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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音;音韻;對比;朝鮮漢字音
一、朝鮮漢字的歷史
自古,中韓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進行了廣泛的交流,以漢字和漢文化作為載體的文化交流更為密切。古代朝鮮由于沒有自己的文字,借用漢字的意義和發音來書寫韓國語言,即所謂的“借用漢字標記法”。漢字作為韓語書寫的重要手段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國的許多史書記載以及韓國的歷史文獻都可證明這一事實。早在漢朝在朝鮮半島創立四郡開始,漢語便已傳入朝鮮,這些從《三國史記》、《三國遺事》、《雞林類事》等以及一些諺文材料、吏讀材料、古代朝鮮的歷史文獻資料中可以清晰看出。漢字一直作為古代朝鮮的正式文字使用。“借用漢字標記法”主要有三種方法:吏讀、口訣、郷札。很多學者均認為早在上古時期,漢語便對韓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直至15世紀朝鮮,即1443年,由申叔周創制出了《訓民正音》,作為朝鮮語的標準文字記錄工具,但是漢字仍然是朝鮮公文的正式書寫工具。
二、朝鮮漢字音的概念
在古代朝鮮與古代中國交流的過程中,特別是朝鮮在借用漢字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漢字及漢語語音的影響,在此過程中,便產生了不論是對于韓國還是對于中國音韻史都有著重要意義的語音資料——朝鮮漢字音。朝鮮漢字音,又叫“韓國漢字音”或者“高麗譯音”,這三種稱呼在本質上沒有什么區別,指的是包括韓國在內的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部分地區在內的廣大地域里正在使用的今兒曾經使用過的“漢字”的“讀音”。
三、朝鮮漢字音國外研究概況
對于韓語中的漢字音研究,已經有一個半世紀之久,在這方面的先驅者并不是中國人和韓國人自己,而是瑞典著名的漢學家高本漢,他利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結合漢語音韻學已經取得的一些成果,來研究《切韻》音系,在研究過程中,他使用了現存的漢語各地方音和朝鮮漢字音等,構擬了《切韻》體系的聲母和韻母系統。在此之前,研究者們一直專注于通過古代典籍來研究漢語音韻學,而高本漢的這一方法開拓了研究的新境界,拓展了研究思路,使得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對音材料的研究,特別是朝鮮漢字音,研究涉及朝鮮漢字音的來源、性質和演變等一系列問題。
與高本漢同時代的法國漢學家馬伯樂,著有《唐代長安方言考》。馬伯樂基本同意高本漢的觀點,而且還進一步地對朝鮮漢字音的形成過程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著名學者有阪秀世提出,朝鮮漢字音的基礎方言是10世紀宋代的開封音。河野六郎則提出朝鮮漢字音的基礎方言應該是唐代長安音,并指出朝鮮漢字音有兩個層次。
一些日本和韓國學者將朝鮮漢字音與日本漢字音進行比較研究,例如:河野六郎的《朝鮮漢字音日本吳音》、藤井茂利的《推古期遺文假名朝鮮漢字音》、高昌植的《韓日漢字語·音韻比較》等。
韓國和朝鮮國內也有很多學者研究朝鮮漢字音,例如辛榮泰、北朝鮮學者柳烈、韓國學者趙世用、李基文、崔愛玲、嚴冀相、金完鎮、樸炳采、俞昌均、樸慶松等在朝鮮漢字音方面的研究都有著很重要的貢獻。朝鮮、韓國學者構擬出中古和上古朝鮮語的語音體系,加深了朝鮮歷史演變過程。
四、朝鮮漢字音國內研究概況
在朝鮮漢字音受重視之前,研究古漢語主要是圍繞古代幾部重要的韻書而展開,例如《切韻》、《廣韻》等,由于漢字是表意體系的文字,隨著時間的推移,聲音的變化無法直接從漢字上看出,因此僅依據基本韻書很難準確推出古代漢語的發音面貌。朝鮮漢字音作為古代漢語音系和古代漢語音系互協的產物,被中國和韓國音韻學家視為研究古代漢語和韓語的一扇窗戶,逐漸得到重視。
起初學者們還是以語法和詞匯為研究主要方面,很多學者都是針對這兩本書中的語法及詞匯現象進行討論,例如:熙(1958)的《書后》,文章主要是對成書年代和版本問題的探討,八十年代以后,謝曉安等《與語言研究》、李泰沫《四種版本語言研究》,康宴鎮《研究—諸書之著成及其書中漢語語音語法之析論》、梁伍鎮《語言研究》。謝曉安等合作撰寫的《與語言研究》是一部對《老乞大》和《樸通事》二書的語法進行全面研究的專著。他們利用先前編好的《與索引》對二書的語法面貌進行了系統的描寫和定量統計分析。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逐漸發現了朝鮮漢字音對于研究古代漢語音系的重要性,著作和成果也逐漸增多。胡明揚的《和中所見的漢語、朝鮮語對音》依據對音材料整理出16世紀北方漢語的語音系統;姚俊的《朝鮮語語音研究》通過對三個版本的老乞大語音探討,結合語音的組合特點,擬構出當時朝鮮語的音位音值,并在此基礎上對《老乞大》所反映的16世紀到18世紀朝鮮語的語音變化進行描寫;金基石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探討了朝鮮對音文獻里反映地近代漢語語音問題。金基石指出:在朝鮮李氏王朝刊行的《洪武正韻譯訓》、《四聲通考》、《四聲通解》、《翻譯老乞大》和《翻譯樸通事》等一系列漢朝對音韻書和教科書文獻里,保存著朝鮮漢學家對漢語近代音尤其是入聲字的真實描寫和深刻論述。(作者單位: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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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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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牘的解釋
(1)官屬數十人持校印紱三十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勞庸
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孫不知將
(敦981)〔1〕
官屬,即屬官府管理的人,實際上是無人身自由,并為官府從事勞動的人,是相對于私屬而言,王莽改制,稱奴婢為私屬,而漢代本也有官奴婢。《漢書》卷七十二《貢禹傳》:“諸官奴婢十余萬,......稅良民以給之?!焙游鬟吶灿信荆?/p>
永光五年六月辛卯敦煌太守禹謂玉門都尉
毋所爭取粟五十石時丞相臨予以奴婢多
(敦1558)
校尉,是漢代軍隊高級武官?!稘h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應劭注曰:“自上而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又引張晏注曰:“有卒徒武事故曰尉”?!稘h書·衛青傳》顏師古注曰:“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謂一?!??!稘h書·陳湯傳》:“(湯)益置楊威、白虎、合騎三校?!睅煿旁唬骸耙恍t別為一部軍,古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毕旅娼又终f:“即日引軍西行,別為六笑,其三校從南道,逾蔥嶺經大宛,其三校都自將......”。校尉當是根據這一部一校的編制而來。漢代特設的校尉和都尉,級別都相當高,均為秩二千石或秩比二千石,如《漢書·百官公卿表》所列的護烏桓校尉、護羌校尉、故騎校尉等。在進攻匈奴的朝廷大將直接指揮的部隊中,也設置有校尉,如李廣利的軍中有執馬校尉、驅馬校尉,衛青軍中有輕騎校尉。那么這里的校尉指的是什么樣的校尉呢?我們結合敦煌漢簡中的材料進行一番分析。敦煌簡中有一皇室的詔書
尚書臣昧死以聞
制 曰可購校尉錢人五萬校尉丞司馬千人候三萬校尉
史司馬候丞二萬書佐令史人萬
(敦1300)
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校尉屬下還有秩次較低的校尉丞、司馬千人、候長等,再往下還有校尉史、司馬候、丞、佐令史。(1)簡出土于馬圈灣,當與王莽時期征西域這一重大事件有關。天鳳三年(公元16年),五威將王駿率兵征西域,戊己校尉郭欽、左率何封率軍配合。除郭欽外,王駿所部的校尉還有射聲校尉任巨通。因此,我們認為,這里的校尉很可能是王莽時期駐扎敦煌的軍隊中的一位高級軍官。紱,系印的絲帶?!稘h書·匈奴傳》:“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若新紱”。
驢,是漢代敦煌地區常見的蓄力,簡牘中常見,如
鐘政■私驢一匹雛牡兩 丟齒六歲
久在
(敦536)〔2〕
名曰勞庸,就是打著勞庸的名義。勞庸即被雇傭。漢簡中的庸不僅指雇工、雇傭、或傭工,含義更為廣泛,謝桂華先生認為有“取庸代戍”的含義。在(1)簡中的意思為雇傭。
部校,同校尉。以下(1)簡文的意思是:除校尉以外,城中其他的人都不要說這件事,顯然這次到蜀地的長途勞作是一次秘密行動。
(2)、出廣漢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二十給吏秩
百一人元鳳三年正月盡六月積六月
(居90.56,303.30)〔3〕
廣漢為漢代蜀地郡之一。稯是粗布。古代布帛在二尺二寸的幅度內以八十根經為幅的稱八稯布。元鳳為西漢昭帝年號,公元前80年——前75年。
(3)、正月癸酉河南都尉忠丞下郡太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
