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1 18:04:11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文化經濟現象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關鍵詞] 西南民族地區 經濟生產方式轉型 文化變遷 互動
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也是各民族發展的過程。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賦予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特點。中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是要解決西部發展問題,包括西南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的現代化。在民族地區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生產方式轉型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發生互動,產生了文化適應、文化變遷等新問題和新現象,社會文化變遷也對經濟生產方式轉型產生了深刻的、潛在的影響。
西南民族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的主要聚居區,生活著壯族、藏族、土家族、彝族、苗族、布依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景頗族、怒族、納西族、佤族、獨龍族、羌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瑤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仡佬族、水族等世居少數民族,種類多,分布廣,歷史悠久,文化特色鮮明,民族風情多姿多彩,多數處于經濟后發展地區。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逐步完善,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也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不斷發生變化。在經濟生產方式轉型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原有的生活習慣和思想意識,以逐步適應市場經濟的多元化和現代化,傳統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的變遷也對經濟生產方式轉型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經濟與文化在雙向的互動中發生著明顯的變遷形態,顯示出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的情態,社會文化觀念更加開放,傳統價值理念明顯改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轉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西南民族地區社會文化既保持著各自特色又不斷變遷發展
西南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很鮮明,文化個性薪火相傳,一脈相承,文化認同持續延伸,以自身的特色不斷發展,轉向更加開放的形態。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沿著其自身的文化軌跡發展,在一定歷史條件、社會環境中發生演變的。
(一)眾多少數民族保持著獨特而鮮明的文化生態。
由于生存環境和文化環境,如語言工具、交通工具、生活方式、勞動方式、思維能力等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民族。民族是以文化來區別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西南少數民族地處區域廣闊,又往往住在環境較為險要、偏遠的地方,各民族來往不方便,因而各個民族或者各個地區的民族由于各自的環境孕育了不同的文化,顯示出相對的封閉性,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或獨特性的特點,代代相傳,孕育了眾多的特色鮮明的民族文化,形成民族文化頑強的生命力和多元發展的格局,并隨著人類的發展和各族的生存環境的變化而緩慢地改變。在經濟生產方式轉型的過程中,仍然保持著傳統文化生態的相對完整性。
黑衣壯廣西那坡縣壯族中民族文化獨特的一支,至今仍顯示出鮮明的民族個性。黑衣壯自稱布壯,總人口51800多人,占當地壯族總數33%。[1]黑衣壯的高度聚居是長期社會變遷的結果,有相當多的村落全部是黑衣壯,有的村落90%都是黑衣壯。黑衣壯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們勤勞、節儉、家庭關系和諧、社會安定。黑衣壯以黑色為美,以黑為神,以黑色作為族群的標記。黑衣壯古樸的族群個性至今仍表現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他們至今仍穿著傳統的服飾,住著古老的干欄式房屋,仍吃著臘肉、五色糯米飯等傳統食品,仍過著二月初二、三月三等民族傳統節日,仍保留著古老的族內婚制。黑衣壯生性浪漫,擅長唱山歌,每當夜幕降臨,男女老少便集于村頭寨尾,以歌代言,山歌成為顯著的文化特征。
