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發展動力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城市發展動力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城市發展動力，城市發展史

1前言

1.1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國內外生態學家對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及科學內涵有不同的描述和表達。最具代表性的有兩種。一類是強調生態系統的自然生態過程，認為生態系統服務一般指自然生態系統及其所屬物種支撐和維持人類生存的條件和過程（Dally, 1997）；另一類是以人為本，強調生態系統服務代表著人類直接或間接從生態系統得到的利益（Costanza，1997）[]。雖然兩種概念對生態系統服務這一術語的文字表達不盡相同，但其內容很大一部分是重疊的。生態系統服務支撐著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發展，是人類生息繁衍的物質基礎。

1.2城市發展與城市發展動力

考察城市科學史，經濟學、政治學、人口學、地理學、社會學、建筑學等眾多學科都從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對城市作出過定義。

發展是城市固有的一種不可逆的長期動態過程，是一個城市不斷進行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及觀念意識變化或變革的持續的成長過程。廣義的城市發展動力是指城市經濟發展動力、人口與社會發展動力、環境發展動力的綜合和統一。其中，產業、環境和政府不僅是城市發展動力的主體因素，還是城市發展質量的關鍵指標。它們不斷彼此適應、相互促進（圖1）。

根據動力的運行主體，城市發展動力可相應地細分為產業推動力、環境支撐力和管理調控力三大類。考查這三大類下的城市發展動力，得出其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宏觀關系（圖2）。。

2城市發展歷史維度下的生態系統服務

基于不同時期城市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與城市發展的互動關系，將城市發展歷史分為四個階段，討論每個階段中生態系統服務對城市發展的推動作用。

2.1天然賜予：生態系統服務與古代城市發展

在尼羅河流域和兩河流域，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一批城市。隨后在印度河流域、地中海沿岸，中國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相繼出現城市。

這個時代的城市發展，宗教儀式、文化發展成為根本動力。由于勞動力水平的極端低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成為城市發展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城市對自然環境的依賴達到最大程度。這種依賴，可以視為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天然賜予”，這個時期人類對生態系統服務依賴性最強，但攫取性最弱。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成為城市發展動力中最重要的一環之一。

2.2良性循環：生態系統服務與中世紀城市

這一時期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先后進入封建社會，手工業和商業充分發展，貿易活動的規模和范圍日益擴大，貨幣開始流行，城市成為商業活動的中心，人口逐漸集中到城市。同時，城市建設也得到較大發展，出現了專門的交易市場和專職的市政建設管理、文化教育等機構。城市的規模效益和集聚效益開始顯現，內部分工日益深化，經濟職能成為城市的主要職能，城市從此步入自主發展的階段。

經濟職能使得城市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直接需求大幅降低。這也是城市發展歷史上城市發展動力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關系最疏遠的時期。城市的迅速穩定發展，城市與鄉村職能愈發明晰。

2.3被動侵略：生態系統服務與近代城市發展

機器大工業的生產方式代替了工場手工業，出現了大片工業區、交通運輸區、倉庫碼頭區、工人居住區、高級住宅區，商業金融機構占據了城市中心或有利區位，城市空間隨之擴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長,各種城市問題開始出現。

工業革命促使了當代城市體系的形成。工業革命的本質在于知識積累技術進步，但最終這種促進落到了資源上。隨著資源存量的減少、枯竭或是當特色資源遭到破壞時，城市大都面臨再次定位、轉型的選擇，否則只能走向衰退。

資源正是生態系統服務提供的最大功能。這個時候的生態系統服務為城市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城市的發展對生態系統服務的依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演變為一種惡意的被動侵略。在這種情況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被肆意地掠奪與破壞，達到一定程度，將對城市發展帶了負面的影響。也將城市發展帶入一個新時代。

2.4混沌競爭：生態系統服務與當代城市發展

遠程通訊技術、網絡技術以及現代化的交通運輸體系建設，帶來了經濟的全球化和社會生活的信息化。城市（城市區域）成為世界經濟競爭的主體。都市圈、都市帶等新的城市空間組織形式開始出現。知識經濟、服務經濟等新經濟門類日漸成為推動城市發展的主要力量。

后工業時代的城市發展，對生態系統服務的依賴比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方面瘋狂掠奪資源，另一方面大談保護生態，城市發展陷入前所未有的混沌狀態。由于對科技的盲目依賴與濫用，一方面，城市化造成了自然生態環境絕對面積的減少，在很大區域內導致環境惡化；另一方面，人類在享受現代物質文明的同時，抑制了綠色植物、動物和其他微生物的生存。城市為了發展，過度開發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同時，城市為了發展，也保護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正是在這種混沌競爭中，當代城市不斷發展，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也繼續演進。

3互動選擇：生態系統服務與未來城市發展

3.1可持續發展：未來城市發展方向

現代城市在生態過程上是耗竭性的，其最大特點就是人口的高度密集，城市生態系統是不完全的和開放式的，需要人為輸入大量的能源與物質；同時，城市中人類生產和生活中排泄的大量廢物，也不能完全在本系統內分解，還需要其他生態系統如農田、海洋等中處理消化。城市在自然界占有很小的一部分空間，卻集中了大量的人流、物流、交通流和信息流，建立了大量的人工設施，并不斷釋放破壞城市環境的污染物質，改變了原來的生態平衡，造成城市物理環境的變化。根據城市的這些特點，可持續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必然方向。

可持續發展是21世紀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一個世界性的研究課題，其定義來自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于1987年4月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中國學者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可持續發展就是綜合控制經濟、社會和自然三維結構的復合系統，以期實現世世代代的經濟繁榮、社會公平和生態安全[]。

