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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海洋經濟產業投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關鍵詞] FDI;海洋生產總值;回歸分析;檢驗結果
[中圖分類號] F840 [文獻標識碼] A
引言
海洋經濟是指人類在開發利用海洋資源過程中的生產、經營、管理等活動的總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海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發展,海洋產業總產值和附加值連續創新高,海洋經濟日益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點。2011年1月《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成為“十二五”開局之年第一個獲得國務院批復,以海洋經濟為主題的國家發展戰略。浙江、廣東、福建三省也相繼成為國家海洋經濟發展試點省份,海洋經濟示范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2013年1月17日,國務院公布了《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全國海洋經濟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2015年海洋經濟生產總值占GDP的比重達到10%,新增涉海就業人員260萬人的總目標。海洋生產總值簡稱GOP,它是國民經濟中全部涉海經濟活動的最終反應。在核算過程中,海洋生產總值核算范圍涉及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20個門類,70個大類,172個中類和313個小類,將國民經濟行業中的所有涉海行業納入其中。
20世紀8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流入我國的規模日漸龐大。2010年我國實際利用FDI1057.35億美元,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國。沿海地區吸收外商投資的能力尤其強大。據統計,東部沿海地區吸引的FDI占全國FDI數量的80%以上。趙晉平通過計量分析方法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能彌補國內資本短缺,中國經濟增長率中的2%-3%當歸功于外資貢獻。Berthelemy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遠遠超越其資本存量本身增長的影響。
因此,從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來看,區域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形成與FDI存在著較為明顯的雙向互動關系。探討我國沿海各省市利用FDI的數量和質量,以及FDI對海洋經濟產業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一、我國沿海省市經濟發展狀況
要想深入理解我國沿海省市海洋生產總值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首先必須以了解沿海11省市的海洋經濟發展情況為前提。
我國沿海省市包括環渤海地區的遼寧省、河北省、天津市和山東省,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江蘇省、上海市和浙江省,以及泛珠江三角地區的廣東省、福建省、廣西省和海南省。沿海地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區域之一,也是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集中的區域。2011年,沿海地區以其占全國14%的土地,集中了全國41.1%的人口,創造了全國60.6%的國內生產總值。究其原因,外商直接投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在全國范圍內的區域分布極不平衡,絕大部分集中在我國沿海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區。現有研究認為,FDI可以通過不同方式影響經濟增長:第一,彌補東道國資金缺口,增加東道國資本積累;第二,加強區域內競爭,提高東道國企業效率;第三,推動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提高。
我國沿海各省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海洋大省廣東省2011年海洋生產總值為9807億元,而與它毗鄰的廣西省海洋生產總值只有654億元。不同省份的海洋產業結構也有巨大的不同,例如浙江省海洋產業結構變動速度最快,目前以第三產業為主導,極大地優化了該省海洋產業結構。山東省則是海洋第一產業所占比重過大,其漁業發展歷時長達2000年之久,而造船業在1999年才開始起步。引起不同省份之間海洋經濟發展差距的因素有很多,如歷史的、自然的、政治的因素等。本文重點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對不同省份海洋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在沿海不同省市的投資數量也有很大的差距。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占據了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絕大多數份額。從利用外資規模上看,河北、廣西、海南等地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較小,江蘇省在實際利用外資總量和平均新簽外資項目規模方面都名列前茅。
江蘇省由于完善的基礎設施、良好的區位優勢以及國家的優惠政策等原因,對外貿易一直比較發達,外商直接投資數量連續數年居于全國首位。但是,江蘇省的外商直接投資長期以來呈現出十分明顯的地域差距,絕大多數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經濟發達、邊際投資收益率較高的蘇南地區,僅有不到二成的投資額流入蘇北和蘇中地區。然而,江蘇省的海洋經濟主要集中在蘇北和蘇中。在下面的分析中,要特別考慮到這一點。
本文選取2011年我國沿海11個省市的海洋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額進行分析。由上圖可以看出,不同省市外商直接投資數額差距很大,最高的江蘇省達到321.32億美元,最低的廣西省只有10.1381億美元,相差30倍之多。從折線圖中可以明顯看出,除江蘇省之外的其他10省市的海洋生產總值與外商直接投資額之間基本上是一致的。高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一般來說海洋生產總值也很高,低外商直接投資地區的海洋生產總值也較低。
二、實證檢驗
(一)數據來源與變量的選取
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海洋經濟發展的影響時,本文選取了2011年我國沿海地區11個省市的海洋生產總值作為衡量海洋經濟發展的指標變量,原始數據來自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海洋統計年鑒。外商直接投資額按照2011年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平均匯率6.4588換算成人民幣,各項變量統一貨幣單位為億元人民幣。上文已經提到江蘇省的特殊情況,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對江蘇省以外的10個沿海省市進行實證分析。
在考慮海洋生產總值的影響因素時,除了外商直接投資之外,同時不能忽視政府財政支出和當地消費這兩方面對海洋經濟的影響。因此本文將這兩個因素也納入到回歸模型當中。
(二)模型的建立
我國海洋生產總值數據是在2007年首次的,至今只有6年數據,不適合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因此選用2011年的橫截面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由于橫截面數據結構因各個地區具有不同的背景而通常具有異質性,這些性質因為無法納入模型會對相關系數估計量產生影響,而固定效應模型可以較好地處理這種異質性??紤]到各省市的基本情況存在差異,本文使用的固定效應模型為:
y=β0+β1x1+β2x2+β3x3+μ
其中,被解釋變量y為沿海各地2011年的海洋生產總值;β0為常數項,包括不能被本文選取的三個因變量解釋的其他因素;變量x1代表外商直接投資額;變量x2為沿海地區當地的年消費支出;變量x3代表當地政府的財政支出;β1、β2、β3為待估參數;μ為隨機誤差項。
(三)實證分析
本文通過對影響海洋經濟的因素進行回歸分析,檢驗外商直接投資、當地消費和政府支出對海洋生產總值的影響?;貧w分析過程中變量進入采用的是Enter的方法。表1是對模型擬合度的檢驗結果,決定系數R2為0.852,說明模型的擬合度很好。
表2給出了擬合未標準化的和標準化之后的回歸系數值和常數項,并通過t檢驗方法對擬合結果進行了檢驗。我們發現在下面的分析結果中,財政支出這一因素的p值偏大,未通過t檢驗。消費支出和外商直接投資的p值是0.068和0.188,分別在10%和20%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從顯著性水平上來看,當地的消費支出對海洋生產總值的影響更明顯。說明拉動內需對于促進海洋經濟的作用更顯著。從標準化了的系數上來看,系數β1為0.308,表示FDI每增加一個單位,海洋生產總值增加0.308個單位。β2為1.242,表示消費支出每增加一個單位,對海洋生產總值的影響的1.242個單位。擴大外商直接投資和促進當地消費需求對于發展海洋經濟都有顯著地影響。內部需求的拉動作用可能更大一些,但也不能忽視外商直接投資的積極作用。
