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產生的條件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產生的條件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商品經濟學；生產和分配；人生存和發展；人的發展經濟學；經濟學革命

一、社會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

(一)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是人類經濟活動的根本原因

關于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沒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實不然。在經濟學史中，有過非商品經濟的思想，這一點在經典文獻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教科書中找到已經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論。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經濟學的堅持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放棄，當前的經濟學幾乎可以說是清一色的商品經濟學了。在經濟學史中，還有一個問題被中國的很多經濟學學者(也包括非經濟學學者)忽略，那就是在對經濟學的分類中，西方經濟學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簡稱。非商品經濟的思想源于人們認為解決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可以不通過商品經濟的辦法，而商品經濟學則認為經濟學只能是研究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正因為這樣，現實經濟發展的原因被經濟學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導經濟發展實踐的時候，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目標指向。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后，經濟發展的目標指向因生產效率、gdp、資本的利潤率和政府財政收入的強烈動機所掩蓋，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這一人類經濟活動的根本原因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們今天不得不認真討論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這一古老而又現實的經濟學問題。

筆者在《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一書中曾經提出過“解決人的生活需求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這個觀點已經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題。而在對觀點的進一步闡述中，經濟發展的目的被分解為“解決好我們人的生活需求”和“解決好人的發展”兩個方面?！叭说纳妗眴栴}應該說是可以與“人的生活需求”問題相對應的。但“人的生存”條件的保障與“人的生活需求”條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這樣一個涉及經濟學研究出發點的問題，并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筆者所批評的經濟學家撇開經濟目的讓經濟學研究脫離現實的狀況至今沒有得到多大的改變。更值得關注的是，如果經濟學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經濟學的思路，那就將永遠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局限，也就意味著經濟學的研究永遠也就別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發展為中心中來。這就是說，商品經濟學不能使經濟學理論的指導與人生存和發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經濟學的研究要回到經濟活動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中來，使經濟學真正成為研究經濟發展與人生存和發展緊密聯系的學問。事實上，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是人類經濟活動的根本原因，作為一個事實、一種常識，并不需要經濟學來做什么證明。經濟學需要關注、或者說經濟學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學性，得說明清楚為什么只局限于對商品經濟運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經濟運行的社會思想基礎、不研究商品經濟為什么這樣運行而不是那樣運行?特別是它為什么可以不關心社會中每一個個人生存和發展條件都應該獲得保障?換句話說，經濟學必須回答經濟學研究關注不關注入的經濟活動與經濟活動的目的相一致的問題。

(二)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

社會經濟活動的主要行為有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其中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人的生存和發展最為密切，在沒有商品交換即物物交換時，人類就依靠生產和分配的行為來解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自商品經濟學產生以來，商品生產、商品分配、商品交換和商品消費就作為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生產和分配的行為與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漸行漸遠，商品生產的效率、資本的利潤、生產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費與商品生產的關系成為商品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方面，從而使商品經濟學成為忠實服務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顯學。然而，社會發展對人生存和發展條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經濟學對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忽視而減少，它反而要求經濟學對自身的理論進行反思，特別是要對現實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脫離作出解釋。但是，由于商品經濟學在一開始就忽略了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這樣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它有意回避生產和分配行為需要對每一個個人的生存和發展條件負責的問題，用“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來說明商品經濟活動以追求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認為商品經濟活動在追求資本收益最大化的過程里無形中也使社會福利得到增加、就業有所保障。商品經濟學對資本利潤最大化的獲得需要以犧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來人的發展條件為代價的事實視而不見，實際上也是不認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因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這樣一個事實。

二、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需要相應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來保障

(一)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是因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那么，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就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必要前提，即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產生就是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所謂生產行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勞動與生產資料結合并生產出生存和發展必需品的過程，亦即人創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一種行為。生產行為有三個要素：人、生產資料和人的勞動。生產行為的目的是創造并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所謂的分配行為，指的是按照生產條件和生產目的對生產出來的產品(或產品的價值形式)進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發展條件得以具備的行為。由此可見，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是為人的生存和發展服務的。值得注意的是，這里說的人的生存和發展是社會中每一個個人的生存和發展，而不是商品經濟學因資本收益最大化而獲得的生存和發展。在商品經濟學里，因資本收益最大化而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每一個人不一樣，一些人(主要是資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員)會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傭工人)勉強維持生存和獲得一定的發展，一些人(失業者、待業者和無業人員)被作為自由市場競爭的條件而大量“儲備”起來，要靠社會救助或靠別人供養。

(二)一定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給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發展條件

從商品經濟學理論指導下產生的經濟行為對人的生存和發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們不難看出，在不同的社會思想下產生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其給人所造就的生存和發展條件是不一樣的。這一點是經濟學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現有的經濟學，特別是商品經濟學，并沒有把這一點當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發展經濟學問題的學者中，能夠這樣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說深入研究了。

我們這里講一定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給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發展條件，就是要我們的經濟學研究特別關注“一定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一定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是一定社會思想影響下人的行為，帶有主觀色彩，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商品經濟學把生產和分配行為定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上，非商品經濟思想把生產和分配行為定義在社會主義社會上，這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事實。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經濟學指導下的生產和分配行為造就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條件，社會主義經濟學指導下的生產和分配行為造就社會主義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條件?？墒?，一些經濟學者卻在不遺余力地宣稱經濟學與意識形態無關，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希望用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行為來造就社會主義社會中人的生存和發展條件。

(三)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取決于相應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

從上文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發展條件”需要在一定的社會思想影響下的生產和分配行為來保障，即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取決于相應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這就是說，人生存和發展條件保障得好壞，取決于人對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選擇。好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才能使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將導致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受到破壞，人將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談不上全面自由地發展。反過來，我們也可以從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來判斷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好壞，從而判定經濟發展方式的好壞。現實社會中許許多多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經濟發展不等同于人的發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發展似乎找不到一個客觀標準。因此，長期以來人們無法很好地評判經濟發展方式的好壞，當然也就不能及時認識到經濟發展方式的偏差，更談不上糾正。其實，這是商品經濟學理論誤導的緣故。商品經濟學把人們評判經濟發展方式的好壞放在商品經濟活動收益的最大化上，資本收益的好壞、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財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經濟指標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經濟發展好壞的標準，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已經被掩藏在這些指標背后，讓人錯誤地認為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實現、gdp的增加、財政收入的增長也等同于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獲得了保障。不可否認，沒有經濟的發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獲得保障的，經濟發展是人生存和發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從經濟發展是為了保障人生存和發展這樣的本質要求出發，在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取決于相應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思想指導下，把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得到保障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方式好壞的標準是有必要的，也是堅持以人為本發展經濟所必須遵循的原則。

三、以商品為中心的商品經濟學傳統是使人生存和發展條件與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相脫離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資本利潤為中心的生產和分配行為是商品經濟學錯誤導引的結果

以商品和資本利潤為中心是商品經濟學的顯著特征，與人們認為經濟學只能是研究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有關。筆者認為，把經濟學定義為是研究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這是西方經濟學因要服務于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偏見，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泛濫，它又轉變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一個偏見。這個經濟學偏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是正常的，在社會主義中國出現就很不正常了。社會主義國家把適用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經濟學當作顯學、作為主流學科，用于指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實踐，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過什么辦法做到這一點的。

毫無疑問，在以商品和資本利潤為中心的經濟學影響下產生的生產和分配行為，必然要以(不擇手段、不顧資源浪費、不斷增加無效消費和大量耗費社會資源)獲取商品最大價值和資本最大利潤為目標，因而使生產和分配行為嚴重背離其要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初衷。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需要相脫離，完全是商品經濟學錯誤導引的結果。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中就已經有所揭示。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生產行為如何為獲取資本的最大利潤而犧牲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徹了。

(二)在商品經濟學中人被作為生產資料或生產要素，甚至淪為商品

商品經濟學把手段當目的，就是把發展經濟從而得到財富這一創造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手段，當成了發展經濟的目的——即以獲得財富為目的。這一點，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國富論》)體現得非常充分，它探討的就是財富怎樣增加得更快的問題。在商品經濟學里，由于把追求財富當目的，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問題就被擱置不管了。人作為生產的主體變成了僅僅是生產工具(當然不是全部，資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產和分配行為的主體，另外的人只能是生產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產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須服從于利潤的需要了。在這個情況下，勞動者的勞動力，這一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成為資本持有人爭奪和充分利用來增加利潤的對象，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保障變成對利潤源泉的保護，把勞動力按質論價、當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護，即便是這種特有的保護，也只出現在能夠為資本帶來最大化收益的少數人身上。

(三)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脫離是商品經濟學理論的必然產物

由于人類的經濟活動與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要尋找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脫離的原因，得從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結合情況來判定。我們必須承認，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脫離不是從來就有的。在遠古社會，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結合是非常緊密的，人們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進行生產和分配。那個時候，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人們幾乎不可能擺脫依靠直接的生產勞動來解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應該承認，出現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

