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研究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古代文學研究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大數據；小李杜；全數據模式；相關關系

大數據的應用為社會帶來了根本性改變，它可以在多個領域上進行更快更大規模的數據處理，以此來得到我們想要的信息和結果。我國歷史悠久，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中國古代文學歷史發展脈絡久遠，積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資料等多種文學信息。由于時間跨度長，歷史深厚，在研究上也有著一些阻礙，很多問題難以獲得解決突破。大數據作為一種新觀念和新方法，我們應該積極將其利用到古代文學的研究中，尋找古代文學研究的新視角和新方向。

1大數據與古代文學研究的內在關聯性

大數據作為新的概念應用于社會，我們應該對其有基本的認知?！?008年9月《自然》雜志刊發《BigData:ScienceinthePetahyteEra》一文，將大數據作為一種全新的理念正式推出，使其超越于數據在“量”上的單方面描述，指向了在海量數據的基礎上所衍生出來的對待數據的全新的態度、理念與處理方法?！盵1]也就是說，大數據從表面上理解，即指大量的數據，但它并不只是指龐大的數量，還包括對數據的利用，以及對其分析的方法和技術等等。大數據所帶來的改變會涉及到每個大領域上，更重要的是還會體現在每一個獨立的個體信息上，這些獨立的個體信息會讓我們獲得與之前大為不同的認知和體驗?？梢哉f，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帶來了社會的大變革，也為我們帶來了認識世界的新的觀念和探索方法。我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有著上千年的悠久歷史，文化也在這個過程中慢慢累積，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學寶庫。古代文學發展的時間跨度大，資料多樣，不僅包括文學作品，還包括很多相關的藝術審美，歷史背景，社會現實等等多個方面?！肮糯膶W研究中需要綜合考察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作家、作品、文學創作、接受、批評等多方面因素，這些因素在具體研究過程中，都可以稱之為變量?！盵2]大數據就是這些所有量的集合，并且這些數據也會隨著古代文學的研究發展而進行實時更新，為我們提供最新和最客觀的數據資料。我們不必再費時費力地對各種繁雜的信息進行搜集整理，大數據會為我們做好這項工作。這樣不僅會提升我們文學研究工作的效率，還便于我們對古代文學基本的文學信息和研究情況有一個全方面的了解。古代文學的文學藝術價值就好比是等待人們開發的巨型寶藏，大數據就是挖掘的工具，大數據會為古代文學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視角。就目前來說，很多對于古代文學的研究都是從宏觀角度去進行研究論述，而從細微方面的論述研究又過于分散獨立，沒有一個很好而又完整的體系。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固有的研究理論或成果來進行“為什么”式的追問論述，無法擺脫固有思想的阻礙進行角度創新。筆者認為對于古代文學的研究可以從作家的個人角度切入，進行深度的研究和解析，形成一個完整的脈絡體系。高中甫說:“一部作家的接受史，它一方面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去認識作家，同時也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審美情趣，鑒賞能力，期待視野，社會思潮以及某些意識形態上的發展和變化?！盵3]從作家本體出發，對其作品和所處時代等多個方面進行研究，可以對當時文學的審美傾向和文人們的藝術水平，以及社會的價值取向等多個問題有一個進一步的整體感知。我們在立足作家個體的基礎上進行詳細的個體剖析，用多數據型的立體思維來思考問題，解析當時的大環境。數據的客觀龐大會為古代文學的研究帶來充足的論據和可信度。

2全數據分析模式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

大數據時代是一個一切都可以量化的時代，關于古代文學方面的文獻材料等多方面資源都可以被數據化，成為龐大數據庫中的部分存在。全數據分析模式是基于所有樣本數據而言，與傳統的隨機分析法相對。全數據分析模式拋棄了隨機性的樣本研究，而是貫徹樣本即是總體的整體觀念，強調充分利用每一個數據，并將每個數據集結成一個整體，重在對整體的分析研究。全數據分析模式不僅重視對事情的整體感知，有一個宏觀的掌控，更強調基于全數據實現信息的細節化，提高認知的精確度?？梢哉f，“全數據模式是一種理想的研究方法，它既可以保證資料占有的全面性，又可以避免資料的片面性帶來的誤區?！盵4]全數據分析模式的優勢在于它能在所有數據的基礎上，為研究者提供研究依據和考量，并且能夠毫無遺漏地反映該研究問題的方方面面。傅漩瓊先生在《唐詩有了排行榜之后……》一文中說到:“依據數據為基礎的研究，其研究結果是否科學可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數據采樣的全面與否和具體分析過程的科學與否?！盵5]全數據分析模式重在一個“全”字。比如關于“小李杜”的信息，數據化的相關信息資源都會被大數據搜集成一個數據總集供我們分析研究。這就解決了數據采樣全面的問題。而具體分析過程的科學與否則在于我們能否對信息進行有效利用。利用全數據分析模式，我們可以對小李杜進行全面性的對比研究。二人并稱為“小李杜”必有其中的原因。李商隱和杜牧作為晚唐的杰出詩人，都有著很高的文學成就和文壇地位，在文學創作上也是不分伯仲，但兩人的文學理念卻存在個體認知上的差異性。這些問題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通過數據整合，我們可以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對李商隱和杜牧兩個人的文學創作有一個整體的認知，比較二者的異同優劣。在所有資料的基礎上實現研究的精確性，并將之前籠統的大概念加之細節化。對于小李杜的爭論頗多，對于二人的并稱說法有著很多不同的見解和認識?；谶@種理論的差異性，我們可以利用全數據分析模式對這些研究進行統計分析。數據會反映每個觀點的比例，從比例中看出各個觀點達到什么樣的認知程度。我們也會在數據分析中發現各個觀點之間具體的不同點和矛盾所在。大數據講究的是事實，而不是個人的主觀意愿。因此，我們在全數據分析模式下可以看出當下對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普遍性認知，在這種認知下，我們可以實現怎樣的觀點創新。我們可以基于全部資料的基礎上，對“小李杜”進行全方位的研究，無論是詩歌領域還是駢文領域都要給予關注，還可以從宏觀視角上對兩個人進行深度的個體剖析。將兩個人分開研究分析后，我們會得到完整而又立體的李商隱和杜牧的形象，再對得到的信息進行整合，拋開傳統意義上的研究成果，以全新的立體視角來進行兩人的對比分析。這種全視角的立體思維會讓我們看到平時無法注意到，甚至是沒辦法去想到的信息。我們可以利用這種全新的思維模式找到古代文學研究的新的切入點，在全數據的基礎上實現認知上的全面提升。李商隱和杜牧兩個人的文學創作的發展動因復雜，我們應該綜合多種因素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利用全數據分析模式在我們的研究中構建一個立體的“小李杜”時代。我們可以將兩個人的成長環境、個人經歷、個性品行及其藝術追求等等多方面的信息進行整合，模擬構建出一個他們生活的時代。李商隱和杜牧雖然都處于晚唐時期，處在差不多相同的社會大環境下，但是由于自身的個體經歷不同，導致他們的文學創作存在著差異性。在存在差異性的同時，二人又同受杜甫的影響，但兩個人對杜甫的吸收和繼承卻不盡相同。我們通過對這些數據進行立體式的整體分析可以清楚地掌握他們的發展脈絡，并能夠清晰地了解每個方面對他們的影響程度。我們可以基于大數據對兩個人的發展變化和創作走向有一個整體把握，然后將對“小李杜”的研究朝向更細節化的方面發展。

