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過去十年，我國網絡服務經濟借助龐大的消費市場和寬松的創新環境異軍突起，成為全球網絡服務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實現了由傳統實體經濟向現代網絡平臺服務經濟的跨越發展。然而，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由此衍生出的風險。一是畸形的定價機制。傳統經濟產業定價權始終掌握在產品和內容制造商手里，服務流通環節是在產品制造成本基礎上增加服務附加值而形成的定價機制。而目前的網絡平臺服務經濟發展模式則是服務平臺商主導綁架消費者，制造商困于低價銷售。這既造成了經濟不能有效循環、良性發展，催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也不利于營造制造業由中低端向高端發展的市場環境。二是網絡付費消費的機制不健全。由此滋生了各種深不可測的不透明商業模式，造成價值分配扭曲和價值泡沫化，使得真正的產品制造商和專業內容服務提供商難以獲取實際的制造和創作價值，對網絡服務望而卻步。三是網絡可信監督機制不完善。知識泛化成了不確定的模糊信息，原本希望通過網絡搜索得到的精準信息定位和專業知識解答入口成為虛假廣告的策源地，大眾不得不擦亮眼睛、自我明辨是非。對網上假冒偽劣產品缺乏有效監督和懲戒機制，建立社會化監督機制勢在必行。四是競爭性壟斷現象嚴重。網絡平臺服務經濟造就了少數大平臺任性撒錢、壟斷市場的格局，中小服務商難以獨立生存，要么被大平臺收購吃掉，要么因燒不起錢而破產。因此，現階段的網絡平臺型服務經濟形態應該被視為一種過渡性的新興行業自發行為，并非健康良性的數字產業發展生態環境的最終形態。當前，我國正逐步進入以數字經濟為代表，以創新驅動為第一發展要素的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繼傳統實體經濟向網絡平臺經濟跨越發展之后的第三個經濟發展階段，是一次新的跨越。這一時期的關鍵任務是修正企業主導的競爭壟斷型平臺經濟弊端，構建以產業生態環境為核心的透明服務網絡數字經濟運行新格局。這種新格局更強調在社會治理基礎設施、公共基礎服務、公平價值交換服務貿易和社會化監督等方面的體系化和生態化布局，可以支撐價值分配更均衡、資源信息更透明、公共服務更公平、經濟協作更高效、生產服務更專業、網絡治理更精準、社會監督更穿透的經濟發展模式。如今，國家已采取了一系列的網絡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措施。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強化反壟斷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的意見》，從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戰略高度出發，著力健全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審查機制、數字經濟公平競爭監管制度、預防和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制度。

把握數字文化經濟價值高地，主動融入數字經濟發展體系

一是積極適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推動文化數字化創新發展。文化是綜合國力的核心要素，是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資源，文化、科技與經濟的深度融合是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走向和核心價值。過去，我國文化產業主體市場競爭意識不足，缺乏依靠科技提升競爭力的主動意識，導致在企業主導的網絡平臺數字經濟發展階段，傳統文化產業難以形成集聚化經營資源和競爭優勢。在當前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節點期和機遇期，文化產業應積極適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調整發展方式，大力發展數字文化經濟，加快推進文化數字化創新發展進程。二是主動融入數字經濟發展體系，構建數字文化經濟生態體系。文化數字化不是簡單的文化資源和內容數字化加工處理，而是涵蓋文化發展全過程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首先，要將優秀文化資源轉換為具有網絡經濟價值的資產。過去較為普遍的做法是把文化遺產資源全拿過來，不分優劣、不談價值地全盤轉化，這是缺乏意義和效益的。文化遺產資源是整個中華民族擁有的財富，是全社會的和公益的。這些資源只有在有限權責下經過加工整理處理，形成可復用、可轉換的資產，才會具有經濟循環的產業價值。其次，要積極構建數字文化經濟生態體系，形成數字文化經濟健康發展的市場秩序。按照新型數字經濟運行格局在社會治理基礎設施、公共基礎服務、公平價值交換服務貿易以及社會化監督生態化體系構建的要求，建立包含文化市場監管、數字版權保護、輿情風控與文化傳播安全、文化服務信用和服務質量保障等功能的數字文化市場治理基礎設施體系，推動數字文化市場治理現代化；建立數據隱私保護、社會公共文化資源服務等公共基礎服務體系，將公共資源和個人隱私信息數據采集從各類互聯網應用中剝離，統一下移至公共基礎服務體系中；建立公平透明的價值交換服務貿易體系，保障產業生態中各方利益，打擊壟斷性定價，杜絕價值迂現；建立基于區塊鏈的社會化監督及輔助管理體系，強化從業自律及社會化監督管理功能。

