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治與哲學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政治與哲學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資本論》與哲學

體驗之思與哲學的思想創新

促進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

“中國模式”的探索與面臨的挑戰

中國的社會發展道路與學術挑戰

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唯物史觀

政治經濟學批判與資本現象學

高清海與當代中國思想的啟蒙

黑格爾哲學中的神學維度

阿爾都塞的“根本問題”及其啟示

中介性的存在觀和實踐哲學范式

文化哲學范式的歷史淵源和發展

作為社會歷史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恩格斯晚年對《資本論》哲學思想的闡揚

“類哲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論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淵源

《資本論》哲學思想研究的學術史清理

馬克思《資本論》研究的理論前史探源

《資本論》與政治經濟學基本問題

現象學的“事情本身”:從胡塞爾到德里達

康德和黑格爾對概念客觀有效性的論證

論馬克思對現代政治結構的批判與超越

為什么說《資本論》是馬克思的邏輯學

中國經驗與中國體驗:理解社會變遷的雙重視角

社會發展理論創新的中國經驗與全球議題

能切中現實生活的政治哲學何以可能

先驗反思的界限與現代哲學觀念變革

資本邏輯與馬克思的三大社會形態理論

《資本論》的哲學思想與馬克思的現代史觀

《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三種空間概念

代序:發展問題的哲學關切與社會學關切

析柯亨的“馬克思批評”和“后馬克思”轉向

《資本論》的再現——詹姆遜的《資本論》解讀

追隨“思”,為了“人”的覺悟和中國哲學的覺醒

突破教條、回到根本、暢所欲言的哲學

資本邏輯的自我揚棄:《資本論》哲學的未來向度

出入“有”“無”之境: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實相與命理

論青年馬克思批判哲學的雙重邏輯及其理論意義

類哲學的生命隱喻——紀念《“人”的哲學悟覺》出版十周年

“我是誰?”——對哲學基本問題的一個現象學探索

貨幣的本質——從《巴黎手稿》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詩意地棲居何以可能——讀孫正聿《人的精神家園》

張盾、田冠浩新著《黑格爾與馬克思政治哲學六論》述評

論差異性社會的正義邏輯——基于政治哲學的視域

“類哲學”:價值世界的理論奠基——高清海先生晚年哲學思考的再理解

中國哲學自我革新的探路人——紀念高清海先生逝世十周年

從“各美其美”到“美美與共”——對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概念反思

篇(2)

[關鍵詞]中國政治哲學;宏觀理論建構;微觀政治主體;述評

政治哲學作為一門“對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學問”,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受到我國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近十年來,無論是從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人數,還是從政治哲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來看,政治哲學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較大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政治哲學在當代中國已然成為一門顯學。本文以發表的學術論文為線索,對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作一綜述和簡要評論。

一、從宏觀理論建構到以問題為中心的轉向

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激發了諸多學者對當代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的興趣。

從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角度探討中國政治哲學的體系。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是從哲學的人學理念推演出倫理學的道德原則,進而再引申出政治價值學說來展開邏輯的。這也就意味著,規定著政治活動的性質、任務和目標的政治哲學之思想來源,是某個特定時代的人學理念和道德原則的政治學演繹和邏輯結論;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體系應該堅持的邏輯起點和基礎是的人學本體論,辨證地繼承我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建立起一種既鼓勵物質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學、道德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體系。

從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有學者認為,價值性和事實性的關系,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任何一門政治哲學的建構,都需在理論內達成價值性與事實性的某種統一;而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之路應該從理想性轉到現實性,即從經典致力于理想社會的理想性政治哲學到依據現實生活的現賣性政治哲學的轉變。

從理論綜合的角度討論中國的政治哲學建構。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是對政治權力的來源及其行使的正當性,以及理想社會模式等問題從根本處進行思考的一門學問;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者來說,一件充滿著挑戰的理論工作應該是在綜合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近現代政治哲學和政治哲學三大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社會主義現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的思想體系與新的傳統。

對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是近十年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趨勢。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學的基本概念、政治價值論、方法論等,對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但是,這種宏觀建構的政治哲學理論體系有著不可忽視的缺陷:一個是玄之又玄,其表現就是在概念中轉圈子,從一個概念轉到另一個概念;一個是空發議論,其表現是依據某個政治價值,比如公正、自由來批判宏觀現象與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實地分析身邊的小問題與小制度。

對此,有學者著重強調,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剛剛起步,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中國學者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進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毫無疑問將有賴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特別是儒家這一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傳統。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國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問題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開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內部的問題、矛盾、張力和沖突,以及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在面對現代社會和外部世界時所面臨的困難,對此我們并不需要回避、掩蓋或否認,恰恰需要充分展開并加以分析。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同時也必然以日益復雜的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為動力。當代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同時又處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們對中國古典文明的重新認識和重新開展,無疑必須從現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復雜性出發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問題研究為中心,特別是以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為中心成為了近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轉向。

二、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政治哲學研究

以問題為導向的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對此,有學者認為,當前國內政治哲學界存在的問題是缺乏對當代中國社會類型的準確定位。這不僅在理論上嚴重影響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發展,而且在實踐上對政府決策和社會治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發現和確定當下我國社會處于何種類型應是我國當代政治哲學的出發點。該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總體上是屬于在根本利益上無對抗、無沖突,但在具體利益追求上體現多元的個性化差異狀況,這種差異化主要表現為:(1)差異化的生產關系,即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外資、民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的生產關系;(2)差異化的政黨關系,即,多黨合作;(3)差異化的社會階層關系一“兩個階級化為十大階層”,即由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 農業勞動者階層、城市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因此,差異性社會無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現實,其社會類型是“差異性社會”。因此,差異性社會與和諧政治是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向度。

有學者指出,當代中國的問題很多,但從政治哲學的視野看,現實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權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會層級結構帶來的官本位、權力本位的政府運作體制和政治體制。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和建構雖然不能說是解決當下“中國問題”(當然主要指國內問題)的惟一有效途徑,但根據馬克思社會層級結構理論,立足社會結構變遷,從學理層面和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無疑可作為破解“中國問題”、建構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而獨特的分析進路。作為凝結和展現當代人社會政治地位‘c全息圖”的社會層級結構既是當代中國問題的總根源,也是消解諸多中國問題的著力點,因而社會層級結構分析對諸多社會乃至政治問題就具有相當的解釋力,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論域。

還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主要動力并非來自西方學術界的刺激,而是來自中國發展的內在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發展進入經濟起飛階段之后,政治起飛的任務得以彰顯,而政治起飛應該是中國思考的問題意識。因此,中國政治哲學研究必須直面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難題一政治發展與政治起飛。該學者指出,面對中國發展的政治起飛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當回答:中國社會的政治起飛如何可能?人類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現代權利政治之外,能否發展出第二種可能的政治(哲學)模式?若能,那么東方政治(哲學)傳統能否發展出人類第二個政治(哲學)類型?從當代世界發展看,政治領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權與東方的崛起。于中國哲學研究而言,我們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批判地揚棄中國傳統王道政治哲學與西方現代權利政治哲學的基礎上,創建新的政治哲學范式?圍繞這一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還必須創造性地回答的重大問題有:良好的社會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導的世界上我們如何進行政治思考?中國的政治起飛如何實現?