(二)經濟生產方式的變化,帶動著民族文化心理的變遷。
民族文化源自不同的自然環境、生產方式、歷史發展階段以及民族文化傳統等因素,隨著這些要素的改變,在經濟生產方式轉型過程中,民族文化心理也隨之變化,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隨著文化經濟的市場運作被逐漸認同,廣西黑衣壯聚集的那坡縣領導提出了“文化搭臺、旅游唱戲、經濟發展”的發展思路,以黑衣壯為品牌,依托周邊大新、靖西旅游大縣,著力構建沿邊特色經濟旅游帶。2000年開始,那坡縣采取措施把黑衣壯介紹給外面的世界,以文化推動那坡的經濟發展。2001年通過廣西民俗攝影協會,邀請了來自全國的180多位攝影家到黑衣壯居住的村落采風,并在廣西首府南寧舉行“神秘的那坡”的民俗風情攝影展,同年黑衣壯合唱團登上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的舞臺,使原生態的黑衣壯文化成為一種旅游、演藝的文化資源和產業形態。又據新華社記者采訪報道,51歲藏族農民旺扎一家2000年前住在土坯房里。因為修建青藏鐵路要拆他們的房子,還要讓土地,他們開始想不通。后來政府幫著蓋起藏式別墅,住在拉薩火車站周邊,鐵路建設還給他們帶來了致富機會。他家里用上了彩電、電飯鍋,還花9萬元買了輛“東風”翻斗車,大兒子跑運輸,一天純收入400多元,他們還想在車站旁開個招待所和餐廳。商品觀念的形成,經濟利益的驅動,跑運輸、開招待所和餐廳成為現在藏民的自覺選擇。[2]在現代化市場經濟的推動下,西南民族地區的民族文化價值觀念的經濟變遷是明顯的,民族文化形態的變遷有先后繼承的脈絡,變遷的因素和過程是可以考察的。
論文關鍵詞:民俗文化 保護 旅游開發 辯證關系
論文摘要:本文闡述了民俗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之間存在矛盾統一的辯證關系,重點說明兩者之間辯證地存在著統一關系。
旅游開發作為提升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實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與民俗文化保護之間本質上體現為一種辯證的矛盾統一關系。
一、民俗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之間的矛盾關系
我國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實踐與理論探討中,民俗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之間的矛盾關系一直是爭論的焦點。旅游開發帶來的濃厚商業文化侵蝕著民俗文化;旅游開發帶來的強勢現代流行文化沖擊著民俗文化。受到侵蝕、沖擊的民俗文化,改變著擁有這類民俗文化的地域群體的整個價值取向,改變著群體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與精神追求。這種改變體現在物質、精神及行為規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變遷歷史進程中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突變特征。
與主流的漢文化相比,少數民族民俗文化屬于稀缺的文化資源,彌足珍貴,突顯出巨大的文化價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適當的方式極易轉換為經濟價值。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各地普遍將旅游業作為主導產業以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以擺脫貧困為單一戰略目標或者為主導性目標,忽視了這樣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旅游開發必然會把強勢主流文化引到當地,使當地成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完全暴露在外來文化環境中,當地以落后經濟為基礎的弱勢民俗文化必然會受到經濟實力較強的異文化的強烈沖擊、以及旅游開發所具有的濃厚商業文化對傳統的樸實的民俗文化的沖擊,在僅以追求經濟利益導向的旅游開發背景下,導致寶貴的民俗文化資源的流失、甚至喪失。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似乎不可調和的矛盾:少數民族地區旅游開發的優勢核心資源在于獨特的、稀缺的、原生態的民俗文化,通過旅游開發,將寶貴的民俗文化資源轉化為豐厚的經濟收益,改善貧困的生活條件,但旅游開發過程中原生態的民俗文化卻隨之削弱,被強勢文化逐漸同化,寶貴的民俗文化旅游開發資源逐漸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將隨之消失,旅游產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設想終將成為泡影,依靠旅游產業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也成為不切實際的設想。旅游開發與民俗文化保護之間構成了似乎難以調和的矛盾對立關系。
