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發展論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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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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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農村改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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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消費水平與經濟發展

（一）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

消費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在客觀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數量上有很大的依存關系，這種依存關系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消費水平的變動與國民收入增長的變動有著直接的依存關系，當國民收入的增長較快時，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也增長較快，而在某些時候，消費水平的增速會高于或低于國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穩定合理，國民經濟就可以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當消費的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高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正常比例就會遭到破壞，生產正常發展就會受到影響，消費水平的提高則成為一種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消費需求不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積累，低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比例同樣會遭到破壞。這時候消費需求相應減少，消費品市場供過于求，消費對生產的促進作用弱化。由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不協調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資本運動受阻，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生產活動的被迫緊縮。

其次，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有一定的依存關系。消費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主要部分，其變動必然會引起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而最終消費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函數，就是消費率，消費率對經濟增長率變動有明顯的影響。在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區間，當消費旺盛，經濟增長率就高，消費不足，經濟增長率就會滑落。當然，消費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費率長期過高，會擠掉投資，使經濟增長不能持久，但消費率也不能長期過低，長期過低就會使高速擴張的生產能力與低消費水平不相適應，出現“過剩危機”，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目前，我國消費率總的變動趨勢是下降的，雖然在1978－1982年消費明顯上長，從61.8%上升到68.7%，但從此以后，我國的消費率卻是持續下降的。1990年比1982年降低了7.4個百分點。1997年又比1990年下降1.4個百分點。③由于消費率下降，總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呈下降趨勢。如表（一）所示。

表（一）1990-1998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各指標貢獻率

年份經濟增長速度總消費貢獻率總投資貢獻率凈出口貢獻率

19903.872.112.015.9

19919.268.925.85.3

199214.264.846.0-10.8

199313.546.670.5-17.1

199412.638.242.819.0

199510.537.955.46.7

19969.652.933.713.4

19978.849.833.416.8

19987.831.863.15.1

資料來源：引自許永兵《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

從表一可知我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內需的增長，但從1993年以后，我國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下降趨勢。93-98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42.9%而投資貢獻率卻為56.7%,后者比前者高出13.8個百分點。這主要是近幾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勢頭放慢。受收入水平制約，再加上居民對房改，醫療保險，就業制度等改革的預期熱情不高，再加上服務消費、住房消費等絕大部分還未完全市場化，所以造成近年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

(二)消費水平與經濟波動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的消費水平也取得了同步的增長，我國國民生產總值1978年為3588.1億元，1994年上升43798.8億元，年平均增長9.5%(按不變價格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由1978年的375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3654.5元，剔除價格因素，年平均增長了7.3%,而全國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上升至1994年的1737元。剔除價格因素，居民消費水平實際年平均增長9%，④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到，消費水平是階段性波動的。如表（二）所示。

表（二）

年份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元）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增長率（％）

198814074.2111.3635106.9

198915997.6104.369499.2

199017681.3103.9723102.2

199120188.3108.0849114.3

199224362.9113.61004112.0

199331380.3113.41246108.7

199443798.8111.81737114.8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4》，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消費的波動呢？通過研究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有以下幾點因素：

1，個人收入增長的波動，居民消費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約。當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費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時，消費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這一趨勢以下表（三）可以清晰地表現出來。

表（三）

指標1981年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元）500.40748.921522.791713.102031.532583.163520.31

生活費收入（元）-685.321387.271544.301826.072336.543179.15.

生活消費支出（元）456.84673.201278.891453.811671.132110.812851.34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100100100100100100100

生活費收入（％）-91.591.190.189.990.590.8

生活消費支出（％）91.389.984.084.982.381.781.4

資料來源：曾壁鈞等著《我國居民消費問題研究》第50頁，中國計劃出版社。

2、居民消費傾向的變動。

居民消費傾向是指居民消費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費傾向及邊際消費傾向的統稱。平均消費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費在收入中的比率(APC)，邊際消費傾向就是增加的1單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費部分的比率(MPC)。

在經濟的短期波動中，人們的消費變動不會和收入的變動成比例，具體而言，在經濟趨向繁榮過程中，收入增加，這時人們的消費會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會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邊際消費傾向要比平均消費傾向小。在經濟走向衰退過程中，收入下降，這時人們消費會減少，但減少的幅度會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這也說明，邊際消費傾向要比平均消費傾向小。平均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邊際消費傾向小于平均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消費傾向是下降的。

消費傾向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消費意愿的大小。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低工資，高積累“的政策，居民個人所得少，消費傾向普遍很高，改革開放以后，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費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1978年以后，我國的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基本上呈現出緩慢下降的趨勢，而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不太明顯。

3、農業波動對消費波動的影響。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農業的波動必然引起整個國民經濟的波動，從而引起消費的波動。首先，農業的增長必然導致消費的增長，1979年到1982年，農業分別增長1.81％，0.31％，1.5％和0.87％，消費分別增長2.8％，3.1％，1.0％，2.2％，其次，農業的減產或低增長導致消費的下降或低增長，1991年農業國民收入下降1.53％，同年消費下降3.2％，⑤1992年至1995年，農業國民收入大幅下降消費也大幅下降。

(三)消費水平與經濟結構

經濟結構大體上是指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成分，各組織和社會再生產各方面的構成，以及它們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一國的經濟增長從其內涵來看，主要有兩方面，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優化，而一國的經濟增長又是以一定的消費水平為前提的。當社會經濟實現增長，經濟總量及人均收入量也會相應增長，從而引起需求結構、生產結構以及外貿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根據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理論，高的經濟增長率必然帶來高的結構變化率。也就是說，結構的變動是與經濟發展過程相聯系，是以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為條件，是通過資源的再分配來實現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人民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的經濟結構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動。下面就從幾方面來闡述這一問題。

1、人均收入水平與經濟結構變動及工業化程度

根據庫茲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結構變動率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系。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50-13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最高的第一時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220-36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很高的第二時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360-86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較高的時期。我國改革以來，按世界銀行圖表集法計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⑥因此可知我國這一時期的產業結構處于高變動率階段。