三、從宏觀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觀政治主體研究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種現實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中國現代社會日益走向復雜性,這也推進了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以問題研究為導向。正如我們所知,政治哲學所要面向的問題很多,有宏觀問題和微觀問題之分。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發展經歷了從以宏觀政治制度問題為導向到以微觀政治主體問題為導向的轉變。

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參與現代中國社會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釋阻礙中國社會發展與正義的“中國結”。但是,其理論維度從一開始就超越具體的問題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結”之編組的原因與根據。也就是說,直接探討一般國家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問題,比如討論土地的所有權、政府的基本原則,或者立法的正當性基礎等此類的問題,不是提出解決具體問題的實用對策。極其重要的一點,中國在與現代世界,尤其與西方世界對話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規則時,社會一歷史的差異,使中國的政治哲學學者更趨向于選擇社會一歷史的宏觀視野來討論政治哲學的問題。因此,從政治哲學角度研究宏觀的制度問題也就引起了我國學者的關注。

有學者從社會現代轉型的角度,以(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矛盾為中心線索,把制度放進價值學的視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進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價值及其實現機制。該論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和全面轉型,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問題凸顯出來。如果說經濟和軍事實力屬于“硬實力”,而政治價值觀屬于“軟實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設則是存在于“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通過政治制度建設,不僅可以將“硬實力”和“軟實力”整合起來,而且是“硬實力”和“軟實力”提升的根本途徑,將推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提升機制化。因此,該論者認為,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是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

與此不同的是,有學者指出,盡管以政治制度為中心的宏觀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學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對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宏觀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觀政治哲學那里,政治哲學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另外一種理論哲學,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學化”的理論哲學或意識哲學范式的支配。它習慣于抽象掉內在于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態化的、多樣性的、邊緣性的和微觀的權力結構和控制機制,把中心化的、宏觀的權力運作和國家制度安排等宏觀政治活動,以及周期性的經濟活動機制,即一種理性化的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放大為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普遍的、絕對的規律和力量。對此,該論者進一步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于理性的危機而重新審視日常生活的意義和價值的時代,生活在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機制日益多元差異,非中心化的微觀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結構日益發展的時代,自覺地開辟微觀政治哲學的領地,顯然是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新發展。因而,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推進微觀政治哲學研究更具有啟發意義。

有學者認為,在現代法制社會條件下’提升每一個個體的“政治主體意識”的自覺程度,以形成廣泛介入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監督,是實現權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而這需要有政治哲學層面的深層論證。該論者指出,政治主體分為“社會政治主體”與“政治權力主體”兩個層面。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思維的根本缺失是“社會政治主體”認識的缺席與“政治權力主體”認識的強化,致使社會一般成員的政治認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參與意識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權利意識。因此,當代中國政治哲學要關注微觀的社會政治主體研究。

我國著名學者韓慶祥教授指出,馬克思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實踐生成論哲學,其主體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實踐中生成自己與實現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為人,能力問題很重要。能力原則能培養人的先進性:第一個先進性是能力本位內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機會,這種公正,相對于等級而言是先進的;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二個先進性,就是它歡迎民主;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三個先進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對獨立的人格。過去我們的政治行為圍繞權力做得太多,今天我們應該圍繞能力來組織政治行為、政治活動;把能力原則引入我們的政治活動,用能力而不是權力來增強我們政治的權威及其影響力。以此,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由權力本位的政治哲學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學,最終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為中真正成其為人,使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真正成其為人。

四、結束語

篇(3)

論文摘要：亞當·斯密為我們所熟知的是其經濟學上“看不見的手”理論，而對他政治哲學思想的研究比較少，并且現有研究很多局限在倫理學的視角之下。實際上，斯密的政治哲學思想非常豐富，包括利己與利他的調和哲學和有關正義的論述等。正如每一個經典政治哲學家一樣，在這些思想中，正義觀是其政治哲學思想的支柱。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對現代思想體系起到了奠基作用，是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

亞當·斯密（1723~1790）的研究涉及范圍非常廣泛，包括文學、數學、哲學、倫理學、語言學、經濟學等許多方面。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包括《道德情操論》（1759年）和《國富論》（1776）。亞當·斯密之所以享有廣泛聲譽主要是因為其在經濟學上的研究成果，“為經濟學奠定了基礎”。他主要倡導了“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為資本主義的財富積累提供了理論支持。但是，這些聲譽的獲得中基本看不到政治學的影子，我們為什么還要分析他的政治哲學思想呢？施特勞斯在《政治哲學史》中給出了答案。

斯密對經濟學的貢獻帶有說明和倡導我們現在所謂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經濟秩序與政治制度之間的紐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緊密的，在亞當·斯密所理解并塑造的世界中更是特殊的寬廣和牢固。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緊密結合，即使或特別是當后者黯然失色時，也仍然是政治哲學不容忽視的事實。對這種結合負有責任的人，如斯密，僅僅因為這一原因就會在政治哲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通過施特勞斯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支撐斯密經濟學、倫理學理論的支柱就是他的政治哲學思想。正是在這種政治哲學的思想的指引下，斯密發展了他的理論體系，這個體系所帶來的影響至今還影響著我們，因為我們現在仍然生活在一個與斯密思想緊密相連的時代——市場經濟時代。

一、調和悖論的哲學：利己與利他之間

斯密的政治哲學體系是建立在其人性道德論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對人性利己與利他的反思和思考就成為研究和理解斯密思想悖論的重要切入點。斯密的著作告訴我們，并不提倡純粹的利己，更不可能在一個經濟迅速崛起的時代提倡無私的利他，而是應該堅持利已與利他的統一，但其總的前提和落腳點是堅持做“有完全道德的人”。他認為這種有道德的人在經濟領域中，通過社會的他律和功利性的“自愛”來實現；在道德領域中，通過人的自律和超功利的“同情”來實現。這實際上既是對每個人正當利益的肯定，同時也是對有利于他人和社會行為的肯定。

首先，斯密認為人本性是利己的。從人與人的依賴階段轉向人對物的依賴階段，資本主義“符號化的貨幣”使人異化，物化的人所追求的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時他又堅信人終究是沒有完全喪失利他的人性，所以人之所以稱為社會人，就必然會在追逐自我利益之時，不損害他人的利益，尋求一種和諧的秩序。自己的利益達到最大，這種合理的利己主義體現了他想在經濟領域與倫理領域、經濟與倫理、經濟利益與道德情操之間尋找一種平衡與和諧。由此可見，斯密是主張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也沒有完全否認社會整體利益的存在，那么如何架起二者互通的橋梁呢？斯密以“看不見的手”為中間橋梁，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和諧統一。

其次，斯密并不否認社會和社會利益。斯密認為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獨立存在，人是社會動物，他把人的社會性或人們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看成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他認為：“這種傾向，為人類所共有，亦為人類所特有，別的動物達到壯年時，幾乎全都能夠獨立，自然狀態下，不需要其他動物援助，但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彼运姑軓娬{人們都需要依賴交換而生活。由于市場的調節作用，人們為自身利益活動，必然會導致最有利于社會的結果，個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自動地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的統一。所以，在斯密的眼里，盡管經濟行為不是出自無私利他的動機，但它也不是損害他人的不道德行為，而是一種利人利己的應該得到道德肯定的行為。這表明，斯密并不認為市場經濟與道德完全對立，若不是市場經濟發展，道德一定要墮落。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盡管看到了人類的道德活動和經濟活動受著不同原則的支配，并分析了經濟行為動機的自利性，但他并沒有把這種追逐個人利欲的行為排除在道德領域之外。他不僅承認出于同情、仁愛動機的行為具有道德價值，而且也認為出于自利動機的行為也同樣具有道德價值。他在《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中，不僅重申了資本主義的商業精神能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且認為商業的本質中有道德的基礎，會對社會習俗和道德風尚起促進作用?！翱床灰姷氖帧钡某霈F，改變了利己的面貌，也重塑了利己與利他之間的關系，使利己與利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內在的一致性。就每個個人而言，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但是為了實現利己的目的，我們就必須充分地利他。在“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個人的利己活動、自利活動所帶來的為他人、為社會的整體利益的改善和提高，要比任何時代所倡導的主觀為他人、主觀上利他的從道德出發的經濟活動所造成的社會福利要大得多。所以，雖然人的本性在經驗上表征為利己與利他的兩種，而這兩種本性不是截然割裂，相反是相互統一的，是統一于斯密的“道德”和“市場”的哲學系統之中的。這樣，斯密就在倫理與經濟、道德情感與經濟利益張力之間尋找到了自然秩序下的和諧，即通過“看不見的手”為橋梁，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一。

