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的概念與特征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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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風險社會 結構化 系統再生產 社會再生產

貝克風險社會理論及其不足與批判

當貝克提出風險社會概念時，其自身理論功底的不足也就顯露無遺，“不可諱言，德國社會學的中生代新秀貝克在純粹理論的基礎上不如他的前輩哈貝馬斯、盧曼……這是他發展另一個現代性理論的障礙”（胡正光，2003）。在其代表作《風險社會》一書中，除了一些具體現象的描述和一些頗有啟發性的概念，如風險社會、有組織的不負責任外，整個論述的體系混亂不堪，以至于在風險社會概念的闡述中，對如此重要的概念都沒有明確的定義，這也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批評，為了彌補這一缺憾，貝克也在多篇論文中對風險社會的概念重新做解釋，并逐漸把風險（社會）概念從八個方面來表述：既不是毀滅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實的虛擬”；是有威脅的未來，（始終）與事實相反，成為影響當前行為的一個參數；既是對事實也是對評價的陳述，它在“數字化的道德”中結合了起來；控制或缺乏控制，就像在“人為的不穩定”中表現出來的那樣；認識（再認識）沖突中表現出來的知識或不知；由于風險的“全球性”而使全球和本土同時重組；知識、潛在沖突和癥候之間的差別；一個人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與文化之間的二元性。

顯然，貝克這一陳述試圖從本體論和認識論的高度出發整合其對風險社會認識的資源，給出一個描述性的定義，以應對外界的批評，其最大的成功之處即在于它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架構，涵蓋的信息之多幾乎使人從中都無法繞出。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一定義并不具有多大的建設性意義，其成功之處也導致了自身的失?。哼^于寬泛的架構和大量的信息使人無法抓到重點，學者在解讀這一概念時更多的是建立在自己的“二度解釋”基礎上。這就使許多人在認識這一概念時，僅僅看到了“風險”，而忽略了“社會”（雖然風險概念是風險社會理論的基礎），在引用這一概念和理論用來解釋和分析社會現象時，更多關注的是其“風險面”。尤其是在國內，大多數學者在引用貝克的風險社會概念時，其實并沒有關注到這一概念的內涵，而僅僅是試圖用“風險”來警示現階段中國社會發展的危機感和與世界發展的階段的重合性，同時也有扯虎皮當大旗之嫌，用的是風險社會概念，講的是社會風險的事實。

另一方面，貝克在對風險社會論述的邏輯方面有存在著明顯的不足，甚至可以說，正是由于其體系論述方面的邏輯問題，導致了其對風險社會概念的模糊化。這一問題主要體現于其理論參照體的錯位。在《風險社會》一書的開頭，貝克認為社會中財富分配邏輯已經逐漸轉化風險分配的邏輯，這兩種分配邏輯的不一致性使風險社會成為了可能，因此可以推出風險社會將取代馬克思的“階級社會”。而在全書主題的論證過程中，我們更多的看到的是其使用“工業社會”概念作為整個理論闡述的參照體，甚至在序言中貝克也沒有對這一建構有所保留：風險社會來源于工業社會，工業社會發展的內在矛盾，即自反性導致了風險社會，“在風險社會中，現代性原則從工業社會里的分離和限制狀態之中被救贖了出來”。在貝克看來，“階級社會”和“工業社會”標志著同一內涵，“是圍繞著社會生產的財富如何通過社會中不平等的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實行分配這樣的問題進行思考的”。而顯然，在經典社會學理論中，這兩個概念雖然都是圍繞著現代性而展開論述的，但從貝爾的中軸原理看來，其所描述社會的中軸是不同的?！半A級社會”是圍繞著政治—經濟軸展開論述的，而“工業社會”是圍繞技術—經濟軸來闡述的，這也就形成了社會學中的人文主義學派與自然主義學派。從研究傳統來看，前者關注的是人的自由與解放，在方法論上更多的采用個體主義；后者關注的是社會結構，方法論上采用的是整體主義。這樣兩個在內涵上明顯有區別的概念，在貝克這邊沒有任何邏輯上的整合就合二為一，不得不說其所發揮的“社會學想象力”令人驚嘆。

也正是在這種混亂的論述體系下，許多學者對貝克所提出的風險社會的可能性展開了強大的批評攻勢?？傮w來看，這一批評不外乎從個人（主觀）與結構（客觀）兩方面來入手。從主觀層面看，有學者認為所謂風險社會，更多的是由于個人心理焦慮所造成的，而德國人在此方面尤為嚴重，因此所謂風險社會也就成了“焦慮社會”的代名詞，帶有濃厚的巴伐利亞色彩或者德國中心主義。Engle和Strasser則認為，“風險社會的錯誤在于其假設，這一假設混淆了風險分布、風險沖突和社會不平等的關系，而忽略了風險歸因與風險感知之間的關系”。這一批評的理論根據可以上推到道格拉斯和維達夫斯基在《風險文化》中的觀點：即現代社會中的風險更多的是由于文化定義所造成的，而不是真實的風險。還有些學者則認為，風險社會概念的提出其主要目的在于政治競選的壓力。從客觀層面來看，德國結構功能主義學者閔希（Richard Munch）對于貝克這一概念的批評可以說是代表了這方面的意見。他認為，貝克的概念過于主觀化，缺乏可以用來衡量的具體指標，如風險數量，并沒有任何證據說明現代社會的風險比以前更多，反而是在現代人們的整體生活質量更有保證。另一方面，貝克自己也承認這種風險是工業社會的副作用所導致的，顯然，這樣的一種狀況并不是今天才產生的，這中間起作用的是主觀的風險感知或風險意識，那我們就更無法從客觀上來區分一個社會的發展階段，如美國和德國，美國人對風險的評估標準要遠遠低于德國，這是否就意味著美國還停留在工業社會階段（胡正光，2003）？總體來看，閔希把疑問帶到了更為基本的問題上：風險社會的動力機制是什么？即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工業社會走向了風險社會（如果確實存在這一轉型的話）。

上述對貝克所提出的風險社會概念及其理論的批評，貝克本人也作出了回應，但并沒有涉及到對風險社會質疑中最核心的問題，即在“風險社會的成因問題上缺乏深層的實踐存在論反思”（莊友剛，2005）。在筆者看來，真正把上述難題試圖解決的是學院派的吉登斯。吉登斯自身理論研究的著眼點并不在于風險社會，而是通過對經典社會學理論的梳理達至對社會學的另一種理解：現代性。在其理論建構成型之后，吉登斯一直試圖用這一理論體系來解釋當代社會發展的復雜現象，以克服當代“社會學研究的危機”（文軍，2002）。貝克風險社會概念的提出，在其內在邏輯方面與吉登斯的理論有著吻合處，因此，吉登斯對于風險社會的研究，更多方面在于其理論的實踐性。

吉登斯風險社會理論的建構和主要觀點

吉登斯并沒有和貝克一樣，用若干本書來論述風險社會，而僅僅是在《現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自反性現代化》三本小冊子的若干章節和若干篇演講文稿中涉及風險話題。因此必須從吉登斯社會學元理論的建構開始分析，而風險社會僅僅是這一社會學元理論推導的必然結果。因此，如果只看到吉登斯關于風險議題的論文，而對其元理論缺少了解，則必然無法從整體上把握風險社會。

作為當代學院派的代表，吉登斯對其理論的建構是從對經典社會學理論的反思與重釋開始的。他選取了三位經典理論的代表：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因為吉登斯相信，“社會學家們都普遍認為當代社會理論必須進行徹底的修正。而要做這種修正，就必須對現代社會學主要參考框架的建構者們的著作重新加以思考”。進而他總結出社會學研究的宗旨在于揭示“現代性”，而這三位經典巨匠對于“什么是現代社會”的認識存在很大區別，馬克思運用“資本主義”來描述現代性；涂爾干用“工業主義”來論述現代社會發展的特征；韋伯使用“理性化”范式來研究現代社會。當然，這么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為了去指認其中的缺陷或含混之處，“而是嘗試去展現三位作者中可以辨認得出的內在一致性”。通過對這三大經典社會學支柱的再解讀，吉登斯找到了三位大家的共同出發點：對于現代性的回答。當然，他也意識到，這三位大家的理論雖然其解釋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受制于時空的限制，在當代社會轉型期已明顯無法滿足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和了解。因此，在挖掘經典理論資源的基礎上，吉登斯開始構建其自身的理論大廈。