產業結構的轉變過程，根據錢納里等人的理論，可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1）初級產品生產階段，（2）工業化階段，（3）發達經濟階段。工業化階段是結構轉變幅度最大的時期，這一時期，需求結構及生產結構、外貿結構發生顯著的變化，我國在改革開始時工業化程度已經相當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卻是相當低的。這是由于改革前我國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政策傾向過于偏激所導致的工業化過程的片面演進和產業結構關系的嚴重失衡。一般而言，工業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為前提的，工業化程度超過人均收入水平的狀況必然會影響到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變動。

目前，我國經濟結構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狀況，這一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但這種不合理狀況不是由于過去重工業的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為當前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導致現行經濟結構不再適應當今的經濟發展。目前從我國消費領域的整體來看，醞釀著一次新的消費升級-“住行消費升級”（在此之前，已有幾次消費結構升級）。其間消費投入大，積蓄時間長。這使得消費需求不足現象在一定時期內存在。

2、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引起結構變動的原因

收入的增長必然引起消費水平的增長，而消費水平的增長又會引起經濟結構的變化。這一變化用恩格爾定律可以明顯表現出來。恩格爾定律可以表述為居民食品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趨勢。也可以表述為居民食品消費占居民總消費的份額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總消費的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趨勢，以我國1987-1997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及其消費結構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0.53下降至0.46，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則沒有多大的變化，僅從0.56降至0.55，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有較大的變化，而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卻沒有多大的變化。如表(四)所示。從中可知消費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結構的升級，但需求結構又是如何引起整個經濟的變動呢？根據經濟學原理我們可知，需求結構的變動會引起資源向消費需求多的產業部門轉移，從而實現經濟結構的變化。

3、結構的變化反過來又會帶來收入水平及消費水平的增長

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增長，結構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會總要素的生產率，進而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率，這樣就必然能夠帶來消費水平的提高。

二、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

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經濟因素有國民收入總額及其提高速度，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消費與投資人口總數及其增長速度，價格水平的變動等。

消費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費基金的多少，而消費基金又來自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總額大，增長速度快，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就高，收入總額小，增長速度慢，則消費水平就低。

在國民收入為一定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高低，取決于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任何社會要擴大再生產，都必須有一定的積累，在積累效果不變或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積累的增長就意味著社會物質技術基礎的增強。人們的物質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就有可靠的物質保證，反過來，消費的增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又會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積累的增加。目前我國存在積累過度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儲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0.3%，其中1978-1982年平均增長率為6.5%。1993－1991年增長11.6%，1992年－1997年平均增長為37.1%。在儲蓄存款猛增的同時，居民消費的增長卻相對疲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速度幾乎都低于同期儲蓄增長速度。其年平均增長僅為16.1%,比儲蓄存款余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低了14.1%個百分點。⑦

造成居民儲蓄率上長，甚至實際利率下降也選擇儲蓄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項改革的推進，人們存款以備將來購買住房、養老、子女教育，醫療保健之用。另一方面，是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的支出結構存在顯著差異，在當前市場高收入階層想要的已經有了，邊際需求欲望下降，消費結構或支出結構升級。而低收入層受購買力限制，商品購買量增加緩慢。由此導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斷的增加，消費市場需求不旺。

在消費基金確定的情況下，人口的數量與消費水平成反比，人口數量大，增長速度快，人均消費水平就低，人口數量小，增長速度慢，消費水平就會高，我國人口基數大，且人口增長速度也快，而且每增加一億人口，所用的時間越來越短，據粗步估算，我國現有人口達14億左右。每年新增的社會財富，新生產的各種消費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將為新增加的人口所占有，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民生存環境所進行的各種努力，如醫院病床的增加，普遍教育和專業教育的普及，住宅條件的改善，生活用水質量的提高等都將因為人口總數的較快增長而受到影響。因此目前我國的消費水平是不高的。要提高消費水平，實現經濟社會的快速健康發展，我們就要控制人口增長，充分發揮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限制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以實現人口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

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高低與物價水平成比例關系，我國近些年來，居民的貨幣收入提高了但物價也上漲了，某些物價上漲程度還高于平均工資的提高速度，因而影響了消費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居民的實際消費水而下降了，我國目前物價已由低谷逐漸緩慢的向上攀升，這說明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已有所回升。

三、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比較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我國，由于自然條件不同，生產力布局不同以及對某些地區采取“傾斜”政策和勞動差別和非勞動因素造成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勞動報酬不同，從而形成消費水平的差異，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表現得非常明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城市發展較快，大部分農村發展比較慢，所以在一定時期內，城鄉之間的消費水平差異比較明顯。附表(四)

表(四)

19861987198819891990199519961997

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99.61002.21181.41375.71510.24283.04838.95160.3

平均每人消費性支出790.0884.41104.01211.01278.93537.63919.54185.6

邊標消費傾向0.780.831.220.550.510.870.690.83

恩格爾系數0.530.510.540.540.500.490.46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423.8462.6544.9601.5686.31577.71926.12090.1

MPC1.501.070.951.020.580.870.750.28

恩格爾系數0.560.550.530.540.590.590560.55

資料來源：引自各卷本《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摘要》

表(四)中顯示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一直在農民人均消費水平之上。城市和農村的恩格爾系數都較高，這表明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消費都還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的MPC相對較平穩，表明城市居民目前在尋找新的消費熱點，農村的MPC變化相對較大，表明農村居民目前還處在一個消費熱點之中，但消費支出變化不大。

這主要是近年來，由于多數居民對未來支出預期不斷增強，將收入較多地轉向了儲蓄，投資等其他渠道，加上醫療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項改革情況下，居民為應付改革的被動儲蓄傾向在明顯增強，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居民的消費水平。而導致農村消費增長率低于城鎮居民的消費增長率的原因除了農民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外，最主要是農村的消費環境滯后，配套設施不齊全,如有些農村沒有通電，或有電的地方供電極不正常而且電費極貴，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購買積極性。其實，農民每消費1000億元將對農業部門產生427億元的直接需求，對工業，運輸，郵電，商業飲食以及其他服務部門分別產生395億元，36億元，85億元，57億元的直接需求，綜合推算，農民每增加消費1000億元將對整個國民經濟新增2008億元的消費需求，⑧可見，今后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必須依靠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農村市場的拉動力。

