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古代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建筑發展趨勢機遇

中圖分類號：F40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我國房屋建筑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多年，中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現階段已經進入到高速城市化的快車道，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房屋建筑仍然是一個“混沌”交集的時空，是一個原生態與現代化不斷交替提升的過程。

一是我國建筑發展處在數量經濟階段

城市化率要穩步提升，就需要有更多的農民到城市居住，同樣，也需要建設更多的、與之相適應的房屋與配套設施。放眼現在的大都市，高樓林立，人多吵雜，住房被比喻成“火柴盒”、“鴿子籠”， 目前的住房狀況只能滿足人們最基本的居住要求，談不上居住的享受，也沒有多樣化的功能與服務，一方面房價猛漲、另一方面許多國民無錢買房，這就是房屋處于數量經濟發展階段的典型特征。

城市化進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數量經濟也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最終達到杜甫說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之目的，當然，杜甫的理想還是偏高了一些，這與他所處的農業社會有關。農村的人均住房面積普遍很大，原因是土地性質屬于集體土地，資源多且成本低，建大房子成為可能。而如今在寸土寸金的城市追求“廣廈”（寬敞的屋子）很不現實，還是應先保障有小房住（首次購房的剛需），再通過家庭財富積累去追求較大的房屋和更高品質（改善型需求）的住房，當大多數城市居民住房需求向這個層次邁進時，可以說我國建筑邁入了質量經濟發展階段。

二是我國建筑發展即將轉入質量經濟階段

房屋建筑進入質量經濟發展階段要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房價收入比要達到合理的水平，假如房價能夠得到有效控制或降低，我國房屋建筑可能提前在“十三五”期間由數量經濟向質量經濟初步轉變。

在這個階段，精裝修交付的房屋變得更多，裝修工藝與材料實現標準化，家具逐步標準化且不失品位，標準化的推行有利于工廠化加工的實現，也有利于進一步提升品質。另外，土建任務將由現場向車間轉移，先在工廠車間預制形成標準化的建筑模塊，然后在現場進行拼裝，這是所謂的“建筑產業化”概念的主要思想，也是我國在部分地區由數量經濟階段向質量經濟階段轉變的重要體現之一。質量經濟發展階段還是處于房屋建筑發展的低級階段。房屋外形與周邊建筑不協調；房屋內部裝修裝飾注重實用忽視細節；房屋建筑缺乏地域特征，千城一面。如此看來，房屋建筑仍然需要向更高階段升華。

我國房屋建筑未來發展趨勢探索

我們暫且把數量經濟階段和質量經濟階段作為房屋建筑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那么，未來的房屋建筑發展或許應該經歷第三、第四、第五階段。

世界頂級設計師普遍比較關注城市整體功能，而不是單一建筑，如新加坡，這些城市的房屋建筑不僅外觀漂亮，建筑與周邊建筑也很協調，且功能齊全，工作、生活、休閑、娛樂完善便捷，我國目前的大多數城市建筑都是各自為政，五花八門。而那些具備古代建筑風格留下來的小城市反倒顯得非常之協調，如烏鎮、嘉興。還有一些古代建筑群，如故宮、南京明城墻等，也非常協調，觀感豐富。中國建筑設計師似乎看到了這一點，也不適時宜的從古代建筑中吸收一些協調之美，如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建筑，以及各地新建的仿古街區，都是吸收了中式建筑的協調之美，但這些建筑群仍存有一些不足，這些仿古建筑只是在外觀上初步達到了相互協調的標準，內部裝修裝飾風格還遠遠未能達到，所以未來仍要在裝修裝飾的細節上下一番功夫。

一是建筑房屋趨向中式建筑藝術復興發展階段

我們在蕪湖徽商博物館發現，中國古代建筑精華，比如“雕梁畫棟”，梁本來是承重的，但還要在梁上雕刻很多圖案，磚本身是砌墻的，也要在上面進行精心雕刻，瓦上也有很多神獸搭配擺放，這就是注重細節與品位的體現。

原因分析：中國元素、中國（古）風在公共環境，家居環境的設計運用，這不僅是對中國文化繼承的需要，也是滿足中國人審美觀以及日益品位提升的必然趨勢。在西方設計界流傳著一種觀點：“沒有中國元素，就沒有貴氣。” 中國元素、中國風在裝修裝飾上的運用將成為未來一大趨勢，現在遺留下來的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群，不是窮苦百姓（低產階級）能建起來的，也不是達官貴人（高產階級）才可以擁有的，只要有幾代人的積累、有余錢（中產階級）就會講究這些，也就是說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后有足夠閑錢才會去做的。現在保留下來的一些有濃厚藝術感的古建筑一部分是古代那些為官人的宅院，如蘇州園林、故宮、頤和園。而另外一部分則是商人的宅子，如喬家大院、胡慶余堂，也有一些屬于商人資助鄉民建的宅子。

除了單一建筑要和周邊建筑相協調，內部裝修裝飾要更加講究之外，建筑的外觀和用材也要體現一定的地域特征。在外觀上，中國不能盲目照抄國外的建筑設計，中國人的審美與外國人不同，如改造后的漢口火車站外形采用歐式風格，中國人怎么看都覺得是敗筆，漢口火車站地處荊楚大地，古時楚國建筑風格講究樓閣開敞，屋檐層層、雕欄環繞等，被譽為有“天人合一”的特點，筆者認為若能結合這種地域文化去改造漢口火車站，可能會收到更好的畫龍點睛的效果。在用材上，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經久耐用，二是便于拆卸處理?，F在上海外灘上的建筑，原來是十里洋場，是一個世界窗口，多以大理石、石頭為主材料，注重實用，便于保存，能夠給后人留下很多歷史遺跡，歐洲的建筑用材基本上也是這樣的，但是這種建筑用材使建筑喪失了與時俱進的功能。而在我國古代建筑強調用木頭、土磚，因為中國人比較注重“寓意”，樹木有著“欣欣向榮”、“繁榮昌盛”之意，而土則寓意著“回歸”、“天理循環之意”，中國人常常講“入土為安”、“化作春泥更護花”就是這個意思。用土木作為建筑材料有一個好處，就是容易拆卸，便于重建。

二是建筑發展趨向傳統文化與建筑全面結合發展階段

我們分析第三階段的房屋建筑，不難看出他的致命弱點，即建筑與生活是區分開的，建筑也很少蘊含文化內涵。我們設想，如果以建筑為主，衣食住行為搭配，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與建筑結合起來，那么我們就進入了建筑第四個發展階段：傳統文化與建筑全面結合發展階段。

原因分析：錢學森老前輩在《社會主義中國應該建山水城市》里寫道：“我想既然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城市，就應該：第一，有中國的文化風格；第二，美；第三，科學地組織市民生活、工作、學習和娛樂。所謂中國的文化風格就是吸取傳統中的優秀建筑經驗?！彼岢龅牡谝粭l和第三條和我們提出的第四階段特征是不謀而合的。我們反觀一下中國古代那些把中國傳統文化與建筑相結合的例子，如故宮、喬家大院、陶家大院、蘇州園林、揚州何園等，這些建筑與山水結合，與亭臺樓榭相結合，與戲臺（表演藝術）相結合，內設琴棋書畫，花鳥蟲魚。這種藝術形式、日常生活與建筑相結合的設計理念在古代建筑群體現非常廣泛，是一種集大成之美。我們設想一下處于第四階段的樣子：不管在高樓還是低樓，開窗望去，眼前不再是灰蒙蒙一片，而是綠樹紅花、假山流水（即使是高層，中間也有臺階布置景觀）；樓群之間錯落有致，相互掩映；樓下有復古園林，怡情養性，讓普通百姓也能夠享受到古代帝王所享受的建筑與園林；小區內有學習、商店、娛樂場所和配套設施，甚至有辦公區，因為信息通道已非常便捷，企業不需要大量聚集在一起辦公，而是分散在居住小區里，這不僅實現工作和生活的融合，也使得擁堵的交通得到緩解。

三是建筑發展趨向人文價值與建筑藝術集成階段

第四個階段可以說是一個很高的階段了，但還不是最理性的階段，最高階段將傳統藝術形式與建筑相融合，即房屋建筑發展的第五階段：人文價值與建筑藝術集成階段。

原因分析：第四階段是中國傳統文化與房屋建筑全面結合發展階段，我們回看平遙古城、喬家大院、蘇州園林等，中國傳統文化在這些建筑上的體現更多的只是人對“福祿壽喜”的祈求。

中國講的“?！庇泻軓V泛的含義，包含了世俗生活中一切美好的愿望與目標，我們在古代建筑中經?？梢钥吹介T上雕刻“蝙蝠”的圖案，寓意“?！?，這種自求多福是世俗心態的表現。

“祿”指的是一種來源的錢財，是錢道與官道的結合。一般商人賺的錢叫財，為官的人賺的錢才叫祿，商人賺錢往往被稱之為不義之財，因此商人在中國古代社會地位很低，人們認為最理想的方式是先當了官再賺到錢，有了這種觀念中國人就渴望做官。古代建筑上常會掛一些梅花鹿（通“祿”）匾畫或擺件，很多吉祥物也是“馬的上面放著一只猴”（寓意“馬上封侯”），普遍反應了大眾想做官的心態。

