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金融化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實體經濟金融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經濟金融化 經濟結構調整 發展

一、經濟金融化概述

（一）含義

經濟金融化指的就是在進行經濟活動的過程中使用的有效工具，借助這種金融工具使國民生產總值與經濟總值之間的比值逐漸提高的一種趨勢。經濟金融化程度和國民生產總值、經濟總值之間的比值成正相關的關系，金融化程度越高，兩者的比值就越大，金融化程度越低，兩者的比值就越小。

經濟金融化現象

經濟和金融之間是相互融合、相互影響的關系，二者在經濟環境良好的情況下可以逐漸融合成一個整體，因此，人們稱我國當前的市場經濟為金融經濟。

社會經濟關系逐漸顯現出金融關系化的特點。社會經濟金融關系程度越高，所使用的金融手段就越多樣。當前的經濟金融關系主要有股利關系、股權關系、債務關系、債權關系等，在經濟關系逐漸呈現出金融關系化特點的過程中，金融關系的表現形式會越來越豐富。

在經濟金融化的過程中出現了金融傾斜，這主要是由于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之間發展不協調形成的，二者之間的不平衡發展，造成了經濟發展地位的失衡，其實質是金融較大幅度傾斜于間接金融，社會經濟活動以間接金融為主要融資方式。金融傾斜的形成不受人為因素的影響，它主要受經濟社會發展因素的干擾，例如金融體制、銀行制度、貨幣信用、商品經濟等。

（二）經濟金融化現狀

從理論上劃分社會經濟可以分為貨幣經濟與實體經濟。貨幣經濟向實體經濟領域發展可以稱為經濟貨幣化的過程。在金融創新挑戰貨幣職能的過程中，用金融總量代替貨幣總量，產生了研究現代經濟運行和金融經濟融合程度的經濟金融化理念。經濟金融化導致經濟結構調整上具有較強的不確定性，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貨幣指標明顯超過理論極限值，不符合發達國家的金融實踐經驗，金融相關率無法準確反映我國金融經濟的現狀。同時在經濟結構上，盡管金融資產總量發展較快，但是經濟結構調整發展緩慢，有時甚至會出現股票流通值下降、金融資產回升的現象，因此，經濟金融化對經濟結構調整的穩定性具有重要影響。

二、經濟金融化與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

世界各國經濟在全球化、現代化與工業化的進程中顯示出的經濟金融化特點，不僅代表著金融的發展，同時還顯示著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使金融發展與改革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普遍支持。但是由于經濟金融化的影響是經濟結構調整本身存在著不確定性，因此，在經濟金融化中仍存在著矛盾，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矛盾。

經濟金融化可以改變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之間的對比關系，進而影響到經濟結構調整。以中國為例，在總量上，貨幣經濟指標持續走高超出發達國家金融實踐經驗數值，不符合我國金融發展現狀，同時金融結構發展緩慢且不穩定。總結性的講，實體經濟結構與金融經濟結構之間的互動及匹配嚴重不協調，一方面金融結構的優化落后于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另一方面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民營企業在金融資源的獲取上明顯不成比例。因此，經濟金融化僅是一種發展趨勢，是對特定階段經濟發展狀況的概括與總結，從本質上說，發展經濟金融化、實現金融化目標的過程比結果更為重要。我國經濟金融化處于起始階段，從發展的角度看，需要加快經濟金融化進程，將提高金融經濟的運行效率與運行質量、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作為經濟金融化發展的重要目標。

三、經濟金融化影響下的經濟結構調整形式

（一）金融效率、金融滲透與產業結構升級

金融滲透指的是金融活動在拓展廣度與深度上發揮金融資源主導作用的客觀過程，同時也是經濟金融化過程中重要的表現形式之一。金融滲透程度指的是金融經濟中的微觀經濟主體在總體中所占比重，金融滲透程度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而提高，因此具有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的特點。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主要是：實現第一、二產業的內部升級，提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重；加快生產要素向二、三產業流動，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提高服務行業的比重。

如果不在金融滲透過程中使用金融機構與金融工具，那么低次產業的金融滲透會明顯低于高次產業。安全性高、盈利性強、發展前景好的產業，金融滲透能力較好。此外，企業區域、企業規模與企業性質的不同會影響金融滲透的程度。

金融效率與金融滲透相輔相成，在實際發展中，如果沒有金融滲透作為基礎，就無法實現金融效率。同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缺少金融效率作為支撐，那么金融滲透就可能會對產業結構調整造成不利影響。

（二）民營經濟金融化

中國民營經濟金融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民營資本逐漸增多、且快速滲透到金融體系中去。二是民營企業資本通過民營金融機構實現了產業與金融之間的融合。民營資本進入金融領域，金融投資獲取高額利潤、回避政府對民營資本投向等原因上可以看出，民營產業有向金融尋求合作的趨勢。

民營部門多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它向金融領域發展，意味著民營產業內部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改變了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差值。隨著金融成分在民營企業中的增多，民營經濟產業結構轉型不斷升級，一方面為金融機構中的資本結構注入新的力量，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運營效率。另一方面民營資本滲透進金融領域造成金融內部體系結構的改變，為經濟金融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

四、總結

經濟金融化是在實體經濟滲透到金融領域中不斷發展實現的，同時反過來還會促進金融經濟向實體經濟的滲透。通過對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分析，提高了對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關系的認識，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與金融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鑒依據。

參考文獻：

[1]王芳.經濟金融化與經濟結構調整[J].金融研究，2004，20.