3數據的相關關系分析法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

數據的相關關系分析法是基于對相關聯的數據的應用，對問題進行分析研究的方法。數據的相關關系追求現象結果的認知，重在預測事情的發展。數據的相關關系強調事情“是什么”，而不是“為什么”，與我們現在追求因果關系的觀念正好相反，可謂是反其道而行之。筆者認為正是因為數據的相關關系分析法有這樣的思維轉變，才會為我們的古代文學的研究帶來新的研究角度，開拓新的視野。這種逆向思維可以讓我們不再局限于原有的文獻資料和已成形的研究結果之中，而是會為古代文學的研究開拓新的天地，征服更廣闊的領域。大數據不追求因果而是讓數據發聲，這種客觀認知會讓我們避免在研究上產生偏差。筆者可以通過搜集與研究相關聯的各種數據，在聯系中分析問題，預測結果。我們對大數據相關性利用重在預測，同樣，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預測也是大數據的核心。從相關關系中，我們可以更好地看到文化繼承與接受的發展情況，并對此有更深刻的認知。李商隱和杜牧都對杜甫的文學創作理念都有所繼承和發展，但對于杜甫的繼承兩個人又有不同的選擇。兩個人在同受杜甫的影響下，李商隱又融合了李賀的創作藝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詩風，想象豐富，注重藝術審美；而杜牧則又受到韓愈等人的影響形成自己雄壯沉郁的詩風，關注現實，注重文學的思想性。兩個人在這種繼承和自我吸收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發展了詩文創作，并且也影響了后代詩人的文學創作和發展。由于信息的獨立分散，在對于“小李杜”的研究上很難全面兼顧到這些紛繁復雜的關聯，而且也很難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這時可以利用“大數據對于數據化的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具有的絕對優勢，深入文本將所有與之相關的資料抽調出來?！盵4]193我們可以先對這些抽調出來的相關資料進行分析。然后在理解資料的基礎上，我們利用數據的相關關系分析法將數據進行串聯，整合成一個合理完整的體系。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大阻礙就是由于歷史過于久遠，很多事情無法找到原始記錄，只能靠我們的猜測和推敲。因為諸多問題長時間無法解決就導致很多相關的文學研究無法進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古代文學的研究進程。這種因為時間的跨度太大和歷史信息記載的殘缺造成很多文學信息難以追溯的問題，我們可以利用數據的相關關系分析法來解決，在合理的分析研究中進行有效的推理和估測。我們可以通過對相關數據的搜集整合，形成一個龐大的數據網絡。在這種關系的延伸中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可利用信息，而且在這種信息輻射中，我們常常會發掘到平時無法尋找到的關聯信息。這樣的數據網絡會將數據間所有的聯系客觀具體地顯現出來，我們可以通過這些信息去研究探索它們的內在關聯，找出事情的關鍵要點。這不僅有利于我們對事情的整體構建有一個深刻的認知，還有利于我們的思維延伸。數據是我們研究的依據，數據的相關關系不僅會告訴我們古代文學之前的發展軌跡，還會告訴我們古代文學未來的研究走向。

4結語

大數據時代就是一個變革時代。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加里•金說:“大數據這是一場革命，龐大的數據資源使得各個領域開始了量化進程，無論學術界、商界還是政府，所有領域都將開始這種進程?！盵6]在文學量化的進程上，古代文學研究的形式與方法有必要與時俱進，不僅要更新我們的文學研究理念，還要積極引進和發展新技術來推動古代文學的研究進程。古代文學因為其獨特深厚的文學藝術價值成為文學界里璀璨的瑰寶，我們應該重視對它的研究，挖掘古代文學的潛在價值，開拓廣闊前景。

參考文獻：

[1]宋學清，劉雨．大數據:信息技術與信息管理的一次變革[J]．情報科學，2014（9）：15．

[2]張三夕，張世敏．古代文學研究中計量分析的應用與限度——由唐詩宋詞排行榜引起的思考[J]．社會科學，2013（2）：176．

[3]高中甫．《歌德接受史》“引言”，轉引自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前言[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7．

[4]丁莉，宋學清．大數據對新世紀文學批評的影響[J]．作家，2015（2）：192．

[5]傅漩瓊．唐詩有了排行榜之后……[N]．光明日報，2012-02-05（5）．

篇(2)

論文摘 要:當前古代文學研究的培養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該專業的研究生人才應該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與此相適應,古代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也應做出相應調整。 

 

從本質上而言,古代文學是一門特殊的歷史科學。它通過研究具有相對獨立審美價值的各種現象和符號,探索以審美心理為主的古代人類心靈運動軌跡,又通過古人的心靈感悟了解各時代社會的全貌。它與探索古代人類認識發展的哲學史一起,構成了一部有層次的人類精神史,進而與主要研究古代人類物質活動的一般歷史科學一起,構成了整個古代社會的立體透明復原圖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一門帶有深厚歷史積淀而又與現實保持一定距離的學科,其發展的空間經受了種種極其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唯有不斷更新和改進古代文學學科教學和科研的內容和方法,挑戰和考驗才會轉變成進一步發展的機遇和現實。而要實現這一轉變,關鍵在于后備力量的培養,準確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塑造。這里所說的“研究生人才”,具體是指學歷在本科層次以上的碩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當前學界對古代文學專業的本科層次教育―通識教育探討甚多,而對該專業研究生層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國大學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開大學文學院寧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一文,該文從學習重點的差異、科研能力的培養以及學術研究過程的艱難三方面對怎樣培養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精英素質這一重要議題進行了探討。寧教授所論皆為鑿鑿之見,然筆者讀后頗有意猶未盡之感,故作此文以論述之,聊作寧教授文章的一點補充。 