二、民俗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之間的統一關系
實際上,旅游開發在科學合理的政策指導下,對于民俗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會起到積極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喚醒民俗文化主體的文化自覺性、增加民俗文化價值、提高民俗文化主體的文化自豪感等。開發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被價值化的過程”。
因此,旅游開發與民俗文化保護兩者之間并非單純的矛盾對立關系,應從民俗文化所處的客觀現狀來看待旅游開發對民俗地區文化的正面效應。旅游開發作為民俗文化經濟價值的轉換器,在轉化價值的同時,也承擔著宣揚民俗文化、挖掘文化價值的角色。在宣揚文化與挖掘文化價值的過程中出現的偽造現象,并非僅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過程中的個別現象,因此,對于惡意偽造行為,應以政策法規手段進行有效管治。在宣揚文化、利用文化獲取經濟價值的過程中所出現的過度商業化現象,也并非是僅僅存在于我國民俗文化的旅游開發過程中的獨特現象。旅游開發過程中出現的與民俗文化保護相背離的一些現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開發本身,而是在于旅游開發目的導向設置出現偏頗。根據民俗文化旅游開發依托的文化資源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因果與依存關系,一個民俗地區的旅游開發首先應是保護民俗文化、其次才是發展旅游經濟。在沒有保護好民俗文化資源的前提下,實現旅游經濟可持續發展,只能是“殺雞取卵”、難以實現長期發展。因此,旅游開發的首要任務應是保護、挖掘民俗文化資源,圍繞著首要任務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務才是轉化民俗文化資源的經濟價值、獲得經濟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項目保護、傳承、挖掘某一個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項,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現給游客,在保護、傳承、挖掘、呈現獨特文化的同時,可以自組織地實現文化價值向經濟收益的順勢轉化?,F實中,在策劃旅游開發項目時,往往首先考慮這個項目能獲得多高的經濟收益、能對當地經濟發展起到多大的帶動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護好一個或幾個文化民俗事項為首先考慮的問題。正因為這樣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開發理念,導致了與民俗文化保護不和諧的現象及文化破壞大量出現并難以扼制。
民俗地區的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之間存在內在的統一性、關聯性。一旦某個民俗地區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經濟價值也會隨之消減。因此,民俗文化保護是根本,無論是政府的政策、旅游開發項目、還是來自各方的力量,都應以民俗文化資源保護為核心,這樣文化價值可持續轉化為經濟價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護為核心導向的地方政策指導方針的確立、旅游開發的角色定位與開發理念的重新審視,成為加強旅游開發與民俗文化保護之間統一關系的重要前提。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政策引導將旅游開發統一到文化保護的大系統內,協調文化保護與經濟收益的矛盾性,通過制度創新、政策創新、經營理念的創新提高兩者的內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與變遷速度。
參考文獻:
[1]鐘敬文,董曉萍.民俗文化學:梗概與興起[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6.(11):11-17.
[2]李援朝.中國民俗文化知識讀本[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1):3.
一個城市,從構成來看,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經人們長期的經營建設而形成的城市格局、宮殿、寺觀、府第、園林、街道、民居等物質環境(體形環境);二是,上述物質環境所負載的社會結構、組織制度、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內部蘊涵,也就是城市之文化。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城市物質環境往往會隨著時空更替而消減、轉化,城市文化則可以超越時空,具有長久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是城市的靈魂。
目前,人們對有關中國傳統城市文化的一些論述似乎已習以為常,例如城市文化的政治性、宮廷化、鄉村性,等等。具體地說,在傳統社會中,城市是維系封建大一統的據點,城市文化的形成要借重特殊的“政治力”,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政治性;由于具有獨立的政治經濟地位的市民階層出現得很晚,市民文化特征不夠鮮明甚至沒有完全形成,因此,