三、結論
影響海洋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在我國海洋經濟快速發展,產業結構急需轉型的背景下,探索這些影響因素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利用SPSS軟件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海洋生產總值的影響?;貧w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與海洋生產總值有正相關的關系,吸引外商對本地區的投資對當地發展海洋經濟有積極的影響。同時,也發現了拉動當地內需對于促進海洋經濟效果也十分顯著。
對于任一沿海省市來說,實現海洋經濟增長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即自然條件、勞動力和資本。資本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因素,通過直接或者間接的作用于經濟活動過程,對區域海洋經濟的發展產生顯著的影響。資金狀況可以從資金存量與投資兩個方面來描述,資金存量是以前資金投入的積累結果及現在達到的生產能力。投資反映的是當年的資金投入情況,它是促進經濟發展的直接推動力。外資的流入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不僅能夠帶來一些先進的技術也可以帶來先進的管理經驗。在資本流動性高度強化的今天,外商直接投資發揮的作用也愈發重要。政府支出是最為直接的方式,帶有很強的導向性,但隨著政府職能的改變,政策性投資的范圍和力度都會收縮,所以發展海洋經濟重點可以放到吸引外商投資上。要把利用FDI與當地產業發展規劃有機結合起來,引導FDI重點投向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現代服務業、海洋產業等,以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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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經濟這個術語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是美國學者首先提出的,之后美國進而提出了海洋GDP的概念以及核算方法。我國的海洋經濟理論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末,早期我國對海洋經濟活動的定義主要是指與海洋直接相關的經濟活動,但是隨著我國對海洋經濟活動的深入探索,逐步將那些間接與海洋經濟相關的產業也歸納進海洋經濟活動的范疇。2003年,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印發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的通知》(國發〔2003〕13號),在其中給海洋經濟下了更加具有概括性、全面性的定義:“海洋經濟是開發利用海洋的各類產業及相關經濟活動的總和”。簡要來看,海洋經濟可以分為三大產業,即海洋第一產業、海洋第二產業和海洋第三產業。第一產業的范疇有海洋養殖、捕撈和灌溉業,第二產業包括海洋鹽、油氣和深海采礦業等等,第三產業是指海洋運輸業、旅游業等等。在我國當前的格局下,海洋第一產業發展時間最長,吸納勞動力人口較多,但是產值相對來說最低,只占到海洋經濟的不到8%;海洋第二、第三產業發展時間相對而言較短,但是科技含量較高,經濟產值都在45%左右,是海洋經濟的核心支持產業。從2003年到2010年,我國海洋經濟的產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21%,是我國GDP增速的兩倍多,特別是在我國GDP增速日益放緩的背景下,海洋經濟的活力和發展潛力更加凸顯,目前而言海洋經濟產值占GDP產值近10%,成為了GDP的重要組成部門和支柱性產業。探索和發展海洋經濟,在全球范圍內都是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各國對于海洋資源的開發和競爭日益激烈,許多沿海國家都制定了海洋發展計劃,比如美國先后出臺了《21世紀海洋藍圖》和《美國海洋行動計劃》,歐盟頒布了《歐盟海洋政策綠皮書》,日本號稱要建造2500座海上城市。海洋資源區別于陸地上的資源,海洋上的資源具有比較強的流動性,搶先開采意味著可以獲得更大的收益,而落后的開發,則意味著自己的資源被其他國家利用。一旦這種落后開發的局面形成,這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是一種比較巨大的損失。因此,無論從海洋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還是從國際形勢的必要性來看,我國發展海洋經濟迫在眉睫。
二、當前海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
(一)海洋生態惡化,環境污染
我國海洋環境污染比較嚴重,污染源眾多,這對我國海洋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的遏制作用。從污染源上來看:首先是陸地廢水包括居民廢水和工業廢水的排放造成的海洋污染,這其中包含了很多的污染物,包括了銅、汞、鎘、氰化物等化學成分,對于近海水域污染十分嚴重;其次是石油污染,包括了海上石油開發、海洋航運溢油,一旦這種污染發生,會在污染區域形成十分巨大的油膜,對海域生態破壞十分嚴重;最后主要污染源是近海養殖業廢水,比如養殖用藥等,很容易造成海水富營養化,引發赤潮等現象的發生,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無論是哪一種污染源導致的污染,最直接損害到海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健康發展,間接導致第二產業的發展。山東海域附近發生的赤潮,從1995到2006年間高達20多起,直接導致經濟損失達到數億元,間接對于海洋旅游業的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二)海洋經濟科技含量有待提高
從國際經驗上來看,一般而言海洋第二、第三產業在海洋經濟產值中應該占有絕對的比重,在我國也是這種情況。在總體格局與國外發達經濟體相同的情況下,我們仍然應該看到不小的差距,首先是海洋第一產業的規?;C械化程度低,產值僅僅只占5%的第一產業卻吸納著最多的勞動力人口,其次是第二、第三產業仍是以資源密集型為主要特征,高、精、尖的科技比較少、產能比較小,比如海上油氣、海洋制藥等等產業僅僅只占到海洋經濟的1%左右,而且科技含量較低,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有著比較明顯的差距。美國為了應對海洋科技的開發,投資建設了700多個相關的實驗室,每年投資270億美元進行研發,并建立了多個海洋科技園,用于發展海洋科技。我國高端的科技人員也比較欠缺,科技人才隊伍也是制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
(三)海洋經濟的金融支持有待提高
現代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業的支持,有了金融的杠桿和分散風險的能力,經濟可以更好的發展。對于海洋經濟也是如此,長久以來,我國對海洋經濟的重視在逐步提升,但是對于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的發展卻沒有得到相應的認識。海洋經濟中的第一產業中,很多是中小型的民營企業或者個體經濟在從事經濟活動,這些經濟行為主體在進行發展的時候需要資金的支持,一直以來我國金融對于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不夠,更不用說是風險更大的海洋農業中的中小企業;在第二、三產業中,很多的項目都是十分巨大的工程,地方政府或者企業可以使用的自身的資金量十分有限,過度依賴當地的銀行貸款,首先不利于銀行的風險分散,也會造成企業的負債率過高,但是我國對于海洋經濟活動的直接融資渠道不暢通,造成資金來源十分單一,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難度比較大、比重低等現象。
三、關于當前海洋經濟發展中問題的對策
(一)加強海洋污染的監管
海洋環境污染問題是迫在眉睫急需解決的問題,否則會對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污染治理是一項公共工程,需要政府認真負責起來,加強海水排污的監管,對于不合理、不合格的廢水應該及時、準確地查實,并對相應的企業進行查處;其次,在海洋污水治理領域,不僅僅需要地方政府自身加強本地區監管,也需要加強地方政府之間的協調工作,這是由于海水污染是具有流動性的,一旦一個地區發生污染,附近海域城市的海洋經濟也會受到牽連。對于石油污染,政府和環保部門要加強對海上石油開發企業的監管,嚴格減少因為開發過程中人為因素導致的石油污染,同時加強對海洋環保數據的檢測和分析,加強海上巡查和衛星檢測,這樣才能及時有效地發現問題,因為海上石油污染一旦發生,解決起來將會十分棘手。對于海洋養殖業的污染,政府同樣需要加強監管,設置明確的監管指標,對于不符合環保標準的養殖企業,取消其養殖的資格。
(二)增加海洋經濟的科技投資
