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公理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的公理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假設；檢驗；預測；描述；人文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9)09―0005―06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的影響可謂長久不衰，幾乎引導了戰后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潮流。在實踐領域，弗里德曼的“F論點”說服了大多數經濟學家。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一派經濟學家對于“F論點”的堅持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另一派經濟學家對于“F扭曲”的批判構成了20世紀后半葉經濟學方法論討論的主干。關于弗里德曼方法論的研究文獻雖然已經浩如煙海，但是既有的研究幾乎存在一個共通的缺陷，就是就科學問題而論科學問題，而沒有意識到經濟學還存在人文這樣一個重要維度。我們認為，單純從科學角度看待這場爭論的話，由于經濟學不具備可控條件下的可實驗性，是不存在解決出路的。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回歸亞當?斯密的古典傳統，重視人文的維度。

一、解讀方法論之爭的哲學基礎

實際上，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都是波普爾“證偽主義”的支持者。雖然“證偽主義”是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波普爾卻認為：“同分界問題做對比，指出意義問題是個假問題。但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卻把我的貢獻歸納為提出了這樣一種建議：用可證偽性的意義標準取代可證實性的意義標準――這實際上使我的觀點變得毫無意義?！钡牵壿媽嵶C主義者認為，凡是能夠被經驗確證或否證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進而認為波普爾只不過是強調了否證的重要性。所以，許多人似乎一直把波普爾當作一個邏輯實證主義者，或者充其量也不過把他當作一個用可證偽性代替可證實性的持不同意見的邏輯實證主義者，甚至邏輯實證主義者也寧愿把他看作是一個盟友，而不是一個批判者。所以，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的方法論之爭雖然有著深厚的科學哲學基礎，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對波普爾“證偽原則”以及“實證原則”的不同理解。結合經濟思想史和科學哲學的新發展重新梳理這場方法論之爭，有助于提升我們對于經濟學性質的認識。

弗里德曼《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的核心是所謂“F論點”：(1)科學的目的是發現預測良好的假說；(2)假設不是檢驗理論的所在，其現實性與理論的有效性無關。弗里德曼對預測的闡述類似于波普爾。他將經濟學中的假說和其預測的可證偽的重要性放在了判斷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核心標準的位置。有人統計，20世紀70和80年代出版的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著作，幾乎都直接或間接與證偽主義有聯系，因此，布勞格(1992)把20世紀經濟學方法論的特征概括為“證偽主義的故事”。在弗里德曼看來。作為實證科學的經濟學到底與一般性理論有所不同。實證科學是研究“是什么”的系統知識，其終極目標是發展能夠對觀察到的現象提供有效的解釋，并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義的預測的理論。作為一種實質性假說體系，理論不僅要具有“內在一致性”，還要保持‘外在一致性”。那么，為什么弗里德曼認為證偽原則只適用于假說，而不應該涉及假設呢?弗里德曼沒有引用任何科學哲學家的論點，而是通過三個典型例證證明了其觀點，一個模型的目的不是接近現實。歸根到底，我們已經擁有一個完全現實的模型――這個世界本身。但這一“模型”的問題是它太復雜，復雜得難以理解。一個模型的目的在于為理解這個世界的特征提供見解。如果一個簡化性假設使得一個模型對所探討的問題給出了不正確的預測，那么缺乏現實性才是一個缺點。然而，如果這種簡化并未使得該模型對所探討的問題給出不正確的預測，缺乏摹寫意義上的現實性就是一個優點，通過更為清楚地隔離所關注的效應，這種簡化使得問題更易于理解。打個比方，如果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地球，那么這個星球本身就是個最具描述主義意義上完美性的模型；但人類對地球的認識卻大多是通過地球儀這樣一個具有簡化性的模擬來完成的。這種方法典型地存在故意的扭曲，而我們卻不以為意。經濟學中的假設起到的正是地球儀的作用，其同樣不必是現實的完全摹寫。正如Solow(1997)指出：好的經濟模型通過“關注一兩個因果或條件因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并且希望理解實體的逸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

作為這場論戰的另一方，薩繆爾森和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等人則從根本上否定了前提假設不需要證偽的觀點，認為弗里德曼的方法論存在原則性錯誤。弗里德曼的“F論點”被薩繆爾森戲謔地稱為“F扭曲”，用以指稱“假設和推論的不對稱性”。薩繆爾森(1964)經濟學方法論的特點，就是理論的表述應當是毫不含糊的，以使他們有可能被“證偽”。關于假設和假說形成的一般原理，他認為一般應該有操作意義，這種操作意義是經驗性的，經驗性的東西應該具有可證偽性。薩繆爾森的操作主義(operativism)后來發展為描述主義(descriptivism)，強調加強經濟學的科學描述力。他認為，經濟學家的首要任務是發現“可運用的有意義的定理”。由于人們對客觀世界進行完全解釋的愿望是科學所不能及的，因此經濟學家只應力求擴大經濟學的客觀(科學)解釋性的描述力。薩繆爾森的操作主義原理實際上是以維也納圈子里的語言表述的波普爾的證偽主義。

可見，由于對證偽原則的不同理解，預測主義和描述主義在檢驗的范圍和完善理論的方式上產生了本質性的差別。一是前者只關注對于假說和其預測的檢驗；而后者既要求檢驗假說，也重視簡要假設，并且相對來說更關注于檢驗假設。二是在完善理論的過程中，預測主義者的方法是探尋假說成立的局限，并針對不同情況設定不同的約束條件；而描述主義者則在試圖實現假設與現實經驗的完全一致。

二、從科學哲學文化轉向視角對方法論之爭的再解讀

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都屬于哲學上的實證主義者，他們之間的方法論之爭體現了對于證偽方法的不同理解和運用?；仡欉@場方法論之爭，對當前經濟學研究有價值的問題是：這場爭論的語境本身是否就有需要批判和超越之處?對經濟學哲學基礎的反思可以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什么變化?

無論是預測主義還是描述主義，其堅持的都是證偽主義或實證主義的立場。實證主義的奠基人孔德(2001)認為，認識只能局限于經驗的范圍內，只有此范圍內的才是科學，超出經驗之外的只能歸為“形而上學”，是非科學。所以，從科學哲學的角度看，這場方法論之爭散發的是現性主義的科學至上的氣息，即這場爭論是在科學主義語境內發生的，爭論雙方操持的都是科學主義的語言。無論是預測主義還是描述主義都認為，只有“科學命題”――可以進行邏輯實證檢驗的命題――才具有學術研究的合

法性，該類命題構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圍。當前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堅持唯科學主義，試圖用資源配置效率標準判斷一切經濟行為，但是，這種企圖在哲學上正在受到后波普爾科學哲學的批判。但是，科學主義的標準無法在經濟學中貫徹始終而不自相矛盾。我們以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為工具來解讀主流經濟學的科學主義標準。拉卡托斯認為研究綱領含有兩部分不同性質的假設：由不變的、專門的形而上學假設組成的“硬核”(hard core)；輔助假設的“保護帶”(protective held)，它承受檢驗的壓力，進行調整和再調整，或者完全替換，來保護硬核。根據拉卡托斯的標準，經濟學界中預測主義者和描述主義者分享的是共同的理論“硬核”。