對經典理論的梳理，首要的問題是如何去理解“人和社會的關系”假設?！盁o論是否喜歡、是否了解，社會學家都要根據預先確定的假設來組織自己的研究，社會學的特點就在于依賴于這些假設，并隨這些假設的變化而變化。而要探討社會學的特點，了解社會學是什么，就要求我們去辨認那更深一層的關于人與社會的假設”。在經典社會學理論中，對于人和社會的假設，主要存在“唯名論”和“唯實論”兩個流派，兩者圍繞著個體/社會的二元劃分展開論述。但是吉登斯認為，必須要拋棄個體/社會的二元論，“上述兩種二元論都沒有為理論反思找到一個恰當的起點；實際上，應集中關注于被再生產的實踐。無論如何，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拋棄‘個體’/‘社會’這種二元論到底意味著什么。這樣做絕不意味著否認具有自身不同結構性特征的集體形式和社會系統的存在。同時，這也不意味著這些特征以某種方式‘包含’在每一個情境化個體的行動之中。對個體與社會二元論的挑戰，就是堅持認為，個體和社會都應該被解構”。

為了規避上述主體或客體的霸主體制理論，吉登斯對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領域進行了重新界定，“既不是個體行動者的經驗，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會總體的存在，而是時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種社會實踐”。因此，“實踐”概念成為了其理論的基礎。人類社會的實踐與自然界的一般活動是有區別的，主要體現在人類認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實踐的連續性是以反思性為假設前提的。簡單來看，實踐就是一種“行動流”，而這種“行動流”是以反思性作為持續的基礎。為了體現這一主要特征，他從“個體”概念出發，個體是一種實在，這本身并沒有任何問題，關鍵是如何理解“個體”，他反對把“個體”看作“人”（body）或“人的概念”，“談到個體不僅僅是指一個‘主體’（subject），也是指一個能動者（agent）”，這也是社會學方法新規則所尋求建立的理解。而“能動者”概念最大的特點即在于反思性，這種反思性在經典社會學理論中也被關注，但更多的是把反思性簡化為“目的”、“意圖”、“理由”、“動機”之類的術語，導致其滲透著唯意志論的色彩，“完全剝離了人的行動在時空中的情境關聯”。因此，要糾正這一偏差，就必須將“時空視為社會實踐的構成部分”，所有的反思（或者說能動者）都是根植于特定時空的情境下的，這種情境在吉登斯看來就是“結構”。基于“行動流”的持續性，吉登斯對結構進行了重新定義，即結構指的是使社會系統中的時空“束集”（binding）在一起的那些結構化特征：規則（和資源）。這種“結構”并不是什么固化或具體的形式，而是社會實踐中的某種“虛擬秩序”，保證不同時空下能存在類似的實踐形式。顯然，這種對結構的重新闡釋受到了現象學方法論的影響，從而使結構從靜態、宏觀走向了動態、微觀的路徑。在此基礎上，就完成了從結構二元論（即認為結構是外在于個體的具體實在）過渡到結構二重性的任務：以社會行動的生產和再生產為根基的規則和資源同時也是系統再生產的媒介。在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看，結構既是靜態的，又是動態的；既是宏觀的，又是微觀的。這并不是兩種不同的結構（屬性），而是內含于結構內的兩種屬性，這就是吉登斯結構化理論的主要觀點。

吉登斯風險社會理論的解讀

結構化理論是吉登斯理論大廈中的元理論，他希圖以此來解釋社會再生產與系統再生產的邏輯，因為在他看來，理論與社會發展之間雖然有張力，但在邏輯層面是一致的。因此，用結構化理論視角所分析的社會發展，既不同于客觀主義的結構決定論，又不同于主觀主義的目的論，而是一個主客觀共同作用的結果，吉登斯把這一過程用馬克思的一句話來形象地概括：人們創造歷史，但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

在吉登斯對社會發展的分析中，“行動”概念是其分析的基礎和核心，不同于經典社會家的是，他認為“行動”的主體不僅是“主體”，還是“能動者”，它使行動具有反思性。更為重要的是，“行動不僅僅是個體特性，也是社會組織或集體生活的要素”。而在其結構化理論中，“結構”概念表現為系統概念：結構只是具有結構性特征的社會系統或集合。這樣一來，吉登斯就打通了個體與系統（結構）之間的路徑：個體行動是社會系統的基礎，分析社會系統必須從個體行動出發；另一方面，個體行動又受到系統的“制約和使動”；個體行動的反思性所產生的意外后果又是整個系統因果循環直至均衡的運作基礎。在此一邏輯下，吉登斯認為實踐包括了兩個層面：社會再生產和系統再生產。社會再生產是指共同在場情境下行動者之間的交互關系；系統再生產是指跨越一定時空范圍的行動者或集合體之間的交互關系。根據結構化理論的觀點，社會再生產和系統再生產是辨證統一的，它溝通了微觀與宏觀、主體與客體的鴻溝。

吉登斯運用這一社會構成的邏輯來分析現代社會的形成和運作機制。系統再生產主要體現的是在擴大的時空情境下的社會再生產（當然，這兩者的關系要比這顯得更復雜），因此，時空概念成為了吉登斯來分析現代社會制度的基礎。在他看來，時空的虛化與延伸是現代社會的動力機制，“首先，它是脫域過程的初始條件；其次，時—空分離為現代社會生活的獨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組織提供了運行的機制；第三，與現代性相連的鮮明的歷史性特征，依賴于‘嵌入’時間和空間的各種模式”。在這種虛化和延伸的時空情境下，能動者在反思性作用下，為了交互實踐，形成了新的具有“結構性特征”的社會系統，一種新的脫域機制：象征標志（系統）與專家系統。這種新的脫域機制會“再嵌入”到社會再生產中，成為社會自我循環與調控的基礎。社會（生活世界）與系統之間就形成了互動，但在現代社會中，由于社會再生產和系統再生產中主體對行動的反思性監控，所有的系統知識都必須在社會（生活世界）中得到檢驗并不斷被修正。因而，時空的虛化與伸延、脫域機制和知識的反思性成為了現代性的三大動力機制，而其中知識的反思性是連接其他兩大動力的載體。問題在于，由于知識的反思性的存在（當然反思性是人類社會的一大特征，并不是現代社會的專有產品），使得脫域機制既是社會再生產的外在條件，又是其內在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使得行動存在著不確定性：系統（制度）是在反思性主導下不斷被檢驗與修正的過程。因此，在吉登斯看來，這樣的檢驗與修正會出現許多“有預期之目的與為預期之后果”，而風險正是這種脫域機制（系統）不良運作的后果。

當然，作為解釋社會發展與變遷的理論框架，這樣的運作邏輯在傳統社會以及現代社會的早期同樣是存在的，但是為什么沒有出現在今天的社會中所看到“自反性”的發展場景？吉登斯認為這一轉折點在于“自然與傳統的終結”。具體來看，“自然與傳統終結”的結論恰恰來自于社會運作邏輯的分析。