用者實字子功年五十六狀黑色長須建昭二年八月
庚辰亡過客居長安當利里洛陽上商里范義壬午實買
所乘車馬更乘牡馬白蜀車 布 并涂載布
(居157.24A)
這是一條有關漢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9年)追捕逃亡者的簡。此人籍貫為洛陽上商里,曾客居長安,逃跑時乘的車駕一匹公馬,馬為白色。蜀車為一專用名詞,當為蜀地造的車。
(4)、......蜀椒四分桔梗二分姜二分桂
(居136.35)
蜀椒為調料,這里是作中藥用。邊塞寒苦,常患各種疾病。這條簡是一處方簡。河西所見產于蜀地的藥用物還有“蜀署”。
(5)、 常安今月十二日到拘校敦德泉谷日聞如公之蜀中軍試士
(敦226)
這是王莽時期的一條簡,王莽改敦煌為敦德,常安為長安。拘校,陳槃先生謂:有鉤稽比較之意。這里有檢查核對的意思。公指某人,是漢代對所尊重的人的稱呼。蜀中軍試士,可理解為到蜀地去招募戰士。分析以上諸條簡文,我們可確知:
至遲在西漢昭帝時,河西走廊已與蜀地有了經濟貿易方面的聯系;河西走廊在王莽時期已與蜀地有了直接的貿易來往,上述(1)簡是明確的證據。這種交往主要通過官吏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調動人力和畜力等進行的。至于為什么由官商進行這樣的長途販運,我們認為這可能與漢代對商人課以重稅有關,這種重稅抑制了商人從事這類長途販運。正如《史記·平準書》所謂:“天下已平,高祖乃命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p>
二、考古所見河西走廊與蜀地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根據簡牘記載,車、布、藥材等都是在河西被廣泛使用的物品,再根據以上簡牘中有關蜀地物品的內容,可以肯定這些物品有蜀地生產的。除此而外,河西漢墓的隨葬品中有許多是來自蜀地的,如武威磨嘴子漢墓的漆器,銅扣耳杯上刻有“乘輿”字樣,意思為皇室專用,均為蜀地生產。河西漢墓的葬俗與蜀地有相同處,而且這種相同處具有排它性,除蜀地及包括今云南、陜西漢中地區外,其他地區都沒有。如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枝干狀的連枝燈與四川及云南、漢中等地出土的銅質搖錢樹的造型十分接近,類似造型的這類器物在武威晉墓和酒泉漢墓中均有出土,連枝燈和搖錢樹的座也與四川等地的相同,如磨嘴子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伎樂,武威晉墓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三神山(嬴洲、方丈、蓬萊)。錢樹是一種時代特征明顯的隨葬器物,出現于東漢前期,而到東漢晚期前后最為盛行。一般來說其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類:(1)頂飾上的配置以佛像為中心;(2)枝干上有西王母,一般是坐在龍虎座上,周圍有花卉植物和玉壁等;(3)鳳鳥和人物等。反映了當時民間較為復雜的多神教信仰和崇拜。這種習俗反映了河西與蜀地之間在文化上的聯系和共性。
我們認為兩地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交流和共性,是由于兩地在經濟上的互補和交通上的直接相通所決定的,三星堆考古發現和近期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金面具和成噸的象牙器說明早在商時期蜀地文明就已發展到可以與中原相媲美的程度。秦漢時期,蜀地是重要的經濟區之一,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巴蜀沃野,地饒 、姜、丹沙、石、銅、鐵、竹、木......然周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經過文景之治,巴蜀經濟進一步發展,成都是著名的商業中心,位列“五都”。林果業有“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4〕冶銅業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產銅之地有越 郡之邛都,益州郡之俞員、來唯、 古,犍為郡之朱提。紡織業方面,蜀布不僅遠銷邊郡,如河西的敦煌、居延等地,而且還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張騫通西域,曾在大夏見到蜀布。東漢末期,蜀錦名揚天下,〈〈后漢書·公孫述傳〉〉說:蜀地的“女工之業覆衣天下?!薄逗鬂h書·西南夷傳》也說:蜀地“土地沃美,宜五谷蠶桑;知染采文繡;
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有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另外,漆器業也很發達,蜀地制造的銅扣錯金銀漆器時稱“銅扣銀耳”,十分的珍貴,漆器遠銷到今蒙古和朝鮮半島,朝鮮樂浪漢墓出土的漆器上有刻寫“乘輿”二字的。古代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狀況的重要標尺,我們根據《后漢書·郡國志》統計了蜀地諸郡與河西諸郡的人口數,這說明兩地在經濟上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郡名人口數(單位:萬)
廣漢10
犍為7
益州47
武都15
武威4
張掖6
敦煌1
河西走廊地區手工業落后,但畜牧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這除了由于河西地區地廣人稀,水草易畜牧這一自然條件外,與漢朝中央政府開發河西走廊的舉措是分不開的。漢朝中央政府的開發措施包括設立河西四郡、移民屯田、建立驛址等。《漢書·地理志》指出:武威以西的河西四郡,“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焙游髯呃冗B同了蜀地與河西這兩個經濟上互補地區的貿易往來。封建社會的長途貿易一般是以物物交換為主要特征的,蜀地的各種手工業品被運到了河西.據我們統計,河西地區來自內郡的物品是十分豐富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還有邯鄲造的工具、河內工官造的弩機、南陽造的刀等。我們認為河西用以與蜀地交易的貨品主要是馬、驢等牲畜。
蜀地山路崎嶇,交通不便,大量的手工業品和農副產品的運輸,需要以馬為主要畜力進行,如果要在外地引進馬匹的話,距離較近的河西自然是最佳選擇。然而一個新的問題就擺在了面前:《史記·貨殖列傳》謂關中:“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而其地距河西也近,但河西,甚至其他地區為什么很少有關中的物品呢?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皇室是一個龐大的消費體,用度巨大;二是關卡林立,市場管理嚴格。另外從關中到河西的道路屬于漢中央政府竭力經營的官道,居延簡中的“刺書簡”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一般商人或官商要通過是比較困難的。這種情況下選擇一條方便而又實惠的道路來交往就很自然了。
(三)、漢代蜀地通往河走廊的路線
蜀地不經關中而通往西域的路線,我們認為有兩條,一條是在關中的邊緣,從蜀地到漢中,再溯西漢水而上到天水。天水一帶是秦人的發祥地,近年在甘肅禮縣發現的秦先公陵園進一步說明,早在先秦時期,秦人已經開始以禮縣一帶為基地向東西南北開拓。漢代已開辟了從河西經天水到長安的驛道,新出懸泉漢簡中有一條簡牘確切地記載了這條道路的具體走向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東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三十,東南。東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長安四千八十......(V1611③:39)〔5〕
東漢初年,竇融與劉秀在天水合圍隗囂,竇是準備將要經過“高平道”,再迂回到天水的。我們認為居延新簡中的“刺書簡”記載的從河西到關中的道路,從高平也可以到天水,具體路線是:高平(今寧夏固原)——靜寧——莊浪——秦安,關于此問題我們已有專文進行過論證,此不贅述?!?〕另一條道路是從河西到青海,再經臨夏盆地逆大夏河或洮河到蜀地,逆大夏河的這條道路,學界前輩已有人進行過研究。馮漢庸先生指出:唐五代時有一條從西川不經過關中而直達西域的道路,唐時稱為“西川路”,具體路線經過川西北的松州和甘青交界處的積石山?!?〕日本學者松田壽男認為,公元5世紀末,吐谷渾王與北方的涼土(河西地區的地方政權)、夏國和南方的蜀地有了交往。〔8〕馬雍先生也說:“曹魏自不說,即令蜀國亦取道青海羌中與中亞有聯系?!薄?〕實際上漢代已經開辟了從從敦煌到今臨夏盆地的道路,有學者稱其為“祁連山道”,也有先生稱其為“羌中道”。這條道路的具體走向,初師賓等先生進行過論證?!?0〕我們在此主要論述這條道路的蜀地到臨夏盆地的具體走向。