中國城市文化基本上是宮廷文化的輻射和延伸;由于城市本身缺少獨立的自治能力,與鄉村共處于“王制”的統治之下,以致于城市文化未能形成與鄉村文化相區別的獨特個性。
無疑,上述特征對于我們在宏觀上把握中國城市文化有一定的幫助,但是,由于我國地域差異很大,社會經濟發展也不平衡,各地城市發展及其文化特色實際上各有千秋,它們為人們認識中國城市文化的整體性和豐富性提供了一個個生動的側面。比如,在中國城市文化發展史上,有一個令人矚目的“江南現象”,它揭示了中國城市文化某些出乎意料的方面,堪稱中國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座奇峰。
所謂“江南現象”,簡言之,就是在中國城市文化發展過程中,江南城市后來居上,迭起,并得風氣之先,成為中國城市文化經濟性、文人性以及濃郁的都市色彩的典型例證。
“江南現象”的時空定位
在中國歷史上,江南是一個涵義廣泛、變動不居的概念??紤]到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綜合影響以及研究的方便,江南地區大致范圍可以暫定為:蘇南及蘇北揚州、浙北、皖東南、江西鶩源縣和上海市等,在今天的行政區劃上,它包括13市(地市12
,直轄市1)、65縣。江南地區是一個富有特色的地域單元,其地域面積約占全國1%,人口約占全國6%,區內生產總值約占全國15%,是全國城鎮密集、文化昌盛的地區之一。
江南地區有兩個明顯特征。一是平原多,江南地處長江中下游平原的頂端,呈南高北低之勢;其北部地勢平衍,以平原為主,南部邊緣有一些山地丘陵分布。二是水多,江南歷來以水勝,有“水鄉澤國”之譽,加之氣候多雨,在人們的心目中,江南似乎一直浸潤在煙雨朦朧之中,稱“煙水江南”。江南地區別具一格的地理構架與山水組合,在一個最基礎的層次上限定了城市文化富有個性的發展方向、地域格局以及城市文化景觀的區域特性,在一個并不宏闊的空間里展現出中國城市文化發展史上的一段輝煌―“江南現象”。
從中國城市文化發展的過程來看,“江南現象”主要跨及兩個時期,即中國城市文化重心南移以及江南成為中國文化重心后所領導的“江南時代”。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吳越、六朝、隋唐宋三個階段,后者主要包括元明清及以來兩個階段。江南城市文化逐步形成,不斷發展,將中國城市文化發展推向一個又一個高峰。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六朝、南宋與近代這三個階段對江南城市文化乃至中國城市文化之經濟性、文人性、都市性的形成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六朝時期,江南城市文化的文人色彩初步顯現。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北人南遷,人們向外發現了江南自然山水之美,同時向內發現了自我,逐漸出現一種對高層次思想文化和藝術風格不斷追求的文人意識,建立起壓倒宮廷文化的新型的文人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六朝承前啟后,繼漢開唐,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而江南的開發則又使六朝成為地域性的概念,與中原長安型文化的橫向融合相比,以建業建康為代表的六朝文化將中國文化推向縱深,或者說在南部中國形成了新的文化體系。西方學者將它與同時期的古羅馬文化并稱為人類古典文明的兩大中心。
南宋時期,受城市與區域經濟的支撐,江南城市文化基本形成,其文人色彩進一步加強,都市色彩開始顯現。宋“靖康之難”后,朝廷再度偏安江南,北方中原文化又一次與江南文化融合,并發展成為中國民族文化之主體。由于有堅實的經濟基礎,江南城市文化發展不再像以前那樣大起大落了,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也從“開封―長安”東西向軸線徹底移向江南地區,最終落在“杭州―蘇州”南北向軸線上。在南宋建都臨安的150年間,一方面,文人的地位上升,
整個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創造處于極佳的歷史時期,文人意識更為自覺,城市環境滲透著強烈的“文氣”,畫院、書院、文房等“文人天地”尤為集中地展現了當時的藝術風貌;另一方面,市民階層出現,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和人頭攢動的瓦子勾欄中,市民文化開始成長起來。雅文化與俗文化既相互區別又相互纏繞、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對流,
城市規劃建設浸潤在一種強烈的、綿密的文化輻射之中。
南宋以降,江南地區便成為中國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等方面最為活躍、最具代表性的地區之一,可以說中國城市文化甚至中國文化都處在令人眩目的“江南時代”之中。著名宋史專家劉子鍵先生在《略論南宋的重要性》一文中曾高度評價南宋文化對后世的巨大影響:“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以江、浙一帶為重心。全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這是史所稀見的?!?/p>
