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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微觀經濟學發展史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關鍵詞:古典微觀經濟學;4P;4C;4W;淵源
中圖分類號:F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1-0041-01
1 營銷的4P理論
營銷理論是一門應用學科,其理論基礎是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等。其基本的營銷觀念受經濟學基本理論的指導和規定。美國營銷理論家菲利普•科特勒在其第九版《營銷管理》中認為:“營銷是個人和集體通過創造,提供出售,并同別人交換產品和價值,以獲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種社會和管理過程。這一定義包含下列一些核心概念:需要、欲望和需求;產品(商品、服務與創意);價值、成本和滿意;交換和交易;關系和網絡;市場;營銷者和預期服務。”這里不難看出這些核心概念也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從時間上看,在1890年左右,美國經濟學家馬歇爾以單個消費者、單個廠商和單個行業作為分析對象,構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供求理論是其理論的基石?!皽蚀_地說,4P存續于187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一時間上的巧合性,不是偶然的,正是經濟學理論對營銷觀的影響和啟迪的結果。而從經濟形態來看,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從19世紀后期到1929年全球經濟過剩危機這一時期內,世界經濟的主流是短缺經濟。4P代表了銷售者即生產者的觀點,即賣方用于影響買方的有用的營銷工具。4P理論的出發點是以生產者為中心,4P理論的時代背景是賣方市場,是短缺經濟時代下的產物。4P理論的目的是以企業或生產者的利潤為目標。
2 營銷的4C理論
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營銷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消費個性化、人文化、多樣化特征日益突出,傳統的4P理論已不適應新的情況。 以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舒爾茨和勞特明教授為代表的營銷專家認為:企業從事營銷必須以消費者為中心,為此他們提出了營銷組合的4C理論,即消費者(Consumer),成本( Cost),溝通(Communication)和便利性(Con-venience)。4C理論的提出對傳統4P理論沖擊很大,傳統4P理論是一種企業導向而不是真正的顧客導向,以4P為核心的傳統營銷是一種由內向外的經營思維,本身帶有銷售觀念和以生產為中心的痕跡,而4C理論的經營理念則剛好相反,它是一種由外向內的經營思維,是市場觀念的具體體現。
4P到4C是營銷觀念的變革。傳統營銷理論強調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渠道(place)、促銷(promotion)四要素。這種4P理論認為,企業只要圍繞4P制定靈活的營銷組合,產品銷售就有了保證。
3 營銷的4W理論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微觀經濟學是企業經營管理的基礎,既是后者的理論基礎,又是后者的方法論基礎,營銷理論無論是4P和4C理論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之上的,雖然在4Ps和4C之后,人們提出諸多營銷新理論,來刻畫知識經濟時代的營銷理論創新,如社會營銷、關系營銷、生態營銷、網絡營銷、整合營銷等,但筆者認為這些觀點確實有創新,但它只反映了知識經濟時代營銷理論創新的某一特征,具有啟發性但也具有片面性,因為它們均是對實際營銷現象的經驗總結,缺乏相應的經濟學理論的支撐。近年來,隨著人類社會邁入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學理論也不斷發展,一些學者通過分析新古典經濟學的純生產者與純消費者的兩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生產――消費者全新的分析單元,提出了4W理論,有的學者甚至認為4P是第一代營銷理論,4C是第二代營銷理論,而4W是第三代營銷理論,4W是4P和4C理論內在邏輯發展的結果。
筆者認為,如果從營銷學的主要理論基礎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來看,或者從4P和4C的基本理論方法與實務來分析的話,4P和4C理論在本質上是屬于同一邏輯結構中的同一論,即4P和4C的理論基礎都是新古典經濟學。4P和4C理論兩者最大的共同點,都是以一個獨立的觀察者來觀察市場營銷,4P以生產者的角度來演繹出一套營銷理論,4C以消費者為出發點來發展出一套營銷理論。這也是4Ps的營銷近視癥和4C理論的營銷遠視癥局限性存在的原因,這一原因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致命缺限是4P和4C理論局限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4P和4C存在的理論基礎。
眾所周知,目前流行的微觀經濟學著作或教科書的流行寫法,是以馬歇爾對需求和供求的狹義解釋為基礎。新古典學派創始人馬歇爾在1890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利用供求、邊際分析和局部均衡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加以形式化,形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框架。該框架有三個基本的假設:第一是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之兩分;第二是馬歇爾對需求和供給這兩個概念的狹義解釋以及他對這兩個概念在經濟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的強調;第三他用規模經濟概念替換了專業化經濟概念。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兩分法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奠基石,它使得“邊際學派”得以興旺,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在理論與方法上構建了較為厚實的基礎。兩分法是分解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體現與應用,被當作微觀經濟學分析柜架的標準構件,新古典經濟學及其現代形式成就卓著,但由于其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之兩分這一致命缺陷,從而導致4P和4C理論存在相應的理論局限性。如果我們采用一種接近現實的框架,用消費――生產者代替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其中每個人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則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一種職業,這就決定了他買和賣什么。在這種框架里,在選擇不同職業的個人之間,消費者-生產者的地位是對稱的,因此,不存在純消費者地位與純生產者地位之間的不對稱。
從經濟學的理論發展的邏輯來思考市場營銷理論的發展,筆者認為第一代營銷理論(包括4P和4C)應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營銷理論,或稱為單贏營銷理論或優化營銷理論,第二代營銷理論(4W)稱為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的營銷理論,或稱為共贏營銷理論或博弈營銷理論。筆者將之概括為4W營銷。4W并不否定4P、和4C,而是在4P和4C基礎上的總結和擴展,4C比4P進步的觀點有二:一是觀察市場營銷的角度從生產者轉到消費者,這意味著“獲勝的公司必將是可以方便地滿足顧客需要,同時和顧客保持有效的溝通”,與4C相比,4W是從生產者――消費者、生產者――政府、生產者――供應商、生產者――環境四個范疇來全而審視市場營銷,4W認為獲勝的公司必將是可以方便經濟地滿足生產者、消費者、政府、環境、供應商的需要,同時形成生產者和消費者、政府、環境、供應商雙贏的結果??傊?,4W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產物,知識經濟與工業經濟時代相比,它關注和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磋商、共贏、合作、參與、學習、分散、柔性。4W是一種新的市場營銷理念,其與4P與和4C相比,它更符合建立在市場規則,公共利益認同之上的合作這一新經濟觀。