從臨夏盆地到蜀地,中間橫亙著黃土高原到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過渡帶。這一帶的原始文化有許多共同點,早期的馬家窯文化的南緣就一直延伸到甘南、川北以及隴南地區的白龍江流域。在環繞我國東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地帶中,這個過渡帶占有特殊的地位。學術界普遍認為先秦時期文獻中的昆侖山就在四川、甘肅、青海交界的山區。有學者指出“巴顏喀拉山即昆侖之丘。今巴顏喀拉山南麓,石渠、德格等地屬丘狀高原地貌類型,可明顯分為三重。積石山即今阿尼馬卿山。巴顏“喀拉”為黑色或紫色之山。徐南洲先生說:“果落山正當巴顏喀拉山的‘東北隅’,‘昆侖墟’即巴顏昆侖山,為昆侖山(夏商及遠古)南支。.......朝云之國即軒轅氏黃帝,在今甘肅洮河流域。司彘即賜之為雷祖(嫘姐)之族,今若爾蓋西北的河湟地帶。.......韓流(乾荒即高陽、即高唐神女)與廣漢三星堆青銅人像對比,有 首、謹耳、人面 捉、鱗身、渠股、豚 等特征?!哧柲嗣碛谛m’正是三星堆遺址。阿女淖子來自蜀山。古之蜀山在今甘肅碌曲縣郎木寺至瑪曲縣之間。即若爾蓋泥炭沼澤的西北邊沿第一曲的北岸。故蜀山氏就是禹貢雍州‘渠搜’之族。《世本》等書稱淖子名昌仆,而昌意是她的祖輩。昌意也來自河曲。祖孫二人都是雷祖所生的卷族之裔?!薄?1〕童恩正先生指出:“早在新石器時代的后期,黃河上游氐羌系統的民族即有一部分向南遷徙,進入川滇諸省。其中有的在川西北地區與當地原有的民族雜居,發展了一種農耕而兼畜牧的文化。在定居農業的過程中,他們與羌族的區別日益顯著,從而構成了川西北氐族的先民。以后再從河湟進入當地的羌族,在經濟文化上似乎還受過他們的影響。在秦漢時代,此種文化的傳播已經遍及今阿壩、甘孜兩州和西昌專區的一部,達到了最為繁榮的階段。秦漢以后,川西北的氐族,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之中:一部分以嘉良夷、嘉戎族等名稱二見于歷史;另一部分則可能南下至川黔交界一帶,最終與漢、苗諸族同化。當我們在考察西南的古代民族史時,這一民族在開發川西北和溝通南北民族交流等方面的功績,乃是不應該忽視的?!薄?2〕
根據近年文物普查和考古發現的結果,我們認為從臨夏盆地到蜀地道路的具體走向為:
逆洮河而上的路:枹罕(今臨夏)或令居(今永登)——安故(今臨洮)——臨洮(今岷縣)——武都(今武都)——蜀地,需要說明的是漢代武都郡就被歸入益州刺史部。從安故到臨洮(今岷縣)的路段,循洮水北行,經今臨潭、卓尼二縣交界處,過九甸峽經渭源縣到安故(今臨洮)。1964年,在今岷縣二郎山發現一東漢時期的磚室墓。隨葬品中的漆器脫片上有漢隸文字,一為“蜀雒王仲作”、另一為“蜀郡峽岡三丸酒”?!稘h書·地理志》隴西郡條下有:“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入東入河,《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p>
逆大夏河而上的一條與魏晉隋唐時期的“西川道”相同。即由川西北的松、潘等地,進入甘南碌曲、瑪曲縣境,然后到夏河,與今川甘公路大體一致。
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在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西北部活動的游牧民族正是沿著這條道路往西南遷移的。如周貞王的時候“秦厲王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入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逾 隴?!薄?3〕這里只記述了游牧民族翻越隴山的史事,實際上這個大遷徙的歷程并沒有完結,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滯留在了隴南、甘南一帶,另一部分則繼續向前,溯洮河、大夏河而上到達蜀地。以后,秦人在這一帶與羌族進行過反復的爭奪。穆公霸西戎,羌人勢力西移,河湟間成為中心。秦獻公時,“兵臨渭首,滅狄 氏?!薄?4〕羌族首領 “畏秦之滅,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之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薄?5〕“河曲西數千里”與“渭首”之間的交通,正是要經過今洮河和大夏河的。從此以后,牦牛羌定居越 ,白馬羌定居廣漢,參狼羌定居武都,還有一部分留居湟中?!?6〕
漢代對洮河、大夏河流域的經營,目的是護衛關中、蜀地及切斷這里的羌族與匈奴的聯絡,保證關中通往河西道路的暢通。主要采取了設置護羌校尉和南部都尉,加強隴西塞的管理等措施。具體的進程分為以下幾步。
漢朝建立,蜀隴兩地被視為防御羌族進攻的前沿地帶,“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薄?7〕對于降服的羌人,除留一部分守隴西塞外,“徙留何于狄邊、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睗h武帝的時候,“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紈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余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薄?8〕漢遣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平擊之,始置護羌校尉。漢昭帝時,居住在武都的氐人與漢王朝發生了沖突,“趙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為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薄?9〕在此以后,宣帝年間漢朝以趙充國為為營平侯,在湟水流域屯田,對阻止匈奴和羌的進一步聯合,以及為更有效地控制從臨夏盆地通往蜀地的道路打下了基礎??梢钥闯?,趙充國對匈奴的用兵,正是在這條路的東西兩面進行的。東漢初年,燒黨羌威脅隴西、金城。班彪提出:“......在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20〕光武帝遂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睗h章帝建初年間(公元76——84),漢朝中央政府對羌戰爭取得勝利后,在洮河南岸筑索西城?!搬汶]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侯?!薄?1〕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屬先零羌的滇零與種羌向漢朝軍隊進攻,“斷隴道?!表樀塾澜ㄔ辏ü?26年),隴西校尉馬賢率七千人進攻羌族武裝,“戰于臨洮,,斬首千余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薄?2〕順帝陽嘉二年(公元133年),漢朝再次“復制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标柤挝迥辏ü?35年)由于對匈奴用兵失敗,“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余騎寇隴西,又燒陵園,掠關中,殺傷長吏......”〔23〕順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饑指累祖等三百級,于是隴右復平?!薄?3〕可以看出,從武都已經開辟了從臨洮(今岷縣)到武都(今武都)的道路,據悉在岷縣發現的漢墓中,曾出土帶蜀地制造的漆器。而從岷縣順洮河而下,就可以到達臨夏和蘭州一帶,而這里是通往河西的必經之地。近年,在甘南的臨潭、卓尼、合作等地也發現有漢代墓葬。這都說明漢代甘南、隴南地區都得到了開發。而這一開發是河西從這里通往蜀地的必要條件。 注釋:
〔1〕“敦”即《敦煌漢簡釋文合?!?,吳礽驤 李永良 馬建華校釋,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下凡“敦”的簡文均同。
〔2〕謝桂華《漢簡和漢代的取庸代戍制度》,見《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
〔3〕“居”即《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下冊,謝桂華 李均明 朱國昭校釋,文物出版社,
1987年。以下凡“居”的簡文均同。
〔4〕《漢書·食貨志》。
〔5〕《敦煌懸泉漢簡釋粹》, 張德芳 生編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6〕李永平《天水出土圍屏石塌刻繪圖案的內涵及相關的幾個問題》,待刊稿。
〔7〕馮漢鏞《關于“經西寧通西域路線”的一些補充》,《考古通訊》1958年第7期。
〔8〕松田壽男著 周偉洲譯《吐谷渾遣使考》,見《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9〕馬雍《東漢后期中亞人來華考》,見《新疆大學學報》“哲社版”1984年第2期。
〔10〕初師賓《漢代羌中道開辟小議》,見《西北師院學報》“哲社版”1982年第2期。
〔11〕徐南洲《古代蜀人是怎樣得名的》,見《社會科學研究》,1994年第6期。
〔12〕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傳播帶》,見《中國西南民族考古論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0年。
〔13〕、〔14〕、〔15〕、〔16〕、〔17〕、〔18〕、〔20〕、〔22〕、〔23〕《后漢書·西羌傳》。
〔19〕《漢書·趙充國傳》。
作者簡介
[關鍵詞]尹灣漢簡;《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綜述