科技問題的解決,不能僅僅依靠企業。企業是以追求利潤而作為其目標的,而進行基礎科學研發和人才培養需要政府的介入。首先,對于海洋第一產業的規模化和機械化,政府允許海洋經濟領域企業之間的兼并活動,通過兼并,企業可以擴大規模和提高產能;政府也要加強產權劃分,將經營權進行明確地劃分和分配,這樣可以減少大量的企業短視的經濟行為,否則會出現大量的過度捕撈、無序捕撈的現象。對于第二、第三產業的科技含量的問題,政府要加大對高校、對海洋園區的投資和建設。以山東鰲山衛街道為例,近年來,鰲山衛街道緊緊圍繞藍色硅谷的“中國藍色硅谷,濱海生態新城”的發展定位,集中布局了以“國家深?;亍?、“青島海洋與科學技術國家實驗室”、“國家海洋設備質檢中心”為代表的一批“國字號”的項目,以“海地所”、“海洋一所”、“中船重工725所”、“北斗導航及微電網應用研發中心”為代表的一批尖端科研類的項目,以“山東大學青島校區”、“青島十九中”為代表的高等教育類的項目,以“微軟.偉東教育云研發基地”為代表的一批成果轉化類的項目,以“哈工大青島科技園”、“招商銀行財富管理學院”為代表的學術交流類的項目,以“港中旅青島海泉灣度假城”為代表的高端旅游類的項目。加快海洋高科技研發、高科技人才、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機構集聚,大幅提高自主創新、成果轉化和產業培育能力,努力建設國際一流的海洋科技研發中心、海洋成果孵化中心、海洋科技人才集聚中心、海洋新興產業培育中心和海洋知識產權交易中心。通過這樣高水準和高精確度的規劃和投資,我國的海洋經濟的科技含量可以突飛猛進。
(三)加強海洋經濟的金融支持
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人們對資源、能源的需求急劇加大。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后,沿海國家紛紛調整國家海洋發展戰略,我國也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了發展海洋經濟的具體目標和要求,海洋經濟的發展必將在我國整體經濟發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財稅政策作為一國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其促進海洋經濟發展的實施機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參考意義。海洋經濟的突出特點是資源依賴性強,環境約束程度高,開發利用及保護的難度大、風險高。目前相關的財稅政策尚不完善,且多是采用行政手段,缺乏利用經濟杠桿進行調整的政策。具體說來,已有的政策存在著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我國目前還沒有系統的海洋經濟相關財稅政策。以稅收政策為例,現行稅法中涉及海洋經濟方面的相關規定散現于各類稅收政策中,如農產品相關增值稅稅收政策,水生動物的疾病防治免營業稅政策,海上特定地區石油、天然氣開采作業等項目的規定設備、儀器等免征關稅政策,石油、天然氣的資源稅征稅方案,漁業生產用地、鹽場的鹽灘、鹽礦的礦井用地、港口的碼頭用地等免征城鎮土地使用稅政策,港口、航道占用耕地減征耕地占用稅政策,捕撈、養殖漁船免征車船稅政策以及從事遠洋捕撈以及漁業養殖業的企業減征企業所得稅等相關政策。
(2)現有政策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支持范圍不夠全面。以海洋漁業發展為例,漁業生產面臨的主要風險即是疾病和自然災害。目前,財政已投入一定資金用于良種培育、疾病防治和防災減災工作,對于疾病和自然災害損失的相關保障工作則較為有限。盡管對這些損失不可能完全通過國家財政來消化,我們仍可以通過引入巨災保險機制,通過資本市場運作,對風暴潮等發生頻率低、損失重大的災害進行再保險,增強漁業生產的抗風險性,促進海洋漁業發展。鑒于我國目前資本市場仍有待完善,建立巨災保險機制所需的災害損失數據亦有待整理完善,這一市場的建立必然需要借助財政稅收等政策的支持。
(3)現有政策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支持方式不夠完善,除行政手段外,還應采用多種市場調節手段。以戰略性新興海洋產業發展為例,就企業融資角度來看,需要多種政策支持手段。在產業發展初期,將會有大量的研發投入,從而需要國家財政稅收的相關扶持;在由研發成果的技術轉化的過程中,則需要國家開發資金、企業研究開發資金或個人注資,從而需要國家財政稅收以及金融資本市場的相關扶持;在科技成果商品化的環節,主要是以風險投融資方式為主,從而需要金融資本市場的扶持;在產業化中后期以及生產經營規模化階段,企業多以商業信貸、有價證券買賣以及資本市場融資方式為主,此時同樣需要金融資本市場的扶持。
(4)現有政策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支持效果不夠顯著。以深水網箱養殖的推廣為例,我國于20世紀90年代末引入該項技術,以期提高海水養殖抗風浪能力,促進海水養殖業的大力發展。國家科技部也將深水抗風浪網箱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先后列入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國家科技攻關計劃以及科技部新產品計劃等予以重點支持,先后投入經費上千萬。然而,盡管國內深水網箱的技術已經達到國際進口網箱標準,同時價格降低了數倍,但目前國內有深水網箱的生產企業仍只有10多家,深水網箱養殖業有待進一步發展,相應的財政稅收等支持政策有待加強及優化。為促進海洋經濟發展,提高政策效力,勢必要對可行財稅政策及其適用性進行研究。如林光紀(2006)[1]、鄭奕等(2008)[2]、韓立民(2008)[3]研究了漁業生產及資源保護中的稅費等相關制度,孫穎士(2008)[4]、徐小怡(2010)[5]、趙曉宏(2006)[6]討論了漁業領域的財政補貼及政策性漁業保險問題,陳藍蓀(2006)[7]、蘇昕(2006)[8]、閆杰等(2007)[9]討論了漁業發展的財政投入機制,鄺奕軒等(2011)[10]、王偉偉(2011)[11]則主要研究了漁業或海洋財政的國際經驗。
盡管目前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少存在著以下兩方面問題:(1)多為定性研究或對國外實踐經驗的分析,缺乏對于各種財稅政策工具實施機制的分析。(2)多集中于漁業、濱海旅游業等產業,缺乏對于海洋經濟主要產業的全面分析;同時沒有區分政策的行業差異性。首先,政策工具是具有多樣性及差異性的,在建立健全海洋經濟的財政宏觀調控體系時,必須要“因材施教”。其次,在不同性質的行業中,如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其產業發展基礎、發展程度、發展特征均存在較大的差異,對此的政策方式、力度等肯定是不同的,相應地政策也應有一定的針對性。忽略了這些差異,而采取“一鍋端”的政策,必然導致政策效力的下降。有鑒于此,本文從通過財稅政策工具對海洋經濟發展進行指導及管理的角度出發,研究海洋經濟優化發展的財稅政策實施機制,并嘗試結合產業特征及政策工具作用機理給出我國海洋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1財稅政策工具的特征分析
財稅政策作為主要經濟政策之一,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政府可通過預算、稅收、補貼、政府采購等財稅政策工具對經濟行為進行調整,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其主要作用是對市場失靈的調節,如提供公共物品或其他外部性較強的產品、改善信息不對稱情形等。財稅政策對一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財政投資的分配,對民間投資進行結構引導,優化資源配置;二是通過收入的再分配,調節收入不平衡問題;三是,通過國家財政來匯集資金,建立健全預算、稅收、國債等財政宏觀調控體系,發揮財政宏觀調控作用,促進經濟協調、健康發展。財稅政策主要分為四類:一是收入,主要體現在稅收政策;二是支出,主要體現在財政補貼(直接補貼或貼息貸款等)、財政投資以及政府采購等;三是財政預算;四是國債。此外,政策性的金融支持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如政府專項扶持基金、信貸擔保等。本文主要關注稅收、補貼、財政投資以及金融支持這四種財稅政策工具。
在實際作用過程中,稅收、補貼、財政投資以及金融支持這四種財稅政策工具在激勵方式、激勵對象、反應速度等特征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稅收優惠作為目前來說應用最廣的政策之一,具有以下幾方面基本特征:一是稅收優惠主要是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即,企業的投資活動完全是自主決策的;二是稅收優惠可以對符合條件的所有企業起到激勵作用,覆蓋面較廣。從目前的實施情況來看,稅收政策得到了世界范圍的廣泛應用。然而,就稅收對經濟的作用效果而言,其反應速度相對較慢,同時存在著“強者愈強”的作用結果,因為稅收優惠只有納稅企業起作用,未納稅的企業則無法享受,而未納稅企業往往是中小企業或新進入產業的企業,正是最需要優惠政策的群體。此外,稅收優惠的執行成本相對較高,這些成本包括稅務機關的行政成本,納稅人的申報成本及其效率損失等。相反地,財政補貼盡管是通過政府來配置資源,政府而非企業對資助范圍進行選擇,覆蓋面較窄,但財政補貼的反應速度較快,其執行成本也較低。更重要的,政府由于其信息方面的優勢,對資助項目的選擇往往更科學合理,更能體現政策導向,當然,一旦政府決策失誤,其后果也是更為嚴重的。此外,財政補貼政策有可能會產生擠出效應,即沒有獲得補貼的企業會減少該項目的投資,從而導致產業的整體投資水平下降。然而,財政補貼與稅收政策面臨同樣的困境,其往往也不能惠及中小企業或新進企業。就這一點來看,財政投資及金融支持政策很好的解決了這一問題。#p#分頁標題#e#
