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19 20:56:52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立論于某種主觀建構的女性形象與自然之間深奧和奇妙的關系,并隨之對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進行夸獎和稱贊,或者對男性漠視和踐踏并剝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態女性主義文評中存在的非常廣泛的思維方式。比如:“我們(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創造的———我們就是大自然。我是觀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蘇珊•格里芬的這句話道出了一種天然的不加修飾的親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間,這也是生態女性主義者的觀點。以女性與自然之間的神秘聯系作為生態女性主義評論的立論原點是十分值得探討的。生態女性主義在理論建構和政治實踐方面的不成熟主要體現在意識形態方面,綺麗的自然現象中的類比刻畫輕而易舉地進入到意識形態領域。生態女性主義是經過生態主義和女性主義之間的團結協作形成的,根據各自的政治目的,進行戰略性合作。屬靈的“外衣”被披在這個結合上或許是對其聯盟的合理性的證明與對其穩定性的鞏固,但實際上,它存在著斧鑿牽強之嫌而且也沒有必要這樣做。
女性主義能夠成為顯學的去中心語境是一種后現代語境,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不可證其偽的話語是不存在的,都是機緣際會的話語間合作。從生態女性主義的案例上來看,這一觀點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態危機沒有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使得生態主義對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種在內的普遍意義的關注,批判和排斥在種族、物種、性別之間做等級劃分和區別對待的觀點。對整體觀的強調是生態批評的主要內容,而女性批評與其明顯的差別和不同之處是批評的側重點,排除人類中心的是生態批評的關鍵,排除男性中心的則是女性批評的關鍵。在發展的道路上,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選擇結盟都是以發揚自己作為宗旨的,因此,二者進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結合。香港樹仁大學陳詩潔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為女性與自然同樣受父權文化壓迫,生態主義就會較著重性別的問題,即便是深層生態學也無暇顧及于性別的議題……”生態女性主義的兩個母體理論合作與角力的動態過程就是其未來的發展軌跡,但是,傾向于生態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邊倒的靠攏方向還需要觀察和分析。事實上,女性和自然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開始逐步邁入下風的不利趨勢,通過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的協作,二者合作進行抗議和申辯是不可避免的情況。但并不能因此認為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的親緣關系就是天經地義、天長地久的,這種被生態女性主義者作為構筑理論基礎的超驗觀點與“以理服人”的學術原則相矛盾,違背了其學術規則。這是由于該理論者對兩種同時發出的聲音沒有認真辨析,實際上,其訴求的表達是一致而又沖突的。
二、“受迫害情結”的強化
對男女關系的揭示是女性主義的緊要任務,即揭開男女不平等的關系。由于很多文學評論過分地剖釋闡述受傷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殘受壓迫的地位,讓人們覺得受壓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義為其創造和描繪的,更有甚者對此稱之為“受害者的哲學”。后來出現并逐漸成長起來的女性主義陣營之中的“后女性主義”,對該種情況有著十分深入的理解,認為“女性主義對男女問題的過分強調和夸張以及將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觀點存在著一定的誤區。因為反對“受迫害情結”導致很多人對女性主義產生誤解,將其定義為是極端的,個人中心的,令人難以忍耐的女性主義,不愿意接受女性主義。而一些女性主義不滿甚至是厭煩“受迫害論”,覺得女性群體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傷害和摧殘。這些理論主張更是對女性主義的接納造成了一定困擾。例如:“從對待環境和自然的方式上來看,男性和女性有著相同和類似的地方,都將雙方看作是能夠掠奪和占據的資源?!边@是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之一,福爾斯對其進行了詳致的描繪,通過刻畫薩拉悲慘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達了對文明摧殘下的自然的憐惜以及對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顯示了在西方工業文明社會的背景下,男權占據著主導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況和遭遇有著極度的相似之處,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認為,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受害者的立場上,不能將女性與自然共同擱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與自然共同放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受害者的立場上的這種做法非?;\統,不符合真正的實際情況。從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方面來看,它的積極影響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沒有明確地排擠女性,而且,迅速發展的科技所引發的諸多環境惡化乃至生態災難也影響到了男性群體。然后,在保證所有女性內部各成員的發展處于一個層面,遭受的歧視迫害程度相當的條件下,才能把全體女性和自然放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對立面。但這種劃分忽視了地域、民族、階級和年齡等系統內部的個體差異,劃分過于簡單。由于西方是生態女性主義的誕生地,而中國還停留在將其引進的時期,沒有屬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觀點和評論缺少創新性思維,而是較多地進行源理論的闡釋。因而,對該理論發展進程的關注十分重要。再次,通過在一定程度上對古代、近代以及現代的審視,發現天人同一、人定勝天和天人和解是人類中心主義進程中的三個主要時期,三者之間既相互交織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復和疊合。因而,人類中心主義不斷變化的沒有固定形態的發展及其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使得不能將其籠統地與女性和自然的對立面混為一談。
三、二元對立思想的依賴