“壽”是古往今來人們最大的心愿，被中國人稱為五福之首，中國人認為長壽是一切“福祿喜”的基礎，建筑上多會雕刻、擺放烏龜、石象或是蟠桃，祈求延年益壽。

“喜”也反映的是中國古人趨吉納福的世俗心理，凡是男婚女嫁、弄璋弄瓦，都要敬祀喜神，在建筑中多會雕刻喜鵲、蜘蛛等圖案，作為喜事的征兆。

這些文化多講究外在而缺乏內在，未來人們會有更高層次的需求，如被尊重的需要、自我價值實現的需要，以及還會產生對地域風俗、返璞歸真、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追蹤。如建筑上的布局、裝飾設計講究等要充分體現業主的遠大理想與價值理念，以及如何實現布局的協調讓居住者心情舒暢、事業興旺。由于借鑒中國人喜好木材在建筑中的運用，而大量砍伐木材會導致人與自然的不和諧，為了既滿足人們返璞歸真的喜好，又能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我們可以用鋼筋、水泥模擬成木材，現在有些景區的建筑就有這方面的運用，“木欄桿”實際是混泥土材料，亭臺樓閣的“木梁”實際上是在鋼材表面刷了一層仿木油漆。這些都是人文價值與建筑藝術相結合的體現。

房屋建筑在階段論中的啟示和相關行業蘊含的機遇

房屋建筑沿著五個階段不斷升華不僅僅是單一設計理念變化的結果，而是一個包含了經濟、社會、人文系統發展的結果，如由第二階段上升到第三階段，社會分配機制產生巨大變化，收入差距縮小，中產階級群體開始壯大，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可靠，人們受教育程度顯著提升，愿意減少儲蓄增加支出去享受生活，另外，城市規劃的主導者開始關注一定區域內的建筑協調性，而并非一個小區、一條街道，同時結合地域文化對一定區域的建筑主色調或是建筑風格加以規范，如今天的古徽州地區，可以規定建筑以黑、白、灰為主色調，輔以馬頭墻、小青瓦，再如地區可以規定建筑以紅、白、黃為建筑主色調，這樣一來，我們國家大多數城市都能形成自己特有的城市名片。不同地域文化催生地域建筑的差異性，不僅能夠傳承中國文化，對當地旅游業、服務業也會產生較大的正面效益。總之，經濟、社會、人文的和諧發展會促進建筑的升華，建筑的升華也會對經濟、社會、人文的良性發展提供更大的推動力。

房屋建筑發展的階段論是針對總體而言，并非中國房屋建筑都要循序漸進的發展，個別條件具備的可以跨越式發展。如設計總部辦公區，按照房屋建筑發展的第三階段理念設計成古典園林總部辦公區；別墅、養老度假等房屋建筑可以提前進入第五階段，以滿足高品位客戶群體的需要。

從本文論述的建筑發展五個階段來看，短期內將對建筑產業鏈相關企業產生積極影響并帶來如下機會：

第一，節能環保材料的應用需求將加大，綠色建筑、建筑節能概念將廣泛受到關注；

第二，集中交付的保障房以及商品房多以毛坯為主，家裝公司將面臨廣闊的市場前景；

第三，卓越的物業管理服務將是購房者看重的因素。除此之外，個性化家政公司、高標準凈化水供應公司都將在短期內獲得一定的成長機會。

從中期來看，將會給建筑業相關企業帶來如下機會：

第一，住宅產業化時代將來臨，建筑模塊化生產（工廠化）就逐漸被推廣，其它家裝物品也將進入標準化生產時代；

第二，受古典建筑復興的影響，園林建筑設計公司、中式家裝（含家具、裝飾品）公司都將獲得市場的青睞，那些掌握雕刻技術的工人將成為稀缺勞動力；

第三，由于古典建筑對木材及園藝的大量需求，森林產業、花卉種植產業將迎來快速成長期。

從長期來看，機會最大的將是服務產業與文化產業，如含有民俗與地方藝術特色的茶館，琴棋書畫產業等等。

以上房屋建筑發展的階段論點是筆者通過研究和摸索對未來我國房屋建筑發展趨勢的一個預測與引導，希望我國建筑能夠沿著上述發展階段走出一條傳承中國文化的發展之路，也期望建筑業產業鏈各個環節的企業能夠準確抓住未來的市場機會，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對建設我國美麗家園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吳宇江.“山水城市”概念探析

[2]黃柯.地域性與時代性的共生—從建筑設計的材料表現看中國當代地域性建筑

篇(2)

一、五個“什么”專題復習示例

以中國古代賦役制度的復習為例，首先解決“什么內容”，可由學生自主整理完成，參考答案如下：①西周：諸侯向周王交納貢賦。②春秋：相地而衰征、初稅畝。③秦朝：田賦、戶賦、徭役、兵役、苛捐雜稅。④兩漢：編戶、田租、人口稅、徭役或更賦、兵役、雜稅雜役。⑤北魏孝文帝后：租調制。⑥隋唐初：租庸調制。⑦唐后期：兩稅法。⑧北宋王安石變法：募役法和方田均稅法。⑨明朝：一條鞭法。⑩清朝前期：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攤丁入畝。

其次，引導學生分析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發展演變的趨勢（即解決“什么趨勢”的問題），可由學生分組討論后選代表回答，老師最后總結，參考答案如下：①征稅標準：由人丁為主轉向土地資產為主，唐的兩稅法是其轉折點。②稅物形態：由實物轉向銀兩，明朝的一條鞭法是其轉折點。③稅種和手續：由繁雜到簡便，以一條鞭法為標志。④由必須服役到可以代役，更賦、庸、募役法、一條鞭法中納銀代役。⑤征稅時間由不固定到基本守時，以兩稅法為標志。⑥商業稅比重逐漸加大。

第三，引導學生分析導致上述演變的原因（進入“什么原因”階段），引導學生依據所學知識通過思考討論等，獲取如下答案：①土地制度的變化。②商品經濟的發展。③農民的反抗斗爭。④統治階級為應對危機或增加收入及時調整。

第四，解決“什么影響”方面，引導學生分析合理調整賦役制度的作用，參考答案如下：①適應且促進了土地占有關系的變化。②有利于農民減輕負擔和對國家的人身依附。③推動了生產力發展,有利于社會經濟恢復發展、商品經濟的成長。④增加了財政收入,緩和了社會危機，鞏固了統治。

最后，完成“什么啟示”階段。讓學生結合所學知識，聯系現實情況，暢所欲言，從多個角度和方面思考回答“中國古代賦役制度的調整和改革對今天的啟示”，鼓勵發表自己見解尤其創新觀點。參考答案如下：①經濟政策的制定應從現實國情出發，適應并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②經濟政策要隨著國情的變化及時相應地調整。③國家稅收制度的制定要依據公平原則，發揮其保護弱勢群體，合理調節收入差距的社會公用，堅決打擊一些官員、富人通過權力或其他手段偷稅漏稅的行為等。

再以中國古代的商業發展為例，首先“什么內容”，也由學生結合教材歸納，此處略。

其次，引導學生分析“什么趨勢”，參考答案如下：①商品種類日益豐富，向大眾化方向發展。②市場逐漸擴大。③城市的經濟功能增強等。

第三，“什么原因”，即引導學生分析古代影響商業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參考答案如下：①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尤其專業化、商品化程度）。②國家統一安定狀態。③統治者對商業的政策。④貨幣發行情況。⑤內外交通。⑥外貿政策等。

第四，“什么影響”，可由學生結合教材所學知識討論，或教師呈現典型材料引導學生。參考答案如下：①帶動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和整體經濟的繁榮。②密切地區間經濟聯系，從而促進民族融合，鞏固國家統一。③促進城市的發展和職能轉化。④促進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瓦解封建自然經濟。⑤促進市民階層隊伍的壯大、早期民主思想產生和市民文藝的涌現等。

第五、“什么啟示”，由學生結合上面所學知識，可以答對中國古代商業發展規律性的總體認識、對其歷史地位的認識、其經驗教訓對今天的借鑒意義等。參考答案如下：①中國古代自然經濟始終占主體，古代商業只是自然經濟的補充。②商業的正常發展有利于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強盛和民眾生活的提高，當今政府應該采取正當措施鼓勵支持商業等。

二、五個“什么”復習環節之間的關系

以上五個“什么”，由淺入深環環相扣地依次培養學生歸納、總結、分析、論證等能力。其中“什么內容”是后面學習“什么趨勢（或特點）、什么原因、什么影響、什么啟示”的基礎，解決的是本專題的知識再現和識記能力，以教材為依托的獲取提煉綜合有效信息的能力。“什么趨勢（或特點）、什么原因、什么影響、什么啟示”符合考試大綱中規定的“調動運用知識”、“描述闡釋事物”、“論證和探討問題”的考核目標和要求。其中對“什么啟示”的學習解答，是前面復習的最終歸宿，又凸現了《歷史課程標準》規定的“情感態度價值觀”教學目標。

三、五問的靈活運用

并非每一個復習專題都必須依次套用此五個“什么”，可以根據每個專題自身的特點、學生教師自身情況等，有選擇的使用其中一部分“什么”，靈活或分散地運用。如果除依據教材知識外，引用典型材料解決其中的某些“什么”環節更好。如下面我設計的“中國古代人口”專題的復習思路，用圖表和文字材料分別為依據引導學生回答人口增長的“趨勢”和“影響”兩個環節，回答人口增長的“原因”時，只引導學生分析春秋戰國、兩漢、明清三個時期人口變化的原因：“中國古代人口”專題復習提綱：

第一、“有什么”，歸納教材中有關人口增長的知識：①春秋戰國時期人口的增長②兩漢時期人口總量③隋唐時期人口的變化④明清人口的增加，詳見人教版中國古代史教材14、32、71、118等頁。