首先,財政投資對中小企業和新進企業的優惠主要體現在公共品的投資方面。一方面,政府可投資于外部性較強的項目,如研發投入等,這一正的外部性是惠及產業內所有企業的,當然就不排除中小企業和新進企業。另一方面,財政投資于產業初始所需設施建設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產業投資環境,對于中小企業,特別是新進企業而言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資的沉沒成本,刺激企業進入。其次,就金融政策而言,一方面,政府可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貸擔保等,降低其投資成本,而投資決策依然是由企業自主選擇,風險由企業承擔,這避免了政府選擇資助項目的主觀性。同時,正如我們前文所述,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的資金需求是不同的,而金融支持政策可以較好的實現靈活調整。需要注意的是,稅收、財政補貼都屬于事后激勵,即主要對企業進入該產業進行生產后的行為給予優惠,而財政投資屬于事前激勵,即無論企業是否進入該產業,財政投資都在進行,金融支持則屬于全過程激勵。這就意味著財政投資及金融支持與稅收、補貼政策的作用機理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在第2部分我們將對此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綜上所述,稅收政策覆蓋面較廣,且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具有一定的市場化特征;財政補貼支持對象為政府重點發展和扶持的產業,政策作用反應快,但可能存在擠出效應;金融支持可以激勵支持產業發展的全過程,且充分尊重了企業的市場選擇行為,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投資行為起到主要的激勵作用,應該是將來政策選擇的重點。財政投資則對于基礎設施建設及其他公共品投資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未來的政策制定中也應予以重視。
2財稅政策作用機理分析
除了政策工具特征的差異外,財稅政策工具的作用機理也是不盡相同的。特別地,稅收政策由于其應用的廣泛性,在財稅政策中占據重要地位,而財政補貼由于作用迅速而直接,且執行成本較低,也得到了廣泛的采用。鑒于二者同屬于事后激勵機制,本文嘗試統一的建立靜態局部最優化模型,對這兩種工具的作用機制進行對比分析??紤]到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財政投資及金融支持政策應是政府財稅政策的主要著力方向之一,且二者均具有事前激勵的作用,本文也將在統一框架下對這兩種政策的作用機制進行簡要分析。
2.1稅收政策
稅收政策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基本的稅收制度設計(如稅種、稅率、課稅范圍、計稅依據等)以及稅式支出手段(如稅收豁免、稅收抵免、優惠退稅等)來設置差別稅費,從而改變不同產業或經濟行為的比較利益,引導資金、勞動、技術等資源優化配置,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在基本稅收制度設計中,稅種設置以及課稅范圍都是從外延的角度設置差別稅負,稅率及計稅依據則是從內涵角度設置差別稅負。就稅式支出手段而言,其主要是通過對特定行為給以背離基本稅收制度規定的讓渡來設置差別稅負的,如稅收豁免是通過直接減免應納稅額提供稅收讓渡的,而加速折舊、稅收抵免等則是通過改變課稅要素而間接提供稅收讓渡。
2.2財政補貼政策
從財政政策工具的性質來看,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財政支出中,財政補貼、財政投資及金融支持等投資性支出①(下文稱之為財政投入)都屬于供給調節型支出,政府采購則屬于消費調節型支出。鑒于供給調節型支出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更具激勵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更為持久,本文著重討論這一政策的影響機制。
2.3財政投資及金融支持政策③
對于財政投資而言,基于政策性的要求,其投資目標主要是基礎產業、公共基礎設施、技術研發等有利于改善產業投資環境的項目,因而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企業投資回報率從而吸引更多的社會投資進入,由此達到支持產業發展的目標。對于金融支持而言,其主要目的與此一致,即提高產業內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吸引企業進入。不同之處在于支持方式,金融支持并不直接投資于項目建設,而是對企業投資行為進行支持,如貼息貸款等。二者的作用機理類似:假設產業原來的資本需求曲線和資本供給曲線分別為DD1和SS,均衡點為A,均衡投資數量為K1。在政府進行財政投入或優惠貸款之后,企業投資相同額度時其成本會降低,從而引致投資回報率升高,資本需求曲線變為DD2,均衡點為B,均衡投資量為K2,產業內總投資增加。由此可見,當政府財政投入和金融支持某產業以后,受其直接的拉動作用以及間接的外部性及政策引導作用的影響,產業內的總投資額增加;但隨著投資支持幅度的增大,其對產業內總投資額的帶動效應呈現遞減趨勢,即單位投資所引起的資金回報率的增加是遞減的,這符合邊際收益遞減原則。從企業角度來講,由于產業內各企業的融資等成本不同,要求的資金回報率也是不同的,當產業的實際資金回報率大于企業要求的資金回報率時,企業就會進入該產業,因而當政府投資和金融支持提高了產業的資金回報率時,就會吸引具有更高要求資金回報率的企業進入該產業,從而使得產業內的投資總量增加。
3海洋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選擇
3.1基于海洋產業特征的政策選擇
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實施效果的分析結論,結合海洋產業特征,本文認為:首先,對于新興產業(包括海水利用業、海洋生物醫藥業、海洋電力業等)及其他投資經營風險較大的產業(包括海洋礦業、海洋油氣業等),主要面臨三大問題:一是目前產業內企業數目不多,需要鼓勵企業進入該產業;二是考慮到這些產業未來的利潤是較豐厚的,目前較少企業進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初始沉沒成本較高、經營中面臨的不確定性較多、風險較大;三是這些產業(特別是新興產業)的技術水平都亟待提高,而企業的研發力量往往不夠。因而應綜合采用稅收優惠政策、財政補貼及金融支持政策,調動企業投資積極性,降低企業投資經營中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同時采用財政投資及金融支持,直接投入研發活動或間接支持企業投入。結合政府期望的政策效果,若政府希望均衡要素價格不變,則應考慮利潤稅優惠,或財政補貼。若政府希望提高均衡要素價格不變,則應考慮采用從量稅優惠。同時鑒于利潤稅的稅收優惠政策作用力度更顯著(變動幅度大于從量稅),且達到同樣效果所支付的直接成本④低于財政補貼,應主要考慮采用利潤稅政策。對于傳統產業(主要指海洋漁業等)及其他需要技術改造升級的產業(如海洋船舶工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濱海旅游業、海洋化工業等),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產業發展較成熟,但技術水平不高、發展結構不合理,亟待進行技術改造升級(如深水網箱養殖的推廣、高端濱海旅游業發展、高端裝備制造等),但技術升級的投資成本較高、風險較大,鑒于此時政策的對象是特定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升級的企業),因而應主要采取財政補貼及金融支持政策。注意到,盡管財政補貼見效快,但需要的資金量較大,可考慮主要運用金融支持政策,同時在專項扶持基金的設立中,可考慮發行海洋經濟建設債券,募集公眾資金支持海洋產業發展。對于公共基礎設施及其他保障性機制建設,包括海洋工程建筑業、防災減災工程建設、漁業良種培育、病蟲害防治以及海洋經濟巨災保險機制、危機管理機制的建立等,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利潤率較低或外部性較強,企業投入生產建設及研發的積極性不高,難以運用市場化機制促使企業自主投資,因而應主要采取財政補貼政策、財政投資政策,敦促大企業投入建設,同時協調使用金融支持政策以通過多種途徑募集資金,保證基礎性及保障性設施的建設,保障海洋產業健康快速發展。#p#分頁標題#e#
3.2基于海洋產業面臨問題的政策選擇
目前海洋產業普遍面臨的兩大問題是:(1)環境污染嚴重;(2)技術效率亟待提升,包括加快新技術研發、推動技術應用改造升級、提高產業集聚度等。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實施效果的分析結論,本文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協調政策以解決上述問題。
3.2.1針對環境污染的政策選擇
針對環境污染這一問題,鑒于這是一項長期任務,且應發揮事前激勵作用,避免企業采取高污染的生產工藝等,根據我們對四種政策工具特征的分析,應該使用稅收政策進行調節。西方發達國家利用稅收政策來加強環境保護始于20世紀70年代。許多國家的探索和實踐證明,利用稅收手段治理環境已經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效果,環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環境質量有了進一步的改善。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征收硫稅,從征收方法上看,一般根據主要能源產品的含硫量或排放量計算征收。碳稅最早由芬蘭于1990年開征,碳稅一般是對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設計定額稅率來征收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在環境政策中應用經濟手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這方面,丹麥堪稱“楷模”,推行生態稅收制度不僅有效地保護了丹麥的環境,而且為符合環保要求的企業發展積累了資金,產生了明顯的經濟效益,使丹麥在歐盟國家中成為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利用征收資源稅也可以達到節約能源的使用,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限制高能耗產品的使用等目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資源的浪費和過渡消耗。開采稅是美國對自然資源主要是石油的開采征收的一種稅。開采稅可以通過影響資源開采的速度和數量來影響環境,它會抑制處于邊際上的資源的開采和經營活動,促使減少資源的開采。荷蘭的土壤保護稅是由省級部門對抽取地下水的單位和個人以及從土壤保護中直接獲益的單位或個人征收的一種稅。其目的是為保護土壤提供資金。瑞典的一般能源稅是對石油、煤炭和天然氣征收的一種稅。綜上分析,我國海洋經濟發展中,應嘗試開展污染稅征收,同時對海洋礦業、海洋油氣業等資源的開采征收資源稅,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低污染水平。