綜上所述,4P,4C,4W營銷組合理論它們之間的關系應當這樣理解:它們不是取代的關系而是完善和發展的關系,它們都有深刻的微觀經濟學的淵源。由于企業層次不同,情況千差萬別,市場及企業營銷還處于發展之中,因此企業在了解、學習和掌握這些理論的同時,根據企業的實際,把三者結合起來指導營銷實踐,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1][美]菲利普•科特勒著.營銷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針對企業性質的經濟學解釋的文章已經有很多了,本文試圖在此基礎上,從社會學的角度對企業出現的原因及其邊界的決定進行分析。經濟學分析的基礎是人的經濟理性的假設,因此在對企業性質的解釋上也多從經濟效率的觀點出發。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疑問,如果人的經濟理性是普遍存在的,為什么企業只在特定時期的西歐出現,而在其它具有相似經濟發展階段的地區卻沒有獨立地出現?比如說中國。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追問:企業的產生,除了經濟因素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因此,我認為單從經濟學的角度對這一新的生產組織形式的出現的原因進行解釋可能是不充分的。本文認為企業不僅僅具有經濟學屬性,它還具有更多的社會學屬性,也就是說企業也許并不是單純追求經濟效率目標的產物,它更可能是在一定的社會基礎上,在對一種社會目標追求下而產生的。企業作為社會生產的組織形式,它的產生必定具有一定的社會階級力量的基礎,而它的產生和發展又使整個社會階級力量的構成發生改變,并進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和政治制度的變革。本文在對企業本質特征認識的基礎上,對企業的起源進行了歷史的考察,進而解釋手工工場制度取代晚期的行會制度的原因,這二者之間的跨越是本質上的,它體現了一個以特權等級為基礎的封建制度向一個以自由契約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或市場制度的飛躍。
二﹑企業理論的評述
如果將微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比喻成一個“人”的系統,那么消費者理論與生產者理論就是這個“人”的兩條腿,而企業理論作為生產者理論的核心,其在微觀經濟學中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自古諾1838年的以來,有關企業理論的研究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目前理論界對其脈絡發展比較公認的觀點是劃分為兩個階段,即新古典企業理論階段和現代企業理論階段。新古典企業理論認為,企業只是人的經濟理性自然選擇的結果,其目標就是在成本約束的條件下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至于有關企業的性質,企業邊界的確定,以及企業內部可能出現的X低效率等等一系列問題不應該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領域,或者說這些應該是管理學所關注的?,F代企業理論則將這些問題納入到了經濟學的研究范疇,他們認為這些新古典學派覺得無需解釋的問題恰恰是經濟學問題的所在。但是,我認為現代企業理論對企業性質以及企業邊界的解釋并不是充分的。科斯雖然運用了交易費用的概念,但仍然未脫離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尤其對企業邊界的解釋,更是牽強地運用了邊際分析的方法。這些在形式上雖然是完美的,但卻失去了更多的實際價值,更弱化了該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80年代開始,一些經濟學家開始不斷地完善科斯的理論,他們沿用了有關交易費用的概念,并發展了企業理論的分析方法。一是以威廉姆森為代表的,假定人的有限理性及機會主義的傾向,提出了資產專用性程度的概念,從而運用長期合約的不完全性來解釋企業對市場的替代和企業的縱向一體化;二是以張五常、楊小凱為代表發展起來的間接定價理論,張五常認為企業并不必然以非市場方式代替市場方式,而是用高效率市場代替低效的市場,即“以一種契約形式取代另一種契約形式”(張五常,《企業的契約性質》)。而有關企業邊界決定的問題,科斯認為企業的邊界是由市場運行成本與企業組織成本之間的均衡決定的,并且十分牽強地運用邊際分析來解決企業規模靜態均衡的問題。而張五常認為現實世界是復雜的,由于中間商和轉包商的出現,使契約形式多樣化,所以該條件并不真正決定企業的規模,而只是決定要素市場契約替代產品市場契約的范圍,我們很難根據這一條件清楚地斷定企業的規模應該如何。
以上有關企業性質和企業邊界的解釋,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有道理的,但并沒有對企業為什么只在特定時期的特定地區出現給出充分的說明。我認為,企業的經濟學意義固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在對企業進行社會學分析之前,認我們對企業的本質特征有所認識。
文章摘要:人們習慣上將企業視為一個經濟學范疇的概念,因此,對于企業性質的分析也多從經濟學的角度去進行。而本文認為,企業性質的經濟學解釋是不充分的,企業作為社會生產的一種組織方式,它的產生應該有其更深刻的社會因素。本文在回顧了已有的企業性質的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深刻剖析了企業所具有的三個本質特征,并以企業的社會學特征為起點,
關鍵詞:城鄉商業保險;差別定價;風險防范
中圖分類號:F84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0)04-0062-03
我國農村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農村保險市場需求潛力巨大。然而,當我國城鎮保險業務開展得如火如荼、業務量蒸蒸日上之時,農村保險業務卻較為冷清。商業保險公司利用城鄉保險差別定價策略,有利于打開農村保險市場,擴大其保險業務規模和市場份額,同時也有利于更多的農戶得到保險保障。
一、城鄉商業保險實施差別定價策略的現實背景
在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競爭市場上,如果企業具有充分的信息可以甄別具有較高和較低收入水平及需求彈性的消費者,并且產品轉售很困難,則具有一定市場勢力的企業可以實施三級價格歧視。 下面筆者從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和需求彈性進行了分析。
(一)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特征
城鄉居民繳納的保險費是其可支配的貨幣收入的正函數,因此貨幣收入水平的高低影響著保險需求量的大小。貨幣收入水平越高,對保險費的承受能力越強,保險需求越會增加。反之,保險需求會減少。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農村生產力獲得極大解放,農民收入水平得到明顯提高,但城鄉經濟發展仍然不平衡由圖1可知,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呈逐年上升趨勢。但從總水平來看,城鎮居民收入要明顯高出農村居民。從絕對數看,200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為628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為2253元,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并不太大;但到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5781元,而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僅有4761元,相差11020元。從圖2的相對數來看,2000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是農村的2.79倍,2008年該數據已經達到了3.31倍,而且還在繼續擴大。
由于存在城鄉收入的差距性,城鄉居民承擔保費的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對保險的支付意愿也不同。具有較高保費支付意愿的居民可以通過支付更多的保費獲得更好的保險服務,而較低支付意愿的居民則可根據自己實際的偏好和支付能力選擇適合自己的保險產品。而目前我國保險公司“一刀切”的保費支付方式使那些具有低保費支付能力和意愿的農戶拒之門外。保險公司實施三級價格歧視可以降低農民保費支付的門檻,將一部分具有較低支付能力及意愿的農戶吸引進來,同時通過創新險種激勵具有較高支付意愿的城市居民購買更好的產品服務。通過三級價格歧視,保險公司不僅獲得了更多的利益,也吸納了更多的農戶進行保險,擴大了農村保險的范圍。
(二)城鄉商業保險需求彈性的差異特征
保險需求彈性是指保險需求對其諸影響因素變動的反應程度,用公式表示為:保險需求彈性=保險需求量變動百分比/影響需求量的某因素變動百分比。其中,保險需求Ep價格彈性為保險費率的值,每變動百分之一而引起保險需求量變化的百分率,即 。
在城鄉居民中,城市居民的保險需求是缺乏彈性的,即0
實行價格歧視雖然是一種壟斷行為,但在保險公司初期開拓農村市場、擴大參保范圍和提高社會福利方面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實行價格歧視能夠提高保險公司的收益,吸引更多的保險公司進入農村保險市場,促進農村保險市場的發展。
二、城鄉商業保險差別定價策略的理論依據
城鄉商業保險差別定價策略要求保險公司針對城市和農村采取不同的定價水平。從微觀經濟學理論的角度分析,實行三級價格歧視的保險公司把保險市場分隔為A城鎮市場和B農村市場,這兩個市場的保險產品需求曲線如圖3所示。