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雖然在假設是否需要與經驗事實相符的問題上觀點截然相反，然而二者卻共享新古典經濟學的公理性假設――從個人“效用函數”出發的推理起點和作為最優化標準的“帕累托最優”原則。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給定完備性和傳遞性的理性定理，在附以連續性和凸性等公理，那么就能夠得到一個定義良好的偏好序，這個偏好序表達了人們進行選擇的依據；接著，通過設置一個連續的效用函數來度量這個偏好序，那么經濟學家就可以把效用函數作為目標，給定約束條件，從而整個選擇就變成了求解最優化的過程。從而，通過幾個公理化假設，新古典經濟學把人的行為視為發生在牛頓力學環境之中，從而演繹的過程可以數學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遺憾的是，這樣一個求最優解的過程典型地含有無法測量的概念或詞項在內的陳述。這種狀況――在經濟學中最核心的選擇問題上充斥著大量形而上學的假設――按照科學主義的標準原本是不可接受的，可預測主義者和描述主義者卻都學會了對此視而不見。同時，大量的表面上有差異的經濟理論實際上來源于在保護帶內對非公理性假設的放松，如信息條件、交易成本、策略互動等等，一切放松的參照系是新古典經濟學賴以產生的完全競爭市場。這種研究方法的問題，在于由于作為演繹出發點的硬核內公理性假設的一致，對選擇的最優化處理要求結果和偏好的內在一致性。所求得的最優解――即實際選擇結果必然在一開始就是決策者最偏好的。結果序實際上就是偏好序的體現。

于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就產生了一個悖論：作為演繹前提的公理性假設與經濟學的科學主義的哲學基礎相沖突；而要挑戰公理性假設，就必須考慮歷史和認知的因素，從而違背了經濟學家希望經濟學能夠接近于自然科學的愿望。改善經濟學研究的出路在于改造經濟學的哲學觀。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當前堅持的仍然是20世紀30年代特別狹義的“實證主義哲學”鼎盛時期的哲學觀點，當時對于科學的命題的理解是：這樣的命題必須能夠被證偽。于是，今日大多數的經濟學家的方法論爭論還在圍繞著對于波普爾“證偽原則”的不同理解上打轉。

科學哲學的討論從“實證原則”到“證偽主義”，再到“約定主義”、“語言學轉向”、“歷史主義”、“科學元政府主義”等等，體現了科學哲學文化轉向的潮流，傾向于反科學實在論。后現代的科學哲學強調科學研究中方法論的多元化，認可邏輯和歷史的統一，實證主義不再是唯一的評價標準。當哲學家們忙于討論我們在表達的時候所遵循的規則，還有基于歷史和文化而形成的語言的慣例如何讓表述更能得到清楚的理解時，經濟學家們卻在狹隘實證主義造成的無法理解的泥沼中繼續掙扎了數十年的時間。當前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堅持的單維度的科學實證主義標準明顯是一種過時的科學觀。長此以往。只能使得經濟學陷入科學主義的困境而無法自拔。其后果正如布坎南(1988)所說：“假如我們圍繞所謂的‘具有自然科學性’的經濟學……打轉……我們就會促進人類進入衰敗過程”。

三、經濟學回歸人文傳統的方法論路徑

科學哲學新近發展中提出的“什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論和對于命題的邏輯和歷史的統一的強調使得我們在經濟研究中必須改造極端科學標準的研究方法，重歸古典經濟學的人文傳統。事實上，古典經濟學有著強烈的人文傳統。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那里，對于人的心理和道德法則的分析是其理論的出發點。斯密(1988，的《國富論》的任務是尋找實現國家富足的一般經濟規律，而《道德情操論》的任務就是為這種規律提供人性原理。斯密(1997)在《道德情操論》中把基于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稱為“自愛”，這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在對利己主義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爭機制。斯密竭力要證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個人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為，從而為建立一個有必要確立行為準則的社會而有規律地活動，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促進社會的利益?？梢?，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建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所闡述的人性法則為基礎的。對于這種從人性出發的研究方法，斯密的好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在《人性論》中指出，學術研究必須“直搗這些科學的首都或心臟，即人性本身”。

從對科學哲學文化轉向的闡述和對經濟思想史的回顧可以看出，包括預測主義者和描述主義者在內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各學派在其方法論最高原則上都始終堅持過時的極端實證主義，導致了經濟學在哲學層面的貧困化和在意義維度上的缺失。因此，所謂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之間在預測標準和描述標準上的爭論，以后現代科學哲學的觀點看來，完全就是一個偽問題，是科學主義導致經濟學家在方法論上深陷泥沼而不自知的體現。

一個擺脫當前經濟學研究中“意義”貧困化的可能路徑是回顧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與追求財富的行為相關的“有意義的命題”。在“有意義命題”中存在文化、心智與事實之間的三重糾結，我們無法回避文化的多樣性和歷史的復雜性對于人性法則的影響。按照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的觀點，不同民族和國家獨特的歷史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中的外顯習俗和內在價值觀則通過“心智模型”(聯結“事實―認知―行動”的決策系統)影響對事實的含義的判斷，就是說，相同的事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含義?？梢哉f，由于對基本事實的判斷存在系統性的差異，任何極端科學主義的方法論在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中都是不能實現的，不論是在預測還是在描述的意義上。正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森所說；每個被研究的國家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這些社會――經濟結構組成不同的社會――經濟機器，而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機器又產生不同的因果關系。因此，應該相應地構建不同的因果模型并對這些關系中出現的數量使用不同的概率測算方法。

科學命題，有意義命題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三者的關系如圖1所示：

有意義的命題是一個最大的命題集合，包括了所有與人的活動相關的命題，而科學標準則認為只有可以進行邏輯實證檢驗的命題才具有學術研究的合法性。因此，科學命題是一個比有意義命題小得多的命題集合，眾多倫理的、精神層面的問題因無法實證而被取消掉。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必然是和

理性人的追求財富的行為相關的命題，它們中的一部分因為可以實證而屬于科學命題――并因此屬于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而另一部分因為無法實證而屬于這個集合之外。古典經濟學關注人文維度，其研究范圍是所有與追求財富的行為相關的命題，而不是其是否可以實證。這種對研究范圍的廣泛的界定的理由正如森所說，由于倫理考慮影響了人類經濟行為中對于目標的元排序，因此，將更多的人文思考引入經濟學對于增強主流經濟學的解釋和預測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并能祛除主流經濟學在哲學上的貧困。

當前，順應科學哲學文化轉向潮流并試圖恢復古典經濟學人文關懷傳統的未來經濟學研究路徑已經初現端倪。在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牽頭，以阿瑪蒂亞?森的工作為理論基礎，由巴基斯坦籍經濟學家Mahbub ul.Haq領導和組織編制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中，人類發展被定義為不斷擴大人類選擇的過程。不同于傳統發展理論將經濟增長當作目的的理路，人類發展路徑把經濟增長視為促進人類發展的手段。作為HDI的理論基礎的人類發展分析路徑，其內容是不斷修正和擴充的，甚至“人類發展”概念本身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UNDP(2001)指出，擴大選擇的基礎是提高人們的能力，擴大人們可以做和可以實現的事情的范圍。人類發展的基本能力是健康長壽、受教育權、體面的生活，并且能夠參與社區生活。這個升級版的定義的顯著特點是強調了參與社區生活，即政治自由和集體行動的重要性，這樣就把原有的三個維度的基本能力觀點擴展到了四個維度。

