅考慮了不同能源碳排放率的不同，而且還考慮到其在固碳率、氧化率等方面的差異，因而更加準確、合理。

3 實證分析

通過計算各省區1999-2008十年間碳排放量、GDP、

能源消費量和工業增加值的平均變化率，我們得到了表2。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對表格以碳排放年均變化率為標準進行了降序排列。

從表2可以看出，近十年來我國各省區碳排放量均呈

現出增長的態勢，但增長率不盡相同，其中海南、內蒙古和寧夏三省區增長最快，反映了其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和不

可持續，而作為重工業基地的吉林、遼寧和黑龍江三省碳

排放量增長率位于各省的后列，反映了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以來其經濟增長方式的明顯好轉。為了判斷各省區經濟發展和碳排放之間的脫鉤關系，用各省區碳排放量平均變化率除以GDP的平均變化率，我們得到了各省區1999-2008年的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脫鉤指標，并對脫鉤指標進行了因果鏈分解，見表3。同樣為了

便于分析，我們對表格以脫鉤彈性指標為標準進行了降序排列。

從表3可以看出，除海南外的大部分省區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脫鉤關系處于弱脫鉤狀態，說明其經濟增長速度快于其碳排放增長的速度，減排工作初見成效；絕大部分省區的工業節能彈性小于0.8，處于弱脫鉤狀態，說明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快于能源消費量的增長速度，近十年來工業領域能源利用效率有了顯著提高，這一點在作為能源基地的山西和作為重工業基地的東北三省表現特別明顯，工業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為近十年來全國總體能源和碳排放增長速度的減緩起到了主要作用。但超過一半省區的工業發展彈性和減排彈性都大于1，處于擴張負脫鉤或增長連結狀態，說明經濟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結構呈現“重型化”傾向以及在新能源開發領域的不足，導致煤炭等高排放能源品種在能源結構中的主體地位進一步加強，能源消費結構呈現惡化的趨勢，所有這些會導致對以后減排工作形成不小的挑戰。

4 結論與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得到以下幾點結論與建議：

（1）開展節能減排工作與發展低碳經濟應因地制宜。

不同省區各驅動因素對碳排放變化的貢獻率差別很大，說明各省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及條件存在巨大差異，因此在制定各省區碳減排和發展低碳經濟政策時應因地制宜：東部發達省區經濟技術條件較成熟但資源匱乏，應著力發展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產業，為我國溫室氣體減排做

出主要貢獻；中西部省區經濟技術條件落后但資源豐富，減排的重點和目標應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強度為主。

（2）利用科技提高能源效率和優化能源結構，發展可再生、清潔能源是現階段減排的重點和有效途徑。

根據Kaya恒等式［9］，碳排放的變化主要取決于四方面的因素即人口、人均GDP、能源強度和能源結構。由于人口增長具有很強的慣性，短時期內不可能出現大的改變，而人均GDP是一國或地區政府努力追求的發展目標。因此，我國要想在短時期內減緩碳排放，只有充分利用技術上的節能減排空間。首先，加大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傳統能源清潔化利用技術方面的投資與研發力度；其次，實施能源結構多元化戰略，加大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重點發展如生物質能、太陽能、水能、風能等低碳或無碳能源。此外，對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的我國而言，碳捕獲和封 存技術（CCS）也是值得關注的領域。

（3）積極開展制度創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實現減排與發展經濟的雙贏。

適宜的氣候作為一種寶貴的資源，其最大屬性就是公共物品屬性，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必然會出現“搭便車”的現象，最終導致“公地悲劇”的發生?！毒┒甲h定書》所倡導的清潔發展機制（CDM）、聯合履行（JI）和國際碳排放交易機制（IET）對近年來減緩全球碳排放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國內我們也可以設計類似的市場減排機制，不同發展水平的地區、省份或區域之間可以開展類似清潔發展機制、聯合履行的合作項目，而企業則可以作為主體加入到碳排放交易的行業中來。只有將減緩碳排放的要求與發展地方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企業競爭力結合起來，才能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4）加大對節能減排的宣傳力度，使每一個公民都能行動起來，為節能減排作出應有的貢獻。

人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基本元素，節能減排離不開全體國民的參與。建議：第一，政府加大電視、廣播等媒體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的宣傳力度。第二，將溫室氣體減排的理念、方法和技術納入到中、小學課程中，使公民從小就樹立起節能減排的良好道德風尚。第三，定期組織開展節能減排的社會公益活動，使群眾感受到溫室氣體減排的重要意義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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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ng on the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Each Province in China

SUN Yaohua LI Zhongm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China)