四、提高我國消費水平的建議及其對策

我國目前存在在消費率過低，儲蓄過高的傾向。因此我國今后的消費政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消費率，而提高居民消費率的主要措施又是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為此提出以下的建議。

1、積極發展開拓農村消費市場，培育城鎮新的消費熱點。

目前，農村居民的消費層次正處于對彩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階段，據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997年我國農村平均每百戶僅擁有電冰箱8.49臺，彩電27.32臺，洗衣機27.81臺，摩托車10.89臺，而1998年十一月末，我國商品庫存彩電97.3萬臺，電風扇344.1萬臺，電冰箱91.9萬臺，⑨所以無論是從供給還是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都有大幅增加的可能，開拓農村的消費市場，要解決好幾點金融問題。

A、把消費信貸引入農村，這是以農民日益增加的儲蓄為基礎的，由于農村存在著巨大的潛在的消費市場，且農民的消費熱點產品貨源充足，所以在農村開展消費信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釋放被抑制的消費需求。

B、建立農業保險機構，以減輕自然災害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我國是自然災害較多的國家，僅1998年的洪澇災害，僅農作物的受災面積就達3.2億畝，使得經濟損失高達數百億左右，自然災害一方面使得農民的收入減少另一方面，也使農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的不確定，增加儲蓄，因此，開拓農村消費市場就要完善和發展我國的農業保險。

城鎮居民面臨著消費斷層問題，即原有的主要以彩電，冰箱，VCD等家用電器為代表的消費層次已經得到滿足，消費已經飽和，處于一種儲幣待購的狀態。因此，培育新的消費熱點顯得格外重要，對于我國城鎮居民而言，住宅消費及住宅裝飾業應成為培育重頭戲。目前我國城鎮居民進入住房數量與質量并重的提高階段。隨著福利分房的結束，個人對商品房的消費，已經占到了主要地位，但由于房價過高，無法使百姓安居樂業，也無法使住宅建設這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發揮其帶動經濟發展的作用。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銀行商品房抵押貸款的規模擴大的商品住房及裝飾業必然成為消費熱點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家庭轎車將成為我國消費領域發展的熱點。目前我國汽車消費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公務用車改革方案已經出臺，長期以來，靠公款買車的局面已經改變，目前，1400萬輛汽車保有量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車為個人所有，雖然目前從消費領域談轎車進入家庭領域還為時過早，但私人買車那部分先富起來的高收入階層，如律師，三企白領等購車數量不小，且據調查，我國約有三十萬個家庭在近兩年內有購車意向。約三百萬個家庭將購車列入了自己的消費計劃，所以家庭轎車必然成為我國將來的消費熱點。

教育消費將成為消費熱點，教育消費包括居民子女教育支出以及為提高自身業務競爭能力的培訓支出，它屬于服務性消費，知識經濟時代，人人都要學習新知識，新技能，很多人還要不斷變換工作崗位，這就產生了再學習的強大需求。教育成為一種產業就要滿足群眾對非全日制教育的種種需求，目前成人高考熱已標志著教育消費已成為一個消費熱點。

2、發展消費信貸。發展消費信貸是促進內需擴大的必然選擇.，發展消費信貸，可以聯通生產與消費，疏導巨額儲蓄適當向消費領域分流，解決現實購買力與消費需求不匹配的矛盾，從而推動我國經濟的增長，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發展消費信貸首先要轉變消費觀念，由過去的“積蓄－消費－積蓄”的單一的消費方式轉化為“貸款－消費－積蓄還債”的新型消費方式。提倡適度的超前消費。其次是政府努力提高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降低消費信貸成本拓寬個人消費信貸能力，針對不同的消費信貸品種上和貸款對象，在利率，期限，還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費者提供多種選擇。第三是建立擔保機制和個人資信調查機構，為低收入居民提供解決擔保問題。第四是積極發展信用卡業務。如加強透支功能等。

3、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一般包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住房保險制度和失業保險制度四大方面。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實行的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原則。這實際上是又一次消費品按勞再分配有益于保障退休人員有基本的消費金。醫療保險制度則可以為廣大職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提高職工的健康水平。住房保險制度中，住房公積金的建立，增加了工資中的住宅消費基金，也增大了住宅消費的能力，對保證住房投資和住宅消費達到較高水平具有積極的意義，失業保險制度是社會福利制度的一方面，它對于保障下崗職工的最低生活消費有著重要意義。

注釋：

①引自孫鶴、楊咸月《儲蓄、消費與經濟增長》《統計研究》99年第七期

②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

③引自郭柏春《論消費率》《消費經濟》2000年第1期

④引自曾壁鈞等著《我國居民消費問題研究》第43頁

⑤引自景體華等著《中國經濟增長與波動》第51頁、第224頁

⑥引自郭克莎《中國，改革中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第165頁

⑦引自《理論經濟學》第77頁

⑧⑨引自鄒東海、萬舉《農村消費市場開拓與農村金融創新》《消費經濟》99年第5期

參考書目：

1、《消費經濟學原理》尹世杰、蔡德容經濟科學出版社

2、《中國經濟增長與波動》景體華北京出版社

3、《居民消費統計學》易丹輝中國人大出版社

4、《中國經濟波動與增長》栗樹和、梁文征陜西師范出版社

5、《中國，改革中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郭克莎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

篇(3)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文獻綜述

當前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宏觀經濟景觀：一方面是貨幣過量供應，流動性泛濫，一些商業銀行因為存差過大而發愁；另一方面是企業借錢難、籌資難，許多很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因為資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吳敬璉，2006）。他認為問題癥結在于，由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組成的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后，使富裕的資金無法流入最有效率的產業和企業，資金流通不暢的必然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綜觀各個發達國家，幾乎毫無例外的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而且似乎經濟程度與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也呈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究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怎樣的一種關系呢？關于這個問題，國內外的諸多學者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綜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被認為在經濟理論史上第一次論述了創新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金融機構滿足新興企業信貸要求是經濟發展的核心所在，并強調銀行的功能在于甄別出最有可能實現產品和生產過程創新的企業家，通過向其提供資金來促進技術進步。繼熊彼特之后，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觀點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相關關系