加強文化和科技融合創新，切實融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體系

篇(2)

中國創新增長新動能

作者：馬化騰

數字經濟已經占到中國GDP的30.6%，帶來280萬新增就業人口，占中國年新增就業人數的21%。毋庸置疑，數字經濟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領域。2017年，數字經濟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被視為撬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新動力。

中國通過短短幾年的時間普及了移動支付，跨越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時代。在一、二線城市，已經可以做到無須依賴POS機，一部手機就可以解決日常交易的絕大部分需求。

過去兩年“互聯網+”在中國落地生根。在金融、醫療、教育、交通、O2O（線上到線下）等領域中直接貼近消費者的環節，“互聯網+”已經成為工具，或是改變著和用戶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業模式?？梢钥隙ǖ氖?，目前的改變只是開始。就像“互聯網+醫療”，絕不僅限于用手機掛號、打通醫保支付這么簡單。未來，數字經濟的發展會重塑各個行業的核心競爭力。

數字經濟推動了共享經濟在更多領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通過數字交互完成分離。租用帶來的便利，使得整體社會資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節約。

數字經濟也在用科技構建凝聚社會的基礎要素――信任。數字時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記錄、實時可查詢等優勢，為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構建數字信用。得益于數字信用，我們可以采購遠在千里之外的各種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順風車，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貸服務。

數字經濟造就了中國互聯網企業發展的最好時代。中國互聯網企業生于草莽，長于叢林，成就了和西方發達國家不盡相同的生態。去中心化的發展讓數字連接下沉為基礎設施，進而使得生態體系中的各個主體得以自發式高速成長。

數字經濟接下來最值得期待的是與制造業的融合。制造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也是經濟增長的脊梁。數字經濟在貼近用戶側采用輕量級、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發展模式，但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的融合，應當有更加系統的規劃，從頂層設計開始改變，由需求引發供給，通過云、大數據、柔性制造，讓生產資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讓數據提升效率、爆發力量。

數字經濟是全球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路徑。數字經濟不僅僅能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產出，更重要的是能為不發達地區的人們帶來種種改變的可能。數字連接之下，即便身處最偏遠地區，也能夠無差異、無區別地得到和一線城市同樣的優質內容，能以最低的成本獲得教育、醫療、交易等最必需的信息，以更合理的價格賣出他們的農產品。這一點，對全球不發達國家很有啟示。

篇(3)

以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及物聯網為核心技術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已經到來，全球各同都在全面布局這一輪新的科技和產業?！吨袊圃?025》戰略規劃已于近期，以智能制造為我國制造業未來發展主攻方向。制造業涉及幾十個國民經濟核心領域，是實體經濟的基石，也是現代服務的基礎甲臺。虛擬經濟則是實體經濟的催化劑、放大器和資源配置器。兩種經濟形態在國民經濟和同家治理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而又相互依存、相互支撐、相互促進。金融資本與信息數據、互聯網與工業體系相結合是相加的關系，金融與信息數據、未米互聯網與工業產業相融合，將會出現相乘態勢，產生化學效應。

我們有理由相信，以現代科技為引領，以現代制造業為基礎的新的產業革命，必將成為全球新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把互聯網智能賦予到工業資產中去，在推進軍民融合、深化兩化融合的基礎上，加快實體經濟與互聯網的全面融合，將會使當前這場產業革命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我們所工作和生活的世界也會更加色彩斑斕。

