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社會責任觀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企業的社會責任觀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有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觀才會有可持續和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企業社會責任觀直接決定著一個企業開展社會責任管理、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和方式。國家電網公司始終將探索、宣貫、檢驗和完善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觀，作為公司全面社會責任管理的首要問題和科學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前提和保障。

1 國家電網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定義

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外來詞匯，是英文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中文直譯，與中文語境下的直觀理解有較大的區別。在中文語境下，企業社會責任一般理解為企業的社會責任，重點是強調企業要承擔哪些社會責任。而在實踐中，企業社會責任更多的是強調企業行為的性質，即什么樣的企業行為是對社會負責任的企業行為。國際上的企業社會責任定義多達上百種，強調的重點各不相同。但是，隨著社會責任國際標準ISO 26000在2010年11月1日的全球，國際上對社會責任的理解已經漸趨一致。

國家電網公司綜合自身的多年研究成果和ISO 26000的社會責任定義，提出了實踐層面的企業社會責任定義。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通過透明和道德的行為，有效管理自身決策和活動對利益相關方，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最大化的意愿，行為和績效。它是企業為其決策和活動對利益相關方、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而承擔的責任；是企業在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商業道德的基礎上，自愿追求為可持續發展做出最大的貢獻；是企業自愿始終保證自身行為的透明和道德。其中，企業行為的透明是指企業保證其影響社會、經濟和環境的決策和活動的公開性以及以清晰、準確、及時、誠實和完整的方式進行溝通的意愿；企業行為的道德是指企業推進可持續發展、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綜合價值最大化的意愿、行為和績效。

2 國家電網公司對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觀的探索

國家電網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無論是目前，還是在未來，這一過程都將持續進行。這里對公司探索科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觀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作一介紹，核心內容如下圖所示：

（1）國家電網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理解

國家電網公司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通過透明和道德的行為，有效管理自身決策和活動對利益相關方、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綜合價值最大化的意愿，行為和績效。這一定義強調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三方面內涵：

第一，以綜合價值創造結果和透明度作為判斷企業社會責任的科學標準。企業社會責任，簡言之，就是對社會負責任的企業行為。按照社會責任國際標準ISO 26000的觀點，對社會負責任的核心是保證企業行為的透明和道德。因此，判斷企業行為是否對社會負責任，除了考慮道德動機和履責意愿，還必須堅持兩個基本標準：一是要看績效結果，即企業行為能否促進社會資源的更優配置，最大限度地為社會創造綜合價值；二是要看透明度，即企業行為能否保證必要的透明度。

第二，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完整邏輯，實現企業社會責任意愿、行為和繢效的統一。社會責任國際標準ISO26000認為，“社會責任的基本特征是組織將社會和環境考慮融入其決策并為其決策和活動對社會和環境造成的影Ⅱ向承擔責任的意愿”。衡量對社會負責任的企業行為的唯一標準就是對“可持續發展”貢獻的最大化?？沙掷m發展的涵義是“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翱沙掷m發展事關高品質生活、健康、繁榮和社會正義的協調及維護地球支撐生物多樣性的能力。這些社會、經濟和環境目標是相互依存和相輔相成的。它從整體上表達了社會的廣泛期望?！眹译娋W公司認為，對社會負責任的企業行為，源于使命、成干機制，始于戰略、成于管理，本于制度、成于文化，并最終體現為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綜合價值最大化的績效結果。

第三，企業社會責任必須從管理入手，核心是有效管理好企業決策和活動對利益相關方，社會和環境的影響。ISO 26000認為，“影響”是指“組織決策和活動所引致的社會，經濟或環境的積極或消極變化”，包括社會影響、經濟影響、環境影響；積極影響（引致的社會、經濟、環境的積極變化）、消極影響（引致的社會、經濟、環境的消極變化）；直接影響、間接影響（如價值鏈的影響）等。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管理實踐，旨在通過有效的社會責任管理，最大限度地增加企業決策和活動對利益相關方、社會和環境的積極影響，最大限度地減少消極影響。

（2）國家電網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內容的理解

篇(2)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 可持續發展 社會責任會計

一、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有效途徑

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對于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又特別強調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梢哉f，科學發展觀的確立，實際就是為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研究的目標就是如何更好地維護人類可持續發展，通過計算和記錄企業社會成本和社會效益，真實地反映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和損害，向政府及公眾提供企業對社會的不良影響，其實質是以科學發展觀為前提，把企業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為社會責任，著重解決提供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信息。其核算內容包括：企業收益貢獻、人力資源貢獻、對所在地區貢獻、改善生態環境貢獻、反映提品和維修服務的貢獻。

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核算，為全社會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提供了信息保證。大力推廣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就是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和必然。

可以說，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堅持科學發展觀、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的有效途徑。要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就必須真正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重要作用，以法制的力量來推進企業實施。

二、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我國企業現有會計報表體系對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反映不足，幾乎沒有一家上市公司在年報中比較全面地披露有關社會責任信息?；敬_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披露體系的企業，從其所提供的企業社會責任會計資料看，普遍表現為信息披露的模式單一，披露的內容不夠充分。大部分企業都通過會計報表附注披露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沒有通過具體的會計方法披露量化的會計信息。另外，我國現有的企業會計準則、會計報表體系也缺少社會責任會計科目。目前，企業交納的排污費、環境綠化保護費這些能夠具體體現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直接計入管理費用，公益福利及公益捐贈支出直接計入營業外支出項目。直接結果就是相關信息無法在會計報表中體現出來，不利于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不利于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實施的監督，更不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建立。

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在我國的發展，關系到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落實。在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核算中，包括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兩個方面，而這兩個方面在傳統的會計核算中基本沒有體現。社會效益主要包括質量效益、環境效益、充分就業效益、社會保險及教育效益、外援效益及其他效益；而社會成本則主要包括社會物耗成本、社會人工成本、土地使用成本、資源耗損成本、資源使用成本、環境污染成本、社會管理費用、工傷及職業病成本和其他社會成本。這些內容基本能夠覆蓋可持續發展的各個方面。