這一論述是相當精辟且發人深思的,如果說南宋奠定了800年來中國文化的基礎,那么,在這一過程中,江南地區無疑起了相當大的引導甚至決定作用。近代以來,江南城市文化開始轉型,其都市色彩已經十分濃郁。前后,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直接發生撞擊、沖突,
在近一個世紀的艱難曲折的進程中,中國傳統農業文明發生嬗變,逐步轉型,其中江南的蘇、松、杭、嘉、湖等地區尤為近代資本主義侵入的前沿和焦點地帶,由于它們在經濟和文化上居于先進的位置,其對外國資本主義文明與生產技術也富于吸收性,因此很快便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近代文化,江南城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近代化的地理樞紐。至于其具體的表征,張仲禮先生等有著詳盡的論述,茲不贅。
江南城市文化圖景之演進
“江南現象”的時空定位主要是從“江南―全國”這一“點―面”關系中,考察江南城市文化發展的宏觀特征,此外,可以通過對江南城市文化地域格局的分析,考察江南地區的諸多城市如何具體地結構為一個整體,從而共同展現出中國城市文化史上的“江南現象”。
我們來歸納一下江南城市文化圖景的演變譜系。
第一,江南城市文化圖景演進的過程,同時也是地域開發的過程。
城市文化的發展是區域哺育的結果,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江南地區有著不同的中心城市及相應的核心區域,換言之,每一個中心城市繁榮的背后,都有一個核心區域支撐著。
歷史上,每個城市都有可能因特殊的地緣、經濟、政治等原因而成為大區域的中心,而不同中心城市的此起彼伏,便展現出江南城市文化的豐富多彩、博大精深。南宋以降,全國性的文化中心城市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落在了江南地區,這表明當時江南城市在全國已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第二,城鎮網絡逐步形成,城市經濟、文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在江南地區,城市文化的繁榮不只限于單個中心城市,而在于由“中心城市―縣城―小城鎮”所構成的更為廣泛的城鎮網絡中。
江南城鎮網絡的形成有一個漸進的發展、積累過程。其中,地方中心城市基本定型于唐代。唐代江南共設置10州,計州城10座(揚州是淮南道治所在),其中常州、蘇州、湖州、杭州、明州、歙州都是新興的地方中心城市,與今天江南地區中心城市相比,除了嘉興、無錫外,都已出現。這些地方中心城市構成了后世城鎮體系的中堅部分。五代十國時,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區域每每成為割據一方的地方政權,如十國中吳、南唐的都城為揚州、金陵,吳越的都城為杭州。
南宋時,江南地區縣城的分布格局也基本確定下來。隨著江南地區人口的增加和經濟的發展,
行政區數量不斷增加且細分,特別是基層行政區―縣的數量增加很多,相應地,縣城得到較大發展,現今江南縣城的基礎大致奠定。
明清以來,江南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市鎮數量普遍增長,星羅棋布。巨大的經濟活力為市鎮文化的滋生提供肥沃的土壤,許多城鎮都是遠近聞名的人才薈萃之地和文化中心。迄至近代,江南地區的城鎮分布格局基本上是明清沿襲下來的。
這種由“中心城市―縣城―小城鎮”構成的城鎮網絡是一種經濟支撐型的文化網絡,它代表著江南城市經濟、文化發展的精華,與中國其他城市―如都城及州治、府治、縣治所在地等―主要憑借政治力量而帶來的文化發達,軒然有別。如今,江南成為中國城市密集地區之一,其歷史基礎就在于這種逐步形成的城鎮網絡,在此意義上說,江南城市與發達國家那種由于大規模的工業化而帶來的經濟集聚與人口遷移而形成的城鎮密集,實有著根本的區別。
第三,水網的聯系作用。
歷史上,江南地區河網稠密,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云:“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奔由洗筮\河、長江、錢塘江、黃海等,江南地區內通外連,水運交通較為便捷。這種別具特色的水網聯系客觀上有利于城市經濟、文化、政治等中心功能的形成與發揮,同時也利于形成較為一致的地區特色。只是到了近代,隨著鐵路、公路交通的興起,江南水網這種突出的聯系功能才有所衰退,相應地,江南城市文化的地域格局也呈現出新的態勢。
“江南現象”
的形成機制
概括說來,“江南現象”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綜合作用的結果。
第一,以自然為基礎,因地制宜。
江南獨特的自然生態對“江南現象”形成起著基礎性的作用。一方面,從江南的文化景觀看,從春船菱藕到漁歌唱晚、從小橋流水到服飾民居,我們都可以覓得水的影子,江南文化的豐富多姿有賴于水的浸潤和滋養,江南城市與自然生態則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表現出強烈的“親水性”特征。另一方面,隨著江南地區的日益開發,其自然空間的相對優勢逐漸轉化為經濟力量,構成江南城市文化鮮明的經濟性。
以自然為基礎,因地制宜,這是形成“江南現象”的基本前提,在當今的城市規劃設計中,我們宜自覺地繼承這一傳統特色。
第二,得風氣之先,因勢利導。