當前新軍事革命以聯合化、數字化、網絡化為重要特征，在由現行機械化軍事體系向未來信息化軍事體系轉型的過程中，軍民融合也要適應新軍事革命方向。

一是軍民融合體系建設，特別是科技創新體系的構建，要突破體系束縛，促進科研、管理、市場化等領域的軍民融合發展，有針對性的進入戰略新興產業，我們選擇了軟件信息服務、信息安全、海洋信息、衛星導航等領域；二是轉變能力模型，要按照市場核心功能管理軍民業務，建立面向重點能力建設項目的軍民融合試驗點；三是機制生成和轉化，要在國家戰略部署指導下，探索建立符合實際的激勵約束機制，研究“軍促民、民參軍”的激勵政策和組織機制，探索股權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優化資源配置為軍民融合產業發展創造條件；四是軍民融合人才培養，要從軍民融合產業管理、研發、營銷等不同崗位的需求特色選撥、任用、發展人才，打通人才融合渠道，激發員工創業、創新的熱情與激情。

軍民深度融合，未米的重要趨勢就是在做到保密安全的前提下，打破行業壁壘、促進合理流動、開展公平競爭，逐步取消制約發展、阻礙競爭的各項約束。軍工企業、國防體系必須更加具有創新力和和活力，要堅決去除封閉思維模式，引領行業發展方向，構建軍民融合安全發展格局。

篇(4)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偟膩碚f，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梢哉f，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同理，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Jenkins,2008:10）。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是繼“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2002:38)?？梢哉f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12）。在互聯網時代，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Shin(2006)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1999)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2001)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偟膩碚f，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1998;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Wu,2009)?？梢哉f，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梢哉f，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p.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梢哉f，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梢哉f，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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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國內印機制造業正在以兩位數速度下滑

機械行業有16個小行業，包括機床、印刷機械、閥門、發電站設備等，印刷機械排名處于倒數第二。分析原因是由于印刷機械行業正處于技術革命時期，也有人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

2013年，國內印機制造業的整體情況不容樂觀，從運營角度來說是低運行，從指標上來說是負增長，這個態勢在今年恐怕已成定局。我們分析統計的63家重點企業與去年同期相比，均為負增長，下滑速度達到兩位數。今年上半年下滑速度已經是兩位數了，第三季度統計數據也差不多。究其原因是市場沒有大的新的增長點，由于企業現今的經濟狀況不好，再投入少了，再發展的能力差了。展望今年，印刷機械行業處于一個負增長、低運行的態勢。

近日筆者參加全國機械行業分析會，了解到整個機械行業是下滑趨勢，但是還沒到負增長的態勢。相較其他機械制造行業，我們的印刷裝備制造業發展形勢非常不好。筆者分析原因有以下4點：

1.在我們的行業中，低檔產品仍然處于過剩的程度，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所謂低檔產品就是價值低、技術含量低、市場需求少的產品。目前，32%的企業依然處于低檔產品同質化的生產當中。這32%的企業銷售額僅占全國銷售總額的1.5%，主要集中在浙江溫州、唐山玉田、陜西渭南等地區，其中大多為小微企業。

2.我們還抵擋不住高檔印刷機的進口，高檔印刷機搶占了我們很大一部分的高端市場。根據海關統計數字，2010年高檔設備進口額為22.9億美元；2011年為25億美元；2012年為24億美元。從“十二五”計劃第一年即2010年開始，進口量開始增加，突破了20億美元。一個是反映了國產的高檔設備進入市場太慢；第二反映了現在印刷市場對高檔設備的需求增大。2010～2012年的進口統計數據表明，進口設備仍然以傳統的膠印機、柔印機、凹印機、網印機為主，占70%。我們國產的高檔設備占有率基本波動于5%～7%。2012年，平張紙多色膠印機僅占4.5%，可見，高檔設備完全被德國、日本的設備壟斷了市場。

3.由于世界經濟不景氣，國內出口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從出口額來看，2010年出口額為10.9億美元；2011年出口額12.2億美元；2012年出口額13.8億美元。從數據來看，還是遞增的。出口額中有60%～70%是出口到歐美市場，而金融危機受影響最大的就是歐美市場。我們的市場不是多元化的，而是過度地集中在歐美，所以他們的經濟波動對我們影響很大。很多行業都擔心由于歐美市場不景氣，我們慢慢退出市場，再往里進就很難了，所以大家呼吁中央重視這個問題，要堅守住這個市場，保持住來之不易的現有市場。另外，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也很大。從2005年到現在人民幣升值了30%多，我們出口企業的利用空間越來越少了。溫州很多企業反映不愁訂單，但是不愿意接單，因為做了就賠錢。我們的數字噴墨印刷機、計算機直接制版機、切紙機這三大類設備的出口形勢還是很好的，這恐怕是我們中國印刷設備的優勢。但值得注意的是，噴墨數字印刷機的核心技術我們是不掌握的，國內目前還沒有突破。