3.2可持續發展城市的生態系統服務支撐

據有關專家統計，世界各地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定義不下100種之多。從眾多的不同定義中，人們可以得出關于“可持續發展”概念的五個基本要素：第一，環境與經濟是緊密聯系的；第二，代際公平的原則；第三，實現代內公平的社會平等；第四，一方面要提高生活質量，另一方面要維護生態環境；第五，提倡公眾參與的民主原則。

圍繞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各領域專家學者從資源、生態、經濟、空間結構、社會學等不同維度深入研究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與動力。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僅僅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方面。但卻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最大支撐體系?，F代研究證明生態服務功能是人類生存與現代文明的基礎，科學技術能影響生態服務功能，但不能替代自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維持生態服務功能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滲透自城市可持續建設策略的方方面面。未來城市發展，將遵循可持續的發展目標與發展軌跡。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既是可持續城市發展的動力，又是可持續城市發展的體現；同時，城市可持續發展又必將促進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完善與自更新。這種相互選擇相互促進的關系，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華民族“天人合一”樸素自然觀的最終表達。

4結論

從城市發展史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與城市發展動力之間的互動關系隨著城市發展歷史階段的變化而變化。從古代的“天然賜予”，到中世紀“良性循環”，到近代“被動侵略”，再到現代城市“混沌競爭”，城市發展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依賴由強到弱，再變強直至及至；城市發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則是逐漸增強。

篇(2)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 托大羅模型 糧食安全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經濟飛速發展，工業總產值占國內總產值的50%以上，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0%以上，農業部門的比重降到15%左右，產業結構得到優化。但是產業結構是否完善還需要度量勞動力的就業比重。我國仍有近60%的農村人口，這說明我國經濟結構仍有待改善。在這一點上學術界已經達成共識。但若據此評論說“我國經濟結構的最大矛盾就在于勞動力轉移嚴重滯后”（ 薛敬孝、劉擁軍，2002），甚至提出我國的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城市化的本質是人口的向城市集中，農村人口的轉移滯后了，建議加快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筆者以為有待考量。首先，農村人口不等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后者僅占前者的一部分。其次，勞動力轉移是否滯后，需要關注農村人口轉移到工業生產中去的數量問題以及轉移到工業生產中去的農村人口結構問題。我國農村人口數量龐大，占13億總人口的60%，就目前而言，從農村轉移出每一個百分點的人口對于工業和城市的吸納能力來說都是一件困難的事，而且農村勞動力轉移需要協調農業和和城市的共同發展。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歷程

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農村勞動力轉移歷程基本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1996年），大批農村勞動力在鄉鎮企業就業，所謂“離土不離鄉”；第二階段（1997-2000年），隨著鄉鎮企業經濟效益下降，農業生產停滯，大批農村勞動力“東南飛”從事勞動密集型工業生產；第三階段（2000年至今），隨著城市化發展和房地產市場升溫，“失地農民”強制性轉移到城鎮。因為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和世界經濟的波動，出現“民工荒”和“失業潮”并存。2004東南沿海開始出現“民工荒”，廣東省有近200萬人的缺口，缺工率為10%，浙江省僅2004年第三季度的缺工率就高達34.5%，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業難”于此局面并存。2008年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民工荒”變為“失業潮”。

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農民工總量為2008年22542萬人；2009年22978萬人；2010年24223萬人；2011年25278萬人。其中對2011年農民工統計，性別上，男性農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年齡上，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21-50歲占79.4%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產生的影響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的影響

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提高了勞動者素質，他們普遍學到了技術，開闊了視野，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多對城市生活流連忘返，不打算再回農村。那么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對農業生產會造成什么影響呢？

我國一直以保持95%的糧食自給率為驕傲，但是目前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2010年，我國進口玉米157萬噸，是2009年的19倍；小麥進口120萬噸，大豆累計進口5480萬噸，已成為世界第二大豆進口國，食用植物油對外進口依存度迅速提高到60%以上。我國糧食凈進口量從1997年的416萬噸增加到2010年近千萬噸，預計2020年將高達2000萬噸以上，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面對如此龐大的糧食進口規模，我國政府提出了多種鼓勵農業生產的政策。但是保證一定數量的高素質農業勞動力是保證農業穩定發展和糧食安全的必要條件。

作者隨機抽取湖北省鄂州市燕磯鎮的84家農戶作了一項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社會調查，調查結果印證了國家統計局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具有普遍適用性。結果顯示100%的農戶家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員是完全脫離農業生產，轉移到第二或第三產業中去，而且普遍反映轉移出去的是家庭中的精英分子。他們或者身強力壯勤奮耐勞，或者相對學歷較高，聰穎善學。留在農村家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從事農業生產力不從心，21.7%的農戶反映糧食明顯減產，雖然還有78.3%的表示沒有太大變化，但婦女和老人特別是老人作為耕種主力對于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是值得懷疑的。有17.9%的農戶由于外出打工，舉家放棄了責任田的耕種，產生“拋荒”。

農村勞動力轉移使農業耕種主力遭受嚴重打擊，但如果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夠帶來更多農業資金和技術支持，未嘗不能彌補勞動力轉移帶來的損失。然而據調查，33.3%的選擇減少農業投入，其中包括17.9%的完全脫離農業生產，另外有50%的并沒有因為外出打工獲得一定收入而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也就是說88.3%的外出打工并沒有對農業起積極的促進作用。相反，在一些經濟較發達或農村勞動力流動量大的地區，糧食生產又由精細種植倒退為粗放種植。這種趨勢的發展一方面會直接導致糧食生產能力的減弱，另一方面也會使農業從業者的科技素質降低，從而在根本上影響到糧食的綜合生產能力，成為糧食安全的不穩定因素。