從結構主義觀點出發,對人類思想文化和語言進行探尋和分析的有效措施是采用二元對立思想。法國知名哲學家德里達率先突破這種思維禁錮,將這一觀念形式打破,隨后迅速興起大量后現代學派,將能指與所指之間的不固定關系從多個角度進行揭示。通過對父權社會正當性以及人類社會優勝于非人類社會的批駁,使得生態女性主義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逐步發展,重現調整和修復了本應屬于女性和自然的地位。但由于積重難返的二元對立思想,一些研究人員未經認真思考就邁入了這一觀點。五、后現代是一種勇氣生態女性主義始終是在與其他理論,特別是男權把持的各種理論的爭辯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并在這一歷程中獲取自身的發展機遇。但是,如果僅僅通過和其他理論之間的交織和爭鋒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對自身的反思、審判以及批判,將二者結合統一,才能實現理論的發展。性別平等、眾生友愛是生態女性主義的目標,這一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根據一門先鋒理論必須具備的勇氣,對自己的理論缺陷要進行客觀的看待,對自身要敢于剖析和重組,進而實現自我完善以及自我發展。對此,面對由不合理的人類發展方式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現狀以及人與自然逐漸疏遠的關系,生態女性主義要敢于直面這一現實并勇敢地指出問題。
關鍵詞:莫里森,《愛》,蘇珊·S·蘭瑟,女性主義敘事
托尼·莫里森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黑人女作家。近年來對莫里森的研究已在文學界掀起了一股熱潮。中外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用不同的文學理論對其作品進行了分析。其中《最藍的眼睛》、《所羅門之歌》、《爵士樂》以及《寵兒》受到的關注和評論是最多的,同時也為莫里森贏得了極高的榮譽。而對于莫里森小說中的女性主義敘事研究在國外一直處于零星狀態,在國內的研究者也寥寥無幾。本文將結合蘇珊·S·蘭瑟的女性主義敘事理論,對莫里森2003年發表的作品《愛》中女性主義敘事特色進行探討,研究黑人女性話語權威的建立。博士論文,蘇珊·S·蘭瑟。
1.“虛構的權威”——女性主義敘事理論的構建
《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和敘述聲音》是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建構者——蘇珊·蘭瑟的著作。在這本書中,蘭瑟系統地闡述了女性主義敘事學的相關理論。女性主義敘事學“將社會身份和敘事形式聯系起來了。由此假定:社會行為特征和文學修辭特點的結合是產生某一聲音或文本作者權威的源泉”(蘭瑟 2002:5),并定義了“話語權威”——“由作品、作家、敘述者、人物或文本行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識名譽、意識形態地位以及美學價值”(蘭瑟 2002:5) 。從女性主義角度看,作家寫小說并尋求出版的行為本身就意味著對話語權威的追求:這是一種為了獲得聽眾,贏得尊敬和贊同,并建立影響的企求。蘭瑟認為,“每一位發表小說的作家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對讀者具有權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圍內對那些被爭取過來的讀者群體產生權威”(蘭瑟2002:6)。博士論文,蘇珊·S·蘭瑟。作者試圖在作品中實現的這種敘述聲音的權威,即是蘇珊所稱的“虛構的權威”。為了實現“虛構的權威”,作者通常采用三種敘事模式:作者的(authorial)、個人的(personal)和集體的(communal)敘述聲音模式。每一種模式不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規則,同時也表達了一種類型的敘事意識。莫里森在其小說《愛》中,不僅嫻熟地使用了傳統的敘事模式——作者型聲音和個人型聲音,還大膽引入了較為現代的集體型敘述聲音。各種敘事模式相對獨立,同時其他模式又與之兼收并蓄,使莫里森成功地為非裔女性建立起了“話語權威”。
2.作者型敘述聲音(authorial voice)
作者型敘述聲音表示一種“異故事的”(heterodiegetic)、集體的并有潛在自我指稱意義的敘事狀態(蘭瑟,2002:17)。博士論文,蘇珊·S·蘭瑟。它取代了傳統的“第三人稱敘述”的提法。在這種敘事模式中,敘述者不是虛構世界的參與者,他與虛構人物分屬兩個不同的本體存在層面。博士論文,蘇珊·S·蘭瑟。作者型的敘述因其全知角度而往往被理解為虛構,但其敘述聲音又顯得更具有可信度。而莫里森在她的小說中也運用了這種傳統的敘事模式,在《愛》中,敘述人L(也是故事的參與者)是一個具有自傳性特征的人物。她曾是科西酒店的廚娘,在柯西家族工作了幾十年,見證了這個家族的興衰榮辱。通過不斷化解柯西家族中女人們的沖突,L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了整個家族。所以,在小說的故事情節方面,由于L與科西家存在的特殊關系,使她具有了連接各個故事片斷的作用。其理性的聲音不僅出現在文本的開頭和結尾,形成一個敘述框架,而且還在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結尾部分直接插入故事的敘述之中,控制著整個敘述及其敘述行為的發展。通過作者型聲音,莫里森樹立了一個無所不知的現實而客觀地講述者的形象,而這位講述者正是一名非裔女作家。因而,莫里森不僅為她自己實現了“話語權威”,也為非裔女性作家群體實現了“話語權威”。
3.個人型敘述聲音(personal voice)
個人型敘述聲音表示那些有意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敘述者。這個術語僅僅指熱奈特所謂的“自身故事”(autodiegetic)的敘述,其中講故事的“我”(“I”)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該主角以往的自我(蘭瑟,2002:20)。因為個人型敘述無法采取無性別的中性掩飾手段,也無法躲避在可偽裝成男性的某種文類的聲音之中,從而使得女性權威的確立異常艱難。博士論文,蘇珊·S·蘭瑟。但個人型敘述聲音里的虛構在形式上與自傳難以區分,從而使得其敘述聲音的權威又往往名正言順。所以,雖然女性的個人型聲音直到19世紀才在文學作品中出現,但到近代,個人型敘述聲音已為女性作家們廣泛采用。而莫里森更是在其小說《愛》中或多或少地運用了個人型聲音。在小說最后兩章,隨著時態由過去時變為現在時,希德和克里斯蒂自我敘述的聲音變得更加明晰。兩位老人回憶起童年時的友情和多年來二人之間冷酷的戰爭,彼此間的仇恨和誤會也逐漸消融。此時她們才明白,真正給她們的一生造成傷害的不是彼此,而是如同幻影般存在的柯西。由于他造成的荒唐婚姻,導致兩位親密伙伴在童年時就成為憎恨對方一生的敵人。“我們原本應該攜手共度我們的人生,而不應該四處尋找大人物的保護”(Morrison 2003:189)。博士論文,蘇珊·S·蘭瑟。通過對男性權威的瓦解,個人型敘述聲音讓小說中的女性建立起了“話語權威”。
4.集體型敘述聲音(communal voice)
集體型敘述聲音指這樣一種敘述行為,在其敘述過程中某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群體被賦予敘事權威:這種權威通過多方位、交互賦權的敘述聲音,也通過某個或某群體明顯授權的個人的聲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來。蘭瑟將集體型聲音分為三種可能:某敘述者代表群體發言的“單言”(singular)形式,復數主語“我們”敘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和群體中的個人輪流發言的“輪言”(sequential)形式(蘭瑟,2002:23)。集體型聲音被邊緣群體和被壓制的群體所用,從而實現了整個群體的“話語權威”。通過集體型的敘述,莫里森一方面成功地達到了結構上的平衡和統一,另一方面通過對黑人群體中母女關系、姐妹關系和夫妻關系的探討,為處于邊緣地位的廣大的黑人群體實現了“話語權威”。
從女性主義敘事學的角度來分析莫里森的小說《愛》,我們不難發現:莫里森通過多種敘述方式--作者型聲音、個人型聲音、集體型聲音--只為了實現一個目的,那就是使得女性、尤其是美國黑人女性獲得敘述話語的權威,讓她們建構自己的故事,講述自己的歷史,從而煥發出黑人女性主體性精神的光彩。
參 考 書 目
[1] Toni Morrison.Love [M].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3.
