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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統計學差異分析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關鍵詞:競技體育;教練員;職業壓力;壓力源
中圖分類號:G804.8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076(2012)05-0068-05
職業壓力問題在國外早已成為研究的熱點,而我國關于職業壓力的研究迄今尚未成熟,還沒有形成特有的“本土化”理論體系。許多研究者對于職業壓力問題的理解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認為職業壓力和職業倦怠多發生于人際服務領域,因此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教師、護理、醫生和管理工作者等職業[1-2],關于教練員職業壓力問題一直被人們所忽略,相關領域研究較少涉及。通過檢索CNKI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和Elsevier Science外文期刊數據庫,發現國內相關文獻
甚少,國外研究也不多見。表明體育人力資源管理還未將教練員職業壓力問題正式納入研究。Maslach和Jackson(1984)[3]認為,持續的壓力會導致教練員生理和心理上的精疲力竭,最終形成職業倦怠。Dingle(2002)[4]對印地安那州田徑教練員的研究顯示,性別對其感知到的職業壓力無顯著差異。而Acosta和Carpenter(2003)[5]研究發現,女性教練員因職業壓力有較高離職意愿,得出工作性質、強度在傳統性別角色分工影響下女性感知到更多的工作-家庭沖突壓力。但同時Burrows(2002)[6]的研究表明,籃球教練職業壓力在性別、婚姻和父母地位3變量上無顯著差異,表現出結論的不一致性。我國學者顧海勇(2004)[7]認為,足球職業教練員承受的壓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俱樂部方面、聯賽成績和名次、創新意識、知識水平和指揮能力是主要壓力源。許欣(2007)等人[8]經調研證實收入水平高低與教練員工作-家庭沖突程度有顯著性差異,積極滲溢和補償行為對工作滿意度有較強預測力。
以上關于職業壓力的研究文獻,對于研究和認識我國教練員職業壓力問題,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然而,以往零散的教練員職業壓力研究尚存在不少的缺憾及不足,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研究背景:我國與西方的文化背景有著巨大差異,造成了東西方種族價值追求、倫理取向、職業壓力等方面迥然相悖。因此,不能將國外的東西直接照抄照搬,而應該加強其“本土化”的研究,更加關注和加強職業壓力特征在我國文化背景和組織管理模式下的研究,使以往研究成果與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以真正揭示我國教練員職業壓力的跨文化特征。2)研究方法:從依據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基礎看,由于知識及能力偏于一隅,其研究成果也僅是停留于局部定性的描述,或簡單的數據羅列分析,缺乏深度及廣度的領域拓展。3)研究類型:研究類型只是研究者主觀思想觀點的闡述和經驗總結,而系統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較為匱乏。4)研究內容:研究內容多為現狀認識和觀點陳述,側重于表面層次的分析和探討,特別是研究范圍僅局限于工作組織和個體職業壓力或職業倦怠一個單獨變量上,顯得比較片面單一。本研究運用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的理論,通過問卷調查對山東省“優秀運動隊后備人才訓練基地”教練員職業壓力以及人口統計學變量的差異特征進行實證探究,以希為今后體育領域個體或組織進行壓力管理提供理論依據。