在整個保險市場上,為了取得最大利潤,保險公司根據MRA+B=MC的原則確定均衡點,該點的均衡數量為城鄉兩個市場的總銷售量,即Q=QA+QB。保險公司為獲取最大收益,必定將兩個市場的銷售量調整至MRA=MRB,即每個市場銷售最后一個單位產品取得的收益是相等的,并都等于整個銷量的邊際成本,記MRA=MRB=MRA+B=MC。由于城鎮市場的需求價格彈性小于農村市場的需求價格彈性,盡管兩個市場的邊際收益相等,銷售價格則是城鎮市場的價格PA高于農村市場的價格PB,證明如下。
在城鎮市場有: ;在農村市場有: ;根據 = 的原則,可得 ;整理得 ;因為 ,所以 。[1]
由此可知,三級價格歧視要求在需求價格彈性小的市場實行較高價格,在需求價格彈性大的市場上實行較低價格。在低收入、需求彈性大、價格敏感度高的農村市場執行相對較低的價格,以此保證難以獲得保險產品的農民能以可承受的價格獲得基本保險保障,同時在高收入、需求彈性小、價格敏感度低的城鎮實行相對較高的公平費率,這不僅能為打開并擴大農村保險市場做鋪墊,且能給公司帶來不可缺少的利潤動力。
此外,從微觀經濟學理論角度看,差別定價未必會損害社會總體的福利水平,甚至有可能導致帕累托最優 的結果,顯示更有必要對城鄉商業保險實施差別定價策略。
三、城鄉商業保險差別定價策略的風險和防范
城鄉保險差別定價策略雖在理論上可獲得消費者剩余,但在實施過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風險需加以防范。
(一)防范定價風險
鑒于城鄉商業保險差別定價仍是以公平保費理論為基礎,對城鄉保險市場的細分必然使樣本變小,從而影響大數定律的準確性。[2]本文從三個方面考慮保證城鄉保險差別定價的安全性:第一,提高我國保險精算技術,盡可能提高預見城鄉損失的準確性;第二,運用聯系的方法,將若干相近的投保人聯系起來全盤考慮,從而達到擴大樣本的目的;第三,在保費中適當增加風險附加費用,其要求保險產品服務質量提高,相應有一部分經營費用的增加,但要使成本的增加幅度低于價格提高帶來的收益增加幅度。
(二)防范價格戰風險
實施城鄉商業保險差別定價的條件之一,是競爭者沒有可能在這個市場上以低價競銷。如果競爭者可以以較低的價格在這個市場上競爭,那么消費者都會轉向競爭者。這要求保險公司進行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降低保險產品的相同程度,從而獲得一定的市場勢力,此種情況下價格不再是市場競爭的唯一手段,這是避免惡性價格競爭的根本辦法。一是保險公司要大力培養和引進險種開發與設計的專業人才,大力開發新險種,創出自己企業的名牌產品和拳頭產品,樹立產品競爭優勢,適應多層次保險需求。保險產品創新包括設計全新險種,舊險種組合改造,從海外保險市場引進成熟險種,針對客戶需要量身定做。[3]二是通過提高保險服務質量來使產品差別化。產品由三部分構成,即核心產品、形式產品和附加產品。目前,各保險公司取得競爭優勢主要取決于附加產品,即保險產品服務,通過增加保險產品的服務,提高理賠效率,使核心產品更具個性化,給消費者樹立一個良好的行業作風和服務風范,讓消費者滿意地享受保險服務。[4]
(三)防范法律風險
價格歧視是新經濟時代的典型行為,是企業的常態,但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這種現象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違法判斷標準。從法律角度看,實行價格歧視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違法的,但對城鄉保險差別定價策略行為的判定,關鍵是對其行為后果進行考察,這需要分析其對社會福利、對社會公平的影響,一般只有壟斷企業進行價格歧視時明顯損害了社會福利和社會公平才會引起法律審查。[5]在當前我國保險市場上,在城鄉商業保險之間進行差別定價,保持高收入階層的城市居民保費,降低低收入階層的農民保費,會使整個社會的福利增加,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還可防范逆選擇現象的發生。[6]因此,城鄉保險差別定價符合法律的規定。但在城鄉保險差別定價之初,保險監管部門或保險行業協會可以根據市場情況制定某種險種費率作為基準費率用于指導保險費率的走向,通過它所掌握的基準費率操縱市場費率的變動,促進保險業有序、持續、穩健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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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鳳.價格歧視的法律考察[J].價格月刊,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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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羅樂娟.網絡營銷差別定價策略分析[J].價格月刊,2007(6).
一
以下的經典數學結果依照阿羅、德布魯五十年代的定義和證明,本文只對表述方式作了一定的修改。
商品空間R是l維Euclid空間。
經濟e=[<Xi>,<≥i>,<Yj>,w]
i=1,2,3.....,n;j=1,2,3.....m
是消費者i的消費集;是生產者j的生產集;≥i是消費者i的偏好關系;w是經濟的總稟賦。滿足:
(1)Xi凸,閉且下有界;
(2)≥i連續,凸;
(3)
(4)凸,閉;
(5)
(6)。
可行狀態(,)滿足:且。
帕累托效率(最優)狀態()是可行狀態,且不存在可行狀態()滿足有,并有。
瓦爾拉斯均衡(,p*)是私有制經濟下的一個均衡,其中消費者i以股份θij擁有企業j,滿足:
(A)在i的預算集{}上使偏好≥i極大,
其中。
(B)使j的利潤極大;
(C),是i的初始稟賦。
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上述經濟(條件(1)~(6)成立)中,如果任何一個消費者都沒有充分滿足的消費束,且在其消費集內部都有一個初始稟賦,那么上述定義的瓦爾拉斯均衡存在。
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上述競爭均衡配置是帕累托效率的。
下面是一個說明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錯誤的模型。
[模型S]生產–交換經濟e。
商品:x,y,z,v,w。
當事人:消費者A,B;廠商X,Y。
偏好:A的偏好函數
B的偏好函數。
生產函數:X的生產函數(α)x1是投入;y1,z1是產出
Y的生產函數(β)v2是投入;y2,w2是產出
初始稟賦:A,B各自完全擁有企業X,Y。
A初始擁有xA=0.5,,B初始擁有vB=1。
以上的假設均滿足Arrow-Debreu模型條件。記瓦爾拉斯均衡狀態為“*”。
論證:如果本模型存在瓦爾拉斯均衡,根據是否為0可分為以下兩種情形:
(一)先設瓦爾拉斯均衡價格≠0。顯然有
設模型的另一個狀態為,并保持Y的生產和B的所得不變,則有
說明該狀態優于瓦爾拉斯均衡狀態*。
(二)再設瓦爾拉斯均衡價格=0,此時
,
因當事人均為“價格領受者”,=0意味著y不被生產,
設模型的另一個狀態為并保持X的生產和A的所得不變,則有
說明該狀態優于瓦爾拉斯均衡狀態*。
綜合以上情況,說明本模型的瓦爾拉斯均衡狀態*如果存在,其必定是非帕累托效率的。
[結論]在符合Arrow-DebreuModel標準假設的情況下,瓦爾拉斯均衡未必是帕累托效率的,即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不成立。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不成立。
二
我們把上述論證翻譯成關于一般均衡的ADM模型反例的一個寓言:
魯賓遜A、魯賓遜B分別生活于兩個孤島A、B。
假定:
(1)島A上有1個單位的不可運輸的生產性資源(x),如該島上的土地
A掌握的技術,使他可以運用資源x生產面包(y)或黃油(z),其生產函數為;
A初始擁有1個單位的黃油(z)
對A而言,黃油和面包是補充品,A的效用函數為
(2)島B上有1個單位不可運輸的生產性資源(v),如該島上的土地。
B掌握的生產技術,使他可以運用資源v生產面包y或奶酪(w),其生產函數為;
B初始擁有為0;
對B而言,面包和奶酪是可替代的,其效用函數
(3)產品的運輸和交易是完全無成本的;
(4)存在一個完全無成本并不謀求自身利益的定價者P。
該經濟可以按照兩種模式運行,即
(甲)“魯賓遜模式”,即A、B各自以封閉的方式生產消費而不理會P所的價格。
(乙)“瓦爾拉斯模式”,即A、B作為價格領受者,完全依據P的價格信號生產,并試圖以交易改善自身的境況。
顯然,依照(甲),A最大化的滿足是自己生產1單位的面包并與初始擁有1個單位黃油同時消費;B最大化的滿足是自己生產1單位的面包。
依照(乙),如果P的價格中面包的價格不為0,B將生產1單位的面包;A將生產少于1單位的面包,但其生產的一小部分黃油,卻無法交換出去,A比模式(甲)的滿足程度為低?!巴郀柪鼓J健睂⒘佑凇棒敒I遜模式”。
如果P的價格中面包的價格為0,A的滿足同于模式(甲);但B將生產1單位的奶酪,這時B的滿足又將低于模式(甲)。
這樣,完全市場方式的“瓦爾拉斯模式”劣于“魯賓遜模式”,經濟退回至魯賓遜的自足經濟中。這當然也構成了對Arrow-Debreu模型的一個反例。
進一步的討論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考慮模型S中消費者直接生產的問題。
一種可能的批評認為:由于消費者分別完全擁有廠商,故廠商的生產決策由消費者直接作出。又由于該經濟是自給自足經濟,利潤在這里失去了意義,所以消費者都應該在自己的稟賦及生產集約束下實現效用最大化。于是反例不再生效。
事實上,根據Arrow-DebreuModel的標準假設,效用最大化和生產最大化是分離的,廠商和消費者一樣是完全獨立的當事人,它的行為不受所有者的直接控制,不論消費者是否完全擁有企業,他絕對不可能直接按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來確定廠商的行為,廠商的行為必須也只能按利潤最大化來決定。除非批評認為反例中的廠商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虛設而加以取消。但這批評只需將模型S稍作變形便可化解。
