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的經濟學分析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腐敗的經濟學分析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腐敗產生的經濟學分析

腐敗現象是古而有之，國際上有之，關于腐敗的成因，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觀點，下面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腐敗產生的原因。

1.從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出發：我們知道經濟學有兩個基本的假設條件：一是理性人假設條件；二是完全信息的假設條件。合乎理性的人被稱為“經濟人”，“經濟人”在一切經濟活動中的行為都是合乎所謂的理性的，即都是以利己為動機，力圖以最小的經濟代價去追逐和獲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是有需求的動物，其需求取決于他所要得到的東西，只有尚未滿足的需求才能影響行動；人的需求是無窮的，需求是有層次的，一旦某種需求得到滿足，又會出現另一種需要滿足的需求。相對于無窮的需求而言，每個人用以滿足的手段或資源是有限的，這種需求的無限性與手段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就是腐敗產生的最根本原因，即腐敗的最基本動力來源于無限需求與有限手段的矛盾。

2.從商品的等價交換出發：如果把政府官員手中的權力也看成是一種商品的話，那么“權錢交易”是一種不公平交易，不公平表現在：首先權力價值被低價交換給行賄者，行賄者得到權力價值的效用大于行賄者付出的代價，而政府官員滿足這種交易的原因在于他手中的權力來自于政府機關所任命官員的權力影響力。組織正式授予政府官員一定的職位，從而使政府官員占據權勢地位和支配地位，使其有權對下屬發號施令。這種權力價值有時是無法估量的，而獲得這種權力可能是由于機遇而沒有付出任何努力或者僅僅犧牲了一部分個人利益，但這種付出價值遠遠低于手中權力的價值。正是由于“權錢交易”的不平等性才使腐敗行為更容易發生。

3.從經濟社會的現行體制出發：現代經濟學家認為，在現實經濟社會里，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看不見的手”定理并不能完全成立，帕累托最優狀態并不能完全實現。換句話說，現實的市場機制在很多場合并不能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這就是所謂的“市場失靈”?！笆袌鍪ъ`”客觀上要求政府必須在一定的限度內掌握必要的經濟資源和參與必要的經濟活動（如提供公共物品，投資基礎設施，調節收入分配，穩定經濟秩序等等）。這就使得權力與資源的結合在這一體制背景下具有某種天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我們知道，當個人不掌握公共權力時，其欲望的滿足只能憑借個人所能獨立支配的私有資源（如勞動能力，當然也能通過偷盜等其他非法形式來滿足）。相反，政府權力的客觀存在就為掌權者利用公共資源滿足個人私欲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也就是說，權力配置資源是腐敗行為產生的體制基礎。如果沒有這一前提條件，腐敗行為無論如何也不會產生。以上三條分析了腐敗產生的必要條件。

4.從腐敗總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出發：腐敗行為能否發生不僅取決于腐敗產生的必要條件，還依賴于它產生的充分條件。必要條件只是證明了腐敗產生的潛在可能性，充分條件依賴于當權者對腐敗成本和收益的比較。當權者是否腐敗取決于一系列主客觀因素的制約，如當權者的需求偏好、倫理道德、社會輿論、法律法規、權力制衡機制等等。以下借助一個經濟模型來分析腐敗的產生原因及時機，文字表達如下：如果說當權者搞腐敗是為了獲取某種利益，那么，突破上述種種約束的努力就構成其腐敗活動的成本。具體而言，腐敗成本由如下幾方面構成，其一，當權者在做出腐敗決策時，首先就需要突破來自其自身的種種心理障礙，他必須改變其道德觀念，放棄循規守法的操行，面對社會輿論的譴責等等，這些都構成腐敗的心理成本。其二，由于種種體制、法規的存在，腐敗行為一旦暴光，將會受到相應的政紀法規處罰，這是任何一個理性當權者在決定腐敗時所必須考慮的，這種由于腐敗行為敗露而招致的懲罰，可稱其為懲罰成本(C[,pe])。其三，當權者在位時擁有較高的收入和種種“制度特權”（如小車、住房、移動電話等等），另外還存在一些灰色收入如公費旅游、公款吃喝等，如一旦腐敗行為東窗事發，則以上利益就會喪失殆盡，這種風險構成其腐敗決策的機會成本(C[,o])?？偨Y以上論述，可見，腐敗行為既會帶來腐敗收益，也會產生腐敗成本，其中，我們把腐敗的心理成本、懲罰成本和機會成本相加稱之為腐敗總成本。

當權者也是人，他在進行腐敗決策時必然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假設當權者對腐敗行為不能被暴光的概率估計p[,1]，所獲得的收益為R；而對腐敗行為被查處的概率估計為p[,2]，所得到的處罰損失為L，那么他應該得到的期望損益值為：  

E=p[,1]×R+p[,2]×L

當期望損益值大于或遠遠大于腐敗總成本時，當權者才會實施腐敗。

  二、腐敗危害的經濟學分析

1.從不平等的交換分析。從前面的分析可知，“權錢交易”是一種不平等的特殊商品的交易。我們知道有效運作的市場機制自動地配置社會資源，而這種不平等的交易不僅損害國家及公眾的利益，而且會造成社會資源配置得不合理，使大量的人力資源、土地資源、資金資源、技術資源向效率低下的企業和個人流動，使稀缺資源的分布更不合理。公平和效率是困擾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問題。短短20年，中國已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分配嚴重不公的國家。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我們選擇了“效率優先”、“先發展后分配”的發展戰略，經濟領域的改革成績顯著，而非經濟領域的改革步履緩慢，從而導致權力的市場化。權力之手介入資源分配，社會成員各自依據其在社會組織中占據的不同地位進行著一場極不平等的財富積累大賽。這種不平等的市場運作機制既喪失了公平，也不可能得到效率的提高。腐敗行為的這種不平等性最終破壞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原則。

2.從社會總效用來分析?！皺噱X交易”的雙方都從國家及公眾的利益中攫取了大量的好處，使社會分配更加趨向于不合理，造成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已高于國際上公認的警戒標準，而這種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權力介入市場造成的，私營非法收入、政府官員的非法收入對于全社會總的收入分配差別具有很大的影響作用。我們知道經濟學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在現有資源條件下如何實現帕累托最優。在社會財富一定的情況下，一個單位的社會財富對于富人來說，它的邊際效用是不大的，而且隨著富人財富的增加，它的邊際效用越來越??；一個單位的財富對于窮人來說，它的邊際效用是很大的。因此，如何降低富人財富的增長速度，提高窮人財富的增長速度，就是實現帕累托改進的經濟學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實現社會所有成員的財富均衡，才能使整個社會的總效用達到最大。

3.從社會總效率來分析。腐敗行為嚴重地挫傷了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事實表明，權力壟斷社會資源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性壟斷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每一社會成員都有自己的智力優勢及技術專長，健全的社會經濟秩序會促使每個人盡力發揮自己的特長，使社會人力資源得到最優配置。而當今社會腐敗行為的盛行，嚴重挫傷了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因為一個人靠勤勞、智慧致富，而另一個人靠投機、貪污受賄發財，除去金錢來源的道德判斷外，這兩者卻是等值的，金錢并不因為它的不同來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跡。這在經濟學里有個專門的說法，就是“劣幣驅逐良幣”。而“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結果是：只要劣幣和良幣等值，只要現行體制不能懲罰手持劣幣者，人們便不會奉公守法，而是會仿效那些投機取巧以及貪污受賄者，整天想著歪門邪道、不務正業。這種現象長此以往的存在勢必造成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是社會資源的最大浪費，是社會總效率降低的關鍵因素。

  三、腐敗治理的經濟學分析

既然腐敗的產生與現行社會的市場機制存在著必然的聯系，那么我們只能把它理解為人類在追求經濟效率、社會公正方面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既然腐敗是政治權力的衍生物，只要權力存在，腐敗就不會自動消亡，那么，我們的反腐敗目標就不應是幻想如何徹底消除腐敗，而應該是實事求是的定為如何最大范圍和最為有效地遏制腐敗。