第二、“什么趨勢”，閱讀下圖，概括中國古代人口增長的主要趨勢：

參考答案：呈波狀起伏，增長總趨勢比較緩慢，但清朝前期增長迅速等。

第三、“什么原因”環節，根據教材內容和高考大綱，重點解答如下三問：

（1）春秋戰國時期人口增長原因？

參考答案：①鐵器牛耕水利工程的推廣推動農業生產的飛速發展。②井田制分封制的瓦解。③中央集權制的確立致使國家直接控制的人口數迅速增加。

（2）東漢人口數不如西漢原因？

參考答案：豪強地主勢力膨脹控制大量人口，國家控制的自耕農數量相對減少。

（3）清朝前期人口統計迅速增加的原因？

①攤丁入畝廢除人頭稅，使隱瞞人口的現象減少，客觀上刺激了人口增長。②高產糧食作物玉米甘薯的引進和推廣。③疆域的擴展,國家長期統一，社會長期較安定。④工商業的發展轉移了部分勞動力人口。⑤人口統計方式的變化（人丁為主到全家人數）等。

第四、“什么影響”，閱讀下面材料，結合所學知識，回答清朝前期人口過度增長帶來哪些危害？

“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暴ぉね羰胯I《乙丙日記》

“為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為商賈者十倍于前而貨不加增，為士者十倍于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計篇》

“五十年以前，……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現在“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

──錢泳《履園叢話》卷1《舊聞?米價》

“戶口即十倍于前，則游手好閑者更數十倍于前，此數十倍之游手好閑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又甚可慮者也?！?/p>

──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卷一?意言?治平篇》

參考答案：①土地過渡開墾，生態環境破壞；②就業困難，影響社會穩定；③物價上漲，人均生活水平下降；④封建剝削方式愈發牢固，制約科技發展等。

篇(3)

關鍵詞：空間擴展；建成區；機制；泉州

Abstract：Quanzhou has a history of city construction for more than 1100 years. It is a famous NO.1 port city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But urban expansion has stagnated ever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ly growth in the acreage under land utilization for city construction. The centre of the city has transferred to the Southeast. The city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circle-layer structure in the 1980’s， the combination of structure of scattered group and stalk shape （along the river and along the road） after 1995 and belt expansion（city extension belt along Quanzhou Gulf）.Compared with some other historical cultural city， the city development of Quanzhou has been slow. Natural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growth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regulation and city planning are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c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space expansion；built-up area；mechanism；Quanzhou

中圖分類號：C91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3）-03-59（6）

中國正處在高速城市化發展階段，歷史文化名城均面臨著古城保護與城市空間拓展的矛盾。近年來關于城市空間擴展的研究著述頗多，既有關于城市空間擴展的理論探討[1-3]，也有對具體城市的實證研究[4-5]，其中不乏對歷史文化名城空間擴展的個案研究[6-7]，但對歷史文化名城泉州城市空間擴展的研究還是個空白。筆者分析文獻后發現，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城市空間擴展的速度、模式各異（表1）。有的呈現為古城內部填充式并“垂直加厚”，或以古城為中心外延圈層擴展，或沿交通軸線帶狀擴展，或保護古城另建新區；更多的歷史文化名城在不同發展階段選擇不同的擴展方式，或者幾種擴展方式并存，并因此對城市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

泉州是中國首批公布的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建城史有一千一百余年，是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元時期曾以東方第一大港聞名于世。與中國的其他歷史文化古城一樣，城市也經歷了一個形成、演變、發展的漫長歷程，對泉州這一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名城城市空間演變規律的探討，有助于預測其他歷史文化名城發展方向，并指導同類城市的城市空間結構布局。

1 泉州城市空間演變歷程

1.1 古代泉州城市空間的發展

1.1.1 唐――“子城”：城市初步成型

泉州最初的城垣為唐天佑三年（906年）所筑，稱“子城”（圖1），面積0.75km2。城作四方形，周圍三里許，城內南北大街十字相交，街坊整齊，城外有壕環繞子城四周。此時泉州已與揚州、廣州、交州并列為我國四大通商口岸。

1.1.2 五代――“刺桐城”：古城擴展時期

到了十世紀，福建在閩王王審知小朝庭的統治下，政局相對穩定，泉州城市有了發展，打破了唐城的限制向四周擴展，因環城種植刺桐樹而譽稱“刺桐城”，泉州從此時開始興盛。到936年閩國為南唐所滅時，泉州已擴展成5km2的“大城市”了，此時稱為“羅城”（圖2）。共開了七個城門，這七個城門的名稱一直使用至今。城市布局有兩條十字街，以通向東門、涂門的兩條路最為繁華。

1.1.3 宋元――“鯉魚城”：古城快速擴展時期

宋元時代的泉州城，由于海外交通貿易的持續興盛，成為當時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的東方第一大港，城市發展迅速。此時泉州的居民已達50萬人，面積7.5km2，因形似鯉魚而得名“鯉城”。泉州在宋、元時為了拓展運輸空間，緊緊依傍晉江，北部受清源山地形限制而向南發展成為一個不等邊的三角形狀，因而不同于一般封建州府城那樣方正規整（圖3）。泉州城里還有外國商賈聚居的“蕃坊”，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城市中是很特殊的[10]?！稗弧钡拇嬖谟∽C了古代泉州城海外貿易的繁榮。

1.1.4 明、清、民國：城市生命力與競爭力衰竭

泉州城市對外貿易方面的重要地位在明以后逐漸衰落，一方面由于明代海盜侵擾，清初又實行海禁；另一方面由于港口逐漸淤塞，帝國主義東侵后開辟了廈門及福州港取代了泉州港的作用，由于外貿減少，城市也就衰敗了。五百年間城市發展基本停滯，1949年時，泉州城區的面積也僅相當于宋元時期的規模（表1、圖4），城市面貌破敗不堪。

1.2 1950-1970年代：泉州城市空間發展停滯不前

建國后，泉州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因泉州地處福建對臺前線，國家的投資有限，加上各次政治運動的影響，以致到了1978年，泉州城區面積僅7.74km2，與宋、元鼎盛時期相差無幾，城市空間發展異常緩慢。

1.3 改革開放后泉州城市空間發展較為迅速

改革開放后泉州終于迎來了城市建設的新時期，先后多次制定了泉州城市總體規劃。在處理城市中心、古城與邊緣帶土地利用的關系上，經歷了多次反復。1980年代，提出城市布局緊湊發展、先工業后城區的規劃理念，城區沿交通路線條帶填充式擴展，并有向海邊發展的趨勢，同時郊區工業區、開發區發展迅速，空間上表現為從城市中心向邊緣擴散。但規劃導致了作為中心城市的泉州市經濟發展總量和發展速度趕不上石獅市和晉江市，造成泉州市區對周圍各市、縣、鎮缺乏吸引力和輻射力，難以協調帶動全市經濟向現代化、高效化方向發展。1990年代，提出以市區為中心、帶動市域城鎮梯度發展的規劃布局，意在提高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輻射作用，城市向東發展的規劃設想對泉州的城市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有效緩解了古城保護的壓力。這時期空間擴展的趨勢是以老城區為中心向外蔓延和沿道路（河流）軸向擴展相結合，城市布局結構仍呈三角形態。1990年代的后半期，提出一個中心、組團的城市結構形態，實現跨洛陽江、晉江發展，拓展城市發展的空間，城市空間形態也由延續多年的三角形演進為長方形（圖5）。2000年以來，泉州進入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擴張期，除北部受清源山限制外，形成了向東、南、西全方位擴展的城市發展新格局，目標是最終形成泉州灣濱海大城市。

2 泉州城市空間擴展的時空特征

下面以泉州中心城區及其建成區為研究空間，以49年以來為時間段分析泉州城市建成區擴展的特征。

2.1 城市空間擴展規模與速度

泉州中心市區的用地規模從1949年的7.5km2擴展到2009年的98km2，增長了13倍，年均擴展1.81km2（表2）。但不同時期擴展速度與強度不一樣（表3）。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城市幾乎停止增長，三十年間僅增加0.24km2。1980年代的十年間也僅增加了約4km2，擴展緩慢。1990年代擴展面積14km2，年均增長1.56km2，擴展強度指數13，擴展相對穩定。進入21世紀，泉州城市擴展迅速，2000-2009年擴展面積58km2，年均增長6.44km2，擴展強度16.1。根據泉州城市總體規劃可以預測未來一段時期內泉州城市的擴展速度還將更快，如，據“泉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稱，2011年末泉州環灣區域建成區面積為161.5km2（因環灣區域含晉江市與石獅市、惠安縣的部分區域，故不在本文研究范圍）。

2.2 城市重心由古城向泉州灣移動

改革開放前很長一段時間，由于泉州的城市發展十分緩慢，因此古城一直是城市的核心。本文以CBD來衡量中心市區建成區的重心，當時的城市重心位于“南北一條街”的中段，大約在今中山中路一帶，這里也是泉州城市幾何（三角形）中心。整個1980年代，由于城市的擴展是由中心向邊緣緩慢蔓延，郊區工業小區的興建未能撼動古城作為核心區的功能，城市重心依然在古城，空間上僅表現為街區的位移，位置大約在今溫陵路與九一街的交匯處。1990年代，隨著城市東擴的實現，田安路、刺桐路、坪山路相繼建成，城市重心終于突破古城范圍向東移到豐澤街與田安路交匯處一帶。城市重心總體向東南方向遷移。未來隨泉州市級行政中心遷移到東海組團后，城市重心將逐漸向東南方向移動，這里也是泉州規劃區的幾何中心。

2.3 泉州城市空間發展規律

武進在對中國數百個城市的空間形態及結構特征概括的基礎上，得出了城市發展具有從同心圓圈層式擴散形態向分散組團形態、軸向發展形態及至最后形成帶狀增長形態的發展規律[2]。綜觀泉州城市空間發展的軌跡，我們可以看到泉州城市空間的擴展也走出了一條類似的線路：從1980年代的圈層式擴散形態到1995年后的分散組團與軸向（沿河與沿道路）發展形態，目前正處在帶狀（環泉州灣城市綿延帶）增長發展，泉州城市空間的發展也因此從沿晉江走向環泉州灣。