[2] 陳妍. 實現敘述聲音的權威—從女性主義敘事學角度解讀譚恩美的作品[J]. 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09,(6),12-13.
[4] 蘇珊·S·蘭瑟. 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4-26.
[5] 唐紅梅. 論托尼·莫里森《愛》中的歷史反思與黑人女性主體意識[J]. 當代外國文學,2007 (1), 37-38.
[6] 言捷智.解讀莫里森小說《愛》中的意象[J].華章, 2010 (16), 35.
關鍵詞:女權主義;批評文學;一間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亞?伍爾芙
中圖分類號:I1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18-0065-01
一、引言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二十世紀西方文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并且引入了新的文學研究維度――自然性別與社會性別,探討女性審美的存在及其特征,嘗試建立女性的符號、話語,體現了女性主義特有的思想創造性。20世紀上半葉,英國著名女作家、男女平等思想的積極倡導者弗吉尼亞?伍爾芙圍繞著婦女與文學寫下了大量的論文和隨筆,作為女權運動的先驅,1929年她發表了長篇論文《一間自己的屋子》。文中作者揭示了長期以來處于男權中心社會中的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要求女性“成為自己”,并為女性爭取獨立自主和文學創作的權利。
二、女性作家的寫作條件
(一)物質條件
伍爾芙指出,18世紀以前歐洲婦女要想成為一名作家幾乎是不可能的,許多英國女作家被迫使用男性筆名來減輕社會壓力。女性作家在在其成長道路上有著數不清的障礙。她指出“一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說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也就是說婦女寫作應該具備與男人相同的創作條件。這間“屋子”指的是女作家的居住空間,同時也象征著婦女的創作空間。
(二)生活經驗
生活經驗對于作家,無論男性女性,來說是一個重要因素,沒有經驗等同于沒有靈感。女性社會生活空間的缺乏直接導致了女性社會經驗的缺乏,給他們從事寫作活動帶來了重重障礙。伍爾芙指出,哪怕是托爾斯泰,如果沒有作為士兵時所了解的戰爭,作為一名富有的年輕人所了解的社會和生活,以及他的教育給他帶來的各種經歷的話,《戰爭與和平》一書將會變得難以置信地乏味無趣。
(三)社會地位
沒有平等的社會地位,女性連與男性進行對話的平等權利都沒有。伍爾芙感嘆“奴仆一般的社會地位,使得女性幾乎與寫作絕緣”?!霸谑兰o,任何一位具有偉大天才的女性必定會發狂、自殺,或者在村外孤寂的茅舍中了此余生,半巫半魔,被人懼怕又被人嘲笑”。因此,她認為女性要想寫作,必去爭取與男性同等的社會地位。
三、關于《一間自己的屋子》
(一)暗喻與象征
在小說《一間自己的屋子》中,伍爾芙假設莎士比亞有個妹妹,雖然與其兄長一樣天資聰慧,卻因遭受父權制的壓制而淪落,繼而自暴自棄,庸碌無為,最后自殺身亡。作者還虛構了一個叫“牛橋”的大學,是對牛津、劍橋之類最高學府的虐稱,隱射了父權文化統治下的學術機構,代表著權威的價值觀和標準。第二章中,大英博物館書架上陳設的有關女性的書籍,特別是某教授關于婦女在德智體等諸方面都比男性略遜一籌的聲明,都暗示著傳統的文學觀對女性創作的排斥。
(二)雙性同體
在《一間自己的屋子》最后一章,伍爾芙提出詩人與小說家的創作心靈應該是雌雄同體的。雌雄同體即指同一個主題既有明顯的男性人格特征,又具有明顯的女性人格特征,即兼有強悍和溫柔、果斷與細致等性格。“如此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會有兩種勢力主宰,一個男性,一個女性;在男人的腦袋里,男人統御女人,而在女人的腦袋里,女人統御男人。最正常、最適宜的情況就是在這兩個力量在一起和諧地生活的時候”。 但雌雄同體不意味著雙性一定要完全相等、平衡。只有兩性和諧,創作者才能輕松、愉悅,才會才華橫溢,才能寫出最優秀的作品,即“雙性寫作”的理想。
四、結論
女人需要“一間自己的屋子”,毫無疑問,這屋子便是女性獨立的標志。這 “自己的屋子”存在有其必要性:“如果沒有這間屋子,我們就沒有一個屬于自己的視窗,我們會尋尋覓覓,無所依傍,我們的目光會散亂無序”。伍爾芙以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視野和胸懷,積極探索女性文學創作的理論與實踐,創作出《一間自己的屋子》,對意識流文學形態進行了人本主義闡釋,對女性文學的批評和文學女性的評介鞭辟入里,尤其是提出了雙性同體這一女性創作的最佳狀態。其思想對當時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發展有著指導作用,而且也奠定了女性文學批評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安吉拉?卡特 《明智的孩子》 私生
一、緒論
1.安吉拉?卡特。1966年安吉拉?卡特第一部小說《舞影》(Shadow Dance) 出版,隨后出版的第二部小說《魔法玩具店》(The Magic Toyshop)為她贏得了1967年的約翰?勒維林?里斯獎(John Llewellyn Rhy Prize)??ㄌ鬲毺氐膶懽黠L格,特別是其天馬行空似的對經典童話的顛覆性改寫,引起了讀者和評論界的追捧。