為更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只要把原經濟放大N倍,A和B各變成N個孿生兄弟(但不是復制經濟,廠商仍只有兩個),他們各擁有1/N的股份,其余不變。
[模型N]生產–交換經濟e。
商品;x,y,z,v,w。
當事人:消費者Ai,Bj,其中i,j=1,2,…,N;廠商X,Y。
偏好:Ai的偏好函數
Bj的偏好函數。
生產函數:X的生產函數(α)x1是投入;y1,z1是產出
Y的生產函數(β)v2是投入;y2,w2是產出
初始稟賦:Ai,Bj分別擁有企業X,Y各1/N的股份。
每個Ai初始擁有xA=0.5N,,Bj初始擁有vB=1。
論證同于模型S,反例依然有效。N>1時廠商的生產決策必須服從利潤最大化,特別是N極大時廠商的生產決策直接由消費者作出是極其荒謬的。
其次討論模型假設的現實性。
對于大多數把理論作為預言和解釋工具的現代學者而言,假設的現實性不值得加以考慮。但在模型構造過程中,現實性的考慮有助于模型不被當成“畸型”的特例而排除掉。
就本文的模型而論,兩種商品成為補充品是普通的。一種商品為某消費者必需卻被另一消費者視作無價值可以因為禁忌(如宗教原因禁食某類食品),也可以因為它尚未被接受。至于同時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產品則幾乎是古代一直到現在制造業的共性。
最后我們考慮凸性。
在嚴格凸性要求下,本反例并不成立。寓言中補充品造成某種商品(y)價格為0。B作為價格領受者,依據價格信號生產并試圖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的一種可能的設想是讓w的價格為0,但這很容易造成價格系統的崩潰??稍O想位于孤島C上的魯賓遜C可利用島上的資源v’生產w和w’:v’=w+w’,但C更偏好w’,這又使w’的價格為0。設定一串“島鏈”后以此類推,價格體系則不再能成為指導生產和消費的信號系統。三
現代經濟科學的核心無疑是一般均衡理論,它主要研究競爭性均衡的存在及其效率的特性。阿羅-德布魯理論(Arrow-DebreuModel)則在尋求其數學闡述方面取得了迄今為止最滿意的進展,就形式的優美、表述的簡潔、概念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方法的有效性及邏輯上的嚴謹而言,被譽為經濟理論皇冠上的明珠。
這個反映新古典主義最古老、最重要思想的現代均衡理論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它在獲得“邊際革命”(特別是瓦爾拉斯)的推動和現代數學工具的有力幫助后迅速發展。整個學說發展史與一大批杰出的、富有才華的經濟學家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一般均衡經濟理論領域也肯定是最多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領域。其二十世紀的主要貢獻者,象薩繆爾森、??怂?、阿來、納什、阿羅和德布魯等都因此(或部分地因此)摘得諾貝爾獎的桂冠。
由于Arrow-DebreuModel成功,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特別是幾乎所有的數理經濟學家已經接受了如下基本信條:
在新古典的框架內(即新古典的假設范圍內,指個人理性、完全競爭、新古典偏好和私有制企業、規模不經濟等)可數學證明競爭均衡的存在、效率和活力。正如福利經濟學第一、第二基本定理所表述的:瓦爾拉斯均衡狀態與私有經濟的帕累托效率(又稱帕累托最優)狀態一致。在恰當的形式化后,競爭均衡的存在和效率被演化為幾個數學定理。瓦爾拉斯均衡的意義就在于:市場價格體系充當“看不見的手”實現最大的社會福利。
本文構造的數理模型指出,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的數學證明有錯誤,兩個定理不能同時成立。這個結果顯然對于微觀經濟學有很大的影響,它意味著Arrow-DebreuModel應當進行重大改造,而這種改造無疑會在一般均衡經濟學領域中引發一場重大的理論革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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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實際經濟周期 技術沖擊 經濟波動 宏觀經濟學
中外經濟發展史的歷程無可辯駁地表明,宏觀經濟的運行是會出現周期性波動的。對于經濟周期的成因及其作用機理,西方經濟學家從許多方面都進行過研究。其中, Finn Kydland與Edward Prescott一同提出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RBC)可以看作近20多年來在經濟周期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這兩位經濟學家也憑此而折桂2004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一、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形成背景及其核心內容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具有豐富的理論源流和明顯的現實背景。首先,由理論來源分析,一是在20世紀80年度之初,當時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波動理論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質疑;二是理性預期與公眾選擇理論被吸收進了現代宏觀經濟學,Lucas由方法論角度探討了經濟波動問題;三是C. R. Nelson與Charles I. Plosse提出,實際因素對于形成經濟波動的作用比起貨幣等虛擬因素來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與分析工具的問世,也對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實踐發展的層面來分析,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體現了供給方面的因素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但自三十年代一直占據經濟學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卻對當時日益嚴重的經濟滯脹束手無策,而撒切爾政府和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給學派經濟學對于治理經濟卻頗見成效,這也成為催生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實踐佐證。再者,由西方經濟學流派的自身演進過程來分析,20世紀70年代之前,在經濟周期研究領域一直是正統的凱恩斯主義觀點占據著主導地位,甚至到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該領域中主導性的觀點仍然認為經濟周期的主要產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擾動。后來,鑒于Lucas貨幣周期理論的引領,經濟周期問題,又重新進入相關研究人員的視野,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因素對于經濟周期的作用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重視。Finn Kydland與Edward Prescott首開先河,后來通過Ky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來的實際沖擊因素被引入了實際經濟周期的模型,此處引起經濟周期的主要解釋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貨幣等虛擬因素,而是實實在在的外來技術沖擊。這就是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主旨,它也是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相對立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
首先,外來的實際因素的擾動(如技術方面的沖擊)是導致產生經濟周期的根本原因。按照贊成實際經濟周期的經濟學家的觀點,經濟周期的成因不在于經濟體系內部,而是來自于外部因素,來自于一些供給方面的擾動,像是技術方面的變化等,這些變化造成技術水平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大幅變動,會引起勞動生產率、工資水平和其他生產要素價格相應的變動,從而使得產出水平和生產發展方式也隨之出現不同于往常的變動,經濟機體本身對于這種意外的沖擊缺乏抵抗力,只能隨之變動,于是就產生了經濟周期的高漲或者衰落。
其次,經濟變動的主要傳遞渠道是勞動提供方面的延遞性變動。其中的內在運作機理是這樣的;每當外來的技術方面的變化導致勞動生產率、要素價格等因素變動的時候,符合“經濟理性人”假定的市場主體就會根據自己對市場走向的預期,在工作與享受閑暇之間做出選擇,這樣就會在勞動供給方面產生極大變動,進而使社會就業和總產出也隨之產生變化,而且一次技術變動帶來的產出變動可以是持續性的。同時,鑒于相關經濟門類之間的聯動效應,產生在一個部門的技術擾動也可能會導致其他社會生產部門乃至于宏觀經濟形勢產生變動。.