當今學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年輕學者已露頭角,學術刊物不斷增多,人文社會科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就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言,老一輩學者漸次凋零殆盡,而以新時期培養的博士為主體的學者全面占據了學術舞臺。整體而言,學術的傳承完成了順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學者所擔心的:“我們對古典文學的命運卻有一絲隱憂,擔心在當今學術體制的制約下古典文學的內在精神逐漸消亡,擔心未來古典文學界的話語霸權被毫無古典情結的學科帶頭人所占據,擔心未來的新進博士最終以現代學科建設的名義‘革’掉古典文學的‘命’”[1],這種憂慮絕非空穴來風,當前學界的古代文學研究確有淪為其他現代學科附庸的傾向。筆者認為:要想在當今多元化的語境下保持古代文學內在精神的純一性,要想讓古代文學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學科的侵襲之中,根本環節還在于對從事該門學科研究事業的研究生人才培養,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和緊迫性的課題,也是古代文學學科能否發揚光大的命門所在。 

 

一、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內在品格 

 

外在行動發生于內在品格,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應該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內在品格。 

首先必須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摒棄將古代文學作為歷史附庸、技巧淵擻的狹隘理念,樹立將古代文學視為一部與當代相通、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心靈史的文學觀,具有宏觀的大文學意識。古代文學學界倡導宏觀研究已有數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似乎存在一種誤解,以為題目大才是宏觀,于是有了許多大而無當的東西。其實,倡導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學者陳伯海說:“于是我聯系唐詩的發展,晚唐詩壇的分派,乃至由唐詩向宋詩、宋詞轉變的軌跡,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歷史地位,寫出《宏觀世界話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進入唐詩總體研究,由唐詩進人中國文學史總體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盵2]陳先生闡釋了他本人治學的軌跡,即由宏觀步入微觀,再由微觀回歸宏觀。由此可見,沒有宏觀意識的宏觀研究實為微觀研究的大雜燴,卻失了微觀研究的嚴謹扎實,正是一種空疏無用的學風。形成大文學意識觀的客觀依據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以審美心理為主的整個心靈世界感受客觀現實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質形態;作家的心靈也就是民族心靈的濃縮和積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靈也就是民族的心靈,體現了民族心靈發展的歷史。因此,就本質而言,文學是人類心靈的科學,古代文學本質上也就是人類心靈史的科學。此外,不能滿足于從豐富的文學作品中尋繹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脈絡,還要探明那些消極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導現實,人為消除某些心理環境,從而避免消極民族心理的不良影響。這里的大文學意識并不意味著取消學科界限和專業分工,而是強調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從事人文科學研究必須具有盡可能寬廣的理論視野和盡可能淵博的知識儲備。就古代文學專業而言具體體現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二是打通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三是打通古代文學內部各分支學科的聯系;四是打通研究與創作的關聯。 

其次,應該具備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從實踐和理論上把握客觀世界,為解決具體課題而采取的途徑和手段的總和,也是聯系主體和客體的中介。古往今來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總是與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緊密相關。任何科學的方法都具有實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有其適用的對象,但它沒有事先設定用它進行的研究所能達到的層次,出神入化地運用某種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體、研究客體都有自身規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規定性外,還要尋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澤厚認為:“人們的性格、氣質、背景、基礎、興趣、潛力才能因人而異。。。例如有人適合于搞精確考證;有人更長于提出理論問題;有的長于分析;有的喜歡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靜的客觀描述;有的則不免主觀情感傾向的注入?！盵3]他主張在多樣的方法中,尋求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體的規定性只有靠苦讀積累才能把握,在這一基礎上,我們似可采取“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為手段,舍筏登岸,決不可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機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觀的限制,又需主觀的努力和識力。也許正因如此,當前古代文學學界我們看到的運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還不多。

再次,應該具有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能夠擁有今日之輝煌,靠的就是歷代具有創新精神的有識之士所組成的這支中間力量的開創性探索,假使沒有魏晉以來大膽主張文學脫離史、哲而另立門戶的有識之士,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文學研究或許長期只是游離于文、史、哲研究之間的“四不像”,假使沒有進行縱橫貫穿、探索規律的開放式研究的有識之士,古代文學研究也只會停留在詩話、詞話式的小本經營;假使沒有建國以來大膽主張古代文學研究應不拘于單一社會學模式的有識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又豈能呈現出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學并非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前沿學科,在當今市場經濟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已難以像具有實用價值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時髦學科一樣,有著施展創新才能的廣闊天地。這種偏見促使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在業務上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更遑論去進行創新和開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創新與開拓的余地將永遠是難有窮期的,正如人的認識能力不斷前進而難有窮期一樣。從問題的多端性,可以產生大量新的假設;從問題的伸縮性,可以改變思維;從問題的新穎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傳統方式的解決方法。因此,創新意識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生人才而言至關重要。 

上述三種品格,即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必備的人文素養。與該素養相適應,研究生人才還應該具備扎實的美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對倫理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也應有基本了解。總之,應最大程度地掌握關于人的學說,尤其是有關漢民族學說的知識。 

二、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措施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經的各種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對于學術的推進,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與學術界其它領域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僅僅是一場序幕。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新方法”熱及“宏觀研究”熱,其意并不是某種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單純倡導,實質上是借助當時思想界和文藝理論界的新的話語方式,旨在清理長期盤踞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舊的政治一元論霸權,揚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學研究由單一的政治批評轉變為多元的文化、美學、文學批評,同時又不致于影響古代文學的學科地位.,要想實現這一目的的話,新型研究人才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系統的更新轉變具有戰略性的價值意義。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們認為:老年學者和大部分中年學者的知識結構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經定型,能夠使文學觀和研究方法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學研究者,其范圍主要包括在高校從事古代文學教研任務的人員,在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從事古代文學科研的人員,在校學習深造的研究生,大學生以及部分青年業余文學研究者。他們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過廣泛接觸各門人文學科及其前沿動態,并廣泛接觸新科學方法論知識而轉變成新型人才。而在這些人員中,研究生群體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何才能實現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轉變?首要條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當前學術界發展狀況而對古代文學現狀產生的不滿情緒和改革需求,這是轉變的內在動因。此外,必要條件是研究生培養工作中的有關制度和觀念的相應改革,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是改革傳統的單純傳授知識的教育模式,建構以傳授知識為基礎,以培養創造力為主導的新型教育模式。這種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將古代文學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識而盲于現實,無益新知的“掉書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識的基礎上,充分開動智力去鑒別,評價所學知識,積極運用所學知識,并由此出發去發掘創造新知識。導師可以要求研究生獨立查閱文獻,要求他們針對相關問題寫綜論或述評,并爭取在有關的學術刊物上正式發表。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是對研究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歸納與分析能力、漢語的寫作能力的綜合訓練。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導師還應從多個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況,從入學直至論文撰寫階段,要不斷發現學生在科研基本功訓練上、知識面上的薄弱環節,并及時指出,使之加以充實改進。也要了解學生的為人,并與其及時交流。同時,導師也要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及時捕捉研究生思維活動的閃光點,才能有利于開發研究生的創新力和創造力,塑造其創新人格。 