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根據研究內容和樣本采集的可行性,本研究主要在山東省濟南市體育運動學校、青島市體育運動學校、煙臺市體育運動學校、新泰市業余體育運動學校等59個“優秀運動隊后備人才訓練基地”(主要考察基層和中層運動隊教練員)隨機分層抽取278名教練員為被試進行量表的測查;項目包括田徑、游泳、舉重、摔跤、柔道、跆拳道、拳擊、體操、乒乓球、排球、籃球、足球、自行車、射擊、帆船帆板、賽艇皮劃艇、武術散打、武術套路、手球、射箭、跳水共21個項目。共發放問卷400份,回收312份,經篩查剔除其整份問卷答案成規則作答的,或一個題項選取兩個及以上答案的,以及整份問卷漏答題目≥2個的,最后得到有效問卷278份。其中,男性205人,女性73人;年齡30歲以下81人,30歲~40歲109人,41歲以上88人;已婚217人,未婚61人;具有大專學歷97人,本科及以上學歷181人。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2 數據處理
運用SPSS12.0軟件對收集的數據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信效度檢驗、描述性分析、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事后多重比較等。
2 結果與分析
2.1 競技體育教練員職業壓力總體現狀分析
研究表明,有68.9%的教練員壓力體驗較大或壓力感受很大。此數據比國內關于普通教師職業壓力的調查數據略高[9-11],且明顯高于國外關于競技體育教練員壓力的研究結果[12-14]。
【關鍵詞】自發性腦出血;預后;影響因素
自發性腦出血是指非外傷性腦實質內出血,約占腦卒中的10%~20%,是嚴重影響生命安全和生活質量的全身性疾病,目前尚缺乏有效地治療措施。我們回顧性分析了我院神經內科2008~2013年收住的552例腦出血患者的相關臨床資料,探討可能影響ICH患者預后的相關因素,希望能為ICH的早期預后判斷提供依據。
1 對象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552例均為2008~2013年入住我科的急性ICH患者,病例選擇均符合1995年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修定的ICH的診斷要點,均經頭顱CT證實診斷。所有病人均在發病1周內入院。排除標準:外傷性腦出血、原發性蛛網下腔出血、梗塞后出血轉化、病前應用抗凝藥、繼發于系統性疾病,如腫瘤、血液病等則排除在外?;颊吣挲g范圍18~92歲,平均年齡:(56.42±18.24)歲。
1.2 研究方法:
回顧性收集552例病人的個人生活習慣以及既往疾病史、發病臨床體征、詳細的體格檢查資料、主要并發癥,入院時的血常規、肝腎功能、血糖、電解質、血脂等臨床檢驗及頭顱CT影像結果。分析各相關因素與預后的關系。
1.3 療效標準:
根據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通過的腦卒中患者臨床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標準[1],將預后分為:基本痊愈、顯著進步、進步、無變化、惡化、死亡6級。①基本痊愈:功能缺損評分減少91%~100%,病殘程度O級:②顯著進步:功能缺損評分減少46%~90%,病殘程度l~3級;③進步:功能缺損評分減少20%~45%;④無變化:功能缺損評分減少或增加l%~10%:④惡化: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增加>20%:⑥死亡。
1.4 統計學處理:
用SPSS 15.O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使用u檢驗,等級資料使用秩和檢驗,構成比分析等用X2檢驗。檢驗水準a=0.05。
2 結果
2.1 血腫擴大與預后
294例有出血量記錄者無血腫擴大248例,有血腫擴大46例。比較兩組病人的預后差異有明顯的統計學意義(P=O.000)。有血腫擴大組預后較差。
2.2 出血部位與預后