在雄厚的經濟基礎上,江南城市后來居上,這與江南人的創新意識分不開?!斑m我無非新”(王羲之語),江南人以其新鮮活潑、自由自在的心靈領悟世界,所觸著的一切似乎都呈露新的靈魂、新的生命。如果我們把南朝建康的郊外草市、唐代揚州的商業街與夜市、南宋臨安城的空間結構、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和專業市鎮繁盛等聯系起來,便不難發現,中國古代城市的“經濟創新”,似乎大多始于江南城市中,加上近代上海的“租界”建設等,它們共同構成十分有趣的現象。
“美不自美,
因人而彰”(柳宗元語),因勢利導,使得“江南現象”從可能成為必然,這對我們在城市規劃設計過程中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第三,吸取別人所長,“巧于因借”。
江南城市文化的成長、進步是自身發展不斷積累的過程,同時又是與其他區域文化乃至各種民族文化之間相互碰撞、交融的過程,其早期的發展受到北方文化南下的推動、促進,明清以降又遭受西方文化的撞擊砥礪和改造更新。參照江南城市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沖撞、互補、交融、整合的過程,我們可將江南城市文化發展概括為以下三個明顯的階段。
一,江南之江南。遠古至兩漢,江南文化主要是以吳、會稽為代表的吳越文化,一切文化巨匠、學術盛事似乎與江南城市無涉,江南一直處于傳統文化的邊緣地帶。
二,中國之江南。三國以后至晚清,歷經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江南文化逐漸繁盛。中唐以前的建康、揚州,兩宋至清末的杭州、蘇州、揚州、徽州共同代表著中國文化的主流。
三,世界之江南。近代以來,上海憑借其地域上的邊緣優勢發展為近代中國的一個文化中心和東西方文化交接之地。在對待外來文化上,江南地區不是盲目排外或全盤接受,而是主動吸收其精華,大而化之,為我所用,這對我們當今在全球化背景下,正確處理外來文化與地方文化的關系顯然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作用。
結語
據了解,為了推動文化產業商業模式的探索和創新,傳播優秀的文化產業商業模式,由文化產業研究咨詢與投融資服務機構――新元文智集團發起的“中國文化產業最佳商業模式高峰論壇”,每年舉辦一屆,以此來深入探討文化企業商業模式的方向與方法,研討科技如何來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
裝備制造是文化科技融合切入點
在主題演講中,改革辦副主任、中央文字辦副主任高書生表示,文化與科技融合需要一個切入點,而文化裝備制造業,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他說:“當前很多人都在呼吁文化與科技融合,但是沒有找到一個合理的切入點,如果沒有切入點,融合就是空話。以目前的情況看,文化科技如果要融合,文化裝備融合是最佳的切入點?!彼劦剑幕b備制造業包括印刷設備、廣電設備、演藝設備等,而且這個行業在我國是有基礎的。
高書生在論壇上對什么是文化產業的問題作了詳細的論述。他同時表示,當前文化產業發展最缺少的是投資需求,研究文化投資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多方面著手建立投融資體系
北京市文資辦主任周茂非在主題演講中表示,文資辦正建立文化投融資體系,來解決文化創意企業投融資難的問題。周茂非指出,當前融資難是文化企業最大瓶頸,文化企業目前的特點是輕資產,這對文化企業發展造成了很大障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北京文資辦在100億專項資金中拿出一部分建立全方位的文化投融資服務體系,一方面出資成立100億文化創意產業基金,為好的企業提供資金,另方面還成立了兩家文化創意貸款小額公司,覆蓋全市、面相全市文化企業提供服務。第三是今年文資辦從專項資金中拿出5000萬,作為擔?;?,為文化創意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最后,還與銀行合作,建立統貸投資平臺,與銀行選定若干文化企業,提供快速審批和優惠利率。
文化經濟是21世紀重要的經濟社會現象
北京市委宣傳部副巡視員、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促進中心主任梅松在主題演講中提出:文化經濟是21世紀重要的經濟社會現象。他說,現在有一個很熱的詞叫文化經濟,到底什么叫文化經濟?就當前經濟發展來說會帶來那些影響?我個人理解,文化經濟是21世紀重要的經濟社會現象。它的出現有兩個背景,一個背景是地球資源瓶頸,我們現在進入了這個時代,也就是地球出問題了,地球一會變冷,一會變暖,加上這多年礦石資源的開發利用,給地球帶來非常大的影響,這個資源瓶頸,已經約束了我們人類進一步的發展。第二個背景是,在與此相應的不管是中國也好世界也好,大家呼喚生態文明,因為沒有生態,沒有美麗的中國,人類生存不下了。
經濟發展以文化內容為主導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經歷了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的文明發展階段,文化經濟的迅猛崛起,標志著人類社會新階段的來臨。在人類文明不同發展階段,起核心作用的生產力要素是不一樣的:農業經濟階段是自然力,工業經濟階段是資本和大機器,文化經濟階段則是人文精神和知識、技術的有機結合。因此,文化經濟是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甚至知識經濟內涵都不同的新型經濟,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代表了一個全新的文明發展階段。實際上,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長,人們越來越重視產品的文化屬性和文化個性,精神消費在消費結構中的比重也越來越大。