2.國內外研究現狀。1994年,研究安吉拉?卡特作品的第一部專著《身體與鏡:卡特作品論文集》“Flesh and the Mirror: Essays on the Work of Angela Carter”正式出版,同年,約克大學舉辦了第一屆安吉拉?卡特學術會議。20世紀90年代,國外關于卡特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涵蓋了其所有的作品,并涉及到了魔幻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狂歡理論,哥特,后現代和女性主義等多個方面。
與國外的卡特研究相比,安吉拉?卡特研究在國內還未形成一定的規模。廈門大學劉凱芳是在國內文學批評刊物上公開發表安吉拉?卡特評論的第一人。她于1997年在《外國文學市評論》上發表的《安吉拉?卡特作品論》第一次把卡特作品介紹到國內。國內卡特的研究,主要也是承襲國外相關研究主題。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卡特魔幻――現實主義(Magic-Realism)寫作風格。(2)卡特作品的主題特色,特別是其對經典的顛覆性改寫。相比卡特中期創作的小說,《明智的孩子》在國內外還并未成為卡特研究的重點作品。本論文致力于將《明智的孩子》中的“私生” ( illegitimacy)主題與卡特的女性主義立場相結合進行解讀。通過此論文,一方面加強國內對安吉拉?卡特作品的認識和解讀;另一方面,加深對作者女性主義立場的剖析。
二、《明智的孩子》“私生”主題所體現的女性主義立場
1.合法方權的“不在場”。卡特在《明智的孩子》里明顯地創造了兩個對立的世界:以朵拉和諾拉姐妹為代表的“私生子女的世界”,以及以梅齊爾?罕擇為代表的“合法婚生世界”。而巧合是,故事中,男性角色都是在婚生這一方的,而女性大都是在私生的世界。作為一位女性作家,卡特擅于用情節人物的巧妙設置來表現其女性主義立場。在此作品中也不例外。表面上看到的婚生方與私生方的對立,折射了男權與女性的對立。
男權的不在場,首先就是對男權主導社會規則的抨擊和諷刺。作為子女的欠思姐妹與梅齊爾所象征的男權群體存在著必然生理和倫理聯系,而這種聯系卻一直被梅齊爾所壓制,甚至被切斷。父親刻意的忽視和冷落完全表現了男權對女性的漠然和藐視,如過說這是男權所與生俱來的冷漠,那這個由于男權所主導社會也沒有任何的感情可言。
父親的缺失,正是對女性在壓抑環境中自我奮斗、自我成長的歌頌??ㄌ毓P下的女性角色都帶有一種堅韌的品格。不論是其改寫童話故事里的母性角色,還是創造出的女性形象,她們一直都在從依賴、被動中尋找自由和解放。父權的刻意回避也正給了女性提供了大展拳腳的舞臺,讓被男權所定義的“她 Women”回歸到自身所創造的“她women”。
2.女性的覺醒與成長?!睹髦堑暮⒆印分械呐?,都有一種近乎“鳳凰涅磐”的成長過程。這種成長,一方面表現了卡特一如既往的主題:女性在男權壓抑下的完好無損;另一方面,是進行一種建構性的探索,兩性間的可能性和最終走向。
父親的刻意躲避讓姐妹倆體會到來自男權的忽視,意識到了“私生女”的意義―被雪藏,被歧視,被忽略。來自男權的打擊讓姐妹倆一度有過迷茫甚至放縱的日子。從十六歲開始的激情年少,至三十五歲的從容淡定,十五年的青春歲月中,倆姐妹接觸到了形形的異性,對父親也逐漸由狂熱的迷戀到清醒地認識。經歷了歌O的歷練,成為父親戲劇的龍套角色,跟著父親一起闖蕩好萊塢,最終在尋找自我定位的過程中,堅定地找到了自我救贖的回歸之路:回到布理斯頓,在自己的地帶枝繁葉茂。由此看來,卡特并不主張對抗和沖突,而是歌頌在被男權所限定的世界里女性的自足、樂觀和積極向上,這是來自異性的壓制的最好的嘲諷和報復。
不幸的欠思姐妹一直未被所謂的正統家族所承認,卻有幸地在這個機構之外堅強、勇敢地保存了自己。這是卡特對女性在父權壓制環境中保持獨立的贊美,也是卡特所期望看到的女性的未來。
3.兩性的對抗與妥協??ㄌ卦谌嗄甑膭撟鬟^程中,一直在尋找女性獲得自由的自我救贖之路。從早期作品中對經典童話中純潔、神圣的女性形象的顛覆和改寫,至中后期卡特創造出的諸如《馬戲團之夜》中長著翅膀的弗維斯(Fevvers),仿佛作為一個女性主義作家的卡特的確有徹底解構再重新建構的信心:先消解那些被男權所定義的女人形象,再自建一個掙脫男權牢籠的“新夏娃”??墒窃谧詈笠徊啃≌f里,我們明顯地體會到了一種回歸的氣息:在小說結尾,一直未被認可的欠思姐妹在自己七十歲生日當天,也是梅齊爾百年誕辰這天被父親所正式接納。
這種“大團圓”結局,展現了卡特創作的“折衷主義”立場。不論是她在創作手法上一直刻意模糊現實與虛幻,還是她小說中一直在尋找的兩性間的平衡,這種折衷都使得卡特堅持讓結局更傾向于“大團圓”。首先,這種折衷主義不是女性主義對男權的妥協,這種折衷是相互的理解和透徹的領悟。正如小說的結局,兩姐妹歷經七十五年,終于名正言順地鉆進了他們一直想歸屬的家庭中心,卡特的“折衷女性主義”首先是充分理解和尊重女人天生對男性、對家庭的渴望,并在此基礎之上,尋找女性解放的出路。其次,卡特的折衷主義是一種更具有現實意義的男女建構。女性的烏托邦不是海市蜃樓,是更具現實意義的兩性關系。小說中盡管雙方相認,但最終,欠思姐妹仍然是獨立自主的。
三、結論
總結來講,《明智的孩子》通過復雜的人物關系,展現了男權與女性的對立。一方面,男權的“不在場”充分證明了男性的冷漠、無為和無責任感。借以嘲諷和暗示男權在社會關系中的自以為是。另一方面,在父親缺失的情況下,朵拉、諾拉姐妹的健康成長正是對男權不在場的有力報復,也贊揚了女性在父權集中制的社會關系中獨立、進取、樂觀的生活態度??ㄌ氐呐灾髁x的特別之處就在于其折衷主義。女性的成長和崛起,并不是要以消解另一性為目標的,更不是以兩敗俱傷為代價的??ㄌ厮诖膬尚躁P系,是經過磨合后的相互理解卻又相互獨立的平等與和諧。
參考文獻:
[1]Angela Carter,.Wise Children,Vintage[M].1991.