追隨森和UNDP的工作，未來人文經濟學的發展在定量領域可以通過不斷擴展和深化人類發展路徑的研究來實現。我們可以通過心理學、倫理學、文化史等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論路徑，加深對人類發展的認識，并通過將治理環境等因素嵌入人類發展指數而增加經濟學的涵蓋性和人文性。對定量方法的重視表明人文經濟學并沒有完全否定實證科學原則，而是對其進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使之從價值層面回歸到工具層面，可以為人文經濟學的科學精神與人文關懷的結合服務。而在未來人文經濟學發展的定性領域，我們可以追隨諾斯等的思路，按照各國歷史和現實的特點，強調對非正式規則、正式規則和物質條件之間關系的理解，將人的選擇行為植入更加有文化背景和人性因素的理論框架之中。這樣可以使得個人不再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簡單的輸入――輸出間的效用轉換器，而是可以成為更加有主動性的“有靈魂”的人。唯有這樣，才能解釋集體行動、非親屬利他行為、心智變遷等一系列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的問題。按照這種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框架，我們不僅是回歸，而是發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人文精髓。

篇(2)

[關鍵詞] 李嘉圖惡習經濟學方法論論戰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

一、“李嘉圖惡習”及其評價

李嘉圖獨創性地運用了一般分析體系,這種分析體系基于相對少的原理而獲得廣泛的結論,是演繹推理過程的一個紀念碑。熊彼特把李嘉圖這種將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型直接應用于錯綜復雜的現實世界的傾向稱為“李嘉圖惡習”。

李嘉圖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具有獨創性,它指出了通向現代經濟分析的道路,并產生了最終轉化為數學形式的定理,對后來的經濟學發展影響巨大。李嘉圖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沒有問題,李嘉圖出現問題的地方在于把這種抽象直接應用于現實。

二、回顧經濟學方法論史上的“三次論戰”

經濟學方法論是有關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理論,是開啟經濟學大門的鑰匙。經濟學方法論發展過程中有過多次哲學上的論戰,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次:歸納主義與演繹主義之爭、實證主義與規范主義之爭、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之爭。通過論戰,經濟學方法論不斷發展和成熟。

1.歸納主義與演繹主義之爭。經濟學方法論中的歸納主義可追溯至17世紀弗朗西斯?培根的著作,它把歸納法作為發現規律、建立公理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20世紀出現的實證經濟學方法的思想來源。運用歸納主義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馬爾薩斯也強調歸納法,他根據其掌握的某些史實,運用絕對稀缺等概念,歸納出了“人口論”。經濟學中的演繹主義來源于17世紀法國數學家和哲學家笛卡爾,它認為思維的理性至關重要。李嘉圖最早拋棄歷史描述法,強調抽象演繹法,他把抽象化的理論推理和演繹看做是分解和簡化復雜的經濟活動的有力工具,力求把復雜的經濟活動簡化為若干經濟變量之間的模型。西尼爾認為經濟學是一門演繹的科學,是一個從一些“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演繹出的一個體系。

2.實證主義與規范主義之爭。經濟學方法論史上關于實證經濟分析和規范經濟分析的論戰由來已久。西尼爾和約翰?穆勒主張將實證和規范經濟學區別為“科學”和“藝術”形式?！翱茖W”是一系列現實經濟的真理命題,指實證經濟學;“藝術”則是一組規范性的經濟準則,指規范經濟學。凱恩斯則提出經濟學的“三分法”,即實證經濟學,規范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藝術,他創造性的將“政治經濟學藝術”作為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間的一個緩沖器,應用政策經濟學即歸入此類。

3.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之爭。個體主義在經濟學中表現為個量分析,而整體主義則對應經濟學中的總量分析。個量分析主張從個體的經濟行為出發理解整體的市場行為,總量分析則認為社會經濟生活是一個整體,整體的各部分是相互聯系的,只能從歷史的演化中來把握這種特定的聯系。

三、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這里所說的現代經濟學主要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是指當代西方國家的經濟學數學和研究中居于主導地位的,以均衡分析為主要內容和方法的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邏輯實證主義已逐漸成為了現代經濟學的主導思維。在數學媒介即邏輯實證主義思維的支配下,經濟學實現了數理邏輯與經驗主義、演繹主義與歸納主義、計量經濟學與數理經濟學的結合。一般認為,邏輯實證主義強化了經濟學理論的形式邏輯一致性,并導向了經濟學的二元化發展(數理建模和計量實證)。

1.提出研究的問題。針對特定的經濟環境,提出研究的問題及研究這一問題所要達到的目標。

2.提供研究平臺,建立參考系?，F代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現代微觀經濟學,而現代微觀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是個人選擇理論――消費者理論和廠商理論,這就是研究現代經濟學的平臺。經濟人假設是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假設,在研究個人選擇理論的基礎模型中,經濟人被假定處于完全競爭的市場中,消費者的決策就是在給定的價格參數和收入的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3.運用分析工具進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數學模型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強有力的分析工具。運用數學模型這個分析工具把各主要變量及相互作用機制、方向和作用數量化的基礎上,做出其明確的數學表達式。

4.進行數學推導證明并得出結論。進行數學推導也許是現代經濟學家最擅長做的一項工作,在一系列假設的前提下(他們力求使這些假設與現實接近或相符),進行繁雜的數學工式方程推導證明并得出結論。

5.實證檢驗。計量檢驗是經濟學中實證檢驗的一個主要方法。理論模型為了簡化起見,通常把給定的條件盡量簡化,在做計量檢驗時,應該將其他可能影響的因素盡可能地考慮進來,以便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分離出理論模型中所重點考察的因素的影響。

四、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極端化

然而,正是在邏輯實證主義思維的支配下,現代主流經濟學熱衷于實證檢驗和模型構建從而形成了兩種主流研究路向。一方面,主流的數理經濟學偏重于數理模型方面,形式邏輯似乎越來越嚴密和一致了,但卻因缺乏經驗材料的實證而使得理論模型離經驗事實越來越遠。另一方面,主流的計量經濟學偏重于數據統計方面,理論與事實之間的一致性似乎得到維護,但卻因缺乏理論的指導而往往停留在個案或局部材料的經驗層面。

五、結語

李嘉圖作為古典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基獨創的抽象演繹法在經濟學方法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現代經濟學的邏輯實證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歷史上諸多方法的大融合,它具有任何單一的研究方法無可比擬的優點,但由于基內在邏輯上的矛盾性,現代經濟學家在運用這種方法時將基極端化了,因而這種當前最流行的方法仍飽受詬病。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新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必定層出不窮,對經濟學的探討也永遠不會停止。

參考文獻:

篇(3)

當人們普遍認識到主流經濟學理論具有嚴重缺陷時，就會開始尋找新的經濟理論模型。我珍藏著一本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E.F.Schumacher）的著述《小即是美》（Small?is?Beautiful），這本書發表于1973年，當上周我終于開始讀這本書時，舒馬赫經濟思想的睿智和非傳統的方法深深吸引了我。

這本書是舒馬赫不同時期短文的合集，誕生于40年前第一次能源危機爆發之時，幾乎成了當時的“異端”讀物。

如同他的老師凱恩斯和加爾布雷斯，舒馬赫的寫作同樣采用優美的散文體：“我們時代最重大的錯誤之一是相信生產問題已經解決。產生這種幻覺主要是由于我們沒有認識到：現代工業體系盡管擁有全部體現高度智力的先進技術，但卻在摧毀自己賴以建立起來的基礎。用經濟學家的語言來說，工業體系賴以生存的，是不可替代的資本，并稱之為收益?！?/p>