三、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具體核算指標

（一）企業經濟責任

1.企業對投資者經濟責任的指標，包括總資產利潤率、凈資產利潤率、資本收益率、資本保值增值率、每股股利、股利支付率等。

2.企業對債權人經濟責任的指標，包括流動比率、速動比率、資產負債率、利息保障倍數、總資產報酬率等。

3.企業對政府的經濟責任的指標，包括銷售利稅率、資產納稅率、社會貢獻率和社會積累率等。

4.企業經營者的經濟責任指標，包括資本增值額、投資報酬率、銷售利潤率等。

（二）企業法律責任

1.小時工資率，反映企業是否執行企業所在地政府的最低工資標準法律規定。公式為：小時工資率=某職工月工資額÷該職工月工作小時數。在實務中，為減少計算的工作量，只需計算企業工資較低的職工小時工資率即可。有些企業實行計件工資，職工月工資額為該職工月內工作時間得到的計件工資總額。

2.工資支付率，反映企業對國家相關勞動法規的遵守情況。公式為：工資支付率=已付工資總額÷應付工資總額。

3.法定福利支付率，是指按相關法律政策規定職工享有的醫療衛生、困難補助等福利。公式是：法定福利支付率=企業已支付的法定福利÷職工工資總額。

4.社保提取率，反映企業對國家相關社會保障法律法規的執行情況。公式是：社保提取率=企業已提取的社會保障基金÷按相關法律規定應提取的社?；稹?/p>

5.社保支付率，反映企業是否有擠占挪用社?；鸬倪`法行為。公式為：社保支付率=已付社?；稹聭渡绫；稹Ｔ撝笜酥翟酱笤胶?。

6.資產納稅率，反映企業對國家相關稅收法律法規的遵守情況。公式為：資產納稅率=企業納稅總額÷平均資產總額。

7.稅款上繳率，分析企業是否有擠占挪用國家稅款的違法行為。公式為：稅款上繳率=已交納稅款÷應繳納稅款。

（三）企業生態責任

1.單位收入材料消耗量，反映企業生產對材料的消耗強度。公式為：單位收入材料消耗量=主要材料消耗量÷主營業務收入。

2.單位收入不可再生資源消耗量，反映企業生產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強度。公式為：單位收入不可再生資源消耗量=不可再生資源消耗量÷主營業務收入。

3.材料用廢率，反映企業對資源的珍惜和節約程度。公式為：材料用廢率=可循環使用的廢舊資源加工的材料÷材料消耗總額×100%。

4.單位收入耗能量，反映企業生產對能源的消耗強度。公式為：單位收入耗能量=企業能源消耗量÷營業收入。

5.單位收入耗水量，反映企業生產對水資源的消耗強度。公式為：單位收入耗水量=水資源消耗量÷營業收入。

6.單位收入排廢量，為企業未達標“三廢”排放量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值，反映企業對人類生存環境所承擔的生態責任。公式為：單位收入排廢量=企業未達標“三廢”排放量÷主營業務收入。

7.環保投資率，反映企業對人類生存環境的責任感。公式為：環保投資率=環保設備凈值÷固定資產凈值×100％。

8.單位收入研發費，反映企業對人類社會技術進步的責任。公式為：單位收入研發費=年研發費÷營業收入。單位收入研發費越多，企業的開發力度越大，為人類進步承擔的社會責任越多；反之，越少。值得注意的是年研發費的確定，包括計入管理費用的研發費和計入無形資產成本的研發費。

（四）企業倫理責任

1.員工人均年教育經費，反映企業對員工素質的提升和未來發展所承擔的社會倫理責任。公式為：員工人均年教育經費=職工教育經費總額÷職工人數。

2.單位員工利潤，反映企業員工的工作效率。公式為：單位員工利潤=利潤總額÷職工人數。該指標值在不同的行業差別較大，其評價標準為所在行業的平均單位員工利潤。

3.單位員工利潤增長率，反映企業員工生產效率的提高程度。公式為：單位員工利潤增長率=本年度單位員工利潤增長額÷上年度單位員工利潤額×100%。

4.員工工資增長率，反映企業員工對企業增長的利潤的分享程度。公式為：員工工資增長率=本年度員工工資增長額÷上年度員工工資額×100%。該指標值以高出行業平均水平和物價上漲率為好，同時與單位員工利潤增長率進行比較，看兩者的增長幅度是否一致。

5.就業貢獻率，衡量企業運用全部凈資產為社會公眾提供就業的能力。公式為：就業貢獻率=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平均凈資產×100%。

6.捐贈收入比率。公式為：捐贈收入比率=慈善與公益捐款÷企業收入總額×100%。指標越大越好。

（五）企業其他社會責任

1.職工勞動生產率，為企業收入總額與職工總人數的比值，間接反映企業對勞動者素質提高的社會責任。該指標值越大，表明企業有效利用了勞動力資源，對勞動者素質進行了合理的提高，反之亦然。

2.社會貢獻率，用于評價企業運用全部資產為國家或社會創造或支付價值的能力。公式為：社會貢獻率=企業社會貢獻總額÷企業平均資產總額×100％。其中企業社會貢獻總額包括：工資（含獎金、津貼等工資性收入）、勞保退休統籌及其他社會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凈額，繳納的稅金、凈利潤和捐贈支出等。

3.社會積累率，用于衡量企業社會貢獻總額中多少用于上繳國家財政和支持社會公益事業，從而直接或間接反映企業的社會責任。公式為：社會積累率=上繳國家財政總額與公益性捐贈支出的和÷企業社會貢獻總額×100％。其中上繳國家財政總額包括應交增值稅、應交產品銷售稅金及附加、應交所得稅、其他稅費等。

（六）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利潤

1.經濟盈余，是指企業一般意義的經營盈余，企業營業收入減去營業支出和費用之后的剩余。

2.扣除對職工的社會責任后盈余，是在經濟盈余基礎上扣除支付給公司職工工資、福利和教育、保險等支出后的剩余。

3.扣除對社會成員責任后盈余，則是在扣除對職工社會責任后盈余基礎上再扣除企業為社會大眾所支付的捐獻、贊助等。

4.扣除環保責任后盈余，則是在扣除上述兩項對人的責任后，再扣除企業為環保事業所支付的支出以及企業對環保狀況破壞產生的社會責任之后的剩余。

主要參考文獻：

[1]陳宏輝，賈生華.企業社會責任觀的演進與發展：基于綜合性社會契約的理解.中國工業經濟，2003年第12期.