相脫離的情形是在生產力水平較高的近現代社會中，特別是在工業革命之后，才具備有只為了追求財富增加而獨立或相對獨立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現代，人類社會也曾經出現過直接按照社會中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需要來有計劃地開展的社會生產和分配活動，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已經堅持了50年以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朝鮮、古巴，其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就基本上能夠與保障本國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現實相結合。與朝鮮和古巴的情況不同，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目前出現的嚴重貧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況，就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沒有能夠與保障本國人生存和發展條件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結果。實際上，出現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相脫離情況的國家，主要是實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國家，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每一個個人生存和發展條件得到較好保障的如北歐的幾個國家，都對商品經濟運行的方式進行了較大改革。這樣看來，以資本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生產和分配行為，是商品經濟學理論指導下必然出現的結果，也是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相脫離的原因。

四、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要關注社會生產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

(一)人的發展經濟學應該擔當起糾正商品經濟學偏差的責任

從上面的闡述我們不難看出，經濟學應該把以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為中心的研究與以商品分析為核心的研究相分開，即把經濟學區分為人的發展經濟學和商品經濟學。由于商品經濟學會誤導經濟發展的實踐脫離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或者說商品經濟學會使經濟發展的實踐脫離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意愿，人的發展經濟學應該擔當起糾正商品經濟學偏差的責任，引導經濟學回歸到能夠指導經濟發展為社會中每一個人生存和發展條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務上來。鑒于商品經濟學思想已經在社會中造成深刻的影響，許多領域已經被其徹底滲透，為清理和消除商品經濟學對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做到經濟學指導經濟實踐時真正能夠保障好人的生存和發展，用人的發展經濟學糾正商品經濟學的偏差很有可能會引起一次經濟學的革命。筆者認為，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特別是隨著以人為目的發展經濟的呼聲不斷高漲，經濟學革命的到來是遲早的事。對于中國而言，經濟學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人們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經濟學變革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二)人的發展經濟學需要把研究的視角從商品分析轉向社會生產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

由于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的好壞直接決定經濟活動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好壞，因此，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人的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從傳統經濟學以商品分析的視角轉移到以分析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上來。前文已經指出，經濟學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學性，必須說明經濟學為什么只限于對商品經濟運行的研究而無需研究商品經濟運行的社會思想基礎?必須回答經濟學為什么不關心社會中每一個個人生存和發展條件都應該獲得保障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經濟學不能回避的，因為經濟學首先是研究與人的生存和發展有關的學問，離開了人的生存和發展，經濟學就不成其為與人關系密切的科學了。由于經濟學首先是人的經濟學，那么，經濟學的研究必須解決人的經濟活動怎樣與經濟活動的目的相一致問題。而要解決好經濟活動與經濟活動的目的相一致問題，除了研究怎樣的社會生產和分配行為才能使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得到真正保障，應該不會有更好的辦法。這就是說，以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己任的人的發展經濟學，需要把研究的視角確定在社會生產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上。

注釋：

①筆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理論。本文作者對蘇聯及東歐、蒙古、印支三國社會主義時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的了解，僅限于書本介紹；對目前仍然在實踐著的朝鮮、古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則知之甚少。此處講非商品經濟理論的不完善，是鑒于世界上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先后放棄了計劃經濟而言的。同時也表明，本文所講的人的發展經濟學，與經濟學史中出現過的非商品經濟學不同，也不同于現有的商品經濟學。

②在筆者看來，以研究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商品消費為主的經濟學理論，都屬于商品經濟學的范疇，中國目前正在試驗并冠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理論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經濟學是商品經濟學的典型代表。

③參見《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線裝書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頁。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這個問題提出來，是要說明，我們的經濟活動、我們要使經濟運行良好，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解決好我們人的生活需求、解決好人的發展問題?！眳⒁姟督洕\行的制度因素》，線裝書局2007年第1版第199頁1至3行。

⑤筆者對經濟學研究脫離現實的批評，原話是：“在一些經濟學家那里，經濟學不管經濟的目的似乎是天經地義的，經濟學研究的技術化傾向也表明這一點。而經濟學撇開經濟目的不管，只研究經濟的手段、技巧、過程，最終就會變成技術表演，探求純粹原理，與現實的經濟運行脫離得越來越遠。實際上，正是經濟學的這種脫離現實的傾向，使我們忘了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解決人的生活需求?！眳⒁姟督洕\行的制度因素》，線裝書局2007年第1版第198頁最后一段。

⑥據筆者所了解，意識到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是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的，除了筆者本人，還有中國人民大學胡鈞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許建康教授和廣西民族大學陸壹東。但把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人的生存和發展條件結合起來并作為人的發展經濟學的重要內容進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筆者本人。

⑦關于中國1978年甚或更準確一點是自20世紀90年代中葉開始以來的改革開放的理論指導，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經濟學家會得意洋洋地認為是來源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一些學者則堅決不認同，認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在指導中國的經濟實踐。筆者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明顯受到具有商品經濟學顯著特點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它不同于純粹自由主義經濟學行為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的社會基礎為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自由”，但生產和分配行為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條件的脫節，存在較大問題，“新三座大山”在中國的出現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⑧為了弄清資本積累的問題，馬克思分析了不以財富僅以需要為目的那個年代的生產?！拔覀冊诠糯酥虚g，根本找不到有誰去研究哪一種土地所有制形態是最生產的，是能創造最大財富的。雖然伽圖曾經很詳細地研究過哪一種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獲量，甚至于布魯圖(brutus)還曾研究過把他的金錢怎么樣貸放出去才能弄到頂多的利息，但并沒有把財富看作生產底目的……所以在古代，盡管處在那樣狹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畢竟還是把人看作生產底目的；這種看法就顯出比現代世界高明得多，因為現代世界總是把生產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財富看成生產底目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蘋稿)》(第三分冊)，劉瀟然譯，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頁。)——參見巫文強《論以人為目的發展經濟及新時期經濟學的使命》，《改革與戰略》2008年第12期第4頁。

篇(2)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哲學基礎；本體論假設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經濟學是達爾命和19世紀末物理學大革命所產生的新的世界觀的產物，而新古典經濟學仍是以經典物理學所產生的牛頓主義世界觀為基礎。更具體地說，演化經濟學是以動態的、有機的和開放的世界觀為基礎，而新古典經濟學則是以靜態的、機械的和封閉的世界觀為基礎。因此，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哲學基礎上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喬治斯庫一羅根指出的?！罢斀芪乃购屯郀柪归_始為現代經濟學奠基時，物理學一場驚人的革命掃蕩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中的機械論教條。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學’的建筑師，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設計師，看來都沒有及時地覺察到這種沒落”。因此，正如美國老制度學派的開創者凡勃倫試圖按照達爾文主義重建經濟學一樣，根據威特的看法，演化經濟學應該成為經濟學中達爾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們知道，經濟學范式的轉變實質上是世界觀的根本性變化，哲學基礎或者更特定地說有關實在的本體論假設不僅限定了更為具體的經濟理論的構造，而且對經濟實踐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但是，目前的經濟學教育對哲學并不重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也缺乏自覺的哲學批判意識，這是導致存在著嚴重缺陷的新古典經濟學被相當多的大學師生頂禮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經濟學領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經濟學家加強對其哲學基礎之一的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進行深入研究以來，一些經濟學家開始撰文討論其哲學基礎問題，但絕大多數演化經濟學家們仍忙于對具體的實際經濟問題進行研究，“這意味著演化經濟學在方法上和研究興趣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分裂”，這是導致演化經濟學目前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為了使演化經濟學動態的、有機的、系統的和開放的世界觀具體化，實現演化經濟學諸流派的創造性綜合，同時也是為了在哲學與經濟學之間、演化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理論體系(如經濟學)之間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對演化經濟學的本體論假設進行深入討論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本文在霍奇遜和何夢筆等演化經濟學家已有研究基礎上，試圖概括性討論演化經濟學的六大本體論假設及其對學科建設和經濟政策的指導意義。

一、有機層級本體論

演化經濟學深受懷特海、皮爾斯乃至馬克思的有機論哲學的影響?；羝孢d在《經濟學與演化》一書中，根據懷特海、克斯特勒、邁爾等人的見解，將自然科學領域的本體論上的“層級觀”擴展到社會及心理領域。根據這種層級觀，整個世界被看作一個層級結構。在層級結構中每一層上的系統或亞系統具有雙重特征，即它們自身既是整體又是其他整體的組成部分，每個子整體(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賴性，這被稱為“杰納斯效應”(Jalius effect)。每個子整體擁有兩個相反的極性(陰陽)――個作為更大整體一部分去運作的整體傾向和一個保持其個體自主性的自我決定傾向。在這一復雜的層級結構系統中，貫徹的是突現原則。雖然一個層面上的現象以其下層的現象為基礎，并受其上層現象的影響，但是每一層上作為整體運轉的系統(就像是一個同質的實體)具有不能還原為其組成部分屬性的新特征。