再者,經濟周期本身就體現了經濟趨勢在發生變動,而并非經濟形勢圍繞著經濟趨勢這一軸心在變動。換言之,并非經濟運行背離了宏觀經濟的均衡狀況,而是經濟本身的均衡位置在變動,這就將周期理論與增長理論糅合為一體。根據這種觀點,經濟發展無所謂長期、短期,經濟形勢的短期變化與長期發展趨勢二者之間并不矛盾,經濟的短期變動并不是背離了經濟發展的長遠趨勢。
另外,管理當局針對經濟周期所采取的反向操作措施沒有任何作用,換句話說,當局管理經濟是徒勞無功的,這是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最重要的政策結論。根據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經濟波動乃是市場主體對于外來擾動的理性反應,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能夠使經濟狀況自動達到就業與產出狀況合理的均衡,而人為的政策調節卻難以使調節者的主觀意志同經濟運行結果達到一致,反而會降低社會的總福祉。所以,管理當局調節經濟造成的失誤甚至包括調節行為本身都屬于某種負面的外來擾動,據此,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政策性結論就是:管理當局力圖熨平經濟波動的反周期操作是無效的。
最后,貨幣的作用是中性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貨幣供給是內生的,貨幣數量的變化對經濟沒有真實影響。在經濟擴張期間對貨幣的需求會擴張并誘導貨幣供給的調整反應,貨幣政策不會影響實際變量,只有資本勞動和生產技術等真實變量的變動才是經濟周期的根源。不應當用貨幣政策去刺激產出,貨幣政策只能以穩定物價作為單一目標。
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其他相關經濟學流派在經濟周期問題解釋上的異同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發軔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屬于主張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戰后自由主義經濟學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先是以Friedman為首的貨幣主義,接著是以Lucas為代表的理性預期理論,現在是以由Kydland和Prescott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為主。在經濟學說史上,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理論都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中的“革命”,理性預期理論還被稱為“從根本上改變了宏觀經濟學”。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打破了把宏觀經濟分為長期和短期,以及,后者研究短期問題。但在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中,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是一個問題。凱恩斯主義各派都認為經濟周期表明市場調節的不完善性,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認為,市場機制本身是完善的,經濟周期源于經濟體系之外的一些“外部沖擊”。把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分開的傳統作法,極大地改變了經濟周期理論,也改變了宏觀經濟學。
從總體上講,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都認為,需求沖擊使得短期中的經濟偏離長期趨勢,出現經濟周期,而實際經濟周期理將供給方面的技術變動作為經濟波動的根源,這是他們的主要區別所在。具體地分析,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的分野尤為明顯:
1.凱恩斯主義各派把宏觀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認為在長期中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是長期總供給,而短期中的經濟狀況取決于總需求。經濟周期是短期經濟圍繞這種長期趨勢的變動。實際經濟周期理論首先否定了把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的說法,他們認為,經濟周期并不是短期經濟與長期趨勢的背離,經濟周期本身就是經濟趨勢的變動。相應地,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有經濟增長理論與經濟周期理論之分,前者研究長期問題。
2.凱恩斯主義各派都堅持短期宏觀經濟需要穩定,都主張國家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無需用國家的政策去干預市場機制,只要依靠市場機制經濟就可以自發地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而且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往往是滯后的,宏觀政策的失誤往往會成為一種不利的外部沖擊加劇經濟的不穩定性。
3.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認為導致經濟周期產生的沖擊主要是引起總需求變動的需求面的沖擊;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造成經濟周期產生的沖擊主要是引起總供給變動的供給面的沖擊。
4.凱恩斯主義各學派基本上都認為市場調節機制的不完善性沖擊來臨后造成經濟周期的原因;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認為市場機制本身是完善的,經濟周期波動并非是對經濟長期趨勢的偏離,而是趨勢本身的改變。因此經濟周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性所致。
5.凱恩斯主義各學派普遍主張政府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采用反周期政策減輕經濟波動。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波動是理性經濟主體對外來沖擊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應的最優反應,政府沒有必要采取措施來減輕波動,政府的注意力應該集中于技術進步率的決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都屬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因而其經濟周期理論表現出較多的一致性:(1)都認為導致經濟周期產生的根源是來自于經濟體系之外的因素的沖擊;(2)都強調經濟主體的預期在經濟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們面對外生沖擊在一定預期下采取的經濟行為導致了經濟周期;(3)都堅持新古典主義信條,認為市場調節機制完善、價格調整靈活、市場會在自然率處出清(4)都反對凱恩斯主義相機抉擇的政策主張,認為政府的反周期經濟政策無效且會造成扭曲,政府的作用不是采用反周期政策來調節經濟,而是為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它們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1)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將經濟周期的根源主要歸結為影響總需求面的貨幣沖擊,即根源于貨幣數量的變動或未預期到的貨幣擾動,因此其理論可稱為貨幣經濟周期理論;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強調經濟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響總供給的技術沖擊。(2)貨幣主義認為沖擊引發經濟周期是實際物價與名義物價發生錯誤訊號,令資源錯置所致,理性預期學派認為貨幣擾動引發經濟周期是價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貨幣供給的過度增加使一般物價上升;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把經濟波動看做是理性預期經濟主體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標,對總量生產函數因受到真實技術沖擊發生變化而做出的有效反應的結果。(3)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把經濟周期看作是對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的暫時偏離,認為經濟波動會降低社會福利;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把經濟波動視為自然率本身的波動而不是對長期增長趨勢的偏離,認為經濟增長與經濟波動本質是統一的。而且經濟周期的每一個階段都是經濟的均衡狀態,是理性經濟主體對沖擊的最優反應。
從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其他流派共同的差異性來看,作為其對立面的凱恩斯主義者、貨幣主義者和理性預期學派原則上都同意以下幾方面的共識:其一,經濟周期可以看作是對經濟增長的某種長期趨勢的暫時偏離;其二,經濟周期對社會來說是不合意的,因為對經濟長期趨勢的偏離使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其三,沖擊主要是對需求方面的沖擊;其四,貨幣因素對于經濟周期十分重要。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卻認為:其一,經濟周期并不是對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的偏離,經濟波動就是經濟長期增長趨勢本身的波動;其二,經濟周期的每一時期都處于均衡經濟狀態,都是理性預期主體面對沖擊進行最優調整的結果;其三,沖擊主要是對供給面的沖擊;其四,對經濟周期重要的不是貨幣這一名義變量因素,而是技術沖擊這一真實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既有別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也不同于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