[2][美]阿奇.B.卡羅爾，安.K.巴克霍爾茨著.黃煜平，朱中彬，徐小娟，何輝，李春玲譯.企業與社會倫理與利益相關者管理.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

[3]喻昊.我國企業推行社會責任會計的現實意義.當代經濟，2006年第2期.

篇(3)

為了直觀地反映出100強企業的社會責任管理現狀和信息披露水平，課題組根據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階段特征，采用專家評價法，將企業分為五類：卓越者、領先者、追趕者、起步者和旁觀者（參見表5）。

卓越者與領先者（32家）

中國100強系列企業中，有3家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超過80分，處于卓越者階段；29家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在60—80分之間，處于領先者水平。卓越者和領先者共32家。這些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較為全面，積極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且大部分企業著手構建社會責任管理體系，積極推進社會責任工作。

企業性質分析

（一）國有企業數量最多，外資企業僅有3家

在32家卓越者和領先者企業中，國有企業最多，有24家；民營企業次之，有5家；外資企業數量最少，有3家。

（二）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平均得分超過70分，外資企業得分最低

國有企業卓越者和領先者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平均得分最高，為71.5分；民營企業卓越者和領先者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平均得分居于其次，為68.3分；外資企業卓越者和領先者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平均得分最低，為64.3分。

社會責任指數得分相對較高，環境責任得分最低

在卓越者和領先者企業各責任板塊得分中，社會責任相對較好，得分為67.5分。其次為責任管理和市場責任，得分依次為65.2分和64.8分。環境責任相對較弱，得分為62.4分，在卓越者和領先者企業各板塊中得分最低。

追趕者（42家）

中國100強系列企業中，有42家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在40—60分之間，處于追趕者階段。這些企業較為積極地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但披露信息的全面性和實質性有所欠缺，在推進社會責任工作、構建社會責任管理體系方面也有待加強。

企業性質分析

（一）超過七成企業為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又有3家

在42家追趕者企業中，有30家為國有企業，占追趕者企業總數的71.4％。另外，民營企業有9家處于追趕者階段，外資企業有3家處于追趕者階段。

（二）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平均得分最高，外資企業得分最低

42家追趕者企業中，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平均得分最高，為50.7分；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得分相對較低，分別為48.0分和47.3分。

各社會責任板塊中，社會責任最好，責任管理相對較弱

追趕者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平均得分為49.9分。在社會責任各板塊中，追趕者社會責任指數最好，得分為52-8分；環境責任和市場責任依次為48.1分和47.8分；責任管理指數相對較弱，在四大板塊中得分最低，為43.0分。

起步者（41家）

中國100強系列企業中，有41家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在20—40分之間，處于起步者水平。這些企業開始披露企業社會責任相關信息，但披露信息的完整性不足，在推進社會責任工作、構建社會責任管理體系方面也剛剛起步。

企業性質分析

（一）國有企業最多，民營企業最少

41家起步者企業中，國有企業數量最多，有19家；其次為外資企業，有15家；民營企業數量最少，有7家。

（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得分相差無幾，外資企業得分最低

41家起步者企業中，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相對較高，為31.8分；民營企業稍低于國有企業，得分為30.1分；外資企業得分最低，為27.1分。

各責任板塊得分較為均衡，環境責任得分最高

追趕者企業各責任板塊得分較為均衡，相對較高的環境責任與相對較差的責任管理指數相差3.3分。社會責任和市場責任居中，得分依次為28.2分和27.0分。

旁觀者（185家）

在中國100強系列企業中，185家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在20分以下，處于旁觀者水平。這些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十分缺乏，在推進社會責任工作、構建社會責任管理體系方面還未起步。

企業性質分析

（一）外資企業、民營企業最多，國有企業最少

在185家旁觀者企業中，外資和民營企業均有79家，占旁觀者總數的比例最大，而國有企業僅有27家。

（二）國有企業得分相對較高，民營企業得分最低

185家旁觀者企業中，國有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得分相對較高，平均得分為9.3分，外資企業、民營企業依次降低，分別為7.3分和6.8分。

篇(4)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財務績效；美鋁公司

一、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

企業的社會責任，不同的企業根據其行業特性和不同的企業文化對企業責任給出了不同的定義。世界銀行對企業

社會責任給出了如下定義：“企業與關鍵利益相關方的關系價值觀，遵守法紀以及尊重人、社會和環境的有關的政策和實踐的結合，是企業為改善利益相關方的生活質量而貢獻于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承諾?！眹译娋W公司的定義是“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簡稱，只企業為實現自身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遵守法律法規、社會規范和商業道德，有效管理企業運營對利益相關方和自然環境的影響，追求經濟、社會、環境的綜合價值最大化的行為?！本C合國內外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所下的定義，基本可分為兩類：一種是狹義的社會責任，即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專指經濟和法律責任以外的道德的社會責任；另一種則是廣義的社會責任，即將經濟與法律責任納入企業社會責任的范疇，視為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

二、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相關文獻綜述

國內外很多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關系進行過研究，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觀點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財務績效、非財務績效）起作用；第二種觀點認為是企業績效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起作用；第三種觀點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績效相互影響，由于他們之間關系密切，很難確定哪一個因素影響大。

我們在這里僅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

（一）企業社會責任作用于企業財務績效相關觀點。

關于企業社會績效和企業財務績效的研究，主要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有兩種相互沖突的觀點。一種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正向決定企業財務績效，另一種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反向決定企業財務績效或者沒有影響。