篇(2)

關鍵詞：全球化經濟金融化非金融企業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后，作為可能導致危機的重要因素——經濟的金融化現象，成為西方經濟學者熱議的焦點（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萊塔·R克里普納，2008；William Milberg，2008）。經濟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特征從以生產為重心逐漸轉移到以金融為重心這一事實（John Bellamy Foster，2007）。與傳統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不同的是，經濟金融化不僅反映在銀行、經紀人事務所、金融公司等機構的擴張上，金融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百分比的增長上，也同樣反映在非金融企業的利潤積累和利潤使用上的“金融化”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認為非金融部門的金融化是指：生產性企業越來越多地成為金融控股集團，其利潤越來越多地被用于股東分紅、購買金融資產（例如股票回購），甚至兼并收購等。。盡管過度的金融創新與資本的金融化最終體現為越來越大的資產價格泡沫并導致危機爆發，經濟金融化的過程也并非對經濟毫無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認為資本積累過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撐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帶來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轉型。不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國企業通過控制價值鏈、獲得利潤積累而產生的金融化趨勢促使以美國為代表的經濟體實現了：低投資與企業核心競爭力提高并存，高利潤、高股東價值與低投資率并存，低生產、低物價與高消費并存的優質增長（Milberg，2008；張慕瀕，2010）。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成為全球價值鏈體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機之后國內制造業迫切需要轉型升級，然而“實業金融化”的趨勢卻愈演愈烈。有數據表明，國資委下屬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業，這些非金融央企實際已經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證券公司、14家財產保險公司以及23家壽險公司，分別占到受調查該種類金融機構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團參與私募股權投資以及各地陸續爆發的民間借貸危機，均驗證了上述事實。這是否說明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經濟金融化趨勢的推動下，中國實體經濟也出現了金融化現象？與控制全球價值鏈的美國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證明和評價我國的實業金融化現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從梳理西方金融化評價的定量指標入手，以中國的宏觀金融狀況與制造業的金融活動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中國的經濟金融化現象，判斷目前金融化的狀態、階段，分析其成因，為如何看待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借鑒。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獻綜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區分金融化與金融發展，厘清全球化與金融化的關系；第二部分是借鑒西方評價體系設計中國經濟金融化的量化標準；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經濟金融化趨勢在中國的驗證。第四部分是總結與啟示。

經濟金融化的相關研究回顧

1金融化的定義與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典理論以來，“金融化”一詞被隨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當Mckinnon和Shaw（1973）以發展中國家作為研究樣本的“金融抑制論”傳入我國后，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理論的關注主要落腳于宏觀層面、金融機構和制度的發展層面。從近期最新的觀點來看，“金融化”是對一國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金融發展狀況的客觀描述，它既表達了金融部門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程度達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傳統金融發展理論一直忽視的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活動，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論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現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發展有助于經濟增長，反之，在金融抑制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等非金融部門仍然可以通過某種方式的利潤累積和利潤使用，實現向金融類控股公司轉變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關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綜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義。

當前國外研究文獻對“金融化”的定義比較隨意。最早提出金融化術語的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認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階層享有越來越大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此處文獻轉引自：格·R克里普納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上）丁為民等譯國外理論動態，2008（6）。70年代之后，學者普遍贊同把金融部門的發展、金融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擴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創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為金融化的證明，Phillips（2002）認為金融化代表了資本市場相對于銀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長。然而這種籠統的歸納模糊了金融化與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差異。隨著股份公司的進一步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學者們將關注的重點逐漸微觀化：①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認為金融化是“股東革命”的結果，即股東為了實現其價值要求更多地分紅、股票回購等，由此帶來公司金融活動的增長（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從投資回報的角度，認為金融化是因為產業投資的回報率與金融資產投資回報率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獻形成了三種觀點：①工業國金融部門的產出占GDP或凈收入的比重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總的國際資本流動量比世界總產出和產品與服務的貿易量增長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門越來越倚重于金融而非產品作為他們資金的來源與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與金融化

次貸危機催生了國外學術界對實體經濟金融化成因的進一步關注，2008年發表的多篇文章都將視角轉向全球化對非金融企業的影響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納認為金融化的研究視角應該從“以活動為中心”轉向“以積累為中心”，他在《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確提出應觀察美國經濟中“利潤從何處產生”的問題，以此作為“金融化”存在的證據。此外，他認為對金融化問題的研究可以說明全球化對國家的影響已經到了怎樣的程度內容出處同前。。無獨有偶，Milberg（2008）撰文進一步研究了以美國跨國公司為代表的非金融企業“金融化”的成因。他將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活動分成兩塊：一是從利潤來源的角度，認為借助于控制全球價值鏈，跨國公司以降低進口成本而非提高國內產品價格的方式實現了利潤積累，并由于生產碎片化和外包，主導廠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資的情況下快速積累利潤，使其資金的積累速度大于其生產投資速度；二是從利潤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價值鏈的一方已經不需要生產制造，則利潤使用則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動，例如分紅、股票回購用以期權激勵，或者是對外收購。由此，全球價值鏈使主導廠商維持了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過來促使價值鏈管理強化，最終形成持續的金融化現象。

3國內研究現狀

與國外文獻不同，國內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與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異。在理論研究方面，大多延續了金融促進論和金融抑制論（談儒勇，1999；史永東等，1999；韓廷春，2002、2003；王志強、孫剛，2003；沈坤榮、張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實證分析代表金融發展或經濟金融化的指標與代表經濟增長或結構調整指標的相互關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則注意到微觀層面證據的重要性：易綱、宋旺（2008）跳出傳統只研究金融部門的做法，以住戶、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機構三個主體的金融資產結構為對象，重新度量了中國金融資產總量及結構，研究了中國金融資產結構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結構是否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的問題；吳曉輝等（2008）設計了一個涵蓋政府支出、城鎮家庭財產性收入和非國有企業融資額等一系列指標在內的金融發展變量，嘗試探索金融與經濟增長的微觀作用機理；魯曉東（2008）也將金融發展指標擴大到私人信貸、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觀層面；孫天琦（2008）認為企業的IPO行為在致使股權資本擴大的同時也增加了其負債能力，導致資產規模擴大，進而影響到M2，為微觀層面的金融化與宏觀的金融發展構建了聯系；祝丹濤（2008）認為金融體系效率的高低會體現在家庭和企業資金的可獲得性、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以及財政收支上，并以美國為例論述了上述機制對經常項目盈余的影響，建立了一個全球化和微觀相結合的視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慮非金融企業金融化問題的文獻少之又少，趙玉敏（2008）分析了發達國家通過全球化的制造業產業轉移實現金融資產價格上漲和消費過度，以及在金融技術創新的推動下的過度金融化對中國制造業的影響，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脫媒、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背離，還是一種偏宏觀的看法。

綜上所述，要刻畫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慮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體系的效率，更應關注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中國制造業的金融活動。制造業出現了高IPO、負債擴張（從而資產規模擴大）、高投資、高企業儲蓄的現象，整個金融市場的體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貿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國投資機會的涌現，又出現雙順差現象，這在宏觀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體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觀上，還必須考慮制造業在這一金融深化過程中，是否出現了利潤的累積總量高于利潤使用總量，是否投資的增長帶來利潤的累積等等。也就是說，金融深化或者金融體系效率的提高必須建立在對微觀經濟主體利潤累積有正面作用的基礎上，而不是一個空泛的總量概念。因此，本文將以全球化為背景，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實證檢驗中國經濟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觀數據將取自制造業上市公司層面，這些公司在中國制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發揮著主導作用。