這種情況反映出文化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以文化內容為主導的經濟形態成為了經濟發展的主流,人類社會發展正步入一個文化經濟時代。
社會生產方式以人文精神為主導
如果說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基礎上的經濟,核心是突出知識、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價值的話;那么,文化經濟則是對知識經濟內涵的擴大和深化。文化經濟內在包含了知識經濟,并在經濟系統中充滿了文化因素。其內容構成不僅有科學、技術等智力因素,還有理想信念、價值觀念、文化藝術、娛樂休閑等精神因素,不僅包含科學精神,還體現人文精神,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有機統一。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觀念文化作為生產力要素的價值。如今,以人為本的人文價值觀逐漸滲透到經濟發展領域;精神、智力因素與自然資源、經濟資本一樣成為生產力中的組成要素;信用文化、經濟倫理在市場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企業精神、企業價值觀在企業管理和決策中的效能越來越突出;文化附加值成為物質產品價值中的重要部分;以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為核心的人力資本對經濟競爭力越來越具有決定性影響,如此等等。所以,可以把文化經濟闡述為“以人為本的經濟”。
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
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現象。文化“經濟化”指的是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經濟成分不斷增加,市場手段不斷引入,文化生產、文化管理中愈來愈滲透各種經濟要素,文化活動愈來愈自然地融入經濟活動之中,形成了新興經濟產業——文化產業,文化產品、文化服務日益具有經濟功能和市場效益。文化“經濟化”最直接地表現在文化產業的發展上,包括教育產業、智力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媒體產業、藝術產業、健康產業、體育產業、休閑產業以及政治性的文化產業等等。文化產業將成為未來產業結構發展中的主導力量。經濟“文化化”指的是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文化內涵不斷增強,文化要素不斷發揮作用,人文精神和文化資源在各種資源中所占的比重愈來愈大,經濟產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斷豐富,生產、流通、分配、消費過程中愈來愈多地被注入文化的理念和內涵。經濟“文化化”最直接地表現在生產文化或產業文化的發展上,包括管理文化、產品文化、服務文化、品牌文化、人力資源等在內的產業文化是經濟文化化的重要標志,產業文化將是未來經濟結構升級中起核心作用的因素。
《小康》:公民道德建設的“德清現象”多年來受到廣泛關注,您認為這種現象為什么會出現在德清而不是其他地方?
張曉強:這種現象出現在德清,不僅在于民風淳樸,追溯當地整個歷史脈絡來看,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形成一定的態勢,首先有非常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的積淀作為支撐。其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德清在物質和精神之間找到了平衡,從而能夠協調發展。
“德清現象”不是刻意打造出來的,而是源于當地百姓對社會道德問題的深刻認識,進而尋找特定的形式加以改善,這是一種民間的道德自覺。社會道德的提升和發展完全靠灌輸式已經沒有生命力了,一定要內化為一種自覺、一種文化現象,只有通過道德的自覺才能夠形成全社會共同的信仰和道德操守。
《小康》:今年浙江省第十三次黨代會提出“兩富”即物質富裕、精神富有,而德清多年來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成績都比較突出,在您看來,道德力量和經濟發展這兩方面存在怎樣的內在關聯?
張曉強:物質富裕和精神富有對于我們經濟社會的發展,其實是同一事物的一體兩面,是一個有機整體。現階段道德文化力量的重要作用正日益凸顯,它不僅能夠彌補市場多元化條件下社會管理中存在的某些問題和弊端,還能夠推進轉型升級、產業培育和經濟社會發展。
比如,近年來金融環境惡劣,但三縣兩區中德清受影響最小,僅兩家企業受災。逆勢之下,德清還受到眾多金融機構的關注,多家金融機構紛紛準備前來布點。這些金融機構對區域的選擇第一看產業經濟基礎,第二看人才、政策配套,第三非常關注誠信環境??梢姷赖挛幕闹匾哉谥饾u凸顯。而德清作為道德高地,秉承“不讓一個投資者在德清受委屈”的理念,正是吸引這些金融機構的重要因素,道德文化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小康》:對于德清“草根獎”的未來您如何看待?