1993年《兵車器集簿》出土于尹灣6號墓,連云港市博物館編《江??h尹灣漢墓群發掘簡報》首先公布了《兵車器集簿》圖版[1]。滕昭宗《尹灣漢墓簡牘概述》關注到《兵車器集簿》的價值,指出《兵車器集簿》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武器和車種[2]。《尹灣漢墓簡牘初探》介紹了《兵車器集簿》的基本內容,“所記分乘輿兵、車器和庫兵,車器兩大部分,逐項記載武庫所收藏兵、車器的名稱和數量。兩部分之末均有兵、車器種類及物件的統計數字,最后還有總的統計數字,共計240種23 268 487件[3]”。不過直到《尹灣漢墓簡牘》[4]一書的出版,才推動學界對《兵車器集簿》研究的真正開始。本文主要就《尹灣漢墓簡牘》出版后學界對《兵車器集簿》的研究成果加以綜述,以期對今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文本考釋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對《兵車器集簿》中的“薰毒(毒)”、“乘輿”等名物詞語逐一進行解釋[5]。張顯成《西漢遺址發掘所見“薰毒”、“薰力”考釋》著重對“薰毒”進行考釋,認為《兵車器集簿》中出現的“薰”主要是作為戰備藥物來使用,而不是李均明所指“熏煙的原料藁艾之類”[6]。張顯成《尹灣漢簡釋讀短札―讀》解釋了《兵車器集簿》中的“乘輿”、“弩檗”、“蜚樓行臨車”、“木卮”、“薄盧”等名物詞語,特別強調過去對“乘輿”的訓釋有誤。[7]張顯成《尹灣漢簡名物釋讀札記》在上文的基礎上,對更多名物詞語進行釋讀[8]。周群麗《尹灣漢墓簡牘整理研究》一文,對《兵車器集簿》全文作了考釋[9]。張顯成《從看尹灣漢簡的詞匯史研究價值》從《兵車器集簿》的傳統訓釋、漢語詞匯量、詞語用例缺無問題、詞語詞義產生的時代等角度強調尹灣漢簡在漢語言文字史方面的研究價值[10]。李解民《尹灣六號漢墓6號木牘所書其他文字初探》對《兵車器集簿》正面第三欄右下部和反面第五欄后部所書的文字進行了考釋。認為這兩部分文字在研究漢代社會的遺產繼承、婚姻制度、家庭結構等具有的直接的意義和特殊的價值[11]。魯家亮《讀所遺“置后”文獻小札》在李解民一文考釋的基礎上,研究認為這兩部分文字很可能都與漢代“置后”問題相關[12]。
二、東??の鋷斓男再|
關于《兵車器集簿》中出現的“武庫”的性質,學界主要有四種觀點:
(一)中央直屬武庫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永始四年武庫兵車器集簿”初探》依據東??の鋷熘賳T配置與器材統計皆未見于六號漢墓其他木牘中,認為武庫可能是漢朝設于東南地區的大武庫,不屬于東海郡直接管轄[5]。杜亞輝《從尹灣漢簡武庫集簿看西漢的武備建設》同意李均明的看法,也認為東??さ奈鋷觳粚儆跂|??ぶ苯庸茌牐侵睂儆谖鳚h中央[13]。袁延勝《尹灣漢簡所見西域史事探微》認為原為楚國武庫,七國之亂后被撤除,藏品移交直屬于中央的東??さ奈鋷?,管轄著新楚國、東海郡、沛郡等郡國的兵車與武器等器物[14]。
(二)長安武庫
[韓]李成《前漢帝國中央武庫收藏目錄之發現―關于尹灣簡牘〈永始四年武庫兵車器集簿〉之探討》從“武庫”的規模與掌管吏員、橐佗龜車、涇路匕首、郅支單于兵、烏孫公主使節、諸侯使節等方面進行論證,認為該武庫不會是東??忍卦O之武庫,而是“在長安的執金吾之屬官武庫令所管轄的漢帝國中央武庫”[15]。
(三)東??の鋷?/p>
邢義田《尹灣漢墓木牘文書的名稱和性質:江??h尹灣漢墓出土簡牘讀記之一》認為武庫藏品原為楚王之物,后移交給東??す芾恚宋鋷焓菛|??の鋷靃16]。
(四)楚國武庫
謝紹《江蘇尹灣漢簡所見的武庫與使節辨析》認為《兵車器集簿》中所見武庫非東??の鋷旎蛑醒胛鋷?,而原是韓信楚國武庫,后為劉交楚國武庫,一度稱彭城郡武庫,永始四年記錄器集簿時為中央控制下設在彭城的楚國武庫[17]。
三、兵車器、武庫制度研究
李均明《研究漢代武器裝備的珍貴史料―記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較早的注意到《兵車器集簿》在漢代武器裝備研究上的價值[18]。卜憲群《尹灣簡牘與漢史研究》指出《兵車器集簿》為探討漢代武庫制度提供了突破口[19]。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認為《兵車器集簿》是迄今所見有關漢代武庫器物最完備的統計報告,指標項目眾多,數列明確,為我們深入了解漢代武器裝備的情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其中兵車器排列順序,印證了漢代武庫的武器確實是分類存放的。此外,強調武庫中的皇室用品與非皇室用品分別記帳,不僅有政治上的意義(顯示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亦有經濟上的原因(經費來源有區別)。另對《兵車器集簿》所載器物分類加以敘述[5]。李斌《從尹灣看漢代兵種構成》一文,指出《兵車器集簿》的內容反映了漢朝軍事技術的進步,作戰方式和戰術發生的深刻變化[20]。杜亞輝《從尹灣漢簡武庫集簿看西漢對武庫的掌控》認為,《兵車器集簿》反映了當時兵器生產的盛況,從而使西漢政府擁有了可靠的物質基礎和武備保障,也說明了西漢時期中央軍隊人數眾多和戰爭規模龐大的真實性。對西漢地方武庫的功能、作用作了一番論述,認為西漢對地方武庫的嚴格掌控是皇帝獨占武力的一種手段,是中央集權制實施的重要保障,也是弱化地方勢力、防止民眾謀反,強化中央集權的標志[21]。朱紹侯《是東??し浅r期的檔案資料》認為東海郡武庫儲存過量兵器等反常情況,表明《尹灣漢墓簡牘》是東海郡非常時期的檔案文獻[22]。卜憲群《也談的性質》不同意朱紹侯的看法,認為漢代郡武庫究竟有多大,藏有多少兵器才屬于特殊或一般,因無其他資料可資借鑒,從理論上來說,不好把東??さ那闆r作為特殊情況處理[23]。
四、使節問題
關于“烏孫公主諸侯使節九十三”的斷句及反映的西域史實,引起了學界廣泛的注意。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初探》認為應斷為“烏孫公主、諸侯使節九十三”,指的是烏孫公主和有關諸侯出使時使用的旗形憑證[5]。李成《前漢帝國中央武庫收藏目錄之發現―關于尹灣簡牘〈永始四年武庫兵車器集簿〉之探討》基本同意李均明的斷句,但又指出這種斷句也存在不少疑問[15]。袁延勝《尹灣漢簡所見西域史事探微》認為,李均明和李成斷句不當。強調“烏孫公主諸侯使節九十三”不應斷開,而是完整的一句。具體的理解應為“烏孫公主與諸侯(交往)的使節九十三”,但也不排除楚王國向烏孫公主派遣使節的可能。指出《兵車器集簿》記載的“烏孫公主諸侯使節九十三”、“郅支單于兵九”兩項內容,蘊涵著可貴的西域歷史信息。烏孫公主諸侯使節揭示了烏孫公主與故鄉楚王國的密切聯系,“鄴支單于兵九”的收藏表明了漢朝誅滅郅支單于的重要歷史影響[14]。謝紹《江蘇尹灣漢簡所見的武庫與使節辨析》認為,烏孫公主諸侯使節應該不是烏孫公主派來楚國的使者所持的使節,而是楚國派往烏孫的使者完成使命后回復上交的使節,一直在彭城的武庫保存[17]。
綜上所述,現階段學術界對尹灣漢簡《兵車器集簿》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在許多問題上還未形成定論,如“薰毒”、“乘輿”等部分名物詞語的釋讀,《兵車器集簿》的性質,“烏孫公主諸侯使節九十三”的理解等等。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深入的研究,以厘清史實。筆者相信,隨著對《兵車器集簿》研究的深入,《兵車器集簿》的價值將會得到更多的體現。
注釋:
(1)以下簡稱《兵車器集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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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在古代人的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蹲髠?middot;成公十三年》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記·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急于祭。”梁啟超認為“有人與神與天相接之禮,則祭禮是。故曰‘禮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禮記·禮運》)諸禮之中,惟祭尤重。蓋禮之所以能范圍群倫,實植本于宗教思想,故祭禮又為諸禮總持焉。”祭祀是維系古代社會的主要支柱,祭祀的禮儀是每個人共同遵守的準則。因此祭祀對古代人們生活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兩漢時期是宗教、讖緯、迷信猖獗,巫術方士盛行,祭祀活動頻繁,幾乎是月月有祭祀?!讹L俗通義·祀典》記述“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漢代人認為祭祀已經是生活中平常而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正如《后漢書·祭祀》所記載:“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獺知祭祀,而況人乎。”史籍所見兩漢時期的祭祀活動不僅是時人精神生活的頭等大事,而且也是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墩摵?middot;祀義》曰:“世信祭祀,以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必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為祭祀之助,勉奉不絕。”