二、政治哲學的社會支柱：正義

斯密政治哲學的基礎是道德的同情心，而在其調和利他與利己的矛盾中運用的也是其道德理論，就連他最重要的“看不見的手”的自由市場理論的論述也是以道德為基礎的。那么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思想背后支持其理論框架的是什么呢？就是正義觀。

斯密所推崇的道德的首要價值就是正義。他說到，行善就如美化建筑物的裝飾品，固然讓人贊賞，但卻不是支撐起建筑物的地基，因此我們可以期望他人做好事，卻不能強迫他人實踐某種道德；而正義則是一個制度的首要價值，因為社會就是根據他來組織的。不同的社會成員由于具有共同的道德情感，他們愉快地生活在一起，社會著眼與實利的互惠原則維持下去。人們對他的尊奉“并不取決于我們自己的一員，他可以用壓力強迫人們遵守，誰違背它就會招致憤恨，從而受到懲罰，這種美德就是正義”。正義是支撐起整個社會的支柱，如果支柱出現了問題，那么人類社會這個雄偉巨大的建筑就會瞬間土崩瓦解。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將這種正義觀念作為市民社會道德化的“看不見的手”而得到認識。有了這只看不見的手，人也就成了“內心的那個人”。這個“內心的那個人”是一種對光榮而又崇高的東西的愛，是一種對偉大和尊嚴的愛，是一種對自由品質中優點的愛。它教導我們在所有重大場合要按照介于自己和他人之間的某種公正的原則行事，使它們具備某種程度的合宜性，既不過于傾重別人，也不過于傾重自己，甚至它能促使高尚的人在一切場合和平常的人在許多場合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

在整個啟蒙時期，無疑首先是斯密對社會正義做出了較為系統的經典性敘述。正是因為發現了社會正義，斯密才使自己關于市民社會道德化的理想得到了理論上的支撐，而不再需要像盧梭和洛克那樣必須求助于“契約”。斯密說：“與其說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還不如說正義就是這種基礎。雖然沒有仁慈之心，社會也可以存在于一種不很令人愉快的狀態之中，但是不義行為的盛行卻肯定會徹底毀掉它。”雖然正義之心的道德約束力十分有限，但卻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它，人的行為才有了社會準則。所以，亞當·斯密情不自禁地贊美人的正義之心，“這些重要的道德準則是造物主的指令和戒律，造物主最終會報償那些順從的人，而懲罰那些違反本分的人?！比绻麖恼軐W的角度來看，也許“內心的那個人”是一種主觀形態的存在物，但是斯密的“內心的那個人”作為社會正義的根源在社會運行的過程中卻是作為一種客觀力量而存在的，它與市場中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具有同樣的屬性，只不過后者是作為市場機制而存在的，前者則是作為社會機制而存在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或者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的動力實際上就是人類“卑鄙的欲望和追求”，而亞當·斯密卻在這樣的環境中將這種“追求”道德化，調和了利己與利他之間的矛盾。斯密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無論他“看不見的手”理論還是他“道德倫理的同情理論”，或者是“內心的那個人”都是建立在人類最基本、最美好、最崇高的追求之上的，那就是對正義的追求。正如他曾經說過的：正義的準則好比語法規則，是極其準確的，不可或缺的，嚴格的。沒有哪種語法規則能夠引導我們寫出好的文學作品，同樣，也沒有哪種正義準則能引導我們組成美好的社會，但是一個美好的社會必定是一個正義的社會。

參考文獻

[1]列奧·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史.下篇[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亞當·斯密著.蔣自強，欽北愚譯.道德情操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3]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富論.上卷[M].商務印書館，1972.

[4]徐鳳果：亞當·斯密.的人性結構理論研究——利己、利他與公正的旁觀者之間[D].東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5]萬俊人.道德之維——現代經濟倫理導論[M].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

[6]劉京軍.“斯密問題”的再反思[D].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篇(4)

1基本理念的論證

“自由”，作為政治哲學的核心理念之一，在牛津大學約瑟夫·拉茲看來，應該建立在“個人自主”的道德話語基礎之上。因“個人自主”而“尊重個人”·，是貫穿于“自由”理念的任何實現形式中的無條件的規范力量。當然，在實際中實踐“自由”，又必須且必然地轉化到一定的歷史傳統中，以某種特定的方式表現出來，并且人的自主能力也是傳統的價值傾向所塑造的。但這種地方性的差異，卻并不與“尊重人的自主性”的道德原則相悖。

臺灣中央研究院戴華認為，拉茲從“個人自主的道德價值優先”的原則出發，提出了一種自由的完美主義(Liberalperfeetionism)，即政府具有一種基于自主的義務而為公民創造充分的條件以保護和調控人們的自由選擇的職責。

而如果把對“個人自主”的承認擴展為對“個人利益和獨特性優先”的承認，那么正如香港中文大學石元康教授所認為的，作為一種實質性價值取向的“個人主義”，就將成為自由主義正義理念的根本立場和自由主義所必須預設的哲學前提。相似地，香港大學陳祖為也認為，在自由主義的架構中取消任何關于“善的生活”的完備性學說的優先合法性，并不能取消就“善的生活”優先提出某些特定判斷的合法性。后者體現為可以在公共理性中加以討論的“中道的(社會或國家的)完善論”。

尊重個人的自主和自由，在圣·安德魯斯大學約翰·斯克拉普斯基看來，同時還意味著一種“不可限制或侵害他人自由”的具有合法強制性的“正義的義務”(obligationsofjustiee)。在一個共同體中，它們通過民主協定(Agreement)而明確下來。

而所謂“民主”，清華大學艾四林在論文中指出，它與“平等”、“自由”等價值關系密切。香港大學慈繼偉則更進一步認為，作為政治價值的“民主”，其核心理念是“政治”;“政治”被認為是個人根據自己最好的權利，受政府最小干預地生活的自由。所以，在現代民主的背后，是一整套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但是在加州大學阿內森和BowlingGreen州立大學的斯蒂文·沃爾的眼里，民主并不具有內在的正當性，它也不需要“政治平等”作為其合法性成立的充分必要條件，政治體制必須根據它所產生的后果來評價。更何況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王慶節的解讀，民主的本質對于海德格爾而言，只是破壞個體性的“公眾”統治。而真正的“共同體”不等同于“公眾”，它是一種共同體的自主、尊嚴與個體的自由、多元之間和諧“共在”的狀態。

在這一點上，中國社科院徐友漁也認為，新社群主義正是要在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之間發現平衡之處，所以和社群主義產生激烈沖突的不是自由主義而是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而清華大學肖巍則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出發，更細致地分析到，雖然在關于“自我”的觀念上社群主義同個人主義是相對立的，但前者仍缺乏對社群內部的“自我”之性別差異的事實的考察。