1.利用最小治理成本防止腐敗行為的發生及擴大。分析近期發生的大量腐敗案例，我們發現大量腐敗分子在為黨工作的很長一段時期都是好的，而在腐敗的初期也僅僅是接受小恩小惠或謀求很小的私利，而在后期，他們的私欲急劇膨脹，大量貪污受賄，甚至是走私販私、出賣國家的利益。如果把腐敗行為對社會造成的損失用L表示，那么L對于時間T是一個單調遞增函數，如圖1所示。

附圖

  圖1  腐敗對社會造成的損失時間圖

在t[,1]以前它比較平坦，在t[,1]以后它逐步上升，斜率越來越大。因此，腐敗治理最好在時間點t[,1]以前進行，這時治理腐敗的成本為最小，即在出現腐敗的苗頭時制止腐敗行為的發生與擴大。在這一時期要加強政府官員的思想道德教育，它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日本著名學者池田大作曾說過“權力弊端的根源，它的實質存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惡性。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從根本上說，只有靠個人的覺悟和自我克制”。而個人的覺悟和自我克制能力可通過思想教育來提高。

2.建立權力行為的制衡機制，抑制腐敗的頻繁發生。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必須設計一套較為完備的對腐敗行為的制衡機制，抬高腐敗的各種成本，使腐敗的實際總成本無限接近于腐敗的理論總成本，從而降低腐敗的總收益，使當權者感到腐敗行為不劃算，抑制腐敗行為的發生。首先，加強新聞監督，實現新聞監督的法制化，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繼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后的“第四種權力”的作用，以增加腐敗分子的心理成本。在西方發達國家，以報紙、廣播、電視為主體的新聞媒體，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躍，新聞工作者被稱為“無冕之王”，他們成為監督當權者、遏制腐敗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加大對腐敗行為的懲罰力度，也即加大了腐敗分子在腐敗決策時的懲罰成本。對于腐敗分子不僅要給予相應的刑事處罰，而且還要給予嚴厲的經濟處罰，使腐敗分子身敗名裂、痛心疾首.第三，適當提高當權者的工資收入和“制度特權”可增加腐敗決策的機會成本。我們不能保證“高薪”一定能夠“養廉”，但是，一定程度的“高薪”確實能大大降低腐敗發生的概率。只有當以上三種成本的提高使其腐敗的總成本接近甚至超過腐敗的總收益，才能使當權者感到腐敗的預期收益很小，風險很大，抑制當權者腐敗行為的萌發。

3.從資源配置的角度考慮，確定最小的反腐敗成本。政府反腐敗行動的總成本可以分解為兩部分：一是抓獲腐敗分子的成本C[,e]，二是執行關于腐敗的法律懲罰條款F的成本C[,f]，從而總的單位成本就是C[,g]=C[,e]+C[,f]。

為簡化起見，我們假定腐敗分子的收益R是“外生的”的常量，對于給定的F，為了達到有效懲罰水平P=P×F=R，政府只要支付足夠的努力來保持所必須的破獲腐敗案件的概率p就可以了，而太高的概率p將大大增加破獲罪犯所支付的成本，也就是說，抓獲罪犯的成本C[,e]隨所要求的破獲概率的增加而上升。另一方面，由于給定了有效懲罰水平P，破獲概率越高，則所需的罰款F就越低，也就是說，執行懲罰條款的成本C[,f]隨概率p的增加而下降，如圖2所示。政府反腐敗行動的總成本C由C[,e]和C[,f]組成，由圖2可知，總成本曲線呈U型，因此，存在一個最優的概率p*使得反腐敗行動的總成本達到最小值。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出發，p*點可作為政府權衡C[,e]和C[,f]的依據。

附圖

  圖2  反腐敗行動的成本分解

二十年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績世人矚目，但轉軌時期的種種體制缺陷也助長了腐敗行為發生的頻數和規模，腐敗只耗費社會資源，而不創造社會財富，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了嚴重損害，腐敗是對市場經濟所遵循的公平和效率原則的公然挑戰。遏制腐敗需要從政治、經濟、法律、制度等多方面入手，對任何一方面的忽視都會對反腐敗的綜合成效產生影響。因此，有必要對腐敗成因及反腐敗的措施進行更深層次的理論研究，反腐敗任重而道遠。

收稿日期：2001-11-08

【參考文獻】

[1]  H.范里安.微觀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79.

篇(2)

Abstract: It is the bottleneck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that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vide limited funds. 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status of Three Rural Issues in He'nan province which is the large agricultural province from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agriculture, introduced the lack of agriculture responsibility of bank by study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ank based on the "three rural" areas, at last proposed the suggestions on leading and supervis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banks.

關鍵詞：三農問題；銀行；社會責任；對策

Key words: rural issues；bank；social responsibility；strategy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3-0149-02

0 引言

作為非生產性經濟組織的銀行，它不僅是經濟的基本組織，更是一個可以促進和引導全社會在環境和社會問題上有所作為的極其重要的角色。銀行不僅要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還要為創造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而努力。然而隨著金融體制改革，銀行轉換經營機制，無一例外地把利潤最大化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忽視了支持弱勢產業、弱勢群體、弱勢地區的社會責任，經營上轉向大城市、大項目、大企業，紛紛縮減網點和業務，導致許多地方出現農村金融邊緣化現象，金融服務覆蓋降低，小額信貸滿足度不高，制約了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富裕、農村的繁榮。

1 三農的重要地位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興才能百業興，沒有農業的持續穩定發展，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農民是最大的群體，農民富才能全國富，沒有農民收入的不斷增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富裕安康。農村是最大的市場，農村活才能全國活，沒有農村的社會穩定，就沒有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素有“中原糧倉”美譽之稱的河南省，作為全國第一人口大省、第一農村人口大省、第一糧食產量大省，農村人口占全省總人口近70%，全省糧食總產量連續10年居全國之首，連續5年創歷史新高，連續4年穩定在1000億斤以上，然而河南農業“大而不強”，底子薄、耕地相對不足，勞動力素質偏低，人均第一產業增加值、農民人均純收入等在全國均屬下游。因而只有實現農業發達、農村繁榮、農民富裕，有效解決“三農問題”，才能真正實現中原崛起的宏偉目標，才能真正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和諧、經濟的全面發展。

2 銀行在三農方面的社會責任

銀行社會責任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直接社會責任，二是間接社會責任。一方面銀行作為企業的一種，與其他企業承擔相同的社會責任，即通過企業自身的行為實現社會責任，如員工利益、股東利益、債權人利益、公益慈善利益、所在社區利益、自身行為的環保等。另一方面銀行作為特有的融資性企業，通過信貸渠道引導資源配置，從而將投資行為與社會責任結合起來，這一社會責任的實現不是金融企業自身，而是通過與金融企業有業務往來的客戶行為來實現，是通過金融企業特有的信貸機制來實現的。

2.1 紅色信貸 紅色信貸將紅色比為血液，指金融企業的信貸資金流向除了大企業之外，還應滿足不同市場主體的需求，對一些資金稀缺部門，比如私營企業、弱勢地區、農戶、貧困學生、個人創業者等應提供安全有效的信貸資金，對于這些主體而言，這些信貸資金就好比血液一樣能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2.2 陽光信貸 金融信貸環節對許多需求資金的客戶來說，并不是透明的環節。根據調查，目前就全國而言，企業每獲得100萬元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其非正常的申請費用就接近4萬元。農戶和個體工商戶被尋租的境遇最為糟糕，其平均每一萬元貸款的申請費用就接近600元①。研究證實，經濟發展水平與腐敗程度負相關。在處于起飛或快速增長期的華北、西部和華中等地，企業貸款租金明顯偏高；而經濟發達的華東和華南地區則相對較低，是一種“高腐敗――低增長”與“低腐敗――高增長”組合。

2.3 誠信信貸 銀行業是高度誠信的行業，其整個運營過程都是建立在信用基礎之上的。誠信信貸是指銀行在提供信貸資金時優先考慮信用度高的客戶，盡量為其提供所需要的資金，使其能夠真正獲得實惠，而對于那些不守信用、不能按期還本付息、不符合條件的企業和個人給予應有的懲戒，從而在整個社會形成誠實守信的氛圍。