對于貨幣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根據薩伊定律提出了貨幣中性和信用媒介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的經濟變量。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如K.Wicksell，雖然認識到了貨幣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但主要強調的是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認為“貨幣至關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長期中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會影響實際產出。JoanRobinson也認為金融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僅僅是對經濟增長的被動反應。

新古典學派同樣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什么關系。如RobertLucas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分析，認為經濟學家過分強調了金融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因為理性的人們往往可能會在貨幣供給量變化之前就已調整了自己的行為，故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會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影響，所以菲利普斯曲線即使在短期內也是垂直的。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動關系

20世紀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為研究對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這既削弱了金融體系聚集金融資源的能力，又使金融體系發展陷于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們分別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淺化理論和金融自由化理論。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這兩個不同角度，將貨幣金融理論與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證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資金短缺，并不是因為缺乏能用于積累的資金，而是因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資渠道堵塞和資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可以緩解。

對于金融發展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如Patrick認為，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具有“供給主導”的作用。金融發展在動員儲蓄、管理風險、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有助于經濟增長。但是，對于金融發展究竟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問題卻存在許多爭論。以Goldsmith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認為，金融發展以金融資產的形式直接增加儲蓄，從而促進了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關文獻均對這一假說提供了經驗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與Shaw為代表的金融壓抑主義者卻認為，現金余額的實際收益率是資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經濟增長的關鍵性決定因素。根據這一觀點，經濟增長基礎上的金融發展績效取決于利率的發展績效。因此金融壓抑主義者認為，實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為重要。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綜述

1.國外方面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中，國外學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體資產的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通過檢驗35個國家在103年間(1860年～1963年)的數據，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般是同時發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時期總是伴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沒有能夠指明兩者何為因果。

King和Levine針對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樣80個國家30年的數據，系統地控制影響增長的因素，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發了尋找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證據的。Levine和Zervos(1996)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和對金融中介體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其研究結果是銀行發展、股票市場流動性，不但都與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都是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的很好預測指標。

Arestis等(2001)使用來自5個發達國家的數據，采取時間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場易變性和銀行體系效應的基礎上，檢驗了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其結果也表明盡管銀行和股票市場都可能有利于經濟增長，但銀行的效應更大。

2.國內方面

國內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不足。然而，通過借鑒學習國外既有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國內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國外既有理論成果，同時考慮了我國現實經濟狀況，運用了國外成熟的實證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很有價值的結論。

賓國強(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分析了我國實際利率、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回歸結果驗證了麥金農的理論，實際利率、金融深化確實與經濟增長有正相關關系，經濟增長對金融深化有促進作用，得出結論我國的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韓延春(2001)采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

史永東(2003)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框架下的計量分析，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結論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在格蘭杰意義上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同時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具體數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隨機邊界模型以及中國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數據研究了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效率之間的關系,間接度量我國金融發展的資源配置效率。研究發現，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效率的關系具有明顯的時空特征；金融發展只是通過資本積累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是并未促進我國技術效率的全面提升。

隨著現實的經濟金融狀況不斷發展，二者之間的關系變得日益復雜，雖然諸多的學者基于各種理論試圖對兩者的關系進行分析，但仍未能達成一致，不過，通過對以往成果的研讀，可以使后來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有更深層面的了解，從而在路徑的選擇上更好的決策，以指導中國經濟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三、小結

從以上的綜述可見，目前為止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仍然處于發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其一，“金融”這個概念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誰能夠給出一個完整而準確的定義，特別是隨著經濟和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金融總是處于變化發展當中。因此，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影響因素就不好確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數據的可靠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術手段的局限性。計量經濟學誕生到現在為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科研領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它仍然還是一門發展中的學科，隨著計量經濟技術的不斷進步，新的更先進的技術手段必將隨之出現，未必現在認可的東西就永遠正確。

所以，筆者認為進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標和數據方面，隨著理論上“金融”這一概念的不斷發展，隨著現實經濟與金融創新的發展，著力尋找更全面準確和易于衡量的指標，以及質量更高的數據。

2.學科基礎方面，經濟計量學的發展應該引起科研工作者相關機構足夠的重視，要從制度上引導和促進其發展，以期更好服務于該課題和相關課題的研究。

總之，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亦是永無止境的。

參考文獻：

[1]吳敬璉:借助金融創新.實現經濟增長[J].農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篇(4)

論文摘要：發展循環經濟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潮流和趨勢，循環經濟將經濟活動組織成為“資源－產品－消費－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的閉環式流程，從上世紀90年代確定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來，發達國家正在把發展循環經濟、建立循環型社會看作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和實現方式。循環經濟是集經濟、技術、社會于一體的系統工程，其啟動和推廣不僅需要政府、企業、科學界和公眾等社會各界的不懈努力和共同參與，而且需要資金、技術以及法規、制度等軟硬環境的強力支撐。

1循環經濟的內涵

所謂循環經濟，即在經濟發展中，遵循生態學規律，將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生態設計和可持續消費等融為一體，實現廢物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使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和諧循環，維護自然生態平衡。循環經濟的提出是經濟發展理論的重要突破，它打破了傳統經濟發展理論把經濟和環境系統人為割裂的弊端，要求把經濟發展建立在自然生態規律的基礎上，使整個經濟系統以及生產和消費全過程基本上不產生或者只產生很少的廢物，實現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及社會進步的“共贏”[1]。循環經濟是一種“物盡其用”的先進經濟形態，內容包含了基礎設施、工業、農業、服務業、能源以及建筑物等各個方面，其本質是生態經濟，基本形式是清潔生產，根本目標是要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系統地避免或減少廢物，實現低排放或零排放，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沖突。循環經濟以“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為行為準則（簡稱3R原則）。減量化原則（reduce）即用較少的原料和能源特別是減少有害于環境的資源投入來達到既定的生產或消費目的，從而在經濟活動的源頭節約資源和減少污染；再使用原則（reuse）要求制造商盡量延長產品的使用期，產品和包裝容器能夠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和反復使用；再循環原則（recycle）即產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