第一，企業社會責任正向決定企業財務績效。

在任何時期，都存在相互沖突的兩種觀點。雖然這些研究使用的社會責任評價標準和樣本選擇都存在差異，但是總的來看，認為兩者之間存在積極關系的文章還是占多數。如：Frooman（1997）用次級資料結合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了27 篇分析股市對企業不負社會責任和非法行為的反應的實證文章，認為股市對那些不負社會責任和違法的企業持否定態度，證明了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與企業財務績效有正向關系。他們用財富名譽調查排行作為對企業社會責任水平的評價并依次作為回歸方程中的因變量，用企業的銷售利潤、規模、以有毒廢棄物排放報告為基礎的環境績效作為自變量，最后發現，企業的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有著積極的關系。

國內也有相關學者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是正相關的，如大連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的張德南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一種獨立的競爭力，對企業績效具有積極影響。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陳立勇、曾德明利用利益相關者理論來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得出兩者正相關的結果。

第二，企業社會責任反向決定企業財務績效。

Ingram和Fraiziner（1983）、Freeman和Jaggi（1982）研究發現企業社會績效與財務績效呈負相關。他們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需要付出相應的成本，社會責任成本使企業在與不承擔或者少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的競爭中處于不利的財務狀況中。

第三，企業的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無關。

Subroto和Hadi（2003）在其博士論文中對印度尼西亞的企業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沒有關系。Mcwilliams和Siegel（2000）用一種回歸模型檢驗了企業社會績效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他們用 DSI4000（又稱KLD）作為企業社會績效的評價，用企業的1991年至1996年年度價值的平均值評價財務績效，以財務績效為因變量，以企業社會績效、產業、研發投資作為自變量，發現二者并無聯系。

（二）上述觀點總結。

綜上所述，由于實證研究在使用樣本、研究方法、指標體系建立等諸方面的差異導致了結果的不一致。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研究，并沒有統一的觀點，但比較各種研究成果發現，承認企業社會責任正向決定企業財務績效的文章占多數，也就是說承擔社會責任在大部分情況下可以促進企業的財務績效的增長。

三、以美鋁中國公司為例簡述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

美鋁是世界領先的生產氧化鋁、電解鋁和鋁深加工產品的500強跨國企業，已經有120多年的歷史，在航空航天、汽車、建筑、包裝、商業運輸和消費電子品等領域有很多發明和應用，并且連續八年入選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

（一）美鋁中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為企業帶來巨大商業價值。

美鋁中國公司在巴西開發亞馬遜河流域的投資項目，是企業因履行社會責任而創造巨大商業價值的典范。亞馬遜河被稱為“世界之肺”，基本上不允許工業領域涉及到這個流域。但是美鋁當時在亞馬遜的開發不僅以商業利益為目的，而是考慮到整個流域環境保護問題。美鋁的做法是，除了項目本身外，還附加了很多投資，采礦以后把植被全部保留下來，對動物種群進行全部采樣，植被復墾的結果比原來更好。因此，美鋁在亞馬遜河流域的開發項目成為當地政府規定的樣板工程，當地歡迎美鋁這樣的企業做項目，這就使得美鋁具有無可匹敵的競爭力，得到了社區和政府的認可，也使它得以長期發展下來。美鋁不但做成功了這個項目，而且讓這個項目成為全球的典范，最終得以實現商業利益。

1.美鋁履行社會責任從長遠看并未增加其運營成本。

從長遠發展來看，投身可持續發展并沒有增加運營的成本。比如美鋁中國在江蘇昆山、河北秦皇島、上海等地的工廠為了減排，投資500萬美元，在短期的報表上看，一下子高了幾百萬美金的支出，企業本身不賺錢。但是從長遠來看，天然氣比石油便宜，降低了企業的長遠運營成本。重要的是，減排的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要大得多。

2.美鋁想盡可能把排放降到最低，這需要有信心和決心，需要領導者堅持信念。

對于我們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努力，社會給予我們的認可遠遠比我們想象大得多。很多人認為企業做環保、做節能減排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其實事情遠非如此。以美鋁為例，我們在澳大利亞減少排放和減少能源使用，就為美鋁節省了6000萬美元開支。

四、總結

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不能僅僅依靠商業利潤的獲得，企業想獲得長效價值需要獲得更多的社會肯定。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投身慈善事業，以實際行動履行社會責任，為企業贏得美譽度的同時獲得商業價值。很多企業已經將履行社會責任納入企業文化和戰略目標，讓每一位員工都樹立社會責任的觀念，并且積極投身到社會責任的履行中，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參考文獻：

【1】李正主編：《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報露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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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災難；企業社會責任；道德判斷；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03-0043-02

1 引言

20世紀以來，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是經濟學、管理學、法學、社會學和哲學等諸多學科的熱點問題（Bowen H.R，1953）。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和以人為本社會價值觀念的強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已經從號召轉變成一種具體行動，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黎友煥，2007）。

“5.12 汶川地震”之后，地震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考場，衡量企業優劣的標準從盈利能力轉變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多少。公眾認知的這種轉變，為企業提供了在新時代創造競爭力的新方向。因此，關注社會福利、關注公益，宣傳、推廣企業社會責任，能使企業獲得更為長遠的競爭優勢。但是，也有不少學者及公眾表明，僅以地震中體現出的企業社會責任并不能作為完全衡量企業優劣的標準，因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多維度、深層次的定義，涉及多方利益相關者的權衡，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望是由其道德判斷決定的（譚英信，2007）。

由“汶川地震”引發的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爭論中，主要表現出兩種觀點。一種堅持“傳統企業社會責任理論”，Friedman（1970）認為企業不必承擔其它的社會責任，只要以“經濟人”的觀念努力為股東賺取利潤就可以，因為利潤越大，企業運用社會資源的效率就越高，對社會的貢獻也就越大；另一種觀點堅持“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理論”，Carroll（2000）認為企業除了要為其股東賺取合理利潤外，也應為各有關利益相關者履行其應負的社會責任，利潤最大化只是企業的第二位目標，而不是第一位目標。因此，企業在“汶川地震”這一社會災難中表現出來的社會責任不同，而社會公眾根據其道德判斷對企業社會責任期望進行評判，決定其最終對待企業的態度和行為。