從自然的角度看，在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早期，對于“什么是自然”的問題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回答的，它外在于人類社會，人類對自然所采取的任何行動都是單向的，不受其他行動的干擾。尤其在啟蒙運動之后人類所確立的理性化思維，認可了自然的客觀性及人類對自然所擁有的確定性知識，而這種確定性知識可以使得系統外在于行動者而存在，保證了系統的確定性。但在今天，人類行動的擴大及深入，使得自然已全面受到人類的占領，因此當我們再去回答“什么是自然”的問題時，已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在這樣的前提下，人類對自然的認知和所采取的行動都是人類社會內部的行為，作為“他者的自然”已經結束，專家對于自然的認知和解釋受到了各種人為因素的干擾，如不同權力的影響、價值的作用等，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抽象系統只是“雙重解釋”的具體展現而已，同時在行動中不斷被檢驗與修正，而喪失了其原有的絕對確定性。

從傳統的角度來看，“傳統是一種將對行動的反思監測與社區的時—空組織融為一體的模式，它是駕馭時間與空間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種特殊的行為和經驗嵌入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延續中，而過去、現在和將來本身，就是由反復進行的社會實踐所建構起來的”。簡單來說，傳統社會的行動根基在于“現在”，所有的行為和經驗為了現在行動的合法性都可以被再重組，其目的在于保證當下的確定性。而這種行為和經驗又通過特定的儀式使其具有程式真理。因而，在傳統生活方式下，行動的系統結構與相應的情境總是結合在一起的，它保證了行動與系統的絕對確定性。但是在現代社會，傳統所具有的獨特的行動的結構性特征發生了斷裂，原因即在于時空的伸延所帶來的系統的抽象與情境的虛化，兩者之間已經沒有明確的對應了。當我們依靠特定的系統采取相應的行動時，我們已經無法去確認系統的絕對可靠性，在反思性的作用下，我們可以賦予系統新的意義，并進而指導我們的行動。在這樣的行動邏輯下，系統也就失去了它的確定性。

上述關于“自然與傳統終結”的論述，本質上是圍繞著現代性的三大動力機制而展開的，即現代社會發展到了這樣一個轉折點時，時空伸延的廣度和深度超出了現代社會的早期，本來作為外在的脫域機制（系統）在反思性的作用下高度內化，其作為社會再生產的外在獨立變量所具有的不變性已成相對，很多時候是作為社會再生產的共同變量而起作用。另一方面，雖然反思性是人類社會長期以來的特征，但在時空伸延、脫域機制高度內化的今天，某種程度上又進一步活躍了人類的反思性。因此，制度性的反思性成為了不確定的根源，在此基礎上，系統（制度）的確定性成為了過去，不確定性主宰著今天，貝克所謂的風險社會初顯雛形。

吉登斯對于風險社會的闡述無論在理論性還是解釋力方面，都全面超越了貝克等其他學者，這當然得益于其元理論的建構，使我們看到了風險社會可能性的關鍵動力之所在。當然，其元理論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也隨之在解釋風險社會時暴露無遺。如在現代性的動力機制問題方面，到底是什么促使時空的虛化和伸延；另一方面，社會與系統存在著耦合性，這本身也是吉登斯理論的辨證之處，但帶來的就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在整個論述中缺少一個基本的假設來確立其基本的先后關系。這就導致整個理論的論述是具有自我指涉性的。當然，理論的缺陷也為后來人的探索打開了一扇認知大門。

參考文獻：

1.胡正光.風險社會中的正義問題：對“風險”與“風險社會”之批判.（臺灣）哲學與文化，2003（11）

篇(2)

關鍵詞：風險觀；災難人類學；自然―結構―文化；風險認知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10-0055-04

一、問題的提出

風險伴隨著人類社會，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而各種災害風險更是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在當今社會，洪水、旱災、地震、颶風、海嘯、礦難、空難、環境污染、核泄漏、大規?？植酪u擊等自然災害或人為災害的新聞常常見諸報端。災難與風險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門領域，如不同維度的風險社會理論[1]、公共危機與社會風險研究[2]、橫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災難學，[3]災難人類學更是異軍突起，對災難與危險進行獨特研究。[4]然而，從國內已有的風險與災難研究文獻上看，不同學科之間未建立起必要的對話機制和跨學科研究，學術概念不統一阻礙了不同學科的對話。

在此態勢下，如何全面理解、認知和應對“風險”成為我們不得不思考的重要問題。本文試圖梳理社會理論中關于風險的認知，探討人類學家如何認識、理解風險；并試圖構建災難人類學的風險認知圖景，以擴展災難人類學的研究范疇。

二、三種傳統風險觀的比較

在風險管理方面，ISO風險管理標準《ISOguide73：200險管理術語》中將風險定義為“風險是不確定性對目標的影響”（effectofuncertaintyonobjectives）。這是一種技術性取向的理解，試圖通過計算風險概率以控制風險；還存在一種“經濟-社會-文化”取向的理解，將風險看作是一種社會后果。[5]“廣義地講，風險是指一切對人及人所關心的事物帶來損害的事件與行為的可能性。風險的實質是其不確定性。這一不確定性既源于風險事件與行為本身的隨機性，也源于我們對風險影響理解與把握的不確定性?！盵6]

對社會風險的認識存在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這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烏爾里希?貝克和安東尼?吉登斯持客觀主義觀點，認為風險是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而瑪麗?道格拉斯等認為當代社會風險實際上并未增多或加劇，而只是被覺察、被認識的風險增多和加劇了。[7]對此，一些學者認為風險本身就是客觀和主觀的綜合體，在具體的經驗研究中，既要研究民眾的風險意識，也要研究中國的風險現實。[8]可見，風險是當今社會理論的重要論題。

昂格爾在《現代社會中的法律》一書中指出，經典社會理論必須面對三個問題，即方法論的問題、社會秩序的問題和現代性的問題。當代社會理論仍需直面上述三大問題，出于對現代性和當代社會秩序的反思性思考，烏爾里希?貝克、安東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以及尼古拉斯?盧曼等人分別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對風險的認知和理解。在他們開創性的研究基礎上，風險社會理論成為當代重要社會理論之一，并成為當代哲學思考的重要議題。通過對風險社會文獻研讀與分析比較，筆者認為在風險社會理論中存在以下三種風險觀念：即自然主義風險觀、結構主義風險觀和建構主義風險觀。

（一）自然主義風險觀

從歷史角度看：在原初社會中，人們以狩獵、采集為生，沒有復雜的社會結構，對自然具有一種崇拜和敬畏心理，常常是通過巫師禱祝、獻祭等方式與自然溝通。人們生產生活與自然界直接聯系，面臨的主要風險來自于自然災害的威脅，如洪水、干旱、地震等。對自然災害的經驗逐漸塑造了人們自然主義風險觀。這種風險觀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風險是自然存在的；其應對方式是本能的或神秘的，如遷徙、如傳統禁忌等。這種自然主義風險觀在農業社會也仍然普遍存在。

從理論方面看，貝克等人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是暗含風險社會之前的社會是具有自然風險（本能的）、可控風險（機械的）這一預設的。貝克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與工業社會相區分，是因為貝克敏銳地觀察到，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現代性出現了斷裂，技術風險已經超越傳統的自然風險，成為主要的風險因素，自然主義風險觀已經無法解釋現代社會風險的結構特征。所以，貝克等人賦予“風險”新的概念，認為它表明自然與傳統的終結。

（二）結構主義風險觀

貝克和吉登斯等人的風險觀念一般被認為是制度主義風險觀，是現實主義風險觀，這是從本體論角度的概括。筆者提出的結構主義風險觀是從風險認知視角出來進行的描述。

首先，貝克和吉登斯都強調人與自然的二分，這是結構主義認知的基礎范式。吉登斯將風險分為“自然風險”和“被制造的風險”，貝克也特別強調風險社會中“技術風險”的主要影響。其次，貝克和吉登斯都強調技術風險與制度風險在現代社會中引起的結構性變化，如認知結構的變化―對未來的思考決定現在的決策，而非基于過去而決策，又如風險分配取代財富分配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邏輯。最后，社會風險在社會結構中放大或縮小，個體化公民被鑲嵌于社會之中，獨自面對風險。從風險認知角度看，盧曼基于系統環境維度的風險社會理論，也是一種結構主義風險觀。