他進而激烈抨擊了現代經濟學的整套理念，即將任何東西都簡化成用GDP衡量的貨幣價值，并指出其無限增長說的謬誤：“從經濟學、物理學、化學與技術的角度來分析，看不出經濟增長有何止境；而從環境科學的角度來分析，經濟增長必然要撞進窄胡同。一味追求財富來求得滿足――簡單地說就是實利主義――的生活態度同這個世界是不相稱的，因為這種態度不包含任何限制原則，而它所處的環境卻受到嚴格限制?！?/p>

作為一個全局思想家，他強烈譴責經濟學的狹隘：“經濟學家和大多數專家一樣，一般都患有形而上學的盲目癥，以為自己的學科是絕對不移的真理，不存在任何先決條件。”

他可能是最早意識到GDP指標忽略了消耗自然資源的成本及污染帶來的巨大社會危害的人：“忽視人對自然界的依存性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固有的缺陷?！?/p>

舒馬赫不單是一位社會哲學家，更是一位對大規模社會組織，尤其是對官僚體制有著深入觀察的實踐家。他現實主義的一面從這句引言中可見一斑：“一盎司實踐往往比一噸理論還值錢?！?/p>

他洞悉大型機構中“小”的重要性。因為隨著機構變得越來越大，也愈發不人性化。他發現大型機構存在“集權”和“分權”交替發展的內在矛盾。對此，他注意到，解決的辦法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兩者兼顧。這是因為所有機構都要努力達到“有規則的秩序和有自由度的無秩序”。每個機構都在有秩序的管理者和創造性（無秩序）的企業家或改革者間極力權衡。

從這一基本矛盾出發，舒馬赫提出了大型機構理論的五大原則，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第一條原則為職能下屬化，即上級領導應將權責委派給下級，使得下級可以比中央集權更為有效地運作。

第二條原則為維護，即例外治理。中樞部門進行委托，且只在明確規定的例外情況下進行干預。

第三條原則為鑒別，即附屬單位必須有清晰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

第四條原則為動力。舒馬赫認識到，如果大型機構中所有事情都直接由上級指揮，下級就沒什么工作動力。這時，在物質回報之外，機構的整體價值觀變得極為重要。

第五條原則是中間公理。他注意到“中樞部門要管好秩序很容易，但卻不那么容易管好自由度和創造性”?！肮怼笔遣蛔C自明的真理。中間公理原則即“從上面下達的一種不完全是命令的命令”。

令人驚訝的是舒馬赫引用了的話來闡釋理論與實踐間互動關系的最佳組合：“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方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保ǎ骸督M織起來》，《選集》第三卷，第936頁）。

篇(4)

關鍵詞:資本資產定價;均衡原理;不對稱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0-0237-02

經濟學是否需要數學的公理化方法一直以來是一個爭議的問題,早先的一些文者愿意通過對各種現象、事例、故事的描述、羅列、區分,使人們從中悟出許多有哲理的“文學文化”的方法去認識經濟學、金融學的一些方面。1847年1月法國經濟學家L.Warlas發表了他的論文《交換的數學理論原理》,首次公開他的一般經濟均衡理論的主要觀點,這一原理是唯一的對經濟整體提出的理論,他把一般的經濟均衡的思想表達成數學形式(線性方程組),但由于他數學修養的有限,他提出的“數學論證”在數學上是站不住腳的。這個問題經過數學家和經濟學家們80年的努力,才得以解決。其中包括大數學家J.von Neumann,他投身到一般經濟均衡的研究中去,并因此提出了他的經濟增長模型。在20世紀70年代有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的角度用數學的方法定量研究經濟體中的量與量之間的平衡關系、穩定關系,形成了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經濟均衡原理,從而奠定了經濟學的數理基礎。正如法國Bourbaki學派的數學家G.Dbreu所說的:“堅持數學嚴格性,使公理化已經不止一次地引導經濟學家對新研究的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使適應這些問題的數學技巧用得更好。這就為向新方向開拓建立了一個可靠的基地。它使研究者從必須推敲前人工作的每一細節的桎梏中脫身出來。嚴格性無疑滿足了許多當代經濟學家的智力需要,因此,他們為了自身的原因而追求它,但是作為有效的思想工具,它也是理論的標志?！?/p>

金融學是指金融市場的經濟學,現代意義下的金融市場至少已有300年以上的歷史,他從一開始就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但現代金融學通常認為只有不到50年的歷史。這50年也就是使金融學成為可用數學公理化方法架構的歷史。主要體現在被認為的兩次“華爾街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指1952年H.M.Markowitz的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問世;第是指1973年F.Black與M.S.Scholes期權定價公式的問世。這兩次革命的特點就是避開了一般經濟均衡理論的框架,一直在很長的時間里被傳統的經濟學家認為是“異端邪說”,但是他們也確實在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市場上引起了革命,從而最終也使金融學發生了根本改觀。

以上應是經典的金融學理論的發展及思想,那么,近些年來經濟學的發展又怎樣呢?其實我們通過近些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可以知道當今經濟學研究的方向與思路。

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位美國經濟學家,以獎勵他們對具有不對稱信息的市場的分析。所謂的完善市場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市場具備信息的對稱,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中,價格會發生畸變,當前令中國人深惡痛絕的假冒偽劣商品市場就是有不對稱的信息市場:賣方做了手腳,買方則蒙在鼓里。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中,價格會發生畸形:或劣等品賣個好價錢,或者優等品被賤賣。而金融市場中的信息盡管比其他市場中的信息更透明,但仍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當前,中國經濟金融市場都處于需要迅速完善的過程。在我國這種歷史發展較短的證券市場中常出現:公司管理層透漏公司的重大消息,基金與公司有一定的曖昧關系,而大多數散戶卻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買賣股票,最終散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盲目跟進或盲目拋盤,造成經濟損失。其實,在美國那樣相對成熟的市場中,近年來作假賬的事件也時有發生,如2007年轟動全球的“安然事件”。在這種情況下,用均衡和無套利來為金融資產定價顯然是不合理的,于是市場有效性就成了大問題。早在1980年就曾提出了關于市場有效性的悖論:如果市場價格已經反映了所有有關的市場信息,那么,經濟活動就沒有必要收集市場信息;但是,如果所有經濟活動者都不去搜集市場信息,那么,市場價格怎么能反映所有有關的市場信息?這樣,經典的市場有效性理論就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關于這一悖論的研究對金融經濟學影響極大。其主要解決方案是在市場的一般經濟均衡模型中須要引入有成本的信息,引進掌握不同的交易者。這樣一來,就走出了經典金融學的無套利框架。

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心理學家D.Kahneman和美國經濟學家V.L.Smith,以獎勵他們在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方面的開創性工作。對D.Kahneman,獎勵他把心理研究融入到經濟學科中,特別是有關在不確定環境下人們的判斷和決策。對V.L.Smith,獎勵他在經驗經濟分析中,特別是在被選市場機理研究中,建立了實驗室試驗D.Kahneman與A.Tversky,被認為是行為經濟學的倡導人。他們在對不確定環境下決策的研究上,與傳統的利用期望效用函數理論處理完全不同,他們要考慮感知、信念、情緒、心態等許多方面,以至決策變為一個復雜的交替過程。這兩位心理學家就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提出他們的所謂“小數定律”、“展望理論”等等。不過,這并不是說他們的理論與期望效用函數理論完全對立,而是前者代表在不確定的環境下的完全理性的決策行為,后者則代表人們在復雜的現實條件下可能有的“非理性”行為。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前者是后者的理想狀態,或者說是不斷的接近狀態。