但是，在市場的條件下，經濟正義的實現也并不體現為絕對的平等。香港城市大學丹尼爾·貝爾通過對東亞地區的外來務工人員的權利狀況調查，認為在全球不平等的現實中，出于對移民潮的擔憂，在民族國家內部得到支持的自由民主理論并非適用于外來的務工人員;雖然缺乏平等的公民權不是完美的解決方案，但尚可容忍，而且可以借助文化的作用進行彌補。

國除尋衡勤抽忍

2學理與現實之間

政治哲學是在現代的政治語境中，面對國家內和國際間的現實狀況進行學理思考，以求和諧的公共秩序的學問。因此，不少的與會者針對當今世界的現存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清華大學萬俊人通過對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和羅爾斯的《萬民法》的批判性解讀，認為雖然羅爾斯以民族國家的自由民主為政治基礎的相對正義的和平在當前的國際狀況下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但是萬教授所傾向和吁求的，是要以健全的國家正義制度系統和普遍深厚的“世界公民美德”，來作為實現普遍正義和永久和平的兩大支柱。在伊拉克的硝煙尚未散盡之際，這樣的思考并非是沒有意義的。

而就目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經濟正義問題，哥倫比亞大學托馬斯·拍吉和臺灣中正大學謝世民進行了討論。前者認為，在國家間所推行的經濟秩序應當同在國家內推行的經濟秩序保持一致，主張以道德的普遍主義原則貫穿于全球經濟的正義秩序，富裕國家應當對現存的不利于貧窮國家的全球經濟秩序負有更大的責任。而后者則試圖論證，富人的責任是由于他們在其中獲益更多或者說他們具有更大的權力來改變現狀;應當把由于推行全球經濟秩序而負有的“道德責任”同直接的“道德傷害”區別開來。

3政治哲學的“中國知識”

政治哲學的國際研討會在北京舉辦，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學者就學術的前沿問題同國際學界所展開的積極對話，另一方面也體現出中國學界對于現代國家的政治運作和符合國情的政治哲學理論建構的思考。

北京大學李強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既不能維持一種基本的權威體制，也不能單純地將所有的政治力量都附著于民主的政府形式之上，而是應該將大眾的參與同精英的理想結合起來，并在良序的制度之外輔以中國的文化宗教傳統。而吉林大學姚大志則主張，處在新舊道德結構青黃不接而又相互糾纏的轉型期中國，我們應當把居于傳統道德核心的“親親原則”替換為現代意義上的“正義原則”，而其中重要的是體現為法治的“程序正義”的建立。在這一點上，南京大學顧肅也認為，程序正義和法治正是保障現代民主的現實可行性的最佳選擇。

篇(5)

關鍵詞：政治；善品；基本行為；正義；構造

中圖分類號：B0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801(2009)01-0028-07

人們已經從事了幾千年的政治哲學研究，但什么是政治哲學這個質詢卻似乎是一個新的問題，并且迄今依然是懸而未決的。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論斷卻關涉現代學科劃分的深層理論和困難。這個質詢所要求的答案是關于一門學科的界定的，這是一個現代的問題。上面說政治哲學已經為人們研究了幾千年，這是就其內容而論的，亦即今天歸在政治哲學名下的那些議題和內容在幾千年前就為古人所關注和探索。不過，人們并不以政治哲學這個名稱來指稱那些研究，他們或者以其他的名稱來稱呼它們，或者根本沒有這樣的意識。這不僅因為學科體系乃是現代知識體系化和學術制度化的結果，而且也是由于政治哲學的內容和對象向來就與相關的政治、道德、經濟和法律等問題盤根錯節地結合在一起，因而被看作是政治的、道德的或綜合的研究，而沒有為之劃出一個單獨的領域。即便到了20世紀下半葉，在英美，政治哲學的學術活動在多數人看來也是屬于道德哲學或其一個部分，而在德國，政治哲學更是一個新的名稱，依照德國的學術傳統，相關的研究是歸于“法和國家哲學”或“法和國家的哲學倫理學”這樣一類名稱之下的；在那里，政治哲學這一名稱只是代表了英美學術活動的影響，盡管它呈現出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的趨勢。在英語學術界，政治哲學不僅被歸于道德哲學之下，而且也通常與法律哲學、社會哲學甚至一般社會理論雜糅在一起。

這些現象一方面表明，政治哲學在學科分類上的確是一個新的科目，因為迄今為止將政治哲學從道德哲學分離出來，以及與其他學科區分開來，依然是一項尚未完成的工作；誠然，這種區分并不能夠在政治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劃出一條截然分明的界限，但它卻要奠定自己的基礎，澄清和界定自己的核心內容與研究對象等。另一方面，它也為把握政治哲學的內容和對象提供了指針。諸如法和權利①、國家、社會以及組成社會的個人，都是政治哲學的關切所在而構成政治哲學的對象范圍。不過，政治哲學并不只是一般地研究這些問題，而是研究作為它們根據的觀念，或者說價值；就此而論，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有著某種共同的基礎。

那么，像法和權利、國家、個人和社會這樣一些不同的實體和領域是如何與政治哲學相關的?或者準確地說，它們的哪些內容或層面對于政治哲學來說，乃是具有某種或某些共同性的東西?倘若說對觀念、原則等的追根究底式的研究，正是哲學的本務，那么這些共同的東西在政治哲學的名下就是政治的東西，也就是說，無論法、權利、國家還是個人與社會都有某種在政治與政治哲學視野之下共同的東西。于是，就如法哲學乃是關于法和權利的哲學研究，國家哲學乃是關于國家的哲學研究一樣，政治哲學就是關于政治的研究。就是關于那些具有共同的政治性質的東西的研究。那么政治在這里意謂什么?從歧見叢生的無數觀點中，我先選擇兩個典型的觀點來進行分析，這不僅可以使人看到關于政治理解之間的巨大差異和尖銳對立。而且也可以讓人看到政治哲學在確定自己的研究內容和對象上的巨大張力。

一種是現代的古典觀點，它是由施特勞斯表述出來的。這樣一種特別的情況對我這里的闡述具有一種特殊的幫助，它讓人同時了解古希臘人關于政治的觀點及其現代的奮庸者的思想。

施特勞斯是著力回答什么是政治哲學這個問題的先行者。他這樣來規定政治哲學：“于是，政治哲學就將是以關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知識取代關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意見的努力。政治事物按其本性要經受贊成與反對、選擇與拒絕、頌揚與譴責。出于政治事物的本質，政治哲學不是中立的，而是對人的服從、忠誠、決定或判斷提出要求。倘若一個人不是嚴肅地對待它們的明白的或含蓄的要求并據好與壞，正義與不義來予以判定，換言之。倘若一個人不是以某種好或正義的標準來衡量它們，他就不能理解政治事物之為政治事物的如其所是。要做出堅實的判斷就必須了解真正的標準。如果政治哲學希望正確地處理它的主題，它就必須爭取獲得有關這些標準的真正知識。政治哲學就是要真正地既認識政治事務的本性又認識正當，或善，政治秩序的努力?！?/p>

施特勞斯的觀點可以分析如下。第一，政治哲學就是一種知識，而不是一種意見，知識或認識與意見的區別，當從柏拉圖的區分上來理解。其高下之別自然就不言而喻，前者是持久的、永恒的、真理性的東西，在后者是暫時的、晦暗的、不真實的東西。第二，這種知識不是中立的，而是依據一定的價值標準?；蛘哒f善惡標準作出判斷的，并因而要求人遵從等等：換言之，沒有這種價值判斷與以之為基礎的要求與主張，就無所謂政治事物，自然也就無所謂政治哲學。第三，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于是就有兩項，其一是認識政治事物的本性，即它要對人提出一定的要求，包括道德的要求與意志的要求；其二就是獲得關于正當、正義或善的知識。這就是古典政治哲學的現代表達，或者說，對古希臘人思想中所包含的政治哲學思想的現代概括與重述。