（三）建構主義風險觀

所謂建構主義風險觀主要是指被感知的風險才是真實的風險這樣一種風險觀念。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風險分類不一致，不同群體、不同文化取向的人具有不同的風險觀。比如，瑪麗?道格拉斯根據階層/權力分類圖式[9]與不同的風險取向的分析，認為等級制度主義文化中傾向于認為政治風險是最大的風險，而市場個人主義文化中則認為經濟風險是最大的風險，處于社團群落邊緣文化的人則傾向于認為自然風險是最大的風險。[10]他們認為，風險不是一種社會事實，而是一種文化現象。風險分類不一樣，因為不同社會的文化感知不一樣，故建構出不一樣的風險文化。災害和災難是通過物質實踐和意識形態話語與社會互構而得以產生的一種自然現象。[11]斯科特?拉什在瑪麗?道格拉斯的基礎上提出了“風險文化”的概念，試圖用“風險文化”的概念替代“風險社會”的概念，是風險社會理論的重要維度?？梢哉f，作為人類學家的道格拉斯的風險文化觀超越了傳統的自然主義和結構主義的風險觀。

三、災難人類學

目前，人類學對風險的認識與理解主要體現于災難人類學這一分支學科之中。災難人類學將災難視作社會科學的“天然實驗室”，因為“社會與文化的基本特征在災難中因社會、文化和物質的需求被降低到最低點而完全暴露出來?！比祟悓W研究災難主要有三種基本視角：一是行為反饋模式，二是社會變遷模式，三是政治-經濟環境模式。[4]從現有文獻來看，災難人類學更重視災難發生后的研究，因而風險概念很少進入其分析架構，但通過社會脆弱性概念以及災難人類學對災難原因及災難預防的理解，可以體會災難人類學的風險認知。

（一）社會脆弱性

脆弱性是在災難和風險研究中常用的一個概念，但其定義并未得到統一，脆弱性的表現形式也多樣，如自然、經濟、社會、政治、技術、文化、生態和制度等方面的脆弱性。但社會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這一概念的出現使人類學者開始重視災難發生前的社會、經濟、政治等相關社會結構和文化意義的分析，而這一轉變就是從重視災難到重視風險分析的轉變。

災難人類學中常用的脆弱性定義是由布萊基（Blaikie）等提供的臨時定義：“我們所說的脆弱性，指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在預期、應對、抵抗自然災害的打擊并從中恢復的能力和特點。這里涉及的是一套組合因素，它們決定在自然和社會中分立和可區分的事件，在何種程度上威脅人們的生命和生活”。[10]

脆弱性是風險分析的一個有效概念，它使我們看到風險如何在自然與社會的交織影響中，借由社會意識形態、人口因素、環境特征、經濟關系等社會文化結構，如何對社會現實產生作用發揮影響的。通過脆弱性概念，人類學者能夠分析不同群體甚至不同個人因為社會結構關系不同，受到同樣的災害的威脅程度不同，其應對方式也不一樣，這是一種明顯的關于風險的社會分析方式。

（二）災難原因

當社會脆弱性概念的引入，人類學不再認為災難僅僅是由自然因素引起，而是在自然―社會的結構中產生的。災難不再被看做是“上帝的旨意”或者是“不可預測的事件”，不再是中斷、突發，不是外在力量的強行介入，而是持續與嵌入，是原有生活的投射。[12]

“在大多數情況下，災難并非不期而至，而是通過兩種因素：一是人口以及構成整個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二是有潛在破壞力的因子，兩者相結合才產生災難。這兩種成分均嵌于自然和社會系統之中，并且作為一種進程隨時間的推移而展開。當災害威脅和災難發生時，它們都成了物質、生物和社會文化系統復雜交匯的表現?！盵13]對災難的理解急需綜合性分析，其原因在于人的社區與行為并非簡單地定位于環境。人類學以整體觀作為學科領域的標志，提供了一個能夠覆蓋災難成因與影響范圍的理論框架。

（三）災難防治

人類學者在研究災難時不可避免地打開了應用人類學的大門，因為研究災難不得不涉及如何進行災后重建和災難的防治。在災難的防治方面，可以看到一些人類學者對風險的認識和應對之道。

首先，人類學強調災難防治的本土實踐。人類學認為同樣的災害對不同地區、不同社群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因此，統一的、規范的現代科學性、技術性的防災減災模式不一定適用于每一個社區。外來的科學的防災減災工作思路要充分了解目標社區的自然、社會和文化特征，使統一的科學模式能夠與本土特征相契合，強調防災減災的本土實踐。

其次，人類學注重利用災害應對的地方性知識。在不同的社區生活中，人們在面對各種災害風險和災害影響時，逐漸形成了一些在當地行之有效的災害預防知識與智慧，這是適合于當地防災減災的地方性知識。比如，有學者對彝族比爾文獻中的災害防治地方性知識做了分析，認為將地方性知識與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有效開展防災減災工作。[14]進一步地，張原等敏銳地觀察到地方性知識體系必須保持開放性，以維系不斷變遷的地方生活世界有序性，否則將“導致地方社會文化結構的脆弱性，誘發各種災難情景”。[15]

最后，人類學者強調在整體的生活世界中直面災難。防災減災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不能采取碎片化的、項目式的工作方式，而是應在社區的整體生活世界中，從自然、結構、文化以及歷史的維度中直面災難，認識災難在生活世界中的本來面貌，[16]從而采取綜合性的、系統性的防災減災方案。

從上述對災難原因與防治的分析和思考中，我們可以看到災難人類學關于風險有如下基本理解：其一，風險并不僅僅是一種概率性的偶然事件，它與社會生活環境直接相關；其二，災難的風險產生于自然―社會系統之中；其三，災難風險分析需要人類學提供一個整體研究框架。

四、人類學與風險認知

（一）人類學的認知框架

在西方人類學傳統中，認識人文世界存在著三種基本傳統：第一種是受卡爾?馬克思影響的強調生產、經濟的物質主義觀，第二種是涂爾干脈絡下的社會結構觀，第三種是馬克斯?韋伯脈絡中的強調文化與意義理解。這三種傳統分別注重的是物質環境、社會事實與文化意義，各有側重又相互影響，傳承不絕。我們認為人類學的三種基本傳統或者說自然（nature）、結構（structure）和文化（culture）的三種視角，不可偏廢，它們共同構成人類學認識人文世界整體框架，這一框架對我們綜合認識風險也是極具意義的。

進一步分析，我們可看到人類學的三種傳統都存在著一個更深刻的“人與自然”的二分結構。對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同理解，會呈現出不一樣的人文圖景，其風險觀念也會明顯不同。正如前文所述，在自然主義觀念看來，人與自然合一，人完全存在于自然之中，人們對自然的神秘力量保持一種敬畏之心，面對自然風險采取的是本能的或神秘的反應。在結構主義觀看來，人與自然是二分的，而且隨著人類技術的增強，人們對自然的態度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面對自然風險的態度不是敬畏而是采取工程技術防治。在文化相對主義看來，人與自然是互構的，而風險是在人類與自然互構的環境中發生和產生影響的。可見人類學的認知框架對我們綜合理解風險大有裨益。

（二）人類學整體觀與風險認知

綜合上面風險社會理論中自然主義、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的風險觀，以及災難人類學對風險的綜合性理解，結合人類學“自然―結構―文化”的整體認知框架，人類學對風險的整體認知圖景呼之欲出。