200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美國經濟學家R.F.Engle和英國經濟學家C.W.J.Granger,以獎勵他們對于分析經濟時間序列的方法上的貢獻。他們的研究主要是方法論上的,而不是思想上的,他們分別提出了所謂的“自回歸條件異方差”及所謂的“協整”方法。這兩種方法都是針對經濟數據隨時間的變化不那么穩定的情形給出的,而經典的Markowitz理論與Black-Scholes期權定價理論都是假定所涉及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和方差為常數。我們知道,當股市變化較大時,這樣的假定是不符合實際的,因此,這樣作實證分析不能反映股市現實。而ARCH模型就是一個能夠反映方差隨時間變化的自回歸模型;“協整”是考慮經濟數據隨時間變化很不平穩時,要先找出有類似的不平穩變化的經濟數據之間的關系,即所謂的協整關系,它使得有同類不平穩變化的經濟數據組合變為有平穩變化的經濟數據,從而可以用通常的方法來處理。

從這三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的頒獎來看,人們努力走出過于理想的一般均衡框架假設環境,去解決與實際環境較接近的“不對稱信息”、“非理”、“非均衡時變”。但是,這些并不能取代經典理論所解決的范疇,事實上,到現在為止,要給出某個金融商品的定價,穩定的均衡狀態假設仍然是須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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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ocalypse from the maths and physics financial economics theory development to us

ZHANG Ying-qin 1,ZHU Zhi-wei 2,CHENG Hui-qin1

(1.Maths and physics and biology college,Inner Mongoli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Baotou 014010,China;

2.Qianjiang college,Hna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2,China)

篇(5)

關鍵詞：金融危機 經濟人 有效市場 集體非理性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金融市場是現實生活中最為接近完全競爭的市場例證，有效市場理論假設證券市場價格充分反映市場信息，任何公開或非公開的市場信息能夠立刻通過價格傳導到市場參與者，參與者能夠根據市場信息做出理性的反映以實現收益最大化，因此市場能夠實現動態的一般均衡。但是金融史上的歷次金融危機的普遍特征卻是市場遠離均衡的劇烈波動，而且每一次波動中市場參與者都表現出了如同希勒在《非理性繁榮》一書中指出的種種非理性的表現，這使得人們開始反思有效市場理論和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希望通過經濟學基礎假設的改進使得經濟學更為準確地描述人們的行為和接近現實世界，從而減少金融危機的爆發頻率及其破壞性。

一、有效市場理論――從微觀到宏觀

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核心就是市場參與者追求個體效率，圍繞這一邏輯核心的分析范式是：首先闡明理論假設；在理論假設基礎上用數學的方法描述研究對象的行為；用經驗事實檢驗理論模型。貝克爾對經濟分析的核心做了精彩的概括并得到經濟學家的廣泛認可，他指出，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和偏好穩定的綜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運用便構成了經濟分析的核心?！敖洕碚摽疾斓暮诵膯栴}就是經濟人及其在市場經濟中的互動過程及結果，因此理性假設既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分析起點也是經濟分析的核心。經濟人行為有兩個最根本特征：其一是動機的“自利”性即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經濟人行為方式的“理性”性。新古典經濟學假設所有人都是經濟人，都按照邊際均等原則實現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這就使得新古典經濟學可以通過求解市場參與者在約束條件下的效用函數的最優解實現市場參與者的效率最大化。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則主要描述了通過市場參與者的最優行為實現市場的動態一般均衡。至此，新古典經濟學實現了從微觀個體均衡到宏觀一般均衡的刻畫。

金融市場的有效市場理論則是新古典經濟學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對金融市場的刻畫，通過假設市場參與者是完全理性的：證券市場價格能夠迅速反映市場上公開或未公開的信息，參與者充分了解購買證券后果的概率分布而且能夠選擇使自己目標函數最大化的方案。在這樣的假定之下，證券市場的常態應該是動態均衡的，任何的短期波動或沖擊都能夠通過市場的自我調節迅速恢復。因此，理性假定奠定了有效市場理論的微觀基礎，是金融市場長期均衡的基石。

二、金融危機的主觀機理――有限理性

根據建立在理性人基礎上的有效市場假設，只要市場參與者滿足完全理性的假定條件，市場均衡是常態，任何的非均衡是短期的而且市場能夠迅速修復。但是人類金融史上金融危機并不新鮮，而且大規模破壞性的金融危機使得市場遠離均衡而且恢復緩慢。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破壞力驚人，各國紛紛啟動救市計劃。金融危機的現實促使人們反思有效市場理論的核心假設――完全理性。

總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理性假設遭到了兩方面的批評。西蒙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太強，能夠在任何時候準確計算自己收益和成本的完全理性的超級經濟人是不存在的并提出市場參與者實際上只具備有限理性。西蒙指出：市場參與者的計算能力是有限的，面對復雜多變的現實市場，參與者無法知道各備選方案結果的概率分布；參與者認知現實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類的理性是在有限的認識能力約束下所能達到的最大化。從行為經濟學角度，卡尼曼認為：完全理性是不可能的，人類有很多認知偏差如人類的自負即往往趨于高估自己的能力等，因而容易走向個人非理。

弗里德曼在《實證經濟學》中指出，人們獲得最終的結果并非出于對于各種可能結果精心計算概率分布而最終實現最大化。人們對世界的認識總是從簡單到復雜，從靜態到動態，由于所處世界的復雜性超過了人們的認知理解能力，面對現實的極端復雜性，人們不得不假設人的理性是完美的，并以此作為證券市場資源配置的理論基礎。一般均衡模型實際上為研究真實的市場提供了參照標準，從而測度、估計現實的市場狀態是否達到最優，用與理想的市場（資源配置達最優）的差距來評價現實市場。但實際上，完全理性是不可能達到的，現實市場中參與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因此金融危機產生的主觀方面的原因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現實參與者的有限理性與有效市場假設下完全理性的沖突。

三、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個體理性與集體非理性

理性可以分為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新古典經濟學把個體理性建立在理性公理的基礎上，即：反身性，完備性，傳遞性等，但是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排除了集體理性，排除集體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導致市場失靈。通常所說的市場失靈來自外部性，壟斷、信息不對稱、公共物品等，這就在于個人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會帶來社會最大化的結果，經濟學中即稱為“社會困境”，因此大部分市場失靈現象具有個人理性導致社會困境的一般特征使得完美市場是不可能實現的境界。金融危機一旦爆發往往不斷惡化有越演越烈的趨勢，這就在于金融市場的主導理論有效市場假設只關注市場參與者單個的最優化，而不考慮市場整體最優化的實現，而市場整體最優化的實現有賴于參與者單個的最優化外和市場整體最優化之間利益沖突的有效調節。