其次,與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適應,要調整古代文學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并改變教學方式。除了教育部規定的專業課程和基礎課程外,要適當根據學科的相關性以及研究的興趣和要求,廣泛開設人文科學各學科的選修課,對于一些相關性密切且研究生興趣濃厚而本院校卻不能開設的課程,應允許并積極支持研究生跨校選修。所有選修課程都應該采用多提示、低課時的(包括提示學科重點、主要書籍文獻和解疑)的教學方式,而不必進行規定性考試,研究生在學習中確有所得者,可作自選題論文呈教師批閱。只有做到廣泛開設選修課與講授方法的改變相統一,才能使古代文學研究生既不致因課程繁多、考試頻仍而被動聽講、死記硬背,從而泯滅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又能夠多、快、好、省地獲得形成創造力所必須的廣厚知識基礎,這一知識基礎也是形成全新文學觀和宏觀研究氣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變古代文學研究生信息相對閉塞的現狀,充分保障其信息來源。不僅保障其一般信息來源,如各類古籍文獻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學科的各種刊物雜志,而且要重點保障那些傳達相關學科前沿動態以及新技術革命和新科學方法論最新成果的信息來源。不僅要保障其靜態信息來源,積極主動地提供各類書刊和網絡資源,而且也不能忽視動態信息來源的攝取,允許、支持并積極組織古代文學研究生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指導教師不要以自己習慣的傳統治學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學習和思維,不要將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學觀念及其所運用的新方法視為旁門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誤和偏差來否定其研究,而應該在責任中加入對其勇于創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關方面都能對古代文學研究生采取寬容諒解乃至支持的態度,那就必然會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轉變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釋: 

[1]周裕鍇:《原文閱讀與經典模擬》,中國大學教學,2006年,第12期。 

[2]陳伯海:《中途小識—談談我對文學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識,1993年,第4期。 

[3]李澤厚 :《在多樣的方法中找到最適和自己的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22頁。 

[4]董乃斌:《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和新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4頁。 

參考文獻: 

[1]周遠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幾點思考[j].北京:中國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創新教育全書[m].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學研究的邊緣[j].文史知識,2003,(5). 

[4]寧稼雨. 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j].中國大學教學,2006,(12). 

[5]李素娟.大學文科教學改革之我見[j].江蘇高教,2004,(6). 

篇(3)

在我國古代文學的不斷發展中，“文學”在很多典籍中出現過，例如：孔子的《論語》就是比較經典的古代文學。在漢代時期，“文學”也被稱作是“文章”，是一切書面行為和作品的統稱。由此可見，古代文學和國學在早期時候沒有明確的被區分開，古代文學既包括現代人公認為文學的相關題材，也包括部分不屬于文學的體裁。因此，從學科史的角度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關系進行分析和探討發現，部分研究者給以的解釋是古代文學屬于國學范疇，但是，實際上古代文學和國學又存在一定差異。

二、從研究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存在的異同進行分析

從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范圍來看，國學研究的是詞句、文理、考據等，是對事物的本真進行分析和辨別，主要包括文字學、版本學、辨偽學、目錄學、訓詁學和校勘學等多個方面。從古代文學的作品來看，主要分為先秦、秦漢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這四個時期，其中，詩、詞、歌、賦、傳奇、小說等都是古代文學的體裁。在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相互影響下，中國文學文獻學的形成，給目錄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偽、檢索等，對中國文化發展帶來極大影響。由于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樣的作品會產生不一樣的研究效果，從兩者的研究方法上來看，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例如：在對《詩經》進行研究時，國學研究的是其中的目錄，古代文學研究的是各種詞賦的寫作手法和表達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見，從研究史來看國學與古代文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從不同層次進行研究，使國學與古代文學具備各自的特色和研究體系。

三、從學術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發展歷程進行探討

篇(4)

20世紀初,梁啟超曾預言:“今世紀之中國,其波瀾詭譎,五光十色,必更壯奇于前世紀之歐洲者。哲者請試目以觀壯劇,勇者請挺身以登舞臺?！雹僭谶^去的一個世紀中,中國被裹挾在世界歷史文化的大潮中,既經歷過失落與恥辱,也感受到輝煌與夢想。其間,承載著民族文化精神和藝術特色的中國古代文學沒有停止國外傳播的步伐。隨著中國綜合國力與影響力的不斷提高,以及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文化多元共存理念被各國人民所認同,世界各國對中國的關注與需求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中國文學也因此顯露出獨特的光彩。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國外漢學界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一批以研究中國文學為學術專長的漢學家脫穎而出,如美國的克里羅、海陶洱、柳無忌、劉若愚、弗蘭柯爾、韓南、蒲安迪、倪豪士、宇文所安、孫康宜,英國的亞瑟·韋利,法國的侯思孟、桀溺、保爾·雅各布,德國的顧彬、卜松山、莫宜佳,前蘇聯及俄羅斯的艾德林、李福清,日本的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玲木虎雄、小川環樹、布目潮氵風、中村喬、鈴木修次、前野直彬、川合康一、松浦友久、花房英樹、小野郊一、左藤一郎、宇野直人、田仲一成,韓國的李錫浩、李章佑、洪寅杓、柳晟俊等。

作為異域語境中的“他者”,其多維度的研究、開闊的視域和通達的識見,既是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新的增添和豐富,也是對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的地位的認定。中國古代文學的國外傳播、影響與研究,在過去百年中經歷了由注重“四書五經”的譯介到文學的影響比較、由文學觀念的比較到立足于中國語境對文學文本和文學史開展多向度、多層次研究的過程。在歐美,上世紀70年代前漢學家大多繼承傳教士漢學研究傳統,主要是影響比較。70年代后,在英美新批評派文論和比較文學美國學派掌舵人雷納·韋勒克的文學研究思想的影響下,國外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方法和理論已如百花齊放,精彩紛呈。歐美學者注重以國際視域探討中國文學所呈現的與西方同中有異的文化精神,積極闡釋中國文學文本,識別中國文化身份,在比較中總結中國文學特點以及在世界文學譜系中的地位,推進了中國古代文學在世界的傳播。例如,“諾頓文學書系”是西方世界權威的經典文學文集,列入該書系的由哈佛大學宇文所安編譯的《諾頓中國文學選集:初始至1911年》、由耶魯大學梅納德·邁克主編的《諾頓世界文學杰作選集》,精選和英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并附有導言和相關研究文章,是西方世界研習中國文學的必讀書目。