2.4 綠色信貸 目前綠色信貸已經是國際潮流，綠色信貸不僅指在追求利潤最大化時要考慮環境的影響，對不符合產業政策和環境違法的企業和項目進行信貸控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盲目擴張。本文認為綠色信貸還應包括支持三農的信貸。目前，為幫助來自農村貧困地區、貧困家庭的學生完成學業，高校開通了綠色通道，提供助學貸款；為提高農產品流通效率、降低農產品流通成本、減少鮮活農產品損失，促進農民增收，國家對輸送農副產品的車輛開通綠色通道，免收公路通行費。因此，作為信貸資金供給主體的銀行應該在政策上有所調整，傾向于對三農信貸的綠色供給。

3 銀行支農現狀

3.1 商業銀行撤并基層機構，農村業務萎縮，多存少貸 隨著商業銀行機構改革及其戰略定位向大城市轉移，商業銀行在農村地區的營業網點銳減、業務萎縮，吸收的存款與發放的貸款不成比例，機構撤并導致的農村金融空白沒有及時被其他農村金融機構填補，農村經濟受到了機構收縮的負面影響。

3.2 農業發展銀行的業務范圍過窄，難以承擔農村政策性金融的重任 作為政策性銀行的農業發展銀行，雖然進入農業生產和開發領域，但其主要業務是為農產品購銷提供短期資金，對農業的基本建設和開發，投入較少，同時隨著戰略的調整，經營重點轉向城市，支農功能邊緣化，其服務三農的政策也開始弱化②，在落實國家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方面的職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3.3 郵政儲蓄銀行只存不貸，造成農村資金外流 郵政儲蓄銀行將資金全部轉存中國人民銀行，賺取利差，導致資金直接流出農村，屬于一種單向資金流出，其服務于三農的作用幾乎沒有。

3.4 農村信用社信貸支農力度不夠 在商業化改革導向的影響下，農信社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貸款結構也出現了日趨嚴重的“非農化”和“城市化”傾向，為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提供的服務范圍非常有限，使資金大量流向收益率相對較高的城鎮或非農部門，而真正需要貸款的農戶和企業卻難以得到貸款，其作為服務于三農中流砥柱的作用大打折扣。

4 銀行履行社會責任的對策建議

4.1 引導土地進入金融領域，創新抵押物品種，降低銀行信貸風險 銀行基于風險收益原則，對農村、農業、農戶惜貸，其原因是農業生產周期長、資金回收期長，而且農戶缺乏抵押物。因此，創新抵押物品種，將土地引進金融市場，可以降低銀行預期的貸款風險，加大銀行信貸額度與范圍，促使銀行履行社會責任。引導土地進入金融領域，構思如下：①賦予農民私人土地產權，建立保障私人土地產權的制度。②建立土地市場，完善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政策、法律、法規，如起草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地抵押貸款法》，使農民能自主地處置土地。經過市場機制的充分競爭，將土地集中到種田能手手中，發揮規模經營的優勢，失去土地的農民獲得市場定價的現金補償，可以進行再投資或轉為進城務工者。③組建省級農地抵押貸款部，作為高級機構負責主管全省農地金融機構審批、農地抵押貸款審查、土地證券的發行和銷售。④組建國家土地銀行，由省級農業銀行或農業發展銀行經股份制改造而成，實行董事會管理；或按一定的股本要求組建股份土地銀行和農地金融中介組織，可以由私人發起成立，也可以由現有的農村信用社改造改組而成作為中級機構。使其有權發行、購買、銷售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地抵押貸款法》規定的農地抵押貸款證券，有權在其轄區內從事農地抵押貸款業務，有權以在冊登記的農地抵押貸款的抵押品進行再抵押，作為發行農地抵押貸款證券的擔保。⑤十戶或十戶以上想通過國家土地銀行取得貸款的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戶組成一個農民貸款協會作為基層單位，組成集體向土地銀行貸款和辦理抵押。

4.2 建立農業政策性擔保機構 農業政策性擔保機構的設立有三種方式可供選擇：①單獨設立農業政策性擔保機構，專門對農業經濟發展所需資金的融通進行擔保；②依托現有政策性擔保機構，增加農業擔保業務；③調整我國政策性擔保體系，整合現有政策性擔保資源，成立統一的政策性擔保機構，辦理各種政策性擔保業務。相比較而言，我國農業政策性擔保機構設立的方式在發展方向上應選擇第三種方式。

4.3 建立資金回流機制，使農村資金流動進入良性循環 應逐步調整郵政儲蓄銀行的業務范圍，促使資金回流農村，具體途徑如下：①通過郵政儲蓄銀行總行將資金用于國家級大型涉農項目?？傂性谫Y金運用過程中，應重視對“三農”的投入，通過資金拆借、購買重點建設債券等融資方式用于國家級大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或農業開發項目。②在縣一級郵政儲蓄銀行可以開辦小額質押貸款、保證貸款、小企業聯保貸款業務。這些業務法律法規比較健全，風險程度較低，其他商業銀行也有成熟的業務操作程序和管理經驗可供郵政儲蓄銀行借鑒。③開辦擔保公司擔保類貸款。對于一些地方政府有能力組建擔?；鸹驌C構的地區，或是商業性擔保能力較強的地區，由郵政儲蓄銀行替辦擔保公司擔保類貸款，增加貸款種類，擴大貸款的覆蓋面。④與農村信用社合作，開辦協議存款業務。郵政儲蓄資金還可以參股農村信用社，為支持“三農”發展提供長期的資金投入方式。

4.4 建立監管機制，促使銀行自覺履行社會責任 基于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和農村金融機構的復雜性，以及金融創新加速，農業銀行集團化發展趨勢和其他金融機構業務多元化等情況，為了整合農村金融監管資源，提高監管效率，在我國目前監管水平尚待提高的情況下，可以借鑒國外傘型監管模式，成立由銀行、證券、保險三大監管機構組成的金融監督協會，協調三家監管機構，相互溝通信息，研究政策措施，保證監管指標的標準化、監管程序和監管人員行為的規范化以及相關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標準、口徑不一致性以及重復監管或監管缺位現象的發生。具體來說就是，監管部門應及時、準確、全面地獲取銀行支農貸款額度等信息，以指標體系為依托，用適當的統計分析方法進行定量分析，并結合定性評估，對銀行踐行社會責任活動進行綜合評價，評價結果可以適當的方式向社會公開，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

注釋：

①謝平，陸磊.中國金融腐敗的經濟學分析:體制、行為與機制設計[M].上海，中信出版社2005：45-46，135-136.

②朱盛華，楊森.城鄉資金流動對農村金融改革的負面效應[J].邊疆經濟與文化，2009.（11）.

參考文獻：

[1]仲利娟.河南發展現代農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J].中國農墾，2009.（04）.

[2]張振江.農業大省現代農業建設問題研究――以河南省為例[J].經濟經緯，2009.（04）.

[3]謝平，陸磊.中國金融腐敗的經濟學分析:體制、行為與機制設計[M].上海，中信出版社2005：45-46，135-136.

[4]夏慧.關于金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思考[J].浙江金融，2009.（08）.