2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建設

循環經濟與傳統經濟截然不同。傳統經濟是一種由“資源—產品—消費—污染排放”單向的開環式線性經濟，特征是高開采、高投入、低利用、高排放。循環經濟將經濟活動組織成為“資源－產品－消費－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的閉環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這個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從而使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其特征是低開采、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顯然，只有當人們的行為從高排放的線性經濟轉變為低排放的循環經濟的時候，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才會真正來臨。

從上世紀90年代確定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來，發達國家正在把發展循環經濟、建立循環型社會看作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和實現方式?，F在，循環經濟已經成為一股潮流和趨勢，有的國家甚至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進。如德國1996年就頒布實施了《循環經濟與廢物管理法》，該法規定對廢物的優先順序是避免產生—循環使用—最終處置。日本也提出了建立循環經濟的概念。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植田和弦指出，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社會經濟體系曾經是20世紀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但是，隨著全球環境問題的不斷加劇，舊的經濟體系與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基礎。在廢棄型社會里，人們把廢棄物在數量上的增加和性質上的惡化，理所當然地看成是“生活富?！钡慕Y果和經濟增長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這種經濟體系的弊端是不言而喻的，它造成了生態系統的破壞和環境惡化，同時，大部分廢棄物都是潛在的資源，在處理廢棄物的過程中，人們實際上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為此，必須推動廢棄型社會向循環型社會轉變。近幾年來，日本相繼制定了《容器包裝法》、《家用電器循環法》、《再生資源利用促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在2000年召開的“環保國會”上，還通過和修改了多項環保法規，如《推進形成循環經濟型社會基本法》、《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法》、《食品循環資源再生利用促進法》等，這些法規均已在2001年4月份之前相繼付諸實施。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加緊制定《循環型社會基本法》，日本有關專家認為，循環型社會的建立，將會導致產業結構的重大變革和科學技術發展方向的轉變，它還會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樹立新的價值觀念[2]。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貧乏，生態環境脆弱，在資源存量和環境承載力兩個方面都已經不起傳統經濟形式下高強度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如果繼續走傳統經濟發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以末端處理為環境保護的主要手段，那么只能阻礙我國進入真正現代化的速度。從長期角度來看，良性循環的社會應從發展階段開始塑造，才不會走彎路，才會得到更快的發展。我國的消費體系仍在形成階段，建立一個資源環境低負荷的社會消費體系，走循環經濟之路，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必然選擇[3]。

3發展循環經濟，促進可持續發展

發展循環經濟是當前地方可持續發展建設中的一項緊迫任務，也是建設生態型城市的實現途徑[4]。在實踐中要按照循環經濟原理來布置新產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調整淘汰老產業，逐步減少人類的“生態足跡”。例如各地在開發興建工業園區、開發區或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時，不能再走老路，而要按照產業生態園區、工業生態園區的建設思路和模式來規劃和實施。地方新上項目，從設計的一開始就要按單個企業循環經濟模式建設。同時，地方政府要把各方面科技人員組織起來，協同作戰，加大對可持續發展技術進行聯合攻關，技術開發必須保護資源、不破壞生態環境、遵循生態道德。

循環經濟是集經濟、技術、社會于一體的系統工程，其啟動和推廣不僅需要政府、企業、科學界和公眾等社會各界的不懈努力和共同參與，而且需要資金、技術以及法規、制度等軟硬環境的強力支撐。在完善政策支撐體系，健全激勵機制方面，應認真落實國家有關清潔生產的產業政策、技術開發和推廣政策，制定詳細的財政、稅收、價格、金融方面的鼓勵措施，使循環經濟型企業得到更多實惠。在健全循環經濟發展制度方面，應建立資源環境有償使用制度、財政信貸鼓勵制度、排污權交易制度、環境標志制度、押金制度等，從生產到消費各個領域倡導新的行為規范和行為準則。另外，應健全相應的領導干部目標責任制，將循環經濟發展目標納入各級干部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盡快制定完善循環經濟發展的法規文件，要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環節統一規劃，明確決策者、生產者、設計者、銷售者、使用者、處理者等的相應責任，提高可操作性[5]。

《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已頒布并于2003年1月1日開始實施，這是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里程碑[6]。各地區應盡快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強化該法規的執行力度；修改或完善與循環經濟發展不適宜的法律法規；加大資金投入，繼續提高政府對環保的投入比例，發揮其引導作用；積極探索成立循環經濟發展基金，滾動發展，?？顚Ｓ?；改變政府作為防治污染主體的地位，實施“誰污染、誰治理”政策，推動企業自覺進行污染防治的技術改造；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建立股票債券融資、招商引資、金融信貸、民間資本等多元化籌融資體系，為循環經濟型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投資軟環境[7]。

參考文獻:

[1]馬凱.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大力推進循環經濟發展，宏觀經濟管理，2004(10).

[2]李趕順.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雙贏”.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3).

[3]賀新元,王曉林.中國發展循環經濟的社會機制建構探略.學術論壇，2004(5).

[4]吳易明.循環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必然途徑.涼山大學學報，2002(4).

篇(5)

過去的30年是中國旅游業和經濟快速發展的30年，國家“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和山東省“關于提升旅游業綜合競爭力加快建成旅游強省的意見”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曲阜市也提出了“旅游興市”的發展戰略，后又更明晰的表述為建設“生態式旅游勝地、世界性儒學研究中心、現代化歷史文化名城”，確立了旅游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龍頭產業、支柱產業的地位?？v觀曲阜旅游總收入和GDP的時序變化，可以看出二者持續增加的共同趨勢。就世界遺產地曲阜市的現狀而言，作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圣地，知名度享譽世界。一方面旅游資源優勢突出，孔廟、孔林、孔府1994年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并擁有各類文物古跡300多處，其中有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存歷代古建筑1300多間，古墓葬10萬座，古樹2萬株，古代碑刻5000余塊，各類館藏文物達10萬多件；另一方面曲阜作為山東省的一個縣級市，行政級別較低，國民經濟綜合實力較弱，在山東省32個縣級市中排名27位，雖然曲阜的經濟增長較快，每年的增幅都在12%以上，但仍低于山東全省年均14%以上的增長速度，旅游業發展的經濟支撐力較弱。在這樣一個弱經濟支撐的國際知名世界遺產地，旅游業和城市經濟之間是否存在互動關系？旅游業在這種互動關系中是否居于主導地位？值得進一步研究。