Abstract Pollutants reduction becomes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therefore,analysis of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each province in China is of great value. Tapio Decoupling Index is us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each provinces from 1999 to 2008.The conclusion is that, in the last decade,the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most provinces is in the state of weak decoupling,reflecting that the much work on energy saving and pollunants reduction had been paid off.After decomposing the decoupling index with the causal chai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energy efficien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crease of the acceleration for carbon emissionss speed .Though many mu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on the road of pollutants reduction.Firstly, in recent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dustrial output in national economy has increased, the“heavy industry trend”of economic structure leads to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energy.Secondly,due to 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in China, the main position of coal in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has been strengthened,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ing carbon emissions caused by each unit of energy consumption. The “high carbon”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consumption becomes a big challenge to future emission reduction.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advices on pollutants reduction.

篇(6)

關鍵詞：低碳經濟 碳會計 低碳發展 低碳人才

近年來，“低碳”一直是社會的熱點。后經濟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環境進一步惡化。鑒史觀今，我國只能走科學發展之路。這就要求我們改變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換取經濟增長，實現節能環保、集約化的經濟發展方式。低碳經濟不能只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應在碳會計的促進下落實到實踐中。

一、低碳經濟與低碳會計相關內容

（一）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基礎的經濟模式，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低碳經濟具有可持續性，可持續性不僅指經濟要堅持可持續發展，對資源、環境和社會的發展也要堅持可持續化，應做到三者的協調統一。

目前，低碳經濟正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完善低碳經濟政策，引導企業從事低碳經濟活動，逐漸成為各國的共識。經濟的發展是會計發展的土壤，低碳經濟的發展內生性地要求相應的會計準則或者體系來維護與促進其發展，加之會計學界開始日益關注全球氣候變化引起的會計問題。由此，碳會計的產生以及受到追捧也將是必然的趨勢。

（二）碳會計

低碳經濟背景下，企業需要選擇低碳生產方式，改進企業的生產工藝過程，減少產成品中碳的成分，降低碳排放量。而會計是以經濟交易或事項為核算和監督對象的，低碳經濟的發展無疑會對會計核算內容、核算方式產生影響。同時，為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有必要把低碳經濟活動納入會計核算的范疇，構建碳會計體系，設置單位利潤碳排放、單位產品碳含量等財務指標控制低碳經濟行為。企業未來的生存與發展，需要碳會計的單獨反映和監督。有學者指出，基于碳排放或交易的會計事項應突破傳統會計框架的局限，應設置一個類似于社會會計中的碳賬戶對其不確定性和風險進行處理。

碳會計是在傳統會計的基礎上，反映和控制社會環境資源，促進環境與經濟之間的深層融合與協調發展的會計體系。從最新研究進程看， 碳會計被定義為一門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主要是對企業履行低碳責任、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進行確認、計量、報告，其目的是幫助企業實現節能減排的會計學科。碳會計主要是對碳排放、碳交易及報告披露等經濟活動進行的核算與監督，并為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相關的決策信息。碳會計主要涉及：碳排放配額的財務會計處理、與碳排放相關的風險（或不確定性）核算與報告、碳會計信息披露和管理以及碳成本管理和戰略發展等。

二、低碳經濟模式與碳會計的內在關系

低碳經濟與碳會計有著密切的聯系，兩者的精神實質和發展宗旨都是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促進了碳會計的出現，而碳會計又推動著低碳經濟，加速健康環保的投資、生產和消費模式的形成。兩者有著共同的交點，即環境、資源和人，最終實現三者的協調統一。 本文從哲學角度對二者關系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碳會計與低碳經濟的對立統一性。二者對立性主要表現：低碳經濟是描述的一種發展理念，是意識的；碳會計是對一種經濟發展形態的管理活動，是物質的。二者的統一性是主要的，主要表現在目標的一致性：低碳經濟模式的主要目標是應對氣候變化、保障能源安全、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碳會計是以自然資源耗費應如何補償為中心而展開的會計，它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會計反映環境和資源問題，并使環境和資源信息最大限度地影響人們的行為。所以，碳會計與低碳經濟的目標一致，即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同資源、環境及生態之間的關系，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梢?，低碳經濟與碳會計都高度重視生態環境和物質循環規律，合理開發和利用資源，努力提高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從而達到可持續發展，實現人和自然的協調統一。