三、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理論突破與影響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重大發展,超越了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成為與新凱恩斯主義相抗衡的最主要的新自由主義流派。它完全以正統的微觀經濟理論來說明宏觀經濟波動,是對傳統經濟周期理論的巨大挑戰。第一,通過把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整合在一起,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當代經濟周期研究的方向,并促使宏觀經濟學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經濟的供給面上。第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強調了宏觀經濟學研究的跨時間和動態的特點。第三,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擬實際經濟的時間序列行為,那些由于費用太高而無法在實際經濟中進行實驗的政策可以在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進行實驗,從而為宏觀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之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宏觀經濟有一個一致的描述:在長期,經濟有一個平滑的穩定增長趨勢,這可以由增長模型刻畫;而在短期,經濟圍繞這個長期趨勢波動,這可以用波動理論來解釋。而在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中,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是一個問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實際上并不僅僅是經濟周期理論,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宏觀經濟理論。
如前所述,以往人們對經濟波動的解釋主要基于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總需求分析,Solow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只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對短期經濟波動則沒有任何作用。同時,政府經濟政策,主要是對總需求進行“相機抉擇”的調控。Lucas通過著名的“盧卡斯批判”和理性預期理論,最早對此提出了挑戰和批判,并進一步提出了“貨幣經濟周期理論”,試圖用貨幣因素來解釋經濟波動的原因。Finn Kydland和Edward Prescott提出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在“貨幣經濟周期理論”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了技術進步和各種供給沖擊等真實因素的變動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并將相互割離的“凱恩斯主義”和“Solow模型”中的宏觀經濟變量進行了綜合的考慮。論證了技術進步等真實因素不僅會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且會產生短期經濟波動。改變了人們對經濟周期的波動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認識經濟周期的規律,進而更全面地認識宏觀經濟中的決定力量。
就方法論而言,實際經濟周期模型關于宏觀經濟波動的模型接近于實際的情況,使得模式分析及經濟機制變得更為現實。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學模型來解釋經濟波動,以微觀經濟主體的偏好、技術、稟賦等假設為基礎,解釋商業周期的變化,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修正,使經濟學更加向現實靠攏。實際經濟周期理論還帶來了方法論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為代表的典型微觀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范式,開創了新的研究途徑。
從否定意見來看,對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提出批評的經濟學家大都認為它缺乏充分的經驗檢驗,還有一些宏觀經濟學家認為技術沖擊和RBC模型所描述的傳導機制與實際經濟波動基本無關,這都是對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根本性否定。同時,實際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假設是生產率沖擊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術水平會后退的觀點顯然有悖于常識,然而,如果沒有反向的技術沖擊,這個理論就只能解釋經濟周期性的擴張,而不能解釋經濟衰退,這是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一根軟肋。再者,RBC蘊含的政策無效理論也使得一些在實際部門工作的經濟學家感到無所適從。另外,有人認為,模型只分析了一種波動來源,即生產率的變化,而對現實中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貨幣、稅收、偏好等)欠缺考慮。許多經濟學家認識到,要想對經濟周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必須對Ramsey模型進行擴展。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將可變的資本利用率、多重沖擊和勞動的調整成本作為構成實際經濟周期的基本要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領域還出現了一種新新古典綜合派,它把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相融合,將新凱恩斯主義的不完全競爭和名義黏性融入了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動態一般均衡框架,試圖從方法論上將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統一起來,并對經濟周期等問題進行新的闡釋。
可以說,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論工具對于解析中國的宏觀經濟問題同樣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盡管有人認為當前中國對沖擊的市場傳導機制還不夠靈敏,因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對于中國經濟波動的解釋作用有限,但應當承認,將長期經濟增長理論和短期的經濟周期波動結合起來進行分析,這無疑也十分有助于分析中國長期經濟增長和短期利益間出現的矛盾。再者,探討技術因素的作用和決定技術的因素對于正處于經濟轉軌和快速發展過程中的中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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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設計;競爭
設計是一門綜合性極強的學科,它涉及到社會、文化、經濟、市場、科技等諸多方面的因素。設計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具藝術性,又有經濟性的一種實用的藝術形態。
經濟,一般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為節省原則,一為物質資料生產運作和發展的體系。微觀經濟學重點分析這個體系的供給與需求、市場與價格、投資與利潤、生產與技術、政府、信息、消費等基本課題。發展經濟學重點分析這個體系的經濟增長動力、模式、資源、生產、貿易和政府指導等基本課題。
設計界所推崇的設計是為明天的生產而準備的造型計劃。經濟的核心是物質資料的生產,而設計的價值又主要在于經濟。這就是說,經濟和設計之間存在著天然而內在聯系。經濟所指的節省原則和物質資料生產運作和發展的體系這兩個方面都與設計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設計作為生產的準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定意義上說,應該為大批量和大規模的生產服務。設計的成果如果不能投入生產,只能算是一種設計師的游戲。而設計的成果實質上是一種造型計劃。往往以設計圖、工程圖、模型和實物樣板、或者工程樣板出現。在圖形的后面,則是一些數據、符號,如尺度、強度、硬度、光潔度、光照度,包括工程概算、預算、成本控制、利潤預計等等。這些實際涵蓋了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微觀經濟學的;二是發展經濟學的;三是工程技術的;四是文化藝術的。
無論是經濟還是設計,作為個體來說,本身就有著深奧的學問,而要從經濟的角度去認識設計,從設計的角度去看經濟,則更是一個復雜的體系。我們通過分析設計與經濟的天然而內在的聯系,來說明設計對于經濟的意義。
首先,從設計與生產方面來看,生產是經濟的核心,是把自然的人力和物力轉化成社會必須的物質資料的關鍵環節。如果說經濟是基礎,那么生產就是這個基礎的基礎。
設計是先于生產的,是商品生產鏈條上的第一環。在現代設計沒有發生以前,設計與生產在多數情況下并沒有分開,在一般情況下,設計與生產乃至消費集于一身,手工業生產的工人們往往既是設計師,又是工人。只有在皇宮、廟宇、教堂、陵墓、道路和橋梁一類的大工程中,設計才和生產分開。設計先走一步,生產以設計為依據,統一指揮不同工程的工人有條不紊地進行施工。工業革命以后,隨著生產方式的變化,設計在大批量生產的企業中從生產線上分離出來,但作為生產結構第一環的概念從來沒有動搖過。
設計與生產分離,無論是對設計環節,還是對生產環節,都是一種便利,或者說進步。正是這種便利或進步,才促進了二者的快速和更好的發展。然而,這中間也經歷了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在工業革命發生以后的一定歷史時期,因為設計和生產分離的關系沒有處理好,人們對于設計什么、為什么設計、怎樣設計等諸多問題,或沒有引起注意,或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因而,設計和產品生產相脫離,一方面,設計師在以何形式風格設計面前無所適從;另一方面,為滿足機械化生產的需要,使設計者的創意思維受到限制。正因為如此,所以工業革命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其產品以缺少必要裝飾和造型丑陋而著稱,沒有受到消費者的認同,甚至在當時設計界存在要不要回到手工藝生產時代的設計方式去的爭論。爭論的結果,終于引發了現代設計的開始。
設計從生產線上分離出來以后,一部分仍留在企業,一部分走上社會,但仍然面向企業,為企業的生產作設計,靠生產轉化設計成果,以生產的需要為生計,以生產為自己的價值體現。這種情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現代設計史上表現愈益突出,特別是那些知名企業、品牌產品??傊?設計需要生產是生存性的、價值性的和成就性的。