二、研究進展

國外對旅游與經濟關系的研究主要圍繞旅游乘數理論（Archer，Fletcher）；旅游主導型經濟增長假說理論，由Balaguer(2002)和Dritsakis(2004)分別通過對西班牙和希臘的實證分析得以證明，但Oh通過對韓國的研究得到了與假設不一致的結論；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假說理論（Ghali和Tosun分別驗證了入境旅游對菲律賓和土耳其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由于區域差異的存在，一直以來旅游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還是個備受爭議的焦點論題，到底是相互促進，還是相互制約，是雙向作用還是單向作用，國際上一直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我國關于旅游與經濟關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2010年起受到更多學者的重視，文章數量有所增加，研究方法日益多樣?？v觀二十幾年的研究歷程，旅游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有如下特征：在研究內容方面，二者的互動關系一直是研究的重點，包括從供給角度對旅游產業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王兆峰等，2009；查芳，2011；鐘高崢等，2012）和從需求角度對旅游消費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張麗峰等，2009；孫虹喬等，2011）；從旅游市場類型角度對入境旅游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龐麗，2006；武春友，2010；黃偉力，2010；張晨，2009；蔣滿元，2008；張麗峰，2008）、出境旅游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雷平，2008）和國內旅游市場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屠文雯，2008；趙磊，2011）。此外，還有單向分析旅游業對經濟發展貢獻的文章，通過測度旅游貢獻率水平來衡量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大小（周四軍，2006）。在研究方法方面，不同于我國其他旅游問題的研究最初多集中于定性分析，我國的旅游與經濟關系研究從一開始就大量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其中VAR模型及相關的協整檢驗和因果關系分析雖然2006年以后才逐漸被采用，但應用最為普遍（楊勇，2006；和紅，2006；趙東喜，2007；黃偉力，2010；瞿華，2011；羅文斌，2012；張娜，2012；楊建明，2013）。其次是空間計量模型主要用來分析不同區域旅游與經濟關系的差異問題（王良健，2010；向延平，2012），而早期的文章多采用相關分析和灰色理論來說明旅游與經濟的關系問題（陶金龍等，2004），此外還有查芳（2011）利用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從研究范圍看，旅游業發展與當地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可分為國際層面（雷平等，2008）、國家層面（和紅，2006；羅文斌，2012）、省級層面（劉長生等，2008；屠文雯，2008；張娜等，2013）、市級層面（陶金龍等，2004；劉桂玉，2008）四類，其中還包括對市轄區的比較分析，如麻學鋒等（2012）研究了張家界兩區兩縣及其與全區之間的旅游業與國民經濟高增長之間的區域響應性和時間同步性。綜上所述，學者們對旅游業和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就全國范圍而言，得到了旅游業與經濟發展的長期均衡關系和雙向因果關系，而就旅游業與城市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定量分析則沒有得到統一的結論，不同城市由于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發展基礎等原因有明顯的差異性，因此需要對不同案例城市的進一步實證分析。本文的研究意義在于：第一，已有的研究缺少從世界遺產地角度對旅游業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曲阜是我國45處世界遺產地之一，選擇其作為案例城市對擁有優勢旅游資源的國際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業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研究。第二，現有研究案例選擇的最小范圍是地級市，缺乏對整體經濟實力較弱的縣級市這一級別城市的案例研究，曲阜作為這一行政級別的城市在產業結構、經濟實力、城市建設等方面有自身的特征。第三，本文旨在回答擁有優勢旅游資源和劣勢經濟環境的世界遺產地的旅游業與當地經濟發展存在怎樣的關系，是否有異于其他地方的特征等問題，為世界遺產地曲阜如何促進旅游業和經濟的共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诖爽F提出以下假設并進行論證：①旅游業和城市經濟發展存在長期均衡關系；②旅游業和城市經濟發展互為因果關系；③旅游業對城市經濟發展的貢獻度大于城市經濟發展對旅游業的貢獻度。

三、數據來源與模型選擇

1、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旅游收入是衡量一個地區旅游業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而GDP是表征一個地區經濟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鑒于數據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選取1991-2013年曲阜市旅游總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兩組數據來樣本來驗證曲阜市旅游業與城市城市經濟發展的關系。原始數據來源主要是《曲阜市統計年鑒》（1991-2013），數據的預處理分為兩步：首先通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旅游收入和GDP指標數據進行處理，然后對兩指標數據取其對數，以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LnTOUR和LnGDP分別代表旅游總收入和GDP的對數，ΔLnTOUR和ΔLnGDP分別代表它們的一階差分。

2、模型選定VAR

模型是基于數據的統計性質，把每一個外生變量作為所有內生變量滯后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是一種非結構化的模型，主要用于預測相互聯系的時間序列系統以及分析隨機干擾項對系統的動態影響。利用VAR模型測度旅游業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關系需要進行以下幾個步驟。

（1）單位根檢驗。在分析旅游總收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首先要對這兩列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因為涉及兩個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回歸，可能會形成結果看上去非常好的偽回歸(Granger&Newbold,1974),但是,如果在旅游總收入與經濟增長兩時間序列之間存在“一起漂移”或同步現象,則可能沒有偽回歸問題。判斷時間序列的平穩性，Eviews提供了6種單位根檢驗方法，其中應用較多的是DF檢驗(Dickey-Fullertest)、ADF檢驗(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即增廣的DF檢驗)和PP(Phillips-Perrontest)檢驗。本文將借助這三種單位根檢驗方法，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

（2）VAR模型估計。VAR模型由Sims于1980年提出并引入到經濟學中，是用模型中的所有當期變量對所有變量的若干滯后變量進行回歸，通常用于多變量時間序列系統的預測和描述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影響，它是一種非結構化的多方程模型，作為自回歸模型的延伸VAR模型的分析重點在于變量之間的關系及變量的滯后結構。