這樣中國文學就從民族的,變成世界的。從對中國文學的研究看,1970年前后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學術界由以往的漢學傳統進入一個新的階段?，F在哈佛大學教書的宇文所安(StephenOwen)等人可以說是在轉變方向時產生出來的重要人物,他們立足中國文學的特定語境并融入自己的學術背景,對中國文學進行了別開生面的研究?！雹诮?0多年來,國外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成果引起國內學界的關注,一批代表國外研究前沿的論著相繼在國內翻譯出版,僅以美國學者宇文所安為例,其重要論著《初唐詩》、《盛唐詩》、《中國“中世紀”的終結》、《韓愈和孟郊的詩歌》、《追憶》、《迷樓》、《中國文論:英譯與批評》等均有中譯本問世。由于網絡的發達及大量國外論著的在國內的譯介和發表,今天,較完整地梳理、評述和總結中國古代文學在國外的傳播與研究已具備了基礎和條件。積極開展該領域的研究,不僅能及時了解中國古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影響與研究成果,認識中國文學在世界格局中的方位,而且將推進學科研究的深入。

一部文學史就是一部民族的心靈史,民族的文學經典是民族的基本價值觀和審美觀的形象反映,是識別民族身份的形象符號。中國學者對本民族文學有著真切而深入的認識,因為他們是從自己的母體文化內部來認識和解讀文學,有著自我認證的機制。國外學者接受、認識和研究中國文學,則是一種“他者”的視域。梳理“他者”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理解和闡釋,是為了拓展跨文化的辨證視域,這種視域有助于達成互識和互補,以豐富我們對本民族文學價值的認識。正如愛德華·賽義德所指出的:“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是孤立單純的,所有的文化都是雜交性的,混成的,內部千差萬別的。”

就文學而言,賽義德所說的文化的“雜交”和“混成”,可以理解為不同民族的文學可以在跨國傳播中互為關照和互為闡釋;所說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理解為不同民族的文學既體現了本民族的藝術特色,又呈現了人類的共同價值。下面兩個事例就很耐人尋味。其一,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載:有個叫葉限的姑娘乖巧能干,深受父親疼愛。父死后,卻遭后母百般虐待。一日,葉限意外得到一條神奇的魚,她細心喂養,卻被后母偷吃,并把魚骨埋在糞堆下。有一男子從天上下來,告訴葉限埋魚骨處,囑其撿來魚骨藏于屋中,如此可獲所需之物。葉限遵囑藏魚骨于屋中,后偷偷前去參加洞節盛會,不料被后母發現,慌亂中丟失一鞋,被洞人拾到獻給陀汗國國王。國王命舉國試穿此鞋,卻無人合適。后終于找到葉限,國王遂娶其為皇后。詹姆斯在《一個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民俗》一書中認為,從故事類型上分析,一個女孩受虐待、她被迫從事卑賤艱苦的勞動、她遇到一位王子或王子得知她的美麗、由于她的鞋子而被王子識別、她和王子終成眷屬,這些都是灰姑娘故事的基本情節。詹姆斯認為,灰姑娘故事的基本情節葉限故事都具備了。詹姆斯于是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何世界各地都有灰姑娘故事的異文,是阿拉伯故事影響了中國故事?亦或安南人故事影響了印度故事④?俄羅斯中國民間文學和古典文學研究名家李福清曾談及自己的研究體會:“將中國的史料放在國際比較民間文學中,可以在更大的地理范圍內和民族范圍內揭示這些因素的普遍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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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代文學文化審美意境追求

審美文化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席勒的《美育書簡》。在西方經過近兩個世紀的不斷研究和發展，這個概念終于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關注。一路而來，發展勢頭不減，研究熱度不降。到了90年代，更是出現了審美文化研究在中國學術界的首次。與西方的研究狀況相類似，中國學者們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充分的闡述，至今依然成果不斷。

隨著中國審美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更多的人認識到了這是一塊“廣博”的熱土。作為一門介于美學和文化學之間的邊緣性學科，它自然具有一套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一方面，在我們傳統的文學研究中已經被無意識的運用到實踐中了；另一方面，更多的學者開始有意識的借鑒、運用這一新的理論資源及其成果，從而進一步拓展了文學研究的思路和空間。

筆者認為，審美文化理論資源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尤其是唐詩研究中的體現主要有以下兩大方面。

1、體現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美學和大文化學闡釋

李西建指出，審美文化要受到大文化系統的影響制約和決定。它必然和處在整個文化大系統中的其它因素相關聯。同樣的，文學也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是文化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必然地會和同屬于文化領域的政治、經濟、宗教、哲學等因素產生渾然不可分的聯系。所以，我們在從審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文學特征、分析文學文本的時候，如果能夠把它們放在更為開放的大的文化環境中去考察，必然會標新立異，收獲更豐，必然能夠從更高的層面上去發現一個時代文學的總體美學風貌。

蔣孔陽先生在《唐詩的審美特征》中，總結了唐詩的五種審美特征，分別是精神美、音樂美、建筑美、個性美和意境美。作為當代中國著名的美學家，蔣先生在自己的認識中就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了文化的視角來考察文學。他把對唐詩審美的把握放在了時代的大背景下，而不是僅僅就文學的本體來談文學自身。所以才首先得出了“精神美”這一特點。

唐朝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一個罕見的“氣度恢宏”的大國。經濟上開放而不施壓，國內商業得到充分發展，出現了像長安、揚州這樣的繁華大都市。另外，與海外各國之間的頻繁商貿往來也使得唐代經濟實力得到進一步積聚。政治上，科舉制度為更多的知識分子打開了入仕的大門，魏晉以來的士族門閥制度勢力越來越弱。加之文化上的“中外交流，三教并存”。有唐一代的整體文化氛圍都是自由而開放的。在這樣的社會文化下生活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在精神上也必然要受到時代整體環境的熏染。積極、進取，希望有所作為，充滿了建功立業的抱負和自命不凡的氣質。于是，詩人們把他們的這種精神、理想通過詩歌表現出來，就必然讓我們從中感到一股巨大的“撼人的美學力量”。正如李澤厚在《美的歷程》里說的那樣，是“一種豐滿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熱情和想象滲透在盛唐文藝之中”，我們怎能不為之震撼？