其次，低碳經濟為碳會計提供理論與實踐依據。低碳經濟是將能源、環境、經濟三者聯系起來的一種可持續發展理念和模式。理論上，低碳經濟是一種發展理念，而會計作為反映和控制企業經濟活動的一種管理活動，需要根據經濟的發展來完善并豐富其傳統的理論和方法，以便把企業生產活動需要消耗的能源及其所引起的外部環境損害代價進行如實反映并進行控制，使企業會計能全面、真實地反映經濟活動內容，并考核其成效。實踐中，低碳經濟是一種發展模式，企業的經濟活動要考慮到環境與資源因素。這就要求會計核算體系對其進行反映。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確立，為把環境資源以及碳排放納入會計核算系統提供必要的理論準備和實踐依據。

第三，碳會計是實現低碳經濟的必要手段。低碳經濟模式要求減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在社會與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既要做到能源的可持續、有效利用，又要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企業作為社會生產的主導力量，是發展低碳經濟的主體，企業構建并實施完善可行的碳會計體系，將量化的碳會計信息運用于對企業履行環境義務、承擔環境責任的評價中，評價企業是否能做到降低能耗、污染、排放和提高效能、效率、效益，這是低碳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實現低碳經濟的必要手段。

三、我國低碳經濟與碳會計的發展思考

中國是全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國家，中國的能源利用情況不僅對全球經濟有重大影響，也對全球氣候起決定性的作用。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致使我國的碳排放量較高，但我國的人均資源量很低，所以低碳經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必經之路，碳會計則是實現低碳經濟的重要手段。

（一）我國低碳經濟與碳會計發展現狀及分析

理論方面：近年來，中國在低碳經濟理論研究方面進展較快，低碳經濟內涵，低碳經濟發展路徑、機制和政策，碳排放權交易、碳稅等方面理論發展較為豐富。相比較下，碳排放會計研究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主要集中于碳會計國際發展的經驗評價和初步的碳會計重要性介紹，而對于碳會計基本理念澄清以及碳信息披露狀況描述，碳排放會計核算與報告理論基礎、核心內容的解釋，則理論研究與實踐經驗相對脫節。簡而言之，我國低碳經濟與碳會計的核算與披露方面缺乏明確有效的法律法規及政策支持。我國當前與環境有關的法律制度在會計領域有《企業會計準則》和《企業會計制度》，在環境領域有《環境保護法》等法律，但這些法律法規制度缺乏具有我國特色的碳會計法律理論體系。而且我國碳會計制度和準則的制定才剛剛起步，缺少可執行的國家級相關制度的約束力。在相關制度的執行方面缺乏統一的規范、準則及指南，使碳會計在企業實務中缺乏操作性，導致大部分企業在核算和披露中與監管方的要求及信息相關者的關注點不一致，導致信息失真，損害信息的公信力及可信性。

實踐方面：1988年5月29日，我國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作為發展中國家，現階段沒有減排責任。此外，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政府及社會方面對此“作為”不夠。目前我國現階段很多企業僅對環境訴訟等特定事項進行披露，對不利于自身影響的環境污染事件閉口不談。同時加上政府缺乏對于企業污染的監管和社會對企業污染的過于容忍，以及社會中介機構很少提供碳會計相關的服務和咨詢，使得企業對于披露相關事項有很大的隨意性，嚴重損害了環境信息真實性。同時，我國的法律目前也并未對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做相應的限定，所以碳減排在中國并不構成一種義務。

（二）低碳經濟與碳會計發展建議

1.增強低碳觀念與低碳信息需求。政府及相關部門應增強大眾及企業的低碳意識，使他們認識到實施低碳經濟與低碳會計對于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增強他們對于低碳信息的需求，對個人與企業形成輿論壓力。

2.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狀況，不斷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及理論體系。政府部門要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低碳經濟發展所需的各種規范指南，規范個人、企業、政府等部門及組織的行為。此外，還應結合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修訂我國的會計制度與會計準則，加強相關的理論研究，為我國低碳會計相關工作的開展提供充分的理論依據。

3.執行、監督、創新并行。首先，健全的法律制度及理論體系使得低碳經濟及低碳會計的發展有據可依，根據我國具體國情，政府相關執行部門應據此合理規范個人與企業的行為，并采取一定激勵措施；其次，社會及各監管部門應盡快制定低碳經濟發展與低碳會計信息披露準則體系，對經濟行為及相關會計信息的合法性、真實性進行監督，確保執行效果；此外，低碳經濟時代，企業應發揮市場主體作用，加強創新，改變在世界產業鏈的不利位置。政府應當加強國際的交流與合作，整合和利用國際資源，鼓勵個人及企業開發新的低碳技術。