柏拉圖的知識論是其理念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就意謂存在著一種確定不變的知識的對象，后者不僅是精神性的，而且也獨立于這個現實的世界而存在，但卻是這個世界的樣板。這一觀點在現代很難為人所接受，并且與現代政治哲學以及政治學、法學和經濟學的基礎相沖突。由此，施特勞斯所謂的政治事物的本性和正當、正義或善的知識從其本義上來說就是某種外在于現實世界而卻要為這個世界立則的價值或觀念；而人們必須按照它們來對這個世界作出判斷和決定。不過，施特勞斯并沒有直接申明我上面所提示的那些古典觀點的深層意義。但這樣也就會造成根據闕如的漏洞。這些觀點所表明和提示的是那種古典政治哲學或者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與現代政治哲學在基本哲學立場上面的區別，而正是這些根本性的差別使得善惡、正義與不義這些概念具有大相徑庭的意義。

那么，政治在施特勞斯那里究竟意謂什么呢?施特勞斯的觀點依然是古典的：“政體(regime)意謂那樣一種整體：我們今天習慣于主要地以一種碎片化的形式來觀看它：政體同時意謂一個社會的生活形式，它的生活的樣式，它的道德的品味，社會的形式，國家的形式，政府的形式，法律的精神。我們要試著把簡單的思想與復雜的思想聯結起來，它以政治(politeia)這個術語將自己表述如下：生活是指向某個目標的行動：社會生活是指向只能由社會來追求的這樣一個目標的行動：但是為了追求一個特定

的目標――它也是社會的全面的目標，社會必須以符合那個目標的方式組織起來而被賦予秩序，構成起來而被賦予法律；然而，這就意謂，在這個權威之下的人們必須調整而去適合那個目標。”

施特勞斯的政治概念因此有兩個要點。第一，政治就是政治共同體生活的全部，從道德到政治，包羅無遺；第二，整個社會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政治就是一種追求這個目標的行動：整個社會就是為了這個目標并且根據這個目標而組織起來的，一切秩序和法則也是依此而建立起來的。上述觀點既關涉哲學的立場，亦關涉方法的問題。所謂哲學立場就是指共同體的目標，這種古典的政治觀在古代是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并因而具有現實的意義，這不在這里的題目的范圍之內，但它在現代社會中是否還具有意義卻是大有疑問的，因為它與社會的多樣性和觀念的多元性是正相抵觸的。從方法上看，此種做法，即要求包羅無遺地控制一個社會，或者退一步說，將一個社會完全地安排或組織在依照一個特定目的而制定的秩序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不可能的，并無成功的事例。在古希臘，一些城邦之所以能夠接近這個目標，乃是它原本就將人類的大部分貶為非人，然而盡管如此，它們也無法達到這樣的目標。在今天，由于政治一社會共同體的規模巨大，所有人享有同等的或大體同等的資籍，從而人的多樣性與社會的多元性更其復雜，要在施特勞斯所謂自由的狀態下確立某個共同的目標(而在古希臘所謂城邦的共同體目標就是道德目標)，是完全不可能的。

出于這樣一種復古的理想，施特勞斯認為政治哲學應當與政治科學就是同一個東西。政治既然就是那種包羅萬象的社會的行動，那么政治事務也就等于人類的全部事務或整體事務。而政治科學也自然而然地包括對人類全部事務的研究。政治哲學也就是這樣一個囊括一切的學術活動。因此，他不僅不承認哲學、人文學科與其他經驗學科之間的區別，也抗議包括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現代學科相對于政治哲學的獨立和彼此之間的分立。據此他斷定，政治哲學在今天已經不復存在。

施特勞斯在現代追問政治哲學的真諦，結果卻是古希臘政治學的重述，而后者至少有兩個要點在今天是無法獲得確證，也無法為人所普遍接受的。首先就是社會共同目標的觀點?，F代社會雖然必須遵守一些使自己能夠構造起來的基本觀念與原則，但并不接受某個特定的道德目的為社會的唯一或最終目的。社會共同目的說雖然是古代政治思想的理想。但即便在那個時代它也不具有普遍性。其次，政治只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個層面，盡管是至關重要的層面，但決不是社會生活的全部。雖然施特勞斯將政治作了最為廣泛的理解，事實上，今天人們所理解的那種政治在古代社會所起的作用遠沒有道德所起的作用大，并且也沒有像在今天社會生活中那樣普遍化。

另一個關于政治的經典定義是完全現代的觀點，這是由韋伯提出來的。韋伯完全從經驗科學的立場來分析什么是政治這個問題――這是與施特勞斯針鋒相對的立場。韋伯的界定直接從國家來著手，“我們打算只從一個政治團體――也就是今天的國家――的領導權、或該領導權的影響力這個角度，來理解政治。”在韋伯看來，國家的特點在于它所擁有的特殊的手段，這就是使用暴力?！皣沂沁@樣一種人類團體，它在一定疆域之內(成功地)宣布了對正當使用暴力的壟斷權。請注意，‘疆域’也是國家的特征之一?，F在的特點是，其他機構或個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權利，只限于國家允許的范圍之內。國家被認為是暴力使用‘權’的唯一來源。因此，對我們來說，‘政治’就是指爭取分享權力或影響權力的分配的努力，這或是發生在國家之間，或是發生在一國之內的團體之間?！笨梢钥吹?，韋伯這個定義具有某種的色彩，因為后者認為，“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此種鎮壓既包括政治統治，亦包括經濟壓迫。不過，韋伯的定義比的定義更具一般性，并不僅僅將權力局限于鎮壓和壓迫的功用。不過，暴力壟斷雖然是國家的典型標志，但卻不是一般政治的核心，政治的核心體現為權力分配，而權力卻是有其指向的。在這里。倘若人們考察以權力為中心的政治行動，那么他們就會發現政治的范圍原本要比國家的界限寬廣得多：換言之，政治不僅先于國家，而且其行動也比作為政權機構的國家的活動要廣泛和深入得多。

因此，在現代社會科學的領域里，政治的界定對人們來說也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一致的。達爾在分析現代政治時指出，“亞里士多德和韋伯稱之為政治的每項事物，拉斯韋爾也稱之為政治，但拉斯韋爾認為是政治的某些事物在韋伯和亞里士多德看來可能不是。例如，拉斯韋爾就認為一個商行或一個工會，也有‘政治的’方面。因此，讓我們大膽地把政治體系定義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響力、權力或權威的人類關系的持續模式?！边_爾這里所說的控制、影響力和權威的人類關系都可以歸在一般的權力及其作用之下，因此我們可以說，政治就是人類群體之中的權力運作。就此而論，達爾的觀點并未脫出韋伯定義的窠臼，只不過后者的定義更為狹窄和確定，政治僅僅與國家權力的運作有關，而不包括那些無關乎國家形式的權力運作。對政治作盡可能廣泛的理解，比較符合學術興趣的一般要求，或者滿足學術徹底性的要求，而對這里的主題來說，韋伯這樣有其限定范圍因而具有典型性的定義卻更切合政治哲學之政治的特點。

在甄綜各種觀點和考慮的基礎上。我認為，在政治哲學的視野之下，政治可以規定如下：政治是人類在一定共同體內為分配社會善品而發生的行動。這里所謂的共同體一般具有一個壟斷這種分配權力的最高機構、一定的制度、一定的領土。政治的范圍無論是就人類社會一歷史的時間維度來考慮，還是就其空間維度來考慮，都要大于國家的界限。然而，無論如何，國家是人類政治行動最為集中、典型的場所。