所以，在社會災難的特殊背景下，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望發生了怎樣的轉移、道德判斷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它們之間的影響是如何發生的、這些變化會對企業帶來怎樣的影響、企業該如何應對這些變化……值得學術界深入研究。對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需要研究者深入了解現階段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和道德研究的現狀及取得的成果，本文便是通過對以往這兩個研究領域文獻的梳理，歸納總結現階段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和道德研究的成果，并對如何更好地開展社會災難背景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和道德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

2 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綜述

1895年，世界上第一本社會學雜志――《美國社會學雜志》（AJS）的創刊號上刊登了美國社會學界的著名學者阿爾比恩?斯莫爾（Small Albion W.）關于“不僅僅是公共辦事處，私人企業也應該為公眾所信任”的呼吁，該文標志著企業社會責任觀念的萌芽。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沒有得到充分的傳播。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學者們針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有關問題紛紛從不同學科領域闡述了各自的理論觀點。

Bowen（1953）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家按社會的目標和價值向相關政策靠攏，做出相應的決策，采取合理的具體行動的義務。Bauer Raymond（1976）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是認真思考公司行為對社會的影響。海因茨?韋里克（Heinz Weihrich，1982）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認真地考慮企業的一舉一動對社會的影響。Carroll（2004）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社會在一定時期對企業提出的經濟、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還不統一，而且各種定義的差異性很大，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分析企業社會責任的視角不同外，更重要的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和外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地變化。

目前，學術界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存在兩種理論紛爭，即傳統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和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理論。

傳統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也叫一元論企業社會責任，其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米爾頓?弗里德曼（Friedman Milton）。該理論的主要觀點認為：企業是股東的私有財產，企業管理者最主要的責任就是對股東負責，不必承擔其它的社會責任。企業只要以“經濟人”的觀念努力為股東賺取利潤就可以了，因為利潤越大，企業運用社會資源的效率就越高，對社會的貢獻也就越大（Friedman，1970）。

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也叫多元論企業社會責任，其代表人物是美國的著名學者霍瓦德?R?博文（Bowen H.R）。該理論的主要觀點是：企業被各種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員工、消費者、社區、各級政府、各種商務伙伴和其他利益者所環繞。企業除了要為其股東賺取合理利潤外，也應為各有關利益相關者履行其應負的社會責任；利潤最大化只是企業的第二位目標，而不是第一位目標（Carroll，2000）。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對企業的期望和要求在不斷變化，同時企業也日益依賴于社會。因此，企業已經不只是對股東負責的經濟實體，而是因該承擔一定社會責任的社會組織關于這兩種理論的爭論，主要表現在企業是否應該承擔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企業追求目標、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競爭力（黎友煥，2007）。由于社會責任的觀念是在與傳統經濟觀念相對抗的過程中緩慢發展起來的，這兩種觀念之間的緊張狀態并沒有停止，而且它還會繼續下去（Steiner，1997），因此企業社會責任理論框架亟待完善。但隨著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無論傳統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學者如何辯解，在社會各子系統日益聯系緊密的現代市場經濟中，傳統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缺陷越來越明顯（李炳毅、李東紅，1998）；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觀點突破了傳統的利潤眼界，看到了企業的生存是社會的需要，如果企業的存在對社會沒有任何好處，甚至有害于社會，企業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20世紀90年代末，由美國的民間組織社會責任國際（SAI）制定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SA8000）和數百個跨國公司生產守則在我國的認證和審核，給我國對外經貿企業尤其是外向型的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引起了社會各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和爭論，也促使理論界加強了對企業社會責任有關問題的探索。

在國內，學者們在介紹和引入西方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中，也把企業社會責任與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做了初步的研究?？傮w來看，學者們都能把企業社會責任與我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但由于國內理論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還處于初步階段，研究成果較少且缺乏系統性、普遍借鑒國外文獻觀點創新性成果少、側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應用研究而輕理論研究（黎友煥，2007），因此現有文獻非常有限。

3 道德判斷問題的研究

道德判斷問題的研究，在20世紀50代的西方心理學界首先興起。對于道德判斷的概念，學者們給出的定義很多，學術界將其主要分為兩類：

第一類認為道德判斷是個人道德選擇之前的一個心理環節，其代表人物是美國道德心理學家、教育家科爾伯格（Kohlberg L.），主要觀點有“道德判斷是道德主體實施道德行為前重要的心理過程”、“道德判斷是道德決策的前提”、“道德判斷是道德選擇的邏輯前提”（Kohlberg L.，1964）。第二類觀點認為道德判斷是對已有道德行為或思想從道德角度進行評價，主要觀點有“道德判斷是應用道德概念或道德知識對行動的是非、好壞和善惡進行評價的過程，道德判斷是一種認識活動（武棠棣等，2003）”、“道德判斷是個人運用已有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認識，對某種道德現象進行分析、鑒別、評價和選擇的心理過程（吳利國，2005）”。二者在實質上都是對善惡正邪的判斷，只是前者更強調個體自我道德選擇的思考過程，后者更強調對已有道德行為思想的判斷。

對于道德判斷的研究，瑞士心里學家皮亞杰（Piaget J.，1932）首先從認知角度進行了探討，他把認知因素當作道德判斷研究的主要內容。20世紀50年代，Kohlberg L.在Piaget J.關于道德判斷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基礎上，也采用認知發展取向研究道德判斷能力的發展，提出了系統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之后，Kohlberg L.的學生雷士德（Rest，1958）研究發現，兒童在道德認知上能夠理解其所處階段及以下階段的道德觀念，但在道德情感上更喜歡高一階段的道德觀念。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1967）在Kohlberg L.的基礎上，與合作者進行了一系列的親社會道德判斷發展的實驗研究，創立了親社會道德判斷理論。20世紀80年代，原西德康斯坦茲大學的林得（Georg Lind）和威根赫特（R. Wakenhut）在Rest研究的基礎上，認為道德判斷研究應該測量道德判斷的情感因素和認知因素，并把情感因素和認知因素作為同一行為的不同方面對大學生加以測量。