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不僅僅給農業生產帶來一定的損失，而且大量留守家庭的出現也帶來了諸多社會問題，如留守老人的贍養問題、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安全問題等等。

（二）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城市的影響

1.我國勞動力市場已然出現較為嚴峻的就業問題，大量人口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工業轉移必定使原本緊張的就業崗位更加緊張。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惡化，“失業潮”暗流涌動。

2.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對城市住房提出新的問題。在城市住房的供給上如何滿足農民工需求成為對地方政府的一大考驗。在房地產市場化的今天，房價居高難下，城市農民工家庭年收入普遍較低，使得二者之間的供需鴻溝越來越大。

3.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一般居無定所，一方面他們的公民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給城市的城市治安管理帶來壓力。在這種壓力下就容易出現亂收費、亂處罰的情況。

4.農民工向城市轉移由于戶籍制度帶來了子女入學問題。農民工子女無法享受到城市兒童同等的受教育權利，他們要想在城市入學不僅要上交額外的費用，而且還因辦理各種手續而支付的額外成本。這些不僅是我國教育制度存在問題，更折射出城市硬件和軟件的不合格。

依據托達羅模型，緩解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造成的城市就業壓力依靠城市工業化是無法完成的。托達羅認為，資本積累的增加必然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必然低于工業產出的增長，隨著工業部門的擴張，勞動力就業增長速度呈下降趨勢。即使城市工業部門擴張與勞動需求擴張保持同步，通過擴張城市現代部門來解決城市就業問題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城市現代部門創造的就業機會越多，農村人口進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從而將引誘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流入城市，而且流入的人口數目遠大于工業部門創造的就業機會數目。也就是說，單靠城市的發展，或者說，城市的發展快于農村經濟的發展只會加劇城市就業的壓力。當然這里排除了人為的控制人員流動，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的控制越來越難以實施，也越來越不得人心，更是不利于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進步的。

2004年我國首次出現“民工荒”，這不能說明我國大舉轉移農村勞動力的大好時機已經來臨呢？“民工荒”只不過說明了我國城市化進程落后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這一事實在當前終于以農民工以“用腳投票”的方式作出了回應。2004年我國仍有過億農民流向城市，加上原先流入城市的農民工，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農民工普遍認為工資低，待遇差，他們認為城市并沒有給予他們應有的，或者說作為與城市非民工具有同等公民地位所應該獲得的金錢、文化、技能、生命與財產保障、發展和創造環境，而這一切正好是城市化的內容。2004年隨著我國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新一輪擴張導致民工荒的出現，此輪民工荒并非我國經濟特別是城市發展內在自發生成，主要還是源于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后，東南沿海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接受國際市場的訂單迅速增加，企業紛紛增加投資，擴大產能。同時，由于政府推行惠農政策，2005-2007年農村人均收入累計增長了24.9%，增速比2002-2004年高出50%，對于技術水平較低的普通農民工來說留在農村務農的吸引力增加，進城農民工增速放緩。

2008年出現的“失業潮”再次用事實證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其經濟基礎是如此薄弱。當大洋彼岸出現經濟危機，我國從事勞動密集型生產的農民工們迅速地飯碗難保，失業成為一種趨勢。這充分說明了我國的城市還沒有容納如此規模農民工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勞動力的不理性轉移必定加劇城市的就業壓力，從而引發一系列生存和發展問題。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原因

我國整體的務農收入太低。鐘甫寧、何軍（2004）指出：“農業勞動力的數據取決于農民作為整體的務農收入”。一畝地從播種到收割大概需要80個小時，產量大約為500公斤，這樣即使按照3塊錢1公斤稻谷計算，一畝地的毛收入為1500塊錢，即使加上農業補貼，在除去灌溉、農藥、種子、肥料等農業投入后，收入仍然微薄，以小時工資計算也在10元以下。農業生產周期長，農民不得不在“農忙”與“農民工”間奔波，農民家庭年人均收入達到一定金額后，他們會選擇放棄糧食生產。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非農業生產收入較高。根據調查，向農業外轉移人均月收入可達千元以上，一些熱門工種，農民工的收入甚至高達萬元之上。雖然農民外出工作一般以勞務為主，行業分布主要集中在工業、建筑業，飲食服務業三個領域，外出農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質和就業觀念的限制，多從事臟、累、重、苦、險等性質的工作，只有極少數有一技之長或文化素質較高的人才，才能涉足技術和管理等高級就業領域。但這些都不足以阻止農民外出。不怕臟不怕累、夠強的忍耐力、非農業生產所取得的較高收入大大降低了他們對于惡劣工作的感知度。

農村人口深受城市生活的吸引。農村人口主要是指農村新成長起來的新青年離開鄉村，來到城市謀求發展。這些新青年通過書本、網絡等媒介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迫不及待的追逐城市生活，脫離農業生產。他們主觀上的向往在客觀條件上得打滿足，也符合理性經濟人的假設。農業生產收入低廉，生產手段和作業方式十分傳統，他們完全可以在城市謀得更高收入，其投入到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比老人、婦女等投入到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大得多。但是相對于整個農村人口素質，新青年具有較高文化素質，他們的學習能力相對較高，較容易掌握新的農業技術，他們的轉移莫不是對農業長足發展的一大損失。農業的發展方向畢竟是現代化，新青年的轉移只能是使得農業現代化越來越遙遠。而他們非農業生產所得用于農業生產的極其有限。農業在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優秀勞動力流失的同時并沒有得到資金和技術上的補償。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結構的改變逐漸凸顯，農村會有越來越高比率的新青年向城市轉移。

相關政策建議

努力推廣農業技術教育。農業技術的應用有利于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增加農民收入，保證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普及對老人和婦女的教育，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老人和婦女體力的不足。