在這種層級結構中，由于每一層級都具有雙重特征，這就產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關系，并且在不同層級之間存在著反饋關系。更重要的是，每個層級的突現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論中)根據其組成部分的知識演繹推出，或通過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結合來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會結構乃至宏觀經濟現象可以被看作個體行為的突現特征，但是，卻不可以還原為個體行為進行解釋。何夢筆曾以企業舉例：“企業是自成一類的一種實體，不能化約為一種使個人最優的合約網絡?！边M而，每個層級在解釋上具有某種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釋原則和自己的分析單位。突現原則表明了所有將復雜系統簡化為共同的、簡單的單位和理論規律的簡化論或還原論方法的無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論立場必然是拒絕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原子論為基礎的將理性個人作為唯一的理論本原以及將描述和解釋壓縮到一個單一的非歷史的層級，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還原論的多分析單位和多層級的分析。

有機層級本體論對演化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造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首先，創新體系文獻的發展遵循著有機層級本體論的原理。自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倫德瓦爾于1985年提出創新體系的概念以來，目前該文獻已經發展成由國家創新體系、區域(地方)創新體系、部門創新體系和創新型企業所構成的體系框架，這種在不同層級上以互補和非簡單加總的方式對創新問題的研究對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次，有機層級本體論直接指導著演化經濟學有關“微觀－中觀－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構過程。西方主流經濟學試圖“在微觀經濟學的基礎上推導宏觀經濟理論”僅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為一般均衡理論基礎的原子論個體的微觀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演化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和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批判”。演化經濟學不僅論證了宏觀經濟學相對自主的本體論地位，而且進一步指出，作為個量和總量的微觀和宏觀框架無法處理在經濟系統的中觀層次上所發生的結構變遷和質變過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觀－中觀－宏觀框架的基礎上重建經濟學的體系結構。

二、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對于建立有關實在的、基本的演化動力學來說，心智在人類社會生活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何夢筆提出了演化經濟學的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這種二重結構可以依據有機層級本體論的突現原則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別是生物層級的突現產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實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個實在中相對自主的領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種二重結構，知識狀態的變化不能化約為世界狀態的變化。心智對世界的反映不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錯誤，不正確的知識或“謬見”并非是偶然現象。當然，這里所說的“不正確”或者“謬見”主要應從相對于心智單純地作為外部世界的“鏡像”這一角度來加以理解。換言之，它特別地與拉赫曼的主觀預期以及羅斯比有關認知與決策的想象標準相關，意味著人類心智在與外部世界交互過程中所顯現的創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說明了演化經濟學在本體論上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本質差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假設意味著心智單純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產生的知識狀態只是由世界實際狀態

和實際的因果關系所決定的，并可以化約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已經在模型中納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對稱、計算成本之類的赫伯特?西蒙有關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楊小凱和漢斯‘伯杰等人指出的，這種改進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優決策和均衡框架下進行的，它低估了行為人面對的不確定性，也沒有充分認識到人類理性能力的嚴格局限性。實際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強調了環境和不完備理性對人類心智的約束作用，但沒有包括人類心智所具有的主觀和特異性質、“根本的無知”以及人類心智的能動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論體系中處理這些因素所導致的變化，就必須打破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假定的穩定偏好、技術和制度不變等所有前提條件。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對人類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設。

三、人性假設：人性二重性與文明創造者的本性

演化經濟學在人性的本體論假設上提出以下四個基本命題：第一，人類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時具有利己和利他這兩種傾向或性質，這充分反映了人類作為對立統一的矛盾體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叭私杂胁蝗倘酥摹笔侨祟愒挤A賦的本能，具有基礎性的本體論地位。西方主流經濟學從經濟學假定中預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學的，也是不現實的。第二，人類還具有獨立于利益關系的作為文明創造者的本性，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忽視但對人類文明的演進卻更具根本意義的人性。正如偉大的天文學家哥白尼曾經指出的，人的天職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樣我們可以說，人類經濟活動的天職就在于發明、生產、創新或創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會環境的重大影響。制度對人性的作用不僅是約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動性的作用。換言之，制度和社會環境對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所謂“性相近，習相遠”就是這個含義。第四，人性和制度的關系是互動的。對此，霍奇遜曾指出：“個人與制度是相互設定的。制度塑造了人們的行為，并由人們的行為所塑造?！?/p>

演化經濟學有關人性的本體論假設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首先，體制改革和制度設計必須考慮到制度對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須考慮到如何喚起并發揮人類作為文明創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國的體制改革中，完全市場化的醫療保健體制改革之所以無法成功，就是因為按照“自利經濟人”的“工作假設”所設計的制度解決不了醫療保健中的“老大難”問題。后者的例子則有：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按照“自利經濟人”的邏輯，必然只關注于產權改革、管理層高薪和所謂資本運作，而如何通過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實現“同舟共濟”的奮斗目標就被嚴重忽視了。其次，文明創造者的假設在我國自主創新和創新型國家建設中應該發揚光大。目前，經濟學家們太多關注于人類的利益本性，而沒有注意到作為創造者的本性。但人類文明史卻說明，創造者的假設不能化簡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許多情況下，創造的歡樂是利益的多寡所無法衡量的。因此，筆者曾經指出，國民創造力是21世紀中國崛起的決定性因素，中國經濟學要為這種創造力的爆炸性增長提供精神動力。建設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是五四的延續和超越，發明、創造和創新應該成為我們的時代精神。

四、異質性(多樣性)假設

正如著名生物學思想史專家邁爾指出的，達爾命產生了一種新的哲學體系。在這種哲學體系中，個體群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與物理學中流行的本質論思維(typological thinking)相對立。本質論思維的實質就是把變化多端的現象化約為同質性的某種基本類型，認為世界上真實的和重要的東西就是這些基本類型的內在本質，而基本類型與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可以被看作是某種可以被忽視的東西。物理學是本質論思維的避難所，其基本特點就是對質點模型的追求。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經濟學實現數學形式化，西方主流經濟學明確把經濟學與物理學相類比，把豐富多彩的個人和企業行為簡化為“代表者”，抹殺經濟活動的不同質量及其多樣性，通過對類似于作用與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進行原子化的質點分析，制造了市場自動創造和諧的神話。這種同質性假設不僅預先從理論體系中排除了多樣性和人類的創新行為，而且否認經濟活動的不同質量對國家貧富所產生的極其重要影響。

達爾命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對上述本質論思維的革命。在達爾文之前，生物學家們即使承認變異，也只是停留在物種的層次上，正是達爾文把它定位到了個體層次上。在人類社會中，正是因為個體之間的差異和多樣性才使創新和演化得以發生。因此，達爾命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是決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倫指出的，“適應和演化來自這種事實：知識、技能和慣例在個人間從沒有完全被傳遞，個人之間總是有差別的”，人類心智的不完備，它所具有的主觀性質，不同的制度、文化、習俗、階級差別和其他社會因素的塑造，個人經驗以及人類心智的創造性理解等等，所有這些因素使得個人即使在面對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樣的想象機會，其認知和行為也不會完全相同。以此類推，不同的企業、地區、國家乃至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同一產業都具有不同的知識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演化經濟學所發展的國家創新體系和區域創新體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們歡迎的原因。以個體群思維為基礎的異質性或多樣性假設也構成了個體知識和意會性知識這些概念的哲學基礎。

五、時間不可逆、不確定性和歷史重要

時間可逆和機械決定論的世界觀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的本體論基礎，恰如瓊?羅賓遜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們承認經濟是存在于時間之中的，歷史是從一去不復返的過去向著未知的將來前進的，那么，以鐘擺在空間來回擺動的機械類比為基礎的均衡觀就站不住腳了”。正是因為這種靜態的和封閉的世界觀，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認為存在著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地點的經濟規律和經濟政策。但對于演化經濟學來說，時間不可逆在經濟系統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設性作用，技術軌道、技術經濟范式、路徑依賴、路徑創造(path creation)和經濟類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經濟學的這些概念都滲透著時間不可逆的觀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們越是研究時間，就越是會領悟到：綿延意味著創新，意味著新形式的創造，意味著不斷精心構成嶄新的東西”，演化過程的歷史性是以新奇創新為特征的，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在時間進程中“不可改變”地不斷突現，甚至時間可以被視為一系列有序的變異和選擇的事件。因此，時間進程是不會完全重復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對于人類社會來說，這種新質要素的突現是以人類心智的創造力為基礎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家勞森指出，由于社會經濟結構依賴于人類能動作用的轉變潛能，社會經濟結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只是相對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時空制約或地理歷史性為基礎的?！绻f自然科學家的任務是要持續不斷地改進相對不變(或緩慢變化)的有關實在的理論，那么，社會科學家則要更快地改進他們對相對快速變化、具有高度時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愛伯納也指出，“大

多數的經濟現象是時間依賴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內。它們隨著時間而變化，因此無法用聲稱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理論和概念來對待。經濟理論只能通過不同的經濟生活模式來應對這些經濟現象，而這些模式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形成的”。因此，經濟學以及所有的社會科學在其性質上必然是歷史的和地理的科學。當然，這并不是否認存在著少數為人類社會所共有的社會經濟規律，而是強調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多數規律只具有歷史的暫存性，其有效性與地方化的條件高度相關。