2.4 非“精明增長”式的空間擴展模式

泉州存在兩種城鎮空間增長模式：城市聚集型和產業聚集型。主城區空間拓展是“自上而下”的，由政府充當城鎮化的主要推動者，表現為各縣市城市規劃區用地規模的增加。如中心城區2003年提出年增7Km2用地城市發展規劃，造成城市用地內11.12Km2（已劃紅線）土地批而未建，城市用地表現為粗放的、外延式為主導的土地利用模式。而城鎮的則是連綿成片的鄉鎮企業所在的不斷外延擴張的工業區。工業用地的國家標準為15-25m2/人，而泉州市在2006年這一指標已達到31.7m2/人。按照這樣粗放型的發展方式，規劃區內有限的土地資源在未來7-8年的時間內將消耗殆盡，與此相伴的是工業區土地大量閑置和地均產出下降，而中心城區缺乏發展空間已成事實。數量多、分布散、規模小必然造成土地的低效使用，也制約了城市的空間拓展。優化整合工業區、集約節約土地利用，可為城市發展預留戰略空間。

3 泉州城市擴展機制分析

3.1 自然地理環境

泉州市依山、面海、臨江，三山（清源山、桃花山、紫帽山）、兩江（晉江、洛陽江）、一灣（泉州灣）是構成泉州山水城市特色的自然環境基礎，也是泉州城市空間發展的限制因素，深刻影響著城市總體布局。在泉州人的集體認知里，晉江一直是城市的邊界，城市發展空間受到限制的同時，晉江以南的發展也較為落后。直到2003年鯉城區把行政中心搬到江南后，在帶動江南新區發展的同時還引導城市向南擴展。北部的清源山體阻隔了城市向北發展，而東部的桃花山體更是切割了城市空間的完整性。但自然山體、水體的存在豐富了泉州城市的空間結構。

3.2 經濟發展與人口增長

經濟發展與空間結構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經濟發展是空間結構演化力；另一方面，空間結構的優化也促進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年，泉州GDP增長速度 17.7 %/a，至2012年經濟總量連續14年居福建省首位，成為福建省乃至全國發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經濟發展成為城市空間擴展的主要推動力。城市化的發展客觀上有城市空間擴展的要求，因此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城市空間擴展的重要因素。圖6中人口、GDP的增長與建成區面積均呈正相關，人口與建成區面積、GDP與建成區面積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46、0.963，說明經濟發展、人口增長與城市空間擴展的關系十分密切。

3.3 行政區劃調整與城市規劃

為做大泉州，1997年，泉州市把唯一的區――鯉城區一分為三：鯉城區、豐澤區、洛江區。以后各區又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陸續進行了“鎮改街道、村改居”工作。近十年來，把城市的近郊區納入城市、農村向城市轉變、農民變市民的行政區劃調整，加快了城市化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了城區發展空間，加強了中心城市的聚集與輻射能力。與中國幾個同為歷史文化名城的城市相比，泉州市在市域土地面積、人口、GDP等方面與蘇州、溫州、寧波相近，但在中心市區土地面積、建成區土地面積、市區人口和地方一般性預算收入等方面差距較大（表4），以致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能力有限。這與泉州歷次的城市規劃缺乏大手筆有關，也與泉州灣沿岸各市縣城市建設各自為政、重復建設、資源浪費有關。浙、蘇、粵等省城市發展的實踐證明，當一個城市已無法有效地進行城市規劃和空間拓展時，解決的唯一辦法是對城市的行政區劃進行改革和調整，擴大城市新的空間。

城市規劃對城市空間的拓展方向對一個城市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1995年泉州城市總體規劃的實施使泉州城市成功實現跨晉江、洛陽江的發展目標。2004年泉州市行政中心擬撤出古城時曾進行了一番關于新行政中心區位選擇的論證，最終定址東海組團并進行相應的城市規劃，這一規劃決策確定了泉州中心區的擴展方向，同時增加5.3km2的城市建設用地（東海圍墾區）。2010年3月《泉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8-2030）》獲批后泉州城市建成區不再是簡單的中心城區，而是環泉州灣的區域，面積跨躍式地達到了2011年的161.5km2。

3.4 道路網絡擴張推進城區的擴展

在交通工具不斷改進的時代，傳統的從核心向外的圈層擴展必然使城市空間產生擁擠與環境惡化。1990年代以前的人口向城市核心區的集中使泉州古城不堪重負，1990年代以后隨城市用地結構調整、古城與新區的城市基礎設施日漸完善，成功地引導人口、工業向城市邊緣擴散，尤其是道路網絡的完善，縮短了城市各組團的時空距離。城區組團之間交通的便捷化已使過去分散的城市建設地塊迅速連為一體，建成區因此跳躍式擴展。目前，泉州正在謀劃“月牙形”環城交通網，推進“環泉州灣城市群”地帶建設，做大做強中心城市。

4 結論

利用歷史地圖與數據分析得出：泉州城市空間擴展時間上具有不均衡性，宋元時期作為東方第一大港，泉州城市空間發展領先于中國的許多城市，但從明清以后城市發展幾乎停滯不前，改革開放后雖發展迅速，但現狀落后于許多歷史文化名城；泉州城市空間發展模式經歷了從1980年代的圈層式擴散到1995年后的分散組團與軸向（沿河與沿道路）相結合的發展形態，目前正處在帶狀（環泉州灣城市綿延帶）增長發展；城市重心從古城幾何中心逐漸向東移向泉州灣方向；泉州古城發展的興衰與中國歷史上的海上對外交通貿易政策息息相關，而現代城市發展除自然環境因素外則與政府決策下的經濟發展戰略、城市規劃、人口發展戰略關系密切；目前環泉州灣城市群建設與做大做強中心城市的城市空間布局符合城市發展的規律，它將引導城市化進程中新增的人口向泉州灣環灣地帶遷移，可以有效減輕古城的人口壓力，較為妥善地解決古城保護與新城建設的矛盾，可為同類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建設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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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司.中國城市統計年鑒[Z].北京：統計出版社，1985-2012.

篇(4)

關鍵詞：獨霸性；省域旅游經濟格局；類型劃分；ABC分類法；基尼系數

中圖分類號：F59

文章編號：1008-4355（2016）05-0111-06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5.13

經過三十多年高速穩定的發展，我國旅游業總體規模持續擴張，對經濟的貢獻越發顯著，其產業地位由早期的先導產業、20世紀90年代末的支點產業提升到如今的支柱產業，并被多數省份作為主導產業加以扶持，這與旅游業的產業關聯帶動性不無關系，與其帶來的巨大經濟收益不無關系。2012年，我國全年旅游總收入突破2.57萬億元，同比增長14%，中國已然成為旅游大國。但是我國旅游業的發展極其不均衡，2012年，旅游收入排名第一的廣東和排名倒數第一的寧夏相差高達27倍之多，前者全年實現旅游收入多達數千億人民幣，后者僅有200多億人民幣，旅游發展的地區差異可見一斑。

一、文獻回顧和相關概念界定

（一）文獻回顧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經濟現象，區域旅游經濟發展差異一直是學術研究的熱點。早在1998年，張凌云就對旅游非均衡性增長進行了有益的探索[1]，通過文獻梳理發現：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于大尺度的國家層面和省域范圍[2]。研究的內容從早期的入境旅游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到近來更多關注國內旅游經濟發展地區差異或旅游業總體發展差異。研究主題多集中于旅游經濟發展時空差異的特征、演變及其影響因素，較少關注中國旅游經濟發展的相對集中性問題和旅游經濟發展差異的分類歸屬問題。

研究的技術從定性研究逐漸轉變為定量研究，研究的方法包括三大類：統計類――早期借助excel對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進行極差、標準差等簡單的數理統計，隨著spss統計軟件的普及，近期研究更多是通過該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區域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通過計算變異系數、基尼系數、泰爾指數、區位熵和首位度來衡量旅游經濟地區發展的差異和非均衡性；地理學的空間分析方法――借助ArcGIS軟件對旅游經濟地區發展差異進行空間分析和影響因素的相關分析[3]。

研究的結論包括：旅游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普遍存在?？傮w上我國旅游經濟的發展表現為非極化不均衡狀態[4]，東部沿海為發達地區、東北沿海和中南部地區為較發達地區、北部地區為欠發達地區、西南地區為不發達地區，具有典型的梯度分布特征。東部地區省間差異明顯，對總體差異影響顯著，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較高[5]；中西部各省份間旅游業發展相對均衡，但因中西部省份的旅游經濟占全國的比重較低，因此中西部省內差異對全國總體差異的貢獻率不高。入境旅游經濟的地區差異大于國內旅游經濟的地區差異[6]。隨時間推移，旅游經濟的空間差異縮小，均衡性增加。省域內，地區絕對差異呈擴大趨勢，相對差異在波動中縮小。旅游資源的等級、質量和規模，旅游資源的開發階段與趨勢，旅游產品的開發水平，地區的對外開發程度、城市化水平、市場化程度、商業服務業的發育程度[7]等均會影響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

綜上，前人研究對象的選擇自上而下，較少涉及小尺度的范圍，較少關注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類型劃分，因此，筆者擬從較小的市域的尺度并基于旅游經濟的獨霸性來研究省域旅游經濟發展格局類型的劃分。擬采用基尼系數分析法和ABC分類管理法進行分析。希望通過對省域旅游經濟發展格局的再研究再解釋，提供一種新的旅游經濟區域格局認識的視角，為區域旅游經濟發展政策的制定和分類管理奠定基礎。

（二）相關概念界定

獨霸釋義為“獨自霸占；單獨壟斷”，強調排他性和壟斷性。國際政治博弈中，獨霸一詞經常被提及，用以衡量某種政治力量的超然地位，諸如“美國獨霸世界”、“美國一超獨霸”等。區域經濟學中，常以集中度來衡量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該指標雖能夠反映某一行業或某一地區一定的壟斷特征，但不足以衡量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排他性和壟斷性。