當前,學者對兩漢祭祀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以下幾個方面。
一兩漢祭祀文化及制度的研究
對兩漢祭祀文化進行專門系統研究的專著稀缺,主要有陳戍國的《秦漢禮制研究》和王柏中的《神靈世界秩序的構建與儀式的象征———兩漢國家祭祀制度研究》等,其著述主要從禮儀制度與國家政治關系的角度對兩漢國家祭祀進行研究,對地方的祭祀制度和民俗未談及。
研究兩漢祭祀文化的綜合性研究論文甚少。一類是對祭祀禮儀制度及習俗的研究,另一類是重要神靈研究。當代學者對兩漢祭祀禮儀關注的焦點主要在郊祀禮、封禪禮、農業祭祀等。主要從文化制度角度進行研究祭祀禮儀,對祭禮與文學的關系研究的深度遠遠不夠,如徐迎花的《東漢光武帝時期郊祀制度研究》、楊英的《東漢郊祀考》等。這兩篇論文只對郊祀禮儀進行簡單梳理和介紹,對東漢郊祀禮興盛的原因和對文學的影響并未提及。
兩漢時期信仰、崇拜的神靈很多。國家祭祀神系基本沿襲先秦時期的神系,出于當時種種現實的需要,其主要祭拜的神靈有伏羲、女媧、太一、西王母等。對這些神靈的研究當今學者主要集中在原型、神話流傳、演變過程等方面。學者們一般關注的是伏羲、女媧傳說的原型、神格和神話傳說的文化意義等。從神話傳說角度研究伏羲的學者有孫瑋、孫海洲、何新、劉雁翔、李炳海、常金倉等。新時期以來,女媧研究的中心問題主要集中在女媧神話的流傳、演變、伏羲女媧的關系、女媧的族屬及其原型和社會文化史的意義等方面。如楊利慧的《女媧的神話與信仰》、《女媧溯源———女媧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測》二書可以說是近年來女媧研究的總結。近年來學者對太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學、宗教兩個方面。從哲學角度,學者認為太一是宇宙的本原。從宗教方面則認為太一是宗教神靈,學者們對太一的神格和流傳進行了梳理和考察,但對漢代太一祭祀興盛的原因和太一的祭祀文化意蘊還未論及。西王母是當代學者研究的熱點。從歷史學、地理學的角度解讀西王母原型的,如王偉章的《西王母形象考》、王衛東、曾煜的《西王母原型新探———上古巫文化研究之四》等。從宗教角度研究西王母宗教神學思想及受崇拜的原因,如李東峰、楊文艷的《漢代西王母與東王公神話的歷史考察》、周靜的《兩漢時期的西王母信仰》等。還有的以畫像石、銅鏡銘文等作為第一手材料,如汪小洋的《漢畫像石中西王母中心的形成與宗教意義》、鄭先興的《漢畫中的西王母神話與西王母崇拜》等。漢代諸神靈研究,學者們或從宗教學或從神話傳說角度去探究神靈原型,還未有學者從漢代祭祀文化的源流角度去探討這些神靈崇拜祭祀興盛的原因,以及這些神靈祭祀崇拜對祭祀文學的影響。
二漢代思想對祭祀文化的影響
漢代是一個思想比較發達、活躍的時期,研究漢代思想的專著比較多,如于迎春《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龔鵬程《漢代思潮》,李中華《神秘文化的啟示———緯書與漢代文化》,徐興無《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等。李中華《神秘文化的啟示———緯書與漢代文化》,一書從緯書與漢代經學、緯書與漢代哲學、緯書與漢代倫理、緯書與漢代科學、緯書與文學藝術、緯書與漢代神話等方面闡述了緯書與漢代文化的關系。緯書是沿著董仲舒的天人論的路數發展推衍而成,故其文學理論亦屬“比德說”范疇。但不同的是,緯書更強調人與神的關系,其體系的基調與核心乃宗教神學,故其文學理論亦摻雜了神啟或天啟的內容。所以研究漢代文學緯書也不應忽視。
研究漢代思想的學術文章也很多,馮維林在《論讖緯與漢賦創作的關系》一文中認為讖緯與漢賦創作的關系是“讖緯不僅在漢代政治領域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對漢賦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賦創作的實際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讖緯在漢展的階段性特征。”[2]吳賢哲的《漢代神學思潮與漢樂府郊廟、游仙詩》一文認為“漢代神學思潮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帝王的造神活動是漢代神學思潮涌動的內在動力,方士的積極參與是漢代神學思潮向前發展的外在推力,漢儒的天人感應、祥瑞災異學說是漢代神學思潮的理論基礎,方士和儒生的結合衍變出了讖緯神學,并導致了經學神學化和神秘化。漢樂府機構的發展和擴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適應漢代神學思潮的需要,漢樂府中的郊廟、游仙詩是漢代神學思潮的直接產物,反映了漢代神學思潮的某些思想內容。”[3]方蘊華在《陰陽在宗教祭祀文化中的動態功能》一文中認為“祭祀文化中的‘陰陽’,當其反映尊卑等級觀念時,其內部的對應形式得到迅速的擴展,使錯綜復雜的社會倫理關系得到‘綱常’序列化表現,‘陰陽’在祭祀文化中的動態功能使中國古代文化彰顯出‘倫理本位’特征。”[4]具圣姬在《漢代的鬼神觀念與巫者的作用》一文中認為“漢代人信奉鬼神思想,漢代巫者是民間信仰的掌握者,事鬼神者,占卜者。因此他們在官府或民間能主管祭祀,進行下神、事神、占卜、依托鬼神的活動是神人之間的媒介者。”[5]
此外還有詹蘇杭的碩士論文《讖緯與漢樂府》認為由于漢代帝王的好大喜功、尋求長生及方士的鼓吹等原因漢代讖緯思想興盛,讖緯對漢代樂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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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郊祀詩產生的影響最大,郊祀詩中有很多內容是讖緯思想的反映。張文安的博士論文《周秦兩漢神仙信仰研究》認為漢代的神仙信仰在漢武帝時期開始興盛后來由貴族化發展為平民化,同時神仙思想的興盛促進了道教的形成。
三祭祀禮儀與兩漢祭祀文學研究
當今學者對兩漢祭祀文學的研究多伴與祭祀禮儀一起研究,其主要可分為:漢賦與祭祀文化的關系、祭祀詩與文化的關系、封禪文學三類。漢賦與祭祀文化的關系,主要從宗教思想對文學的影響和文學對政治的反映來進行研究,如王振軍的碩士論文《漢賦與漢代國家宗教研究》主要從郊祀禮、明堂制度、封禪祀典、太一崇拜等方面闡述了兩漢國家宗教對漢賦和賦家的滲透和影響。祭祀詩研究主要針對祭祀禮樂制度進行研究,而未對祭祀詩的文學性、祭祀詩與《詩經》《楚辭》的承繼關系以及祭祀詩中的神系進行研究。如許倩的《漢〈郊祀歌〉與漢武帝時期的郊祀》一文只考述了郊祀制度的宗教思想與用樂制度,對《郊祀歌》的文學性并未論及。
封禪文學研究,主要從禮儀文化的角度對封禪文學進行研究,如楊曉芳的碩士論文《封禪文學研究》從封禪的源起與封禪歷史、封禪的思想基礎、封禪禮樂、封禪的現實功效等方面來闡述封禪文學的內容及思想。但迄今為止,全面、系統的從文化角度研究兩漢祭祀文學的論文還鮮見。
四國外學者對漢代祭祀文化的研究
論文關鍵詞:《晉書·載記》,異族君主,文學
西晉滅亡以后,司馬氏在江南重建政權,史稱東晉(317-420年)。在北方,從劉淵建國到北魏統一北方(304-439年)的130多年時間內,各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和漢族官僚地主,在混戰割據中紛紛建立政權,歷史上叫做五胡十六國時期。這是繼春秋戰國之后第二次民族融合。
一
在學界有這樣一種看法,把五胡十六國的入主與歐洲史上蠻族南下滅亡羅馬帝國的事件相比,認為后者造成了歐洲的“中世紀”,五胡入主則為魏晉的“封建化”一錘定音。對此,閻步克先生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化,幾乎全是以全盤拋棄羅馬的帝國體制和古典時代的文化為代價的,故有“黑暗時代”之稱;而十六國對漢制和漢文化,卻表現了相當不同的態度?!?】盡管十六國是個戰火不斷、人民慘遭痛苦、生產嚴重破壞的時代,但事實上五胡十六國時期,各民族政權在文化、政治制度以及社會經濟等方面都在逐步漢化,而且此時的統治者并沒有遺棄文教同時也加強了自身的文學修養。趙翼先生也曾說到“晉《載記》記“諸僭偽之君,雖非中國人,亦多文學。”【2】筆者對《晉書·載記》中有文學之才的君主做了個初步的統計,現整理如下:
首先看匈奴:劉元海(淵)。《晉書》卷一一《劉元海載記》云:“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妒贰贰ⅰ稘h》、諸子無不綜覽。”
劉聰。同書卷一二《劉聰載記》云:“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余篇、賦頌五十余篇。”
劉曜。同書卷一三《劉曜載記》云:“幼而聰慧……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
赫連勃勃。同書卷一三《赫連勃勃載記》記,赫連勃勃聞劉裕遣使來,預命皇甫徽為答書,默誦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為書,裕觀其文曰:“吾不如也。”由此可知,其文學水平應該也不錯。
從以上可以看出匈奴君主不僅好學,還喜讀經史。劉淵以他的漢文化程度,在起兵之后,冒充漢后,以相號召。赫連勃勃,大夏的建立者,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后,劉元海之族。
羯族:
石勒。石勒是個不識字的君主,但卻很喜歡文學,常讓人給他讀史書。悟性極高,戰略眼光非凡,往往一語中的。在《晉書》卷一五《石勒載記下》中記載:“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后,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