根據這種歷史時間的本體論假設，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就成為演化經濟學在以典型化事實(stylized facts)為基礎進行理論建構并制定經濟政策時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所謂脈絡主義就是“情境和脈絡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這是一種歷史的方法，它充分體現了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考慮特定歷史地理條件的精神，把社會事件及其“規律”置于事物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空間限制之中。脈絡主義在方法論上依賴著一個基本的循環：經濟事件依賴于經濟時空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反過來，經濟時空新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也是由這些經濟事件所影響和塑造的。脈絡主義類似于《易經》中“時位相關”的概念，按照《易經?系辭傳》“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時間和空間并不構成一個可供事物在其中發生的“宇宙容器”；毋寧說，它們是與作為創造性之脈動的事件和實在一起被創造的。因此，按照脈絡主義的基本原則，經濟政策都應該是情境和脈絡特定的，而不是如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普遍適用的經濟政策。

六、系統協同效應與循環累積因果機制

系統協同效應以及作為其核心機制的循環累積因果原理是演化經濟學的一項基本的本體論假設。所謂系統協同效應是指存在著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公共福利，從整體上加以考慮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每個國民的福利，它也由四個基本命題所構成。首先，不同的經濟活動的創新機會窗口和福利效應是不同的(異質性假設)：律師比撿萵苣的人掙更多的錢，因此，一個撿萵苣之國要比一個律師之國更貧窮。其次，創新機會窗口大的經濟活動在系統協同效應中處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國家范圍內產生并擴散了這種富裕：“在有許多人使用機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沒有使用機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再次，由報酬遞增規律所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所產生的“良性循環”是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雖然程度有所不同)：“北歐國家的公共汽車司機的實際工資5倍于生產率相同的玻利維亞同行”。最后，國家創新體系在企業家、工農和政府“共謀式”地分配創新收益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它導致了全體國民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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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學;方法論;批判實在論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7-0048-01

“批判實在論”是一門源于英國、發揚于歐洲的科學哲學?！芭袑嵲谡摗边@個術語是巴斯卡提出的“先驗實在論”與“批判自然主義”這兩種思想的結合表達,其思想的主體是通過歷史的自我意識和辯證法消除反理性主義和歸納論的理性主義。

1 批判實在論的興起背景――實證主義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社會科學的主流思想便是實證主義,其以休謨、康德為代表的因果律為理論核心,認為規律取決于原子式的事件或事態的恒常聯系。實證主義對社會科學的影響與爭論,主要圍繞于所謂的波普爾――亨普爾模型:社會科學必須追求科學方法上的統一,以自然科學方法為基礎(實證主義觀點),對社會現象進行解釋和預測。最為重要的是:解釋和預測是相輔相成的,如果能對現象進行完整的解釋,則必然能預測到現象的發展。

實證主義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遭到學界的猛烈攻擊。主要是來自后現代思潮的批判,巴斯卡的批判實在論則另辟蹊徑,不僅對實證主義對自然科學的錯誤理解進行批判,也對各種后現代思潮的反實在論觀點進行批判。

2 批判實在論的哲學基本思想構建

2.1 批判實在論的立論基礎――先驗實在論

巴斯卡于《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1975)中提出了其先驗實在論思想?？吕麪栒J為所謂的先驗論證所指的是“從一個已經發生的現象,推出一個持久性的結構的論證,也可理解為是從一個實際事物,推導出一個更基本的、更深層的使該事物的存在成為可能的某種事物的論證形式”。而巴斯卡認為其先驗論證是一種反證的論證,即從一個現象的描述,追溯到產生此現象的某一事物的描述,或是從一個現象的描述追溯到促成此現象的某一條件的描述的一種論證。此處的先驗論證并不是以科學家掌握的研究成果為前提,而是科學家的實驗活動?？茖W實驗不僅是先驗論證的前提,也是參與論戰的各方都接受的根本前提。

“先驗實在論認為科學知識的對象是那些產生現象背后的結構和機制,及科學所需的社會活動中產生的知識。這些對象既不是經驗主義認為的單純的現象,也不是唯心主義者認為的是我們理性所建構出來并強加在現象之上的,而是一種更為持久的實在的結構,它不但獨立于我們的認識、經驗之外而存在,同時也獨立于我們獲得它的條件之外?！闭嬲膶嵲谡摲先缦聴l件:第一,客觀性:事物的真實存在不是由它們是否具有可被認識的實際存在而決定的;第二,可錯性:認為上述超越實際之后的存在,并不是絕對無誤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有被我們后來的新知識所修正的可能性。第三,超現象性:指我們能夠認識到的還包括存在于實際表象之后的看不到的結構的知識;第四,反現象性:認為我們對這些深層結構的認識,不僅僅是超越實際并能夠解釋表象,其有可能是和實際表象相矛盾的。

由此,可以總結出批判實在論具有以下特點:(1)它把科學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把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社會產品;(2)它認識到科學知識的客體的獨立存在;(3)由于以上兩個條件得到認可,它就把科學實驗和發現解釋為同時發生的物質和社會行為。

2.2 批判實在論的哲學取向――批判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主張的科學的首要目標是科學的解釋與預測,也就是解釋項的先行條件和普遍定律與被解釋項的描述的經驗事件的邏輯關系。解釋是從已知結果去逆推其原因,而預測則是從已知的原因去推定其結果。認定這種因果關系是在一種普遍的關系的基礎上,進而在定律的性質、理論的作用、解釋的模型、以及預測的模型等層面上,提出一系列的特定主張。

批判實在論選擇的折中道路首先判定先行條件與機制兩種觀念的因果關系,從而認定唯有機制觀念的因果關系,才能通用于自然世界或社會世界這樣的開放系統中,以此作為方法論的基礎進而在定律的性質、理論的作用、解釋的模型、以及預測的模型等層面上,提出另一系列的特定主張。批判實在論利用了介于形而上學體系和實證主義之問的第三條路。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世界的突現特性。所謂突現(emergent),意謂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物質聚合在一起時,有全新的物質產生,這種新物質具有它自己獨特的機構與機制,不能被還原為組成它的各個成分。

(2)社會科學中的因果關系。實證主義將休謨式的因果律作為理論核心,認為科學規律即原子式的事件的恒常聯系,即事件x總是伴隨著事件Y的發生。故我們要以先驗實在論所提出的深度本體論作為基礎來理解社會科學這個開放系統中的因果關系,即將因果關系視為一種機制。

3 批判實在論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借鑒意義

批判實在論和非主流經濟學都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但與非主流經濟學的批判集中于具體理論有很大不同,批判實在論是從經濟學學科的性質人手的。勞森認為,只有經濟學家們放棄演繹主義的方法,認識到本體論推理及其對經濟解釋所產生的約束的重要性,經濟學才有可能成為一門科學。

批判經濟學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借鑒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雖然經濟學界對方法論問題已經掀起過一陣研究熱潮,但大多數人接受的仍屬實證主義陣營的波普經濟學方法論。批判實在論的提出為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另辟蹊徑。

其次,這將有助于學術研究多元化的格局。許多人在談到現代經濟學時把已有很大發展的非主流經濟學排除在外,這與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流行有非常密切的關系,筆者認為,非主流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研究提出了許多前沿問題。實證主義是主流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深人研究對其持批判態度的批判實在論,將為我們更多地引入非主流經濟學提供更大的空間。

再次,它為非主流經濟學的綜合和迅速發展提供了統一的科學哲學基礎。與其他種類的經濟學方法論不同,批判實在論在經濟學中有其自身的傳統,它植根于非主流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之中。批判實在論利用了許多學派的許多見解,并使之更加明確和一致,這有助于推動這些學派之間的交流和綜合,形成替代主流經濟學的新范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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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經濟學是通過運用經濟學中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法律現象和問題的學科,著名的法經濟學家波斯納有一個形象的說法,即“法律的經濟學分析”,西方理論界習慣稱之為“法學與經濟學”。這恰當的說明了其內容是一種法學與經濟學融合形成的法律體系和法學流派。經濟法是指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政府為了彌補市場運行的缺陷,充分履行經濟管理職能,從而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長效發展,由此產生的與市場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總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完全依靠市場已無法解決日益復雜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問題,為了達到市場資源的有效配置,迫切需要將法律手段納入到對國家干預經濟的規制當中。

二、二者的相互關系

(一)二者的相同點

法經濟學與經濟法學都是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律現象進行研究的理論,都研究法律制度與經濟運行相互之間的關系,都涉及到法學與經濟學理論。二者都有同樣的理論基礎。二者都巧妙的將公平正義與效益理論相結合。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效益,這正是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理念。其對法律的研究以效益為核心,強調使公正觀念等價于效益觀念。法經濟學家科斯和波斯納都對“經濟效益”在法經濟學中的具體定義有所論述?？扑乖凇渡鐣杀締栴}》一書中闡述了經濟效益的本質,他通過普通法中規定的妨害問題指出:1、當交易成本為零時,社會資源不會受到有無賠償責任的影響;2、當存在交易成本時,經濟制度運行會受到是否規定了合法權利的影響。總體而言,科斯認為要將社會的整體效果考慮到賦予法律相應權利時,要以最少的投入換取最多的回報。波斯納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指出了效益的含義,效益作為根本標準用來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政策是否適當,更意味著“資源配置達到價值最大化的具體實現”。效益理念在法經濟學的許多理論觀點之中都有所體現并貫穿其中。從古至今,人們對法律價值的基本判斷就是法律應符合公平正義,而法經濟學開辟了新領域,把效益加入到法律價值體系,認為法律除了將正義作為目標以為還應當注重效益,效益與正義一樣都可以作為分析和評價法律問題的原則。其主張無論是在立法過程還是司法過程中,都不可忽略法律制定、法律執行和法律實施中蘊涵的經濟效益。研究法經濟學的學者認為,應將效益作為法律制度的宗旨和價值取向,并最終使法律朝著促進社會經濟效益最大化的方向發展。因此,所有法律制度的制定廢止和法律活動的進行,都應注重資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盡量將社會財富增加到最大限額。