中國經濟金融化的量化評價設計

國內有關經濟金融化的量化評價方法的文獻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個囊括金融機構資產規模、金融資產結構、上市公司產業分布數、三次產業增加值中金融資產占比、金融企業利潤占社會企業利潤總額比率等在內的24個指標，檢驗中國的經濟金融化狀態，指標設計上盡管顧及到微觀層面，但指向不明確，體系略顯陳舊，也忽略了非金融企業金融化這個重要因素。其他與金融化相關的主要是金融市場化指數的設計（黃金老，2001；劉毅，2002；莊曉玖，2007）。

本文參考了格萊塔R克里普納（2008）和Milberg（2008）對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來自宏觀、部門和行業三個層次的數據，主要從規模、結構的角度進行統計分析。鑒于有關中國經濟金融化評價體系的國內文獻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實現指標體系構建，但可為未來經濟金融化指標體系的設計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觀層面。根據格萊塔·R克里普納（2008）的總結，評價經濟長期結構性變化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以活動為中心”的觀點主要關注不同行業的就業份額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產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積累為中心”的觀點則關注利潤從何處產生，比如各產業公司利潤的相對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動為中心”的經濟變化觀不適合金融部門金融部門不是勞動密集型部門，它的“產品”在國民經濟統計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活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作者認為20世紀70年代困擾美國企業活力能力的危機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對國內勞工的戰斗性和海外與日俱增的國際競爭力，非金融企業對不斷下降的投資回報的反應，就是將資本從生產領域抽走，將其轉移到金融市場。因此一個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須既包含金融企業，也包含非金融企業的活動。那種單純進行部門分析的方法只關注金融業，喪失了大量的對考察美國經濟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資料。，實證發現：就業與產出指標無法揭示經濟金融化特征，但利潤數據卻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觀數據包括兩類：第一類反映就業、產出部門構成，由于無法獲取各產業公司利潤的相對份額，有關論據將采用部門和行業數據。第二類反映全球化與金融化的關系。在此，我們借鑒了Milberg（2008）的觀點，他認為美國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利潤來源發生了變化：通常企業的利潤來源于提高產品售價、降低成本或擴大產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后，美國跨國企業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國進行生產性投資，然后再通過貿易的方式進口中間品或最終品，長期則形成了國內CPI漲幅低于貨幣供應量M2漲幅和企業利潤增長的趨勢，這為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打下了基礎。因此，我們也選取國內相關數據查看上述狀況在中國的表現。

（2）部門層面。主要以非金融企業作為研究對象，考慮其利潤的來源與使用情況。①關于利潤來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個標志是非金融企業源于金融投資的收入高于源于生產活動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礎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時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戰后美國采取刺激投資的稅收與折舊政策，企業利潤被嚴重低估，因而格文選擇了證券收入與公司現金流量的比率來衡量利潤的來源。再者，因為經濟金融化還應考慮金融業的利潤增長情況，增加了一個考慮金融利潤（現金流）與非金融利潤（現金流）對比的指標。鑒于中國公開的統計年鑒未公布非金融企業的證券收入與現金流量數據，我們用制造業和FIREFIRE是金融、保險、房地產業的總稱。上市公司數據驗證這一狀況。②關于利潤使用：根據Milberg（2008）的觀點，非金融部門將利潤更多地用于分紅、股份回購、兼并收購等金融行為，也是金融化的一個表現。由于國內統計部門并無相關口徑數據，我們從與金融行為相對的固定資產投資行為加以反證：如果公司利潤中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較高或者這一比例增速加大，則可以說明非金融企業的金融行為并不居主流。此類指標包括：制造業和FIRE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等。

（3）行業比較。為了進一步探究全球價值鏈分工對我國制造業資金運用的影響，我們按照參與價值鏈的程度不同在鑒定這一概念時，我們借鑒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個方法：他使用美國制造業的相對進口價格（relative import price）來反觀生產（服務）外包的程度，相對進口價格越低的，說明生產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國跨國公司作為價值鏈中心的控制力越強。其中電腦和辦公機器、通信設備、飲料、電子產品、服裝和家具等行業都處于相對進口價格下降較快的行業。，選擇了若干行業觀察：不同行業證券收入占利潤的比例，不同行業利潤中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

（4）樣本數據的來源與時期。依照西方學者的研究，雖然全球化從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開始，但發展中國家加入全球化體系加速了發達國家非金融企業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選取的數據時間跨度為2000年至2011年。數據主要來源于：①中國統計局各年度統計年鑒數據；②國泰君安（CSMAR）數據庫的上市公司數據。

三個層次的數據可見下表：

數據分類序號含義宏觀層面（1）FIRE就業人數占比（2）FIRE產值/GDP（3）CPI、M2的增幅對比部門層面（4）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收入/公司利潤*（5）FIRE上市公司證券收入/公司利潤（6）FIRE上市公司證券收入/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潤/制造業上市公司利潤（8）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GDP（9）FIRE固定資產投資/GDP行業層面（10）分行業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收入/公司利潤（11）分行業制造業上市公司固定資產投資/公司利潤注：*我們最終使用了公司利潤而非現金流量作為分母，是因為現金流量余額經常出現負數，影響了數據質量。

中國經濟金融化的經驗分析

1來自宏觀層面的證據

宏觀數據展示了非金融部門的發展及其與金融部門的相對發展速度。

（1）從就業份額來看，圖1表明，從2000年到2011年，盡管外向型經濟特征明顯，但按城鎮就業口徑統計的各部門的相對就業份額在10年間并無大的變化。2011年FIRE部門的就業比例比10年前有了顯著提高，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這一比例還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這個結論從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格文（2008）對于“以活動為中心”視角的判斷，說明就業比例大概無法很好地表達經濟金融化現象。

（2）圖2顯示了各行業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并未公布制造業增加值數據，此處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原為1906186億美元，此處換算為人民幣，換算匯率取2009年12月31日與2010年12月31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的平均值。?？梢?，制造業、FIRE部門和服務業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業從2000年開始這一比例快速增長，并一直持續到2004年，之后一直維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開始明顯下降。與制造業的發展趨勢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開始突破10%的區域，并呈現穩態上升之勢。然而總體而言，與就業數據相似，近10年來部門發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國那樣出現顯著的拉大。