[2]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 Writing From the Front Lin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M].1997.
[3]劉凱芳.安吉拉?卡特作品論[J].外國文學評論.1997(3).
[4]安吉拉?卡特著.王育平譯.“鏡與身體”[J].當代外國文學. 2003(4).
論文關鍵詞:弗吉尼亞·伍爾夫,女性主義,雙性同體
英國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出身于倫敦一個書香名門,父親萊斯利·斯蒂芬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傳記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男權意識嚴重的家長。他培養家中的男孩上牛津、劍橋等一流名校,可女兒卻只能留守在家接受來自父母的教育。兒時的不平等遭遇為伍爾夫日后投身女權運動埋下了深深的伏筆,她不僅成為西方女性文學評論的理論先鋒,也是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先驅人物。她嫻熟運用手中筆墨,為女性的獨立解放搖旗吶喊,為推動女性文學和女權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一間自己的房間
在伍爾夫的早期代表作《一間自己的房間》中,她提出女性要寫作,必須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這間房既是女性潛心創作的物質空間,也是女性心靈歸屬的精神空間。然而,伍爾夫感慨道,這樣一間獨立的書房對于19世紀中產階級家庭的女性而言,無疑是難以企及的空中樓閣。簡·奧斯丁終其一生都只能在全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寫作,她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一種藏藏掖掖、時斷時續的狀態下完成。
伍爾夫認為,要使女性自由創作,充分展露其才華,除 了自己的一間房,還得擁有每年五百英鎊的收入。只有這樣雙性同體,女性才有可能四處行走,置身于廣闊的生活天地中,獲取更豐富的寫作素材和人生閱歷。而不是像簡·奧斯丁那樣足不出戶,因此她的生活閱歷和活動空間決定了她的小說只能寫一些中產階級家庭的日常故事。讓伍爾夫倍覺惋惜的還有夏洛蒂·勃朗特,她之所以“傻得以一千五百英鎊售出了她的幾本小說的版權”,【1】 除了缺少人際交往和人生經驗,生活拮據也是她不得以廉價出讓的原因之一。所以伍爾夫設想,如果夏洛蒂擁有三百英鎊的年金,如果她對這個紛繁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她將會創作出更出色的作品。同樣不幸的還有喬治·艾略特,她用一個男性的筆名遮掩自己女性的身份以免遭人恥笑和攻擊。因為女性寫書在當時被認為精神錯亂,非瘋即傻。不僅如此,喬治·艾略特由于愛上了有婦之夫而必須得隱居鄉間“自絕于塵世”?!?】 可想而知,這將對她的創作產生多大的傷害!而在歐洲的另一端,出身名門的托爾斯泰卻能無拘無束地穿梭在各種場合,與各階層的女子自由交往,后又投身戰場,記下生活與戰爭的點點滴滴,這才有了傳世巨作《戰爭與和平》。假如托爾斯泰攜一位有夫之婦“自絕于塵世”,是斷然寫不出大氣磅礴的《戰爭與和平》的。
在以男性為絕對中心的父權社會,很多女性不戰而敗,心甘情愿地成為“房間里的天使”,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就該與寫作絕緣,渾然不覺地充當著男性的的女傭和附庸。自我犧牲、純潔優雅是這些“天使”最重要的美德,她們喪失了自我,一味地臣服于男性。伍爾夫除了哀其不幸,還怒其不爭。為此,她大聲疾呼:女性要獨立,要成為自己,必須殺死“房間里的天使”,打破男性強加于她們的道德桎梏,發出自己真實的聲音,獲得思想的解放和行動自由。
然而,在一個男性占主導地位、女性被邊緣化的的父權社會中,女性想要通過當時的一些婦女組織和女權運動與男性分庭抗禮無異于與虎謀皮。因此,伍爾夫不同于那些激烈聲討的激進女權運動者,而是另辟蹊徑試圖緩解兩性沖突。她認為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是存在了幾千年的父權文化制度,而不僅僅是當下的某一些男性。在男性文化霸權的長期統治下,女性不僅是受害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執迷不悟的參與者。所以她勸誡女性為爭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雙性同體,先要認識自我,重建自我,“建立一種自主又開放的女性自我,既獨立于男性,又與男性、與整個世界有著生生不息的相互依賴、相互促使的關系。”【2】 既然男權文化在兩性頭腦中根深蒂固,男女完全平等很難實現,不妨忘卻幽怨與憤怒,承認兩性的差異,將兩性中美好的部分結合起來,取長補短,使兩性和諧共存。
二.“雙性同體”的理想境界
在伍爾夫看來,兩性的和諧首先是“頭腦的和諧”。【1】她認為,“我們每個人都受兩種力量的制約,一種是男性的,一種是女性的;在男性的頭腦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頭腦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適意的存在狀態是,兩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正如柯勒律治所言,睿智的頭腦是雙性同體的。“雙性同體”這一概念最早由柏拉圖提出,指人類最初身兼兩性、渾然完整的圣潔狀態。榮格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認為人的情感和心理總是同時兼有兩性傾向,即男性的強悍果斷和女性的溫柔體貼。伍爾夫沿襲“雙性同體”這一意象,將它引入自己的多部文學作品,《奧蘭多》就是其中一部最具夸張特色并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自傳體小說,對“雙性同體”有著充分而精彩的詮釋,是伍爾夫最具魅力的作品之一。
奧蘭多在三十歲時由男變女,“性別的改變,改變了他的前途,卻絲毫沒有改變他的特性。”【3】 三十歲前的男性奧蘭多“年輕、富有、英俊,他所得到的喝彩聲,無人可比。”【3】 而三十歲后的女性奧蘭多雖然在男性的眼中“一直是而且永遠是女性的典范、佼佼者,完美無缺”,【3】 但此時的她卻處于迷?;靵y的狀態,對自己的人生心有余悸。在男權社會,無論多么完美的女性都是社會的“第二性”,處于他者的從屬地位,優雅高貴如奧蘭多者也概莫能外。根據當時的法律,身為女人就不應擁有任何財產雙性同體,因此奧蘭多被剝奪了對祖傳豪宅的繼承權?;叵朐涀鳛槟行运鶕碛械奶貦?,奧蘭多百思不得其解。在她看來,除了性別,所有其他方面都與過去別無二致。為何曾經由他統治的世界僅僅因為性別的改變使她步履艱難?伍爾夫的一段男女有別的言論恰到好處地回答了奧蘭多的疑問:
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劍,而女子的手必須扶住緞子衣衫,免得它從肩膀上滑落下來。男子可以直面世界,仿佛世界為他所用,由他隨意塑造。女子則小心翼翼,甚至疑慮重重地斜視這個世界?!?】
伍爾夫并未讓奧蘭多在性別轉變之后即刻進入兩性和諧的理想狀態,而是讓她在兩性間搖擺不定,輪番發現兩性的弱點,一次次陷入彷徨困惑,一步步通過不斷磨合逐漸走向雙性融合的理想境界。奧蘭多先男后女的人生經歷不僅使其收獲了雙重的人格,也促成了其詩作的成功和人生價值的實現。奧蘭多既是伍爾夫“雙性同體”觀的形象化表現,也是她女性主義思想的理想化產物。在這個身兼兩性的人物身上,寄托了伍爾夫的文學理想和社會理想。她認為男女兩性要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必須從根本是消除兩性之間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消除建立在兩性對立基礎上的整個社會意識、思維模式、倫理價值標準。”【4】 只有這樣,女性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才能與男性和諧相處,與整個世界和諧共生。
三.伍爾夫女性主義思想的三重意義
首先,“伍爾夫作為把女性思想全面引入文學批評的第一人,她不僅把批判父權文化的意識、情感和思想注入了文學批評,她還改變了批評話語慣有的表述方式,從而使女性主義思想以截然不同于父權理論的聲音在文學批評中脫穎而出。”【5】 伍爾夫的女性主義思想,不僅僅停留在為女性爭取獨立的物質環境和自由的文化空間上,她還呼吁女性應敢于沖破男性文化霸權為女性設定的緘默溫順的話語模式,要大膽發出自己真實的聲音,讓男性、也讓整個世界聽到女性發自肺腑、擲地有聲的獨到見解。伍爾夫身先士卒,不斷挑戰男性文學規范的統治地位,大力倡導從女性立場出發,用女性話語進行女性寫作。因此,一位西方研究者在評價伍爾夫時說,“她以自己的力量、失敗及困惑成為女性主義批評的主要建筑師與設計者。”【6】
其次,伍爾夫作為把重建女性主體引入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第一人,她不僅僅致力于改善女性外在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地位,還將女權主義運動的中心指向重建獨立自主的女性主體。“伍爾夫之前的女權先驅們傾向于向男性社會爭取各種平等的權利,包括選舉權、受教育權和勞動就業權等,而自伍爾夫之后,女權運動就增加了一個新目標:在女性主體內部重建女性的精神世界。”【7】 伍爾夫強調女性在重建自我的同時雙性同體,也應與男性建立一種互相扶持、互相合作、開放包容的兩性關系。女性應走出“自己的一間房”,與男性、與整個社會融合在一起。“盡管伍爾夫對‘女權主義’這一稱謂十分反感”【8】,但縱觀西方整部女權主義運動史,伍爾夫以其開闊的胸襟和寬廣的視野成為當之無愧的女權主義運動的先驅人物。
最后,伍爾夫作為把“雙性同體”理論引入女性文學創作的第一人,她既不屈服于男權文化的權威,又不局限于女權意識的單一,而是倡導男女兩性同為社會發展的主體,共同創造和諧美好的人類社會。“伍爾夫反對無限夸大女性與男性的差異,強調兩性和諧并存,男人與女人不再是對立的二元,這是當代女性主義文論的積極方向。”【9】 “未來的女性解放,肯定不只是男女平等那么簡單,而是如何建立一種尊重性別差異的平等。它意味著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要有更多的對異性的了解和尊重,也要有更多的對自身性別的內省。”【10】 由此可見,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不僅體現了超越時代的遠見卓識,對兩性關系在未來社會的和諧發展也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結語
總之,伍爾夫的女性主義思想為后世女性文學批評開啟了理論先河,也為女權主義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她所主張的在女性獨立基礎上的兩性融合更為兩性和諧共存開拓了新的境界。
參考文獻
1.弗吉尼亞·吳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M]. 賈輝豐譯.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61、62、84、85.
2.王建香.論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女性立場[J].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0(4):28-32.
3.弗吉尼亞·伍爾夫.奧蘭多[M]. 林燕譯.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79、12、102、107.
4.張昕.完美和諧人格的追求——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雙性同體思想[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科版),2006(12):221-225.
5.馬睿.從伍爾夫到西蘇的女性主義批評[J]. 外國文學研究,1999(3):1-7.
6.拉爾夫·科恩編.文學理論的未來[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153
7.王建香.論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女性主義詩學思想形態[J]. 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11):66-70.
8.伍厚愷.弗吉尼亞·伍爾夫:存在的瞬間[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
9.蔡嵐嵐.伍爾夫文學創作的“雙性同體”觀[J]. 牡丹江大學學報,2008(6):12-13.
10.葉匡政.我看中國女性解放60年[OL]. 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9/29/188269.html, 2009.