在設計與技術方面,自古以來,人類一直高度重視技術的發明、改進、傳承和發展,并生活在自然、社會和自己創造的技術環境之中。在這個環境中,沒有設計就沒有生產、技術落后就生產落后。這不僅表現農業、手工業生產領域,而且在機械化生產條件下,始終如此。例如在今天,先進的農業和落后的農業比較,先進的農民憑借知識,可以駕駛拖拉機、播種機、收割機,用自動化系統控制排灌,用飛機施肥、除草、殺蟲,幾個人可以耕種數千公頃的土地。而沒有知識文化的農民,靠牛犁田,用鋤除草,缺乏肥料,旱澇不保,幾個人千辛萬苦種不了幾畝地。前者的收獲可以養活幾百個高消費者,后者則只能養活自己或幾個人。雙方的差別達幾百倍,其差距何在?最根本的莫過于技術。因此,可以說技術就是力量,就是生產和經濟的力量,就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技術從何而來?怎樣才能提高技術?改進技術?這些都離不開設計。如屬于運載技術的汽車,它的發明、發展、成熟以及開發出的廣泛的用途,全都離不開設計。汽車的發明始于蒸汽力代替馬力的概念,這時的發明家同時要兼設計家的職能,把馬車變成汽車。經過一百年左右的試驗都不成功,發明家便把注意力轉移到蒸氣機的變革,要它輕,能耗低、能效強,終于發明了內燃機,解決了動力技術的基本問題。這之后,各種各樣的科學家、企業家、工程師都加進了設計師的行列,一方面改進發動機的技術,另外設計傳動、承載、控制和利用技術,改進技術的質量,改變應用的方向,改變應用的技術匹配等等,終于完成了汽車大家族的發明,也締造了現代社會重要組成部分的汽車技術文明。從汽車的發明發展歷史可以看出,設計參與了技術發明和發展的全過程,它本身就是一門復合型的技術,又是各類技術的應用媒介。為了生產它適應各類技術,為了創新完善用各類技術,并成為創造最新技術的排頭兵。因此我們在某種意義上說:設計就是力量,就是生產和經濟的力量,就是技術產業化、商品化和市場化的必由之路,當然也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現代設計史上,各個國家經濟實力的升降,實質是各國設計水平的反映和體現。
再來看看設計和市場的關系。在當今這個現代化、信息化程度高的時代,空有藝術性、美的外觀,而不能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服務,不能推動經濟和時展的設計,在現今是沒有市場,是不能為廣大所接受的。設計要為發展社會經濟服務。社會經濟狀況的好壞,可以制約藝術設計的發展;藝術設計的發展對社會經濟具有推動作用,而不能決定經濟發展的狀況。歸根結底,設計的價值必須投入到社會經濟活動中得以實現。
在現代經濟活動中,購買商品、勞動力、資金等的一方被稱之為買方,而出賣這些東西的一方則被稱為賣方,賣買相互作用,使交換成為可能,這樣的人員、環境、行為、性質的交換都被稱之為市場,貨物買賣是商品市場,政府買賣是政府市場,廠家買賣是企業市場,路邊臨時交換稱之為路邊市場等等。設計也需要市場,特別是設計脫離企業,與生產分離,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行業以后,其所面對的是為多家企業服務,如果作出的設計沒有人采用,被采用投入生產的設計的產品沒有人買,設計家或設計組織的服務就成了一句空話,設計師的生存就受到威脅,設計的發展也就無從談起。設計本身就是一種生意,這個生意是否能夠成功,不在于設計者,不在于個人觀點,而在于它是否能夠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實現其自身的價值,在于是否能夠被廣泛地運用、造福于社會經濟生活,為經濟的更好的發展所服務。
工業革命對社會經濟最大影響莫過于商品生產的快速發展,以及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關系的固化。商品生產以市場為基礎、導向,市場決定了商品生產的各個環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設計主要的方面是設計市場,設計市場的商店、賓館、寫字樓、貿易公司和銀行大廈,設計商標、包裝、廣告、櫥窗和裝飾,設計進入市場的企業和品牌形象等。為市場服務,營造環境和氛圍,為市場帶來商機和商譽,為企業的品牌推波助瀾,形成消費時尚和大眾文化,使名牌長盛不衰,使意識消費的價值高出物質消費的幾十倍、上百倍。這就可以促使市場需要設計,購買設計作品和服務,讓設計貫穿市場的始終,成為市場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現代設計發展史上,為市場服務不僅體現在設計的各個方面和整個的發展過程中,而且大凡設計發達的國度,成果出眾的設計組織,乃至設計師,都是與市場緊密結合的典范。
最后談到消費與設計。消費是經濟的一個基本環節。生產創造物質資料,包括以物質為形式的文化藝術資料,由流通到分配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然后在滿足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過程中消費。一個經濟循環就這樣完成,一個新的經濟循環也就這樣開始。在商品經濟時代,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實質上就是生產與消費的一種總體平衡下不斷發展的結果。
消費決定生產和市場。消費需要什么就生產什么,市場就買賣什么,這樣經濟才有活力,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設計師必須非常認真地認識和應用這一真理。深入研究消費,摸清消費結構,找出發展變化的規律。對于一個設計師來說,其設計的目的,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考慮:首先為最穩定的消費設計,其次為空缺的消費設計,然后為應該到來的消費設計。現代設計的發展,不僅體現了設計師的這種設計觀念,而且把消費作為設計的動力、環境與條件,作為設計靈感的源泉和通向成功的橋梁。
經濟水平的高低制約著消費的水平,我們并不倡導設計只為“貴族”服務,但我們不得不承認,追求美的更多的是“貴族”,他們審視美的存在,重視美的空間,知道如何享受生活如何制作快樂。以他們為定位,能體現現代設計的新時尚,追趕時代的新步伐,與國際接軌,向世界看齊。這樣的設計豈止帶動一個企業的發展,國家與民族的經濟也會長足發展。
設計的高定位不是把生活水平較低的群體拋棄,畢竟貧苦的勞動人民還是占了大多數。設計也要掌握這一群體的需求,忽視不得。由于這一群體人數眾多,審美觀相對較低,要求的設計相對粗糙,設計要向著大批量化發展,以便滿足需求。整個民族的設計理念要想整體提升,必須要以高定位的設計為龍頭,高精的設計理念為指導,把高消費群體作為設計定位的主要方向。低消費群體需要不斷的帶動,一步一步提高產品中美的價值,進而提高審美。這樣設計才有可能為更多的人接受,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經濟價值創造出來了,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要求的設計也隨之提高,設計便走向高層化。
我們這個高度文明的社會里,設計已經作為一門學問和一種文化出現在我們周圍。設計的出現本身就代表一種文明的進步與飛躍。尤其是在現實的社會中,這種表現更為明顯。而經濟又是我們得以發展的制約因素,所以經濟的發展狀況影響到整個國家的正常發展與生活,但是設計的本身就等于經濟進步加高度文明。所以經濟的發展直接制約著設計的進步。因此,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反過來才能影響設計的發展。
總體來說,設計和經濟雖然具有內在的關聯,但是,所有的設計并不一定非要和經濟掛鉤。因為設計作為一門藝術,是一種文化,但這門藝術、這種文化是要建立在歷史的臂膀上,是時間讓它得以發芽、開花,直到新的一代降臨。這就是一個文明的結束,又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這也是設計與文明的關系。而一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樣也會制約著設計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但是在我們現在的社會中,設計被作成大批量生產的產品出售,成為產品設計,也就是工業設計,成了一個用來換錢的工具,可以說,一個好的產品設計就等于經濟利益加顧客信譽。這種關系會一直延續下去,直到一個新的文明的開始。所以說,一個好的設計會影響到經濟,同時經濟的發達程度會直接制約著設計。商家們之所以重視設計,是因為他們需要通過設計,來獲得外形的不斷創新、結構的不斷完善、用途的不斷擴展,而提升商品的購買率,達到其經濟目的。設計者們之所以從事設計,是因為他們需要通過設計,來使得大眾購買到更稱心的產品、商家獲得更豐厚的利潤、而自己得到更多的經濟資本。
設計與經濟的關系是密切的同時又是簡單的。設計不可能脫離經濟,而經濟也不可能離開設計。如果說設計是經濟的翅膀,那么經濟便是設計的足。簡單來說,就好象一只鳥兒,要想飛翔便離不開翅膀,沒有翅膀的鳥兒只有在地下跑的份;而鳥兒沒有足同樣是可悲的,試想一只只能飛而不能下地歇息的鳥兒會多么辛苦,最后只有累死的份。在現今社會,設計的地位不斷提高。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快,設計成為了任何有形產品和無形產品營銷的重要手段之一,成為了樹立企業形象的標志。研究市場變化下的消費者與生產營銷商的之間的互動關系,以“最經濟的設計之產品”來為生產營銷商贏得最大利潤和提高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以消費群體公認的且生產商能夠滿足的“美”來贏得消費者的芳心,是任何一個生產營銷商的追求。
設計本身是應用性的,設計不一定是藝術。藝術是藝術家審美理想的物態化,它可以是藝術家個人審美情趣的個性表達,而設計并不是完擬藝術的本身,經濟性是其首先要表達的涵義。從哲學上講,藝術家可以以我為本,可以自己創造個人的唯心世界,不必考慮客觀世界的他物或他人的情趣。而設計必須以唯物主義哲學為指導分析客觀世界,服務真實世界。藝術領域希望有梵高這樣生前不受尊重的藝術家存在,但對于設計界絕對不歡迎梵高似的藝術設計家。在經濟之中,設計不再是藝術貴族世家的子弟,它已是一個工業大生產無產者。總之,設計是不可能脫離經濟的,而經濟也不可能離開設計。這是恒久不變的真理。
參考文獻:
[1]陸絹.市場營銷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2]尹定邦.設計學概論[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 效益 資源配置 法律現實運動 法學泛經濟化 法律的經濟價值 定量分析 事前分析
本世紀70年代以來,一門新興的邊緣性、交叉性學科“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的法學流派,開始躋身于傳統法學流派之林,并因其視角之新穎,方法之獨特和實際的運用價值,越來越引人注目,影響不斷擴大,在法學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學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發展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成為許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課程,并且擁有自己的專門的學術刊物和有關的學術研究機構。本文試圖從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發展軌跡和當前研究狀況方面對其作一個簡單介紹,并予簡略評析。
一、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所謂法律經濟學,即用經濟學的概念與方法去研究法律問題的一門學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國,一般將其稱為“法學與經濟學”。例如,該理論研究領域中最具權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為“法學與經濟學雜志”(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稱其為“法律的經濟分析”;此外,該學科還有一些類似的稱呼,如“法律的經濟學研究”、“經濟分析法學”等。wWw.133229.COm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門由法學和經濟學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興學科。