3.2.2提升技術效率的政策選擇
在技術效率方面,我國海洋產業發展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問題:一是研發動力不足。這主要是指我國現有技術落后,亟待進行技術研發,如海洋生物醫藥業、海洋風電并網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以及深海資源開發等所需的高新技術。這些技術一旦研發成功,其利潤是客觀的。目前較少企業進行研發的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投資成本高、風險較大,多數企業無力單獨承擔;二是研發的正外部性較強,信息溢出會使得企業研發成功后極易被模仿,從而利潤降低,無法彌補成本。要解決這一問題,應綜合采用稅收、補貼以及金融支持三種政策。首先,鑒于財政補貼政策執行成本低、反應快、效果最為直接,財政直接投入一直是公共財政促進科技創新最主要的手段,通過財政預算安排的各項科技計劃、服務平臺的建設、以及對企業的直接補貼等對研發活動基礎性的支撐作用、人才儲備和培養的作用、實現科技創新戰略的政策支撐作用。因而應首先積極對重點企業或重點項目的研發活動所采用的儀器設備等進行補貼,降低企業研發的投資成本。
在企業研發成功之后,則可對研發產品進行政府采購、銷售補貼等,以避免出現企業將資金投入研發后無力生產的局面,促進企業進行大規模生產,滿足社會消費需要。需要注意的是,財政投入資金在管理中存在著諸多難題,要有效解決總量與結構、財政支出資金使用效率問題。而在政府采購方面則應構建科學、合理的促進自主創新的政府采購制度體系,要完善其組織和規劃,如建立政府首購和訂購制度,優化自主創新產品評標方法,編制政府采購自主創新產品目錄等,并加強部門協同全方位落實。其次,稅收政策方式對研發促進作用的扭曲效應較直接財政支出小,因而可同時輔以稅收優惠政策,以惠及所有企業的研發活動。稅收政策在遵循科技自身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研發活動的進程,但稅收政策作用是有限的,應以最小的稅收優惠成本取得最大的促進研發的效果。針對我國研發活動中所面臨的突出困難,未來研發活動稅收政策要在稅收激勵的原則、方向和方式上進行重大變革,實現我國稅收激勵政策設計總體考慮和各項政策的有效配合,如明確稅收激勵政策對接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定位,加強對科技人才培養的稅收支持,稅收激勵的方式要突出稅收中性,實現優惠稅種以流轉稅優惠為主,對所得稅的優惠實現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優惠并重。
最后,金融支持政策主要體現在:一方面政府可為企業的研發行為提供信貸擔保,或設立專項扶持基金,用于支持具有廣泛使用性和正外部性的研發活動,已有的成功案例包括深水網箱養殖技術的研發等;另一方面政府可發行相關的債券或衍生品,募集公眾資金投入研發活動,同時將研發風險分散到資本市場,由此可解決企業無力單獨承擔大規模研發活動的問題。最后,由于研發的外部性較強,對于企業的研發成果,政府除稅收減免或補貼外,更重要的是完善知識產權保護,保障研發企業的利潤,從而激勵企業進行研發。二是技術升級困難。這主要是指我國已經具備某些先進技術,但由于新技術的采用所需初始投資大、經營風險高,企業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不高,如我國目前深水網箱養殖技術雖然已較成熟,但仍未得到廣泛推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技術升級的初始投資一般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海洋災害頻發,技術升級也并不能保證完全不受災害影響,這就使得技術升級帶來的利潤不一定能彌補成本,即一旦災害發生,帶來的經濟損失加上技術升級投入的成本將遠超技術升級前的損失。
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可對技術升級活動進行補貼,如對購買新設備進行補貼,降低企業技術升級的投資成本;其次可財政投入海洋經濟危機管理機制及巨災保險機制的建立,一方面完善海洋災害預警機制,提高災害預報技術,幫助企業防范風險,另一方面,當災害發生后,根據所建立危機管理機制,及時對企業或漁民損失進行補貼以及保險理賠。三是產業集聚度不高、產業集群發展不成熟。當前我國海洋產業集群多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產品檔次不高,技術含量較低,規模較小。以浙江省為例,全省產值億元以上的產業集群達五百多個,諸如海洋漁業傳統優勢產業的提升和集群化建設項目47項,總投資123.81億元,計劃投資47.6億元(王寧,2008)[12]。黃瑞芬、苗國偉(2010)[13]利用區位熵法⑤對環渤海和長三角經濟區的海洋產業聚集度進行實證分析。結論表明,海洋第一產業(海洋漁業)存在明顯的聚集性。但也說明了較多的資源聚集在低層次的初級生產上,海洋產業集群結構不合理。要解決這一問題,財稅政策應著重改善產業發展的經濟環境同時鼓勵創新。創新這一問題我們在上文中已進行了討論,在改善產業發展環境方面,相關財稅政策一方面可投入于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如在財政預算中設立園區發展專項基金,為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提供穩定可靠的財政支持和財力保障,另一方面可投入建設信息平臺,提供企業和經濟發展的信息和數據:有關市場、消費者、競爭對手和技術發展趨勢的信息數據,以及有關對集群參與者的建議與咨詢報告等等。#p#分頁標題#e#
4結論
本文通過建立財稅政策作用機制模型,對稅收、財政補貼、財政投資以及金融支持四種財稅政策工具的特征及其作用機制進行了分析,結論認為:
濰坊濱海是藍黃兩大國家戰略的疊加區,既在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重點規劃的“四區三園”中占據“一區一園”,又是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的集約發展區。根據《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和《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濰坊市制定了《濰坊市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和《濰坊濱海海洋經濟新區發展規劃》,濰坊市委也做出了《關于突破濱海加快藍黃戰略實施推動全市科學發展的決定》,《決定》提出,舉全市之力突破濱海。濱海經濟開發區也提出了“一城四園”的規劃結構。這為濱海新區的建設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濰坊濱海海洋經濟新區發展規劃中突出要建設濱海水城和七大特色海洋產業園區,勢必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融資困難無疑是在新區建設中面臨的最大問題。
為解決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本論文通過對融資策略進行研究為進駐濱海新區的企業找出適合自己的融資策略,解決多數企業的融資困境,從而為產業園區建設獻計獻策,為突破濱海,拓展融資渠道提供理論支撐,并為政府制定相關的投資融資政策提供理論支持。
二、研究意義
1.拓寬融資渠道,完善金融市場體系
濱海新區的“一城四園”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目前企業的最主要的融資渠道是銀行間接融資,間接融資比重過大直接導致銀行業負擔過重,增加不良資產和壞賬比例,不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本論文旨在研究在園區建設中能夠解決企業融資難問題的多種融資策略,為企業搭建更為廣泛的融資平臺,通過構建更為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來為濱海特色海洋產業園區的建設保駕護航。
2.提高經濟效益,優化海洋產業結構
通過對發展特色海洋產業園區的融資策略的研究,為園區內企業提供多種融資渠道。企業可以根據內外部環境和自身的發展狀況選擇最優的融資方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從而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有效的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3.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促進海洋高科技產業發展
濱海特色海洋產業園區建設以海洋高端產業、新興產業為主。海洋高科技產業是充滿風險的產業,因此依靠銀行來支持海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多種多樣的融資渠道來滿足海洋高科技企業的融資需求,促進海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4.選擇合理的融資策略,實現產業園區的可持續發展