篇(3)

【關鍵詞】 政府采購； 第三方監督； 集體代表訴訟； 第三方代位訴訟

政府作為政府采購的買方市場，擁有巨大的權利，容易形成腐敗。有些供應商為了爭取采購合同，對政府官員進行賄賂，破壞了市場競爭的公平性，損害了第三方①的利益。雖然在我國現有的監督模式下，能對政府采購實施監督的部門很多，既有人大、法院、檢察院，也有審計、紀檢監察及財政、媒體和社會各界等，但由于第三方與采購活動有著某種利益關系，對政府采購監督可能更直接?？墒?，現實中第三方的監督動力并沒有那么大。第三方是理性的，在選擇是否監督時，要考慮一些因素。本文先從制約第三方監督的因素談起，并結合我國第三方監督現狀，試著探索第三方監督新途徑。

一、第三方的“經濟人”分析

政府采購第三方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其監督行為需要經過成本―收益核算，只有當監督的收益超過成本時，第三方才會監督。第三方的監督成本主要有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指監督的質疑費用、訴訟費用、律師費用、取證費用等；間接成本主要指機會成本和風險成本。機會成本是指將稀缺的時間和金錢等用于監督時所放棄的其他可供選擇的用途價值。風險成本是指第三方進行監督（如訴訟）時可能面臨著敗訴的風險以及訴訟后“得罪”政府采購相關部門，從而影響其以后的評標資格及印象。第三方的監督收益也包括直接收益和間接收益。其中，直接收益是指第三方監督后，比如勝訴后得到的賠償費用；間接收益主要指社會收益，包括其他為參與監督的供應商獲得的重新參與投標的機會等。政府采購的產品主要用于公共消費以及公共投資，政府采購具有公共性。政府采購中的監督也是一種公共品。第三方監督具有正外部性（社會效益），即如果有一個或幾個供應商采取訴訟措施進行監督，若勝訴，原來的合同作廢，新的投標開始，其他的供應商或潛在供應商在沒花訴訟成本的情況下，也可以重新參與投標。同時，國家也可以得到追回的腐敗資金，使公共資金能夠用于其他方面，更好地為社會服務。但社會收益并不是進行監督的第三方能直接得到的收益。

政府采購第三方內部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滿足“經濟人”的假設。由于利益的不一致，內部各方必然產生沖突。在政府采購監督中各方的利益沖突主要表現為“搭便車”②。政府采購監督中的“搭便車”是指一方對政府采購中的腐敗進行了監督，如提訟等，承擔了所有的監督成本，而勝訴后的商業機會、資源的重新分配等卻和其他的供應商和潛在供應商共同分享。可見，政府采購監督是一種公共品，這是部分第三方“搭便車”的首要原因。當一方耗費成本獲得收益（如商業機會）時，其他方也自動地獲得相應收益，所以第三方本身也缺乏激勵去監督。雖然我國法律規定受理質疑和投訴的機構有采購人、采購機構、政府采購的監督管理部門（主要是財政部門），但是采購機構與采購人作為采購活動的主體，利益是一致的。第三方力量小，監督的卻是力量強大的利益共同體，所以，第三方監督面臨的風險大、取證難度大、預期收益小。

受市場無形之手影響的第三方，必須權衡監督的成本與收益，只有監督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時，才會監督。作為“有形之手”的政府部門必須對第三方監督進行調控，盡量減少第三方的后顧之憂。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降低第三方監督的直接成本，如降低訴訟成本，也可以提高第三方的監督收益，如增加監督獎勵所得等。

二、我國政府采購第三方監督現狀

我國政府采購的相關法律中規定，任何人均有權舉報、監督政府采購活動的違規行為，這實質上賦予了政府采購第三方監督的權利，但是這些法規對第三方的保護救濟、激勵措施不夠。

（一）第三方監督的主體受限制

政府采購的相關法律規定，當采購過程中或者成交結果使供應商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供應商可以向采購人提出質疑。這就給投訴質疑機制設置了門檻：一是縮小了投訴范圍，因為其僅規定供應商若對成交結果等不滿意可以投訴，可是現實中還存在很多暗箱操作現象，有時不僅發生在結果中，甚至在采購之前也有可能出現不平等。二是關于投訴主體必須是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供應商中的“合法權益”的定義模糊、不明確。應該在法規中明確供應商合法權益的范圍。這樣的質疑投訴體制限制了第三方維護社會利益的機會，同時導致監督成本由單個供應商承擔，而監督成功后其他的供應商乃至整個社會都可以受益。

（二）第三方監督的風險成本大

我國供應商雖然有質疑和詢問的權利，但是實際中其維護自己利益的效果不甚理想，因為采購機構、政府采購的監督管理部門（主要是財政部門），同時也是受理質疑程序的機關，他們不會主動承擔責任去矯正自己所犯錯誤的。而在供應商監督程序中，第一步就是質疑，這就給那些監督部門的舞弊贏取了時間，也就增加了供應商的監督成本。因此供應商的監督權利就很難落實，監督風險成本增大，成功概率小?，F實中，供應商雖然利益受到了侵害，但一般不會進行投訴，因為投訴有可能影響自己的預期利益，并且，供應商監督體系中沒有確保供應商商業機會的規定，加大了監督風險。

（三）第三方監督管理部門效率低下

我國《政府采購法》第七章“監督責任”中規定財政部門是政府采購的管理機構，審計機關、監察機關也有監督責任。該規定的多頭監察，是政府機構內部權力制衡的表現，但也有可能形成誰都不管的局面。立法機構只能制定法律，最后救濟也能通過司法途徑；行政機構只能制裁違法單位，但無法補償受害人；社會機構既不能制裁違法單位也不能補償受害人；法院既可以補償受害人，也可以制裁違法單位，因此法院的作用很大，而我國法院對第三方的保護不夠。第三方發現腐敗時，往往因為程序復雜耗時長而放棄訴訟，放棄監督。因此，第三方監督管理效率低下。

三、第三方監督的新途徑探索

我國現行政府采購第三方監督體制不完善，為了更好地發揮政府體制的調控作用，可從以下方面激勵第三方對政府采購進行監督。

（一）集體代表訴訟制度，增強激勵措施，注重第三方“經濟人”地位

集體代表訴訟制度是指集體代表代表集體成員向法院的制度，漸漸演變成一種律師訴訟制度。律師主動尋找潛在的訴訟機會、確認集體代表人選，再提起集體訴訟。在勝訴時律師與集體成員分享賠償金，在敗訴時律師也不用集體成員負擔律師費用。通過集體訴訟，眾多集體成員能凝聚力量與被告對抗，遏制腐敗利益共同體的違法行為。當政府部門由于種種原因，比如權利不充分，工作量太大或者其他任何理由而懈怠行使職權時，集體訴訟提供了一種讓人滿意的救濟方式。集體訴訟制度解決了費用壁壘問題，一方面，通過集體訴訟避免每個人單獨所重復支出的費用；另一方面，集體訴訟旨在解決請求金額與費用不相稱的問題。集體訴訟保障小額索賠人的法律權利，使他們在法律上得到救濟途徑。

第三方在監督時，往往考慮成本―收益問題。由于大多數集體成員可能因為損失的金額太小，根本沒意識到或忽略了自己所受的損害，一般由集體代表提訟，但被代表的其他集體成員不知道訴訟。集體代表自己的訴訟請求很小，與需要支出的律師費相比，集體代表會發覺不值得訴訟，而且一旦敗訴，集體代表需要承擔雙方的律師費，還有其他的風險。第三方集體訴訟制度可以很好地解決費用壁壘問題。律師主動尋找潛在的訴訟機會，尋找第三方集體代表，在勝訴時律師與集體成員分享賠償金，在敗訴時不需要集體代表支付律師費。

在這種制度中，供應商等參與由律師或其他集體代表發起的訴訟中，無需承擔敗訴風險和“得罪”政府部門的風險，只需作為證明人，而且這種形式的訴訟，不僅使社會收益分配更加公平、合理，還可以減少第三方內部“搭便車”的機會。同時，第三方可以得到勝訴的收益。

（二）代位訴訟制度，增加第三方監督收益

這是美國《聯邦防制不實請求法》用于防治承辦政府采購或委辦計劃的廠商以不實手法獲取不當利益的獨特機制。主要是指第三方發現政府采購中的暗箱操作行為或其他不公平現象時，代位政府提訟，事后政府給予一定的補償的機制。第三方代位訴訟制度在政府采購中的應用，可以起到對政府采購行為的監督和制約效用。從國外的實踐來看，第三方代位訴訟制度對于政府采購領域中腐敗抑制和公共利益的維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國政府采購第三方發現腐敗時可以代位政府提訟，在勝訴后取得政府一定比例的賠償金，增加了收益。