經濟法學的理論基礎是法學的價值觀念,即公平和正義,其研究的目標是在經濟法上實現公平正義,并以此為核心建立理論體系,但這一觀念似乎與效益思想相矛盾。但是法經濟學家波斯納有其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公平應具有兩方面含義。一方面,公平代表著社會分配絕對公平,即個人收入實現均等化;另一方面則是公平具有的普遍含義,即效益。因為在現實社會中資源是有限的,對資源的浪費應該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應該受到譴責,對其他人來說也是不公正的。正如波斯納的理論認為,將能否有助于實現社會財富增加的目標作為判斷好壞的重要標準,作為衡量社會善惡的最高標準應該是是否追求效益。總之,對于波斯納而言,效益作為判斷行為和制度好壞與否的標準,其目的是追求資源有效配置和社會財富最大化,即是最高的公正。顯然,波斯納將效益作為法律的最高價值,替代了傳統公平正義的法律概念。經濟學的核心理念包括效益原則,也就提供了明確的經濟價值,即要在經濟性的基礎上追求公平正義,追求公正必須考慮其本身價格,放棄不具有經濟性的公正。因此,應當將效益作為選擇和評價法律制度的首要標準,如何確定法律責任和分配權利義務,都應當成為實現效益的重要考慮因素。從而使資源從生產效益低的領域向生產效益高的領域轉移,賦予經濟發展足夠的空間,使其在更高層面和長遠意義上實現公平和正義,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在這個意義上說,效益與公平是可以協調的。

(二)二者的不同點

1、學科性質和調整對象不同。法經濟學是通過運用經濟學中福利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等經濟學原理來分析法律的形成、體系和運作以及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法律學科,著名法經濟學家波斯納的理論研究認為,法經濟學是“把經濟學的原理和分析方法系統運用到法律體系分析”的學科。由此,筆者認為法經濟學是“通過運用經濟學理論論述法律問題及法律現象”的理論法學學科。法經濟學涉及內容非常廣泛,既包括民商法學、經濟法學,又包括憲法學、刑法學、行政法學等幾乎所以法律部門。經濟法學是研究探討經濟法理論問題以及經濟法規律的部門法學,其主要是以經濟法為研究對象。它著重于運用法律原理和方法分析經濟問題,研究對象是特定經濟社會關系中的法律調整和規制問題。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只有國家干預經濟時產生的經濟關系,不調整其他經濟關系或非經濟關系。經濟法的目的是使國家干預經濟在適度規范的范圍內進行,因而通過對國家干預經濟的行為的進行規制。因此,通常認為它區別于行政法,行政法主要調整的是國家行政管理關系,雖然經濟領域或者具有經濟性內容在行政管理中有所涉及,但其本身是一種國家經濟管理關系,它與經濟法中的國家干預經濟運行有本質差異。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由于出現了國家干預經濟所產生的國家經濟調節關系,并且在原有法律體系中沒有部門法與之相適應,因此只能通過經濟法進行調整。

2、研究方法不同。法經濟學是通過運用經濟學的相關理論,主要是微觀經濟學分析方法來解釋法律概念、法律體系和法律運行等具體法律問題,對規范性法律文件和判例進行經濟分析,因其研究方法獨特,從而形成獨立的法學流派。經濟法學是通過規范性以及非規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判例和法學學說為研究來源,運用法學理論方法研究特定經濟社會關系的法律調整問題,其研究方法并沒有特殊之處。雖然二者都是法學與經濟學的交叉邊緣學科,但是其運用的理論基礎與原理不同,研究對象不同,研究側重點也有所不同,因此用到的研究方法也不同。由于法經濟學的特殊性,使其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法學獨特的研究方法,成為獨立的法學分支。而經濟法學屬于一般部門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的研究方法并無太大區別。

3、研究目的不同。法經濟學是法學和經濟學在融合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邊緣性、交叉性的理論體系和法學流派,它的存在和發展是為了完善和變革經濟法體制甚至整個法律制度。法經濟學服務于對法律的經濟分析,運用經濟原理和分析方法思考法律相關問題。經濟法學是以具有經濟法性質和基本特征的法律規范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部門法體系,其主要以解釋經濟法現象并發現運行規律為研究目的,是對經濟法與其他相關部門法的關系進行調整。經濟法學著眼于運用法律制度規范經濟運行的各個環節,在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情況下有效規制國家的行為,保護經濟活動參與主體的利益。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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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經濟學作為一個經濟學的分支體系，最早出現于 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1920年，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一書的出版是福利經濟學產生的標志。

福利經濟學的出現，是英國階級矛盾和社會經濟矛盾尖銳化的結果。西方經濟學家承認，英國十分嚴重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變得更為尖銳，因而出現以建立社會福利為目標的研究趨向， 這導致了福利經濟學的產生。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后，英美等國的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福利經濟學進行了許多修改和補充。庇古的福利經濟學被稱做舊福利經濟學，庇古以后的福利經濟學則被稱為新福利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福利經濟學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正在經歷著新的發展和變化。

邊沁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福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邊沁認為人生的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獲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總量。幸?？偭靠梢杂嬎悖瑐惱砭褪菍π腋？偭康挠嬎?。邊沁把資產階級利益說成是社會的普遍利益，把資產階級趨利避害的倫理原則說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則，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睒税駷楣髁x的最高目標。

帕累托的“最優狀態”概念和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優狀態是指這樣一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任何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而不使別人的境況變壞。按照這一規定，一項改變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增進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進而其他的人福利不減少，這種改變就有利；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減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減少，這種改變就不利。

馬歇爾從消費者剩余概念推導出政策結論：政府對收益遞減的商品征稅，得到的稅額將大于失去的消費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稅額補貼收益遞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費者剩余將大于所支付的補貼。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結論對福利經濟學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經濟學的主要特點是：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出發點，也就是根據已確定的社會目標，建立理論體系；以邊際效用基數論或邊際效用序數論為基礎，建立福利概念；以社會目標和福利理論為依據，制定經濟政策方案。

庇古是資產階級福利經濟學體系的創立者。他把福利經濟學的對象規定為對增進世界或一個國家經濟福利的研究。庇古認為福利是對享受或滿足的心理反應，福利有社會福利和經濟福利之分，社會福利中只有能夠用貨幣衡量的部分才是經濟福利。

庇古根據邊際效用基數論提出兩個基本的福利命題：國民收入總量愈大，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國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他認為，經濟福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國民收入的數量和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情況。因此，要增加經濟福利，在生產方面必須增大國民收入總量，在分配方面必須消除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紀30年代，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受到羅賓斯等人的批判。羅賓斯認為，經濟理論應當將價值判斷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個人間效用可比較性不能成立，福利經濟學的主張和要求沒有科學根據。繼羅賓斯之后，卡爾多、希克斯、勒納等人從帕累托的理論出發也對庇古的福利經濟學進行了批判。同羅賓斯不同的是，他們認為福利經濟學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爾多提出了福利標準或補償原則的問題。此后，?？怂埂⑽魍蟹蛩够热藢Ω＠麡藴驶蜓a償原則繼續進行討論。他們主張把價值判斷從福利經濟學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實證研究；主張把福利經濟學建立在邊際效用序數論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邊際效用基數論的基礎之上；主張把交換和生產的員優條件作為福利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反對研究收入分配問題?？柖嘞？怂埂⒗占{、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論基礎上的福利經濟學被稱作新福利經濟學。

新福利經濟學主張效用序數論，認為邊際效用不能衡量，個人間效用無法比較，不能用基數數詞表示效用數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數數詞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經濟學根據效用序數論反對舊福利經濟學的福利命題，特別是第二個命題，反對將高收入階層的貨幣收入轉移一部分給窮人的主張。

新福利經濟學根據帕累托最優狀態和效用序數論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題：個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斷者；社會福利取決于組成社會的所有個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個人的境況好起來，而沒有一個人的境況壞下去，那么整個社會的境況就算好了起來。前兩個命題是為了回避效用的計算和個人間福利的比較，從而回避收入分配問題，后一個命題則公然把壟斷資產階級福利的增進說成是社會福利的增進。

新福利經濟學家認為福利經濟學應當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經濟效率問題才是最大福利的內容。勒納、霍特林等人對經濟效率問題作了論述。經濟效率指社會經濟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所需具備的條件，包括交換的最優條件和生產的最優條件。