產業園區內各企業自身的特點不盡相同,通過本論文的研究可以為不同類型的企業提供不同的融資策略,使企業能夠在控制融資成本的同時,保證企業資金的充足。濱海特色海洋產業園區建設還應該以大局為重,不僅是要解決現在產業面臨的問題,更應該以未來可持續發展為目標。
三、濱海建設特色海洋產業園區的融資策略研究
1.內源型融資策略
內源型融資策略是園區內企業發展過程中通過原始資本的積累和剩余價值的資本化來實現的融資策略。該策略來源于下列幾種情況:(1)個人存款。個人存款主要是指企業負責人、管理層和內部員工自己的儲蓄。該融資方式由于是企業內部融資,因此具有融資成本低、資金使用方便的優勢。(2)親戚朋友借款。即企業負責人、管理層和內部職工從親戚朋友處籌借款項。該融資方式一般需要通過合同的方式來界定合同雙方相應的權力和義務。(3)私人投資者。園區內成長性比較好的中小型企業會吸引一些正在尋找合適投資途徑的投資者,他們投資于該企業對雙方都是雙贏的。
2.債務型融資策略
該策略通過第三方的擔?;蚱髽I的信用來取得資金供給方的資金使用權,并以一定的利息作為對資金供給方的回報。該策略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1)商業銀行貸款。商業銀行貸款是海洋產業園區內企業常用的融資策略。該策略適合園區中的大型企業,中小型企業難以貸到。(2)發行債券融資。發行債券的融資方式主要有兩種,即私募發行和公募發行。(3)商業票據融資。該模式要求票據發行人具有很高的信用級別,因此該模式適合大型企業,不適合信用級別低的中小企業。
3.股權型融資策略
股權型融資策略是企業面向全社會公開募集資金的常用融資策略。該策略可以通過直接上市和間接上市兩種方式來實現。(1)直接上市融資。符合發行條件的大型企業可以通過國內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來上市,也可以通過香港市場上市,有條件的還可以在海外上市。對于中小企業來說可以選擇創業板市場來上市籌集資金。(2)間接上市融資。特色海洋產業園區內多數企業以中小型企業居多,且多數不符合直接上市的條件,可以通過借殼的方式來間接上市募集資金。企業通過購買某上市公司部分股權來獲得該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權,通過優化資產配置使上市公司的利潤獲得高速增長,從而達到再融資的條件。對產業園區內中小科技企業來說,間接融資是比直接融資更為有效的融資方式。
4.吸引風險投資策略
濱海特色海洋產業園區主要以新型海洋高科技企業為主,高風險高收益的特征適合該策略。風險投資主體主要有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投資基金兩種。
競爭力是指與此同類對象比較相互競爭的能力。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與競爭力相關的包括城市競爭力、國家競爭力、產業競爭力、核心競爭力、區域經濟競爭力等。目前研究競爭力的文章大多以美國經濟學家邁克•波特提出的鉆石模型為依據。國家競爭力理論也被稱為波特的鉆石理論。波特的鉆石理論分析一個國家某種產業為什么會在國際上有較強的競爭力。波特認為,決定一個國家的某種產業競爭力有4個因素,分別為:①生產要素,包括天然資源、資本資源、人力資源、知識資源和基礎設施;②需求條件,主要是本國市場的需求;③相關產業和輔助產業,主要指這些產業和相關上游產業是否有國際競爭力;④企業的戰略、企業結構和競爭對手。關于競爭力,直觀的理解可定義為競爭主體之間在爭奪一個或多個競爭對象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力量。海洋經濟競爭力是指不同研究對象包括區域層面、省份或者國家層面對比中突出的海洋經濟方面的競爭能力。在不同階段海洋經濟競爭力有不同的表現。在海洋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以海洋經濟產品成本作為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海洋經濟競爭力強弱主要取決于因資源稟賦或其他生產要素而構成的成本優勢。在海洋經濟的發展階段,海洋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海洋技術的應用與創新作為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到現今,資源稟賦的優勢、技術的優勢、經濟資源和要素分工協作所構成的體系,以及制度所營造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潛能發揮環境的共同協同,成為海洋經濟競爭力的決定因素。
2海洋經濟競爭力影響因素
影響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因素是多樣的,包括海洋資源稟賦、技術進步、海洋科技人才、區域經濟、政府制度文化、政策環境等。根據波特鉆石模型的理論,結合海洋經濟的自身特點和實際,將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影響因素分為技術影響力、資源影響力、市場影響力、經濟實力影響力和政策制度影響力。不同影響力的共同作用能夠對海洋經濟競爭力產生根本性和結構性的變化。技術影響力主要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分析現有科學技術水平、海洋科技人才以及培育科技人才和進行技術創新的組織制度。政策制度影響力主要從海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制度文化等方面展現。
2.1技術影響力
在世界沿海國家大力支持發展海洋經濟、建設海洋經濟強國的今天,海洋競爭的本質已從海洋資源的競爭,轉變為海洋技術的競爭。據有關專家統計,發達國家科學技術進步因素在海洋經濟發展中的貢獻率已達到80%左右。正是隨著海洋高新技術的迅速發展及應用,推動了新興海洋產業的形成和壯大,促使海洋產業從傳統海洋經濟階段向知識海洋經濟階段的轉變。例如浙江省的海洋礦業、海洋電力業、海洋工程業均是在21世紀才起步發展起來的。同時,高科技的應用使海洋產業中的傳統產業得到了不斷改造,由于海洋生物、機電一體化、新材料開發、環境工程和資源管理等技術在苗種培育、生產和管理過程中的開發應用,海洋生物資源開發方式發生戰略性改變,形成了海水增養殖和海洋生物醫藥產業;在高新技術支撐下發展的海洋服務業必將迅速成為新的海洋經濟支柱產業。沿海國家或地區海洋科學技術的競爭,歸結到底還是海洋高科技人才的競爭。海洋科技人才的年齡構成、身體素質、思想觀念、科學和技術素養等,直接影響著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形成。海洋科學技術發明及技術創新應用都必須以人才為載體,而能夠真正培育海洋科技人才進行技術發明和技術創新,就要有完善的、協同的組織制度作為培育科技人才的搖籃。技術影響力是提升海洋經濟競爭力的核心因素,而這種影響需要在現有科學技術水平下,通過海洋科技人才以及培育科技人才的組織制度共同協同才能實現。
2.2資源影響力
海洋擁有豐富海洋生物資源、海洋礦產資源、海水資源、海洋化學資源、海洋能源、海洋空間資源和海洋景觀資源。正是基于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產生了海洋漁業、海洋鹽業、海洋交通運輸業等傳統海洋產業。而隨著海洋科學技術水平和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保護就需更深層次,由此產生了海洋油氣業、海洋旅游業、海洋生物醫藥業等新興海洋產業以及海洋科研教育服務業。隨著經濟全球化,沿海地區對海洋資源的直接依賴程度不斷減弱,但是海洋資源仍然是海洋經濟競爭力形成與提升的根本。一個地區或國家海洋資源的豐裕程度是決定著海洋經濟競爭力提升的空間容量和基礎的關鍵。
2.3市場影響力
在經濟層面上,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強弱直接反應在市場需求上。競爭力所反映出的是比較優勢。若某一海洋產業在區域之間或國家直接的比較中地位最高,則社會對該區域的海洋資源及其產品和服務需求就最大,其所在的市場份額就高,市場占有率有就大,則表示該區域的海洋經濟產業具有相對競爭優勢。而一個沿海國家或地區在海洋經濟體系中所處的海洋地理位置、周邊國家和地區格局等也影響區域市場的容量。隨著交通信息業的迅猛發展,區位的影響逐漸弱化,但優越的區位可以提高海洋資源流向的影響力。市場影響力最終反映出海洋資源及其產業和服務的市場占有率,反映出該海洋產業可持續的競爭力,是海洋經濟競爭力提升的動力和源泉。
2.4經濟實力影響力
一個沿海國家或地區自身的經濟實力對該國家或地區在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影響非常重要。沿海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決定著該區域在海洋經濟領域的投融資能力,這種能力主要通過資本的投入來體現。無論是海洋人才的培養、海洋產業的技術研發與創新、海洋產業固定資產的投資都需要大量資本的投入。沒有資本的投入,海洋科技人才的培養與引進、海洋科學技術研發都無從談起。因此,一個沿海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是該區域海洋經濟競爭力提升的基礎和準備。
2.5政策制度影響力
一個沿海國家的海洋戰略和政策能夠對海洋經濟發展的基本格局產生最直接的影響。一個地區能夠在國家的海洋戰略和政策的指導下,充分利用本地區的海洋資源,制定適宜的財政、貨幣和產業政策,把資本投入海洋科技研發、海洋科技人才培養引進等項目上,促進主導海洋產業群的形成,從而提高海洋經濟競爭力。海洋企業在國家和地區海洋發展戰略政策的引導下,制定企業發展方向,結合不同地區的市場需求,提供有競爭力的海洋產品與服務。適宜的政策制度最終會優化海洋資源配置,建立鼓勵海洋科技人才進行技術研發創新的制度,最終影響海洋經濟競爭力的提升。因此,一個沿海國家或地區的政策制度是該區域海洋經濟競爭力可持續提升的根本。技術、資源、市場、資本都需要政策制度的引導,才能實現優化配置,并發揮出最大的效用。
3海洋經濟競爭力評價指標