4.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2013年達沃斯論壇上表示：“政府不管的企業會成長得更快”。南有上海印包、北有北人，這是以前印機行業的兩大龍頭企業，而現在南北兩大家在行業中失去了優勢，國有企業的改革沒有深化造成了目前的狀況。這兩大家對于行業統計數據的影響非常大。

正是由于這樣的形勢反映在印機行業，總的來講，轉型慢、收效差。筆者對當前統計在內的63家印機制造企業作了分析，轉型的速度快慢、水平高低各不相同。但是，正是由于轉型快慢的不同，水平高低不一，所以在企業之間拉開了差距，形成了兩極分化。轉型快、收效比較顯著的有7家，分別是天津長榮、大族冠華、深圳精密達、浙江藍寶、陜西北人、濰坊東航、中山松德。運行比較差的有16家，占25%；運行一般的有40家，占到64%，這40家企業目前還沒有更大精力投入到轉型當中，正處于一個求生的邊緣。

傳統與數字：互融互補，各自揚長

當前傳統膠印機與數字印刷機，仍是“互融互補，各自揚長”的時期。因為大幅面數字印刷機也就是920mm規格以上的還沒問世，所以傳統印刷機仍保持著質量優、效率高、幅面大、批量大的優勢。特別在包裝裝潢、商業印刷上表現尤為突出。而數字印刷機的幅面小，但對滿足個性化的市場顯示著巨大的優勢。

平張紙膠印機里 920mm規格以下的膠印機受數字印刷機的沖擊最嚴重。2010年，進口高檔平張紙多色膠印機1290臺，進口額9.6億美元，占總進口額的42%；2011年進口1217臺，進口額10億美元，占進口39.6%；2012年進口996臺，進口額8.2億美元，占總進口額的34.2%。其中，四色以上進口的逐年增加，2009年進口223臺，進口額2.6億美元；2010年進口407臺，進口額4.8億美元；2011年進口416臺，進口額5.6億美元；2012年進口376臺，進口額4.7億美元。從這組數據能看到，我國對傳統多色機的需求正逐漸向高端化發展。從2010年起，多功能、多色高檔平張紙膠印機3年內平均每年進口399.7臺，進口額5.1億美元。傳統膠印機仍是印刷業主流印刷設備，傳統的高檔多色膠印機仍然是印刷企業的主打設備。可見，膠印不是走下坡路，也不是“夕陽”。膠印機的發展有兩個趨勢：一是產品結構向更高水平、更高質量、更快速度發展；二是與數字技術相融合，提升膠印機的水平。當然，如果蘭達的大幅面納米噴墨印刷機成功問世并形成產品化規模，會給傳統膠印機帶來毀滅式的沖擊，但是我認為至少還需要10年左右。

我國傳統廠商須走“兩化融合”的道路

在國際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國際幾大知名傳統廠商都已經結合數字印刷技術開始了轉型，最具標志性的發展就是互聯網的革命。海德堡、高寶、曼羅蘭做了兩大工作：一個是積極地將傳統膠印機進行數字技術的升級和融合，同時在智能化的技術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所以他們將傳統膠印機的技術、效率、質量做得更完美，更與市場結合。不放棄傳統，而是將傳統膠印機進行數字升級。第二個是與國際數字印刷制造企業聯合進行技術創新，比如曼羅蘭、海德堡、小森與蘭達的合作。