除腦室出血20例后,將其分成幕上及幕下腦出血兩組,幕上腦實質出血459人,幕下腦實質出血73人,對其總體預后進行差異比較無統計學意義(P>O.05),兩組病人進行病死率差異分析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出血部位、出血量、血腫擴大均與預后明顯相關。ICH部位與預后關系,該研究認為,幕下出血明顯較幕上出血預后無明顯差異,可能與幕下出血樣本較少所致。而在病死率方面,幕下比幕上要高,可能由于幕下出血更容易影響生命中樞的緣故,尤其腦干出血的預后最差,腦干位于后顱窩,并是生命中樞的所在地,又是傳導束密集集中處,其血腫易壓迫中腦導水管,造成急性腦積水,腦疝形成等影響預后。同時小腦也在后顱窩,其出血也容易影響壓迫到腦干,壓迫導水管等,病死率極高。一般認為血腫越大,病死率越高,Nilsson等[2]發現血腫>60ml的死亡風險是60ml病死率是
總之,患者的出血部位、出血量、血腫擴大等因素對自發性腦出血病人的預后均有影響。對于ICH患者,應在內科常規調整血壓,減輕腦水腫與顱高壓。保護主要臟器功能,防治并發癥的基礎上選擇時機手術清除血腫。使受壓的神經細胞盡可能恢復,減輕出血后所致的繼發性病理改變,阻斷危及生命的惡性循環,最大限度地挽救部分病人的生命,減少生存后的致殘率,使其腦功能障礙限制到最低限度。
參考文獻:
關鍵詞:醫學;教育環境;知覺;性別差異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4)02-0058-03
收稿日期:2013-06-17
作者簡介:杜宗明(1983―),男,山東濟寧人,徐州醫學院教務處講師,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研究。
基金項目:江蘇省大學生實踐創新訓練計劃重點項目“大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與教學環境的適應性探究”(2012JSSPITP1811)
教育環境是指在一個學校內部與“教和學”發生直接或間接關系的一切主客觀因素,它所包含的范圍非常廣泛,既包括客觀的物質條件,也包括主觀的人文條件,還包括在教與學過程中所涉及的人際關系、物流關系、服務關系等[1]。教育環境是按照發展人的身心這種特殊需要而組織起來的環境,和教學質量以及學生的自我發展密切相關。如何運用先進有效的教育手段,營造和諧的教育環境已成為各高校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學生作為高校的主體成員,既是接受教育者,又是主動學習者,參與教學活動的全過程。研究表明,教育環境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方法、學術成就[2],而學生對教育環境的滿意的知覺,能夠反過來鼓勵學生愉快地接受學習[3]。這提示我們,高校應在充分了解學生自身需求、道德價值、認知水平等方面的特點及差異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指導學生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和現有狀態做出相應調整以適應教育環境,更好地發展自身。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次調查采用分層整群抽樣方法,從徐州醫學院抽取2000名在讀學生進行施測,回收問卷1931份,經嚴格篩選,有效問卷為1673份,有效率86.7%。其中女生993人占59.35%,男生680人占40.65%,涉及3個年級,13個專業。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由中國醫科大學醫學教育研究中心翻譯的英國Dundee大學開發的《教育環境評估量表》(Dundee Ready Education Environment Measure,DREEM)[4]。該量表由五個維度,包括50個單項組成,具有較好的內容效度,克朗巴赫a(Cronbach’a)系數為0.93。采用likert量表的五級記分制,即“非常符合”、“符合”、“有時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五級。記分方式為:正向陳述的條目這五級相應分值為5分、4分、3分、2分和1分,如果是反向陳述的項目則反向記分。該量表第4、8、9、17、25、35、39、48、50項為反向記分題,滿分250分,按得分情況劃分四個等級“非常好”(201―250分)、“較好”(151―200分)、“問題很多”(100―150分)、“問題嚴重”(1―100分)。
(三)數據處理