（三）第三方監督信息公布機制，樹立第三方監督的信譽

中央可以構建獎勵監督腐敗體系：建立和完善監督商業賄賂犯罪檔案查詢系統，把那些是否積極監督政府采購腐敗的第三方作為政府采購市場供應商準入和退出的重要依據?？梢园涯切┏晒ΡO督行賄的供應商在網上公布，并以此作為獎勵，優先考慮給予他們競爭政府采購機會的因素。這樣就可以鼓勵第三方積極監督。

解決政府采購領域監督缺位的當務之急就是盡快頒布實施條例，這是彌補法律空缺的一個根本舉措。在實施條例中制定切實可行的有效監督機制。政府采購領域里的腐敗問題，不僅關系到公共資源合理高效的配置，更是國家反腐倡廉建設的重要內容。加快健全政府采購監督體制、完善政府采購，不僅是構建公共財政的當務之急，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保證。相關政府部門要出于對民族國家長遠利益負責的態度，推進政府采購的改革和完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加速增長方式轉型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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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于曉利.淺析供應商對政府采購的監督――從供應商權利救濟角度談起［J］.商業營銷，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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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執法裁判 職業足球聯賽 黑哨 經濟人

自1994年中國足球走職業化道路以來，職業足球聯賽飛速發展，中國足球有了長足的進步，其國際影響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在中國足球走向其事業的巔峰――中國足球歷史上首次打入世界杯決賽圈的同時，職業足球聯賽的種種弊端也發展以了極點，“假球”、“黑哨”現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鬧得輿論界沸沸揚揚，中國職業足球聯賽大有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這些丑惡現象在對中國職業足球造成致使打擊的同時，也造成了極壞的國際影響。中國職業足球何去何從。

一、目前認為造成“黑哨”現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

1.認為足球聯賽自身的體制弊端是造成“黑哨”的首要原因

中國職業足球聯賽中一系列問題的出現，歸根到底的職業足球聯賽自身體制的問題。負責職業足球聯賽運作的中國足協是一個登記于民政局的社會團體，但它的另一面卻是國家機關體育總局下屬的足球管理中心，是一個政府的管理機構。這“一套班子兩塊牌子”造成了“管理工作”是的種種弊端。

中國足協的特殊地位致使它的權力至上，凡事我一家說了算，別人只有聽的份，無論你愿意不愿意都得照我說的做，對于俱樂部的訴訟，足協下屬的裁判委員會總是予以“駁回”，這是造成俱樂部無奈地向裁判員送黑錢的客觀原因?，F在，這種送黑錢的現象似乎成了不成文的規定，竟然成了出錢買公平的必須手段。

2.缺乏相對獨立的監督和制約機制

對于足協的種種做法只能聽之任之，沒有哪家機構能夠切實督導其行為，并對出現的問題予以糾正和給予嚴厲的制裁。權力的失衡必然導致腐敗的滋生。

3.足球俱樂部行賄助長了“黑哨”的產生

個別企業或足球俱樂部為追求其球隊的成績，總是想盡一切辦法，甚至會不惜一切手段，賄賂裁判，直接導致了“黑哨”的發生。

4.裁判員隊伍素質不高是直接原因

裁判員隊伍的整體素質不高，缺乏敬業精神和職業道德，所以，執法裁判往往會在一些社會關系，人情面子面前把持不??；在俱樂部所送的高額賄賂面前敗下陣來，鋌而走險吹起了“黑哨”。

5.法律上的缺陷使“黑哨”泛濫

最為關爭過后是，在腐敗發生后，司法機關無法給予強有力的法律制裁。目前，對于足協這樣一種“特殊的機構”、對于裁判員的身份的界定等在司法界還是一個空白，所以，檢察院、法院面對諸多俱樂部行賄、裁判員以及足協官員受賄等問題也只能是鞭長莫及，望“罪”興嘆。

但從經濟理論出發，對足球比賽“黑哨”現象進行分析，也許能從本質上了解其成因，并尋找相應的解決對策。

（1)人的本性都是趨利的，或稱都是自利的、謀利的。

趨利既是人類走向特質富裕的最強有力的動力，似乎又是貪婪、嫉妒之類的罪惡淵源。所以，我國歷史上，在價值層面，在人們的潛意識中，都把自利行為視為與社會文明進步相敵對的東西，曾一度對它特否定和回避的態度，然而歷史最終證明了人的趨利的本性對社會進步所起的積極作用，任何無視和抹殺人的這一本性的只能是徒勞的。

（2)回報率（R）= 收益（I）/成本（C）。

（3)“經濟人”理論。

所謂“經濟人”，指“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它包含以下3個基本命題；

第一個命題是“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的驅策人的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這種動機和由此而產生的行為有其本身的生物學和心理學的根據。

第二個命題是“理”，經濟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據市場情況、自身處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做出判斷，并使自己的經濟行為適應于從經濟行為適應于從經驗中學到的東西，從而使所追求的利益盡可能最大化。

第三個命題是經濟人假說的核心命題，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高度的保證，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動會無意識地、卓越有成效地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這是經濟人假說中最有意義的問題，難怪米爾頓海爾斯把它稱之為“經濟人的靈魂”。

二、對“黑哨”現象的經濟學分析

我們認為，在職業足球聯賽過程中發生著許許多多的經濟行為：足協與擁有足球俱樂部的企業之間、足協與球迷消費者之間等都會圍繞著“足球比賽”這一特殊商品――服務產品發生種種買賣行為。

1.人趨利的本性決定了人發生自利行為的可能

在職業足球聯賽運作的過程中當中，各個利益主體都會在趨利本性的推動下發生自利行為。通常。人趨利的本性會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方面，如果一個人的道德水平足夠高或者各種規章制度包括法律制定是足夠嚴密的嚴厲，就會墳人的“自利”行為形成制約，使其行為在社會所認可的范圍內發生，從而使人在獲利的同時又不至于違背道德和違反法律，這是人們所期望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的道德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或某些規章制度的批漏，相應的法律存在空白，或某些不正當利益足夠大，大到了使人摒棄道德、踐踏法律的地步，那么人就會利欲熏心，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做出于法所不容的事。

2.作為“經濟人”的各利益主體都有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趨勢

“經濟人”――包括企業或足球俱樂部、臨場執法裁判追求自身利益的吉果必然會導致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一對矛盾，這一矛盾會在足球聯賽進行過程中或結束后爆發出來。

首先，企業投入巨大資本創立足球俱樂部就是希望能通過職業足球聯賽提供的高水平的足球比賽來吸引更多的球迷，從而為該企業或其產品作宣傳、打廣告、擴大影響力。為吸引更多球迷，有時甚至會不惜采取不正當手段來提高其產品――俱樂部球隊的“質量”，使企業取得更大的知名度和最大的經濟利益。如果這一愿望不能實現，那么企業則會經營幾年俱樂部，在擴大該企業知名度過目的達到以后把俱樂部賣掉，這樣就使行賄成為可能。

對于“黑哨”的發生，臨場裁判擔當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因為裁判是聯接生產者足球俱樂部和消費者球迷這一對矛盾的樞紐，通過公正執法的裁判保證生產才和消費在足球聯賽的市場上發生公平買賣行為。然而裁判同樣也是趨利的，他也在時刻追求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樣的話，如果足協助管理有漏洞，裁判很可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采取不正當手段，從而使受賄成為可能，并直接導致“黑哨”的產生。

3.回報率的大小最終決佇各利益主體行為的發生

對于有違規行為的各利益主體而言，其回報率（R）=非法所得（I）/欺詐成本（C）×100%。

作為“經濟人”，各利益主體總是精心地計算著它的回報率。他做出行為前道德要權衡利弊、綜合比較，看他的行為是否能夠有足夠高的回報率，如果其回報率足夠低，那么他就不會有所舉動；如果回報率遠遠大于其期望值，那么他就會背誦一切責任、道德、法律，發生行為。我們知道，人往往會在巨額暴利下迷失其本性，也就是說，足夠高的回報率足以使人賤踏一切法律。

因而，要防止足球聯賽進行過程中違規行為的發生，就是要通過采取一些恰當的措施來對各利益主體形成制約，防止其出現過高的回報率，這可通過降低其非法所得和增大欺詐成本來實現。