國內的印刷設備廠商也紛紛進行數字印刷技術和智能化技術的研究，推動了我們傳統印機企業也必須往“兩化融合”的道路上走，兩化融合就是“工業化必須和智能化融合”。

從海關統計數據來看，2010年引進數字噴墨印刷機23萬臺，其中小型的設備較多，進口額為 2.08億美元。比2009年臺份增長了91%，額度增長了43%；2011年引進了20.6萬臺，額度為2.4億美元，較2010年從臺份減少了10.4%，額度增加了15.4%；2012年引進了19萬臺，但是額度是2.44億美元，較2011年臺份減少了7.7%，額度增長了1.6%。從這組數據可看出，從最初一般性地引進數字噴墨印刷機，后來朝著大型化、先進化、高附加值的趨勢發展。正是這種大量引進，對我們傳統的膠印機沖擊比較大，尤其是四開以下的小型膠印機。以前大族冠華、華光精工、威海印機做的六開、八開膠印機非?；?，但是近年被進口的數字印刷機沖擊很大。所以首先反映我們國內市場對數字印刷機的需求量大；其次反映出數字印刷機從最初的店面轉向了生產企業；第三個是小型設備的轉向大型數字設備。

服務經濟時代 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

傳統印刷與數字印刷的商業模式應該是一致的，都必須尊重用戶的需求。針對的都是印刷市場，只不過是不同的服務對象，我認為共同點是都應該為供應商提供“增值”服務。也就是說當前我們國家倡導的服務經濟的特點，我們過去的觀念是認為售后服務是服務，實際上不是，售后服務仍然是產品成本的延續，制造過程、銷售過程、用戶使用時零部件壞了、保修等都是生產成本的延續，這不是服務，而是在彌補質量上的缺陷和設計上的不足，彌補不能滿足用戶的要求，這是本應該做的。

服務經濟在美國發展很快，機器制造業相關的服務業占58%，日本達到15%，中國僅僅2%。產品經濟講規模效益，而服務經濟既講規模更講范圍。膠印機生產量大，服務的范圍也要廣。產品經濟是靠產品的規模賺錢，而服務經濟靠滿足用戶“縫隙”需求，不是大面上的要求。在美國，銷售出印刷機以后，廠家會跟蹤這臺印刷機，看其是否能滿足客戶的需求，如果滿足不了，再定制升級客戶需要的內容。在國內，天津長榮已經提出定制生產的概念，并且已經提上日程進行研究。定制生產雖然對供應商來說難度很大，但是能夠更大程度地滿足客戶的需求。這樣既給用戶創造了價值，也給自身增加了價值和收益，達到了雙贏的局面。這就是服務經濟的特點。

對于涉足數字印刷領域的傳統印機制造廠商，筆者有一些忠告和建議：

1.當前一定要樹立新的服務經濟的觀點，從市場的縫隙中滿足客戶的需求，做到雙贏。

2.傳統印刷機械制造商一定要與科研所、高等院校、高科技的企業結合，做好“協同創新”。協同創新的提出是由于當前國際上技術創新的速度加快了，互聯網高速發展，所以企業組織的邊界被打破了。由于技術創新突破了傳統的線性鏈條和封閉的模式，應該呈現出非線性的、多角色的、網絡化的、開放性的特征。中關村的科研公司如雨后春筍，就是因為很多企業研發外包。這樣一來成本才更低、速度更快，這是很多跨國公司發展技術的經驗。我們現在開始進入了新的數字印刷機的研究，而數字印刷機絕不是傳統印機廠的優勢，沒有這方面的專業人才，沒有更雄厚的資金，所以應該更新原有的科研開發的觀念，改革技術體制，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合作的市場機制。天津長榮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9個方面的技術引進，很多都是與南開大學、天津大學以及臺灣的企業合作研究的。

3.在產品質量的穩定可靠上，傳統印刷設備供應商要不斷地下功夫，盡快地規模化生產高檔印刷機，注重工藝制造水平的提高、關鍵技術的攻關突破以及生產過程的信息化技術，確保產品進入市場以后的穩定可靠性。

篇(6)

近年來，國際金融、國內金融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我國早期的金融學教科書所教授的內容是從國內金融向國際金融延伸；而在國外的金融學教材中，每一個國家的國內金融是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目前來看，后一種理解可能更為合理——將世界看成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不同國家承擔的角色以及不同國家之間所產生的聯系是不容忽視的。