制定農業生產的優惠政策，在進一步完善農業補貼政策的同時，降低農業生產的成本，提高農業收益，使農業生產相對外出工作也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消除人為的城鄉差異。農村和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消除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不是依靠農村人口不斷流入城市，而是如何提高農業生產能力，改善農村生活條件，努力提高農村公共品的的供給，加快農村生活和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使工農差別不斷縮小。

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這是城市化以及人類經濟發展的趨勢，對于提供就業機會也是有效的。

參考文獻：

1.郭熙保.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篇(3)

關鍵詞：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動力系統

中圖分類號 F3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31（2017）02-03-0007-02

皖江城市帶，包含安徽“八百里皖江”地帶的合肥、蕪湖、馬鞍山、安慶、滁州、池州、銅陵、宣城8個地級市全境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區和舒城縣。2010年1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復《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安徽沿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建設納入國家發展戰略。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實體經濟增長乏力，我國經濟運行處在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和短周期弱復蘇的交織階段，結構性矛盾突出，運行風險增加，經濟進入新常態。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發展也矛盾重重，經濟快速增長的不確定因素還依然存在。進入新常態之后，皖江城市帶該如何尋找新動力，構建縣域經濟發展新動力的機制，促進經濟結構的持續發展，是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課題。

1 皖江城市帶縣域發展動力機制構建

1.1 內在驅動力

1.1.1 資源驅動 （1）礦產資源。感謝皖江城市帶礦產資源十分豐富，擁有有色金屬等礦產資源，銅陵是中國銅都，豐富的礦產資源，能蛭皖江城市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奠定良好的支撐；（2）生態資源。皖江城市帶生態資源良好，安慶、池州等地是國家級森林城市，境內擁有九華山、天柱山、花亭湖等一大批名山秀水，良好的生態資源，可以為皖江城市帶現代農業的發展和旅游業的發展奠定支撐；（3）旅游資源。皖江城市帶旅游資源十分豐富，擁有一大批風景秀麗的自然資源，包括天柱山、九華山等風光旖旎的5A名勝風景區。與此同時，皖江城市帶還有一大批文化遺產，如黃梅戲等。優美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遺產資源，能夠使皖江城市帶發展旅游產業，壯大縣域經濟發展。

1.1.2 要素驅動 皖江城市帶內在發展具有一定的要素驅動潛力，合蕪蚌自主改革試驗區的蕪湖、合肥創新實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合肥成為國家綜合科技中心，技術創新能力強。境內擁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大學、合肥工業大學一大批國內知名高等學府，人才聚集。另外土地資源也十分豐富，奠定了要素基礎。

1.1.3 改革驅動 經濟進入新常態皖江城市帶各地級市政府不斷下放行政審批權力，為各地區政府擁有更多的審批權力，能夠為企業提供良好的服務，與此同時，推動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簡化登記程序，并且優化外貿發展環境，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在金融創新體制改革方面，創新林業金融產品的風險防控，支持企業上市融資，有效地解決了企業的資金難題。

1.2 投資動力 皖江城市帶不斷加大投資，經濟發展取得了明顯效益。機器人、智能語音、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集聚基地的發展投資，京東方10.5代線、康寧玻璃、晶合30.5cm（12英寸）晶圓等投資聚集等，使得皖江城市帶經濟迅速發展。2015年，皖江示范區生產總值達14 639.3億元，增長9.6%；引進億元以上省外投資項目到位資金5 891.5億元，增長14.3%；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95.3億美元，增長12.3%，大大超過2010年皖江城市帶獲批時確立的目標。

1.3 市場動力 消費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在實體經濟發展不振的情況之下，消費萎靡實體經濟發展困難，所以必須要充分的挖掘市場潛力，通過市場動力和市場開拓，為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皖江城市帶人口2 000余萬，經濟總量接近1.5萬億，市場潛力巨大。從目前來說，皖江城市帶市場動力的挖掘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商貿流通業，改造傳統的流通業態，對目前的物流設施和物流中心進行整體改造，建設區域性中心的物流城市，將皖江城市帶的主要產品通過物流中心，儲存發放。與此同時，加強對重點項目的推薦，尤其是皖江城市帶旅游產品和技術產品的推薦，可以通過主持召開相關的會議推介皖江城市帶的主要產品，與此同時，打造皖江城市帶旅游集散服務中心，強化對旅游產品的營銷，打通旅游產品的市場。另外，皖江城市帶還可以通過網絡途徑加強對皖江城市帶產品的營銷，可以通過培育各類電商主體、網絡渠道，打通皖江城市帶企業主要產品的營銷渠道。

1.4 人才動力 人才是縣域經濟發展的第一要素，只有擁有高素質的人才，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發展才有良好的智力支撐，才能為皖江城市帶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建言獻策，促進企業技術改造推進制度創新，為皖江城市帶的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撐。到2015年，皖江示范區的人力資源總量由2010年的2 127萬人增長到2 500萬人，人才資源總量增長到335萬人，主要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將超過11a，人才素質大幅提升。

1.5 創新動力 近年來皖江城市帶已經形成了裝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黑色冶金及有色金屬業、汽車及運輸設備制造業、電子信息制造業、生物醫藥等一批有規模和特色的產業。合蕪蚌自主創新試驗區、合肥綜合國家科技中心、中國科技大學等一大批創新實驗在皖江城市帶具備良好創新潛力。

2 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新動力機制的運作模式

在立足內在驅動力的基礎之上，通過投資刺激，市場牽引，創新驅動，人才牽動，資源拉動五個動力系統，全面推進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發展（圖1）。