使用Epidata3.1軟件建立數據庫雙人雙錄入,確保數據的準確性。采用spss18.0統計軟件對資料進行統計學分析,從性別方面分別就學生對學習的知覺(12項),學生對教師的知覺(11項),學生對學術自我知覺(8項),學生對環境的知覺(12項)和學生的社交自我知覺(7項)五個維度進行分析與研究。
表1 不同性別醫學生對教育環境知覺的各維度測量結果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男女生對教育環境知覺的總體得分情況
表1顯示男女生五個維度得分和教育環境總分均處于四個等級中(“非常好”、“較好”、“問題很多”、“問題嚴重”)的第二個等級,也就是較好這個檔次。其中男生對教師的知覺低于女生,對學習的知覺高于女生,但不存在統計學差異;男生對學術、環境、社交的知覺高于女生,并存在統計學差異。
(二)男女生對教育環境知覺的單項測量結果
表2顯示50個單項中有17項在男女生間存在統計學差異。其中對學習的知覺有3項,對教師的知覺有4項,對學術的知覺有2項,對環境的知覺有4項,對社交的知覺有4項。
表2 不同性別醫學生對教育環境知覺的單項測量結果
三、建議
(一)男女生對學習知覺的差異分析
研究表明,在考察學生對學習知覺的單項中,男女生差異性體現在第1、7、22項上,即男生更加符合“我被鼓勵參與課堂教學”;更加贊同“教師能很好激發學生的興趣”和“教學能幫助培養我的自信心”。這說明醫學院校男女生在參與課堂教學的積極性上存在差異,較多的男生能表現出較強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與教師的互動程度及自我效能感方面均優于女生;而較多的女生性格羞怯,怕出丑,與教師的互動程度不及男生。此外,男生大多善于聯系實際,動手能力強,對醫學知識大多是理解記憶,學習興趣濃厚,充滿自信;而女生較多的是機械記憶,忽視知識的融會貫通,不愿動手操作,忽視聯系實際,學習費力而效果不好,打擊了自信心。這提示教師應對女生給予有針對性的指導,鼓勵女生采取積極的自我暗示,指導女生注重知識的理解、遷移和想象,給女生創設特殊的醫學教育情境,營造寬松的教學氛圍,鼓勵女生更積極地參與課堂教學,增加自信心,改進學習方法,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
(二)男女生對教師知覺的差異分析
研究表明,在考察學生對教師知覺的單項中,男女生差異性體現在第8、9、39、50項上,均為反向記分項,即女生更加反對“教師嘲弄學生”、“教師們很專制”和“教師們上課發脾氣”、“學生們激惹老師”。這說明醫學院女生對教師的評價優于男生。這可能是由于女生從小就受社會、家庭對性別角色的教育,常常表現得溫順、安靜、守紀律,努力扮演著教師喜歡的角色;而男生則易形成調皮、機智、好質疑、獨立的性格特征,討厭教師在傳統教學中的“一人講臺”的授課模式,討厭被約束、控制,從而影響了主觀能動性,對教師的知覺較女生低。這提示教師應該改變教學方法,根據課程特點,結合學生實際需求,逐漸從“教師為主體”的傳統模式轉變為教師指導下的“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努力提高教學的藝術性。
(三)男女生對學術知覺的差異分析
研究表明,在考察學生對學術知覺的單項中,男女生差異性體現在第21、27項上,即女生更加符合“我感到已為從事我的職業做好充分準備”和“我能夠記住所有我需要的知識”。這說明醫學院女生學習目標的完成程度優于男生,可能與多數女生勤奮、認真、細致、踏實的性格特征有關;而男生的自制力與堅持性多數不如女生,重視接受新的知識,對學前的準備、學后的總結鞏固有待進一步改善。這就提示教師在教學中要善于喚醒學生的學習興趣,挖掘學生的學習潛力,端正學習動機,指導學生主動完成學習任務。
(四)男女生對環境知覺的差異分析
研究表明,在考察學生對教師知覺的單項中,男女生差異性體現在第23、30、35、49項上,即男生更加贊同“教師授課過程氣氛輕松”和“學校給我很多機會培養人際交往的能力”;女生更加反對“學校的生活體驗讓我失望”、更加贊同“我感到我能隨意提出我想問的問題”。這說明男生進入大學,獲得更多的自由,很少受到外界的約束,社交圈子擴大,感到授課過程輕松,人際交往能力得到培養;但同時學習任務并沒有減輕,醫學課程考試要求更高,處理的瑣碎事情更多,對學校生活體驗感到失望。女生相對于男生進入大學的轉變較少,繼續保持高中的良好學習習慣,努力認真,勤學好問,主動質疑,積極思考發展自我。這提示高校應該引導學生認清自我,掌握一些高效的學習方法,學會正確地設定學習目標,管理自己的學習情緒,堅持學習并且定期總結反思,有效地進行自我檢查和自我調節。
(五)男女生對社交知覺的差異分析