為了衡量省域旅游經濟發展中某個或某些城市的超然地位，擬引入獨霸性分析研究省域旅游經濟發展格局的類型。文中旅游經濟的獨霸性是指若干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在更大尺度區域里所體現出來的具有極強排他性和壟斷性的超然的經濟地位。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擬采用修正的基尼系數分析法與ABC分類管理法對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均衡狀況和城市獨霸性進行分類研究。

1.基尼系數分析法及修正

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科拉多?基尼在洛倫茲曲線的基礎上定義了基尼系數。它是一個介于0和1之間的數值，作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或均勻程度的指標。當基尼系數等于1時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反之，當此值為0時，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嵯禂翟浇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數越接近于1，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見表1。

本文擬引入基尼系數用以衡量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均衡度，具體見上表修正后的基尼系數的涵義。擬采用的公式（高技，2008）如下：

2. ABC分類管理法及修正

ABC分類管理法是經濟工作中的一種基本方法，是根據事物在技術經濟等方面的主要特征，進行分類排隊，分清重點和一般，從而有區別地確定和處理。該方法常用于庫存管理，實際上它是一個無處不在的管理工具，各項事務都可能用到它。實際應用中，學者一般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設定不同的分類標準。

修正后的ABC分類管理法應用到本研究中，步驟如下：

第一步，計算省域中各地級市旅游總收入。

第二步，按旅游總收入由大到小排序并列成表格。

第三步，計算每一地級市旅游總收入占該省旅游總收入的比率。

第四步，計算省域內地級市占比的累計比率。

第五步，分類。庫存管理中，常見的分類情況如下：累計比率在0%～60%之間的，為最重要的A類材料；累計比率在60%～85%之間的，為次重要的B類材料；累計比率在85%～100%之間的，為不重要的C類材料?；诼糜谓洕莫毎孕圆⒔Y合ABC分類管理法，將我國省域旅游經濟發展格局劃分為6種類型：

（1）一枝獨秀型：某一城市年度旅游收入占全省年度旅游總收入的30%以上，且其他城市的旅游經濟實力不能與之抗衡。

（2）準一枝獨秀型：某一城市年度旅游收入占全省年度旅游總收入的30%以上，但排名第二城市的旅游收入與之相比超過1/3。

（3）雙雄爭霸型：排名第一第二的城市旅游經濟實力接近，排名第三城市不能與之抗衡；且排名前兩名城市的旅游收入之和與該省旅游總收入之比接近40%或超過40%。

（4）三足鼎立型：排名前三城市的旅游經濟實力接近，排名第四城市不能與之抗衡；且排名前三的城市旅游收入之和與該省旅游總收入之比接近50%或超過50%。

（5）準三足鼎立型：排名前三的城市旅游收入之和與該省旅游總收入之比接近50%或超過50%，排名第四城市不能與之抗衡；但排名前三城市的旅游經濟實力差異顯著。

（6）群英薈萃型：占比排名靠前的城市中，不少于四個城市的旅游經濟實力接近。

（二）數據來源

主要旅游城市的數據來自《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其他城市的數據來自區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經整理而得。研究對象的確定，首先排除沒有轄縣的四大直轄市，且直轄市的許多區連成一片計量難度大；其次港澳臺情況特殊，旅游經濟統計獨立于大陸地區計算，予以排除；再次，行政區劃過少的省份，如海南（2個）予以排除；最后，地區缺乏旅游發展的統計數據，無奈放棄。本文最終選取全國25個省域作為研究對象。

三、省域旅游經濟格局類型劃分研究

（一）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均衡度分析

依據上文的公式用excel軟件計算25個省域的基尼系數，從小到大排序，并依據表1劃分的類型將25個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均衡情況分成5類：非常均衡、很均衡、一般均衡、不均衡和很不均衡。計算、排序和分類的結果見表2。

25個省域中，無一省域基尼系數小于0.2，現階段我國省域旅游經濟發展市際分布非常均衡的省份還未出現，區域旅游經濟發展差異較大。若以0.4作為警戒線，旅游經濟發展相對均衡的省域僅有8個，相對不均衡的省域高達17個； 17個旅游經濟發展相對不均衡的省域中，基尼系數大于0.5即旅游經濟發展很不均衡的地區有7個之多，部分城市旅游經濟發展的獨霸性強。

東部地區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6省份基尼系數的均值為0.389105，低于警戒值0.4，這與東部地區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有一定的關系；然而東部旅游經濟發展的翹楚――廣東省的基尼系數值大于0.5，旅游經濟發展很不均衡，市際差異顯著。

中部地區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6省份基尼系數的均值為0.416055，略高于警戒值0.4。其中河南和湖北兩省超過0.5，山西的基尼系數為0.214101。

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和遼寧基尼系數的均值為0.53016，區域內差異顯著，其中黑龍江和吉林兩省對地區差異的貢獻率高。

西部地區四川、廣西、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內蒙古、寧夏、新疆和青海基尼系數的均值為0.477145，接近0.5，區域內大多省域基尼系數超過0.4，這與西部地區經濟落后、旅游開發水平低下有一定關系。

綜上，我國多數省域的旅游經濟發展呈非均衡狀態，旅游經濟發展市際分布差異顯著，其發展集中于省內部分地區的現象普遍。

（二）省域旅游經濟格局類型研究

基于對旅游經濟獨霸性的認知，采用修正后的ABC分類法，將我國省旅游經濟發展格局劃分為六種類型，結果見表3。

一枝獨秀型的省份有湖北、四川、陜西、湖南、青海、黑龍江和新疆，省會武漢、成都、西安、長沙、西寧、哈爾濱和烏魯木齊占比分別為53.1%、32.1%、40.4%、31.4%、62.7%、56.1%和53.1%。其中，湖北、青海、黑龍江和新疆4省省會旅游總收入占到全省旅游總收入的一半以上，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可見一斑，省會城市旅游經濟發展的獨霸性強。

準一枝獨秀型的省份有貴州、甘肅和廣東。省會貴陽、蘭州和廣州占比分別為33.4%、31.6%和32.5%，旅游收入與首位城市相比超過1/3的城市分別是遵義（17.3%）、酒泉（14.6%）和深圳（14.3%）。相較一枝獨秀型的省份，準一枝獨秀型省份中單一城市的占比有所下降。

省域旅游經濟發展格局呈雙雄爭霸型的省域有廣西、河南、遼寧、寧夏和浙江。雙城南寧和桂林、鄭州和洛陽、沈陽和大連、吳忠和銀川、杭州和寧波旅游收入占比分別為41.3%、43.2%、37.9%、84%和40.7%，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集中于兩大城市，形成雙雄爭霸的態勢。

三足鼎立型的省份有江蘇和江西。蘇州、南京和無錫占全省旅游收入的56.2%，上饒、九江和南昌占全省旅游收入的48.8%，三大城市“三分天下”的省域旅游經濟格局已然形成。

準三足鼎立型的省份有吉林、云南和福建。昆明、麗江和大理占云南省旅游總收入的48.9%，長春、吉林和延邊占吉林省旅游總收入的81.5%，廈門、泉州和福州占福建省旅游總收入的62.6%。

群英薈萃型的省域有內蒙古、山東、河北、山西和安徽。5省中分別有6個、6個、7個、8個和5個城市的旅游收入占比超過8%，且城市間年度旅游收入比較接近，區域獨霸性不明顯。

四、基于旅游經濟獨霸性的省域旅游經濟格局的類型劃分綜合上述基尼系數的均衡度分析和ABC分類管理法的聚類分析，得到表4的結果。

省域旅游經濟發展非均衡且集中于省會城市的省份有湖北、青海、新疆、四川、陜西、貴州、甘肅、黑龍江、廣東，西部地區密度較大，與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低下、資源向省會城市傾斜有關。湖北、黑龍江和廣東3省省會城市旅游經濟發展極強的獨霸性需要進一步的深入探討。湖南旅游業發展相對均衡，但因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省會長沙因其固有的區位優勢在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中獨領。

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非均衡且集中于兩個城市的有河南和寧夏。鄭州和旅游城市洛陽獨霸性強，回族之鄉吳忠和省會銀川獨霸性強。省會城市因其得天獨厚的區位和經濟優勢在旅游經濟的發展中固然能搶得先機，但其他城市旅游資源稟賦的后發優勢也不容小覷。

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相對均衡且集中于兩大城市的省域有廣西、遼寧和浙江。其中，廣西旅游經濟發展集中于省會南寧和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省會沈陽和浪漫之都大連在遼寧省旅游經濟的發展中具有獨霸性，省會杭州和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寧波在浙江省旅游經濟的發展中交相輝映。

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非均衡且集中于三個城市的有吉林、江蘇和云南。吉林省三核是省會長春、優秀旅游城市吉林和朝鮮族聚集地延邊；江蘇省旅游經濟的發展集中于人間天堂蘇州、省會南京和太湖明珠無錫，其中蘇州以其旅游資源稟賦和濃郁的地方特色在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方面超越了省會南京；云南省的“昆大麗”即昆明、大理、麗江是我國經典旅游線路之一。

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相對均衡并以三核驅動的有江西和福建。江西省旅游資源最豐富的城市上饒、昌九一體化雙核之一的九江和省會南昌獨霸性強，福建旅游經濟的發展集中于鷺島廈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和省會福州。

綜上，中國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顯著，部分城市旅游經濟的獨霸性強。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相對均衡且不顯著集中于某個或某幾個城市的只有河北和山西兩??；旅游經濟發展不均衡且不顯著集中于某個或某幾個城市的有內蒙古、山東和安徽。除上述5省外，其他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格局無論是均衡型還是非均衡型，其旅游經濟發展均集中于某一個或某幾個主要城市，表現為單核模式、雙核模式或三核模式，旅游經濟發展的城市獨霸性強。