例如金融危機的爆發首先要有泡沫的膨脹期，這就如同凱恩斯的“選美”理論，每個市場參與者都想實現個人的最優化，但由于市場整體理性考量的缺失，在個體理性的驅動下，市場參與者考慮的不是市場將來可能出現無法控制的泡沫，而是積極的猜測大多數投資者的選股傾向和購買行為。而且在金融泡沫不斷堆積衍生的過程當中往往有很多投機致富的示范效應從而使得個體投資者視投資行為為非理性而投機從眾行為為理性。從市場參與機構來看，參與機構在金融泡沫的堆積過程中往往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一點在金融衍生品創新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金融衍生品一方面可以控制金融風險，進行風險管理，因而是風險管理的很好工具；可是另一方面若金融衍生產品使用不當，或者被濫用，反而會放大風險，造成災難性后果。在金融泡沫不斷堆積的過程中，參與機構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往往會視金融創新本身為點金術，如此次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就是失控的金融創新的后果。新古典經濟學排除了集體理性的研究，從而使得市場如何從個人理性走向集體理性的過程研究成為缺失的一環。因此，金融危機的破壞性通過個體理性向集體非理性的傳導機制而不斷堆積和惡化。

四、經濟學需要更接近現實世界――幾點建議

從郁金香狂熱、南海泡沫、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史上歷次金融危機的破壞力使得人們又一次反思和追問經濟學的解釋力。筆者認為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經濟學的啟示是經濟學的完全理想假設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改進，此外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要進一步的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使得經濟學更加接近現實世界。

（一）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有效協調

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模型使用很多假設以實現邏輯自洽，如一般均衡模型假設不存在貨幣、政府，法律制度，產權體系，銀行等等，所有信息通過價格進行傳遞和調節，而自由市場機制還需要非市場制度才能使市場得以有效運行。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的悖論說明僅依靠價格機制難以協調市場參與者與市場總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如何通過激勵相容的制度在無秩序的、多元的個人理性與有秩序的集體理性之間搭建均衡應該是此次金融危機對于經濟學的啟示之一。

（二）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自從馬歇爾把邊際分析引入經濟學以來，經濟學出現了數理化的傾向，薩繆爾森在《經濟分析基礎》一書中把數學最優化和經濟學均衡原理相結合，使用數學形式表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體內容。此后，西方經濟學逐漸從語言表達和圖解式的分析方法轉變為用現代數理經濟分析方法等高深數學為主的工程化研究方法。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哲學基礎和研究方法方面有一定的共通之處， 但正如波普爾和哈耶克在《經濟學》雜志中表示，社會科學不可能得出像物理學那樣的結果，哈耶克猛烈的抨擊了機械的、不加鑒別的適用自然科學的定量方法，他稱之為“科學主義”。

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體系建立在個體理性假設基礎上，嚴格假設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數理化求解目標函數的最優解。但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主題根本不同，只有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結論相結合才能更準確的解釋市場參與者的經濟行為和社會現象，比如借鑒神經心理學，行為科學的結論。但是，由于很多社會科學的結論是很難或沒法定量化的，比如集體理性該如何衡量，有限理性該如何納入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中，即使能夠量化，納入后經濟模型能否求解，這些都需要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突破。

經濟學家哈恩曾指出：為證明“無形之手”，新古典經濟學家走上了一條非常狹小的羊腸小道才走到了峰頂，而走上峰頂的重要墊腳石就是理性公理假設。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新古典經濟學最大的啟示就是：為認識復雜的經濟世界而不得不做出的理性假設使得經濟理論不足以對現實予以充分準確的刻畫和解釋；理性假設本身需要改進，作為新古典理論大廈的基石，理性假設的改進需要付出精心的探索和長期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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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經濟人；物本經濟；人本經濟；廣義虛擬經濟

中圖分類號：F062.6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674?9448（2013）01?0012?07

我們知道，經濟活動不僅僅取決于“經濟人”的理性最大化行為，“人們的意愿和選擇、經濟上的期望、社會規范和文化的調節及道德上善良表象的總和一直在起作用。”人類社會所具有的利益也不僅僅只包含經濟利益，還有其他方面的利益，當然，毫無疑問在人類各種利益中最具普遍意義的利益是經濟利益。人類各種利益是互相聯系和互相支撐的。在現實生活中只講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利益，是絕對行不通的這可不行，之所以行不通就是因為單獨的經濟利益并沒有反映出市場運行秩序的內在道德原則。

一、為什么在現實社會“經濟人”假設存在瑕疵？

經濟學是離不開倫理道德的，如經濟學鼻祖斯密在1751至1763年分別在格拉斯哥大學任邏輯學和倫理學教授，他還先于《國富論》，而在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雖然《道德情操論》沒有《國富論》名氣大，但很多人都把這本書并稱為斯密思想的代表作。其實看過這兩本書的人都知道，這兩本書在邏輯上也是互相關聯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都是從同一系統的整體上分割出來的部分。法學家塞繆爾?羅米利（samuelRomilly）認為《道德情操論》是一部遠比《國富論》杰出的著作。所以，可以認為古典經濟學鼻祖斯密的經濟學是和倫理學密不可分的。可以認為，一直到18世紀，經濟學與倫理學仍然是糾集在一起的，它們都是道德哲學的組成部分。

從亞里士多德開始，經濟學本來就具有兩種根源，即兩種人類行為的目的：一種是對財富的關注，一種是更深層次上的目標追求。由此產生兩種方法，一種是工程學的方法，也就是數學的、邏輯的方法，一種是倫理的方法。這兩種根源或方法，本來應是平衡的，但不同學者重視的方面有所不同。從亞里士多德到亞當?斯密，比較注重倫理問題，而威廉?配第、大衛?李嘉圖等更注重工程學方面?，F代經濟學則大大發展了工程學方面，而忽略了倫理方面。馬歇爾在為現代經濟學分析奠基時說道，經濟學的發展有兩個思路，一是“工具理性”，即通過理性人的假設，演繹分析社會經濟現象的原因；二是進化論的思路，通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即不通過“理性人”假設，也可以解釋現存的社會現象。他最后認為，經濟認識不能停留在單純的描述階段，否則就不可能是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經濟科學。施蒂格勒對經濟學中的要求重視倫理價值的觀點不以為然，他說：“當自利與倫理價值的口頭忠誠發生沖突時，如果讓我來預測關于行為的系統與廣泛的試驗結果，那么，在很多情況下，事實上，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自利理論（我沿著亞當?斯密的思路解釋）將會獲勝?！币驗椤霸谖覀兊纳钍澜缟?，有理性，并掌握充分信息的人們，在機智地追求著他們的自利（施蒂格勒，1981）。

對建立在完全理性“經濟人”基礎上的現代經濟學打擊最大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西蒙對“理性經濟人”學說提出了系統的批評，在其一系列文章中他批評指出，這種無所不能和全智全能的理性經濟人抽象無異于“奧林比牙山神模式”，它對于個人完全理性的假定，與現實中人類的實際理性和可能的行為幾乎沒有什么關系，剩下的不過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學魅力”（西蒙，1947）。他強調，經濟學家應該認識到人類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對人類完全理性的崇尚應該讓位于更符合實際的人類“有限理性”。經濟人之所以是理性有限的，是因為人們在現實的市場交易中很難對每一個措施將要成產生的結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正確的預測，并且人們在決策時所擁有的信息也是非常不完全的，在很多情況下都是依靠主觀的判斷和個人習慣進行決策。西蒙用一個形象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如在草垛上零星的分布著一些針，人們要在草垛上找出一把最鋒利的針必須把所有的針都找出來，并進行比較才可以得到。但如果找到一個適合的針就可以的情況下，人們一定會放棄找出那把最鋒利的那把針的努力。此時，人們所依據的就是有限理性。他明確指出，由于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度、信息的不完全和對結果預測的不確定性都決定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另外，人類的目標往往并不是單一的，人們在做決策時，會受到個人的價值觀、效率標準和社會聯系等多方面的限制，因而只能以“滿意的原則”作為界定人類理性的標準。