研究表明,在考察學生對社交知覺的單項中,男女生差異性體現在第3、14、19、46項上,即女生更加贊同“對壓力大的學生有完善的支持系統”、“我很少感到厭煩某一課程”和“我的住宿條件舒適”;男生更加贊同“我的社交生活很豐富”。這說明男生進入大學,隨著社交圈子的擴大、心智逐漸成熟及特殊的社會因素,對未來的擇業就業承受的壓力大于女生,同時對大學教學進度安排得緊湊存在抵制情緒,對大學住宿條件要求也高于女生;較多女生進入大學就一心認真學習,服從學校的各種安排,面對現實,學習情緒較男生輕松,物質需求較男生低。這提示高校應該通過多種形式豐富學生的課外生活,給學生創造一個發展自我、展現自我的舞臺,同時給學生提供釋放壓力的支持系統。
男生和女生的性別差異體現在諸多方面,包括觀念、性格、智力、思維、行為等等。隨著高等教育量的擴張,高等教育在其規模、高等教育觀、功能、課程與教學形式、學生的學習經歷、學校類型與規模、領導與決策、學術標準、入學和選拔、學校管理等方面都會發生質的變化[5]。高校應以學生的需求為導向,對學生的實際需求和潛在需求積極進行回應,為他們的個性發展留下足夠的空間,為他們綜合素質的提高營造有利的氛圍,為他們成長成才提供寬松的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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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生;網絡成癮;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5-0126-02
2010年教育發展綱要指出職業教育是國民素質教育的一部分。對職業學生的教育教學質量應予以充分重視。2010年,本課題組經遼寧省科學規劃處批準成立《職業學生網絡使用現狀及網絡成癮對策研究》課題,本文系高職組研究部分。
一、調查量表及調查基本情況
1.調查量表。為準確了解學生網絡使用情況,根據調查目的和要求筆者自行設計了《學生網絡使用基本情況調查表》,[1]該表包括學生基本情況和學生網絡使用情況,主要是調查學生網絡使用情況。
網絡成癮調查表采用美國彼茲堡大學編制的“網絡成癮測驗”共20題,為使學生避免對“網絡成癮”一詞敏感而產生誤導影響真實值,將該表命名為《網絡使用情況調查問卷》。[2]為研究學生的社會支持及人際交往與網絡成癮的關系,采用肖水源設計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和采用蘭尼(Leany)編制的交往焦慮量表。為防止“交往焦慮”一詞對學生心理形成暗示,現命名為《社會交往情況測評表》。[3]同時,為了解學生孤獨程度對網絡的影響,采用Russell等人編制的《人際關系測量表》。[4]
2.測評程序及數據處理。本次問卷調查是以班為單位進行,問卷調查時間控制在30~45分鐘之間,試卷回收后剔除無效問卷。數據處理是依據教育統計原理,利用Excel軟件進行相關統計分析。
3.調查基本情況。高職組共發放問卷300份,收回279份,其中有效問卷267份。其中男生167人(62.5%),女生100人(37.5%);1年級129人,2年級83人,3年級55人;年齡小于16歲的有6人,16~18歲的有17人,大于18歲的有244人;來自城鎮的有107人,來自農村的有160人。
4.高職學生網絡成癮得分情況。本次測驗267名中職學生網絡成癮情況平均得分為41.52,標準差為12.27,中數46,眾數32。學生網絡成癮測量得分近似正偏態分布。[1]
二、高職學生網絡成癮情況分析
1.高職學生網絡成癮情況分析。根據測量結果將267名學生分成IAD(得分大于65分)和非IAD(得分小于或等于65分)兩組。其中IAD組有9人,平均得分為74.89分,標準差為8.50;非IAD組有258人,平均得分為40.37分,標準差為10.63。IAD組占被試總人數的3.37%,其中得分高于70(重癥網絡成癮)的有5人,占被試總人數的1.87%。具體情況及分布比率見表1。
從表中可見男生網絡成癮比率高于女生,低年級新生高于在校老生,從年齡上來看小于16歲的學生網癮比率竟高達33.33%。
將學生按性別及學生來源做獨立大樣的Z檢驗,該校中職學生網癮得分男女性別存在極其顯著差異,即男生明顯高于女生,說明男生的網癮得分普遍高于女生。但是對于學生的城鄉來源不同,則不存在顯著差異,即學生城鄉來源對于網癮得分不存在明顯影響。