五、結論與討論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我國旅游經濟發展地區差異明顯， 25個省份或自治區中，發展相對均衡的僅有8個，多達7個省域旅游經濟發展呈極度不均衡狀態。

第二，我國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市際分布中，某個或某幾個城市的獨霸性強，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集中于省會城市（一枝獨秀型的旅游經濟發展格局），二是集中于省會城市和歷史悠久且資源稟賦的旅游城市（雙雄爭霸型的旅游經濟發展格局），三是集中于省會城市、旅游資源稟賦的城市和經濟發達城市（三足鼎立型的旅游經濟發展格局）。

第三，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省會城市因其得天獨厚的經濟、區位和政策優勢在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中獨領。非省會城市憑借其獨特的資源優勢和較好的區位經濟優勢在省域旅游經濟的發展中能與省會城市一較高下甚至超越省會城市。

因部分數據獲取的難度，本文僅選擇了25個省域的靜態數據進行分析，不能說明省域旅游經濟格局隨時間變化而演變的特征與規律。此外，后續研究應就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做量化分析，而非簡單的定性解釋，以判定影響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重要因素和一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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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保障制度；傳統文化；辯證關系

文化作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著不容小覷的影響，其更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個焦點，是各國都在爭相熱討的話題。我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在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豐富多樣的文化形式。各歷史時期的統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響，在建立某些制度時打下了傳統文化的烙印。其中，社會保障制度正是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下開始略見雛形。但是，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時在20世紀80年代左右從西方傳入到中國，我國古代的社會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義上的。在本文中，筆者也考慮了古代的社會保障思想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這種考慮，可以從文化的視角完整分析社會保障思想和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目前，國內學者對社會保障與傳統文化在理論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從經濟角度或者實用角度分析社會保障制度因傳統文化引起的在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某方面不完善的問題，如鄭秉文（2009）等學者在《中國與拉美社會保障比較：傳統文化與制度安排———提高覆蓋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較，更是在比較的基礎上從文化角度分析覆蓋率問題；另一方面是在從理論角度分析二者關系，并沒有明確表示傳統文化下社會保障的發展趨勢，如車程（2013）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運行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一文中分析了社會保障在傳統文化蘊涵中的發展以及存在問題；王文茹（2015）在《淺析我國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發展的影響》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類傳統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對社會保障產生與運行的影響。由于近幾年弘揚傳統文化的興起，傳統文化與社會保障之間的關系也引起了學術界的思考與探討，尤其是一部分學生也開始關注，并以此為方向完成學術論文，他們從分類角度單獨分析某種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的影響或是從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中某種社會保險的作用，這一類主要以學生論文居多，如劉麗（2009）在《儒家社會保障倫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會保障倫理的思想史。以上學者主要是多種傳統文化去分析，本文則是從儒家文化角度，歷史縱向發展分析傳統儒家文化與社會保障的關系，并分析在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下，社會保障的發展趨勢，具有一定的獨特性。為了更好地了解社會保障思想與傳統儒家文化思想之間的關系，我們有必要讓讀者清楚本文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傳統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會保障制度既包括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即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先生所講的“是國家或社會依法建立的、具有經濟福利性的、社會化的國民生活保障系統的統稱，包括法定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系統和非法定的各種補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義、共享原則，通過對社會財富分配的國家干預，實現保障民生與改善民生的發展目標”，也包括具有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特征的社會保障思想———社會救助思想、軍人優待思想等類似思想；傳統儒家文化則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為代表人，具有中國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統。

一、傳統儒家文化與社會保障思想形成與發展淵源

社會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國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奴隸社會，在這個階段影響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當時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會保障思想雛形?！靶⒌馈碧岢總€社會成員都應該尊老、愛老，讓每個老年人安享晚年，強調的是個人責任與社會責任；“仁政”強調的是政府的責任，統治者應該對其統治的社會成員施予仁政，用“仁愛”思想處以政事；“民本”則是在一個宏觀指導思想的基礎下進行“孝道”、“仁政”，強調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為重的社會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輔助作用。如道家的“無為而治”強調的是政府的責任。中國化的佛教思想構成我國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憐憫之情、慈悲情懷，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講究“普度眾生”“、慈悲文化”，這可延生擴展為政府應平等對待社會成員，講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樹立一種為他人著想的思想，對古代的慈善事業非常有幫助。正是在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社會保障思想也出現了獨特性，從無到有，從簡到繁；從最初毫無規章制度及毫無尊嚴的“施粥形式”，到后來初具國家意識的“開倉濟民”，這些全部屬于現代意義上社會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會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歷史的發展并沒有抹滅社會保障思想的發展，社會保障思想也逐漸成熟發展起來。從古展到建國以來，我們的社會保障思想并沒有太大變化，這和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儒家文化影響有關。20世紀80年代，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國，中國開始結合國際經驗重新整理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一時期綜合形成的社會保障制度借鑒了國際經驗，但更多的是與中國國情相融合。也可以講，此時的社會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與時俱進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國的傳統儒家文化思想。由此可見，無論是在最初萌芽階段，還是建立以及完善階段，我國傳統儒家文化思想對社會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種推動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斷完善，傳統儒家文化思想體系中都有社會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影響下的傳統儒家文化

社會保障制度與傳統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關系，除了傳統儒家文化在社會保障思想建立發展過程中的推動作用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也對傳統儒家文化有所影響。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據社會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無法撼動其主導地位，而且更是由于傳統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傳統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顯，更多的只是一種鞏固和加強作用，也可以簡單理解為早期的社會保障思想只是傳統儒家文化發展過程的副產品，對傳統儒家文化并沒有什么影響。社會保障制度在現階段的發展對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是最強烈的，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兩種：積極的推動作用和消極的抑制作用，這兩種作用也主要從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內容中體現，具體表現如下：1、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傳統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國自古以來形成的養老模式是以家庭養老模式占主導，體現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以及國際潮流的引入，發展形成了居家養老、社會養老、機構養老等多種形式的養老模式，家庭養老模式的功能不斷弱化，這種弱化的后果則是削弱了我國傳統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義”。在現階段，網絡上以及報道中不乏看到許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現象，甚至出現因贍養父母問題進而引發的“打官司”現象，這種現象并非只在城鎮中發生，就連受外來文化影響力較弱的農村也有所發生。這些現象的出現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社會保障形式發生變化，但從文化角度則可以看作是傳統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會成員思想中的作用遠不如從前，“傳統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這種后果進一步削弱了家庭養老的功能，進一步推動及催發政府及社會在社會保障制度中應該發揮作用。2、社會福利思想強化了傳統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會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會福利思想，社會福利思想是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保障制度傳入中國后不斷發展起來的。社會福利是國家向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質量的一種保障制度，這種制度從無到有的出現表明政府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更加以民為本，以社會成員的利益為基礎出發點。從簡單的教育福利到復雜的醫療福利，從兒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證明政府清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也在努力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這些做法向著“仁政”方向進一步靠攏，并不斷完善“民本”思想。3、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改變著傳統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國在古代就講究“德治”，并沒有像西方那樣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我國制定政策更多時候并沒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經驗以及社會發展需要的過程中，國家開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國這個充斥著多元文化的社會中，現階段法律應該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推動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的。

三、傳統儒家文化影響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方向

鄭功成指出：“通過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50多年發展歷程的簡要考察，可以發現，前30多年是典型的國家－單位保障制，近20年則是逐漸在向國家－社會保障制演變，目前正處于國家－社會保障制的建設與完善階段?！边@種完善階段也是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不斷發展。目前乃至將來，我國面臨著嚴峻的社會保障形勢：人口老齡化加速，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凸顯；城鄉之間差別性取消，社會保障制度的流動性問題亟待解決；社會成員權利意識的增強，社會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人口老齡化的加速發展，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的重要難題。人口老齡化意味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在當前乃至將來面臨著空前的養老壓力。這種養老壓力對當前的養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養老更為困難，單純的靠“4-2-1”式的家庭養老似乎難以解決這個重任。所以，國家也在不斷發展其他形式的養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支撐的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嚴格意義上的家庭養老與居家養老并不同，但是從目前發展趨勢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響下的家庭養老方式并不會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社會成員權利意識的增強強調的是社會保障制度在今后的發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權利意識的增強是一種主觀形態上的發展，這種主觀意識的增強相對應的是客觀存在的強化，客觀存在則是政府責任的存在。社會成員權利意識增強強調的是社會保障公平性，強化客觀存在則是政府認識自身責任，并不斷完善，這種責任是在國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種無法磨滅的自然責任。權利意識和國家責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會發展中會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進一步發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傳統文化中“眾生平等”原則。城鎮化的加快，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流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國部分地區已經實現省內流動，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實現省內流動和省際之間的流動。現在，社會發展迅速，人口流動性加強，社會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時代步伐，滿足社會大眾需求。其實，這與文化之間的融合相通。每個地方社會保障的具體實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過程中需要參考多方面因素，即調整過后的社會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種適合當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趨勢下，求得生存和發展，與時俱進。

四、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進措施

當然，在目前階段，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在執行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不好的地方：總體經濟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據不夠等，這些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有關。自古以來的小農經濟和自然經濟使我國經濟發展受到一定阻礙，再加上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快，社會保障的經濟發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的法律發展。而且，我國在處理社會保障產生問題的解決辦法多是從政策法規入手，很少關注文化層面。規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問題，還是要從思想源頭抓起，這樣才能治標治本。首先，我國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規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這樣才能使制度實行長久，執行順利，減少或規避漏洞，更加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國社會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在完善過程中結合了我國國情。但是，其在完善過程中應該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響。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的某些形式開始弱化，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們更加關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會保障過程中個人的責任，也意識到國家不可推卸的職責。我國需要擺正態度，正視自身職責，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響社會成員，使得社會成員在社會保障發展過程中樹立正確的思想觀，減少社會上出現的“不文明”養老現象，同時也為其他的社會保障經濟效果奠定思想基礎，從思想上達到統一。我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它不僅影響著歷代統治者的統治和管理，也指引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方向。無論是“孝道”、“仁愛”，還是“民本”思想，都在社會保障中得以彰顯。傳統儒家文化影響著社會保障思想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傳統儒家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二者在一種相關的關系下得以發展。我們在解決社會保障問題時，應該吸收傳統儒家文化的精華，并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堅持以人為本，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主要參考文獻：

［1］鄭秉文，J威廉姆森，E卡爾沃.中國與拉美社會保障比較：傳統文化與制度安排———提高覆蓋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2］車程.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運行與傳統文化的關系［J］.商界論壇，2013.3.