在投資刺激上，立足于目前皖江城市帶重點工程項目，加大對重點工程項目的投資，同時在市政工程，交通投資等方面下功夫為皖江城市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奠定良好的環境，與此同時，通過發展投資刺激相關產業，帶動經濟的發展。

在市場牽引上，充分地發揮市場對于經濟刺激的作用，通過加大對皖江城市帶旅游產品和市場產品的宣傳和推薦，促進產品的營銷。與此同時，通過網絡渠道，鼓勵企業發展電子商務，通過網絡渠道，拓寬企業產品的營銷。另外，皖江城市帶還需要建立物流中心，通過區域性物流中心，將皖江城市帶企業的產品運送到全國各地，促進產品營銷，開拓產品市場。

在創新驅動上，鼓勵企業全方位的進行技術改造，加強企業的創新力量。鼓勵企業建立研發中心和院士工作站，深入推進產學研合作，為企業的創新添磚加瓦。另外對于新興的創新創業項目，皖江城市帶政府應該要給予全力支持，通過企業創新孵化，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

在人才牽動上，要引進高層次人才，同時優化人才發展環境，通過財政資金支持，鼓勵技術創新，與此同時，強化人才服務和人才的吸引，并在職稱和生活條件等方面給予支持。

在資源拉動上，就是充分的發揮目前皖江城市帶的土地資源和生態資源，在立足于現有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合理征地拆遷，為工業的發展，騰出更多的工業用地。并且立足于現在的生態資源加快發展現代旅游業，為皖江城市帶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提供良好的支撐。

3 結語

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發展，是皖江城市帶發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安徽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在經濟步入新常態之下，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動力，以促進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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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化 動力 對策

1.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各階段動力

我國的城市化路徑表現出了和西方國家以及其它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對我國之前的城市化的動力機制的考察不應太多參照其它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歷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范式，我國城市化各階段的動力應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動力機制演變過程的一般劃分

城市化階段 城市化主要特征 動力機制演變趨勢

初期階段 發展速度比較緩慢；城市規模小、數量少；城市的擴張表現為“量”上的擴張，即外延擴大。 工業化與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動力；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增加；經濟與技術等資源匱乏，制約城市化發展。

中期階段 城市化高速發展；城市在外延擴大的同時也開始了內涵的進展。 工業化、制度仍是重要動力；產業結構的轉移推動力開始顯露；經濟與技術等資源約束機制得到緩解。

后期階段 發展速度趨于平緩；城市化主要表現為內涵的擴大，即質量上的提高。 產業結構的轉移已經成為主要的后續動力；制度的變遷能有效地促進城市化往更高層次的發展。

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三大動力

城市化動力機制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系統，不同時段、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其城市化動力結構是不同的。城市化進城的動力有很多推動城市化發展的力是多種多樣的，但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主導力量，城市化作為動態的過程，主要表現為政府政策影響、經濟增長與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轉換三種基本動力，屬于城市化動力的核心表現。 1 制度變遷

制度和政策因素對我國城市化，尤其是區域城市化的影響巨大。我國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鄉之間的遷移具有明顯的政治運動特征，而不是由于經濟原因的驅動而引起的流動。國家對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實行了非常嚴格的控制，加上在農村不讓農民發展工業、運輸業和商業等制度安排，使農村無法內生發展小城鎮，致使這一階段城市化發展進程非常緩慢，甚至出現一定時段上的停滯和倒退。 2 經濟增長與科技進步

從經濟學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間體系下的一種經濟轉換過程，人口和經濟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必然帶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無疑又加速經濟增長。

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萍歼M步會加速經濟增長，深刻地促進產業集聚及產業結構的轉換，影響城市化進程，可以說技術進步是城市化發展的源動力。先進的農業技術推動人口向城市轉移。 3 產業結構的轉換

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最基本的動力是產業的空間集聚，也就是工業化過程。

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演進會改變城市的形態和規模，進而影響城市化的發展進程。城市化發展的本身，就是變落后的鄉村社會和自然經濟為先進的城市社會和商品經濟的歷史過程，所以農業發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動力，而在產業革命之后，工業化則成為城市化的根本動力。

中國“一五”時期和改革開放以后的快速城鎮化過程，也證明了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巨大推動力量。隨著工業化步入現代化階段，第三產業開始崛起，并一躍成為城市產業的主角，成為大城市的后續動力。 4 三者與城市化的關系

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轉換和制度變遷共同推動城市化進程，但其各自推動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現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體現在城市效率與城市競爭力上，產業結構對城市化的推動主要是從整體上、總量上體現的；制度變遷對城市化的影響往往還要體現在結構上、形態上，比如對城市的規模結構的影響。

對策

1 調整城市發展戰略，完善城鎮體系

我國在城市發展的指導思想上，一直貫徹“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的方針，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一方針已不適應城市化發展的要求，因此，應順應潮流，適應形勢，及時調整方針。目前應確立“發揮大城市的優勢，強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指導思想，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鎮體系。城鎮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著城市化由低級向高級轉化。

2 積極發展小城鎮，推進城鄉一體化

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及時改變指導鄉鎮企業發展的基本方針，有重點的選擇和扶持一批縣城和主要建制鎮，促使其成為農村地區現代經濟新的生長點，推動鄉村工業化和鄉村城鎮化，這是我國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徑之一。小城鎮是城鄉之間的紐帶和橋梁，是大中城市發展的基地，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實選擇，因此，應充分發揮中小城鎮的優勢。目前在小城鎮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規模偏小，布局不合理，環境污染嚴重，土地浪費嚴重，戶籍制度管理滯后等問題，國家應給予高度重視，并積極加以引導，重點要搞好小城鎮規劃，配套建設各項基礎設施，并逐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實現城鄉經濟的最終順利接軌。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選擇，而小城鎮的大力發展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 3 加強政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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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