2.IAD組與非IAD組網癮得分因素差異分析。(1)高職學生IAD組與非IAD組的網癮得分不顯著因素。將參加測試的高職學生分組,運用卡方檢驗[5],發現學生性別、上網制約因素、學生居住地來源、上網頻數以及學生自我認為網絡對學習的影響等因素相對于網癮得分均呈不顯著聯系。[1](2)高職學生IAD組與非IAD組的顯著性因素檢驗。對參加測試學生的年級、每周上網時長、年齡、上網地點、周上網費用、學生對上網對生活影響的認識及學生本人手機上網的情況進行卡方檢驗[5]。結果表明:這些因素均對學生網絡成癮存在顯著差異,其中學生的年齡、周上網費用以及手機上網情況呈明顯顯著特征,說明高職學生年齡越小越容易成癮,周上網費用高的學生容易網絡成癮,手機上網程度高的同學更容易染上網癮。[1](3)高職學生IAD組與非IAD組上網內容差異顯著性檢驗。將IAD組與非IAD組兩組中職學生的上網內容進行比率差異分析[5],可以看出,上網內容中,下載音樂、看動漫或電影、聊天或交友、展示個性主頁或空間、網絡游戲、下載學習素材或軟件、網絡購物以及使用郵箱業務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而利用網絡學習一項則呈現顯著差異,同時在利用網絡獲取信息方面上,存在顯著差異。[1]
三、IAD組網癮得分因素差異分析
1.高職學生IAD組網癮得分概況。高職學生IAD組(測量網癮得分大于65分)計9人,IAD組網癮平均得分74.89,方差為72.25,標準差為8.50。其中網癮得分在80以上者有3人,而得分在66~69的有3人。
2.IAD組上網內容的差異分析。對高職學生IAD組學生上網內容進行了差異分析[5],從數據看出IAD組學生在上網內容上下載音樂、聊天交友和學習或下載學習軟件及郵箱等行為與網絡成癮無明顯差異。而看動漫或電影、網絡游戲、獲取信息以及展示個性主頁及空間則與網絡成癮呈極其顯著差異,說明這幾項網絡功能是學生成癮的主要原因。[1]
3.IAD組網癮與非IAD組網癮得分社會關系差異分析。根據統計量表,高職學生總樣本的社會支持量表平均得分為64.78,交往量表平均得分為50.34,孤獨量表平均得分為63.78。IAD組與非IAD組等情況見表2。
通過對上述三種社會關系的網癮得分平均數做差異顯著性檢驗[5],結果見表3。
四、高職學生網癮影響因素
1.在高職學生IAD組與非IAD組網癮得分因素差異分析可看出:IAD組與非IAD組學生的年齡、年級、上網對生活影響的認識程度以及上網地點、周上網費用、周上網時長對學生網絡成癮呈顯著性影響。學生的年齡、手機上網程度、周上網時長,對學生的網絡成癮呈極其顯著影響。學生年齡小,因此在低年級容易網絡成癮,學生對網絡認識程度明顯影響著網癮程度,學生手機上網程度高更容易網絡成癮。學生周上網時間越長越容易網絡成癮;周上網所花費用越高越有可能網絡成癮;上網地點選擇在網吧容易網絡成癮。男、女生性別對學生的網絡成癮得分無明顯差異,學生的生源地與網癮得分無關。
2.在高職學生IAD組網癮得分因素差異分析可以看出:在IAD組中,學生使用網絡功能中看動漫或電影、網絡游戲及網絡獲取信息量以及網頁個性及空間與學生的網絡成癮得分呈極其顯著性影響。在IAD組上網內容差異分析中,IAD組學生在上網下載音樂和聊天與交友、學習或下載學習素材與軟件以及郵箱業務及網絡購物等均無顯著差異。
3.高職學生IAD組與非IAD組網癮得分社會關系差異分析可以得出人際關系中孤獨量得分及社會支持與網癮得分無顯著差異,而交往焦慮得分與網絡成癮得分呈顯著差異。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與學生網絡成癮呈顯著相關的因素有學生年齡、年級、上網對生活影響的認識程度以及上網地點、周上網費用、周上網時長、看動漫或電影、網絡游戲、網絡獲取信息量以及網頁個性及空間與學生的網絡成癮得分呈極其顯著性影響。學生手機上網程度、網絡游戲對學生網絡成癮呈顯著性影響。
其中學生年齡及年級為客觀因素,而學生存在的上網對生活影響認識程度、學生手機上網程度、看動漫或電影、網絡獲取信息量、網絡游戲、學生的交往焦慮程度以及學生上網行為和習慣、學生的上網時長、上網地點及上網費用等,均可通過教育實施人為影響及干預,從而達到降低和控制學生網絡成癮程度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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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生量表心理健康影響因素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醫學模式的轉變,精神心理衛生的重要性日益受到社會的重視與關注。