除了西蒙之外，對完全理性的“理性經濟人”還有一個影響較為廣泛的批評者，即萊本斯坦因，他提出了著名的x效率理論，以修改傳統的最大化假設。他認為在通常情況下，人們不會嚴格追求極大化行動，而做出的決策往往依附于習俗、慣例和道德規范方面。因此，他認為，合乎現實的微觀經濟學必須“超越經濟人”，以“非最大化”作為標準的行為假設（Leibenstein，1976）。

20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學大舉滲入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理性經濟人”的“最大化行為”。此時，新古典經濟學為了保證個人選擇的理，提出完備性、傳遞性和決定性等公理。然而，一些心理學家的實驗卻表明：現實中人的選擇行為并不符合這些公理，而且是經常地違背這些公理，即存在“偏好顛倒”。發現這一現象最早的是保羅?斯諾維克和薩拉?利切坦斯泰因。1979年以來所進行的許多實驗證明實際選擇行為甚至違背所有的理性公理。在此期間，實驗心理學家的理性實驗給主流經濟學家的心里造成極大沖擊，絕大多數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都對這種實驗保持沉默。但僅憑實驗心理學家的實驗還不能駁倒“理性經濟人”抽象的假設。另外，新制度經濟學在70年代以后也開始對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中關于理性人完全理性的不切合實際的假設予以了糾正和更深入的研究。新制度經濟學可以證明合作、守約等道德行為能夠降低交易成本，遵從道德與功利主義原則可以并行不悖。

進入80年代以后，以倫理學和社會學思想為代表的經濟學家開始對主流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假設為基礎的純經濟學分析展開攻擊。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曾尖銳的說道：“自利理性觀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斷然拒絕。……把任何偏離自利最大化的行為都看成是非理，就意味著拒絕倫理考慮在實際決策中的作用?！炎岳畲蠡袨榈韧诶硇?，進而再把實際行為等同于理，這一復雜的過程似乎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試圖用理性要求來維護經濟理論中的標準行為假設（即實際的自利最大化）就如同領著一對騎兵去攻擊一只跛腳的驢?！彼€強調，主流經濟學把理性的人類行為等同于選擇的內部一致性（internalconsistency of choice），并進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實際行為的最好近似，也沒有證據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對人類實際行為的最好近似，也沒有證據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導致最優的經濟條件（阿馬蒂亞?森，1986）。阿馬蒂亞?森嚴肅的指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貧困化現象（阿馬蒂亞?森，1986）。

二、“經濟人”應具備人類倫理行為規范

現代經濟學是一種邏輯演繹的科學，即通過邏輯假設、邏輯推理和邏輯推論建立的純粹經濟學。以邏輯演繹為基礎的經濟學與以倫理為基礎的古典經濟學已發生了質的變化，阿馬蒂亞?森稱現代經濟學具有為“工程學”的淵源。之所以稱之為工程學的淵源，是因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借鑒了當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成果，現代經濟學的內在機理與現代物理學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

阿馬蒂亞?森認為，現代經濟學雖然來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但它是對《國富論》的背叛。因為它丟掉了原來的倫理基礎，丟掉了斯密的道德規范，更深入的來看，它丟掉了古典經濟學中寓含的道德哲學?，F代經濟學雖然在形式上更工程，更有科學的外衣，但實際上它已變成了一個無根的學科，它仿佛是完美的木偶，是從事某種游戲和算計的把戲。阿馬蒂亞?森認為，經濟學除了“利己”，不可能一點也不關心“利他”；另外，一個社會除了富裕，又怎能缺少正義。

“如果我們的經濟學在高舉‘自由’的大旗之時，也用適當的倫理規范約束自己的行為，那么我們的社會將會減少多少荒和奢侈，生意場上將會減少多少爾虞我詐?！瓘默F代經濟學的手段來說，它只知道用科學的算計向自然索取，卻不知道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試想，如果我們以天人合一的方式與自然為友，那么我們今天就不會面臨危及人類生存的環境污染。”。

經濟學在歷史上是作為倫理學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但不幸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越來越偏離了倫理的軌道?，F代主流經濟學對倫理的偏離必然決定了它的研究忽視真實的人而只研究抽象的“經濟人”，這樣它描述的對象和世界都被狹隘化和歪曲化了。其實，經濟學的研究就不僅僅局限在對財富的關注，還要關注財富以外的東西。經濟學和倫理學的內在關聯必定決定了兩者是不能分開的。

阿馬蒂亞?森認為，經濟學除了考查資源效率的配置外，起碼至少還應該關注自由與公正。在一個財富高度豐裕的社會中，如果缺少自由和公正，你能說這個社會是和諧進步的么？然但現代主流經濟學只關注“經濟人”的自利最大化，并在此基礎上追求某種均衡。但現實中的“人”都具有二元性，都既有自利的一面，又有奉獻的一面，理想的社會追求是社會福利水平的最大化，而不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狹隘預設對人性以及人的需要作了不真實的理解，排斥了對一些有真正意義的經濟關系的關注，拒絕了評價和增進人類更基本目標的任務。經濟學自身在極大地完善了實證的科學手段或者實現了數學化的同時，卻因排斥對某些有意義的經濟關系的關注而導致了自身的貧困；而它拒絕了對人類在財富以外的那些更基本目標的評價和增進，則使它以一種“不健全的精明和現實”表現出不自然的“無倫理特征”（阿馬蒂亞?森，1986，蕭雪慧，2000）。至于倫理學，阿馬蒂亞?森指出：由于經濟學問題本身可能是極重要的倫理問題，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對于倫理學也是非常不幸的（阿馬蒂亞?森，1986）?，F代經濟學忽視“倫理”特征與它從論理學的母體上發展出來的事實非常不相稱，這本身也說明了經濟學寓含著某種內在的矛盾?，F代經濟學逐漸地拋棄了它的倫理學淵源，逐漸加重其“工程學特征”而不斷走向所謂的“實證經濟學”的路子，其實質是它在不斷擺脫長期以來統治經濟學的規范分析，而這正是經濟學合本逐末的表現。

所以，經濟學應該回到重視倫理學的傳統中去。其實在康德的哲學觀念中，倫理學與經濟學之間就是相互連通和相互影響的，實際上這是由人們的經濟行為和道德行為本身的相互關聯決定的。市場經濟不僅不能內生道德，恰恰相反，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必須依賴于社會的道德規范。一個缺乏倫理的社會是難以想象的。在市場經濟中存在著普遍的信息不對稱，各種道德背離和逆向選擇問題都是普遍存在的，因為信息不對稱，在市場體制中各種坑蒙拐騙行為就無法杜絕，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本身更需要倫理和社會道德規范的支撐和輔助。