一、城市化及其動力機制

城市化作為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經濟現象和趨勢,是一個經濟、社會、生態和文化諸方面全面轉變的動態過程,是鄉村分散的人口、勞動力和非農業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斷向鄉村擴散,城市成長為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過程。它是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焦點問題。對于西部地區來講,城市化更是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區域間和區域內差距、統籌城鄉發展和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推動城市化發生和發展所必需的動力的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等所構成的綜合系統的總和。在一般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的吸引力與鄉村的擴張力或稱推力與拉力是構成城市化持續推進的動力機制。在推力與拉力的相互作用下,發達國家城市化道路走過了一條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的內生化道路。然而,與城市化的一般規律截然不同,我國西部地區城市化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演變

由于城市化的復雜性及動態變化性,不同時段、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化動力機制是不同的,改革開放前后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第一階段:中央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階段(1949～1978年)。這一階段西部地區城市化服從于當時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和特殊的社會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動而成。建國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確立拉開了西部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來的“三線建設”加速了這一進程。但是,從本質上講,這一時期西部地區城市化發展的動力中經濟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這種依托國家投資建立起的以資源開發為重點的重化工業以及軍工制造業,屬于一種移植和嵌入模式,工業化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缺乏聯系,違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規律,最終形成了在廣大的小農經濟社會中鑲嵌著“孤島”狀分布的幾大中心城市和資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業化和城市化都存在著嚴重的扭曲。

第二階段:多元力量推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動力機制也發了根本性變化,呈現出政府“自上”的動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動與區域內市場力量“自下”推動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動力仍然在推動本地區城市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為西部地區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同時,地方政府成為推動地區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財政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為一級利益主體,在趕超的壓力和區域利益最大化的誘導下,各地區都加大了工業化、城鎮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對本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加大。盡管由于區位限制,西部地區不可能像東部地區一樣靠引進外資來推動城市化進程。但是,近年來,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實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慮,越來越多的東部省份以及東部地區的企業以向西部投資、提供先進技術等方式支持本地區開發。這些,都相應地推動了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第三,推動城市化“自下”力量開始形成,兩支新興市場力量逐漸顯示出對城市化的驅動力:一是以非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小企業迅速興起,成為拉動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躍的力量;二是農民在市場力量誘導下自發地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進城打工、興辦鄉鎮企業、從事非農產業等,都極大地推動了城市化進程。

三、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的培育與重構

城市化作為一項涉及社會經濟生活諸方面的系統工程,不是由單個或幾個因素推動的,其動力機制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既包括微觀、中觀,也包括宏觀動力,既有內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會經濟因素,既有市場作用也有政府推動作用。針對西部地區經濟基礎差、區位條件受限制的現實狀況,可以從以下方面對其動力機制進行培育和重構: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構建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宏觀動力。發展經濟學認為,外部力量是打破區域低水平循環陷阱的關鍵因素。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內生力量比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設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動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國家的投資和優惠政策的傾斜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影響西部地區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因素。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西部地區應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資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開發過程中國家級大型工程項目的刺激輻射作用,由點及面,推動本地區城市化進程。同時,西部地區應該通過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國內分工、擴大開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與區域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結合,形成本地區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動力。

2、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非農產業發展,培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中觀動力。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換這一中觀動力在城市化動力系統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通過產業轉換來實現;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實質上是要素在各產業間的流動。結合西部地區各產業發展狀況,為推動其城市化進程,當前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發展特色農業。農業是城市化發展的基礎動力,西部地區工業化水平還比較低,農業承擔著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品貢獻、資本貢獻、市場貢獻甚至外匯貢獻的任務。但是,西部地區生態環境脆弱,農業發展面臨較大困難。因此,調整和優化農業結構,調整現有農業布局,結合生態環境特點,發展具有區域比較優勢的特色農業,增加農業剩余,是推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必然選擇。

其次,發揮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工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而生態環境脆弱,因此發展工業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結合各自的資源稟賦狀況,西部地區應該因地制宜地發展一些有優勢、有市場、有特色的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工業,實現資源開發和產品深加工并舉,一方面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加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擴大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在發展中實現資源稟賦結構的提升。同時,改造傳統工業,提高技術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

最后,在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以吸收西部地區“無限供給”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快城市化進程。

3、合理發展鄉鎮企業,培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微觀動力。推進城市化光靠政府還不夠,還要靠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市場發揮作用的條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場主體――產權清晰、投資理性、獨立承擔市場的收益和風險的企業。因此,為推動地區城市化,西部地區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同時應該注意合理規劃,杜絕東部地區發展鄉鎮企業形成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農村病”。

4、加快制度創新,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諾思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制度因素,在技術不變的條件下,通過制度創新(變遷)同樣可以大大促進經濟發展。城市化作為伴隨社會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遷而出現的社會現象,同樣與制度安排及其變遷密切相關。

為推進我國西部地區今后的城市化過程,必須進一步加大各項制度的創新力度。主要包括: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城市的戶籍管理,取消對外來落戶人口的種種歧視性政策和規定,調整城鎮戶口遷移政策;改革城鎮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創新,使農民真正進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時,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創新,加快建立以養老、失業和醫療為主體,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擔,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覆蓋城鄉的統一社會保障體系。此外,應重視觀念、習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創新,減少其對西部地區城市化的負面影響。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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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勞動力 流動 經濟生活 影響

一、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積極影響

（一）增加了農民收入

勞動力外出的最大動機就是尋求高收入，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進了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隨著農民外出務工人數的不斷增加，農民收入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以農業收入為代表的家庭經營收入比重下降，而以外出務工收入為代表的工資性收入則呈現出不斷增長態勢。