［3］王文茹.淺析我國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發展的影響［J］.人資社科，2015.2.

［4］劉麗.儒家社會保障倫理思想探究［D］.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06.3.

［5］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演進的歷史邏輯［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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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地的自然及人文環境不同，學術文化總是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征，各地區的文化發展不平衡，存在著顯著的發達與落后之別。宋代江西的書院空間分布由于社會經濟及自然因素的差異而存在地域差異性。傳統江西宋代書院的研究主要采用傳統的文獻方法，主要在抽象層面上提供證明或推測，缺乏統計上對應的可靠的數理統計及相關分析，導致結論可能正確，但論證過程缺乏說服力。利用GIS的空間插值方法進行人口和書院的插值分析，對比二者的空間分布的異同性，以分析社會經濟因素對書院建設的牽引力作用。通過GIS柵格運算獲取江西宋代新建書院所在地的高程作為自然因素的表征，分析其受自然因素的影響程度。

新建書院分布的人口牽引力分析

宋時期江西書院建設已經開始興盛于各州縣，依據魏嵩山對江西古代書院的統計數據總體數量達到133所，較唐代的6所書院有明顯增加。在空間上有較為明顯的分異性，主要分布在洪州、饒州、吉州、撫州和信州地區（見圖1）。唐代的6所書院中有3所位于贛北的江州地區，宋代新建書院的集中區位于古鄱陽湖的周邊平原地帶，中心區較唐代有明顯的南移傾向，從江州轉向洪州、吉州和饒州地區（見圖2）。這與唐安史之亂之后人口遷移導致的文化中心的南移相呼應。

宋代的人口格局顯示吉州及洪州是人口分布的中心區，尤其吉州地區的人口發展到44人/平方公里。與吉州和洪州相鄰的撫州人口密度也較高，達到40人/平方公里。宋代江州的人口密度相對其他各州較小,只有東部小部分地區超過10人/平方公里，其書院建設也不如其在唐代的表現突出，整個宋時期只有周敦頤所建的濂溪書院。李才棟認為未見江州有始建南宋之書院并不說明江州無書院或書院不發達，江州德化縣景星、濂溪二書院始終弦歌不絕，而且更多的學徒則赴近處白鹿洞書院肄業。吉州和洪州、撫州等區域同時存在人口和書院的集中區以及江州人口和書院的稀疏分布說明宋代書院與人口的密切聯系。人口增加對文教的需求增加是一方面的原因之外，人口增加帶來的經濟發展為書院的建設提供了經濟基礎。

東部的饒州和信州兩州的人口密度達25～7人/平方公里，相對于吉州和洪州其在人口密度不是很大的情況下書院建設較為突出。主要歸結為該區是宋學傳播的主要陣地，朱熹、陸九淵、李侗、呂祖謙等理學家在饒州、信州及閩北等地頻繁活動以傳播各自的理學思想推動了這些地區書院的發展。因為理學教育所倡之“為己之學”在官學系統之外的書院中找到了共鳴，這些名師或創建書院以聚徒講學，或講學于各地書院，成為饒州和信州成為宋代書院發展重地的重要原因之一。（見圖1、圖2）

位于贛鄱地區南部的虔州則未有饒、信二州的機遇，由于贛南主要為山地和丘陵地帶，由于生產力的限制對山地地區的開發程度不高，從人口密度看其經濟發展程度相對基本齊平饒州和信州，但是書院建設則遠遜色于饒、信兩州，廣闊的虔州地區只有北部邊界處零星分布有興建的書院，如濂溪、梅仁、安湖等書院。

人口的多少是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唐安史之亂和宋代靖康之變導致的兩次人口的南遷使得宋代江西各地的人口大大增加是江西各區域發展的保障。書院整體的分布的南移可看作是古代漢民族人口、經濟、文化中心等南移的一個反應。從江西宋代人口和書院建設的空間格局看，人口聚集的區域書院建設較多，人口稀疏則書院發展落后，宋代贛鄱地區的書院分布的集中區域與人口密度的大小存在的一致性說明書院文化的發展受人口和特殊人口如理學家活動等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較大。

新建書院選址的自然牽引力分析

利用GIS的柵格運算獲取的唐代至清代新建書院選址的高程表，導出后統計各朝代在各段高程值中的書院數量、比例及總平均高程（見表1）。宋代新建書院的總平均高程為129米，明顯高于唐代和元、明兩代，以200米作為平原和山地丘陵的分界線，唐代至清代新建書院選址于山地的比列依次是：0，16.5%，8.2%，8.1%，31.1%，宋代是唐至明代書院建于山林比例最高的一個朝代，唐代的書院均選在地勢較低的地區建造，宋代有22所書院建置于200米以上的丘陵和山地地區。一方面宋代新設軍縣多置于河谷，要津等，土地開發由盆地、平原向山區漸次擴展,由于北宋時期人口密集的江西、福建的平原、河谷和丘陵開墾已盡，人口壓力的加劇促使對山區的開發,如人口齊平饒州和信州的贛南虔州，位于其北部邊界靠近吉州、建昌軍的地帶所新建的書院大部分位于山林地區；另一方面書院選址頗受到佛、道寺觀選址的啟示和影響。佛家重視禪定，往往選擇山林名勝之地建精舍以作修禪講佛的處所。道教重視清虛幻靜，也多擇山林幽靜之處建宮觀以求仙境。書院提倡“潛思進學”、“存心養性”，山林幽靜之地，名勝風雅之區是最佳選擇，所以在宋代著名書院多建于名山勝地。書院建于山林的比例由宋代到元代有一個較大減小，書院不再倚靠山林，出山林坐于市是元代書院官學化不斷深入的一個重要體現。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平原地區人口增加的壓力，人口由平原向山地地區的遷移使山地地區經濟的發展得到改善，從而推進“鄉黨之學”的書院建設在山地的展開。而且由于宋學家發展書院教育過程中受到佛道教育的影響而選擇在山林幽靜之地，名勝風雅之區建設書院以營造供士子專心求學的環境和氛圍，而不似元明時期書院多選在喧囂的人口聚集的平原地帶，是宋學反對科舉抵抗了官學化深入的結果。

結論與討論

人口作為古代農業經濟重要的勞動力來源，在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人是文化的載體，人口遷移的過程，也是區域人文現象擴散的過程。所以書院文化的區域差異與人口的地域分異性存在必然聯系。北宋書院與經濟的關系趨于緊密，至南宋尤甚。宋代江西的書院建設與人口的分布存在較高的一致性。南宋書院的發展與理學及理學家的關系極大，如饒州、信州地區的書院建設受到朱熹、陸九淵等著名理學大師的影響。經濟較為落后的南部山地地區有零散的建于山林地帶的書院。山區的開發對文化事業發展的需求以及南宋理學振興過程中融合吸收佛道教育是書院有建設于山林勝地的選址傾向。即宋代書院的建設在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下，還受到來自自然環境的牽引力作用。

宋代江西書院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其傳播受到人口、理學家等地域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深重，但是古代生產力的相對落后制約了對自然的改造程度，“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模式中自然要素的存在成為分析文化發展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宋代江西山川的分布對文化的形成與傳播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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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人類的各種閑暇需求隨著閑暇時間的增多而日益顯現，并且會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閑暇時間是閑暇需求實現的基礎條件，可以被看作為一種經濟資源來開發利用。文章就如何有效實現人類的閑暇需求，充分利用閑暇時間的經濟價值這一問題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一、當前人類的閑暇時間越來越充分

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人類逐漸擺脫了被生活所奴役的狀態，開始享受越來越多的閑暇與自由。新的技術和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可以允許現代的人類把生命中50%的時間用于休閑。

我國居民的閑暇時間也正在日益增多。我國居民可自由支配時間的增多，有3次十分鮮明的轉折。第一次轉折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職工每日8小時以外的時間，每周的休息日和節假日開始不再為政治活動所占用；第二次轉折是自1995年5月起，我國與世界發達國家周40小時工作制接軌，開始在全國職工中實行周5日工作制；第三次轉折是1999年9月，國家出臺了《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規定除“元旦”依舊放假1天外，“五一”、“十一”都和“春節”一樣放假3天。而且若應該放假的年節及紀念日恰逢周末周日，則須用其他相鄰工作日補假。允許根據以上辦法而合成的3個各包含5天的集中假期和另一個周末周日的兩天休息日相連，從而形成3個各有一周時間的集中假日。

目前，我國工薪階層年閑暇時間為125天，教師和學生為168天。一個更加值得重視的現象是帶薪休假政策的出臺，帶薪休假將使職工的閑暇時間增加近25%。

我國農村居民也擁有較多的閑暇時間，且其閑暇時間有日益增多的趨勢。農業耕作有農忙和農閑時間，在農閑時，有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也有一部分人在家中享受閑暇。現代化建設使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從而也造就了越來越多的“閑人”；眼下實行的退耕還林，也使得一部分居民變得越來越悠閑；農業現代化建設也把許多農業人口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使其擁有了越來越多的閑暇時間。