法律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法律的成長、結構、效益及創新的學說,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要有利于資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財富。它幾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門法領域,既包括民法、經濟法,又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釋法律現象與現實的全新的方法論結構體系,提供從法律的價值等基本理論到具體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來服務于整個法律制度,也包括經濟法制的變革和完善。[1]
二、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和研究現狀:
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法律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就有了用經濟觀念分析法律規則的思想。到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馬認為,“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而已?!盵2]
“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3]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更是廣泛地論及了法律與經濟的辯證關系。因此,有人稱的法學理論為“經濟學研究的法理學”。
而經濟學與法學的真正結合肇始于本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當時嚴重的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劇烈沖擊使法律在此時顯得蒼白、無力與無能,促使人們尋求新的法律模式。這就必然要求改變傳統的法學研究內容,改變純粹的邏輯推理式的法律演繹和歸納法,于是在美國興起了法律現實運動。人們開始將法律與包括經濟在內的相關學科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便能對已經出現的社會現象進行合理的解釋。在此背景下,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率先醞釀課程設置的改革,經濟學開始成為法學院的正式課程,芝大也由此獲得“法律經濟學發祥地”的美譽。1958年,芝大法學院經濟學教授阿?。康先R克特(arondirector)創辦了法律經濟學方面的最具權威性、代表性并對該學派的發展產生了巨大促進作用的學術刊物-《法學和經濟學雜志》,該雜志對推動法律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紀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經濟學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數政府管制經濟的成文法規,被人稱為“舊的”法學與經濟學。[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學院高級研究員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社會成本問題》和卡萊布雷斯的《關于風險分配和侵權行為法的若干思考》這兩篇論文的發表才改變了這一局面,被認為是開辟了“新的”法學與經濟學的廣闊領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并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其主要標志是芝大法學院理查德??a?波斯納(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的發表。該書后來多次再版,成為法律經濟學史上的經典性著作。在該書中,波對法律經濟學的有關理論進行了深入系統的闡述,并且幾乎對所有的部門法領域進行了經濟分析。至此,法律經濟學作為一個新的法學流派,終于以其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而臻于成熟,并為人們所接受。
法律經濟學在其短短的幾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亞的兔子”,在“知識生態學”中找到了一塊真空地帶,并以驚人的速度填補了它,其發展與成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矚目。法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日益繁榮與深入,法律經濟學的影響日益增強,其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獨秀”到進入“春色滿園”,越來越多的法學院與商學院開設了“法學與經濟學”課程,有關論著接連問世,學術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學與經濟學雜志》外,又創辦了《法學與經濟學研究》、《法學與經濟學評述》、《法律、經濟學和組織雜志》、《法和經濟學國際評論》等刊物。法律經濟學也不僅僅囿于學術研究的“閨房”,而開始向司法滲透并對司法活動產生影響。如在威廉訴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為了支持自己的判決,“在判決中將平均可變成本和邊際成本曲線以及有關它們同確定掠奪性定價的做法之間的關系的討論也包括進去了”。[5]⑤在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訴卡羅爾拖輪公司一案中,法官漢德(learnedhand)提出了著名的漢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潛在的致害者預防未來事故的成本小于預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預期事故損失時,他才負過失侵權責任。[6]
法律經濟學最早誕生于美國,但其迅速在各國傳播,日益成為一種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法學流派。在我國,近幾年來,法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研究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雖相對于美國等國家,我國法律經濟學研究還處于萌芽階段,但正如專家指出:“我國目前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歸根到底是通過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企業與職工、職工與職工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的分配與再分配,使權利與義務及其界限最優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效益。我們的立法與執法應當適應這種改革,把效益作為分配權利和義務的基本標準。為此,加強對西方經濟分析法學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論來補充和改造我們的法律理論,是完全必要的。”[7] 根據
,既有人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為然。本文試圖從價值觀與方法論上對其作簡略評析:
無疑,發展經濟與弘揚法治是人類的共同目標。法與經濟作為社會的兩大主題,已構成時代的基調。如果用單純的法學或經濟學的原理去評價某種經濟現象或社會現象,無論如何都是只窺一斑。法律經濟學以其新穎的視角,獨特的研究方法將兩大目標關聯在一起,成為本世紀法學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創新。正如西方學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學思想方面發生了一種轉向于強調經濟的變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為重點?!盵8]但另一方面,過分的法學泛經濟化,抬高經濟分析方法而貶低、排斥其它傳統的研究方法對法學的健康發展無疑是有害的。經濟學理論在法律中的具體應用首先應體現在價值層次,亦即在公正、正義等基本價值名目中,為“效益”躋出一席之地,形成正義與效益雙重標準的法律價值觀;其次在立法、執法等層次上,應貫徹效益優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經濟價值,并以此作為評判法律優劣、成敗的一個客觀標準。
在方法論上,法律經濟學別具一格,它運用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對法律進行分析,具有明顯的定量分析的優勢,它使人們的思維更趨于準確。經濟學的優勢在于它是一種事前分析,而法律僅僅是一種事后的“補救措施”。法律經濟學將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學研究,可以對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進行事前分析,預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誤。這種方法大大開拓了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的視野,豐富了法學研究的內涵,是法學研究方法論的重大變革。但認為經濟因素能解釋人類行為的所有方面,以經濟學概念將正義、權利、義務、過失等傳統法學概念取而代之,將法學泛經濟化無疑也是有失偏頗的。因此,實事求是地說,經濟學方法只是研究法學的一種方法,我們不能片面強調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種法學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適用界限。但必須有一點明確,那就是運用經濟學原理與方法分析法律問題不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這一理論并將其運用于我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對保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呂忠梅、劉大洪:《經濟法的的法學與法的經濟學分析》,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頁。
[2]《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頁。
[3]《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頁。
[4]richardaposner:theeconomicapproachtolaw,第21頁[5]克拉克森和米勒:《產業組織:政府、證據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677頁。
[6]張乃根:《經濟學分析法學》,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20-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