農村勞動力外出直接推動了農民收入增長。中國農業資源嚴重不足，相對于工業產品的實際需求，人們對農產品的市場需求彈性較小，農產品價格上升空間有限。因此，中國農民從農業經營得到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收入的持續增長，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希望就寄托在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轉移上。

（二）緩解貧困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勞動力外出的可能性與家庭收入水平之間成反比關系，這說明勞動力外出與家庭貧困緩解之間存在反向關系。許多貧困地區將勞務輸出作為反貧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這個原因。國家統計局2012 年城鄉住戶調查資料表明，遷移與貧困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近年來，貧困地區非農產業發展落后，為了擺脫貧困，許多農村勞動力流向就業機會較多的發達地區，使得貧困程度大幅緩解，成為中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大亮點。

（三）有利于推動城市和經濟發展

城市發展的動力除來自城市內部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以外，另一個重要的動力來自于農村人口進城所推動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連鎖反應。中國目前的城市率只有60 %左右，距離世界平均水平還有較大的差距?？梢娹r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對輸入地經濟和城市的發展起著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大批廉價農村勞動力進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發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

二、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消極影響

（一）增大就業壓力，影響收入分配

工資收入是大多數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下崗失業是影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國現有大約1.6～1.7 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他們中的大部分為了謀生而向城市流動。而勞動力供給數量龐大，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又相對有限，使得我國城市就業形勢非常嚴峻。同時隨著城鎮單位使用農村勞動力數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對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就業產生了消極影響。為了維持生計，城鎮失業人員必然要與外來勞動力爭奪有限的低端勞動崗位，從而造成這類勞動力嚴重供過于求，工資水平下降、失業率上升，導致城市貧困人口增加。就業狀況的變化已經成為影響收入分配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使得勞動力市場分化，工資差距加大

農村流動人口作為城市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城市經濟發展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戶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城市福利體制的存在，使得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低，社會保障狀況差。一般來說，進城的農村勞動力從事著與城鎮職工迥然不同的工作，他們占據了許多非熟練工種：建筑工人和維修工、餐館服務員和辦公樓的保潔員、家庭里的保姆等，并且平均來說，掙得低得多的工資水平。勞動力市場的這種分化和巨大的工資差距，不僅進一步擴大了農村流動勞動力和城市勞動力的收入差距，而且使整個城市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城市貧困問題更加嚴重。

（三）農村流動人口的城市生活邊緣化，不利于社會穩定

農村流動人口盡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由于其受到現行政策與社會制度的歧視，難以獲得同城市居民同樣的經濟、社會以及文化資源，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很難融入城市主流社會。被邊緣化的農村流動人口成為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難以分享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同時邊緣化的生活狀態容易激發心理上的不平衡，導致一系列城市社會問題的產生，加大了社會矛盾，對社會穩定發展造成極大的威脅。

三、對策建議

（一）確立以公平為價值取向的公共政策體系

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它不僅涉及到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也同時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以及政治問題。在設計解決方案時應統籌考慮上述因素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并將縮小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作為制定相關政策的權威性社會價值標準，只有確立以公平為價值取向的公共政策體系，才能促進整個勞動力市場健康、持續的發展。

（二）政府發揮職能，充分利用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抑制兩極分化

將城市公共福利和安全水平作為衡量政府執政能力的重要依據，充分發揮政府職能，確保政府公共行為和政策與社會公平的價值目標相一致。同時，利用財政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在有效調節高收入的同時為低收入者創造發展的機會和平臺。比如充分發揮收入所得稅的調節作用，允許子女的撫養費、教育費等進入稅前扣除項目，對退休金的一定比例給予免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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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路徑

一、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提出

從美國和西歐的歷史發展經驗來看，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推進城鄉生產分工，促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但托達羅在對戰后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就業進行分析后指出，在戰后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入城市的同時，城市中的失業和就業不足現象也在不斷加劇。這一矛盾現象用已有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無法進行合理解釋。因而他提出，由于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大量失業現象，新的遷移者很難馬上找到他所期望的高收入職業。遷移者在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初期或者完全失業，或者在“傳統的”或“非正規部門”找到一些臨時性工作。所以，當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在做出遷移決策的時候，必須在獲得高收入職業的可能性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失業或就業不足之間進行權衡。

托達羅假定農業勞動者遷入城市的動機主要決定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差異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這種關系可以表示如下：M=f（d），f’>0。其中，M表示人口從農村遷入城市的數目，d表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f’>0表示人口流動是預期收入差異的增函數。按照托達羅的觀點，現代工業部門的預期收入則等于未來某年的預期實際收入與就業概率的乘積。這樣，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可以表示如下：d=w*π-r。在這里，w表示城市實際工資率，r表示農村平均實際收入，π表示就業概率。在這個前提下，如果w*π>r，農村勞動力就會向城市遷移。當w*π=r時，對農村勞動者來說，到城市去和留在農村預期收入沒有差別，這就意味著城鄉勞動力達到了均衡狀態，從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遷移將停止。不過這只是對尚未遷移的勞動者而言的事前均衡，對于已經遷移到城市的勞動者而言，還有在正規部門就業與在非正規部門謀生的區別。城市非正規部門的勞動者有可能抱著將來在正規部門找到工作的希望繼續留在城市，也有可能失望地回到農村。如果是后一種情況，城市失業率將降低，上面的均衡將被打破，從而引起新的勞動力遷移，直至達到新的均衡。由于城市正規部門的工資wf遠遠高于農村收入水平r，所以，即使失業率u很高，即使在正規部門找不到工作，城市的預期收入w*π仍有可能高于r，吸引著農村勞動者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所在。