因為，政治哲學所關涉的政治原則不僅具有普遍的性質，而且也具有強制的性質，而一種原則的普遍運用和強制實施在現代社會只有在一個像國家這樣的共同體之內，才是可能的，才有其現實性。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國家這樣的政治共同體形式才需要普遍的原則來構建其主體結構。從作為一門學科的一般意義著眼，現代政治哲學所要研究的那些政治價值觀念，正是為具有這種性質的原則提供根據和理由的，這樣的界定就切合了政治哲學的歷史的分析與批判的工作，而就政治哲學的營造的性質來說，它為甄選基礎政治觀念及原則提供了范圍與性質的指導。

毫無疑問，我上述的定義和韋伯的定義依然是實證的，而非哲學的。這里可以來看一個有關國家的但卻屬于哲學的規定。“政治哲學的基礎問題，即一個在若干有關國家應如何組織的問題之前的問題，是任何國家究竟是否應當存在。為什么不要無政府呢?由于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倘若站得住腳的話，切掉了政治哲學整個主題的支撐。所以從考察其主要的替代物來開始政治哲學是適當的。那些認為無政府主義并非一種沒有吸引力的理論的人們，會認為

有可能政治哲學就在此終結了事?！焙茱@然，政治是什么以及國家是什么，這些均屬于實證科學的問題，而國家是否應當存在這樣的問題，才具有哲學的性質。諾齊克這個問題其實也并非純粹哲學的，它包含了實證的科學可以處理的內容，人們能夠從經驗的層面來提出某種回答。政治哲學的純粹關切當就實存的國家提出國家應當如何的問題。

無論韋伯的定義還是達爾的界定都沒有關涉政治權力應當如何的問題，而這對政治哲學來說乃是根本性的。在諾齊克問題的基礎上，人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么要有這種性質而不是另一種性質、這種類型而不是另一種類型的政治權力；或者更為直接地要求，政治權力應當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政治權力雖然抽象地說可以出于任何可能的理由并用于任何可能的目的，但是它的正當性始終是受到人們追問的，是要經受人類理智的質疑并在其中獲得詮證的。在韋伯定義以及達爾詮釋的基礎上，我可以補充說，政治權力的一般而根本的目的和指向乃是社會善品的分配。而所謂社會善品就是指從權利、財富、地位一直到環境、教育等等社會之中為每一個人所必需、所追求和所尊崇的東西。

現在，我可以進一步來規定政治哲學之政治。所謂政治就是指在一個共同體內強制而普遍地分配社會善品的行動。換言之，以分配社會善品為根本目的的政治始終是在一定的共同體之中依照一定的原則通過一定的制度而普遍地實現的。這樣一來。考察的視角就發生了轉變：我不再從現存的政治權力及其機構出發來考察它們的行動，以及追問它們的根據，而是從公認的社會善品人手來探討和研究如何分配它們的原則，以及其觀念的根據。這樣一來，政治哲學之政治在理論上就從現存的政治現象之中抽象了出來，它不再是對那個現象的描述與概括，不是政治哲學研究的理論前提，反而成為政治哲學這種思想活動的結果，政治在這個意義上是由政治哲學構造出來的。這樣構成出來的政治對于政治哲學的學術活動以及其他學術活動就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為考察、分析和批判歷史上既有的政治提供范式，另一方面為理想的政治共同體制定藍圖。

在這樣理解下的政治哲學就是一種構成的理論活動或者說營造的哲學思維，而后者的產物就是一種理想的政治活動，在羅爾斯所謂原初狀態的無知之幕后面的那些代表的活動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理想的政治也就是按照一定的規范進行的政治，并且在政治哲學中，這樣的規范是先于政治行為的，而不論在實際的社會一歷史中，規范事實上來源于人們對現實的政治行為的反思與評價。政治哲學并不描述實際的政治現象，也不對之進行實證的分析，因此它之構造理想的政治行為或活動重在其模式，而后者的觀念形式就是規范或原則。在此文中。理想的政治行為也就是社會善品的分派活動。因此?，F代政治哲學的中心關切也可以說就是社會善品分派的規范和原則的構成與確證。

所以，現代政治哲學的工作是有其限度的，它并不具體地去設計、制定和安排實際的政治制度與機構，也就是說，并不處理由人類最為基本的政治行為模式所衍生的其他更為具體的也更為復雜的行為模式。因此，它只是構造社會善品分配的一般原則，為這些原則提供觀念的根據，從而證明這些原則的正當性，亦即為這些原則提供確證。這些構造與確證就要直接關涉個人、社會及其各種形式的團體，并表明對它們的基本態度。不過，在實際的理論進程中，這些關系并非單向的，而是雙向的或多向的。這里我可以總結說，政治哲學的中心關切與任務就是為社會善品的分配提供原則，作為原則根據的觀念，以及對上述兩項的確證，即正當性證明。在今天，政治哲學如果不以此為中心關切，就會失去自己存在的理由。當代政治哲學的復興就是以這些觀念性的東西重新得到人們的重視、關注，尤其是得到人們的重新詮釋、確證和營造為契機的。羅爾斯認為，政治哲學就是為一套適當的制度尋求一個共同的基礎以保衛民主的自由權和平等，而這樣一種基礎首先是觀念性的東西。

當然，根據各種政治哲學的實際學術形態，我這里也可以對它作出如下的中庸的規定：政治哲學研究上述政治行動所遵循的原則，這些原則所從出的價值觀念，這些觀念的基礎；研究根據這些原則構成的社會基本制度和結構；研究不同的政治哲學學派就此提出的各種判斷和觀點：政治哲學同時還研究有關上述問題的方法論。

至此為止，我對什么是政治哲學這個問題給出了一個初步的回答。不過，即便就此而言，這里還有三點需要作進一步的闡發，即1)正義，2)作為人的行為的政治活動，以及3)社會目標。

第一點關涉對正義的理解。抽象來說，正義是對政治行為或活動的一種積極的評價，或者用形而上學式的術語來說，是指政治行為或活動的某種性質。正義判斷總是以某種相應的觀念、規范或原則為標準和前提的。于是，從哲學上來說，政治哲學的主題就是正義。因為政治哲學并非提供任何一種政治行為規范，而是要構造和確證某種正當的或對的政治行為及其規范。政治哲學在這個意義上也就可以稱為正義哲學。

第二點關涉對作為人的行為的政治活動的理解。前文已經提到，政治哲學研究人的政治行為及其規范，其旨在營造理想的基本政治行為模式及其規范。它并不以人的政治行為的實證分析與考察為中心關切，也不從經驗上研究上述基本政治行為與所有其他行為之間的關系。不過，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人的基本政治行為在理論上以及在實踐上直接關涉人的其他基本行為模式，比如經濟的或法律的行為方式，并且政治哲學所構造和確證的基本規范同樣也是適用于人的其他行為的基本原則。

所謂的人的基本行為的說法蘊涵了作為整體的人的社會行為，而后者就是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區分的根據并不在于人的行為的區分，而在于不同的視角、著重點和方式。這就是說，不是因為人的行為原本就分別由經濟的、法律的、政治的或其他的行為組成的，而是因為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和歷史的等等視角從人的整體行為之中抽象出不同的層面。人的任何一個特定的行為都是整體的，都可以從上述不同的視角來考察，也就是說，都具有經濟的、政治的等等意義。這樣，人們就可以明了，政治哲學與政治學、與經濟學等等的區別，并不在于對象的差異，而在于視角的不同?，F代學科之間關聯以及挪移的可能性就在人的社會行為原本就是整體的和重合的。