對足球俱樂部而言，其非法所得為通過投機取巧使得比賽成績提高；欺詐成本為俱樂部所送的賄賂款、俱樂部受到的處罰及其社會聲譽的敗壞。而比賽結果和輿論壓力是客觀存在的，所以，降低其回報率的首要辦法是加大對違規俱樂部的查處和處罰，把處罰力度和所送賄賂款金額聯系起來，違規越嚴重則會受到更為嚴重的處罰，使其“得不償失”，自然會有效地抑制其違規行為的發生。

就受賄裁判而言，其非法所得主要是受賄款，欺詐成本=欺詐次數×發生概率×懲罰力度（欺詐次數指裁判受賄的次數；發生概率指受賄裁判受到處疃的概率），懲罰力度=內部處分+法律制裁+罰款。其中，受賄金額是由俱樂部決定的，屬俱樂部行為，這可通過加大對俱樂部的處罰來減少填至杜絕其行賄而實現；增大其欺詐成本可通過增大發生概率和加大處罰力度來實現；增大發生概率就是要加強管理機構和監察機關對裁判的監督、管理和查處，大大增加其受處罰的機會；增大處罰力度就是對違規裁判進行嚴勵的經律處分、刑罰、處罰、罰款，從而大大降低其回報率，使其一違規就能被及時的處罰，而一旦處罰就能使其痛改前非。

三、結論與建議

1.結論

就俱樂部和執法裁判而言，作為經濟，他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正常的，完全符合作為“經濟人”的一切特征，然而他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卻給國家、社會、他人帶來了損失和危害，這舊我們所不希望也不允許的，因而必須給予堅決的制止和打擊。

歸根到底，造成“黑哨”的原因是制度問題。所謂“制度就是”一種行為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如果制度制定得準確、嚴密、合理，就能保證俱樂部和執法裁判在發生行為的時候，始終在一定的限度內進行，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又不會危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人而達到既定目標；相反，如果制度不明確、不合理或有漏洞，就會使俱樂部和執法裁判有機可乘，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顧他人和社會的利益，結果只能是危害他人和社會。

2.建議

對中國足球進行制度改革必須緊跟上時代的發展，不能用計劃體制下的那套方法管理市場經濟的事情。

（1)改革足協的機構設置

中國足協必須盡快改變“一套班子、丙塊牌子”的不合理機構設置，及由此形成的對中國足球俱樂部的“家長制”式的管理方法，改變其既承擔政府管理地職能，又而向市場進行開發的雙重角色。中國足協應該重指導、出政策，是戰略性的機構，不應是執行性的機構，足協應轉變職能、改進工作作風，遵循“政事分開、管辦分離”的原則，實現管理權和開發權的分離，建立起中國足協領導下的、以俱樂部為主體的、符合現代足球隊運動規律的職業足球聯賽，對足球聯賽的運作只進行宏觀調控，實行企業化管理。

（2)考慮建立足球“職業聯盟”

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足球俱樂部的職業聯盟，負責職業足球聯賽的具體運作，包括賽制安排、制定賽程、組織比賽等，對聯賽進行規范化管理，以及電視轉播、贊助商、冠名權等商務開發，實現真正的規范化運作、商業化運營。而中國足協和職業聯盟是管理者和執行者的關系，既彼此獨立，又相互協作。

（3)加強立法和司法監督

針對俱樂部行賄、裁判受賄等問題，在法律界幾乎還是一塊空白，必須盡快建立相應的法律條款，改變當前的這種尷尬，對責任人從嚴從快查處，客觀上起到強制約束的作用，防止或大大降低“黑哨”現象的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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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江帆:第三產業經濟學[M].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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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監管 績效 激勵約束

一、建立有效銀行監管者績效考核和激勵約束機制的重要性

在現代微觀經濟學的委托―模型中，道德風險或道德危害，指的是由于委托人不能察知人的行動，致使擁有信息優勢的人具備采取不利于委托人的行動的可能性，因此它有時也被稱作隱蔽行動問題。監管當局與每個監管人員之間實際上就是典型的委托―關系。金融監管當局代表國家對金融業的市場準入、退出和業務運營進行全程監督管理，根本目的在于維護金融穩定和正常的競爭秩序，所以監管當局追求的是一種社會公共利益；而具體的監管工作任務卻是由分散的監管人員來承擔的，只有他們才能真正代表監管當局履行監管職責。而每一個監管人員都是獨立和理性的市場主體，他們的行動必然以追求個人收益最大化為目的。監管當局與監管人員之間的這種利益目標沖突以及監管人員固有的利己動機和機會主義傾向，使得監管人員在實際操作中不僅具備為了獲取更多個人利益而偏離監管目標的內在激勵，甚至還可能為了追求自身效用而采取危害社會福利的行為。

這種復雜的委托―關系導致在各相關利益者的博弈互動中，監管者的行為并不必然與既定監管目標一致，既存在著因監管者被“俘虜”導致監管寬容問題，也存在監管人員利用監管權力尋租、設租導致監管腐敗的問題，還可能有監管措施過于嚴厲、監管范圍過寬的監管過度問題。特別是在受到地方政府、金融機構所有者等各利益集團的外部干擾和強力影響的情況下，監管行為很可能偏離既定的監管目標。

現代的金融監管工作已不再是簡單的“以制度法規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式的合規性檢查，更多的需要處于鏈最前端的監管人員依據相關知識經驗對被監管對象進行準確全面的風險考評測定與預警提示。監管人員的綜合素質、知識經驗、行為傾向、激勵程度等主觀因素對監管績效的影響至關重要。

因此，監管機構必須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監管績效考核和激勵約束機制，通過一系列的政策、程序、操作規程來指導、約束監管人員的履職行為，實現對監管人員的激勵相容及績效評估，以提高監管效率，實現監管有據、監管有度、監管有力、監管有方的最優監管狀態。

二、我國銀行監管者激勵約束機制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

1、銀行監管機構對監管人員的績效考核方式存在問題。目前我國基層能看到的對銀行業監管業績的考核方法主要有兩個：一是《金融監管工作考核辦法》，它是對負責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郵政儲蓄機構及清理金融“三亂”等監管工作的監管部門的考核辦法；另一個是《農村信用社監管工作考核辦法》，它是專門針對負責農信社監管工作監管部門的考核辦法。這兩個考核辦法在考核指標設置上比較接近，隨著時間推移，金融創新不斷出現及混業趨勢不斷加強，考核辦法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

（1）考核重點不突出，考核檔次較低。兩個監管考核辦法內容全面，已將監管部門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都納入到考核之中，這樣一來，就造成考核重點不突出，考核內容也只能停留在低水平的層次上。如：是否及時報送各類報表、工作計劃、工作總結，有無舉報制度，非現場監督有沒有落實到人等等。

（2）一些指標不取決于監管人員的監管。兩個考核辦法均有監管效果指標，并以此來衡量最終的監管業績。但實際上，這些指標能否達到，主要不取決于監管人員的監管，造成監管人員無從監管的局面。

（3）實際考核難以到位。很多考核指標實際上很難進行打分等定量評價。

2、激勵約束機制不夠完善，獎罰不力。這在考核辦法中也有體現。如：《金融監管工作考核辦法》中對現場檢查發現重大問題或隱患、及時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并嚴肅查處的，加0.4分，措施不力、釀成嚴重后果的扣0.2分；對非現場監管中發現重大問題或隱患并且及時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警示與糾正的加0.3分，措施不力、釀成后果的扣0.15分；在現場或非現場監管中成績突出、受上級通報表揚，經驗、做法推廣的，現場監管加0.2分，非現場監管加0.15分，因工作失誤被通報批評的則前者扣0.2分，后者扣0.15分等等。甚至連“監管人員接受被調查機構宴請”的嚴重違規事件也僅扣0.2分。