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較好地解釋了發展中國家城市失業問題的根源，給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二、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與中國城市化的矛盾

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政策含義就是如何阻止城鄉人口流動的規模和速度，以解決日益嚴重的城市失業問題。針對發展中國家城鄉就業的實際狀況，托達羅認為依靠工業擴張不能解決當今發展中國家城市嚴重失業問題。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與以往人口流動理論不同的政策建議：一是取消一切人為地造成城鄉實際收入差異的措施；二是積極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業生產力，改善農村生活環境，把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的解決同農村的發展結合起來，縮小城鄉差別，減少勞動力的鄉—城遷移；三是通過增大勞動流動成本，減少城市就業的預期收入等手段增加勞動力轉移的困難程度。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這幾十年中，曾經采取了諸如現在還存在很多問題的戶籍制度等措施來限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不自覺地符合了托達羅模型的建議。但這些政策和措施的實施，卻導致中國城市化進展緩慢，1978年我國城鎮化水平為17.92%，而三十多年后的2011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僅為51.27%。據世界銀行統計，世界高收入國家的城市化率達到75%左右，中等收入國家的城市化率達到60%左右，我國的城鎮化水平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嚴重滯后，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問題：農村人口越來越多，相對耕地資源減少；農業的活勞動成本日益上升，多數農產品價格已經高于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田的整合程度很低，農業生產規模太小而不經濟；鄉村工業化帶來分散和大面積的“三廢”污染，并且不能得到集中有效地治理；鄉鎮企業由于基礎設施、市場、交通等制約因素，外部不經濟，而且達不到規模經濟；日益增長和分散居住的人口給生態環境造成巨大的壓力和破壞等。

近些年來，我國逐步放開戶籍制度，導致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使城市失業更加普遍。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城鎮二、三產業，還是農村鄉鎮企業，在經歷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后，大多都走上了密集使用資金和技術的道路，勞動力的使用更多地被資金和技術所替代，從而使就業崗位的提供相對下降。按照托達羅的理論觀點，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的規模應該要減緩才對，但是在我國，這一步伐卻并未有所停滯。這一狀況只能從中國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進程這一特殊的事實做出解釋。一般來說，城市化就是農村人口不斷走向城市的過程，它往往與工業化是一種亦步亦趨的關系。然而中國這幾十年來城鎮工業化的步伐并沒有使城市化的發展做相應的跟進，而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進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城市化的速度慢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乃至于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二是城鎮人口的比重并未隨著工業生產總值比重的上升而上升。這樣的一種格局，只能意味著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與城鎮人口的生活水平差距在拉大，農村人口必然會向往城鎮良好的公共設施，現代化的生活條件，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當束縛鄉村人口的一些條條框框去除以后，農村人口僅僅本著一種追求更美好更幸福生活的愿望，也會在機會適宜的時候向城鎮涌去。在這樣的“民工潮”的涌動下，“城市病”和“農村病”也相繼發生，這也是中國人口由農村向城鎮流動的特色所在。

三、我國現階段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基本對策

托達羅模型作為解決發展中國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理論依據，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既要妥善安置農村剩余勞動力，又不阻礙我國城市化的進程，結合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可以考慮如下建議。

（一）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異

目前巨大的城鄉收入差異，是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主要動力。國家應將鄉村農業經濟的發展提高到與城鎮工業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政策、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給予傾斜，采取各種措施盡快消除人為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取消各種對農民的不合理“攤派”，減輕農民負擔，從而使農民收入提高，城鄉收入差距縮小。

此外，應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加大農業綜合開發的力度，主要向農業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改變過去單純發展種植業的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林、牧、副、漁以及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大力發展“立體農業”和“綠色農業”，拉長農業的產業鏈條，擴大農業內部的勞動力容量。此外，還可通過加大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把大批過剩勞動力組織去修公路、修水庫、水渠、河堤、江堤，提高農業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為子孫后代造福。農業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可以吸收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可以穩定農業生產，更好地為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二）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提高農村勞動力綜合素質

勞動力素質越高，就業的選擇就越多，機會就越大。對廣大農村剩余勞動力，應當提高其綜合素質，幫助其更好的就業。應當完善農村教育政策，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財政投入，保證農村教育的經費來源。繼續落實九年制義務教育，從整體上提高農村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完善國家資助貧困學生的政策和制度，確保廣大農村適齡青少年尤其是貧困家庭子女順利完成學業。此外，還要從農村教育的實際出發，加快教學內容和教學管理體制改革，大力發展各級各類農村職業教育和農村高等教育，擴大農村職業教育的辦學規模，提升職業教育的辦學層次，提高農村新生勞動者和現實農民的綜合素質和農技應用能力，以適應市場對各種類型的勞動力需求。制定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的總體規劃，組建職業培訓基地，完善職業培訓體系，調動農村勞動力參加培訓的積極性，結合市場需求和輸入地企業的要求，重點加強對農民工對口職業技能培訓和相關法律法規知識培訓，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積累，加強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拓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層次、領域，將沉重的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

（三）加大興建小城鎮的力度

小城鎮的建設，對于擴大城鄉交流、帶動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轉移具有深遠的影響。從所有制方面來看，小城鎮一般以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為主體，這樣，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既可以是小城鎮各行各業的業主，也可以是各行各業的打工者，從而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較好的條件。從產業結構來看，由于小城鎮一般地處交通要道，是當地經濟中心、當地和鄰近地區的商品集散地，因此小城鎮具備了發展工、商、服務等行業的良好條件，而這些行業一般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些企業便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較好場所。如果小城鎮得以良好地發展，既能幫助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又可以加快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可謂一舉兩得。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