張曉強:民間自發形成的“草根獎”在當前形勢下非常重要,但當整個社會管理走上正軌以后,這部分職能就會正常運行,因此我認為“草根獎”未來的發展,最起碼會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可能會不斷擴展、推進。以農村社會輿論的力量來說,草根的道德自覺目前暫時還找不到更好的形式,所以“草根獎”是目前階段一個必然的表現形式,有很強的生命力,在數量和覆蓋面上都有繼續發展的可能。
當前形勢下,公民道德建設非常需要“草根獎”的星星之火,但隨著“草根獎”不斷發展壯大,當講道德成為人們的習慣和態度,內化成為民眾的自覺, “草根獎”也就可能由此進入減少甚至消失的第二階段,而這標志著全社會精神文明建設到達了一個新的臺階。我們期望這一天早日到來。
民間存在流散的大量文物是不爭之事實,從解放初期全國各大博物館、文物商店至故宮博物院來看,眾多現存于各大館藏中的精珍之品,部分也是來自于民間捐贈。雖然現今民間藏者手中的大多數藏品不珍不精,甚至來路不清,但根據文物政策及國家物權法的相關規定,對于現今國內流散在民間的文物藏品,只要符合年代標準,符合定級標準,符合相關物權法、文物法規定之文物類藏品,理應驗明正身,建立一套完整權威的民間文物藏品保護類檔案,利國利民更有利于文物保護與傳承,只有這樣民間文物類藏品才會真正得到保護,才會真正得到傳承與弘揚,才會正確引導民間收藏品市場。文化底蘊決定傳承弘揚的過程,收藏的初級階段,是以經濟利益的驅動及投入為代價,方法及過程的轉變是傳承延續民族文化結晶物體的又一高度。經濟價值觀與文化背景及收藏目的是不可同日而語。守法、合法名正言順方可順理成章,一旦入編確定為文物入編大典將是價值文化傳承弘揚保護的真正體現,更是每個收藏者最高的追求。
不懂法,不守法,不按法規,不按經濟規律文化傳承過程辦事的現象不應在我們新世紀新時代的大經濟大文化背景下發生。史無前例的全民參與的傳承弘揚中華民族5000年文化現象(收藏)是全民族知識及經濟發展繁榮昌盛的表現,也是人們意識形態領域精神文明、物質文明以及綜合素質不斷提高的結果。按照國家相關法律規定理應給予民間文物類藏品相應的肯定與強有力的支持。從而徹底避免各種不良現象的發生。
文物認定管理暫行辦法的出臺,對于民間收藏現象以及收藏界十分困惑的現象將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全國幾千萬的藏者更是如魚得水,收藏信心以及對收藏品文物保護的意識將會大大提高,同時對與弘楊民族文化,保護民間文物藏品提高全民族的文物保護意識也將具有不可估量的積極推動作用。
根據國家最新出臺的文物認定管理暫行辦法(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六條規定,文物藏品所有權人要求認定文物的必須以書面要求申請認定,同時應提供填報藏品所有人姓名、住所、有效身份證號碼或有效證照號碼,以及認定物品(對象)的來源說明,經文物行政主管單位專家委員會審查確定為文物類的,藏品持有人或文物所有人應依法負有對文物藏品的保護責任,同時持有人對所填報提供的文字、圖片、專家審批資料以及持有人的身份有保密要求的,認定機構以及國家法律規定的文物行政主管單位可以對其身份保密,相關個人及藏品資料將永久存檔保存。
申請民間的文物藏品定級入編,需經過本人申請,提供原始照片資料,填報相關表格后將基本申報資料郵寄到《中國民間文物藏品定級大典》征集辦公室,等待通知,每一類別文物類藏品經國家文物定級行政主管單位專家組審查,符合定級標準的給予辦理定級。集中審定后最終確定是否屬于文物范疇,是否符合申報資格。一經定級入編將意味著此件藏品將在國內有檔案可查,更會引起各類商賈投資人士的極大關注,同時在適當時機將組織入編定級為文物類別的藏品進行專場展覽,專項交易,定期推廣宣傳,以便吸引更多的資金進一步促進提高全民文物保護意識,更好的保護流散在民間的大批珍貴文物類藏品。此舉將對收藏品市場的無序狀態、混亂現象起到積極引導作用,樹立正確的收藏與文物保護觀念,讓更多的收藏界人士愛惜文物,合法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