補償原則是新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新福利經濟學認為，帕累托的最優狀態“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來為資本主義辯解，為了擴大帕累托最優條件的適用性，一些新福利經濟學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標準和補償原則。

卡爾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經濟理論，受到伯格森、薩繆爾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發表《福利經濟學某些方面的重新論述》一文，提出研究社會福利函數的“新方向”，認為卡爾多、?？怂沟热说男赂＠洕鷮W把實證問題和規范問題分開、把效率問題和公平等問題分開的企圖完全失敗。繼伯格森之后，薩繆爾森等人對社會福利函數作了進一步論述，形成了福利經濟學的社會福利函數論派。

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社會福利是社會所有個人購買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關變量的函數，這些變量包括所有家庭或個人消費的所有商品的數量，所有個人從事的每一種勞動的數量，所有資本投入的數量等等。社會福利函數論者通常用多元函數來表示。

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帕累托最優狀態不是一個而是有許多個。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種狀態下社會福利是最大的。他們認為，要達到唯一最優狀態，除了交換和生產的最優條件，還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這就是福利應當在個人間進行合理分配。

經濟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條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條件。社會福利函數論者根據假定存在的社會福利函數作出一組表示社會偏好的社會無差異曲線，并根據契約曲線作出一條效用可能性曲線。社會無差異曲線和效用可能性曲線相切的切點，代表受到限制的社會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阿羅繼續研究伯格森。薩繆爾森等人提出的社會福利函數。在1951年出版的《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中，阿羅認為，社會福利函數必須在已知社會所有成員的個人偏好次序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程序把各種各樣的個人偏好次序歸納成為單一的社會偏好次序，才能從社會偏好次序中確定最優社會位置。

篇(6)

在經濟活動中，沒有什么現象比不確定性更為普遍。盡管不確定性經濟學，特別是以奈特和凱恩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研究了不確定性的存在，以及不確定性各種可能的產生機理，并揭示了利潤的產生、企業的存在、宏觀經濟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等等重大問題。但是，對于選擇過程中不確定性的產生機理、影響因素，以及解決方法等諸多問題沒有深入探討，即為何人類的選擇過程如此困難，有的選擇困難之大以致個體不得不放棄選擇，選擇的不確定性是如何產生的？如何降低選擇的不確定性？這一系列的問題在主流經濟學都還沒有涉及，或者還沒有認識到，選擇過程中不確定性問題的解決對于經濟理論發展、經濟增長以及企業發展的重要意義。

對于不確定性的研究，源起于對新古典經濟學基本假設的質疑或者批判。把不確定性因素引入經濟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奈特的《風險、利潤和不確定性》。[1]隨后，凱恩斯、[2]G.Tintner(1941)、[3]（274-306)等經濟學家都相繼研究了不確定性理論。已有文獻對不確定性的研究建立在信息不完全、對未來預期不可知的基礎之上，并沒有深入研究消費者決策過程中的選擇、比較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問題。本文的研究在于理解經濟運行中兩類不確定性產生的根源，在此基礎上提出制度―品牌模型，研究制度與品牌降低選擇過程中的兩類不確定性的機制。

一、不確定性產生的根源

（一）主、客觀不確定性的界定

盡管客觀世界具有不確定性的性質，但是，這已超越了經濟學的研究范疇。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選擇、決策行為的科學。因而客觀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不確定性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內容，這種不確定性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之下是人類所不能控制。對經濟學來說，這種客觀世界的不確定性只能假設為一定，人類既不能降低這種不確定性所產生的影響，更無法回避或者消除客觀不確定性，本文稱這種客觀世界本身具有的不確定性為“客觀不確定性”。

與“客觀不確定性”相對應，存在另一類不確定性。這類不確定性產生于人類對客觀世界的主觀認識之中。也就是說，即便客觀事物是完全確定的，或者至少可以假設是確定的，但是，由于人類本身對于“信息”認識的不足，或者人類自身“狀態―偏好”的不完全可知性，“經濟過程本身的前瞻性（forward-looking）”[1]也會導致不確定性的產生。本文稱這種由于人類主觀原因而產生的不確定性為“主觀不確定性”。

（二）不確定性產生的根源

本文研究的“主觀不確定性”，是現代不確定性經濟學所研究的，在經濟過程中與人類選擇、決策行為密切相關的不確定性。綜合不確定性經濟學對不確定性的認識，還需要從新古典經濟分析框架消除不確定性的根本假設入手分析。

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中之所以不存在不確定性，根源就在于其前提假設：一是信息完備的交易過程，這就消除了因為信息不完全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二是經濟行為人都是完全理性的，同時也就消除了經濟人最優化、擇優過程中產生的不確定性。恰恰是這兩個假設消除了經濟行為主體的主觀不確定性，換言之，在經濟行為主體進行選擇行為時，也正是由于“不完全知識”和“各個個人之間的差異”[1]這兩個原因產生了行為主體的主觀不確定性，如上圖所示。

主觀不確定性存在于經濟行為主體的選擇過程中。主流經濟學并沒有對經濟行為主體的選擇過程進行詳細深入的討論，然而，行為主體的選擇理論在主流經濟學理論中卻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就是個體和個體的選擇行為，經濟行為主體選擇理論刻畫的是行為主體在局限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收益最大化也同樣分析）原則，用數學形式表達為：

由此可以看出，選擇決策過程是由兩個步驟構成的：

第一個步驟就是公式（2），也就是信息“局限條件”的限制。在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設中，認為信息是完備的，因此建立局限條件公式（2）的過程是一個無摩擦、無成本的過程。換言之，經濟主體獲取價格信息的成本為零，所有價格信息都是完備的，從而“看不見的手”――價格機制才能完美、協調和指揮行為主體的選擇行為。但是，并非如此，工業文明帶來的過剩經濟，直接導致可供選擇的商品和服務的數量已經和正在呈現“爆炸式”增長，與之相關的信息和知識也呈幾何式擴張?！耙粋€經濟行為主體在尋覓購買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首先需要投入時間和精力獲取有關產品質量的信息。然后，他必須尋找到一個貨真價實的供給?！盵4]經濟主體要想做出決策，從眾多的商品和服務中做出選擇，第一步就是要建立有關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集合和數量集合。

當可供選擇的數量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建立這樣完備的信息集合將十分困難，更無須考慮行為主體進一步的去學習和掌握這些信息了。以科斯、諾斯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個人為了獲取信息需要耗費時間和資源”。[4]當交易無成本的時候，新古典經濟學的有效競爭等式是成立的。但是，科斯（1960）指出“發現相關價格的工作”，[5](386-405)即建立局限條件公式（2）是有成本的。因此，搜集到完備的價格信息集合是幾乎不可能的，即使存在可能，也必將花費高昂的代價。經濟主體不可能獲得完全信息，也就不會實現信息完備的交易過程。

行為主體在信息不完備和具有主觀派生性模型的基礎上行事時常常會出錯，信息反饋是不足以修正這些主觀模型的。經濟行為主體在做出選擇時所依賴的主觀的派生模型在人們之間發散，并且行為者在大多數情況下獲取的信息是十分不完全的，以致這些發散的模型沒有顯示明顯收斂的趨勢。因此，因局限條件公式（2）在建立時，因信息的高度不完備產生了不確定性。

“正是不完全知識，即對未來和對變化的結果的不完全知識”，[1]將會產生一種類型的不確定性。我們稱之為第一類不確定性(如圖所示)。這個階段經濟行為主體為獲得信息所花費的成本就是交易費用（TC），此類不確定性也就是交易費用的必然結果。

第二個步驟是經濟行為主體在已經建立好局限條件公式（2）的前提下，獲取最大化效用，也是實施理性決策行為的過程，即求解。這是一個心理活動過程，卻是“非常令人費解的”，因為“我們并不是以一種設想好的、經過決斷的確切形式來進行自己的行為”。[1]新古典經濟學最重要的另一個假設卻是經濟行為主體完全理性的，按照這個假設,此求解過程也是毫無困難和成本的。

在現實經濟中，經濟行為主體并不時時保持固定不變的求解方法，通過深入理解行為主體的每一次求解最大化的過程可以看出，即使信息是完備的情況下，經濟行為主體每一次面臨最優化求解的時候，他的求解方法都是在變化的，并且受到很多主觀因素的影響。

另一種類型的不確定性產生于最優化過程中，經濟主體的“估計或者判斷”之上。我們稱此過程產生的不確定性為第二類不確定性(如圖所示)。但是，不管如何求解，這個過程總是要耗費經濟行為主體的時間和精力，也即需要付出成本的。品牌經濟學將此種成本稱為選擇成本[6](Cc)，第二類不確定性是選擇成本的必然結果。這種不確定性之所以產生，“是所要解決的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個人所有的解決問題的軟件不足的結果。”[7] 不確定性分類、產生根源及其影響因素不確定性分類客觀不確定性主觀不確定性c第一類不確定性U1第二類不確定性U2產生根源客觀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建立信息局限條件時的信息不完備和不完全知識最優化過程中，人類處理復雜問題的有限能力和變化的估計方法影響因素――交易費用（TC）選擇成本（CC）二、制度―品牌模型