在這里，唐詩的美來自詩人們精神的美，而這精神之美來自整個時代的文化熏染。需要指出的是，就像李西建老師所說，審美文化和大文化系統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前者從屬于后者，它們之間是一種“雙向聯系”。這里也是這種情況，詩歌，即文學，與他所處的大的文化系統之間也是互相影響的關系?！罢煞蚪杂兄?，會見立功勛”（楊炯《出塞》）?！按箫L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李白《上李邕》）。何等直白，何其開放！也只有唐代的詩人敢于將自己的抱負說出，一任自身的“全部力量”投射在詩句里，才有了盛唐詩歌獨一不二的大氣之美。所以，蔣先生也就是在這個整體的大文化中去關照文學，才得出了唐詩審美上“精神美”這一特點的。

當然，我們所說的從審美文化的視角去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并不是簡單的把文學本體外的某些意識形態內容加入其中就夠了。關鍵是要以審美的方式來考察文學。只有這樣，才能從文學中發現時代文化的豐富性。

2、審美文化對理想境界的追求在古代文學中的體現。

審美文化是一種審美意識的洞察，它用一種具有審美的表意或象征體系的文化符號或樣態來實現對理想境界的追求。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意境問題，可以說就是對這種審美文化研究特點的契合。在詩詞中營造意境，從而表現對某種理想境界的追求。而這里的意境正是審美文化關照下的有表意或象征意味的符號系統（構成意境必不可少的意象只能說是有“意味的形式”或符號，而不能構成符號系統）。

以唐代山水詩人王維為例。

傅紹良先生把王維山水詩歌中的意境追求總結為“借助宇宙重造，生成一個體道合真的意境”，這是“一個由精神宇宙道藝術宇宙的自我完善、自我超越過程”。精神宇宙指的是王維“虛融淡泊”的自我精神本體；藝術宇宙指的是王維“心融外物，道契玄微”的詩歌意境。

品味輞川名句：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有哲理、有禪意、卻無半點神傷，優美而健康。說它是這只是對完美人格的追求，不要任何摻雜的俗世情感。所以，它不像屈騷、阮籍的“深情”，更沒有杜甫詩懷之現實，而毋寧只是一種純粹的人對自然的領悟、對自身境界的自覺完善罷了。再看王維詩歌中的意境構造。蘇軾對王維山水詩的評價是“詩中有畫”，詩情畫意融于一體，更能創造出耐人尋味的藝術境界?！翱丈叫掠旰螅鞖馔韥砬?；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边@是一幅迷人的雨后秋山圖，有全景、有局部、有遠景、有近觀、有動境，也有靜物……皎皎月光，郁郁青松，幽幽清泉，森森翠竹，還有婀娜的浣紗女，歸行的漁舟。這樣一種清淡、悠遠的詩歌境界反照出詩人對相應的理想心境的追求。

當代審美文化對現實生活的關照，使得美學的邊緣被無限泛化了，它在更廣闊的空間內發揮作用，但是最終的目的還是“為改善人類的生存質量作出貢獻”。李西建先生認為審美文化從哲學內涵上看，是以主體的精神體驗為主導的社會感性文化。古代詩歌中詩人心靈和外在對象世界的高度融合在意境構造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現。從而使詩的審美超越了物理的時空，進入到更高層次的精神的時空中去了。這和審美文化中力主消除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主客體之間的片面對立的要求具有協調一致性。

綜上所述，通過審美文化的視角來關照唐代詩歌及其研究，其理攝人心魄，其情至真至純，其境韻味無窮。審美文化學無疑會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中國傳統審美文化 陳志椿 侯富儒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版

[2]文化的審美視野 張奎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3]李澤厚集――思想?哲學?美學?人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88年9月第1版

[4]美的歷程／插圖本李澤厚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

[5]華夏美學／修訂彩圖版 李澤厚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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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探討我們可以清楚的認識到古代文學與傳統思想是相互滲透切不可分割的，它承載了我國數千年的優秀思想和智慧在里面，因而要更好的傳承傳統思想就要對古代文學有深刻的了解，也要更為清晰的認識到它與傳統思想之間的緊密關系。

1.1古代文學是傳統思想的載體與重要傳承工具

人的思想不同于物質，是無形的。所以在流傳上就要依賴于各種各樣的承載工具，比如創造物、傳說、圖騰等等。但是最為行之有效的流傳方法還是古代文學的記載和描述。我國的古代文學清楚直觀的將遙遠的傳統思想進行了歸類和區分，并且以最為直觀的文字形式進行了記載，包括古代的生活環境、當時主流的思想動態、文化形式、藥學化學等科技發展甚至包括當時人們的審美觀與價值觀等等都能在個中文獻中得到體現。而其中的許多著作我們如今也還在普遍的運用與學習其中《論語》、《史記》、《本草綱目》仍然被我們當做學習的范本。前人的思想和智慧已經與古代文學融合成了一個整體，是無法分開的。

1.2古代文學能夠幫助了解先人優秀思想

古代文學除了記錄下優秀的科學理論與思想理論同時也有著許多優美的詩篇和興味悠長的唯美之作。幾千年的歷史中每個階段都有文人墨客們對于愛國情操的抒發、對大好山河的詠唱以及對愛情的追求等等。每個年代的文體和表達形式是不同的，但是其中心的含義和優美的詞句是不變的。這些都促使著今天的我們對古代文學的熱切研究，同樣這也深化了我們對古代優秀思想的理解。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對古代文學的探究的確讓今天的我們抓住了古人的思想精髓，也在同時讓自己的言行更為端正與合乎傳統的優秀理念。

2.我國傳統思想如何與古代文學相互融合與發展

要做到弘揚民族文化繼承優秀的傳統思想就要與古代文學的充分的融合，充分利用古代文學并研究和探索其中深奧的理論，這才能促進我們思想上的進步。

2.1加大對古代文學的研究力度與深度

我們手中掌握的歷史資料與古典文獻是十分豐富的，而且保存上也是相當完整的。但是在現階段對于這些古代文學著作的研究卻是有偏向性甚至可以說是片面的。當今比較受人們重視的古代文學作品絕大多數是詞、曲、詩作、小說等等文學類著作，相比之下對于哲學性、科學性和史學性等比較高的應用型作品就研究過少。這就意味著對于這一類著作當中蘊藏的深刻思想哲理我們并沒有深透的挖掘和繼承，所以直到現階段我們對傳統思想的學習仍然不到位。要想使傳統思想與古代文學充分融合并為我們現今的生產生活做出指導，全面的學習古代著作是十分必要的。