（3）圖3是用CPI、M2等宏觀數據的變動關系驗證金融化的后果。將圖3與表1比較可見：根據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開始CPI處于逐級下降，進口商品的價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貨幣供應量M2盡管在1991—1995年間緊縮，長期增勢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關于“通貨膨脹自始至終是一種貨幣現象”的論斷在新的以價值鏈為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下被打破了。與此相對應，處于價值鏈低端制造環節的中國，卻出現了CPI、M2與企業利潤齊升的狀況，其中M2的增長幅度明顯高于CPI。盡管這一宏觀數據的形成有更為復雜的微觀因素，我們也不能僅據此判斷其與金融化的關系，但這一結果說明在中國參與價值鏈分工之后，盡管企業利潤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點要求更大的投資和產能加以維系，使得企業的貨幣需求始終維持在高水平。投資——制造——出口——利潤積累——再投資的循環造成是制造業的利潤累積難以持續進行，也就難以展開相關金融化活動。

2來自部門層面的證據

西方學者對美國經濟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幾點結論：①非金融部門證券收入占現金流入或企業利潤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門來自業務經營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業在增加收入流量的過程中不斷增強金融活動外，金融業自身也變成一個在經濟活動中越發具有特權的積累機構[美]格·R克里普納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上）丁為民等譯國外理論動態，2008（6）。然而在數據處理上，格文將金融和非金融部門合并，取出它們共同的金融業務利潤對比它們共同的非金融業務利潤，而且并未比較金融與非金融部門相比到底誰的金融利潤增長更快，本文對此做了區分。圖4表明：從利潤來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證券收入占企業利潤的比例大大超過制造業上市公司，兩者的增長趨勢也相差迥異。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證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業卻一直在低位徘徊。

圖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與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收入的對比，從年度數據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證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過制造業并持續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這一比例又開始急劇下降，隨后在2005—2009年間，這一比例呈現出有規則的波動，波峰之間相距兩年左右。進一步觀察發現，兩個行業證券收入比的變化與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時FIRE上市公司證券收入與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時反而有所上升。這是否意味著牛市帶動了實業投資機會增加，金融機構資金流向實業投資的體量大于流向金融資產領域，而在熊市時由于實業投資機會缺失，無論金融業還是實體經濟部門，資金只有流向金融資產領域尋求盈利機會。把這一比例進行三年、五年移動平均發現比值變化趨緩，但近幾年依然保持高位。

兩個行業利潤的對比見圖6，無論是年度數據還是三年、五年移動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潤遠高于制造業上市公司，近幾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遠遠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圖7有關利潤使用的數據表明，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這一比例，并且從2002年以后一直呈現上升趨勢，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門則一直維持穩定的固定投資比例，這盡管與該行業特殊的盈利模式相關，但其收入來源與支出的反向變動，恰好說明也許FIRE部門才是主導中國“經濟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門的過度繁榮并未輻射到實體經濟，它成為一個自我發展、凌駕于實體經濟之上的主體，完全背離了“溫和小幫手”的目標，這種“金融化”正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噩夢，也是另一些西方學者批判金融化導致金融危機的緣由。由此，我們從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證明了：一個有積極作用的經濟金融化之路應該是夯實微觀經濟主體的金融能力，而不能僅根據傳統金融理論的看法，計算金融機構的發展程度或金融利潤的積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業的金融化現象并不顯著，那么是否利潤積累之后又用于資本形成和擴大再生產了？考慮到參與價值鏈分工的行業在過去的十幾年間獲得的投資機會和財富積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業，按理它們應該有更大的金融活動能力，因此，下文進一步通過行業間比較來探究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化的影響。

3來自行業比較的證據

我們根據嵌入價值鏈深度的不同選擇了五個排名靠前的上市行業，按程度高低分別是：通信及相關設備制造業和計算機及相關設備制造業、飲料、儀器儀表及辦公機器制造業、服裝、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從利潤來源的角度，圖6顯示五個行業的差異非常奇特。證券收入占企業利潤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計算機行業；服裝與儀器儀表及辦公機器制造業是兩個大起大落的行業，其證券收入占比與宏觀經濟呈現反向關系，2007年之前兩個行業這一比例極低，而金融危機之后，兩個行業的該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證券收入占比一直處于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與經濟增長相背的規律；飲料行業在參與價值鏈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證券收入占比一直處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穩變化并不受宏觀經濟的影響。

進一步地，我們分析這五個行業利潤使用的特點。圖7顯示自2000年以來五個行業均出現了固定資產投資占利潤的比例下降的趨勢，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為平緩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與計算機行業；服裝與儀器儀表及辦公機器制造業依然是變動最為劇烈的兩個行業，2007年、2008年之后兩個行業從五個行業中最高的固定投資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雖然在衰落之后儀器儀表行業的固定投資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裝行業的指標排名已經到了第三位。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計算機行業，高于飲料行業；飲料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占比在五個行業中最低，也出現了平緩下降的趨勢。

總結來看：①勞動密集型、處于價值鏈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響而產能過剩的行業，其金融投資和產業投資顯示出明顯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資更像是一種被動的選擇，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投資機會稀缺，這些行業只好將閑置資金用于購買金融資產；②資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術性的行業處于價值鏈的較高位置，更易于進行金融利潤積累；③以國內市場為主要需求對象的行業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場的瞬息萬變，也不用遭受太多來自價值鏈主導方的利潤剝奪，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資和產業投資之間進行權衡。

結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中國并未在實體經濟部門出現顯著、持續的類似美國企業的金融化現象。在美國等跨國企業主導的價值鏈控制下，我國企業的資本積累活動更多的還是用于固定資產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盡管企業的金融利潤有所增長，并且某些行業在某些年份上升明顯，但更多的是經濟低迷時的一種投資替代。這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Milberg（2008）關于美國經濟金融化成因的論斷，即：美國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剝離了生產過程解放了固定資產投資，借助壓低進口價格贏得利潤，兩相結合實現了初步的利潤累積，然后再通過股權投資、并購等金融活動更好地控制價值鏈，實現了持續的金融化。