隨著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的研究進展，人們不久就發覺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礎上的決策理論存在較大的局限性，這種理論不能用它來解釋實際決策中的許多人類行為方式。西蒙在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細致的分析研究后，認為建立在新古典完全理性基礎上的決策理論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在決策之前，各個獨立的決策者的目標不是單一的、明確的和清晰的。就企業決策來看，因為企業是由許多人組成的，它包括股東、經營者、職工等等，這些人參加企業都抱有不同的目的，他們在確立組織目標的基礎上并沒有放棄自己獨立的目標，他們對于目標的達到方式也是動態和演進的。在決策之處，并沒有一個清晰、連續的最優化決策目標，而且這樣一個最優化的目標從始至終都不存在。一般而言，決策目標大多在客觀上是模糊的并變化著的。西蒙在他的《管理決策的新科學》一書中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這個例子說的是一個公司請西蒙為協助它們為購置電子計算機作決策，西蒙當時建議這些公司先對它們是否需要這種設備以及購買是為了解決什么具體問題有個明確了解之后再解決購置什么類型的計算機，后來西蒙很快發現他自己的這個建議是個餿主意，因為這些公司在尚未使用過任何電子計算機之前，它們是根本無法具體明確地了解計算機的性能與用途，從而根本無法提出購買計算機的明確目標。只有讓它們先買臺簡單的計算機，讓它們使用一段時間有了經驗之后，他們才知道下一步應當買什么樣更先進的計算機以彌補現有計算機的不足，也就是說，到此時它們購買計算機的目標才比買第一臺之前明確了一步。目標也不是絕對的，從目標層級系統來看，目標和手段之間是相互轉換的，而且組織目標也是隨著參加者利益的改變而改變的。這就說明，從決策目標這三方面的性質來看，實際決策中很難找到作為絕對最優解的目標。每個孤立的決策者不可能是“無所不知”和“先知先覺”的理性人，也不可能掌握各個方面都詳盡的信息量。每個決策者在決策中不可能獲取所有備選方案，對于每個個人來說，其所處的環境和條件也決定在大多數情況下，要想找到全部備選方案是根本不可能的。決策者所有的知識儲備和決策能力，通常是在實踐和學習中不斷獲取而逐步提高的，不同的決策個體在決策方面是有明顯差異的，不可能每個決策者都能達到自己理性化的決策選擇。事實上，人們所做的決策，無非是從已知的經驗和相關的信息載體作為決策依據的，每個人對自己的行動條件的了解和把握，只能是零碎和片面的，要想達到最優化的決策從現實來推斷未來是不可想象的。另外，由于人們感觀、興趣和偏好的變化，人們的注意力常常也會發生變化，經常會從一種價值要素轉移到另一種價值要素上去，從而使人們的頭腦無法連續地抓住某一個具體問題。每個單獨的決策者的偏好和價值體系在長期的社會發展中是不可能保持一致的。在實際決策中，由于價值觀和偏好的變化，決策者在決策中肯定會出現前后矛盾和前后不一致的決策問題，而這也是建立完全理性基礎上的新古典決策理論所不能解釋和包容的，這也被心理學家的心理實驗所證實。在人的生活中，固然偏好會決定行為的取向與選擇，但偏好并不都是先驗的，它本身的變化又來自于環境的變化和社會的發展水平。

一般來說，可以認為行為經濟學是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阿莫斯?圖斯基共同創立的。丹尼爾?卡尼曼還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崧捎谑且粋€心理學家，行為經濟學源于心理學試驗的邏輯思路也就很正常了。行為經濟學就是在人類心里活動的試驗基礎上逐步發展何建立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行為經濟學對新古典主流“經濟人”理性的假設提出了置疑。行為經濟學認為，人們的行為并不總是理性的，如人們有時會在微不足道的風險面前止步，而同時又會為一些虛無飄渺的目的而進行瘋狂的賭博。從一個人在對一生計劃的安排中就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點，如盡管人們都會對自己的生命有一個長遠的預期，并會按照預期來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金錢，但實際上能做到理性人安排的幾乎沒有。人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并不會什么事都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理來行事，然而事實上，人們并不知道如何這樣做？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們甚至對如何獲得幸福都是一無所知。另外，微觀經濟學對人都是自利的假設，也是存在問題的，因為每個人都會有自利的一面和利人的一面，如父母為孩子的奉獻、人們為希望工程、慈善基金、生活困難人以及街頭乞丐的捐款等等，這些付出都無需回報。而主流經濟學卻對此視而不見。

三、“經濟人”人格不僅要注重物本經濟，還要重視人本經濟

正如廣義虛擬經濟所言，“人心”是“遼闊”的，人的心理滿足關注的不僅是物質方面，滿足人們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效用也是巨大的。林左鳴教授在《廣義虛擬經濟――二元價值容介態的經濟》中告訴我們：世界已經進入一個“廣義虛擬經濟時代”，經濟學僅關注物質產品的生產是遠遠不夠的，也是非常片面的。

“經濟人”不僅要關注物本經濟，還應關注人本經濟。物本經濟注重財富的積累，物本經濟強調金錢價值，重視物質利益勝過其他，忽視人類的自由和福祉，這是人類的全面發展是不相容的。人本經濟是在注重物質基礎的基礎上，更多的關注人們的幸福、自由、快樂和情感。西方經濟學主張追求財富增值、提倡效率，運用物權、發揮物力，客觀上是在追求人類富裕，這是沒有錯的，但必須認識到人們所追求不僅僅是物質財富，要有個人的幸福和快樂，特別是隨著人們物質省會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后者則會更為關注。

篇(7)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為世人展現了一個成功的央行行長形象。在格林斯潘就任美聯儲主席的18年里，美國經歷了有史以來最長久的經濟繁榮，出現了創紀錄的長達十年的持續增長期，期間只發生過兩次溫和的衰退。2005年，由誰來接替執掌美聯儲18年的格林斯潘，一度成為美國國內和國際經濟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和考量，本伯南克最后戴上了美聯儲主席這頂桂冠。

伯南克的勝出顯示了各國政府在經濟官員的選擇方面，非常重視經濟學專業知識與經驗在政府公務職責行使中的作用。作為美國貨幣政策領域首屈一指的專家，伯南克對金融系統失靈、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通貨膨脹等宏觀經濟問題具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在就任美聯儲理事之前，伯南克長期從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工作，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過17年，出版過包括本書在內的多部經濟學專著，在經濟學界享有重要的學術地位。如果以在名校的教職經驗、發表權威性學術論文以及編寫專業教科書等作為定義經濟學家的嚴格標準，則近20年來，國際上由經濟學家出任央行行長的情況并不多見，除了以色列央行行長斯坦利費希爾、英格蘭央行行長墨文金，就屬美聯儲新任主席伯南克。

伯南克自2006年2月擔任美聯儲主席以來，在貨幣政策方面比較側重于通貨膨脹率的目標控制，其民主、溫和的工作作風已經得到了經濟界的普遍歡迎。相信伯南克憑借其深厚的經濟學造詣，再輔以溫和的作風、靈活的外交手腕，一定能為高度全球化的美國經濟把好關。

近年來，國內已出版過多部宏觀經濟學方面的經典書籍，包括斯蒂格利茨、曼昆、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的作品。梁晶工作室主持翻譯的伯南克與安德魯亞伯合著的這本宏觀經濟學教科書，在寫作框架和理論體系上與前述作品大體一致，對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做出了清晰準確的講解。

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在于，對真實經濟世界中的各種經濟現象，如美國與歐洲失業行為的對比、經濟周期、社會保障體系與聯邦預算盈余之間的聯系、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貨幣與財政政策的選擇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經濟行為，進行了深入淺出的闡述和分析。作為一本中級宏觀經濟學教材，本書引入了許多高級宏觀經濟學話題，如長期經濟增長、貿易平衡與資本流動、勞動力市場、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等，有助于拓寬讀者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