不過，這里有一個關鍵之點需要注意：一旦說到人的基本行為，這就意謂某種哲學的反思與構造的性質。政治學是對人的行為從權力關系或善品分配角度所作的實證研究或考察，而政治哲學探討人的社會行為的基本規范，并且旨在營造和確證某種被認為是正當的規范。前者重在分析和考察人的政治行為是如何的，當然也會關涉人的政治行為的規范是如何的問題，而后者重在關切人的政治行為的規范應當是如何的。兩者的區分就關涉事實與價值兩分這個經典問題。政治哲學作為一門旨在營造和確證正義規范的學科，它面臨特殊的理論的和實踐的

困難：它構造和提出一套正義規范或原則，但后者又必須得到社會成員或現實的人的實際接受才能夠成為現實有效的東西?，F代政治哲學一方面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其所營造的規范的應當的性質，另一方面又要著力建立這些規范或原則與實證現象之間的復雜卻又必不可少的關聯，并且尤其重要的是，那些被營造起來的規范總是被期望落實為現實的行為。

這里稍微提及一下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區分以及相應的方法論問題或許是有益的。正如人類認識史和學術史所表明的那樣，在實際的認識過程和學術活動之中，人們自覺地意識到應當如何與事實如何之間的區別，是很晚的事情。這種區分最早是由休謨清楚地表達出來的，隨后的經典模式就是康德予以截然分別的理性兩個領域――盡管康德堅持理性本身是統一的。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的德國新康德主義者曾試圖通過價值、歷史性與經驗或實證性的區別，在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劃出清楚的界線。這樣一種努力即便也依然是有意義的因為以好壞判斷或日價值判斷來代替事實研究，在今天依然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研究中的現實危害。在中國，此種情況為害尤甚)，不過，所謂的區分只有在嚴格的限定下才有實際的效果。因為價值的標準與歷史性的標準并不是同一的；歷史性的東西同樣也涉及事實，而價值的東西也涉及一般性。這就是說，當新康德主義者努力詮證某門人文學科。比如歷史學因其處理歷史性的東西因而乃非經驗科學時，他們并不能夠同時說，它就是一門價值性的學科。同樣，當人們說倫理學是一門價值學科時，他們同樣也不能說它就是一門歷史性的學科。后者僅僅處理一次性發生的事件。

當然，不同意價值與事實之間的兩分，作為一種理論態度，比如普特南的觀點，自然也有提醒人們自然語言復雜性的作用。然而，他關于價值與事實之間區分消解的根據，卻也可以用來證明一切事物之間區別的消解，比如事物與觀念之間區別的消解，進而一切學科之間區別的消解。這自然是一種極端而又復古的做法。不過，普特南的論證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倘若對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區分沒有清楚的意識和方法論上的自覺，那么逾越價值與事實的界限就是難以避免的，而事實上在現代學術活動中，這樣的現象比比皆是。這尤其明顯地體現在經濟學和政治學等學科的泛濫之中。韋伯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對現代學術造成的危害，從方法論上對經驗的學術研究提出了價值無涉的要求，這個要求至今依然是有效的，盡管現如今一些學者也不能夠準確地理解韋伯的意思。在今天，混淆事實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其危害并不僅僅限于學術領域――人們以價值判斷代替對事實的經驗考察。往往是謀取某種影響與現實利益的有效手段：既避免了艱苦的實證的研究，又可以博取道德的或意識形態的虛榮――而且也同樣影響現實政治。在人類歷史上，總是有人傾向于用其價值判斷或意識形態觀念來矯飾事實，或者直接地將其混充為經驗的實在。

第三點關涉社會目標。這里需要稍作說明的是，倘若人們將社會目標理解為共同體的某種共同的規范以及由這些規范導致的社會狀態，比如良序、穩定、繁榮等等，那么社會共同目標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為現代政治哲學所接受的，甚至也可以說，現代政治哲學的主題就是達到這樣的社會共同目標。然而，任何超出這個意義上的目標，涉及任何特定的、具體的內容的社會共同目標，都不在現代政治的關切之內。政治哲學所要構成的基本行為的規范的核心在于每一個人的平等的資籍和相互兼容的自由權，而個人的生活目標也是其個人自己決定的事情。當把一種特定的目標，無論是道德的、還是宗教的或者政治的目標，當作社會的共同目標，其結果必然造成個人之間資籍的不平等，從而導致奴役的結果。政治多元主義作為現代政治哲學一個核心信念所要表達的正是這樣的思想：在社會基本規范之下，所有其他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傳統的、審美的或者文化的差異的存在都是正當和合理的，并且在不違反基本規范的情況下，它們之間的沖突或許正是社會發展與生動活潑的動力。

篇(6)

聯系當前高中政治教學中的價值問題，不能不注意一個思想理論基礎方面的特殊的情況：有關價值問題的理論概念多是來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即與“商品價值”概念有關的價值觀念，而對其哲學意義上的價值范疇相對比較陌生。同時，當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實踐活動把人們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追求和實現“經濟價值”的上面，這起到了強化“商品價值”的作用。這兩種情況結合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對“價值”這一哲學范疇所固有的主體人文精神的否定，同時也使得學生在接受這兩者概念時變得模糊不清。為了在理論上防止這種片面性，需要建立一種完整全面的價值觀念及思考方式，并用于指導實踐。

一、兩種“價值”的區別

經濟生活中的價值概念指的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勞動創造價值，它必須依賴商品的使用價值而存在，并且是商品的本質屬性，只有將勞動產品用于交換成為商品才能體現這個價值。政治教學中的這個“價值”，其理論的來源就在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一說。勞動價值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敘述的：“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保?］可是勞動產品在我們手里已經起了變化。如果我們把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也就是把那些使勞動產品成為使用價值的物質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們就不再是桌子、房屋、紗或別的有用物，它們的一切可以感覺到的屬性都消失了，它們也不再是木匠勞動、瓦匠勞動、紡紗勞動，或其他某種一定的生產勞動的產品了。隨著勞動產品的有用性質的消失，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的有用性質也消失了，因而這些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么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它們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也就是勞動價值。

在哲學中，價值作為哲學范疇，它是指客體以自身的屬性對主體需要的滿足。價值表示的是主體和客體之間滿足需要和被滿足需要之間的一種效益關系。一種事物有沒有價值，以及價值的大小，一是取決于客觀事物本身的性質和狀況，它以這種性質和狀況來滿足主體的需要，它構成了價值的客觀基礎。二是取決于主體的需要。一種事物，無論它的性質和狀況如何，如果它不滿足主體的需要，對這一主體來說，就沒有價值。所以，價值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客體的性質、狀況，這是價值的客觀性；二是主體的需要，它體現了價值的主觀性。價值不僅具有有用性和效用的客觀性，而且具有滿足主體需要的主觀性。這樣一來價值范疇就被上升到了哲學高度。

歸結起來，哲學上的“價值”與經濟學中的“價值”其區別主要表現為兩點：（1）表示的關系不同。哲學中的“價值”表示的是一種主客體關系，是對價值的最一般本質的抽象。而經濟學中的“價值”是撇開了勞動的對象，使用的工具，以及生產的方式、方法等具體的東西，所剩下的唯一的一個共同的東西――人的體力和腦力的耗費，即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它表示商品生產者相互交換勞動的關系，即商品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2）大小的評判標準不同。哲學上的“價值”是主客體之間的效用關系，那么，判定一種事物是否有價值、價值大與小，當然就要考慮主體的需要和利益。由于主體的需要和利益是千差萬別的，面對同一個客體，不同的主體從不同的需要和利益出發，會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價值評價。所以說哲學上的價值評價帶有很明顯的主觀性。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商品的價值大小，以及由它決定的商品的價格而不是由任何個人的主觀意愿決定的，所以商品的價值明顯地帶有確定不移（一定條件下）的客觀性。