（3）因果關系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主要是用來檢驗一個內生變量是否可以作為外生變量對待。它解決了變量x是否引起y的問題，即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被過去的x解釋，加入x的滯后期是否使得解釋程度提高。如果一個變量受到其他變量的滯后影響，則稱它們之間具有Granger因果關系。

（4）脈沖響應函數。該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當某一變量受到沖擊時，也就是說受到干擾產生波動時，不僅會影響該變量本身，也會經由VAR模型的動態（滯后）結構，將這種干擾傳導至系統內其他的變量上，其中，沖擊或干擾就被稱為脈沖。通過脈沖響應函數（ImpulseResponseFunction）分析模型受到某種沖擊時，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其他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軌跡，能夠直觀地刻畫出變量之間的動態交互作用及效應。

（5）方差分解。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將VAR模型中每個外生變量預測誤差的方差按其成分分解為和各個內生變量相關聯的組成部分，通過分析內生變量的沖擊對用方差來度量的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評價不同內生變量沖擊的相對重要性。

四、結論及建議

1、主要結論

本文通過構建VAR模型，運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世界遺產地曲阜市旅游業和城市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短期內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曲阜城市經濟也呈現增長態勢，從相互貢獻看，城市經濟對旅游業發展的貢獻較大，增長較快，得出以下結論：

（1）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曲阜市旅游業和城市經濟發展不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假設被拒絕。

（2）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在最佳滯后期旅游業和城市經濟發展互為Granger原因，二者聯系密切，假設?成立。

（3）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結果顯示前四期經濟增長對旅游業的影響不僅是正向的，而且促進作用快速增加，而旅游業對經濟起到先下降再上升的負向阻礙作用，滯后4期以后旅游業和城市經濟發展二者之間存在持續的推動作用，只不過城市經濟發展對旅游業的作用較強，而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較弱。從方差分解結果得出城市經濟發展對旅游業的貢獻作用顯著，但相對間接，所以影響反映相對滯后。旅游業發展對經濟的貢獻作用相對直接，影響反應迅速但貢獻度一直停留在較低水平。說明城市經濟發展對旅游業的貢獻度大于旅游業發展對經濟的貢獻度，假設?被拒絕。

2、政策建議

曲阜城市競爭力的提升以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前提，旅游業可以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有效支持，而城市經濟是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保證。曲阜市旅游資源優勢突出，但旅游產業化水平較低，旅游的門票經濟特征明顯，對相關產業的帶動作用有限，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旅游業與城市經濟發展不協調，未能實現良性循環。針對旅游業和城市經濟發展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提高曲阜市旅游業的產業化水平，完善旅游產業鏈，充分發揮曲阜市旅游業的關聯效應、波及效應和乘數效應等。首先，“孔廟、孔林、孔府”是世界文化遺產，必須依賴強大的旅游解說系統才能讓旅游者體驗到儒家文化的價值和魅力，同時加快壽丘大遺址、魯故城大遺址、尼山大遺址等的規劃開發。

第二，調整旅游接待業的行業結構，建設高星級接待設施滿足高端客人的需要，引入知名飯店集團連鎖經濟檔酒店品牌，打造“儒家文化”主題的私人客棧。再次，豐富旅游產品類型，增加旅游演藝娛樂活動，提升杏壇圣夢等的演出水平和影響力。最后，加快與旅游業相關的服務業、交通運輸業等產業的發展。

第三，優化產業結構，提升傳統產業，壯大優勢產業，圍繞旅游產業大力發展相關產業集群，促進經濟發展，增強經濟支撐力。

第四，充分發揮文化品牌優勢，發展文化產業。通過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園區曲阜新區文化產業園的建設，提高曲阜文化產業的規模和質量，以文化產業的發展促進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

篇(6)

生態環境，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雖然生態環境與自然環境在含義上十分相近，但兩者并不等同，自然環境的外延比較廣，各種天然因素的總體都可以說是自然環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態關系構成的系統整體才能稱為生態環境。生態環境是自然環境的一種，二者具有被包含關系。將生態環境這一自然科學的概念引入金融領域，與金融這個社會科學的概念相結合，便產生了具有嶄新內涵的金融生態環境這個概念。

從理論上講，金融生態環境是個仿生概念，是借用生態學上的提法對金融環境進行的描述，通常指金融運行的一系列環境要素。廣義上的金融生態環境是指宏觀層面的金融環境，指與金融業生存、發展具有互動關系的社會、自然因素的總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與金融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方面，主要強調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是金融運行的一些基礎條件；狹義上的金融生態環境是指微觀層面的金融環境，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體制、社會誠信狀況、會計與審計準則、中介服務體系、企業的發展狀況及銀企關系等方面的內容。而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則是指某一個區域內的金融生態環境，即某一區域范圍內金融運行所涉及的所有影響因素，其狀況的演化與變革是整個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優化的前提和基礎。由此，金融生態環境的概念，既包含通常意義上的微觀層面的金融環境，也包括整個金融市場得以生成的環境。與通常的金融市場的概念相比較，金融生態環境更強調金融系統與所處環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響以及協調發展。而區域金融生態環境，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金融生態環境。從生態角度看金融發展問題，反映了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也是系統性和可持續性觀念的體現。

二、優化金融生態環境與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分析

良好的地區金融生態環境，不僅有利于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地區金融業的健康發展，對促進該地區經濟發展同樣重要。在當前經濟發展階段，提出改善地區金融生態環境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一種必然的要求。

（一）促進地區經濟與金融和諧發展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區在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我國金融生態環境本身基礎差，起點低，加上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觀念下遺留的弊病，各地金融生態環境的現狀尚遠不能滿足該地市場經濟環境下金融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主要表現在：有些企業利用破產法的不完善，以破產逃避還債，導致銀行內大量壞賬的產生；由于沒有完善的社會信用評價體系及其相應的管理系統，銀行在通過借款人信用對貸款風險作合理評估方面還有很多困難；由于會計、審計、信息披露等標準不高，“騙貸”現象依舊屢禁不止；相關的中介行業的專業水平普遍不高，容易被買通作假。所以，為了促進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以改善地區金融生態環境，達到金融與經濟環境的和諧發展。