20世紀后期，克雷布斯（DL Krebs）、沃克（GR Wark）、卡倍戴爾（JIM Carpendale）等人認為真實生活中的道德判斷模式是功利性的而并非純認知的。他們通過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揭示了真實生活情景下道德判斷的功能、目的、依據、影響因素及內在過程等，為人們進一步了解復雜的道德世界，把握真實的道德判斷規律提供了理論和實驗的依據。研究揭示出人們會根據不同的情景、對象、預期結果和價值取向等而采用不同的道德判斷結構或階段，以及道德判斷與道德決策和行為選擇的思維順序和邏輯關系等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意義（吳慧紅，2005）。

目前，國內有學者引進了國外對真實生活下的道德判斷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將道德判斷應用在道德、教育等方面，用于企業應用的研究幾乎處于空白，相關文獻很少，因此需要針對中國特殊文化及背景進行深入全面的研究。

4 結論與建議

從對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和道德判斷的研究綜述來看，現階段國內仍缺乏權威的研究結果。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和道德判斷的研究也從早期的難以很好的區分各自的研究領域發展到了現階段形成各自獨立的研究體系，但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兩個研究仍存在著交集，盡管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逐漸呈現出企業化和戰略化的特點，但其本質上來說仍是企業家道德和慈善行為的一種反應，因此探討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以及這種關聯性是如何體現的將成為未來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和道德判斷研究學者共同關注的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國外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和道德判斷研究已經形成系統科學的研究體系，學者們的研究重心逐漸從早期的以不特定企業、大范圍樣本統計分析的研究范式轉向以特定企業、特定情境、小樣本案例調研的研究范式，企業的特質性和企業組織環境的特質性成為學者需要著重考慮的問題，并涌現了如社會災難背景下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小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等一系列針對性較強的研究領域。

參考文獻

［1］Friedman，M.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J］.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70，（9）：13，32-33，122-126.

篇(6)

Abstract: Since the issu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increasing rapidly. Building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our count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udit. Based on such circumstances, the author tried to discuss theevaluation system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udit in following five aspects: evaluation objectives, evaluation principles, evaluation methods, evaluation indicators, evaluation criteria.

關鍵詞:社會責任審計;評價;指標體系

Key word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udit;evaluation;index system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05-0230-03

0引言

國家審計署長李金華在2004年第二屆“中國財經法律論壇”的演講中指出,審計署已要求審計人員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給予更多關注,并強調關注社會責任將是國家審計工作發展的必然趨勢。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理論發展相對西方國家還比較滯后,尚未建立系統的社會責任審計評價體系。我國在企業社會責任審計方面的實踐也僅局限在退休金、養老基金、行業保險基金和環境的某一個方面的審計。為了推動我國社會責任審計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借鑒國際先進發展經驗,建立一套科學、系統的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責任審計評價體系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圍繞社會責任審計的評價目標、評價原則、評價方法、評價指標、評價標準等五個方面對社會責任審計評價體系進行探討。

1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評價目標

社會責任審計目標是社會責任審計評價體系的基礎和邏輯起點,是社會責任審計工作的具體指導思想。我國學者陳金池[1]認為社會責任審計是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一個工具,提出審計報告從而影響企業的經營及管理決策。他認為社會責任審計的目標主要是監督企業經營活動的社會后果,影響企業的經營管理決策。我國學者陽秋林教授(2005)[2]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審計是以維持人類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由專門的審計機構積極主動地接受政府、社團和社會個人的委托,采用科學合理的方法和手段,對企業所履行的各種社會責任進行有效審計,以審查和監督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她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目標是維持可持續發展。劉長翠[3]將社會責任審計具體化為對企業收益、環境保護、職工福利、所在社區義務、產品質量和售后服務等方面進行關注,該定義側重對具體方面的考慮。以上對社會責任審計目標的定義側重點有所不同,根據上述研究,本文就社會責任審計的特點,將社會責任審計的目標分為具體目標和最終目標。具體目標包括審計主體針對企業在社會責任領域,也即員工權益保護、消費者責任、債權人和投資人責任、供應商責任、社區貢獻、政府責任、環境責任、公益事業的八個方面,根據所獲取的審計證據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情況進行客觀、全面、準確的綜合評判。最終目標是通過總體評價和報告企業社會責任狀況,從而監督和規范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提高企業社會效益,實現企業自身價值最大化與社會價值最大化的統一,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2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評價原則

社會責任審計的評價原則是社會責任審計實踐中把握重點,進行客觀評價的總綱領,因此本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審計評價應該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2.1 系統性原則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是一個與企業道德相關的范疇[4],與企業的經營理念和方式有緊密的聯系。因此企業的社會責任審計評價應著眼于全局,即既要考慮企業內部狀態,也要考慮企業外部反映,既要考慮企業社會責任的政策及管理這些未能充分反映到財務結果中的過程管理,也要考慮形成企業財務記錄的結果評價。

2.2 重要性原則企業的社會責任事項是十分廣泛的,審計主體對納入審計范圍的事項,應在全盤把握的基礎上針對重要事項的進行重點核查,如對法律法規規定性事項,對公認的企業社會責任底線事項如員工勞動權益保護、社會誠信、環境保護責任應給予重點詳細審計。

2.3 可操作性原則?？刹僮餍栽瓌t是指社會責任審計評價標準必須簡明、具體、易懂,便于審計人員進行分析,易于判斷被審計對象企業社會責任審計履行情況的優劣,有利于信息使用者的理解。此外,審計評價標準還應充分考慮客觀因素,并從實際情況出發,對被審計單位的可控制因素進行評價。

2.4 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原則。社會責任審計的主要目的是對企業社會責任狀況的總體評價。由于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目標涵蓋的范圍和內容較為復雜、廣泛,簡單的標準難以全面評價被審計事項,因此需要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結合起來進行審計評價。