我們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業中獲得正向支持，卻發現金融部門本身日益顯示出特權階層的財富積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壟斷性和利率等要素價格尚未放開，金融部門的定位從原本為企業提供金融服務收取“傭金”，變成了與企業爭利，并導致金融利潤率與實業利潤率的大幅差異。這又引導現金流豐沛的諸如國有控股公司傾向于投資控股金融業，而不是將利潤用于產業類的股權投資、并購和股東分紅。這種名義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的不協調，金融凌駕于實體經濟之上，它不僅沒有帶來微觀經濟主體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惡化其融資狀況，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彌補了國內有關金融化研究的不足，與國外經濟金融化相關研究形成對比。研究表明：未來有關金融化或金融發展問題的研究應從關注金融體量的變化深入到結構優化，必須考慮微觀主體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業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對中國經濟金融化現狀的檢驗，可為新形勢下加強金融監管提供啟示：實業金融化是產業升級的另一種形式，對企業而言可以多元投資、分散風險，對整體經濟而言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擺脫原有行業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實業金融化走向極端的產業空心化，造成過度的資產價格泡沫。金融仍然要為實體經濟的轉型、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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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非金融企業金融化

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金融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非金融企業開始走金融化的方向，由于積累的資本渠道已經不再暢通，很多非金融企業開始不斷地滲透到金融業的市場活動中去。因此，其整體的中心也開始逐漸向著金融業的方向移動。

這主要在其結構上的變化中可以看出來，首先，非金融企業中的金融資本已經開始逐漸增多，甚至在產業資本中占據主導地位，非金融企業在產業中的經濟效益已經越來越少，從美國的數據來看，從1952年到2008年，其非金融企業的金融資產占有率從25.3%上升到了41.1%，同時其金融資本比例也從20世紀60年代的40%以下上升到了90%。其次，非金融企業的中的利潤開始越來越多地來自于金融渠道，并且在資產也更多地配置在了金融資產上，而不是過去的傳統產業渠道中。以通用電氣為例，其在2002年的金融總收入達到了545億美元，占據了其所有總收入的41%，其中凈利潤已經達到了36億美元，在通用電氣中金融資產的貢獻率已經突破了40%，金融業務已經成為通用電氣公司的重要利潤增長點。

在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過程中，企業一方面可以在金融資本中獲得大量的利潤，解決了傳統的產業渠道所不能夠達到的利潤總量;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企業在非金融資產上的決策和管理行為也會越來越多地受到金融資本的影響，這會不得不要求企業在一些時刻將非金融的資源用在金融資本上。

二、勞動力的金融化

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在經濟資本上逐漸開始進行金融化的發展，世界上的發達經濟體逐漸出現了勞動力也出現了金融化的現象。按照拉帕維查斯的觀點，勞動力的金融化現象是世界上的發達經濟體銀行和非銀行機構開始逐漸將工人的收入作為利潤的主要獲取渠道。勞動力的金融化現象可以通過勞動力與金融機構還有非銀行業的金融機構可以看出來。根據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的抵押貸款和消費信貸占據貸款業務的比例從20世紀60年代的30%到2007年的50%，并且日本和德國也體現出了不同程度的大幅上漲，但是每個國家的制度和歷史都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在比例上有所差異也不非常合理了，但是整體上都呈現出來的上漲趨勢卻是共同的結果。

出現這樣的現象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金融資本尋找新利潤來源的需要，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勞動力的金融化基礎都體現在實體經濟上，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實體經濟的需求不足和產能的過剩，同時部分產業的全球化，這主要體現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將自身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這樣的行為最后不僅沒有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反而使得結果更加嚴重;另一個方面的原因是金融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資本逐漸從實體經濟轉移到了金融經濟，這樣金融資本就會帶來激烈競爭和資本過剩的情況，發達國家的資本經濟一直都是商業銀行的利潤獲取對象，但是金融化的過程使得利潤來源產生了變化，大企業不再依賴于銀行的融資方式，其內部融資主要考留存的利潤，而外部的融資則開始依賴于資本市場。

三、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化

篇(4)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企業的發展已經與金融的支持密不可分，然而在實際的社會環境中，金融往往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因此對于企業的發展也會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金融風險也呈現出快速增加的趨勢，典型的案例是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了很多企業走到了破產的邊緣。與此同時，造成企業金融風險的因素也是多種多樣的，這不僅有來自于企業自身經濟發展策略的影響，同時還會受到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全球經濟發展形勢的影響。因此，在研究企業金融經濟效益及其風險防范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對造成企業金融風險的因素進行分析，以期更好的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從而對企業金融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

二、企業金融及其特點

所謂企業金融指的是企業與金融的結合，其實質是實體經濟實現與金融資本的有機結合，其中主要涉及到經濟制度的變革以及社會的動態發展。結合當前階段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產融結合是指實現實體經濟與金融資本載體的結合，二者在進行經濟活動的過程中通過股權的形式參與其中，同時將會產生一定的人事結合，其實質是實現風險共同擔當和利益共享，是當前階段一種有效的資本結合方式。結合當前全球企業金融的發展情況來看，不同國家在政策導向、制度體系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目前以歐美以及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產融結合模式發展較為成熟，而且已經發展成為了一種典型的經濟行為。

相比之下，雖然最近幾年我國的資本市場出現了較大的發展，相關的金融制度也在不斷進行改革，但是我國的產融結合仍然發展十分緩慢。這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國在實體經濟投資領域尚未完全放開，對于投資主體仍然存在著諸多方面的限定，因此我國的產融結合實際上還存在著較多的政策性阻礙。因而，目前在我國實現企業金融的主要途徑還是實現實際經濟資本運用不同的手段參與到金融產業化運作的過程中，也就是實現企業的金融化。結合當前我國產融結合的實際情況，在企業金融的具體實現過程中主要體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實體經濟主要通過控股以及并購等方式涉足金融經濟，其領域涉及到銀行、證券以及信托等。以目前的股市為例，根據相關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滬深的上市企業中已經有超過14%的企業參與到金融產業中，然而根據對金融機構的投資情況來看，進行實體產業投資的上市金融公司寥寥無幾。因此，結合上述情況進行分析可以發現，目前我國的產融結合具有顯著地單向流動特點，即資本從實體產業向著金融領域單向進行流動，而金融市場資本對于實體經濟的滲透力則相對較弱。

同時，針對這一現象進行分析，總結產生上述現象的主要原因為：其一，資本的單向流動與我國金融機構的稀缺性以及壟斷性有著較大的關聯，致使目前存在著大量的實體資本向著金融領域流動；其二，與我國的經濟政策、法律制度等息息相關，主要表現為國家對于金融資本向實體經濟的流動有著諸多的限定。