羯族文學水平較匈奴要低些,石勒自己雖大字不識,但仍然愛好文學,這是深受漢文化影響的結果。
鮮卑:鮮卑有慕容鮮卑、河西鮮卑以及隴西鮮卑等部族。首先來看慕容部。
慕容皝?!稌x書》卷一九《慕容皝載記》云:“尚經學,善天文。……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余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五十篇,以教胄子。”
慕容儁。同書卷一一《慕容儁載記》云:“博觀圖書,有文武干略。”“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
慕容寶。同書卷一二四《慕容寶載記》云:“及為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
慕容德。同書卷一二七《慕容德載記》云:“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
河西鮮卑:
禿發傉檀。同書卷一二六《禿發傉檀載記》云:“少機警,有才略。”韋宗贊其曰“明世大才、經論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
鮮卑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少數民族,在十六國政權中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秦、南涼、南燕,北燕。他們都愛好儒學,博覽群書。漢文化水平也較高,建立的國家,比匈奴、羯人所建國家,漢化色彩更濃。
氐族:
苻堅?!稌x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云:“八歲,請師就家學。……性至孝,博學多才藝。”“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整理稱舉,學校漸興。”苻堅在推行漢文化這方面,在少數君主當中是比較全面和成功的。
苻丕。同書卷一一五《苻丕載記》云:“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
苻登。同書同卷《苻登載記》云:“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
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就曾指出:“氐人不僅學儒,而且學玄,漢文化水準之高,在五胡中鮮能與比。”【3】氐族對吸收漢族先進文明的態度是比較積極的,其中尤以苻氏集團為最。后人對苻堅在推行漢化以及在民族融合方面的貢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如蔣福亞先生在《前秦史》中說道:“像苻堅這樣振興儒學,重視文教的統治主,非但在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統治主中,就是在我國歷史上,亦不多見。”
羌族:
姚襄?!稌x書》卷一一六《姚襄載記》云:“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
姚興?!稌x書》卷一一七《姚興載記上》云:“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勖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姜龕、淳于岐等,皆耆儒德,門徒各數百人,興聽政之暇,輒引龕等講論。”
姚泓。同書卷一一九《姚泓載記》云:“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
應該說這時的羌人漢文化水平還是比較高的,有些甚至可以與氐人苻氏相伯仲。從史書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姚興時期漢文化事業是發展比較興盛的。
巴人:
李流?!稌x書》卷一二《李流載記》云:“少好學。”
李雄。同書卷一二一《李雄載記》云:“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
李期。同書同卷《李期載記》云:“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
李壽。同書同卷《李壽載記》云:“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
盧水胡:
沮渠蒙遜:《晉書》卷一二九《沮渠蒙遜載記》云:“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
趙翼先生曾評說:“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為急,而仍兼文學如此,人亦何可輕量哉。”【4】確實如此。
二
十六國時期,各少數民族統治者都不同程度的加強自身漢文化修養,同時在國內也不遺余力的發展文教事業,是與當時的環境以及君主自身素質密切相關的。
一、深受當時的歷史環境影響。魏晉南北朝時北方陷入了大混戰時代,社會動蕩不安,士人流徙。原來一直處于被統治地位的各少數民族紛紛建立政權,不斷吸收漢民族文化,大批漢族豪門士族和俊杰之士進入政權,如張賓、王猛等都成為了這些君主們的左膀右臂,推行儒家思想及漢族政治制度,漢族文化和意識形態逐漸占住了主導地位。正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5】他們懂得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必須任用士人,認同漢族封建文化。各統治者紛紛推廣漢文化,設置專門機構,教授生徒學習漢文經典,并從學生中選拔官吏,從而逐漸提高全統治區的漢文化水平,從先進的中原地區傳播到偏遠地區。“將中華民族古老而成熟的文化,從典章制度、禮樂教化到生產技術都傳播給少數民族”,由此“促進了北部中國的教育普及,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水準,促進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進一步融合。”【6】
二、儒家思想及正統意識的強大吸引力。儒家學說在歷朝政治生活中都占有著重要地位,在西漢武帝時甚至確立了正統地位。在十六國時期,其影響力仍是不可估量的。這一優良傳統便為此時的少數民族君主所承襲,并加以創新,融入草原文化。苻堅推行以儒家寬懷仁義、忠孝恩信為準則的民族政策,雖說這一政策給前秦王朝帶來了致命的傷害,但不能不說儒家“仁”思想的結果。正統意識,一直是少數民族所追逐的。在這一方面表現出對漢文化的認同就是強烈的“大一統”觀念。匈奴劉淵起兵反晉就自稱“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以漢朝繼承者的身份“紹修三祖之業”。后趙皇帝石勒曾說:“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并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仍然是一統天下的口氣。前秦伐晉也是如此??v觀《載記》發現各少數民族君主無一不是都以“正統”所在自稱。
三、各少數民族君主自身對漢文化的尊崇。異族君主不僅自身有著很強的文學修養,同時對文化教育事業也是盡心盡力。石勒、苻堅、慕容皝、姚興、慕容德等異族君主,都有親臨考校、躬親獎勵、黜陟任用的記錄。前趙、后趙、前秦、前燕、南燕等都有學校,其學生從數百到上千人不等。后秦之主姚興,讓儒生在首都長安立學教授,諸生自遠方而來的成千上萬。而在同時間的東晉,國家學校不過百十人,而且時有時無,管理散漫。雖說東晉文化是十六國無法比擬的,但異族君主在對文化教育所做的努力卻是東晉王朝統治者望塵莫及的。清人李慈銘曾十分感慨:十六國“雖旦夕小朝,兵戈云擾,而文教之盛,轉盛江東,豈非盜亦有道者歟?!”
三
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了使政權得到鞏固,以控制文化素質較高的漢民族,因此加強自身文學修養,學習經史,發展文教,以團結和拉攏漢族士人。這是北方少數民族在歷史進程上的重大進步。十六國時期的各少數民族政權,他們開創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給中華民族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增添了新的內容,其不同程度的漢化措施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時也為以后北魏孝文的改制創造了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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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趙翼著,王樹民校正.廿二史札記(卷八)[M].北京:中華書局,2005.第164頁.
【3】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M].合肥:黃山書社, 1999.第104頁.
【5】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70頁.
【6】宋大川,王建軍.中國教育制度通史(卷二)[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第53頁.