有關資料顯示:對全國高校學生的一項調查表明,有28.75%的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強迫癥、壓抑癥和焦慮等心理問題。心理的亞健康狀況已經成為當代大學生較為普遍的現象,在心理健康問題上,大學生仿佛成了社會新的“弱勢”群體[1]。大學生正處于心理的第二斷乳期[2],其心理和生理特點決定了他們在身心兩方面的不平衡、不穩定,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大學生有很大的可塑性,是心理多變的高峰期,很容易受到內外界各種因素的影響,產生不同程度的身心反應,導致心理障礙。如果他們沒有及時得到適當的引導與調適,就會影響身心的健康成長,甚至出現嚴重的后果。
1資料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采用調查問卷的形式對廣州十所高校的學生進行隨機問卷調查。每所高校發放問卷120份,分大一、大二、大三、大四不同年級進行,共發出問卷1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122份,回收率93.5%。
1.2量表編制
本研究采用的調查問卷主要是結合SCL90量表,但由于SCL90量表已經是1986年的常模,以此得出的結論從理論上講是缺乏科學性的,也是不合理的[3]。因此,我們把有代表性的問題進行歸類,選取其中適合大學生、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方面有針對性的題目,并增加了量表中沒有但又與當今大學生息息相關的內容,通過預測和復測剔除相關性差(相關系數<0.35)的題目,最后共保留50道題目作為正式測量問卷,涉及家庭狀況、健康狀況、戀愛、性、學業、情緒、人際關系、學校、職業及其他10個領域。
1.3調查方法
所有調查問卷采用統一的指導語和統一的答卷,委托各高校負責人在班級集體同時發放,統一回收。正式調查在2004年9月1日~10月1日一個月內完成。為了考察量表的一致性和穩定性,我們的調查分兩個時期進行,時間間隔約1個月。
1.4統計處理
所有數據在Excel17.0建立數據庫,應用SPSS11.0統計軟件包和Amos4.0進行χ2檢驗、t檢驗及F檢驗等相關統計學檢驗。
在問卷調查結果的數據統計方面,為了統計方便和具有可比性,我們把各因素各方面的得分均轉換成百分制,選項從嚴重到沒有得分依次增高。因此,得分越高,表明其心理健康狀況越好。
2結果與分析
2.1一般資料(見表1)表1調查對象的基本資料(略)
由表1可以看出,有效問卷的男、女生比例約為1:1,大部分被訪者的家庭是融洽的,有沖突的被訪者約占總數的13%。
2.2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測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
由表2可以看出,10個因素共解釋項目總變異的51.025%,由各因子所包含題目的共同含義對各因素命名為家庭狀況、健康狀況、戀愛、性、學業、情緒、人際關系、學校、職業及其他共10個方面。對這10個方面進行二階因子分析,結果發現可以合并為兩大重要因素,共解釋總變異的55.929%,其中前4個可歸結為個人自身因素,后6個歸結為社會環境因素,之所以這樣劃分量表維度,是為了更突出主要矛盾,尋找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本質因素。表2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測量表的因素負荷矩陣(略)
2.2.1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測量表的信度及其與個體心理健康狀況的相關