3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評價方法

同傳統審計必須依據企業財務報告及相關財務資料為基礎進行一樣,社會責任審計以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及相關資料為依據進行,根據以往的研究,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計量方法有四種:社會責任會計法、聲譽評分法、內容分析法、指數法。那么結合傳統審計的評價方法及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方法的特點,筆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評價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3.1 對比分析法對比分析法是傳統財務審計常用到的一種方法,在社會責任審計中也同樣有效。它既可以是審計人員將收集到的數據同相關標準相比較 也可以同其他同類行業企業情況相比較,然后對比較結果進行分析,以發現問題。運用對比分析法時,一要注意選擇適當的審計標準,如國家有關方針政策或法律法規、國際標準等;二要注意由于社會責任審計的評價標準難以確定及不完善,有時需要借鑒來自其他方面的標準,此時,審計人員應考慮被審計單位與該標準適用單位之間的差異,以便對審計標準作出適當調整,從而能夠客觀評價社會責任審計。

3.2 比率分析法它是由審計人員在所收集的基礎數據的基礎上,通過計算有關比率來剖析問題的一種方法。它既可在審計期的數據與初始狀態數據基礎上計算得來,也可以是部分與整體相比較得來,還可以是在其他有內在聯系的有關數據比較得來。比率分析和對比分析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問題,但由于比率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所以它可以彌補對比法的不足,把一些不可比的數據轉化為可比的數據,從而揭示了有關信息的內在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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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層次分析法層次分析法是將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適用于多準則、多目標的決策分析方法。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復雜性和綜合性,使得所取得的審計證據必然是多方面的,如果僅僅依據某方面單項的指標是難以對企業的社會責任進行客觀的、科學的、總體性的評價。該方法則可以幫助審計人員將復雜的企業社會責任因素以及一些定性的因素模型化、數量化。

層次分析法的原理為按問題性質和總目標將問題分解成不同層次, 構成一個多層次的分析結構模型,然后在各因素之間進行簡單的比較和計算,就可以得出不同方案的權重或確定相對的優劣次序,從而為最佳方案的選擇提供依據。

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對象是不同類型,不同行業的企業,它們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會有所不同,其社會責任審計評價的重點區域應各有側重。那么審計主體應根據企業自身的具體特點,針對企業不同方面的社會責任權衡輕重并進行評價。如對于化工型企業來說,審計主體會更加關注企業在環境方面的影響方面和評價,而對于服務型企業來說,這個方面就沒有那么重要,審計主體可能更重視對消費者責任的審計等。

3.4 模糊綜合評價法模糊綜合評價法是模糊數學與層次分析法相結合的一種綜合評價方法,從根本上講屬于一種多層次分析方法[5]。它是一種非數學模型法,與純粹的數學模型相比較,更強調人的思維判斷在決策過程中的作用。據以構建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模糊評價模型,對于定量因素,運用數量化的統計、計量分析,對于定性因素,可采用專家德爾菲法確定企業社會責任審計評價指標的權重。即對不同的企業在確定社會責任領域各要素對總體評價的影響權重時可采取多位注冊會計師進行專業判斷,以提高審計評價的質量和審計工作的有效性。在對企業社會責任審計定性指標設定標準值時,應請具備相應方面知識的注冊會計師和相關行業專家對相關的背景資料進行多輪的咨詢調查并修正后,采用統計方法綜合得出專家群體對評價指標標準值和權重的判斷賦值結果后,再進行相關分析。

3.5 軟件輔助分析法軟件輔助審計方法已經成為現代財務審計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它的優勢在于對常用的或復雜的計算和分析方法進行模型化的設計,由系統根據錄入的基礎數據進行計算和分析,減少審計工作中對數據的大量計算分析,大大的提高了審計效率和效果。社會責任審計內容廣泛和復雜,特別是定量與定性因素的分析,對審計主體的要求比較高,上述層次分析法及模糊綜合評價方法的各步工作如果由審計人員手工開展,則需要審計人員掌握模糊層次分析法的運用,并要求具有較強的數學推演能力。因此,筆者認為,如果將該方法固化為一定的審計評價軟件,通過軟件運行獲取注冊會計師及專家對每一社會責任審計評價指標體系所賦予的各項指標影響權重以及指標評分標準,而在具體運用的時候,只需要審計人員在已經計算好的各類社會責任審計評價指標影響權重的基礎上輸入指標得分,就能夠得到綜合業績評價的得分,操作簡單。

這樣,借助于計算機軟件輔助審計,一方面促進了科學的審計評價方法的運用,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審計人員進行綜合審計評價的主觀隨意性,同時極大提高了社會責任審計的審計評價質量和效率。

4社會責任審計的評價標準

社會責任審計的標準是指企業在執行社會責任審計的過程中應遵循的標準。

學者李嘉明[6]認為社會責任審計的標準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國家法律法規和強制性標準;國際組織和相關機構的社會責任標準;企業自行擬定的內部標準。筆者結合我國國情,認為社會責任審計評價標準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強制性標準,如有關的法律法規,國家、行業等制定的標準。二是非強制性標準,如有關利益相關方的評價標準等。根據其來源并結合社會責任審計評價目標和原則,認為評價標準應當包含以下基本內容。

4.1 真實合規性評價標準真實合規性評價標準是指被審計單位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資料必須真實地反映其社會責任活動,且這些活動必須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的規定。主要內容包括企業社會責任支出是否真實,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其賬務處理是不是根據國家有關會計制度對會計信息的要求而做出等等。

4.2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管理系統評價標準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系統評價標準,即企業社會責任的價值導向評價標準。其主要內容包括對企業政策層面的評價和企業管理層面的評價。企業的社會責任從產生之日起便與道德的范疇相聯系,企業的政策是企業經營戰略和理念的書面化表達,是重要的價值觀傳遞方式,企業有怎樣的政策直接關系著企業在社會責任活動方面的態度和價值觀。而管理活動是聯結企業價值觀,戰略政策與企業行為活動的橋梁,其有效性間接影響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結果。因此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和管理活動評價標準是社會責任審計綜合評價不可或缺的部分。