三、企業金融的經濟效益

目前，企業金融的規模和發展主要取決于國家的經濟政策以及制度等。根據對當前我國企業金融的分析，總結其經濟效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企業金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國的經濟競爭力和影響力。結合國外的成功實踐發現，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的結合能夠迅速擴大企業的規模，使得企業的競爭實力顯著提升，從而形成較強的企業集團。因此，在我國實現企業金融化對于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意義重大，能夠幫助企業在短時間內完成企業的規模擴張，同時可以有效提高企業的風險抵御能力和生存能力。

其二，能夠實現企業與金融的有效協同。實體產業與金融資本的結合理論上能夠實現二者的共贏，這主要是由于通過金融化，企業與金融機構的部分之間可以實現有效協同，進一步提升資源共享的程度，同時降低市場成本和市場風險。

其三，提升金融機構抵御風險的能力。企業金融化可以有效充實金融資本，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企業的抗風險水平，對于提升金融企業的業績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企業金融還可以進一步優化金融機構的產權結構，推動金融機構的治理結構。

其四，推動我國金融市場主體不斷走向完善，深化我國金融市場改革。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開發程度的加大，各地開始逐步放開金融市場，允許越來越多的金融市場形式，這不僅可以有效提升我國市場經濟的效率，同時還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發揮金融市場對我國經濟的推動作用。

四、企業金融的風險及其防范策略

1.企業金融的風險

目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初期階段，相應的金融和市場制度還不盡完善，國內也沒有建立起較為成熟的監管體系，因此在這種背景下的企業金融風險是難以避免的。具體來講，企業金融面臨的風險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企業金融使得企業陷入多元化陷阱。在企業經營的過程中，假如企業尚未具備實現多元化經營的條件而進行急劇擴張，就會使得企業的資本分散到多個不同的行業，致使企業核心業務受到極大的損害，從而使得企業陷入無法做大做強的陷阱。尤其是針對一些專業技術要求較高的金融領域，假如企業盲目進行投資，將會使得企業面臨巨大的金融風險。

其二，進一步弱化金融機構的獨立性，給金融機構帶來較大的經營風險。金融行業本身就具有高風險的特點，因此為了更好的實現對風險的有效控制，在日常的經營過程中金融機構往往保持一定的獨立性。然而，在企業金融的運營過程中，由于受到多個方面因素的影響，使得金融風險的突發性顯著提高，這樣也無疑增加了企業的金融風險。

其三，企業金融導致不正當交易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擾亂金融市場。企業金融使得金融機構與企業的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以往的外部關系轉化為現在的內部關系。同時，企業在實際的經營過程中往往涉及多種不同的實體經濟以及金融業務類型，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不正當交易的風險。而這些不正當交易的出現勢必會對金融市場產生擾亂，同時還會增加金融市場的風險。

2.企業金融風險的防范策略

結合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以及企業金融的發展狀況和潛在的金融風險，提出以下幾個具有針對性的措施：

其一，盡快建立健全企業金融制度建設。制度法規是規范企業金融的重要手段，同時還能夠有效的抑制企業金融帶來的不利影響。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幾點：一是改善企業融資渠道，建立快捷、有效的企業融資渠道；二是盡快健全金融市場準入規則，提升金融市場準入門檻，以更好的防范金融風險；三是采取措施進一步強化金融機構內部監管力度；四是進一步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制度，健全市場退出體制建設，以更好的保證我國金融體系的持久發展。

其二，采取相關措施不斷對企業金融化進行規范。具體而言，為了能夠對企業的金融化進程進行有效的限定和規范，需要采取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一是進一步建立健全我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并且做到嚴格執法，以更好的維護金融市場的規范化，加快金融市場法制化進程；二是加大對于企業金融的監管力度，主要表現為對股權、資本管理層以及關聯交易等方面的監管，保證企業金融能夠沿著正確的道路發展。

篇(5)

關鍵詞:實體經濟; 虛擬經濟; 金融相關率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7-0015-02

虛擬經濟的適度發展對于實體經濟至關重要。因此,對虛擬經濟的測度有助于把握整個經濟發展的協調水平。本文主要用兩個指標:馬歇爾 K值系數和金融相關率(FIR)。馬歇爾 K值系數是從經濟貨幣化程度來測量兩者的偏離,而金融相關率(FIR)則是從經濟金融化角度來測量。這是因為,代表經濟貨幣化程度的 M2/GDP ,在一國經濟發展的初期一般是增加的,在達到一定程度后,經濟貨幣化將被經濟金融化所替代,此時,反映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關系最重要的指標是金融相關率,即全部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存量之間的比例,而貨幣化則表現為穩定或下降的趨勢。具體過程如下:

馬歇爾 K 值系數。馬歇爾 K值系數即貨幣化程度,表明貨幣在整個社會財富中的比重,可以作為衡量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偏離的一個重要指標。表達式為:K=M/PY

在實踐過程中,為了利用統計資料的便利,常常用 GDP來代替 PY,系數這樣 K=M/GDP。這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偏離度。K值越大,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偏離的程度也就越大,超過一定限度,泡沫經濟出現的概率就越高。

我們以中國相關數據,用馬歇爾 K值系數(M/GDP)來衡量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背離程度。表1和圖5描述了中國虛擬經濟發展的貨幣化水平及變化情況:

圖1 中國虛擬經濟發展的貨幣化水圖(1990-2006)單位:%

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各期計算而得數據制得

從上面表圖分析可得:自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的M0/GDP 和M1/GDP增長變化不大,到2006年底,流通中的現金與GDP的比率為0.1284,狹義的貨幣供給量與GDP的比率為0.5977,遠遠低于同期的馬歇爾系數指標的1.6389。而表明我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的馬歇爾系數增長十分迅速,由1990年0.8192到2006年的1.6389,增長了一倍多。與同時期的國別比較來看,根據世界銀行國別研究報告《中國:金融部門的政策和機構發展》中的數據,2000年的中國貨幣化比率為1.3,而美國僅為0.614,德國為0.608,日本為1.17,韓國為0.39,印度為0.626。這似乎表明我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進程一帆風順,但是結合上面對 M0/GDP 和M1/GDP 分析可知,我國的貨幣化指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流動性貨幣供給所拉動的。因此不能簡單的將貨幣化單純規模的擴大看作中國市場化程度提高的標志。因為金融深化不僅僅是貨幣量的增加的概念,更重要的還有金融結構的變化和利率的市場化。