一方面，我們認為自然物質、環境生態和身體生命等具自然屬性的事物是風險產生的基本條件，也是風險發生作用的基本對象，沒有人與自然，風險無從發生，也無從被認知。另一方面，我們認為人類社會的社會結構、政治關系、科學技術、經濟水平以及歷史基礎等具結構屬性的社會事實是風險得以發展變化的基本載體，在不同的人為結構之中，風險以不同的方式發生變化和影響。再一方面，我們認為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分類范疇、傳統經驗等具有文化屬性的意義建構是認識風險的知識來源，也是風險應對決策的基本準則，不同的意義建構將導致人們不同的風險認識和風險應對方式。這三個方面共同構成了人類學風險的整體認知圖景。

我們認為應帶著人類學整體觀的認識視角，從上述自然、結構和文化三方面綜合認識和理解風險，在理論上加強不同向度的風險認知的對話與理解，在實踐上進行縱向歷史和橫向空間上的比較分析，使人類學關于風險認知的整體圖景能夠成為社會科學中風險認知的基本參考，也能指導不同地區的人們有效應對和防范風險。

（三）民族志調查與風險認知

持續系統的田野調查是人類學最重要的分析工具，民族志是其田野調查的科學成果。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往往集中于一個社區，對該社區進行全方位的描述和比較，并能與宏大敘事理論發生關聯，展現人類社會的不同面向、貢獻獨特的地方性知識。人類學的風險認知圖景能綜合各個學科關于風險的理解，將之統一于自然―結構―文化的認知框架之中，使我們對風險有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使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和應對風險。人類學也提供了田野調查這樣一套獨特的方法觀察風險實踐。

流動性和風險應成為當下人類學的重要課題，[17]人類學者已經認識到災難是其天然實驗室和危機顯示器，[4]很多人類學者已經做出或正在做關于災難的民族志調查，如李永祥關于泥石流災害的人類學研究。[18]一般都是注重災難發生時和災后重建的社區調查，但已開始注意到關于風險形成和風險觀念的田野調查。我們期待經典災難民族志的出現。

五、結語

風險是面向未來的損失的可能性，災難是已然發生的事件。我們看到，風險既是一種自然因素，更是一種社會事實，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在風險理解上，人類學為我們提供了自然―結構―文化的三維認知框架，使我們對風險有一個更為確切的整體把握。當風險和脆弱性進入災難人類學乃至整個人類學的視野，人類學的獨特視角和方法將超越傳統風險觀，進而為風險認知提供更為基礎、更為綜合的知識觀念和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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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經濟；企業創新；風險；管理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形成，以及由信息技術推動經濟變革的迅猛發展，現代社會已悄然進人了一個新經濟時代。新經濟時代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具有風險損益特征的時代，我們在分享其所帶來的巨大利益的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更多更集中且破壞性更強的風險。特別是企業在創新發展過程中，各種過去未曾出現過的風險更會超出預期而發生，若不能有效地對這些風險加以控制和化解，將會導致企業創新的失敗。因此，客觀地、積極地認識企業創新風險，正確對待并有效地加強企業創新風險的管理，是企業創新發展能否成功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

一、風險與企業創新風險

(一)風險的概念及特征。風險的概念是對發生不利事件現象的本質概括。分析已有的風險概念，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一個被學術界共同認可、普遍接受的定義。從管理學角度看，所謂風險，是指發生某種不利事件或損失的各種可能情況的總和。一般認為，風險有兩個基本構成因素：一是負面性，即發生的是不利事件和損失；二是不利事件發生的現實可能性或概率的大小。

風險的特征是風險本質的外在表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客觀性。風險是一種不依賴于人們的主觀意志而客觀存在的現實，只要發生風險的客觀因素存在，風險就將存在，因而風險是無法回避及消除的。人們通常所說的回避風險、消除風險有兩重含義：一是指改變或消除所從事的活動，既然活動對象改變了，風險自然就不同；二是指將風險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通過種種經濟的、技術的手段轉移和擴散。2．普遍性。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就實質而論都是一種利益活動，而人類的一切利益活動都或多或少地伴隨著不確定性，因此，風險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只不過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不同的經濟體制下及不同的利益載體上表現的形式、作用的強度及存在的意義不同而已。3．不確定性。風險是各種內在的、外在的主觀、客觀因素相互作用，并通過市場交易的結果。由于每一個主觀、客觀因素本身的不確定性，使它們偶然地組合在一起作用于風險，又形成了風險的不確定的勢態2。4．可能性。風險是一種可能或未來的風險，即風險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的結果只有在完成了一個不確定的經濟活動之后才可能成為現實的風險。5．可變性。風險是相對的、變化的，相對不同的對象，風險就不相同；隨著時間、空間的改變，風險也會發生變化。6．可測性。盡管風險是一種未來的風險，但并不等于人們對未來的風險一無所知。人們可以根據以往的經驗、統計資料找出某些規律性的東西，對所要從事的經濟活動進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判斷、估計、衡量，從而作出相應的預測，尤其是靜態的風險完全可以事先通過概率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圍內作出預測。7．雙重性。由于存在風險反感，風險必須以收益為代價，即風險伴隨著收益。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等帶來的風險只會產生損失，而經濟活動中的風險則是和潛在的收益共生的，它們成正比例地相互交換。因此，企業從事任何經濟活動都需要在風險和收益之間相互協調，以期在一定的風險下使收益達到較高的水平，或在收益一定的情況下使風險維持在較低的水平。

(二)企業創新風險的概念及特征。企業創新風險是指企業對外部環境因素估計不足或無法適應，或對創新過程難以有效控制而造成創新活動失敗的可能性。這里的“失敗”，是指創新活動終止或撤銷；創新活動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企業的創新活動失敗。

新經濟時代的到來給企業的創新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經濟大環境和起到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但也使企業賴以發展的環境惡化，不確定因素增多，企業將與已存在的和潛在的風險共存共生。企業創新風險在新經濟時代表現為以下幾個突出特點：1．風險損失與創新程度成正比。與以往時代相比，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創新發展采用的技術更先進，知識轉移和利用的速度更快，知識密集程度更高，因而具有投資大、思想觀念新、系統性強、技術難度大、結構和管理復雜、不確定性大、技術風險與市場風險同時存在等特點。一旦風險事故發生，損失巨大，后果往往不堪設想。2．企業經營管理的脆弱性增加。從創新管理角度看，知識管理本身就存在著明顯的不可預估性和不確定性，而且企業管理組織呈現出多樣化形態，員工的流動性增強，員工在企業中也不再是永久的組成部分，角色更加靈活。任何一個層面、一個環節失靈或者職工行為異化，給企業帶來的打擊和損失都是致命的。3．知識和技術的共享提高了風險率。知識的全員共享和技術的廣泛使用，使風險事故發生的隨機性、連鎖性、擴散性增加。如：隨著信息網絡引入企業經營管理，頻繁而嚴重的網絡經濟犯罪令企業防不勝防，信息系統失靈、信息不完備也日益成為企業創新發展的主要障礙。4．潛在風險增大。新經濟時代，許多企業被高收益所吸引，而對隨之而來的風險，尤其是潛在風險認識不足。如果企業一味追求短期利益、創新思路不對或采用技術不適用，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往往是長期的、深遠的，而且這種過程是緩慢的、無形的、不易被察覺的。5．風險事故影響的空間大、時間長、波及面廣。知識的傳播和信息資源的利用具有鮮明的連貫性。因而，新經濟時代企業創新的風險事故一旦發生，就會沿著企業知識鏈和信息網絡影響到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上百億美元的企業兼并案逐年增多，許多大型國際級企業紛紛倒閉，就是新經濟時代風險事故影響深遠的端倪。

二、企業創新風險的來源

新經濟時代企業創新發展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因而風險來源也是多種多樣的，并且風險的主要來源也因多變的內外環境而不斷更迭。一般而言，企業創新風險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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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險財務相關概念