在這個大的視角之下，需要對傳統國際金融研究的主要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領域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但研究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例如，過去國際金融重點研究國際儲備貨幣和國際貨幣制度等，但發展到今天，研究側重點可能應做出調整。

二、國際金融重點問題研究的新方向

目前應當拋棄在短期內會產生超主權貨幣的想法，仍應以世界多元貨幣體系為研究對象。多元貨幣體系的發展是有規律的，同時也存在各國貨幣政策應如何協調配合等問題。

第一，應關注近年來數字貨幣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其對國際貨幣儲備體系產生的沖擊。在數字貨幣1.0時期，創造單一國際貨幣的設想迅速遭到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抵制，例如，美國、英國、歐盟等。原因在于創造超主權貨幣對其他國際貨幣會形成挑戰。貨幣代表著權力，而且代表了國家主權。在2021年舉辦的博鰲論壇上，有專家對中國數字貨幣的發展提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看法，一是發展數字貨幣不應沖擊貨幣主權，二是數字貨幣使用領域應限定為消費和零售。這是符合貨幣本質的。

數字貨幣2.0版本則基于不同的主權貨幣創造了一個穩定幣。在此基礎上，又創造了類似SDR的一個貨幣籃子，基本維持了現有的貨幣格局，只是運用了新的貨幣載體，得到了許多國家的支持。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沿著這個思路研究下去，對研判國際貨幣的未來以及人民幣今后的發展都將非常有價值。雖然短時間內無法創造出一個超主權貨幣，但是當主要儲備貨幣以一個籃子的形式組合起來，在實際運行時，就出現了一定的超主權貨幣的特征。這些貨幣都是可自由兌換的，例如，在歐洲使用美元是非常方便的。這就意味著數字化的美元在歐洲也可以使用，在一定意義上具有超主權貨幣的特征。

由于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因此存在被孤立的可能性。我國應加快人民幣可兌換改革和國際化步伐，否則在疫情結束、數字貨幣普遍使用之后，人民幣可能處于不利地位。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

第二，應關注國際收支與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聯系。過去有很多關于這方面的探討，例如，不可能三角理論等。但實際經濟運行不像理論描述的那么簡單。在這種新的情況下，對國際收支變化和國內經濟運行之間的關系需要深入研究。特別對于中國來說，很多因素會對我國產生很大影響。過去對于國際收支和國內經濟關系的研究，較多是從實體經濟的角度出發。在這個大架構下，資金的流動承載著實體經濟因素的流動。而根據IMF的研究，在本世紀以來的二十年中，各國之間的貿易差額在逐漸縮小，但國際投資頭寸在增加，其原因是需要研究的。如果這一趨勢確實存在且正在發展，那么國際收支和一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關系需要重新探討。

第三，應關注國際金融的治理體系問題。世界在不斷變化，二戰后形成的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WTO、世界銀行為主要支柱的國際金融架構已不再有效并需要改變。改變的方向可從近年來各國倡導的提議中看出一些端倪，例如，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在推出時是一種新的國際治理機制，是基于價值觀相同、互相認同的原則組織起來的，即成員經濟體對人權、競爭中性等問題看法相同。而這一特征在傳統的治理體系中并不突出。

類似的協定層出不窮，例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我國已表態參與，美國也表態參與，這代表著一套新的體系，與二戰后形成的體系不同——從美國主導轉變為由多個國家和多項因素共同決定。雖然美國在其中依然占據重要地位，但之前近乎一家獨大的格局已不復存在。在全球多元化的格局下，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在國際上推廣了代表中國心目中“良治”的全球治理體系，其具體內容仍需不斷充實和豐富。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的理念要能夠被全世界所接受，要與現有的理念和制度安排相協調。目前，我國所做的闡述還不夠，未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篇(7)

    字化車間的建設思路,提出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模型及相關考慮因素,并對數字化車間的應用前景進行展望,力求為現代企業轉型、兩化融合的建設提供些許參考。