【關鍵詞】文學批評;女性批評;《花園里的獨角獸》
0 引言
文學批評方法本身是歷史時間中的存在―它們屬于歷史造就的,也受歷史的制約,因此,理解把握它們就需要考慮歷史的因素。我們看待任何方法,都必然了解它存在的歷史時間。但是,另一方面,這并不意味著,當制約這一文學批評方法存在的具體歷史時間消失了的時候,方法本身就失去了言說的功能;不,它依然活著。[1]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作為文學批評方法之一,在歐美文學批評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在此之前,人們對《花園里的獨角獸》做了大量的研究,比如從銜接和連貫的角度對其分析或者從《花園里的獨角獸》和詹姆斯?瑟伯其他的文章進行對比的研究等等,但是從女性主義批評方法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的研究還不是很多。
本論文通過對詹姆斯?瑟伯《花園里的獨角獸》一文的女性批評視角的分析,旨在揭示在當代社會中男女之間的關系的微妙以及婚姻關系的復雜,從而進一步反映女性主義的婦女解放的觀點,以此來引起人類對當今家庭關系的反思,從而建立和諧的男女、夫妻、家庭和社會關系。
1 論述部分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的歐美,至今仍在深入發展之中。它是西方女權主義高漲并滲透到文化和文學領域的結果。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十分關注性別在文學創作和批評中的重要意義,他們以女性經驗為視角重新審視文學史和文化現象,向傳統的男性中心文化以及建基于此的文學史和美學概念發起顛覆性的挑戰,由此而顯示出了鮮明的政治性。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的主要課題包括:以女性視角重新解讀文學作品,對男性文學歪曲婦女形象的做法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整理挖掘被埋沒的女作家作品,尋覓女性文學傳統,要求重構文學史;關注女作家的創作狀況,研究女性特有的寫作方式和表達方式,闡發婦女文學區別于男性創作的主題、意象、文體風格和語言特點等;在廣泛吸收新、精神分析、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的思路和方法的基礎上,力圖建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形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以其鮮明的性別意識介入到文學批評之中,并以解構和顛覆的姿態逐漸由邊緣步入中心,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為流行的文學批評方法之一。[2]
女性主義與西方的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分不開,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權運動的高漲直接引發了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西方婦女解放的第一次浪潮出現自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1920年到1928年英美婦女獲得選舉權為達到的標志。60年代后第二次女權運動逐漸深入到對女性再就業、教育和政治、文化各個領域的權利的爭取,并上升到對女性本質和文化的探討。在婦女爭取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權益,尋求自身徹底解放的思想背景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應運而生。它以社會性別為基本出發點,致力于揭示婦女在歷史、文化、社會中處于從屬地位及其產生的根源,它提倡用獨特的女性視角重新審視父權制社會的一切現象及一切價值判斷,不愿承認和服從父權社會強加給它的既定的價值體系。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向傳統的男性中心的文學史和美學觀念提出挑戰,她們發現了文學創作和批評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義的存在,如男性文學作品中的性別歧視,男性中心話語對女作家的控制等,力圖達到重評婦女形象、尋找女性文學史、發掘女性語言、重建文學研究理論的目標。[3]
詹姆斯?瑟伯筆下的丈夫和妻子之間的戰爭以丈夫的勝利告終,在小說中警察和精神病醫生選擇不相信妻子說的話,而對丈夫說的話深信不疑,從一個側面可以反映出男權主義的社會中女性的角色,這一點也受到了女權主義者的抨擊。從女性主義批評角度來說,這是女性批評的一個典型例子。小說中妻子充當了夫妻“戰爭”中的犧牲品,女權主義者站在女性的角度認為這是對女性主義的不公,明明是丈夫用計謀設計了一個“圈套”,到最后卻是男性的勝利,她們認為這顯然是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其實在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之中,男性真正獲得了勝利么。答案是否定的。表面上看來丈夫過上了快活的生活,但是婚姻也已失敗而結束,所以在這一場“戰爭”中,沒有絕對的勝者。當然從社會性別的觀點來看,這篇小小說確實是對女性主義的挑戰,受到女權主義的批評在所難免。
一部作品往往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者的人生經歷以及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同時,一部作品的創作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詹姆斯?瑟伯被公認為是繼馬克?吐溫之后美國最著名的幽默作家之一。詹姆斯?瑟伯出生于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被他稱為“天才的喜劇大師”的幽默的母親和懦弱的父親為其作品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在他的許多反映家庭生活的故事中都能看到他父親的影子。《花園里的獨角獸》是詹姆斯?瑟伯的很著名的寓言式的小小說。在這篇小說里,作者描寫了一對關系緊張的夫妻之間的故事,故事發生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丈夫做好飯后坐在廚房的角落里。丈夫對妻子說他在花園里看見了一只獨角獸,丈夫出門后,妻子想把丈夫關進瘋人院,就立即打電話給警察和精神病醫生。警察和精神病醫生不相信妻子的話,反而把她當做精神病人,于是把她關進了瘋人院,從此以后,丈夫過上了快活的生活。
小說的創作和作者本身以及當時的時代有著密切的聯系。詹姆斯?瑟伯童年時代的意外導致了左眼的失明,視力的模糊給他造成了很大的困難。1935年,瑟伯結束了他長達11年的第一次婚姻,婚姻的不幸使作者更多地看到生活當中的陰暗面,并把它表現在作品中。但正是這場意外使瑟伯躲過了“一戰”的兵役,“一戰”期間,未能服役的瑟伯就讀于俄亥俄州立大學。身體的殘疾給他的生活帶來不便,但可能也因此成就了他,使他能以常人難比的敏感觀察社會。在他的作品中,讀者看不到那個時代的作品中常見的戰場的硝煙給社會及大眾生活所帶來的身心創傷的直接描寫,但是,戰爭以及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對人們的家庭生活、工作甚至思想所造成的影響卻是無處不在的。作者用自己敏銳的目光捕捉到戰爭及經濟蕭條在普通小人物生活中投下的影子。他通過對那個特殊年代普通人生活瑣事的描寫,反映社會的變化對小人物命運的巨大影響。