三、建立有效銀行監管者績效考核與激勵約束機制

1、建立完善的績效考核機制。目前國際上存在著以“理性和量化”為特色的美國銀行監管方式和富有彈性的英國監管方式?？梢哉f，在美國銀行業監管的所有方面都使用著精確、復雜的計量分析與模型預測，滲透著理性量化的監管理念。英國歷史上長期實行的是一種富有彈性的監管方式，更多強調運用監管者的判斷力和經驗來把握經營機構的經營狀況，盡管不可避免地受到監管人員的主觀因素影響，但卻因其“因例而異”、相機抉擇而顯示出了明顯的靈活性優勢。

由于兩種模式都有缺陷，應該嘗試實行兩者有機結合的操作模式。如美國目前正在改變其僵硬的法律條文，適當減少大量模型與比率指標，增加監管工作的靈活性。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也頻頻強調金融監管應避免模式化和簡單劃一，對不同金融機構應區別對待。而英國FSA則積極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如在美國廣泛運用的CAMELs 評級體系，加強監管的量化方法與標準化。

總之，監管績效的考核與評價，要采取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相結合，上級監管部門評價和下級監管部門評價相結合，監管部門內部評價與聽取監管對象的意見相結合，群眾評價意見和領導評價意見相結合的方式。既可以對某一次監管活動進行評價，也可以對一個時段的監管活動進行評價；既可以對一個相對小區域的監管情況進行評價，也可以對一個較大區域的監管情況進行評價。監管評價要起到提高監管活動效果、促進監管理論與實踐發展的作用。

2、建立完善的監管者激勵機制。激勵約束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激勵是行為的推動力，而約束是反向的激勵，以避免人的機會主義行為。盡管監管者的職責就是查處違規行為、維護金融市場的正常秩序，但是職責并不等于現實。現實中許多嚴重的違規行為未被嚴厲查處，甚至受到監管者的庇護的現象有時十分嚴重。這是由于監管者作為監管機構進行監管的具體實施者，具體監管人員與監管機構之間存在一種委托―關系。對違規行為的查處是由具體的監管人員來實施的，他們在做出是否查處某一違規行為的決策時，必然對其相關的利益關系進行權衡。從上面的博弈模型分析可見，監管者對違規現象的查處成本與不查處的損失是決定監管者是否查處違規行為的關鍵，查處概率與查處成本負相關，與不查處的損失正相關。

當被監管銀行違規時，監管者不查處將給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秩序帶來破壞。監管者的任務是維持市場運行的正常秩序。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秩序被破壞既給國家利益帶來損失，也給監管者的業績、聲譽和升遷等帶來不利影響，這可視作監管者利益的損失。監管者對違規事件進行查處，維護金融市場秩序，可以降低違規事件帶來的不利影響。但是，查處違規事件也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違規者對監管者的賄賂及相關的人情收益也可視作監管者查處違規事件的機會成本。另一方面，監管者接受賄賂，放松監管又存在被查處的機會成本。監管者對其查處和不查處違規事件的收益和損失的評價受多種因素的制約，因此，對監管者存在教育和篩選的問題，但關鍵是必須建立一種較為完善的激勵機制，鼓勵監管者嚴格履行其監管職責，懲罰其瀆職行為。

對于監管者的激勵也存在一個違規獲利的誘惑與規則的強制的問題。對瀆職行為的嚴厲處罰就是加強規則的強制力；而降低其違規獲利的誘惑力則還需要整個社會經濟體制和機制的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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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收入分配；經濟增長；需求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7042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長時間高速增長，盡管新常態下，面臨經濟結構的轉型，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相對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來說，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還是有比較大的優勢，而且這種優勢在短時間內還將繼續存在。但是，在中國經濟取得飛躍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中收入分配不均就是其中之一。收入分配不均導致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行業差距在逐步加大，并且還有繼續惡化的趨勢，引起社會不公，其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愈來愈被逐漸放大。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由粗放型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很多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企業都將被淘汰，從而面臨的轉型壓力是比較大的。在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和出口都受到比較大的約束，而消費需求沒有被充分發掘，所以從需求方面來理解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2收入分配與消費

收入分配不均的一個主要表現是貧富差距的拉大，富的更富，窮的更窮，也就是把本來應分配給低收入階層的財富分配給高收入階層，這樣的話容易激化兩個階層的矛盾，低收入階層的人消費能力更加低，高收入階層的高消費繼續增加，但是這是否會促進經濟的增長呢？這主要取決于兩者給消費所帶來的凈效應。有學者研究發現，社會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居民的消費水平也越低，那么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能力就越弱。這與我國當前的現象比較相似，“高儲蓄、低消費”。所以促進經濟增長也許這也是一條路徑，把高儲蓄轉化為消費力，而這個轉化措施并非那么容易，面臨的阻力較大。因為居民有所顧慮，不敢輕易消費，這就需要我們采取相應的措施來消除居民的這種擔心，其中比較好的措施是調整收入結構和縮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因為更加優化的收入分配結構不僅可以在短期內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其消費能力，而且還可以降低過高的儲蓄率；由于消費習慣使然，不太會使高收入階層過多降低其消費能力所以總的來說凈效應是為正的，可以使資金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

我們知道，生產決定消費，消費反作用與生產，對生產具有導向作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導致各個階層對消費品的需求也不一樣，從而影響產品的生產。進一步來說，還將會影響市場的產品結構和產業分布，最終會影響國家的經濟結構以及經濟質量。由于收入的差別，消費需求也就有較大差異，高收入階層更傾向于購買優質產品、奢侈品；而低收入階層更愿意購買劣質產品、低等品。由于不同的需求偏好，廠商根據市場需求生產產品，這樣的話，也會出現市場的分裂，高質量產品、奢侈品以及行業會形成一個圈子；低端產品、劣等品以及行業又會形成另外一個圈子；而處于中間的一般產品難以得到有效發展、生存。而這種生產方式是一種極不健康的發展方式，是一種效率低下的生產方式，一方面它會帶來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又會產生供給不足。而解決辦法除了要引導合理投資外，還要培養合理的消費習慣以及消費環境。更為重要的是，要完善收入分配機制，形成更加合理的收入結構。

3收入分配與投資

投資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初始稟賦以及投資回報率。在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情況下，高收入階層擁有較高的初始稟賦和收入來源，投資能力較強；低收入階層，無論是初始稟賦還是收入來源都比較有限，投Y能力比較有限。即使這樣，窮人還是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來獲得社會資本的激勵，比如，提高教育水平，因為相對于其他途徑，教育具有較高的投資回報率，所以低收入階層傾向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雖然經濟總量較大，但人均收入水平并不高，所以在我國增加教育支出和支持，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具有重大意義。

除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為投資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社會市場的穩定也是穩定投資環境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一般情況下，假設其他因素不變，社會越穩定，市場越成熟，那么社會的投資額也越多。如果收入差距過大，窮人犯罪活動相對增多，因為他們犯罪的機會成本較低，他們將更多的時間用在對富人財富的非法攫取上，收益可能更高，這樣的人群越多，社會就越不穩定。除了社會和市場穩定的外部因素外，投資申報的難易程度也會決定著投資的成功與否。而投資申報的難易程度又取決于各種規則，法律方面和非法律方面的都有。而非法律方面就會存在一個尋租成本，這是導致腐敗的重要原因，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少數人通過不公平的競爭得到某種許可，簡化申報程序和申報時間得到某種投資機會，雖說這也是增加社會投資，但是擁有這種優勢的人畢竟是少數，會引起別人的不滿，滋生腐敗，是一種惡性循環，最終還是不利于社會投資的。

4收入分配與對外貿易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外貿取得了飛躍性的發展，對外國經濟的依存度也在不斷增強，隨著貿易順差的不斷加大，其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在增強。我國貿易之所取得這么快的發展，除了國家政策方面的支持外，還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分不開的。首先，廉價的勞動力，使得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可以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能夠為發達國家產業的轉移帶來更低的成本，盡管從事的工作比較低端，獲得的利潤也比較有限，但是人口紅利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也為中國制造打開了廣闊的市場，由于總量的龐大，還是給我國帶來了較多的貿易盈余，積累了充足的外匯儲備。其次，也為生產投資提供了大量的信貸資金。我國外貿產品表現為工業制成品的輸出，而且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制造業體系，對于進口，主要是原材料、半成品，制成品的進口相對較少，出口工業制成品使得其中的價差成為貿易盈余的主要原因。