    1 數字化車間的形成及意義

    1.1 制造業車間應用管理的演化過程

    當今社會不斷高速發展,科學技術以及管理也隨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工業化以來加工制造行業在技術應用以及管理中得到了幾次大的變革,我們從社會實際發展情況來看,在工業的發展過程當中,每一次有力的變革都會給工業水平帶來較大幅度的提升,筆者經過分析將制造業車間應用管理的演化過程總結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手工作業、單一生產;第二階段是工業技術引入、流水線規模生產;第三階段是信息技術引入、信息化輔助生產;第四階段是信息化與工業化結合,實行兩化相互融合。

    1.2 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意義

    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會帶來工業發展的長足進步,充分踐行兩化融合概念的數字化車間也不例外,通過數字化車間的建設,解決企業核心環節的兩化融合問題,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工業技術的優勢,使兩者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一方面更好的發揮信息化平臺優勢,發揮信息技術的指導及決策分析作用,改進工業流程,指導并促進工業水平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發揮各種工業技術對信息化的支撐和基礎作用,做好數字化車間的建設,已逐步成為現代企業增強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2 比較實際的建設思路

    2.1 建設思路的整體考慮

    數字化車間的整體建設思路,應該從實際出發,以信息技術和工業技術的應用為手段,以改善工藝流程、提高生產效率為目標,建設符合企業實際,切實提高企業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數字化車間。

    2.1.1 數字化車間的建設范圍

    數字化車間的建設范圍,應當以企業實際業務范圍為主,業務涉及的加工制造、物流、管理和維修等環節均應納入數字化車間的管理范圍,即數字化車間應該是一個整體的解決方案,需涉及車間業務的方方面面,這樣才能發揮各個環節的聯動作用,提高整體水平。從數字化車間的整體建設范圍及規劃上,應當通盤考慮,應用到業務流程的每一個環節,使車間業務的點、線、面各個層次均納入管理范圍。

    2.1.2 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模型

    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應當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工業控制技術的優勢,以建設高度自動化和高度智能化,盡可能降低人工參與的自動運轉的制造車間為目標。通過智能設備、自動化技術、自動識別技術、AGV 等技術的應用,實現實體設備的自動控制和運轉,通過信息技術的數據采集、信息傳遞、監控和廣播等技術的應用,進而實現將整個車間建設成一臺結構合理、動力充沛的自動運轉的機器的數字化車間建設目標。

    2.2 可用技術探討

    2.2.1 數字化車間的網絡建設

    數字化車間的網絡建設是串聯各項業務,使之互相協作的保障,根據目前技術的發展,需要配套建設的網絡環境包括工業以太網網絡和工業自動化網絡,以用于支持工業現場設備、模塊、系統等等之間的通訊和關聯。

    2.2.2 數字化車間的應用技術考慮

    技術進步是推動企業發展變革的原動力,數字化車間的建設也是以科學技術的發展為依托,通過各種技術手段的應用而使科學技術為生產服務,將技術進步轉化為實際的生產成果。通過前面對網絡建設及硬件支持的分析,綜合考慮數字化車間的建設模型,可以將建設數字化車間所需的基本技術手段總結如圖4 所示。

    2.3 數字化車間建設中需注意問題

    任何事情的全面實施都需要進行全盤考慮,針對問題的多面性需要進行全盤考慮,在進行數字化車間的建設的過程也必當如此,這樣面對數字車間的建設過程就能夠更加清晰的給予認識,在建設的過程中就不會因為小問題而給整個項目帶來損失,筆者針對整體過程中所出現問題進行總體分析,認為在此期間所需要格外注意的問題主要有四個方面:①在建設的過程當中需要注意安全生產問題;②需要從實際情況出發的分析問題,切不可盲目照搬和教條主義;③在項目建設中需要分析技術可行性問題;④發展創新問題。

    3 數字化車間應用展望

    為進一步推 進經濟體制改革,提升國民經濟的工業化和信息化水平,通過數字化車間的建設,在基礎的工業單元層面對信息化和工業化進行有機整合,實現兩化融合的科學發展?？梢哉f數字化車間的建設不僅是科技發展的必然產物,更是兩化融合的發展要求。 從國家兩化融合的發展規劃可以看出,數字化車間是工業化和信息化發展的必

    然產物,是新時期工業化進程中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良好切入點,數字化車間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不僅適用于制造行業,更可因地制宜的推廣應用于國民經濟的多個行業,為國民經濟發展助力,提升國民經濟的整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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