《花園里的獨角獸》中,丈夫剛開始膽小懦弱,一直受到脾氣暴躁的妻子的責罵,但 “我們走著瞧吧”這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卻是這篇小小說的轉折點,丈夫由此變得沉穩冷靜,一直到后來警察和精神病醫生費了很大力氣把妻子制服,給她穿上了瘋子穿的緊身衣,這是丈夫才再次出現,當警察問丈夫是否說過看見一只獨角獸時,丈夫矢口否認,重復了妻子說過的話,“獨角獸可是神獸”。從這個情節可以看出作者對他們進行了裸的諷刺,也明顯的反映出了夫妻關系的不和諧,為了擺脫對方,無所不用其極。其實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是當時千千萬萬家庭中的夫妻關系的一個縮影,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社會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很容易就會影響到夫妻的家庭生活,從而是很多的家庭走向了破裂。
2 結語
《花園里獨角獸》雖然篇幅短小,但是短小精煉,寓意深刻,深深的反映了當時社會背景下的家庭關系。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會有不同的觀點,如果站在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來說,這篇小小說必然會受到女權主義者的批判,因為在這一場夫妻“戰爭”中,女性又充當了犧牲品,為女性批評主義提供了很有力的例證。但是放在整個的大環境和大的歷史背景之下來看,不難看出,這篇文章是對當時的社會情況的真實的反映,作者通過向人們講述了一個平淡的故事,讓人們從中感受到表面平靜的社會大背景下人們心中無法回避的情感沖突,從而產生心靈的震撼,引發 人們對人情,人性,夫妻關系,家庭生活和社會的深深思考。
【參考文獻】
[1]邱運華.文學批評方法與案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關鍵詞 斯皮瓦克;后殖民主義;翻譯;解構主義,女性主義
佳亞特里?斯皮瓦克,女性,印度裔美國學者,以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建立起她的理論。斯皮瓦克并不是將其研究局限在一個特定的學科,相反,她的研究延伸到很多不同學科,把后殖民理論與女性主義、解構主義和研究相結合,這些思想都貫穿斯皮瓦克學術研究的整個過程。實際上,斯皮瓦克一直在轉換她的研究,來改變西方文化和文學批評的主流。斯皮瓦克一直致力于后殖民理論研究和批評。
一、斯皮瓦克的簡要介紹
佳亞特里?斯皮瓦克1942年2月24日出生在孟加拉國的加爾各答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所以斯皮瓦克是在孟加拉獨立以后,第一代印度知識分子。1959年,她在加爾各答大學完成大學教育,主修英語,并以優異的成績畢業。20世紀60年代初,斯皮瓦克借錢去美國進修,在美國的康奈爾大學完成她的研究生的學習。斯皮瓦克在后來解釋說,她選擇康奈爾大學是因為她知道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的名字,認為這些大學對于她來說都是非常難得。斯皮瓦克從康奈爾大學得到碩士學位,然后在博士研究階段,還在愛荷華大學任教。斯皮瓦克的博士畢業論文題為《重造自我:葉芝的生活與詩歌》,指導老師是保羅?德曼。
佳亞特里?斯皮瓦克是哥倫比亞大學阿瓦隆基金人文學科教授,1959年在加爾各答獲得學士學位,1962年和1967年在康奈爾大學分別獲得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斯皮瓦克曾經在多個大學執教,1991年來哥倫比亞大學之前,斯皮瓦克曾經是國家人文學科學院的研究員,澳大利亞國家大學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員,加爾各答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等等。斯皮瓦克也是賤民研究組織成員之一。
二、斯皮瓦克的主要作品
《德里達文字學的譯本及譯者序言》 《在另一個世界:文化政治學論文集》 《在教學機器之外》 《賤民能夠說話嗎?》 《斯皮瓦克讀者》 《翻譯的政治》
三、斯皮瓦克的主要研究領域
1 斯皮瓦克和解構主義。
(1)背景。1976年,斯皮瓦克出版了《文字學》――德里達著作的英文版本,并且撰寫了長達80頁的“譯者序言”,奠定了她作為解構主義最杰出闡釋者的地位。斯皮瓦克不僅是德里達著作的主要翻譯者,同時也是當今的批評家和學者中對德里達的思想把握最準確、解釋得最透徹的一個人。
(2)關于解構主義的一些重要概念。解構主義:試圖解構一些二元的對立面,解構大力宣揚主體消散,意義延異,能指自由;它強調語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戲,哪怕這種自由僅僅是一曲“帶著鐐銬的舞蹈”。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構主義又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理論,一種解構的閱讀方式鑒別文本的羅各斯中心設想,以及文本所包含的二元關系和等級關系;解構論證一個羅各斯中心文本總是怎樣的削減其自身的設想、自身的邏輯系統。解構通過對文本的蹤跡、補充、內嵌的考查來達到這些目的。延異:任何一個所指因為其本質都要延異其能指的意義,意義符號代表了一種缺席的在場(an absent presence)。我們無需呈現椅子實物,只需使用聲音或chair文字即可,這樣就推遲或延后了實物的在場?!爱斘覀兪褂梅枙r,實物和所指的在場僅僅是一種假象、錯覺,真正在場的只是代替它們的語言符號?!边@種通過一系列符號鏈條,來推遲延緩意義或實物在場的現象,就是德里達所說的“延遲”(to defer)。
(3)斯皮瓦克對于解構主義的理解。斯皮瓦克在仔細閱讀德里達著述后指出,德里達“對在場并不抱懷舊的態度,他在傳統的符號概念中窺見了一種多樣性特征。對于在場來說,正是這種不可避免的懷舊才使這種多樣性得以成為一個統一的,其實現的方式就是宣布符號引出了所指的出場”。而能指的不確定和所指的多重取向以及這二者之間的相互滑動便導致了終極意義的不可能獲得,這就是解構批評家對文本閱讀闡釋所抱的態度。
2 斯皮瓦克和女性主義。
作為一個有著強烈的女性挑戰意識的女權主義批評家,斯皮瓦克對女權主義的態度是矛盾的,她既不像肖瓦爾特那樣致力于建構一種女權主義詩學,也不像法國的女權主義理論家克里斯蒂娃那樣深深受惠于拉康式精神分析理論。應該說,斯皮瓦克的女權主義批評既包含了從女性本身的視角出發進行的文學和文化批評,同時也包含對女權主義理論本身的批評。
一方面,她曾在20世紀70、80年代致力于北美的女權主義理論話語的建構和女性批評實踐,另一方面她又對女權主義的局限性有著清醒的認識,并不時地提出自己的批評。斯皮瓦克曾經指出,就像其他任何一個術語一樣,“女人”這個詞在一系列復雜的差異中找到起其意義,其中最重要的差異,就是和“男人”的差異。斯皮瓦克對于西方女性主義的批判引起了極大的注意。她指出,霸權國家的女性主義者應該通過學習后殖民國家女性所說所寫的語言來達到與這些女性的真正的團結。在這里,斯皮瓦克的論斷包含了她的后殖民的觀點。
3 斯皮瓦克和后殖民。
(1)關于后殖民?!昂笾趁瘛庇?0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早期,作為一個術語進入批評話語圈,然而后殖民反抗的實踐和理論都可以追溯更久遠。很多人都把賽義德的《東方主義》作為后殖民的奠基之作。
(2)斯皮瓦克對于后殖民的貢獻。第一,關于賤民研究。葛蘭西在其著作《獄中札記》里把賤民階層描述成隸屬于霸權的階層,被排除在權力政體的任何有意義的角色之外?!百v民”這個概念,就殖民地民族而言,它無疑是附屬于殖民地宗主國的非主流社會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