二、充裕的閑暇時間產生了人類旺盛的休閑需求

當一個人的休閑時間超過他的工作時間時，物質需求不再是主導需要，取而代之的是精神（情感）需要，而精神（情感）需求是閑暇需求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當人類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精神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在古代，人類艱難地覓食或生產食物，與大自然進行艱苦的斗爭，人類的主要需求停留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層面，享有閑暇和更高層次需求的只是少數人?，F在，人類基本上不用擔心衣食住行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了，同時人類也擁有了越來越多的閑暇時間，這就使得潛藏在人類心靈深處的各種閑暇需求得以釋放。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現實的欲望和需求，只占總體欲望和需求的5%，就如同海洋中的冰山只露出了一角。就像冰山的3/4沉浸在海水之中而不被人們所見一樣，人類95%的欲望和需求由于受到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而沉淀在需求意識的底層，甚至潛意識當中。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閑暇時間的增多，人類越來越具備把自己的各種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的能力，在這些潛在需求中，閑暇需求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一旦人們有了充分的閑暇時間，就有了各種各樣的閑暇需求，這些閑暇需求有高層次的，也有低層次的；有需要支付費用的，也有不需要付出費用的；有健康的，也有非健康的。這些休閑需求有可能是陶冶情操，也有可能是獲取新知；有可能是激勵性情，也有可能是探奇尋秘。賞風花雪月、覽人工勝跡、觀滄海變幻、游名山大川、發思古幽情，屬于人類的閑暇需求；康體健身、娛樂戲耍、體育探險、感受親情、朝覲攬勝、回歸自然、體驗新奇等，也屬于人類的閑暇需求。

閑暇需求跟衣食住行等需求的一個顯著差異就是其個性化比較突出。不同的個體，由于其性別、民族、職業、經濟水平、受教育程度、價值取向、興趣愛好、、年齡大小、風俗習慣、性格特點等方面的不同，而表現出各自不同的閑暇需求。因此，人類的閑暇需求跟傳統的衣食住行需求相比，種類更加繁多、個性更加突出，這將使得人類旺盛的閑暇需求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狀態。

三、閑暇時間是一種可供開發的經濟資源

當人的需求得到供給方滿足的時候便產生了一對經濟關系，即供需關系。在古代，大多數經濟關系反映的是人類對實物的需求和供給。社會發展到今天，對服務等各種非實物需求已成為人類需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的發展也使得人類的這些需求可以得到滿足，而且經濟越發達，以服務為核心的各種非實物需求和供給關系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比例會越來越大。西方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就證實了這一點。

在古代，休閑享受只是少部分人的特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人民群眾普遍為生活所累而缺乏閑暇時間和閑暇需求。在今天的人類文明背景下，休閑已成為廣大普通老百姓的權利，一個大眾化的休閑時代正在到來。充裕的閑暇時間和寬裕的經濟條件使人類的閑暇需求越來越旺盛。當休閑還只是少數人的權利的時候，微乎其微的人類閑暇需求還不足以引致出一個龐大的休閑產業。然而，在當今條件下，旺盛的大眾休閑需求正在誘發一個規模龐大的休閑產業，從而使休閑經濟成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未來學家托夫勒1970年在《未來的沖擊》一書中寫道：“服務業最終還是會超過制造業的，體驗生產又會超過服務業。”《體驗經濟》的作者約瑟夫·派恩二世和詹姆斯·吉爾摩1998年在《哈佛商業評論》中指出了“體驗式經濟時代的來臨?！?托夫勒、約瑟夫·派恩、詹姆斯·吉爾摩所指的體驗式經濟其實就是指休閑經濟。

人類的各種潛在的休閑需求是巨大的。隨著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提高，人類的這種休閑需求會在人的整個需求中占越來越大的比重，而且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已經或正在為人類的這些需求的滿足創造條件，人類已具備把自身的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的能力，而人類的需求一旦由潛在轉化為現實，就會形成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人類巨大而且豐富多樣的閑暇需求以及對這種需求的供給將會形成規模龐大且豐富多樣的經濟供求關系，成為人類社會經濟總量繼續增長的源泉，而不斷出現的人類的各種新的閑暇需求和供給也將會成為人類社會經濟的新的增長點。

在人類的閑暇需求和閑暇供給這對經濟關系的實現過程中，閑暇時間至關重要。閑暇時間是人類產生閑暇需求的基礎，如果沒有閑暇時間的存在，也就不會有人類的閑暇需求。閑暇時間誘發了人類的閑暇需求，閑暇需求又導致了閑暇經濟的形成，因此，可以把閑暇時間看成是一種經濟資源。巴黎是一個比較休閑的城市，居民的閑暇時間比較多。有人做過統計，巴黎街頭人的步行速度只有每分鐘40步，而像我國上海這樣繁忙的城市，人的步行速度為每分鐘100步左右。充裕的閑暇時間使巴黎的咖啡館等閑暇產業異?；钴S，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盡管人們可以利用多出的閑暇時間去從事別的事情，從而創造經濟價值，但休閑本身也是可以產生經濟效益的。哪一種取舍更加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有待于進一步探究，但這至少說明閑暇時間其本身是一種可供開發的經濟資源。

像其他社會經濟資源一樣，作為一種可供開發的經濟資源，閑暇時間所蘊涵的經濟價值需要人們去開發。在開發過程中要對人類當前擁有多少閑暇時間，在這些閑暇時間中人們可以產生多少閑暇需求，這些閑暇需求有多少具有經濟開發價值……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進行認真探討。另外，如何有效地引導人們合理地利用自己的閑暇時間，誘導

人們積極健康的閑暇需求，促進閑暇時間經濟價值的實現，這也是需要深入探究的。

四、有效發展閑暇經濟的一些對策建議

1、政府應該在宏觀層面上用貨幣媒介來嫁接人類的閑暇需求和供給

閑暇消費不同于傳統的實物消費，實物消費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有實物做媒介將二者聯系了起來，也就是說實物消費的生產者和需求者之間的媒介是現實的、確定的，后來為了流通的方便便產生了貨幣這種萬能的媒介形式。而閑暇消費的生產者和需求者之間缺少現實的、確定的媒介體。社會發展到今天，萬能的貨幣可以作為一切供需關系之間的媒介，盡管閑暇消費的供需雙方之間實體媒介模糊，但萬能的貨幣將會把閑暇消費的供需雙方嫁接到一起。閑暇需求屬于一種新型的需求，閑暇經濟是一種新型的經濟形態，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未來產業，更多的閑暇供求關系需要用額外的貨幣來溝通和連接，從而使以貨幣衡量的社會財富和福利的總額中包括閑暇供求所創造的價值。

社會的其他諸多供求關系都已為貨幣所體現，如我國工薪階層的工資結構中就有所謂的米袋子、菜籃子、醫療費、住房補貼費、教育費、煤氣費、交通費、午餐費等等。隨著人類閑暇需求的膨脹、閑暇經濟規模的增長，閑暇消費的供需關系必將以貨幣來體現。因此，有必要在工資結構中再增加一項專門的貨幣費用——休閑支出費用。這樣政府可以從宏觀層面上以貨幣為媒介有效地把人類的閑暇需求與閑暇供給嫁接起來，可以促進人類的閑暇需求向現實經濟增長動力的轉化，可以促進閑暇時間向經濟資源的轉化，可以促進閑暇時間的經濟價值得到有效的開發利用，可以實現社會總福利的增加。

2、徹底有效地推行帶薪休假制度

在傳統的經濟增長潛力已越來越小的情況下，政府有必要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途徑，閑暇經濟就是一種新的經濟增長形式，這其實已經為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所認可，近些年各國對旅游經濟的重視就證實了這一點。當前我國也把開發閑暇經濟放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有些省市把旅游業作為自己的支柱產業或先導產業。我國近些年多次改革居民的休假制度，延長居民的閑暇時間，反映出我國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與時俱進，這些政策客觀上對我國閑暇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特別是上世紀末實行的黃金周制度，促進了我國旅游業的井噴式發展。

然而，我國居民的閑暇時間跟國外居民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我國的帶薪休假制度在全國范圍內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實行。由于閑暇需求對于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帶薪假期將會成為必要。帶薪假期將增加居民的閑暇時間，而正如上文所述，閑暇時間在閑暇經濟時代是一種可供開發利用的經濟資源，增加居民的閑暇時間其實也就等于增加了新的經濟發展機遇。鑒于此，國家有必要出臺硬性的措施，確保帶薪休假制度的實行。

3、出臺專門針對鄉村居民的休閑發展計劃

我國的國情有別于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我國的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在今后的社會經濟發展中，更廣泛的社會需求將來自于農村人口，因此，在利用閑暇時間、發展閑暇經濟的過程中，絕不能忽視廣大農村人口需求這一巨大的經濟發展推動力。然而，我國的農村人口具有特殊性，大部分農村人口沒有城市居民那樣充足的閑暇時間和金錢，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樣瀟灑地進行閑暇消費。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村居民就沒有可供開發利用的閑暇時間，事實上農村居民在無聊中度過的閑暇時間比城市居民可能還要多，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需要針對農村居民的特殊情況，制定有針對性的鄉村居民休閑發展計劃，如舉辦集廟會、集貿、文藝演出于一體的鄉村集會，舉辦鄉村文藝活動等。也可以由國家籌集鄉村休閑業發展專項基金，采用公私集資的形式，由政府出面組織鄉村居民出游、外出觀摩學習、保健養生等。只要能促進鄉村休閑業的發展，各種形式都可以嘗試采用。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