4.3 利益相關者期望和反饋評價標準企業利益相關者即社會公眾和政府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主體,這決定了在評價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他們的參與是提高社會責任審計結果有效性,降低審計風險的一個重要途徑,目前最具影響和得到廣泛認可的世界著名的美體公司(The Body Shop)的社會責任審計設計中,將公眾期望和評價的獲取作為審計程序的重要部分。盡管公眾和政府的期望和反饋評價標準難以確定,但是卻能對企業社會責任狀況做出相對客觀的評價。因此在社會責任審計的前期準備階段或預審階段,可以針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影響主體如政府相關管理結構、內部員工、供應商、債權人、主要消費群體、社區居民等就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方面的相關問題進行訪問、問卷調查并進行統計,以他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望和反饋的滿意度作為評價標準的一個方面,參與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綜合評價。

5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評價指標

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評價指標應當在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目標的指導下進行設置,這樣才有利于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目標的實現。筆者認為可以借鑒社會責任評價標準對社會責任指標的設置來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評價指標。因此筆者參考G3報告指引、SA8000標準[7]和AA1000標準及我國法律、法規中與社會責任有關的規定通過以下指標對企業社會責任審計評價。具體指標見上頁表1。

以上僅是對指標和影響因素的大致描述,在審計過程中對這些指標的衡量應分為兩類,一類是定量指標,另一類是定性指標。對于定量指標可以通過公式進行計算。而對于定性指標則需要通過選擇適當的方法如層次分析法[8]等進行量化,再據此進行綜合分析評價。通過對這些指標的選取和量化分析,能夠比較科學、客觀地反映企業的社會責任總體情況,較好地解決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問題,并可得出較為系統、直觀的量化評價結果,減少企業社會責任審計過程中由于審計人員自身的社會責任觀念與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觀念不同對審計評價形成影響。往往財務審計結果的公正性在某種意義上還取決于審計人員的職業判斷,社會責任審計更是如此。不同審計人員工作經驗、社會閱歷、知識積累以及認知心理均可導致其對被審計事項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對指標的有效選擇和量化分析有效避免了這種隨意性,使社會責任審計評價工作更為系統化、科學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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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長翠.論社會責任審計[J].中國審計信息與方法,1998,(9),20-22.

[4]姜虹.國外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研究述評與啟示[J].審計研究,2009,(3):33.

[5]牛秀敏,鄭少智.幾種常規綜合評價方法的比較[J].知識叢林,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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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蘭,彭昕.社會責任審計研究現狀分析與啟示[J].財會月刊,2009,(4).

篇(7)

關鍵詞：社會責任 經營績效 企業文化

問題的提出

我國宏觀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亦付出了昂貴的自然生態環境污染和社會制度環境潰敗的代價。眾多企業在謀求企業合理利潤的同時，亦顯著增加了各種外部成本，其根源在于企業基于本位主義的企業文化理念而制造的外部不經濟。企業須將社會責任履約水平納入其戰略運營目標體系中，實現企業戰略運營目標與社會各界對企業提出的社會道義目標相一致，方可有效樹立企業的品牌形象與社會地位，進而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持久的市場競爭優勢。部分企業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將會導致自身經濟利益的凈流出，這使得管理者產生抵觸情緒。實質上，企業在履行其社會責任的同時將增進企業的商譽價值，有助于從戰略層面提升企業的可持續市場競爭能力，進而為社會提供更多增值價值。我國企業應當深入探尋當前因社會責任缺失而導致企業運營績效下滑的問題及其根源并給出相應對策。在經營實踐中，企業應將社會道義責任融入企業核心文化理念中，并在宏觀社會與經濟發展目標與微觀企業價值鏈優化之間尋求均衡，最終實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和優化企業經營績效的雙重目標。

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影響經營績效

（一）企業社會責任理念缺失影響經營績效

其一，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根源在于企業家履行社會責任意識的缺位。我國主流企業家多為實干型的創業者，依靠其務實作風來度過其坎坷的成長歷程，故多數企業家缺乏對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等務虛型事務的必要關注和重視。再者，我國企業治理結構通常表現為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統一于企業最高決策層，企業家在管理決策過程中多采取集權式管理模式。集權式公司治理模式使得部分排斥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家的個人意志較易于上升為企業戰略并落實為企業行動指南。究其根源，在于多數企業家的行為特征多受其生活閱歷和教育經歷的影響，并受特定市場氛圍的熏陶，從而形成缺乏企業社會責任的管理理念。其二，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本質在于部分企業家對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解讀與社會主流觀點迥異。部分企業家基于經濟人假設來給出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解讀，他們認為企業的首要經營目標在于改善經營效率以有效增進企業所有者的所有者權益的保值與增值能力；企業為且僅為企業所有者負責。這種觀點生硬的將企業的社會屬性剝離掉，將蜷縮的唯經濟論抬升為衡量企業成敗的唯一標準。經濟導向的企業社會責任論的結果勢必導致企業脫離其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區域社會經濟現實，制約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二）企業社會責任內容缺失影響經營績效

其一，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迫使企業日益重視短期財務績效，從而削弱企業應履行社會責任義務的能力。當前世界宏觀經濟風云變幻，我國各類企業面臨著多重生存與發展壓力。當前以節能減排為代表的宏觀經濟結構調整戰略直接抬升了企業投資建設的環保成本；以宏觀貨幣政策趨緊所導致的信貸市場資金短缺則直接抬升了企業投資建設的融資成本。在各類經營成本攀升的壓力下，我國企業為有效克服其財力單薄問題的制約，為確保企業平穩度過經濟危機而采取短期性財務戰略措施。企業短視型財務績效主要表現為通過將其經營活動內容定位為增進企業當期財年盈利水平的方式來有效達成企業的利潤最大化目標。

其二，部分企業決策層認為企業的財務目標預期應履行的社會責任負相關于企業的經營績效水平。該論斷的支撐依據是企業家認為社會群體對于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履行水平的認知水平有限，故社會群體采取消費企業產品或服務的方式來回報企業善舉的行為所能給企業帶來的利潤增量，難以有效彌補企業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這使得部分基于理性人預期的企業采取放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策略，以降低企業社會形象的方式來增進企業短期盈利水平。再者，鑒于企業在樹立社會形象上所需耗費的企業資源較多，耗費時間周期較長，部分職業經理人在股東設定的短期盈利績效壓力下，亦偏向于放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