中國廣義貨幣(M2)的增長,及其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的不斷提高,有可能并非金融深化的標志。恰恰相反,它暴露了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過多的貨幣實際上源于銀行業務種類單一造成的中國各企業部門效率低下的信貸資金,意味著儲蓄一投資轉化過程的渠道不暢,乘數沒有達到應有的放大效果。

金融相關率(FIR)。用公式表示為:FIR=FT/WT。這其中,FT 表示一定時期內一國金融活動總量,WT 表示一定時期內一國經濟活動總量。一般情況下,人們將這一系數簡化為金融資產總量與 GDP 的比值,以此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金融深化程度。本文用金融相關率來反映中國經濟的虛擬化程度,我們用 GDP 表示國民財富,用 X 表示金融資產總額。通過分析及中國的金融相關率,來說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偏離的程度。

圖2 中國金融相關率與有價證券占 GDP比率變化(1990-2006)單位 %

來源:根據《中國金融統計》、《中國金融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各期數據計算而得。其中金融資產總量指標包括流通中現金、全國城鄉儲蓄存款總額、全國金融機構貸款總額、財政借款額、全國證券投資余額和保險準備金數據制得。

從上面表圖分析可得:如果僅從金融相關率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金融化進程也是相當快速的,由 1990年 88.99%上升到 2006年的 234.66%,提高了兩倍多。根據戈得史密斯的研究,一個國家的金融相關率提高不是無止境的,而是大體停留在1.5一2.0之間,可見中國金融化比率從總量上來看發展是比較快的。但是如果我們把計算的 FIR中的有價證券分離出來計算其值時,我們可以看出在 FIR中有價證券所貢獻的比例較低,從1990年的8%到2006年的30%,雖然比例在不斷提升,但總比重一直較小。其中債券發行較為平穩,但主要是國債和政策性債券為主要形式,企業債比例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股票市值則波動較為劇烈,主要與我國證券市場建立的時間較短,機制不完善有較大關系。由此可見,我國的 FIR值雖然較高,但是其增長卻不是以直接金融資產為依托的,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直接融資渠道狹窄,虛擬經濟還有待于進一步發展,且發展的側重點應該是資本市場。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貨幣化水平以及金融發展指標的高水平并不代表我國金融業發展的高效率,相反卻暴露出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問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國以金融創新為代表的虛擬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因此,加速我國金融領域虛擬化發展已經成為促進我國金融繼續深化的必要措施。相關建議如下:

第一是肯定虛擬經濟的促進作用,積極支持并鼓勵適合我國經濟環境的金融創新業務的發展,并堅持以實體經濟發展為基礎的漸進式發展原則。虛擬經濟的發展,要體現出它優化資源配置等具體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作用。虛擬經濟發展脫離實體經濟的話,大量的創新產品并不會創造真正的財富,也不會起到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只是吹大了虛假繁榮的泡沫。鑒于此,我國發展虛擬經濟始終應該把握的重點是:金融改革與創新應當以服務實體經濟為目的展開,避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出現疏遠現象,脫離了實體經濟的金融改革創新都是沒有意義的。

其次是發展的側重點問題。以我國實際情況來看,我國虛擬經濟的發展并非過度問題,而是相對來說比較落后,尚不能滿足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主要存在以下問題:從總體上看,一方面,虛擬資產數量過少,即一部分真實資產沒有相應的虛擬資產;另一方面,虛擬經濟結構不合理。股權資產,尤其是可流通股權資產份額太低,并且市場運作效率低,不規范;債權資產中,證券化的很少,流動性差,資源配置的效率很低;股票市場缺乏分散風險的股票指數期貨,衍生金融產品等所占比重太低。

最后是虛擬經濟發展的邊界問題,即避免虛擬經濟發展脫離實體經濟。并非所有的金融創新都有利于市場,美國金融危機證明,一旦創新脫離監管,將危害市場穩定。因此國家的監管體制必須與其經濟金融的發展與開放的階段相適應,必須做到風險的全覆蓋,在整個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創新鏈條上,不能出現監管缺失問題。應建立嚴密的監控體系,防范衍生金融工具的風險,及時制止市場出現的過度投機行為。既要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也要建立健全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主體的內部監控制度和監控方法,以提高金融監管水平,為阻止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提供預警機制。把握好虛擬經濟發展的“度”,加強對虛擬經濟運行的監督與管理,控制其與實體經濟的偏離度,促進與實體經濟運行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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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存貸差額持續拉大，

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較低

截至2012年3月末，阜陽市金融存量存貸比為39.33%，較2008年下降3.3個百分點，而增量存貸比僅為10.36%；存貸差額由2008年的417.81億元擴大到850.12億元，金融機構將存款轉化為貸款進行資本配置的能力持續下降。

從安徽省范圍來看，阜陽市存款總量占全省的6.73%，而貸款總量僅占全省的3.74%；金融存量、增量存貸比分別低于全省31.24個百分點和27.42個百分點。從經濟金融化指標(GDP/金融貸款)來看，2011年阜陽市經濟金融化指標為1.59，較2006年上升0.22，較2008年可比口徑上升0.01。該指標增速趨緩從另一角度說明金融部門對經濟增長貢獻能力的減弱，其吸納的大量金融資源并未直接投入到當地實體經濟，銀行資金有效利用率較低。

轉貼現票據“空轉”市場，

游離實體之外

自2010年以來，貨幣信貸環境向常態回歸，信貸額度趨于緊張，而阜陽市轄內以農村信用聯社為主的金融機構用稀缺的銀行資金從區域外金融機構大量買入商業匯票獲利，在會計報表中體現出本地區金融機構票據融資增加、貸款增長的局面。2012年3月末，阜陽市農信社貸款余額187.23億元，同比增長20.53%，而轉貼現票據余額23.20億元，同比增長31.37%，高于同期貸款增長10.84個百分點。2007年到今年第一季度末,轉貼現業務變化起伏，增長趨勢極不平衡。由于非回購式轉貼現業務納入貸款統計口徑，就單個銀行或地區而言，在某個時點轉入、轉出票據表現為貸款增加、減少，但實際上不是實體經濟獲得貸款的真實反映，而是銀行或地區間資金的融入或融出。銀行機構通過轉貼現與區域外金融機構轉入、轉出票據，對于轉入地而言并未真正反映出本地金融機構對本地實體經濟的支持度。而對于轉出地而言，也未實質減少資金使用量。因此，轉貼現資金實際游離于經濟實體之外，不僅不能準確反映區域間融資總量，影響貸款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和穩定性，也易造成銀行市場資金寬裕假象，從而影響宏觀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調控取向。