[關鍵詞] “把”字句 偏誤 習得 格助詞
“把”字句是漢語中的一類特殊句式,同時又是對外漢語教學的重點和難點之一。很多語言中都沒有和“把”字句相對應的句式。在句法結構上,韓國語語序“sov”與漢語中“s把ov”的語序在結構上有相似點。在語言分類上,韓國語是主題、主語并重的語言,漢語是主題突出的語言。在文化方面上,中韓兩國文化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此,韓國學生習得“把”字句與使用偏誤上,和別的國家的學生有所不同。
一、在韓“把”字句教學
初級階段的“把”字句教學以教材的(北語出版社的漢語教程第二冊下的第五十~五十一課),“把”字句例句開始入門。教材的“把”字句定義是介詞“把”及其賓語作狀語的句子叫“把”字句?!鞍选弊志浔硎緦Υ_定的人或物(“把”的賓語)實行相應的動作或說明動作產生的某種影響或結果,表達方向、方式、愿望和目的等。
“把”字句的基本結構形式是:主語+把+賓語+動詞+其他成分,從語義的角度強調動作的影響或結果意義,從語法的角度強調動詞的其他成分,在課文中找出典型的句子,使學生做替換聯系。課文中有:(1)請把護照和機票給我;(2)請把您口袋里的東西都掏出來;(3)你把這杯咖啡喝了;(4)你把杯子碰倒了。這些句子使學生很容易地理解為“誰”把“什么”“怎么了”的句型。學生很熟練地說出模仿的“把”字句之后,再教授使用“把”字句的其他具體要求。首先,“把”字句中主語一定是謂語動詞所表示動作的發出者。其次,“把”的賓語是謂語動詞涉及的對象,而且必須是特指的,已知的。這兩點,學生比較容易理解。難點之一,就在于謂語動詞是及物動詞,而且必須能使賓語產生位置移動,形態變化等。學生作“把”字句之后,教授者必須點明句子產生的意義。就是說,判斷學生的“把”字句,是否產生了處置意義,結果意義,致使意義,變化意義,等等。另外,漢語及物動詞與韓國語及物動詞有所不同,誤用“把”字句自然會產生。韓國學生喜歡用心理活動動詞和認知動詞作“把”字句,這是教學突破口之一。另外,動詞后面一定有其他成分,說明動作產生的結果或影響。所謂“其他成分”是指了、著、重疊動詞、動詞的賓語和補語。在此,重點講解補語,結果補語平時出現頻率較高,講清楚動詞結果補語“到”、“給”、“在”、“成”、“上/下”、“做”等的結果意義,使學生作“把”字句時想到結果補語等“其他成分”。這是教學突破口之二。
二、韓國學生特有的“把”字句習得能力
韓國語是黏著語,又是典型的“sov”型語言。附加成分(助詞)很發達。漢語是“svo” 型語言,漢語的“sov”型通常是指“把”字句。韓國語“sov”型通常與漢語的“svo”型相對應,但也有對應于“sov”型的“把”字句。韓國學生作“把”字句時,一般先用母語思考,然后翻譯成漢語,這樣免不了找對應點。
韓國語體詞+目的格助詞“”對應于“把+體詞”的不少,語序都是“sov”型,比較容易做“把”字句但要有一定的條件,就是韓國語中以格助詞“”表現的賓語是特指的,專指的,已知的信息。其次,韓國語及物動詞與漢語及物動詞并不完全是對應關系。韓國語中表示存在、所有、思考等非動作性動詞可以帶直接賓語,就是及物動詞。韓國語中只有動作性較強的及物動詞,且對賓語有一定處置性的動詞才有可能翻譯成“把”字句。學生對此比較難判斷,難免產生偏誤。
三、“把”字句偏誤分析
1.心理、認知動詞作謂語
⑴我把他愛了。⑵ 她把這件事知道了。⑶我很把狗喜歡。⑷我沒把長城看見過。例句中“愛,知道,喜歡,看見”等動詞,他們都只能代表一個動作,卻并沒有對受事產生任何影響,不具有處置性,不能用于“把”字句。原因在句法結構上,韓語“sov”與漢語s把ov 相似,而且“把+賓語”的格式與“體詞+”相似。這種錯誤出于沒有正確掌握“把”字句的語法、語義,語用的限制規則,就是心理、認知動詞不能用于把字句。
2.光桿動詞作謂語
張伯江認為,“把”字句作為一種特殊句式,要求進入其中的動詞不能是光桿動詞。 然而,范曉卻談到“把+N”后帶“光桿動詞”的幾種情況。學者們對光桿動詞存在不同的看法。胡星在孟棕等編的《漢語動詞用法詞典》中發現,不依賴語境而可用在“把”字句中的雙音節光桿動詞有45個,在此暫不談這些,也不談詩詞戲曲中的單音節光桿動詞。除了這些“把”字句的動詞,一般不能是光桿動詞。⑴我去超市把蘋果買。⑵ 你把照片寄。⑶ 他能把這道題回答。⑷下雪了,你應該把大衣穿。出現這類偏誤,表面上看是“把”字句的結構形式不完整,實際上根本的原因,還是在留學生對“把”字句的意義還沒有真正地理解。我們說“把”字句要表達的是主語把賓語“怎么了”,這個回答“怎么了”,需要有動詞和表示結果變化的部分共同但當?!百I,寄,回答,穿”都是一個簡單的動詞,表達不出結果和變化,只有把這種句子改成“我去超市把蘋果買來了”,“你把照片寄出去”,“他能把這道題回答上來”,“下雪了,你應該把大衣穿上”,加上了“來了,出去,上來,上”這樣的表示動作結果或變化的連帶成分,“把”字句的語義才變得完整而準確。句法上“其他成分”中的補語表示了“把”字句的處置結果意義。
3.殘缺謂語動詞
⑴在市場上,他把錢包掉了;⑵我把書濕了;⑶弟弟把花瓶破了;⑷臺風把樹倒了。這些“把”字句中的謂語“掉,濕,破,倒”都不是及物動詞,不是前邊主語發出的動作行為,而是行為的結果,可以作動詞后邊的結果補語。漢語沒有真正意義的形態,沒有區分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的形態標志,一般的漢語詞典也不作這方面的解釋。外國學生區分這些動詞就很困難,而使用“把”字句的前提條件就是準確判斷及物動詞。把表示動作結果的動詞當作主語所進行的動作行為本身,造成偏誤。應該加上及物動詞改成“在市場上,他把錢包弄掉了”,“我把書林濕了”,“弟弟把花瓶打破了”,“臺風把樹刮倒了”。
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偏誤,但在教學中發現這三種偏誤現象反復出現,使韓國學生陷入困境。
四、結語
在韓國大學從教十年漢語教學過程中,注意觀察了學生特殊句式的習得能力,其中,“把”字句又是一個常見的特殊句式。為今后以韓國學生為對象的“把”字句教學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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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寶貴.韓國留學生“把”字句偏誤分析.遼寧工學院學報,2004,(5).
【論文摘 要】 西北藝術文化歷史源遠流長,種類豐富多彩,但西北地區的藝術教育存在著思想僵化、創新觀念不足等問題;在今后的教育過程中應充分重視藝術創新思維啟發教育的重要性,借助古人傳于后世的藝術品思索古人的創新意識,使用多種多樣的教學輔助工具和教學方式,幫助學生開啟心里巨大的創作空間,讓受教育者在素質修養、能力提高的同時,永遠保持著新鮮的創造活力。
一、西北藝術文化及其歷史背景
西部地域遼闊,歷史久遠,是個多民族聚集的地區,積累了豐富的藝術審美經驗,創造了絢麗多彩的藝術作品,形成了多樣而璀璨的民族藝術文化。自古以來,由于西部地處邊疆,外來文化多次傳入中原,多民族格局及其紛繁復雜的民族關系一直深深影響著西部的文化傳承,藝術文化多元并存。
1、西北藝術發展概述
(1)遠古的藝術。西部黃河流域是彩陶的發祥地,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了“仰韶文化”時期,造就了質地細膩、造型渾厚的仰韶彩陶,這個時期的魚紋、鳥紋圖案造型已經非常生動多姿,作為圖騰符號標識,取材于自然與社會生活,用于巫術祭祀等活動。甲骨文、金文作為書法藝術的起源也隨之有了古樸的開端。
與此同時的音樂和舞蹈,從生產勞動的號子與動作中萌芽,在巫術祭祀活動中逐漸成熟。原始社會最初的文化交流形式就是由繪畫圖案與音樂舞蹈開啟了人類的藝術審美意識。
(2)周秦漢唐的風采。周秦漢唐是中華民族最為輝煌時期,相應的藝術文化也達到后世很難逾越的高峰。這時期的藝術可謂百花齊放,盛世溢彩。四代建都于長安,活動范圍位于現在中國的西北,是當時全球最為繁華的區域。自開創了絲綢之路之后,外傳中華藝術文化,內染西方新鮮的文化氣息,相互碰撞,交融,和諧并存。
在繪畫藝術中,帛畫、壁畫、紙畫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涌現出繪畫各種素材的畫家群體,繪畫手段技術多樣,不斷推陳出新呈現個性特征明顯、技術精湛的曠世佳作,讓后人嘆為觀止。書法文字藝術也是最為豐富的時期,篆隸楷行草都已達到了書法藝術巔峰狀態。隨著各朝代的執政方針,儒、道、釋等各種文化、宗教藝術題材的壁畫、雕塑、建筑藝術也獲得了全面發展。
音樂藝術方面,夏周有“八音”“五聲”“十二律”的成就,繼而春秋戰國時期由公孫尼子所著的《樂記》開創了一套完整的音樂理論體系;秦漢時期盛行鼓吹樂,是漢族音樂與少數民族音樂的結合的藝術;舞蹈藝術也有很高的造詣,民間舞蹈和少數民族舞蹈同時盛行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視覺盛宴。隋唐的君主偏愛音樂歌舞,兼收并蓄了西部多種民族的音樂風格,規范樂部,使音樂藝術更系統、完整。
(3)宋元明清的衰退。隨著宋元明清的遷都至中原、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也由西部轉移到別處;交通也由單一的“絲綢之路”轉為“鄭和下西洋”海上運輸,開拓了海上對外交流的先例;加之西部戰亂頻繁,自然環境惡劣,經濟文化中心東移或北上,漸漸呈現出整體衰退的現象。