根據不確定性產生的根源，交易費用和選擇成本直接影響到不確定性對經濟行為主體決策的作用程度。因此，我們建立不確定性函數：

其中UC代表不確定性的大小程度，它由第一類不確定性U1和第二類不確定性U2構成；f表示它們之間的函數關系。由本文第二部分的論述知，U1，U2這兩類不確定性又是交易費用TC和選擇成本CC的函數U1=f1(TC)和U2=f2(CC)， 其中，表示第一類不確定性是交易費用TC的增函數；f2表示第二類不確定性是選擇成本的增函數。

當選擇成本CC一定，而交易費用TC上升，即經濟行為主體搜尋信息費用、討價還價和決策費用以及監管和執行費用等等上升，此時將產生第一類不確定性，并且不確定性程度隨TC（交易費用）的上升而上升，故第一類不確定性函數應該滿足U1/TC＞0，即不確定性程度對交易費用的一階導數大于0。當交易費用TC一定的時候，由于信息過于復雜，信息量急劇增加，以及經濟主體求解最優過程的變化等主觀因素，經濟行為主體的選擇成本CC將上升，導致第二類不確定性產生，不確定性程度也將隨（選擇成本）的上升而上升，該函數應該滿足性質U2/UC＞0，不確定性程度對選擇成本的一階導數大于0。

由此可以得到，交易費用和選擇成本是如何影響主觀不確定性的，也即主觀不確定性與交易費用TC和選擇成本CC的關系，滿足關系UC/TC=UC/U1×U1/TC＞0和UC/CC=UC/U2×U2/CC＞0，也即主觀不確定性隨著交易費用和選擇成本的上升而增加。

綜合以上分析，不確定性的大小受到兩類成本影響。交易費用的增加會導致第一類不確定性上升，這是因為經濟主體獲得信息的成本越高，那么他所建立的信息集合也越不完備，第一類不確定性的程度也隨之增加。同理可得，經濟主體的選擇成本上升的話，第二類不確定性也會上升，這是因為在信息集合一定的條件下，經濟主體在擇優，或者求解最優化的過程所包含的成本越高的話，第二類不確定性的程度是遞增的。這兩類不確定性通過某種函數關系綜合起來，就會使經濟行為主體的選擇過程中增加不確定性的程度。

再進一步，根據新制度經濟學，交易費用TC是制度因素的函數，為分析簡便我們用I表示制度因素，即TC=k(I)，無論該制度安排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越完備，產權明晰程度越高，相應的交易費用就應該越低，交易費用對制度變量的一階導數小于TC/I＜0。

同樣，在品牌經濟學當中，選擇成本CC是品牌信用度[6][8]的函數，即CC=g(B)，當某品牌信用度越高，經濟行為主體的最優化或者擇優過程的成本將會越低，故其一階導數也小于0，即CC/B＜0。

不確定性程度受到制度變量I和品牌信用度B兩個變量影響，可以推導出不確定性函數對這兩個變量一階導數應該滿足的基本性質，如公式（4）和（5）所示。

（4）式表明，在選擇成本不變的條件下，不確定性對制度變量的一階導數小于0。不確定性程度是制度變量的減函數：隨著制度變量的增大，產權安排越明晰，交易費用越低，那么第一類不確定性將會下降，不確定性程度也隨之下降。

（5）式表明，在制度一定的條件下，交易費用也是一定的，不確定性對品牌信用度的一階導數小于0，說明不確定性程度的高低是品牌信用度的減函數：隨著品牌信用度的提高，經濟行為主體決策時的選擇成本越低，那么第二類不確定性將會下降，不確定性程度也隨之下降。

三、制度降低不確定性的機制

“制度在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相互作用的穩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7]換言之，制度逐漸演進，通過不斷的降低人們之間相互作用時產生的交易費用，改變人們所能獲得的選擇集合，進而降低了這個信息收集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也即降低第一類不確定性(見圖)。

正如R?科斯認為，[9]當交易是無成本的時候，新古典經濟學的有效競爭等式能夠成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效市場的競爭結構能使交易雙方達成無成本的總收入最大化解決方式。然而，沒有交易成本存在的世界就如同沒有摩擦力影響的物理世界一樣陌生。搜集信息的高昂代價是交易費用的核心，這些衡量和實施成本是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源泉。[7]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經濟制度的產生是由于存在著大量的、廣泛的交易費用，這些經濟制度正是為了治理、降低人類在經濟社會中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交易費用而逐漸演變而來。

獲取信息的代價是高昂的，導致了經濟行為主體的信息不完備，產生了大量的交易費用，有的交易費用如此巨大以致交換都不可能實現。因此，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得經濟行為主體為進行選擇決策而建立信息集合的過程中產生了不確定性。 由此可見，交易費用越大，產生的第一類不確定性的程度越高；如果沒有了交易費用，經濟主體信息集合的建立不需要花費任何成本的話，對于決策主體而言信息就是完備的，那么也就不存在這類不確定性了。

制度包括人類用來決定人們相互關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約，對個人選擇所施加的制約是很普遍的。無論是正式制度（如有人類設定的規則：契約、組織等）還是非正式制度（如習俗和行為準則：意識形態、風俗習慣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確定和限制了人們的選擇集合。因此，制度因素只能逐漸通過降低交易費用，從而降低選擇過程中經濟主體面臨的第一類不確定性的程度。在經濟活動中，兩種基本方法被用來處理這一類不確定性，即通過歸組和通過選擇能“應付”不確定性的人來減少不確定性，分別稱之為“合并”（consolidation）和“專業化”。[1]除此之外，“合作”也是處理不確定性的重要方法之一。

無論是正式制度還是非正式制度，都是通過更加的明晰產權、劃清權利責任等等方式來降低人們選擇過程中的交易費用，進而降低了第一類不確定性對人類選擇行為的影響。事實上，無論制度如何演進，設計得多么完美，都不能完全消除這一類不確定性，只能在某種程度上降低第一類不確定性的影響而已。

四、品牌降低不確定性的機制

即使假設在經濟運行過程中不存在交易費用，經濟行為主體的選擇過程中也存在著主觀不確定性，這就是第二類不確定性，如圖所示。正如本文第二部分論述，第二類不確定性產生的根源是經濟主體選擇時最優化過程中的選擇成本所致。選擇成本是經濟主體決策過程中的一種摩擦力，就像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價格一樣，選擇成本也是經濟主體在獲得效用最大化過程中的“代價”或者局限條件。這種代價越大，那么導致經濟主體做出選擇時的困難也越大。換言之，經濟主體在最大化效用的時候，他的最優化的方法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當經濟主體作選擇的代價增加的時候，其最優化函數也是會改變的，因此，經濟主體決策的第二類不確定性程度上升。所以要降低此類不確定性就必須降低最優化過程中的選擇成本，而品牌選擇正是降低消費者選擇過程中的選擇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此“品牌”非傳統觀念中品牌的概念。傳統觀念中的品牌概念，簡單來說就是知名商標的含義。而在品牌經濟學中，品牌（Brand）被定義為“與目標顧客達成長期利益均衡，從而降低其選擇成本的排他性品類符號”。[6]

在現實中，面對大量的商品信息，人們更多的時候連有限理性也不是。換言之，人們不是去搜集大量的選擇信息，而是非常簡單的按照品牌進行擇優決策。品牌成為消費者在選擇產品和服務時的一種簡單標準和工具。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消費者選擇的是品類。[6]因此，具有高品牌信用度的品牌可以降低消費者選擇過程中的選擇成本，從而降低第二類不確定性。

假設消費者從i個品牌中選擇某個品牌，而每一個品牌又包含mi個品類，其中數量都大于1，又假設每個品牌中都包含有消費者所需要的那個品類，那么，消費者就需要在每個品牌所包含的任意兩個品類之間進行選擇比較。假設每次比較的時間消耗都相同為t―使用花費的時間來表示選擇成本（每個人的時間都是有價值的，只不過每個人的時間價值大小不一樣而已。）那么，對于每個品牌來說，消費者的選擇成本就是Ti=t.C2mi。可以證明當mi=1時，消費者的選擇成本最小。[11]換言之，若消費者認為某個品牌就是某一單一品類，那么選擇成本為0，此時消費者不用在不同品類之間進行選擇。因此，此時的選擇成本最小。

在廠商的各項品牌策略都正確的前提下，只要產品的品類度越單一，那么就可以認為這種品牌的品牌信用度就越高。品牌經濟學詳細的論述了品牌信用度與選擇成本之間呈反向變動關系，也就是說品牌信用度越高，消費者所花費的選擇成本也越少，因此說品牌是通過品牌信用度的提高，降低了消費者的選擇成本，從而降低了消費者消費選擇過程中的不確定性。

品牌正是通過降低了經濟行為主體做出擇優決策階段所發生的選擇成本，進而節約了信息搜尋階段所發生的交易費用，從而才降低了整個選擇過程中的“制度費用”，同時也就降低了經濟行為主體選擇過程中的不確定性。[10]

五、結 論

新制度經濟學發現了影響經濟運行的交易費用，品牌經濟學則發現了影響經濟行為主體擇優決策行為的選擇成本。二者都試圖通過研究影響人類行為的局限條件，找到相應的解決方法，降低不確定性對人類選擇行為的影響。首先，完善制度安排，改進影響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是可以降低經濟行為中的不確定性。盡管如此，但在一定時期內，制度是保持穩定不變的，制度因素也不是單個生產廠商或者個人所能控制和改變的因素，因此，在降低人類行為的不確定這個問題上，品牌的作用也更加突出。其次，加強品牌信用建設，減少消費者的選擇成本，同樣也可以降低不確定性。在微觀層面上，企業真正能控制并一定能做好的只有品牌這一個因素。品牌不但需要有一個單一的利益點，同時，企業還必須使用正確、合理的品牌建設策略，才能達到降低消費者選擇企業產品不確定性的目的。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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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3)．

[3]G. Tintner A Contribution to the Non-Static Theory of Choi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56, No. 2. (Feb, 1942).