（一）風險財務的定義和特征。很多研究結果提到了財務風險的概念，但是在現代企業中，通過比較和深入分析，筆者認為使用風險財務的概念更為合適，不僅突出了財務具有風險性的特征，而且能夠與傳統的財務風險概念有所區別。本文論述的風險財務主要是指企業在運營或者管理中，由于很多不確定因素，使得企業的財務都會呈現出一定的風險性，最終可能導致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出現較大的偏差。

風險財務主要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綜合性的特征，企業的風險財務不僅僅包括資金籌措和資金結算的風險，而且還包括由于各種因素造成的企業的資金風險，涉及到企業的各個部門；第二，不確定性的特征，造成企業風險財務的原因是比較模糊的，而且這些原因之間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最后使得企業的財政具有一定的風險。這些因素難以被完全認識和把握，因此造成了企業財政管理工作的困難；第三，嚴重的損失，當企業的財務結果與財務目標出現較大差異時，如果這些差異超出了企業的承受能力，那么企業可能面臨嚴重的經濟損失。

（二）風險財務管理的概念及特點。風險財務對于企業發展和運營有著重要的影響，如果不正確地面對，很可能對企業造成重大的損失，因此需要加強對企業的風險財務管理工作。風險財務管理主要是利用科學的管理方法，對企業的財務進行有效的管理，從而能夠保證企業財務的穩健發展。這其實是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能夠更好地促進企業的發展。

風險財務管理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與企業的其他管理工作相比，風險財務管理的覆蓋面更加廣泛，對于企業的各個部門和人員來講，與企業的財務息息相關，因此風險財務管理的范圍更加廣泛；第二，與普通的財務管理相比，風險財務管理工作更注重應對企業的財務風險，能夠更加理智科學地應對企業財政上的風險；第三，管理的手段更加先進，風險財務管理需要分析大量的數據，從而找出影響企業資金風險的因素，因此需要科學的管理手法，所以必須要采用更加先進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才能使得企業的風險財務管理工作更有效率。

二、企業風險財務管理工作基本方法

（一）風險財務預測方法。風險財務預測方法主要是預測企業的財務風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專家預測法，主要是利用專家在企業風險財務方面的專業知識，然后深入分析企業的財務現狀，進而能夠識別企業財務存在的風險；第二，幕景分析法，在風險財務預測的過程中，需要針對影響企業財務風險的各個因素進行深入分析，從而判斷它們對企業財政的不同影響；第三，資金分析法，通過對企業資金的分布和運動狀態進行分析，從而找到資金在運轉或者使用方面的風險，這是一種比較有效的風險財務預測方法。

（二）風險財務決策方法。在進行企業風險財務管理工作的過程中，會涉及到很多與財務工作有關的決策，正確的決策能夠給企業帶來巨大的收益；但是，錯誤的決策可能會為企業帶來重大的損失。因此，風險財務決策也是企業風險財務管理的重要方法，它主要是在風險財務預測方法的基礎上，對企業的財務進行綜合性的評價，然后從多個備選方案中挑選出一個較好的方案。風險財務決策方法是否有效與財務管理工作的信息量、財務決策者自身的素質以及他們應對風險財務的態度密切相關。

（三）風險財務控制方法。當企業的財務出現一定的風險后，應該及時控制財務風險的消極影響。因此，企業的風險財務控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回避風險，當企業面臨財務風險時，可以采取有效的回避措施，能夠避免財務風險或者是避免財務風險帶來的全部損失，能夠確保企業在可以承擔的范圍內正常運營；第二，自擔風險，當企業的財務出現一些問題時，企業可以對資金進行有效的管理，合理預算企業的開支，從而能夠承擔企業的財政風險。

（四）風險財務處理方法。當企業面臨著財務風險并且選擇承擔財務風險時，必須要正確處理財務風險問題。例如：對企業的資產進行有效地結算，能夠正確了解企業目前的財政狀態。包括企業遭受財政風險后的損失、企業的剩余資金量等等，能夠對企業目前的財政狀態有著正確的認識。同時，當企業的財政資金出現不足時，需要想辦法盡快進行資金的籌措，從而能夠轉變企業目前的財政危機，確保企業能夠順利渡過難關，降低企業的資金損失。

三、企業風險財務分類管理

由于企業的風險財務涉及到很多方面，因此可以對企業的風險財務管理工作進行分類，主要包括以下幾類企業風險財務管理：

（一）自然風險財務管理。自然風險財務管理大多數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這些因素依靠人力幾乎無法改變，只能減少或者盡量避免自然風險。自然風險財務管理主要是通過保險的方法進行：企業通過購買保險，在企業財產遭受損失時，保險公司能夠給予一定的賠償，從而盡量降低企業的損失。雖然保險的方法不能避免自然災害的損失，但是可以將企業蒙受的損失轉移給保險公司，因此對自然風險財務進行投保是一種有效的風險財務管理方法。

（二）市場風險財務管理。由于目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一體制下企業難免會受到市場的影響，市場因素是其財政風險的構成因素之一。尤其是隨著經濟一體化的逐漸發展，企業在面臨國內市場風險的過程中，還需要面臨國外市場的風險。幕景分析法在企業的市場風險財務管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能夠將市場中影響企業財政的各個風險因素進行分析，揭示其影響企業財政的軌跡。尤其是隨著計算機技術的不斷應用和發展，能夠使得幕景分析法更加有效和直觀，幫助企業更好地進行市場風險財務管理。

（三）企業經營風險財務管理。由于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很多企業進行自主經營，所以需要企業自己承擔經營的風險。企業在進行經營風險財務管理工作中，主要采用籌資和投資的方式，這是企業最重要的決策內容。企業通過分析多種籌資或投資方式，進而選擇一種有效的方式進行投資或籌資，能夠更好地降低企業經營中的財務風險。

四、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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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社會和風險刑法中所涉及到的關鍵詞都是風險。如何對其中的風險進行界定，是風險刑法理論是否具有正當性的直接依據。由于風險刑法和社會風險有很多相通之處，所以兩者的存在有著統一性和類似性。在對比方法運用的過程中，對風險刑法中的風險的概念開展相應的研究。風險社會中關于風險概念和理論，是由法國的著名社會學者貝克描述出來的。這種風險在傳統社會的時候是與自然相對應的，以人的決定作為前提條件。這種自然風險是指關于自然的破壞所帶來的風險，比如說山洪的爆發、干旱帶來的災害、雷電的襲擊、暴風等自然災害。社會的發展進入到工業化發展的進程，雖然自然風險依舊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風險了。主要的風險轉化為了來源于人類自身的工業活動所造成的危險，也就是技術風險。這些風險包括:環境的污染、核輻射、轉基因等。所以，風險社會中的風險，其理論依據是后工業社會所帶來的技術風險。而風險刑法中的風險主要指的是犯罪風險，以此為基礎進行論證，便證實了風險刑法與風險社會的理論是沒有關系的。我國的一些學者把風險社會中的風險變得嚴重廣泛化，有的把這種風險擴展到了犯罪風險。這種外溢性的理解，讓風險概念的特定性消除，所以風險理論的解釋能力也失去了。最終導致風險刑法缺乏現實的基礎和風險理論不能夠形成合力對接。這是風險刑法開展的根本失誤，就在于它未能深入解讀貝克對風險社會的現代化理論，對風險社會的見解非常的膚淺和狹隘，最終導致其將風險范疇的真正含義曲解了。風險社會中的風險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關鍵是技術風險。風險是在科學探究的過程中出現的，因為科學及時的廣泛應用所產生的副作用。而風險是不確定的，所以在開展風險控制的時候也是不能夠施行和發展以及推進的，刑法不能因為科學探索存在風險就將其禁止，也不能夠對其產生的風險進行處罰。刑法和科學領域有著很大的關系，有的刑法的制定干涉科學領域方面的發展。所以，社會中所說的風險的概念和法律中所說的風險概念有著很大的不同。在風險社會中會引發很多風險理論，其最大失誤就是將完全不相干的風險進行類比和等同。這種建立在沒有實際根據基礎之上的理論，思想會發生混亂。社會風險和刑法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兩者之間的關系建立在“風險”這個含義廣泛的詞語上，只是建立了一種虛幻的聯系，是經不起推敲的。