投資企業理財產品或基金，

削減進入本地實體經濟資金

當前，金融市場存在大量投機和炒作行為，銀行業金融機構以大量資金用于購買企業理財產品或基金。據不完全統計，2009～2011年，阜陽市金融機構累計購買企業理財產品58.31億元。以阜陽市某區農村信用聯社為例，2011年，該聯社通過其他商業銀行共購買理財產品12.73億元，分別是2009年、2010年購買量的9.36倍、2.27倍；2011年該聯社購買理財產品總量占存款總量的44.53%，是當年貸款新增量的2.64倍。雖然金融機構通過金融投資可實現多元化經營，增加資金收益，但是多元化經營應該是更好地輔助其主業發展，而本末倒置進行高風險對外投資，偏離了其主業發展和經營宗旨，導致進入實體經濟的資金實質性減少。同時，又因其具有一定隱蔽性，潛藏了較大的風險隱患。據調查，銀行業某機構購買理財產品，在財務報表中并未在金融投資科目下列支顯示，而是在同業存放科目下反映，規避了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造成風險暴露的延滯和存款人利益的受損。

金融資源系統內上存，

資金外流異地

在統一管理體系下，金融資源的大量存在，使基層商業銀行積極尋求其運用出路。其中，大量資金在系統內上劃上級行成為基層銀行分支機構選擇的最佳方式,而當地法人的部分資金也以同業存放形式存放于當地商業銀行分支機構。2012年3月末，阜陽市金融機構包括系統內上劃資金、同業存放等資金余額為788.09億元，同比增長13.92%；其中，系統內上存資金787.95億元，同比增長16.45%，系統內上劃資金占全部存款比例為56.3%，較2007年上升23.76個百分點。這些資金除小部分用于業務、結算等清算需要外，大部分在銀行體系內流轉，或分流到異地，造成地域性資金未能在當地形成信貸投放能力，從而根本未能直接用于支持當地企業和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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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金融化和經濟民營化的對比分析

和經濟金融化相比較而言，我國的民營經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色，特別是中國特色的概念性質，不僅僅在全世界通用的概念界定上有所不同，在理論的拓展和外延發展上也有著非常顯著的區別。有一種觀點是我國的民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形式非常相似，是一種非公有制的經濟形勢，還有一種觀點是，從經營者的主觀角度來看，我國的民營經濟需要和官營、國營和國有經濟進行區別對待，這樣就可以將個體和民營企業、股份公司、鄉鎮一級私營企業等其他公有私營企業形式全部看成是民營經濟部門。雖然當前我國對于民營經濟的定義還有著非常大的挑戰，但是從實際應用和數據分析的角度來看，民營企業的參照目標多數都是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雖然這樣，經濟民營化也可以看成是我國的國民經濟中除了集體、國有經濟以外的經濟形式。

二、經濟民營化的發展原因分析

在我國的整體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來看，經濟民營化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還是具備了一些自身的特有原因，總結來看主要存在于這樣幾個方面：

一方面從宏觀角度來看，我國的民營經濟的規模、影響和自身特點進行比較后可以發現，民營經濟的產出、就業、投資、創匯和納稅等方面的宏觀經濟數據已經可以表現出，我國的民營經濟正在成為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正在為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安定做出自己的貢獻。下圖展示了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民營化發展趨勢：

圖1  世界經濟民營化的發展趨勢

另一方面從微觀角度來看，我國的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還有集體經濟相比較而言，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效率優勢。從工業的行業數據來看，我國在2011年全國的民營企業注冊數量占據了總體數量的62%，但是在整體的經濟效益產出上來看卻達到了71%。不僅如此，在民營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后，雖然其在價格上的優勢削弱了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利潤總量，但是從長期的視角來看，民營企業份額的增大卻帶動了整個行業所有企業的總利潤上漲。所以可以看出，通過進步和效率進行發展的市場經濟在未來會給我國的民營經濟帶來更加強大的發展力量，也能夠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隨著我國的市場環境在國際上更加開放，民營企業的發展信心也更加強大，可以相信在未來我國的民營企業還會涉足更多的行業領域，也能夠在一些行業中與國有企業展開強有力的競爭，突破原有的技術瓶頸，朝著技術門檻更高的方向前進。

三、經濟金融化視角下的經濟民營化發展方向

在我國經濟金融化的背景下，經濟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就是民營化經濟的金融化發展，隨著我國的民營經濟逐漸走入金融化的方向，包括實體經濟的各種經濟結構都會隨之產生調整，而且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與盛行也會從本質上對金融經濟的所有制產生根本性地改變，給經濟在未來的新發展提供更多的能量。

從整體來說，我國的民營經濟的金融化發展主要可以從兩個角度可以看出來：一個角度是最近幾年民營資本和民營經濟越來越多地向著金融體系的方向進行延伸和滲透，可以說到現在我國的金融市場和各類金融機構中都已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民營資本。而且有相當多的民營資本通過主導金融資本、參與金融建設、抓住國有資本的推出契機進行金融股權的獲得，已經能夠對相當多的金融機構形成有力的控制。從銀行的行業來說，我國的民營資本已經進入了至少十家國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并且在總資產比例上也突破了6%。在保險行業上，我國的民營資本已經控制了東方人壽保險和民生人壽保險，同時還有新華人壽保險、平安保險、華安保險等一些主要以民營成分為主的保險企業。在證券行業上，一些民營企業也已經開始通過直接參股證券公司來控制上市公司。除此以外，民營資本還在財務、典當、信托等行業上逐漸滲透，展示出了非?；钴S的態勢;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國的民營資本還正在通過建立自己的金融機構來為金融行業拓展新的發展渠道，這也正好符合了許多其他行業在產業資本上的探索方向。雖然我國的民營企業不斷地向著金融行業滲透，在這其中有一些謀求更大利潤空間，甚至逃避政府原本對于自身行業限制的原因，但是從分紅到管理，從非銀行機構到銀行機構的發展中，民營資本仍然表現出了與金融業展開合作的誠意。即使當前我國在政策上對于民營資本向著金融化方向發展還存在著意見上的爭議，但是從對我國整個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民經濟發展角度所做出的貢獻而言，還是有著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