2、豐富多彩的西部藝術種類
(1)民間藝術與工藝裝飾藝術。由于少數民族眾多,而且邊界線最廣闊,所以西部的民俗文化是異常豐富多彩的,民間工藝種類繁多,吃、穿、住、行都是根據生活環境就地取材,使其具有藝術性,創造了普通生活的藝術品。工藝裝飾方面其中包括金銀工藝、陶瓷工藝、染織工藝、漆器工藝、家具工藝、還出現了木器、琉璃、編織等工藝也是十分精美。民間藝術有剪紙、雕刻、皮影、食品、刺繡、和民族服飾等,無不包含著各民族的藝術文化的精髓。
(2)書法藝術。從歷朝歷代的傳碑來看,大多數漢唐及之前的都遺存在西部地區,西安的“碑林”、陜西關中地區的“漢唐十八陵”、蜀地的三國時期的石刻等等地方部分都保存完好,能清楚地欣賞到當時古人深厚的書法造詣。西部各少數民族也都創建了自己的文字,文字種類繁多,書寫也別具特色。
(3)巖畫壁畫等繪畫藝術。西北地區的各個角落分布著許多少數民族及外來民族的巖畫和壁畫的藝術結晶。各個時期、各個民族的表現技法各異,內容基本上歸納為四方面:氏族圖騰崇拜、巫術宗教儀式、平時生活情景、狩獵動態造型與場景。由遠古新石器時期到清末,巖畫壁畫均有歷史的痕跡,各有特色,各朝代繪畫藝術的繁榮表現在了宗教壁畫上。舉世聞名的敦煌壁畫便是其中的代表。自漢朝蔡倫發明造紙術后,畫家逐漸開始由絹帛轉用宣紙進行繪畫,到唐時期已出現專攻人物、花鳥、山水等著名畫家。
(4)雕塑藝術與建筑藝術。雕塑的設計與制作總是跟宗教有關,西北地區的石窟、墓葬遺址上千座,遺留的雕塑作品也成千上萬,給后世進行考古等學術研究留下了可觀的財富。西北的建筑由于民族眾多,風俗習慣、信仰不同而各具特色,最典型的代表有蒙古包、陜北窯洞、關中民居、新疆民居等等。
(5)音樂戲曲藝術。由于少數民族語言和樂器的不同,各個地區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唱腔,后來逐漸分為地方民歌和戲曲。從春秋的樂理的建立,到漢朝的相和歌出現,魏晉南北朝的《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器樂獨奏的優秀名作,再到隋唐十部樂的綜合演藝,都在展現著古代西部的藝術輝煌的風貌。
視覺藝術是從橫向來說,是對此時此景的綜合表現,除此之外,還是對文化歷史的記錄。表現聽覺的藝術門類由于事過境遷,逐漸丟失了各自的藝術語言,但是這些動態的時間性藝術形式,卻被作為造型藝術的表現題材,靜態地展示出來,在古代繪畫、雕塑和傳統工藝品中,留下了昔日輝煌的痕跡。
由于自然環境和歷史、人文等各方面的差異,我國西部與東部南部地方相比,已現出經濟和藝術文化雙落后的局面。
二、西北藝術文化教育現狀
西部地區地域的長期封閉,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淀,使西北人的思想觀念較為保守,創新意識普遍薄弱的狀態。
西安美術學院的李青教授在《西北民族藝術文化與西部大開發》一文也曾提到“西北地區的文化藝術在繼承與創新方面曾有過突破性的發展,比如60年代‘長安畫派’興起,70年代末‘絲路花雨’的創作,以及當代‘西部文學’的熱潮等,但從當前的普遍現狀來看,西北文化藝術界依然面臨著一個繼承與創新的難題。西北地區文化積淀深厚,但傳承多于創新,對傳統文化的滿足感,造成了西北人對藝術創新的漠視。對于傳統文化,西北人有著單一的思維定勢,墨守傳統文化的固有模式,難以以客觀的態度去認識傳統文化多元性和開放性的真諦。這種定式思維和封閉心態,只能消減西北人的創造力,使其與開放的現代社會產生一定的距離。對當代西北文化藝術界來說,對傳統文化遺產的價值開拓和合理轉型問題,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使命?!?nbsp;
西北藝術教育在傳承傳統藝術的同時,應避免思想僵化,只埋頭苦讀,不思考創新,在學習古人的藝術品的同時,也要借助他們傳于后世的藝術品思索古人的創新意識,這個恰恰是現在西北藝術教育緊缺的一種意識。
三、藝術創新思維啟發教育的重要性
1、什么是創新思維
創新思維是國家教育部培養21世紀優秀人才的首要條件。許多研究者對創新思維都有自己的定論,筆者認為創新思維是一種先“破”后“立”的發散性的活躍思維方式,不同于常規的思維方式,不按照常理思考問題,具有從歸納總結中求異的反邏輯的特性。
2、藝術創新思維的重要性
藝術教育的真正任務不是壓抑情感,而是使這些情感得到升華并進入有利于社會的途徑和渠道。
傳統的藝術史主要介紹是精華的藝術品,中國古代藝術品在早期多是匠人的產品,其無獨立的思想和人格,要制作或雕刻的主題,是已經規定好的,代表了當時的政治文化的主流,但在技術上可以發揮創新思維,例如漢代的長信宮燈,其工藝造型和實用功能完美結合,讓世人驚嘆漢代工藝設計師精湛的工藝技術和豐富的想象力。這種工藝造型與實用功能的完美結合,創新思維是占必不可少的位置,如果燈就是燈的傳統造型,人像就是人像的工藝裝飾作用,那世界的藝術史上就缺少了許多意外的驚喜,這種前人給我們經驗可以與藝術院校教授藝術課程相結合,在介紹了藝術的發展史和各種藝術的背景文化,聯系當今時代的潮流,開拓思路,進行創新思維,對提高藝術修養和激發藝術創作等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藝術創新思維的鍛煉
美國著名的教育家維克多?洛溫菲爾德(viktor lowenfeld)在他的著述《創造性思維的發展》(creative and mental growth)中認為藝術教育的任務“既不是藝術本身,又不是藝術作品,也不是審美體驗。而是兒童,通過藝術教育,他們將越來越富有創造力,越來越思維敏捷,他們將在任何可能適應的環境中運用他們的藝術經驗”。洛溫菲爾德著眼于保護孩子們對于創造的自信心。他譴責現代教育阻礙孩子們天生能力的發揮,相信解決問題的出路在于訓練教師,使得他們成為孩子發展的欣賞者從而改善局面。
教育者應該從成年的豐富的閱歷提取適合受教育者的創新思維鍛煉,培養受教育者的自信心,不懼風險,敢于質疑,敢于嘗試。為培養創造力而教授藝術。
包毫斯做了創新思維鍛煉的典型先例,進行教育改革,影響最大的課程是著名的“基礎課程”。學生入學后6個月的試讀期間所學習的就是這種“基礎課程”,設置這類課程的目的是解放學生的創造力,培養他對自然材料的理解力,在讓學生熟悉材料的同時,培養創新思維,對材料進行創造性嘗試。教育者對受教育者進行創新思維教育,首先要時刻更新自己的藝術教育觀念,從傳統的藝術教育觀念中轉變,吸取創新理論新知識,與時俱進,養成創新思維習慣;并且尊重受教育者的情感、了解受教育者的心理欲求。
4、點擊藝術創新思維的火花
藝術和科學不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進步”,有的只是變化,在藝術道路上每走一步都要失去一些東西,同時也得到一些東西。每一種見解都要重視,有多少人,藝術就應該有多少思維方式。藝術可以開發社會中的個體天性,也是表達、思考以及同他人廣泛交流的一個載體。培養受教育者自我有限的興趣,點擊無限的創新思維的火花,也是開發了受教育者的另一番新天地。
個人在藝術上的表達也是感情的流露,隨著受教育者的年齡的增長,他們的感情和認知能力也在變化。教育者在創新啟發性教育中觀察他們的變化,注重他們的表達。不同的年齡段的受教育者有其特定的繪畫符號、表達方式和語言,了解他們的這些變化,及時給予受教育者創作方式的引導、創作材料的補充和擴大藝術視覺表現形式的欣賞范圍,開發個人更為廣闊深邃的創作天地。采取鼓勵大于批評的方式讓孩子保持著真善美美好的情感。
四、西部藝術教育的發展與民族素質
在西方教育界,從柏拉圖《理想國》中的藝術教育到現代w?德韋恩?格里爾(w.dwaine greer)使用以學科為基礎的藝術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簡稱dbae),其教育史中各個階段進行了對藝術教育的精細剖析和研究,認為藝術教育是培養學生綜合素質與創新等能力的重中之重。藝術課形式的單一短時期看不出有任何弊端,實際上卻會延伸到學生在各學科方面缺乏想象能力、創新能力、審美能力和道德素質的缺憾。讓受教育者認識真善美,并在潛移默化中提高他們的各方面的能力,需要西北教育工作者開發自身的眼界與思路和開拓再創造的思維方式,提高自身的藝術文化修養,使用多種多樣的教學輔助工具和教學方式,幫助學生開啟心里巨大的創作空間。
創作中獨立的思考將幫助孩子們自己處理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不論感情上的還是理智上的。藝術創作通過對美的理解曾經被認為是培養良好道德、美好感情的途徑,20世紀中期又增添了培養完美人格即健康理智的新內涵。新一代教育家都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怎樣能使藝術創新思維在年輕人的生活中生根成長?西北藝術教育者所做的取決于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在20世紀,藝術創造有助于個人形成良好的心理狀態、好的本質,最后與心靈健康相聯系,創造性就是它的一個標志。在已經進入21世紀的教育中,我們西部藝術教育者應該繼承前人寶貴的教育經驗,在西部大開發的良好時機下,充分利用豐富的藝術資源與歷史背景,進行受教育者創新思維的培養鍛煉,尤其在藝術教育中,潛意識地影響學生的創作生涯,讓受教育者在素質修養、能力提高的同時,永遠保持著新鮮的創造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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