我國的這種經濟發展方式與收入分配制度是難以割舍的。首先，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得低收入人群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可是又缺乏其他途徑，所以導致收入更加有限。退而求其次，低收入人群另尋出路，只好從事比較辛苦、簡單，也更為廉價的體力勞動，這樣就正好符合發達國家轉移產業的要求。其次，收入分配的不均進一步也導致了高儲蓄。因為收入的不平等，高收入階層占據大部分的財富，而高收入階層占比比較小，消費單額大，但是數量有限；低收入人群占有的社會財富少，只能控制消費，有計劃地消費，更多的用于儲蓄，低收入人群儲蓄少，但人數眾多，加總起來就非?？捎^，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就出現一種高儲蓄的現象。

5結論

調整和優化收入分配結構，首先就是要弄清楚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而找到解決思路。從一般情況來說，收入分配更公平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的作用，反之，則阻礙經濟增長，具體硭擔包括以下幾點：首先，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阻礙了消費的增長。次貸危機后，拉動內需的一個主要措施在于完善收入分配機制，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因為收入更加公平后，不但不會對高收入階層的消費產生較大波動，反而會大幅度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還能降低社會的儲蓄率，從而更加有利于經濟增長。其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利于社會投資。原因在于，收入差距的加大，使得低收入人群鋌而走險，走上犯罪的道路，這樣一來不但影響社會安定，影響投資環境；另外，一些非法律規則，使得企業承擔更大的尋租成本，從而影響投資。最后，收入分配不平等雖然在一段時間內對貿易發展有著促進作用，但這種低端的貿易并沒有對收入的平等分配起著多少作用，而且這種貿易方式使得經濟增長難以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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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政府主導+商業化”模式

一、“政府主導+商業化運作”模式概述

“政府主導+商業化運作”模式是一種公私合作模式，具有自愿性、商業性和繼承性的特點。在提供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的過程中，依然是政府為供給主體，其與商業保險機構合作，通過購買商業保險公司的專業服務和專業技術，確保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以義烏市為例，政府規定土地補償費按2：4：4的比例分配，40%由村集體統一用于養老保險。具體運行中，由村集體投保，保險費從集體的土地補償費中列支，通過簽訂合同的形式參與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義烏支行“團體年金分紅保險”等險種，壽險公司履行給付金義務。本金歸集體所有，以中國人壽保險公司2.5%的保證收益和不低于投資收益70%的紅利來支付失地農民養老金。這相當于把土地變現“存”起來，讓失地農民世代享用。

二、“政府主導+商業化運作”模式的優勢

（一）專用性更高，有利于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

第一，與純粹的社會性養老相比，這種商業化運作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模式專業性更強，效率更高，責任更加明晰。商業保險機構實行市場化經營原則，其唯一目標是盈利，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條件下，商業保險機構要獲得生存和發展，必須實行更科學化的管理，使用更先進的技術和人員。同時，商業保險機構長期從事保險業務，在保險領域已經具備豐厚的實踐經驗，可以為失地農民制訂科學合理的養老保險計劃。

第二，商業保險機構具有專業性強的設備和人才，可以通過風險預測對基金進行合理的投資運營，保證基金的保值增值。同時，商業保險機構也制定了更加合理的繳費水平和給付水平，使得基金的利用率更具有效率性。而社會養老保險機構由于技術人才限制，專業性不強，在保險工作中還處低級階段，配套的管理、信息服務平臺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運營效率。

第三，商業保險機構同時受保監會和政府部門的雙重監督，其經營行為、償付能力及公司治理等方面必須保證合法性和合理性，保證信息披露和信息透明度。加上商業保險機構自負盈虧的公司性質，使得相關操作人員更加小心謹慎，嚴格的會計和審計制度大大降低了道德風險，殘酷的市場競爭和商業養老保險人的理性經濟人性質，使基金的安全性有較高的保障。

（二）降低政府網絡、技術及人員成本，減輕政府負擔

在現有情況下，如果完全由政府管理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必須要配備相應的技術設備和管理人員，這勢必會增加政府部門的開支，導致財政支出的增長。而且由于政府本身的局限性，這種支出增長不一定能帶來比較好的效益。另外，在社會保障制度下，政府作為公共部門，必須從公共服務部門的角度對失地農民給予經濟上的補助。在當前城鎮化快速推進的情況下，失地農民的數量與日劇增，那么政府對失地農民的補助額將大幅度上升，財政壓力愈演愈烈。而且由于我國養老保險征費率普遍不高，所以政府財政年都要拿出一定的資金對其進行補貼，政府承擔的這筆隱性債務是巨大的。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養老保險金的隱性債務大約占GDP的46%～49%。在這筆舊賬未清的情況下，如果再增加對失地農民社會養老的補貼，政府的財政壓力可想而知。西方許多國家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面臨越來越嚴重的財政困境，開始注意發揮商業保險的作用，商業保險往往受到政府的鼓勵，甚至在稅收政策和投資政策等方面享有優惠。

（三）具有靈活性，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一是基金征繳具有靈活性。在“完全政府型”失地農民養老保險體制下，大部分地區對于失地農民采取一次性繳費的完全積累模式。失地農民在一次納個人必須承擔的養老保險費用之后，這部分費用被納入社會養老保險的個人賬戶，只有當參保人員死亡時，個人賬戶基金才可以繼承。而商業運營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體系比較靈活，在失地農民遇到重大困難時，經過基層部門政府和土管部門審核同意，可以在土地補償和安置補助費交到保險公司之日起滿5年后向保險公司要求退還本金及本金所產生的活期利息。

二是賬戶管理更具靈活性。失地農民作為一個流動性傾向比較高的群體，在其失去土地后，由于教育水平以及技能的限制，其就業遇到困難。很多失地農民會選擇外出打工，去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多的地區謀求工作。而在目前的條件下，失地農民完全政府型的養老保險模式未實現全國統籌，連基本的省級統籌都還沒有完全實現，這使得失地農民養老保險賬戶轉移接續發生困難。而商業化運營模式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可以有效避免這種弊端。

三是靈活制訂養老計劃。商業保險可制訂一攬子人身綜合風險保障計劃。在滿足農民養老保障需求的同時，也可提供覆蓋死傷、醫療、意外傷害等風險的產品系列，實現“失去口糧田，留下口糧錢”，穩定失地農民。

三、“政府主導+商業化運作”模式的弊端

（一）官商結合，可能誘發腐敗

“政府主導+商業化運作”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模式中相關主體之間的關系如下圖1所示。首先，失地農民向市政府提交參保申請，然后市政府統一向保險公司繳納保費。當失地農民達到一定年齡時，由保險公司向其發放養老金。從此過程可見，市政府與保險公司存在利益關系，如果保監會及相關部門沒有做好監督工作，那么市政府和保險公司可能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勾結，損害失地農民的利益，從中獲取非法利益。失地農民作為一個弱勢群體，很難與政府、保險公司相抗衡。

（二）風險相對比較高

“完全政府型”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由政府全程管理，投資渠道比較有限，傾向于風險比較小的投資，如銀行存款。這使得保險基金安全性比較強，不會出現嚴重的損失，為失地農民的養老負責。而商業化運營的保險模式中，商業保險公司有時候可能因為市場預測失靈或急于獲得高回報率而把保險基金投資于高風險領域，導致投資失敗的可能性存在，使得養老基金安全性讓人擔憂。同時，保險公司為了獲得基金的管理運營權，有時會做出過高保障承諾，導致風險的增加。

（三）參保率低

商業化運作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采取自愿投保原則，由失地農民自愿提出投保申請。但是，由于農民的認識不高，更注重眼前利益，參保意愿不強。這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養老保險的保障范圍，降低覆蓋面，削弱了對被征地農民的保障效果。同時，由于保險公司不具備政府的強大執行力和影響力，使得有些參保者提出了書面申請但卻不及時繳納保費的情況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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