二、兩種“價值”的聯系

關于哲學上所說的“價值”與經濟學的“價值”即“商品價值”之間是什么關系，究竟是一個還是兩個概念等問題，有很多爭議。有一種觀點認為，的“價值”概念只能有一個，不能有兩個；并且只能到《資本論》等論及“價值”范疇的經典著作中去尋找它的統一規定，因此政治經濟學中作為根據的“勞動價值論”也應該是哲學價值論的根據，具體說來就是必須從商品價值定義抽象出哲學價值定義，把價值規定為諸如人類勞動的凝結等，才是保持的理論一致性。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應該注意區別和分析兩種不同的“價值”，但區分并不意味著要使它們彼此對立、互相排斥。相反，正確地區分是正確地聯系的基礎。區別的意義正是要找到使它們合理地統一和結合的方式。事實上經濟價值是哲學“價值”概念的子概念，

在經濟學上，“勞動創造價值”這一結論本身就是有嚴格限定的，而不是普遍適用的。在這里，“勞動”是個狹義概念，它始終只是指為了制造產品而支付體力和智力的活動，并不包括人們與商品生產無關的其他勞動；而它所創造的“價值”，也主要是指“商品價值”，即成為交換價值基礎和尺度的“價值實體”?？梢?，它所回答的只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與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之間的關系問題，并不是任何價值的起源和本質問題。這里首先不包括普遍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也是價值，它在內容、特征和起源等方面都與交換價值根本不同。按照勞動價值論，一切不成為商品的東西，都沒有“價值”。陽光、空氣等之所以“沒有價值”，無非是指它對人的使用價值中并沒有吸收一定的直接勞動，并非指它們對人沒有意義。因此馬克思明確指出，作為使用價值的價值，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等于不屬于哲學和科學的研究范圍。

至于在哲學上，也就是在更廣泛、全面的現實生活中，勞動價值論的局限性就更加明顯了。因為這里需要思考的不僅有使用價值，而且有諸如道德價值、審美價值等現象。覆蓋這些現象的共同“價值”概念，已經與“勞動價值論”中所說的價值概念完全不同。在這里需要回答的不是什么產品之間的交換尺度問題，而是人們通常所關心的“有用無用”、“善惡美丑”等的本質和規律問題。我們把經濟學中幾個與價值相關的概念結合起來，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兩者概念之間的相同性。經濟學中物的使用價值其實就代表了哲學價值中物的有用性，而經濟學中的價值其實就代表了哲學價值中主體需要的程度，價值大一般就意味著滿足的需要程度高。當然這里的主體實際上指的就是人，而且不是個人，而是社會人，如果說是個別人的話，那么價值就無法衡量，就像商品價值一樣不是由個別勞動時間決定的，而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另外，商品價值必須在用于交換的時候才能體現出來，這實際上就代表著哲學價值在于強調滿足人的需要，不交換不能稱其為商品價值，那么不能滿足主體的需要也就沒有了哲學上的價值，交換其實就是為了滿足主體的需要而進行的。

講到這里，回到教科書來看看哲學的概念，哲學是對具體科學的概括和總結，那么其實哲學“價值”的含義也就是對各種具體價值概念的概括和總結，除了經濟學中的價值外還有如審美價值等，所以論述到這里，兩者價值概念的關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50.

篇(7)

【摘要】高中階段是學生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重要階段，高中政治的課程安排對于培養和提高學生探究的能力具有很大優越性。本章主要討論高中政治教學中的探究性的教學目標，并根據這些教學目標的進展做一些探究性擴展，幫助學生的理論的教育，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關鍵詞】高中政治教學學生探究能力培養和提高

高中政治課程在改革的背景下，它的教學理論和我國的國情緊緊結合，它的教學形式緊跟時代步伐，根據熱點不斷變化，這正是培養學生探究能力，以及提高探究能力的最有效方法。高中政治教學筵席了普遍教育的教學模式，把學生作為教學活動的主體，積極引導學生的學習主動性，熱情的調動學生的探究性思維為增強探究能力創造了有利條件。

一、對高中政治探究性教學的一般論述

1、高中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較難理解，涉及的層面較其他學科較繁瑣，較復雜，因此，學生應該充分對教材中的理論知識有深層的理解的基礎上，還要進行實際的探究性活動，讓政治的課堂氣氛被活躍起來，充分發揮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和積極性。

2、提高學生的探究性教學，必須立足于對高中學生本身的探究性學習能力的培養，讓學生帶動課堂，讓老師監督課堂，積極引導學生學習的方法，培養學生獲取學習信息資源的能力，從而將獲取的有利知識應用到政治學習中，提高政治探究性能力。

3、高中政治的探究性教學要求注重學生綜合素質的全面發展，教學理念主要是把高中學生看成一個實際的整體，并在整體的基礎上融入一些部分的東西，比如：個人的創造性思維，個人的探究性能力等。另外，要把學生的行為習慣與學生的整體形態結合起來，化成有機的統一體，關心學生的學習感受，讓學生對高中政治課程問題不僅僅局限在探究上，而是更注重解決問題的能力。

4、老師不僅要提高學生政治的文化課程，而且還要加強對學生的思想品德的教育，讓學生表里如一，從內到外都有政治教育做后盾，增強學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二、高中政治探究式教學目標的確定

自高中政治采用新課程的教學模式之后，達到了“教授知識、培養能力、提高覺悟”三位一體的教學目的，讓學生的知識能力和知識覺悟上升了一個新的層次。高中政治探究性教學的教學目標主要從這幾個方面體現：

1、知識目標。舉一個簡單的高中政治的例子：以哲學課程的學習為例。A、高中政治教學中需要學生了解的知識：（1）哲學的由來；（2）哲學的發展變化；（3）哲學在各個國家的不同觀點；（4）哲學的分類；（5）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B、高中政治教學中需要學生理解的知識：（1）哲學的含義；（2）哲學的命題；（3）哲學的兩大基本派別：唯物主義、唯心主義；（4）哲學的兩大基本觀點：可知論與不可知論；（5）哲學的意義；（6）哲學的影響。C、高中政治教學中學生通過對哲學的初步學習，對問題進行的實際應用：（1）結合所學的哲學知識，探究一下我國經濟全球化體現的觀點；（2）結合當今熱點問題——，用哲學理論進行分析；（3）我國近幾年少數民族出現了動亂，結合哲學中的相關的信息進行解說；（4）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富足，用哲學的知識進行闡述；（5）結合典型事例，運用所學的哲學知識說明我國實行對方開放的進程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意義

2、能力目標。A、哲學上通常將：對待問題要進行全面、具體、辯證的分析，形而上學的去解決問題是錯誤的。例如，對待我國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的問題——，在這里我們想到的就不僅僅是哲學上的觀點了，還有許多現實因素。B、哲學能夠解決許多問題，但是也不能忽視其他的解決問題的手段，例如：對待我國經濟全球化和改革開放的問題，就必須將以前學過的市場調節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的相關知識也要一并用上，這樣才能達到具體、全面的目的，讓政治知識綜合運用，融會貫通。C、有些問題，雖然是熱點問題，但是，受教材的限制，并不能對它們進行完全的解讀，這時教師就應該積極引導學生搜索網絡，尋找熱點資源，用實際例子與政治的理論知識相結合，開闊知識，提高政治學習的探究性。

三、高中政治探究教學模式的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