[4]埃里克?弗魯博頓，魯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分析范式[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

[5] R.H.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 1937,4．

[6] 孫曰瑤，劉華軍．品牌經濟學原理[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6)．

[7]道根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94(9)．

[8] 孫曰瑤．品牌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6)．

[9] R?科斯．社會成本問題[J]．法學與經濟學雜志,1960(10)．

[10] 劉華軍．品牌的經濟學分析：一個比較靜態模型[J]．財經科學,2006(8)．

篇(7)

[關鍵字] 行為經濟學 局限 發展

一、傳統經濟學的局限

傳統經濟學理論有四個重要的假設，即：信息對稱、偏好一致、完全自利和完全理性。但市場中發生的經濟現象卻幾乎完全違背了這四個假設。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發現，要完全達到這四個假設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1.信息對稱性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信息對稱”，即在商業活動中買賣雙方都可以無償的獲得市場中的全部信息，在交易的過程中對信息的了解是全面透明的。但事實上，信息是一種無形的但能給經濟人帶來效用或價值的資源，它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是有價的，信息的獲取也是需要成本的，人們不可能在信息世界中完全收集到對自己決策有用的信息。由于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忽略了信息不對稱性對經濟活動帶來的巨大影響，使得我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經濟現象根本無法用原有的經濟理論來解釋，傳統經濟學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

2.偏好一致性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假設經濟人具有穩定的、前后一致的偏好，這種偏好不會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發生動態的改變，同時，經濟人能理性地使其偏好效用最大化。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發現，一件事物可以有很多的面向，人們在認知判斷上可能會隨時因收入狀況、社會潮流、以眾現象、外部環境的改變而改變。還有許多的發現都使人們更加懷疑選擇是否能夠反映穩定、明確的偏好。而偏好一致性假設也違背了自然界動態發展的客觀規律，使得這一假設本身就有自己的局限性。

3.完全自利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假設人類行為都是自利的，這一自利的行為還會導致個人和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但人們發現，純粹的自利無法解釋慈善事業、自愿捐獻、干旱時的自愿節水、儲蓄能源以解決能源危機，以及犧牲金錢從而對不公平的待遇進行報復等社會現象，無法解釋人類生活中許許多多的“非物質動機”和“非經濟動機”。因為人類經濟行為的動機不僅僅只是“自利”，也有情感、觀念導引和“社會目標”引致的成分。社會中的各種千絲萬縷的制約關系也使得我們完全自利的假設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及優勢

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3次授予行為經濟學家貝克爾、阿克洛夫、斯賓塞、卡尼曼，這說明非理性經濟學由于其對新經濟現象的良好解釋已獲得了學界的廣泛認可。

1.行為經濟學的誕生背景

行為經濟學的誕生有其學術背景。第一，20世紀中期，大量的行為經濟學方面的文獻面世。其中，“期望效用理論”和“貼現效用模型”作為“不確定條件”和“跨期選擇”條件下計算效用值的精確分析工具已經被眾多的主流經濟學家接受。第二，20世紀60年代，認知心理學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傳統心理學家所謂的“大腦是一個刺激－反饋器”的理論已經被“大腦是信息處理器”的理論取代。認知心理學家對與“大腦信息處理器”相關的很多問題(比如，“問題解決”、“決策過程”等)的了解與新古典經濟學中“效用最大化”問題的相關性很大。此后，有關方面的比較研究也日益增多。這樣，真正的行為經濟學產生的條件日益成熟。行為經濟學理論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它具有傳統經濟學理論不同的假設和特色，另一方面，它又表現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新認識和新的挑戰。

2.行為經濟學的特點及優勢

(1)行為經濟學的特點

與傳統經濟學相比，行為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準則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不動感情的自我利益，并不是沒有道德的科學。行為經濟學使我們必須承認，人也是有性靈的、活潑的一面，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觀念導致的成分。

(2)行為經濟學的優勢

行為經濟學的創新之處就在于將行為分析理論與經濟運行規律有機結合，它從實際出發，打破了傳統經濟理論通過建立精密的數學模型、嚴格的推理論證來解釋、研究經濟行為的框架，引入了描述經濟學的成分，對傳統經濟學是一種修正，也是一種補充。因此，行為經濟學已確立的原理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和興趣。行為經濟學的崛起，對傳統主流經濟學基本理論前提提出了挑戰，也進行了拓展。

三、行為經濟學發展展望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涉足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并形成了多個分支，其發展較為活躍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幸福學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心理學家卡尼曼教授在發表獲獎感言的時候，特地談到了一位華人學者、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終身教授奚愷元和他的研究成果――幸福學。

就當今社會而言，雖然近年來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質量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是相對于物質生活的提高而言，人們感覺到的壓力卻越來越大，身體素質越來越差，幸福指數越來越低。據統計，目前80％左右的上班族都處于亞健康狀態，人們常常是在用犧牲健康來換取金錢。這不得不使我們來重新審視我們的發展模式，究竟以什么為最大化目標。對此而言，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幸福學。

其實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生活過得幸福，歸根到底人們最終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擁有更多的金錢或財富。即使是從效用最大化出發，對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財富，而是幸福本身，這也應該是效用本身定義的初衷。奚教授指出，人們到底覺得幸不幸福取決于許多和絕對財富無關的因素，包括比較因素、時間因素、環境因素以及各種客觀的評價等等。我們的最終目標不是最大化財富而是最大化幸福。如何增加社會的幸福感，解決好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人類幸福的關系，是每個經濟學家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2.神經經濟學

近幾年的研究發現，人們之所以會在經濟行為中產生非理性決策，與人腦的神經生理結構相關。神經經濟學對經濟學的貢獻在于，它放棄了主流經濟學用以解釋人類行為的各種過分簡單的模型，在切實了解人腦精神活動的真實方式的基礎上，重建經濟學對經濟行為的解釋。20世紀以來的主流經濟學始終堅持“理性人”假設，認為人類具有穩定而持續的偏好，人們據此作出各種理性的行為決策。在這一框架下，所有明顯不合邏輯的非理，也被解釋為某種理性決策過程的結果。但神經經濟學研究發現，當人們對長期行為進行決策時，他們的決策行為的確符合經濟學教科書假定的“理性決策”過程。而面對短期決策，比如是否立刻進行消費活動時，非理性沖動因素在人腦決策中的作用與猩猩毫無二致。磁共振掃描發現，參與長期決策的主要是大腦額葉前區部分，理性思維主要是在人腦的這一部分進行。而在短期決策時，大腦邊緣皮層的作用則會超過額葉前區，這時產生的決策更傾向于立即滿足需要的原始狀態。在談判的情境下，談判者大腦中并非只有額葉前區皮層處于活躍狀態，大腦皮層深處產生情緒反應的區域同時也被激活。當人們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大腦中名為“前腦島”的部分即被激活，產生強烈的情緒波動，其強度會超過額葉前區皮層產生的理性思維。既然這種初級大腦活動如此強大，由此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經濟行為總是會走樣。

3.實驗經濟學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模仿自然科學的信念十分堅定，實證方法始終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論假設并力圖避免和消除人類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然后在理論假設上建立數學模型并推導出主要結論，最后對理論結果進行經驗實證并由此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

首先，實驗經濟學以可犯錯誤、有學習能力的行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經濟人”假說，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取代單純的數學推導，解決以往實證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簡化與現實世界不一致的問題。

其次，實驗經濟學家可以再造實驗和反復驗證，用現實數據代替歷史數據，克服以往經驗檢驗的不可重復性。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促進了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實驗經濟學拓展了經濟理論的研究范圍，將人類決策行為當作研究對象，把經濟運行過程納入到研究領域，從而發現更符合現實的經濟規律。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聯系起來形成行為經濟學。而且，實驗經濟學構建了連接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橋梁。

但同時，目前實驗經濟學取得的主要成果還局限在微觀經濟理論，如何拓展其運用領域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結束語：行為經濟學作為傳統經濟學的延續和發展，是經濟學的一個年輕分支，它所研究的核心領域和經濟學是一樣的，即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問題。但它在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更新的觀點，使得經濟學更加貼近于生活與現實，而不僅僅是停留在理論研究上?？梢灶A見的是，隨著近年來行為經濟學的逐步完善，它勢必會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到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董保民:《信息經濟學講義》[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