隨著海洋經濟的迅速發展,對海洋經濟理論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海洋經濟競爭力的評價研究是對海洋經濟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探討。要構建海洋經濟競爭力評價體系,首先要確定海洋經濟競爭力評價指標。反映經濟競爭力的指標通常由經濟總量及增長、經濟結構優化、經濟效益提高3個方面來體現。經濟總量及增長主要從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和財政收入來衡量,既要選取總量指標,又要選取人均指標,總量指標與區域大小有關,但可反映一個區域的總體實力;人均指標與區域大小無關,可消除因為區域大小不同而帶來的影響,反映該區域人均的經濟水平。而經濟結構的研究重點應當是第三產業。海洋經濟競爭力就是利用一系列指標,通過使用一定的數學方法進行科學整理,得出的能全面反映海洋經濟基礎、海洋經濟能力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海洋經濟發展潛力的綜合性指標。海洋經濟競爭力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的海洋經濟競爭力包括海洋經濟、海洋資源、海洋環境、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海洋科技等諸多子系統競爭力之總和。狹義的海洋經濟競爭力則僅僅指除去海洋科技、海洋環境、社會發展、區域經濟等因子之后的海洋經濟實力與海洋經濟的資源推動力,它主要體現在所有海洋產業和海洋相關產業的經濟競爭力之總和上。本文所研究的海洋經濟競爭力主要指狹義的海洋經濟競爭力。根據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影響因素以及指標數據的可獲取性,設定海洋經濟競爭力評價指標,包括4個方面,分別為海洋經濟總量、主要海洋產業發展水平、海洋經濟結構和海洋經濟推動力4個要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海洋經濟競爭力是由這4個要素綜合分析評價。每個要素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反映一國或一個地區的海洋經濟狀況。
(1)海洋經濟總量是反映海洋經濟水平和動態的宏觀數量指標,評價海洋經濟總量的指標主要包括海洋經濟總產值、海洋經濟增加值、海洋經濟總產值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海洋經濟總量是從宏觀層面定量反映一國或一個地區海洋經濟綜合實力的強弱。這些指標有共同的特性,即數值越大越能體現海洋經濟競爭力的高低。當然海洋經濟總量不是孤立的,其受到海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也是各個海洋產業發展水平的匯總。而海洋經濟推動力則直接決定著潛在的海洋經濟總量水平。另外,單一的海洋經濟總量在體現海洋經濟競爭力上存在一定的弊端,因為經濟總量指標一般是絕對數,盡管一個小國或地區的海洋經濟總量水平比不上一個大國或地區,但其海洋經濟競爭力的相對指標并不一定比大國或地區弱。所以在應用海洋經濟總量分析海洋經濟競爭力時要充分考慮其相對水平。
(2)主要海洋產業發展水平是從各個產業的圍觀角度對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定量描述。主要海洋產業指海洋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旅游業、海洋電力、海洋船舶業、海水利用業等。這些海洋產業基本包括了海洋經濟的各個主導產業,一國或一個地區的海洋經濟競爭力主要看其主導產業的發展水平。海洋貨物運輸量、海洋產業生產總值、海洋漁業收入、旅游總收入、旅游外匯收入等指標可以較好反映主要海洋產業發展狀況。各個海洋產業的具體發展水平指標能很好地體現一國或一個地區海洋經濟內部具體實力狀況,能反映其海洋經濟的優勢產業和劣勢產業,對海洋經濟競爭力是一個具體的微觀描述。
(3)經濟結構指國民經濟的組成和構造。海洋經濟結構是海洋部門的經濟結構,海洋經濟結構和海洋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海洋經濟結構也是海洋經濟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體現。海洋經濟結構是從質的角度對海洋經濟的一個描述。標志著海洋產業由傳統的海洋產業向現代海洋產業的轉變。海洋產業結構水平、海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海洋產業增加總值的比重、海洋第三產業從業人數占海洋產業從業總人數的比重等指標較好地反映海洋經濟結構的狀況。海洋經濟結構與海洋經濟總量是緊密相連的,產業結構的演進會促進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總量的增長也會促進產業結構的加速演變。
(4)海洋經濟推動力是海洋經濟發展的潛力因素與重要推動力。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海洋資源要素,鹽田生產面積、海水養殖面積等能夠較好地反映海洋資源要素的狀況;另一個是各種經濟要素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主要有科技、固定資產投資、人力資本以及外商直接投資等,其中海洋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額增長率、海洋產業人均總產值等指標能夠較好地反映經濟要素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海洋經濟推動力一方面決定著未來的海洋產業經濟產出和海洋經濟結構的調整,也代表著一國或一個地區海洋經濟潛在的實力。綜上所述,海洋經濟總量、主要海洋產業發展水平、海洋經濟結構和海洋經濟推動力4類要素都是海洋經濟綜合實力的體現,四者相互聯系,共同形成了海洋經濟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
4海洋經濟競爭力評價模型的構建
關鍵詞:海洋經濟;金融支持;海峽藍色經濟
一、加快發展海洋經濟的戰略意義
發展海洋經濟不僅是破除資源瓶頸、加快動能轉換的迫切需要,也是擴大國內有效需求、拉動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途徑。2016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顯示,該年我國海洋生產總值70507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達9.5%,海洋產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其中,海洋產業生產值43283億元,海洋相關產業生產值27224億元,2016年全國涉海就業人員達3624萬人。此外,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廳公布的2016年福建省海洋經濟主要數據顯示,2016年福建實現海洋生產總值7500億元,同比增長9%;其中漁業經濟總產值2660億元,同比增長8%。以上數據充分證明福建海洋經濟正在穩步發展。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出臺,是開展“一帶一路”建設、實施“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舉措,發展海洋經濟是建設海洋強國的前提和基礎。要以大海洋的視野,樹立海洋經濟全球觀,緊密圍繞“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打造國際國內的海洋經濟支點,加強海洋產業投資貿易和海洋科技文化交流與合作,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福建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核心區,充分抓住契機,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對發揮福建區位優勢,充分利用海洋資源和空間,推動福建由海洋資源大省向海洋經濟強省轉變具有重要意義。福建海洋經濟的五大傳統產業包括:海洋漁業、海洋建筑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船舶修造業、濱海旅游業,其增加值占福建海洋生產總值70%以上。海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業的有力支持。福建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金融支持福建省海洋經濟發展指導意見》提出:“加大金融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促進以海洋漁業、臨海工業、船舶修造業、港口物流業、濱海旅游業、海洋新興產業等為主體的海洋產業體系的發展,對于我省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有著重大意義,同時有利于提升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因此,研究海洋產業與金融產業深度融合,探索金融業如何有效支持福建藍色海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海洋經濟發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海洋經濟是未來我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突破口之一,其行業自身存在的地域聚集性高、投融資需求階段性明顯、融資期限長、風險水平高等特點,決定了金融支持的特殊性和專業性,需要與行業需求緊密匹配。海洋經濟發展的金融需求特征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海洋產業資金需求存在較高的地域集中度