（二）適應新形勢下對內、對外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對各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各地區吸引外資的手段基本一致，即通過優惠政策（主要是稅收和土地兩個方面）鼓勵外資到本地進行投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某一階段，這種在所得稅、土地等生產要素上，對內資、外資有不同待遇的政策對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促進作用。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種差異的繼續存在將對本國以及本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利，對國家和本地區的稅收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同時，經過這二十年的發展，國內可利用的資金總量也達到了相當水平。因此，下一階段的發展就應該在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擴大對內開放，逐步實現包括企業所得稅在內的內外資優惠政策體系的并軌，逐步把外資的激勵機制由優惠政策轉變到公平競爭的軟環境上來。而建設公平競爭的軟環境的關鍵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三）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發展的正反饋機制

市場經濟條件下，良好的區域金融生態環境不僅能促進區域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并且通過金融核心作用的發揮能夠推動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反過來又會推動對區域金融的發展，從而形成兩者良性互動的正反饋機制。因此，應該采取措施，不斷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實踐證明，一個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地區必然吸引資金。地方政府要想吸引資金，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就必須高度重視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把加強和改善本地區的金融生態環境作為一項基礎性工作來抓。

三、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對策

（一）提高地區經濟競爭實力

加快本地區經濟市場化進程，按照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努力培育本地區的市場經濟氛圍，不斷改善經濟運行環境。加快地區經濟結構調整，要根據國家宏觀調控要求和地區經濟發展優勢，堅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切實加強和支持地區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使地區經濟真正實現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積極深化本地區企業的改革，使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完善公司制度建設，特別是要健全財務會計制度，規范財務報表行為提升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進而提高企業贏利能力，從根本上降低銀行的貸款風險。

（二）健全地區社會信用基礎

健全維護金融債權的法律和執法體系，完善市場經濟條件下調整和規范交易主體之間債權債務關系的法律體系，在立法上要充分體現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原則，特別是在企業合并、分立、中止等過程中，要突出和強化銀行權益，切實保證債權人權利。建立和完善多種形式的信用征信和評價體系，各級有關部門要充分整合利用各種信息資源，建立以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社會化服務的信用評價機構，制定出統一的信用體系、規范標準和查詢體系，提高信用數據的開放共享程度，使信用度真正成為銀行在考察貸款申請者時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重塑“誠實守信”的社會價值觀念體系，把強化信用意識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基礎工作，加強全民信用教育，強化道德約束，提高民族信用水平和信用素質。

（三）加快地區金融市場建設

要發展多種類型的金融機構，構建多類型、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尤其是利用地區經濟發展優勢，借助發達的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樹立區域金融機構的優勢；規范發展社會中介服務機構，要提升中介機構的專業化服務水平和誠信水平；要從政策上鼓勵和扶持與金融生態環境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專業化的中介機構的發展，培植一批誠信水平高的有代表性的專業化中介機構，形成良好的中介行業道德風范；要繼續提高審計、會計、信息披露等標準，在向高水平國際標準看齊的同時，結合我國自身行業和企業制度特點，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高標準的審計、會計、信息披露標準；同時還需要在標準的執行方面進一步改進，努力保證審計會計準則不論在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中都得以真正嚴格執行。

在建設地區金融生態環境過程中，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認識到資金按市場原則流動在市場經濟日益深入發展形勢下的客觀必然性，高度重視改善金融生態環境對增加信貸投入、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意義，把爭取金融支持的重點放在主動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態環境上。地方政府應重視商業銀行在內部評級中對本地區的看法，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評級等級，以此爭取商業銀行在資金調度、信貸授權等方面對自己給予支持。同時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推行政務公開，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規范政府服務收費，取消不合法的收費項目，合并或取消重復設置的收費項目，進一步簡化抵押、評估費用和手續，降低企業經營和信貸成本。

參考文獻：

1、徐亞軍.優化區域生態環境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6(6).

篇(7)

在實際的畜牧業發展中，不難發現伴隨著畜牧業的發展，我國農村經濟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并且農民的平均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加。隨著對農村畜牧業發展與投資力度的增強，促使我國政府對農牧業的基礎設施的投入與建設力度也在加強，尤其是開始實行政府撥款予以產業的扶持與建設。我國現階段對畜牧業的發展，缺乏資金與技術的投入，如果不予以扶持，只憑借農村自身的發展對其進行建設與發展，很難有所成績。因為其會受到經濟基礎薄弱與技術引不進來的影響，而限制農村的畜牧業發展。這樣一來，就不會帶動經濟收益的提升。

畜牧業的不斷發展，能夠將信息全球化同經濟全球化相接壤，能夠將社會中先進的科學技術與多元的信息傳播到農村的建設中去，能夠開闊眼界的同時，帶給農村建設以新的發展視角。比如，在實際的畜牧業發展中，政府的干預，會將許多優秀的專業性人才引入農村的畜牧業發展中去，能夠將先進的科學飼養標準與方法授予當地的飼養人員。在我國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中，畜牧業已經成為其經濟收益的支柱性產業。以湖南省的畜牧業建設為例，其在畜牧業的總產值上予以連年增長的趨勢，并且帶動了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與此同時，畜牧業的發展與經營，亦成為我國農村農民在增收方面的主要收益來源。

畜牧業的新發展，成為了農村農民在收入與經營上多元化的主要展現，這樣一來，就能夠同社會的多元發展相適應，并能夠豐富農民的收入形式。由于受到經濟多樣性發展的影響，政府會予以一定的政策優惠，并對農村在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面予以強化，提高農民生產與作業的積極性。強化農村對畜牧業中人才的培養與引進，能夠帶動與指引農村在畜牧業領域的建設，并通過畜牧業企業增多的形式，吸引更多的人才進入到農村的建設中去。

由于畜牧業的深入發展，并且帶動相關產業與之同步發展，促使農村在經濟收入方面予以量化的增長，并推動農村經濟的整體發展。農民在正常的生產作業中，能夠擴大畜牧業的生產作業規模，并取得一定的規模效益，促使經濟收益上能夠得以飛速提升。與此同時，也對農民原來單一的收入予以多元素的融入，對農民的增收也產生了一定的經濟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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