二、解構風險刑法中的話語體系

風險刑法沒有建立與社會風險的真正聯系，卻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話語體系。對此，對風險刑法認可的學者中，也存在不同的態度。一些學者完全認同風險刑法，甚至認為應該用風險刑法將社風險社會取代。一些學者相對比較客觀，認同的同時也提出了風險刑法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風險。還有一些學者是主張將風險刑法中的一些做法引用到傳統刑法中，讓二者共生互動。而事實上，風險刑法的話語體系跟社會風險是沒有直接聯系的，是獨立存在的。為了避免風險刑法理論的盲目擴展，必須要通過法教義學對風險刑法理論進行分析。

（一）以風險控制為功能的刑法關系

風險刑法理論的提出，使以法益保護為功能的刑法和以風險控制為功能的刑法形成對立。刑法教義學自其古典學派產生以來，一直將刑法界定成法益保護法。雖然歷經百年，法益內涵產生很多改變。但是刑法的法益保護功能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所以現代刑法的主要功能依然是保護法益，以風險控制為功能的刑法觀是非常虛幻的，無法作為刑法的核心。

（二）危害原則的彌散化

風險刑法理論體系化的努力，包括其對危害原則進行的重新厘定。風險刑法理論反思了刑法里的危害原則，認為在風險社會下，危害原則現在已經出現了問題，概念也出現了裂變，對概念和定義要學會重新的定位。隨著社會的發展，刑法中的一些概念理所當然的會產生一些變化，其中也包括危害概念的變化。但是如何對這種變化進行評判并不是主要問題。真正值得研究的是產生這個現象是常規性的因素所決定的，同時也要受到非常規因素的影響。風險刑法理論將危害概念的變化過分夸大了，用去規范化描述這種變化也并不妥帖。在英美刑法中，危害原則是為了確定刑法的邊緣化所帶來的危害，該理論是由密爾提出的，弗恩貝格在這個基礎上開展了進一步的深化和闡述。這樣危害的原則要重新定位，危害也具有彌散化等特征，這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刑法里的危害和社會風險里的風險是完全不同的。

（三）責任疏離化原則

刑法的基石之一便是責任主義。在德日的刑法中，責任論經歷了心理責任、規范責任到羅克辛提出的實質責任這樣的演變過程。而風險刑法想通過解構責任主義，證明刑事歸責在功能性、客觀性和規范性上存在問題?？梢?，風險刑法對傳統刑法的理論存在著一定的誤解。而風險刑法本身就有著理論構建中存在的脫節和斷裂，其實客觀上有所夸大，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三、分析風險刑法中的立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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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是保險風險管理的重要職能,也是保險公司在經營過程中極易被忽略的領域之一。近年來,重大自然災害及意外事故頻發,單一事故造成的損失巨大,雖然事故發生后保險公司根據保單約定進行了積極的賠付,但事前的風險管理與評估工作仍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筆者在與各保險公司人員進行交流過程中了解到,從認識上各保險公司都能夠意識到風險評估工作的重要性,但在具體開展工作的過程中,除了風控經費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對風險管理的思路、流程以及方法認識不清,尤其是面對各種風險時,把握不住重點,存在畏難情緒,所開展的風控工作也僅限于現場識別風險,缺乏統一的風險評估思路,所取得的成效不大。通過對保險承保風險特征的分析,保險風險存在大量風險與同質風險的特征。因此,在風險管理過程中引入標準化的思路,將保險的風險評估過程標準化,按照標準化的要求對風險進行識別、分析和評價,對于有效提升我國保險公司的風險管理水平,降低風險事故的發生的概率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二、保險風險及標準化的概念特征

(一)保險風險的特征

保險是分散風險、消化損失的一種經濟補償制度。從風險管理的角度看,保險是風險管理的一種方法,或風險轉移的一種機制。通過保險,將眾多的單位和個人結合起來,變個體對付風險為大家共同對付風險,從而提高風險損失的承受能力。保險的經濟補償制度,既是風險的集合過程,又是風險的分散過程。保險公司通過保險將眾多投保人所面臨的分散性風險集合起來,當發生保險責任范圍內的損失時,又將少數人遭受的風險損失分攤給全體投保人,通過保險的補償或給付行為分攤損失或保證經營穩定。保險風險的集合和分散應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大量風險的集合體。保險在于集合多數人的保費,補償少數人的損失。大量風險的集合,是基于風險分散的技術要求,也是概率論和大數法則原則在保險經營中得以運用的前提。二是同質風險的集合體。所謂同質風險,指風險單位在種類、品質、性能和價值等方面大體相近,如果風險不同質,那么風險損失發生的概率就不相同,風險也就無法進行統一集合與分散。此外,不同質風險損失發生的頻度、幅度也不同,若對不同質的風險進行集合與分散,極容易導致保險公司財務的不穩定。

(二)標準化的基本概念

根據標準化法條文解釋,標準化是“在經濟、技術、科學、及管理等社會實踐中,對重復性事物和概念通過制定、實施標準,達到統一,以獲得最佳秩序和社會效益的過程”。因此,凡具有多次重復使用和需要制定標準的具體產品,以及各種定額、規劃、要求、方法、概念等,都可作為標準化的對象。標準化的對象一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標準化的具體對象,即需要制定標準的具體事物;另一類是標準化的總體對象,即各種具體對象的總和所構成的整體,通過它可以研究各種具體對象的共同屬性、本質和普遍規律。標準化的基本原理包括統一原理、簡化原理、協調原理和最優化原理。統一原理就是為了保證事物發展所必須的秩序和效率,對事物的形成、功能或其他特性,確定適合于一定時期和一定條件的一致規范,并且這種一致規范與被取代的對象在功能上達到等效。簡化原理是為了經濟有效地滿足需要,對標準化對象的結構、型式、規格或其他性能進行篩選提煉,剔除其中多余的、低效能的、可替換的環節,精煉并確定出滿足全面需要所必要的高效能的環節,保持整體構成精簡合理,使之功能效率最高。協調原理是為了使標準的整體功能達到最佳,并產生實際效果,必須通過有效的方式協調好系統內外相關因素之間的關系,確定為建立和保持相互一致,適應或平衡關系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最優化原理是按照特定的目標,在一定的限制條件下,對標準系統的構成因素及其關系進行選擇、設計或調整,使之達到最理想的效果。標準化是實現科學管理和現代化管理的基礎,是合理發展產品品種、組織專業化生產的前提條件,是提高產品質量保證安全、衛生的技術保障,也是資源合理利用、節約能源和節約原材料的有效途徑。實施標準化的重要意義是改進產品、過程和服務的適應性,防止貿易壁壘,促進技術合作。

三、保險風險評估標準化的必要性

標準化的目的是為了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和社會效益,通過制定和實施標準,使標準化對象的有序化程度達到最佳狀態。對于保險中的風險評估,不同的主體,甚至同一主體如保險公司內部的不同層級和部門,對其有著不同的理解,關注的焦點也存在差異,造成了各相關方之間的不配合,難于開展對風險管理效果的客觀評價,也就難于達到最佳秩序和最佳社會效益。通過將風險評估活動標準化,為風險管理活動提供一種共同的語言和公式,有了統一的標準,實施風險評估的各相關方就可以使用相同的風險管理過程,有了相同的決策、處理基礎,對風險評估活動持有共同的認識,有利于規范保險的風險管理活動。保險所面對的風險具有“大量、同質風險”的特征,風險評估標準化的過程,也就是針對各類大量同質風險進行科學分析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技術進步的新成果以及實踐中累計的先進經驗,使之相互結合,加以消化、融會貫通、提煉和概括的過程。人們在生產實踐中為了規避風險或減少損失,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也取得了大量的科學技術成果,這些成果和經驗如果以標準的形式來表達,對于保險公司在實施風險評估過程中提高效率具有重要意義。