4.培養低碳人才。低碳人才即低碳經濟基本內涵下所需的綜合型人才，是具備集經濟、管理、生態、環境、資源等多個領域的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包含低碳會計人才和低碳技術人才。低碳人才主要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如何使企業的經濟活動真正實現低碳經濟的“三低”（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 “三高”（高效能、高效益、高效率）目標，這就要求低碳技術人才將低碳經濟的理念貫徹到具體的企業經濟實踐中，解決經濟發展和環境生態問題，真正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生態的和諧。二是如何將低碳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活動納入會計核算與管理的范疇內而形成較為完善、實用的碳會計理論體系、規則體系和實務體系，以此服務于低碳經濟，從而走好低碳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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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碳排放；農業經濟增長；關系

中圖分類號：F323.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70133157

最近這些年，因為全球化越來越深入，各國經濟發展越來越飛速發展，然而環境的生態破壞現象確越來越嚴重，現在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成為世界上人們廣泛關心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但是從我國農業發展的角度來看，最近這些年來我們國家的農業經濟正在以騰越式的速度在飛速發展，但是這樣做隨之而來的便是能源浪費現象的加劇，所以什么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如何減少二氧化碳在農業經濟增長的排放量成為當今人們特別關注的問題。所以在此種情況下，積極加快加強碳排放與農業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1 碳排放與農業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方法

碳排放基礎上的 EKC 模型，本文在對碳排放與農業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進行探討的過程中， 對特別簡約式的回歸方程進行了大量的應用，這是建立在環境質量 - 經濟增長之上。在本文的研究中，假設碳排放不受到其他別的因素的影響，那么他受到唯一的影響的因素便是經濟發展，其相關方程關系式如下圖：lnyi = a+b 1lnxi +b2（lnxi）2 +b3（lnxi）3 +e i [1]。在本文中，設第 i 年， 農業產生的碳排放量即用yi 來表示；那么第 i 年，農業經濟發展的水平便為 xi；截距這一項為 a，其他主要為技術性以及人口等其他非控制因素； 隨即誤差項應該可以用ei 來表示；如果當 i 取不同值時，則bi 代表的含義也各不相同。比如，如果當 b3 不為 0 的時候，則說明“N”型或倒“N”型曲線關系與于 xi 同碳排放相關；如果說當 b3 為 0 時，但是 b 1 又不為 0、而b2 為 0，那么說明單調的線性關系也存在于 xi 同碳排放之中。

2 碳排放與r業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

本文在對碳排放同農業經濟增長關系進行深入的研究的過程中，應該對技術的效應、經濟效益和人口效應進行簡單的，詳細的分析， 以之來促使發現農業經濟增長同碳排放之間的關系更加明顯。許多數據，許多實例都在充分告訴了我國家在進行對二氧化碳排放量調整的歷程中，我們國家對農業能源的整體結構的調整起到了十分卑微的作用。并且在這么多年中，農業能源消費的整個結構在我國的變化也是十分小的，比如電力、煤炭和柴油仍然是我們國家能源消費中的3個主要類型，其所占比例大約占到9.96%、35.18% 和 39.50%，并且我國在未來非常長的時間段內，我國的這一主要結構不會較大的變化。從這個的能源效應的例子中這充分說明了，二氧化碳排放是無法伴隨著能源結構的變動而變化的，甚至反而會產生上升的趨勢，從這一現象來開，這從充分證明了在現階段的我國不但沒有十分有效的優化農業能源的結構，甚至反而使之產生了輕度的惡化趨勢。并且我們從技術效應的這個角度來看，來觀察，我國的能源甚至其呈現出負的年平均值，這種現象說明了在二氧化碳排放過程中農業得以有效緩解，農業生產技術的迸發式的進步發揮了許許多多的重要的功能，這一種現象也較為充分表明，我們國家的農業要在未來的發展中想實現低碳農業的目標，必須加大農業技術的研究力度。然而，最近這些年來，世界上比較大的波動產生在農業技術效應數值當中，其中也沒有什么規律可以遵循，這重要的說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受到農業人口規模的影響比較小。可以從幾個階段對人口的效應進行詳細的劃分，比如當農業人口數量發生較大的變化，或著在社會經濟飛速騰躍式發展的過程中，這還會導致能源價格的不斷提升，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在日常生活的低碳意識便會有所提升，所以會在生產和生活的行為中更加注重能源的節約與利用，這一做法有利于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3 結論

我們國家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幾個農業大國，農業的發展是同我國國民的經濟的建設以及廣大人民的身心健康是有直接關系的，所以在此種情況下，這些年來我國已經加大了農業建設的力度，使人們在農業經濟飛速發展的過程中人們可以更加安居樂業。我國的人們將更加愛國。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