2.2現實中加強對古代文學及傳統思想的教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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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的文學教育，歷代有不同的特點。先秦諸子的學術傳授中蘊涵著文學教育的成分。兩漢時期，太學的教學中文學教育作為經學教育的附屬物而存在。魏晉六朝，文學教育存在于貴族文學團體內部以及家族成員的創作、品賞、評論中，文學的審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視。唐宋時期，科舉制度促進了文學的興盛，文學教育得以發展。元明清時期，不管是各級官學、書院，還是民間的義學、私塾，文學教育大都服從科舉考試的需要。雖然中央與地方、都邑與鄉村、廟堂與民間各有不同，地域的發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從總體上看，政治倫理色彩與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學內容上的經學中心與廣義的文學觀念相關聯，是傳統文學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舉制度的弊端越來越凸顯。王士禎曾記載進士不讀《史記》的怪事:某一前輩老甲科見一孩童讀《史記》，問知作者是司馬遷，竟問“渠是某科進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說明問題。科舉考試講求以八股文體作文章，文章題目從四書中來，因此文學教育的功利色彩極強，一些讀書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識。清末，從開始，經歷運動、第二次、、、、八國聯軍侵華，可謂內憂外患。面臨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識之士進行了、等尋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變革。為培養操辦實際事務所需要的人才，洋務派開辦了新式學堂，特別注重外語、軍事和專業技能教育。1862年創辦的，主要開設外語、天文、科技等課程。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對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啟超草擬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得到光緒皇帝的批準，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學的體系。1901年，清政府頒布詔書，鼓勵各地設立學堂。1902年由管學大臣張百熙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頒布，對學堂的目標、年限、課程設置等制定了規范。1903年，張之洞、上書，提出廢除科舉制。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等人，在壬寅學制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形成《奏定學堂章程》，亦稱癸卯學制，這一學制得到光緒皇帝批準并在全國推行。隨著各地學堂的開辦，1905年清政府最終廢除了科舉制。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轉型

(一)古代文學教育地位的變化

癸卯學制對學堂的招生、課程設置、考試等都進行了詳盡的規定，將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師范教育、實業教育三類，又按程度高低將整個教育過程分為三段七級:一是初等教育(含蒙養院、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學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學堂、分科大學及大學選科、通儒院)。蒙養院教學內容中的“歌謠”一條，初等小學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國文字”，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及高等學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國文學”，均與文學教育有關。高等學堂按照學生日后預備入學的方向，將學科分為三類，中國文學屬于三類共有的必修內容。大學堂中，文學科大學分為9門，其中“中國文學門”的主課有理論性質的“文學研究法”，還有“說文學”“音韻學”等專門學問，另有“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相當于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課程，還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補助課”“四庫集部提要”，以及中國及西方的歷史、外國科學史、外語等相關內容。“研究文學之要義”共41則，對授課內容作出了細致規定。由于中國古代傳統中沒有純文學的觀念，文學教育往往附屬于經學、史學等，明清時期更成為科舉考試的工具。癸卯學制第一次從制度上將“中國文學”與“讀經講經”并列，作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門獨立的學科，大學文學科還設立了“中國文學門”，這是我國中小學開設“國語”“國文”“語文”課、大學開設“中國語言文學系”的開端。然而，古代文學教育獲得地位并非順理成章，而是來之不易的。癸卯學制的主要起草者張之洞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實學著稱。加上清末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迫切的富國強民愿望彌漫朝野，在這種救亡壓倒一切的語境下，出于經世致用的需求，科學被賦予崇高的地位，文學則無容身之處。但是癸卯學制參照日本學制，而日本又是學習西方的，不管西方還是日本，學制中都存在文學這一學科。

也許正是基于此，中國文學終于擠進了新教育體系中。在這種功利主義的傾向下，傳統文學教育必須證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會接納。癸卯學制的綱領性文件《學務綱要》中專門有一條指導意見:“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煞費苦心地為中國文辭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國的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如果不讀經書，那么就失去立國之本，“安有富強之望乎?”這樣的解釋巧妙地將儒家經典與外國的宗教比較，又將讀經與民眾追求國家富強的訴求聯系在一起，賦予了讀經令人信服的意義。這樣一來，學習中國文辭自然也就有了價值與意義。按照“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的精神，“讀經講經”一科在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和中學堂的課時設置中，分別占周課時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國文辭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作用，那就是寫奏議、書札等實用文章。與之相應，在各級學堂具體的授課內容中，也一再強調學習中國文辭“以備應世達意之用”“適于實用”。這里并沒有提到對科舉的作用，應該是廢除科舉制醞釀已久，因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詔實施了。這樣古代文學教育實際上陷入了某種尷尬的處境中。文學被正式立為一科，第二年科舉制又被廢除了，擺脫了桎梏的文學教育本該獲得自由。但其賴以論證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對經學的助益。也就是說，古代文學教育以喪失獨立性為代價，得到了獨立的地位。而廢除科舉制，固然打碎了文學教育的桎梏，卻也部分消除了文學教育存在的依據。實用的文體，雖然是傳統文學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學性。一味追求實用，文學教育將走向偏狹。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話文，連“奏議、公牘、書札、記事”也開始使用現代漢語，慢慢和古代文學脫離了關系。這時候連實用性的理由也變得不能服人了。再后來“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興起，由于古代文學被視為舊思想的載體，這些任務自然又落在了白話新文學上了。概言之，中國文學自癸卯學制以來，固然得以被專門列為一門學科，但是中國古代文學教育由于長期受制于實用主義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審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這一問題一直延續至今。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目的、內容和方式的根本變革

培養寫作者是傳統文學教育訓練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說訓練的內容除了閱讀，還有實踐性創作。授受的雙方一般都參與文學的創作，所以文學是動態的，作品是不斷累積的，既包括過去的文學，也包括現在的文學。癸卯學制中雖然有寫作一項，但是已經不再那么強調了。大學堂的課上也不進行傳統的詩賦訓練，中小學堂更是有“學堂內萬不宜作詩，以免多占時刻”的規定。1905年為保證學堂的發展而廢除科舉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話為創作語言的傳統寫作方式失去地位，隨著白話文運動興起，逐漸被現代白話文寫作取代。這意味著，古代文學教育不再是從古至今的文學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學”的教育?！艾F代文學教育”“當代文學教育”等也先后從文學教育中分離出來，成為與古代文學教育并立的門類。古代文學教育的目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培養寫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養學術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學素養成為最重要的任務。這樣一來，授受雙方往往缺乏相關的寫作經驗，并且隨著古今語言文字的演變，普通民眾與古代文學作品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嚴重。因此，古代文學研究和教育也面臨脫離現實需求、成為少數研究者群體內部的話語游戲的危險。