四、風險評估過程的標準化分析

保險風險評估標準化體系的構建,要基于標準化的統一、簡化、協調和最優化原理,根據保險風險因素的特征,將風險識別、風險分析和風險評價過程中的共性的、重復性的可能導致風險發生的因素識別出來,使決策者及有關各方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各類承保風險,以及現有風險控制措施的充分性和有效性,為確定最合適的風險應對方法奠定基礎。根據《風險管理風險評估技術》(GB/T27921-2011),結合保險風險評估的特征,將風險識別、風險分析和風險評價環節中的標準化重點進行逐一解析,分析各環節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因素和方法,實現風險評估過程的標準化。

(一)風險識別標準化

風險識別是發現、列舉和描述風險要素的過程,也是風險評估過程中的基礎環節。風險識別的目的是確定可能影響保險事故發生的事件或情況,一旦風險得以識別,保險公司應立即對現有的控制措施進行識別。風險識別的范圍包括對風險源、風險事件及其原因和潛在后果的識別,識別的方法包括:1)基于證據的方法,例如檢查表法以及對歷史數據的評審;2)系統性的團隊方法,例如專家團隊遵循系統化的過程,通過一套結構化的提示或問題來識別風險;3)歸納推理技術,例如危險與可操作性分析方法等。此外,也可利用各種支持性技術來提高風險識別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例如頭腦風暴法和德爾菲法等,但無論采用哪種技術,其關鍵是在整個風險識別的過程中要認識到人的不安全行為、物的不安全狀態以及組織管理制度的有效性。

(二)風險分析標準化

在風險分析過程中,重點應當考慮導致保險風險發生的原因和風險源、風險事件的正面和負面的后果及其發生的可能性、影響后果和可能的因素、不同風險及其風險源的相互關系以及風險的其他特性,還要考慮控制措施是否存在及其有效性。為確定風險等級,風險分析通常包括對風險的潛在后果范圍和發生可能性的估計,該后果可能源于一個時間、情景或狀況。在某些情況下,風險可能是一系列事件迭加的結果,或者由一些難以識別待定事件所誘發,在這種情況下,風險評估的重點是分析系統各組成部分的重要性和薄弱環節,檢查并確定相應的防護措施。風險分析的方法可以是定性的、半定量的、定量的或以上方法的組合。定性的風險分析可通過重要性等級來確定風險后果、可能性和風險等級,如“高”、“中”、“低”3個重要性程度。半定量法可利用數字評級量表來測度風險的后果和發生的可能性,并運用公式將二者結合起來,確定風險等級。定量分析可估計出風險后果及其發生可能性的實際數值,并產生風險等級的數值。

(三)風險評價標準化

風險評價將包括風險分析的結果與預先設定的風險準則相比較,或者在各種風險分析結果之間進行比較,確定風險的等級。風險評價利用風險分析過程中所獲得的對風險的認識,對外來的行動進行決策,包括:1)某個風險是否需要應對;2)風險的對應優先次序;3)是否應開展某項應對活動;4)應該采取哪些途徑。依據風險的可容許程度,將風險劃分為如下三個區域:不可接受區域、中間區域和廣泛可接受區域。不可接受區域內無論相關活動可帶來何種收益,風險等級都是無法承受的,必須不惜代價進行風險應對;中間區域內的風險應考慮實施應對措施的成本與收益,并權衡機遇與潛在后果;廣泛可接受區域中的風險等級微不足道,或者風險很小,無需采取任何風險應對措施。

五、結語

篇(7)

關鍵詞：風險；金融風險；經濟學；再考察

0.引言

風險是由信息缺陷造成的，而信息缺陷產生于私人信息，分工導致了私人信息的形成。因此，風險是以分工作為起點的?，F階段金融是經濟的核心，而金融風險是現代經濟風險的主要體現，風險的表現形式主要是金融風險。這兩個概念是經濟學中重要的概念，深入學習認識這兩個概念對企業的投資建設有著巨大的意義，因此研究這個金融風險和風險是一項緊迫的課題。

1.風險分析

1.1內生性風險

在經濟學中，內在風險主要由于信息分布不集中，不對稱造成的。從本質上來講，信息具有空間分布不對稱性，而每一個人所擁有的信息種類和信息儲量也是不相同的，這就是私人信息。由于現在市場經濟制度的改進和完善，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個體之間信息含量的差距，使得個人信息分布不對稱現象嚴重，并且情況越來越嚴重。內生性風險有兩種表現形式：逆向風險和道德風險。在合約簽訂之前，主要的內生性風險是逆向風險，而道德風險主要發生在合約簽訂之后，人在中間委托人不能夠觀測監督的地方決定是否要采取措施，從而最終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這種行為對中間委托人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嚴重威脅了委托人的自身利益[1]。

1.2外生性風險

由于信息不完全造成的風險是外生性風險。人在自然界中會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因此人們獲取的信息始終是殘缺不全的，所以人們只能夠認識真理卻永遠也達不到真理的境界。在經濟學中，信息的不完全性是這樣理解的，每個經濟體中的各個組成成員對于經濟的發展狀況和未來的發展趨勢的信息量掌握比經濟體自身的信息儲量要小。外生性風險主要產生在微觀經濟體之外，人們自己的意志不能對外生性風險產生產生影響，所以外生性風險也可以稱作客觀風險。由于社會信息總含量不變外在性風險不會消失，會通過平均分配的方式對社會經濟造成影響。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人們對于自然中存在的信息量的探索越來越多，掌握的信息量也越來越多，在此情況下，外生性風險發生的概率越來越小[2]。

2.金融風險分析

2.1金融風險的外在表現形式和特點

由于社會中存在著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現象，企業的管理著沒有意識到這種信息的缺少現象，無法對目前個未來企業產品價格進行預測，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業決策是否在正確。這是金融風險的主要外在表現。金融機構具有內在的脆弱性、金融資產價格具有波動傾向、金融危機時時爆發、社會個體金融行為出現投機是四個可觀測的經濟現象。

對于市場經濟來講，金融風險往往能夠導致經濟收益和金融損失相互抵消，因此不回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但是由于個體信息并不是完整的，金融資產價格往往會由于機會主義模式的影響而產生波動，這對于市場預期的形成具有惡劣的影響，容易造成金融一體經濟的混亂現象。金融機構也是微觀的金融主體，也會受到內生性風險和外在性風險的影響[3]。

2.2金融風險的集中體現是經濟風險

現階段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所以很大程度上金融風險是經濟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貨幣與信用是界定社會中經濟活動不確定因素的主要影響因素[4]。

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在信息交換中充當一般等價物，使得社會商品在交易中能夠輕松的實現買與賣，正是由于這一點才有了價格，一般等價物的出現，使得不同商品之間的交易變為了現實。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是生存與發展到重要條件，由此可見，現代經濟發展狀態和未來經濟的發展趨勢信息不完全使得價格狀況與未來的變化有著同樣的不確定性，而外生性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是金融風險，一定程度上來講外生性風險的演化和發展是金融風險。

3.總結

本文主要對經濟學中的兩個重要的基本概念風險和金融風險做了詳細的闡述和深入的研究與分析，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了解認識這兩個概念，深入了解學習風險和金融風險能夠避免投資風險，減少經濟損失。通過本文的介紹能夠進一步推動經濟學中這兩個抽象概念的發展和深化，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

參考文獻

[1]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國有股減持”課題組.國有股減持修正案的設計原則、定價機制和資金運作模式[J].經濟導刊，2011，13（5）：101-110.

[2]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有股減持”課題組. 國有股配送的價格確定與方式創新[J]，2011，13（5）：113-116.

[3]管毅平《宏觀經濟波動的微觀行為分析：信息范式研究》，立新會計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