我國海洋產業在空間地域上差異較大,且空間集中度較高,因此海洋產業資金投向和資金需求在空間區域上相應聚集。目前國內11個海洋經濟區的設立以及5個海洋經濟戰略規劃區的提出,使得基于區位、行政、產業等因素的海洋經濟更加向區域內海洋中心城市集中,并基于規模優勢和產業聚群的發展在區域內表現出更多的同質性。例如,山東海洋經濟發展重在海洋科技,浙江海洋經濟發展重在港口經濟,廣東重在南海開發和海岸帶生產、生活、生態“三生共融”的綜合發展上。福建重在打造與臺灣雙邊互惠經濟合作發展的橋梁紐帶。由此,不同海洋產業產生了區域空間上的集聚和差異,對資金的需求也存在較高的地域聚集度。
(二)海洋產業資金需求密集度高
海洋產業屬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其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從海洋產業細分行業看,海洋漁業養殖業,不管是魚蝦養殖、海參鮑魚養殖、螃蟹貝類養殖等,前期幼苗投入資金巨大,后期需要養殖維護成本,均體現了海洋養殖業的資本投入量大特點;同時,細分行業中的船舶重工、遠洋運輸等領域均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購買船只、日常維護、人工成本等支出;碼頭港口建設、海洋石油化工等行業技術門檻高、建設生產資金需求巨大,更是離不開金融機構對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融通資金是金融的重要功能,要不斷創新優化金融體系,引導各類社會資本集聚,形成巨大的資金規模,以滿足海洋經濟建設的高密集度的資金需求。
(三)海洋產業融資期限長
長期以來,海洋產業金融支持面臨的一個關鍵瓶頸是缺乏持續有效的中長期資金供應。以海洋漁業養殖、海洋生物醫藥、海洋建筑工程等為代表的海洋經濟產業,均存在著生產周期長、資本占用高、資金回收期長等特點。例如,海洋新型藥物從研發到獲批上市需要較長的時間,行業高投入、長周期、高風險的特征顯著;海洋漁業養殖業周期較長,從育苗、育成、海上暫養到投入放養、收獲上市,生產周期少則幾個月,多則3~5年,行業成本投入大,收益不穩定,資金回收期長;此外,海上工程建筑業的投資周期相對也較長,例如福州新建的長平鐵路、長平高速等海上大橋項目,建設施工難度大、工期長,資金占用量極大。當前各商業銀行更傾向的短期流動資金貸款投放形式存在固有缺陷,國家政策性銀行對海域開發類貸款的支持力度有限,國內資本市場對于海洋產業高風險企業存在融資短板,使得海洋產業的資金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四)海洋產業存在高風險規避需求
由于海洋經濟自身特有的屬性以及海洋經濟結構的復雜多樣性,海洋產業通常面臨比較高的風險。例如,傳統的海洋漁業包括捕撈、養殖行業等,很容易受到海洋環境氣候多變的影響,海嘯、風浪、臺風、惡劣的海洋天氣和無法預知的深海環境等,都會對各類海洋漁業作業部門造成直接的影響;海洋開發尤其是海洋資源勘采業的勘采成功率相對較低,相關企業面臨較高的風險。此外,海洋經濟產業多數有涉外特征,如船舶制造、遠洋運輸等行業,均面臨不同程度的匯率波動風險。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大背景下,匯率波動要求投資者擁有較高的應對能力,其風險會減弱民間資金投向海洋經濟產業的意愿。
三、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發展海洋經濟是福建省建立海洋經濟強省的戰略方針,從福建區域經濟特點著手,建立與海洋經濟發展適度相適應的現代金融支撐體系,加大對海洋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力度,對推動福建海洋經濟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加強政策引導,促進海洋產業政策與金融政策的有效對接
強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與金融政策的相互協同,建立多方參與的長效溝通協調機制,促進銀企對接。鼓勵銀行機構優化信貸結構,針對海洋經濟發展的金融需求特征來合理配置金融資源,引導民間資本積極參與海洋產業投資。加強涉海金融資產抵押創新,探索海域使用權等可抵押資產的操作可行性,積極創新船舶融資、航運物流貨押融資、海域使用權抵押貸款融資。鼓勵涉海企業依托多層次資本市場來籌措資金,積極探索涉海企業的離岸金融業務,利用海外資金低成本優勢,吸引境外資金投向福建濱海旅游產業以及船舶重工、碼頭港口等產業,吸引國際資本支持福建海洋經濟發展。
(二)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推動海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抓住福建“六區疊加”機遇,貫徹福州“東拓南進”城市發展戰略方針,利用各類金融工具積極支持傳統海洋產業轉型,大力培育海洋新興產業,推動海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目前福建正處在“海絲”核心區、自貿試驗區、平潭綜合實驗區、生態文明試驗區、自主創新示范區、福州新區等多區疊加的戰略機遇期,其中福建自貿試驗區定位之一是開展兩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試。加強海峽兩岸金融合作,推動福建傳統海洋產業轉型發展,加大對海上養殖、海洋工程建筑、海洋石油化工等行業的金融支持力度。通過信貸資源投入,推動船舶重工行業向高技術、高附加值領域轉型發展。在海洋工程建設方面,加大對港口基礎設施建設、物資儲備基地等重點項目的資金支持,重點支持寧德港、羅源灣碼頭、長樂松下港、廈門港、漳州港等港口建設,做大閩北、閩中、閩南三大港口群,突出對臺特色。加大對福州濱海新城旅游度假產業、海洋能源利用產業、海洋高端裝備制造業等海洋新興產業的金融支持力度。
(三)加大對海洋人才培養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力發展海洋第三產業
福建是海洋經濟大省,海洋科技人才缺乏成為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發展面臨的重要約束。藍色經濟更加強調科技自主創新對海洋經濟發展的引導及支撐作用,而金融在推動海洋重大科技創新、海洋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積極推進金融產業與海洋科技產業融合發展。創新海洋人才培養模式,探索設立海洋科技人才教育基金、鼓勵各銀行結構針對高科技海洋研發人才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加強海洋人才培養鏈與海洋產業鏈有機結合,促進海洋科技發展及高端海洋科技人才培養。
(四)充分發揮保險保障功能,加大海洋產業保險產品創新力度
鼓勵保險公司創新海洋產業保險產品,積極拓展各類配套保險服務,大力發展航運保險、漁業保險、海洋生態環境險等險種,為遠洋捕撈業、漁業養殖業、海洋交通運輸業、船舶工業和海洋石油化工業發展提供保障。加強進出口企業與保險機構對接,確保海洋物流安全。完善漁業政策性保險制度,提高漁業政策性保險覆蓋面,以此保障遠洋捕撈業的健康發展。完善海上巨災風險分散機制,將漁業養殖保險和類似涉海主要險種納入政策性保險,以降低養殖戶的海上養殖業遇災損失,提高其抗風險能力。加大海洋生態環保類保險產品研發力度,擴大環境污染責任險在海洋經濟領域中的覆蓋范圍,確保藍色經濟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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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灣變造修船基地。海西灣船舶與海洋工程產業基地經過10多年發展,已聚集了百余家船舶制造與海洋工程企業及配套企業,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和產業配套能力。規劃到2015年,海西灣年造船能力將達到668萬載重噸,海洋工程鋼材加工能力50萬噸,修船200余艘;船舶與海洋工程產業產值700億元,年均出口額36億美元,將形成集造船、修船、海洋工程、科研等為一體,高效集聚、配套功能最完善、規模最大的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制造產業基地之一。
倉儲企業落戶物流園。前灣國際物流園主要由北港物流區和南港物流區兩大部分組成。北港主要用于大型堆場和小型倉儲,主要分布多家大型物流倉儲企業。南港物流園區則為前灣國際物流園注入新鮮血液,總投資約150億元,設計集裝箱吞吐能力2000萬標箱,港區內吸引了12個物流、商貿項目落戶,大大提高了該區現代海洋服務業的競爭力和集聚度。
發展海洋生物產業鏈。海洋生物產業園規劃面積5000余畝,包括北部園區和南部園區兩個生物產業集聚區,已初步形成了以海洋生物精深加工為主體,以海水養殖、海洋新材料與活性物質提取和海水養殖病蟲害防治為輔,可持續發展的海洋生物產業鏈。規劃至2015年,園區海洋生物產業收入突破100億元,成為全國獨具特色的藍色海洋生物產業園區,成為全球海藻加工行業科技含量最高、加工品種最全、產品附加值最高的海洋生物產業基地。
合肥高新區建設千億元公共安全產業集群
國家知識產權局近日正式確定合肥高新區、無錫國際科技園等10個產業聚集區承擔2013年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知識產權集群管理試點項目。合肥高新區將以此為契機打造千億元公共安全產業集群。
2012年,合肥高新區公共安全產業實現總產值183億元,占合肥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總產值的13.62%,相關企業160余家,從業人數近2.7萬,億元以上企業32家,其中上市公司5家。
合肥高新區有關負責人表示,力爭到2015年,公共安全產業實現產值500億元,培育若干個年銷售收入過10億元的龍頭企業。到2020年,實現產值1000億元,培育若干個年銷售收入超百億元的企業,建成國內領先、國際知名的信息技術公共安全產業基地。(來源: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
國際電子通信產業園落戶哈爾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