從內容看，古代文學教育也有重大變化。癸卯學制中大學堂“中國文學門”的“中國文學研究法”稱“務當于有關今日實用之文學加意考求”，對“歷代文章流別”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國文學史》，編纂講義授課。1904年，時任京師大學堂國文教習的林傳甲，將為授課需要而編寫的講義以“中國文學史”為題刊行，這是“第一本中國文學史”。林傳甲在卷首題記中表示“將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又說“查《大學堂章程》中國文學專門科目所列研究文學眾義，大端畢備，即取以為講義目次”?？梢?，此書一則受國外文學史編寫的啟發，二則忠實貫徹了癸卯學制的要求。林著文學史分16篇，目次與癸卯學制的“研究文學之要義”的前16條完全一致。此后出現的一系列文學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學府中的教學需要而編寫。這意味著從傳統的文學選本到系統的文學史著作，教材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以前強調實踐的教學方法不同，新的教學方法似乎更側重知識的系統傳授，這也適合現代學校的課堂教學。雖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統的文學史為授課內容，而是選擇“雅正鏗鏘”“有益風化”的詩歌等。但是，癸卯學制規定中小學堂教學方法“以講解為最要”，特別提出對記性太差無法背誦的學生，“若強責背誦，必傷腦力，不可不慎”，又規定中小學堂讀古詩歌“遇閑暇放學時，即令其吟誦，以養其性情，且舒其肺氣”。這實際上也就規定了課堂教學以講解為主的方式，明顯不同于傳統官學和書院“執經叩問”的發問答疑式、私塾的誦讀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啟發式這些非系統性的教學方式。

三、癸卯學制對古代文學教育的影響

(一)古代文學教育的西化與現代性問題

癸卯學制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中體西用色彩，是中國儒家思想和外國教育制度的結合體。這一學制是學習日本的結果。日本學習西學大有成就，其文化又與中國接近，加上路途不遠，往來相對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為當時的潮流。張百熙擬定壬寅學制前曾派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前往日本考察，張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羅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這些人的調查訪問及對日本學制相關資料的編譯，為后來癸卯學制的擬定打下了基礎。日本學習西方思想的同時能保存自己的思想傳統，這一點正符合中體西用的觀念，是理想的學習對象。學習的結果是癸卯學制以儒家思想為不可變的根本，其中又特別重視宋儒理學。另外，只設外國文學，不設外國哲學。王國維1906年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中對此提出批評:“其根本之誤何在?曰在缺哲學一科而已?！彼鲝垙恼軐W意義上而非僅從道德倫理方面研究理學，指出哲學、美學與文學的關聯，并且主張開設印度哲學和西洋哲學課程。癸卯學制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對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處理的問題。無疑，制定者對于西方思想帶有某種疑慮，竭力維護傳統思想的統治地位。但是從學習西方的技術，到學習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傳統，近現代文化史上的這一出戲已經拉開序幕。對于中西文化的爭辯及文化認同的問題，余英時在《越過文化認同的危機》中指出，現代西方已經成為“普遍的現代性”的象征，于是現代化往往也就意味著西化。在古代文學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論，乃至教學方法都曾有過西化的傾向。

時至今日，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納其他民族優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傳統，仍舊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與中西學術思想沖突問題同時浮現的還有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思想沖突的問題，只不過在癸卯學制頒布之時，還沒有發展到后來尖銳對立的程度。所以這一學制規定僅限于“習通行之官話”，練習寫作時“愿習散體、駢體，可聽其自便”，不過“不宜太數”，詩賦“聽學者自為之，學堂勿庸課習”。當然，這里的寫作指的是文言文寫作。后來，隨著白話文運動興起，中國文學科目中，文言文和現代文的沖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籌建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即后來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為例，一開始的中國文學課是按照癸卯學制的要求。1915年，校長經亨頤實行改革，推行白話文教育，編寫國文課本，收入大量時文，以白話文承載現代社會倫理與經世致用之說，以貫徹他的“人格教育”理論。這種現象是普遍的。文學教育的內部，現在我們稱之為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兩部分力量的消長，以及古代文學教育內部，傳統思維和現代思維之間的沖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均衡發展問題

傳統的文學教育中，資源的配置相對均衡。特別是科舉制度完善以后，從蒙學到太學，講授的內容是相通的。鄉村的社學、義學、私塾起著輔助各級官學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內部互相切磋的文學活動中，文學的審美教育得以進行。像《紅樓夢》中所寫的結詩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學詩的經歷，是有現實基礎的。這樣，各個層次的文學教育形成穩定的結構，締造了一個延續不斷的文學教育傳統。癸卯學制的頒布以及繼而廢科舉的舉措，打破了這種相對均衡的狀態。首先，新式學堂雖然大量涌現，但是這些新式學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學費昂貴，鄉村的大批寒門弟子實際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文學教育在鄉村自然也面臨著這樣的斷層，詩書傳家的家庭教育傳統，以及苦讀詩書博取功名的文學教育模式，都在新的歷史時期難以為繼。其次，癸卯學制對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國文學”一科的教學，有較明確的分工規定。這開啟了后世語言、文學分科的論爭，也開啟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爭。癸卯學制規定初等小學堂教授科目有8種，第三種為“中國文字”?！爸袊淖帧币豢频摹敖逃x”是識字以利于讀書，能夠用“俗語”表達自己的意思，能夠寫“日用簡短書信”，其最終指向是“供謀生應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學堂的“中國文學”一科內容是“讀古文，使以俗話翻文話”“習楷書”“習官話”。對照可知，這其實是“中國文字”科的延續。中學堂雖也有講授“文章流別、文風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僅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點還在于識字、寫字等語言文字的訓練。從癸卯學制對中小學堂“中國文學”的學科描述來看，顯然是側重語言知識。

這樣一來，語文就變成了實用的工具，其人文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對大學的古代文學教育并沒有產生很大影響，大學可以通過語言和文學的分學科教學，使兩者各司其責。實際上中學也曾經做過類似的嘗試。20世紀50年代，關于語言與文學關系的討論成為語文教育的熱點問題。討論的結果是模仿蘇聯教育，實行漢語和文學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發出通知，將中學、中等師范學校的語文分漢語、文學兩科教學，于1957年秋季統一實施。然而僅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傳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學，將漢語、文學合并，成為語文科。這樣一來，語文就必須要面臨語言與文學兩方面的問題。語言教學側重于工具性，文學教學側重于人文性。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學語文教學界進行了激烈的人文性與工具性之爭，其開端其實在于癸卯學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討論的進一步深化。這一論爭的結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規定:“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薄读x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延續了這一說法。對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中“語文是從事學習和工作的基礎工具”的說法，“人文性”顯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