本研究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測量表各因素及維度進行了同質信度、復測信度、分半信度及相關系數的檢驗。由表3可知:該量表內部一致性a系數為0.892,穩定性系數為0.597,符合心理測量學的基本要求,同時各因素及維度的分數與個體心理健康狀況總分的相關(0.488)超過了0.48(P<0.001),表明該量表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有良好的預測能力。由此可見,大學生心理健康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和穩定性很好,能夠對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況起到良好的預測作用。表3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測量表的信度及其與個體心理健康狀況的相關(略)
2.3調查統計結果
2.3.1大學生心理健康的性別差異分析
由表4可以看出,男女大學生主要在性問題和學業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男生在這兩個方面所受到的心理困擾比女生嚴重得多,而在家庭狀況、健康狀況、戀愛、情緒、人際關系、學校、職業和其他等方面,兩者沒有多大的差別。從整體上看,男女大學生主要在個人自身因素方面存在顯著性的差異,而社會環境因素方面,兩者差異不顯著。表4大學生心理健康的性別差異分析表(略)注:*P<0.05,**P<0.001;n表示人數。
2.3.2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專業分類分析
由表5可以看出,醫學生和非醫學生僅在性和學業方面存在著顯著性的差異,但差異間的距離并不是很大,體現為非醫學生在性方面的心理壓力比醫學生的大,由表可知其得分較低,而醫學生則在學業方面比非醫學生的心理壓力大??偟膩碚f,醫學生和非醫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在整體水平上沒有顯著性的差異,這由兩者總分的情況可以看出。表5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專業分類分析表(略)注:*P<0.05,**P<0.001;n表示人數。
2.3.3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家庭因素差異分析
由表6可以看出,大學生心理健康與家庭的融洽程度息息相關。家庭融洽與家庭沖突僅在戀愛、學校和職業3個方面沒有顯著性的差異;而在其他7個方面,兩者均存在極顯著的差異,并且所有差異中得分高的均是家庭融洽的學生,說明家庭融洽的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明顯好于家庭沖突的學生。表6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家庭因素差異分析表(略)注:*P<0.05,**P<0.001;n表示人數。
2.3.4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年級差異分析
從表7中可以看出,在整體上,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在年級方面存在顯著性的差異。心理健康狀況由好到差表現為大二>大三>大一>大四,并且其中社會環境因素對其影響極顯著,而個人自身因素則不顯著。具體體現為:①大一和大二、大二和大三、大二和大四之間在戀愛和情緒兩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并且大二的得分最高,大四最低,說明大二學生在戀愛和情緒兩方面心理健康狀況比其他年級的學生好,大四在這兩方面的壓力比較大。②學業方面,大一和大二、大四學生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大一學生得分最低,說明大一新生在學業方面存在一定的心理壓力,應引起重視。③人際關系方面,大一和大二、大一和大四之間存在顯著性的差異,并且大一和大二之間的差異更大,大一得分最低,說明大一新生在人際關系方面存在一定的心理問題,這要求我們應重視新生入學后的心理健康教育。④在學校與職業兩個方面,大四得分最低,并且與其他三個年級都存在顯著性差異,其他三個年級之間在這一方面也存在顯著性差異,其總體趨勢為大二>大一>大三>大四,這說明大四學生更關注職業和所處的學校,其心理壓力較大,大三的學生在這方面的心理壓力也有所體現,而大二在這方面則保持較好的心理狀態。表7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年級差異分析表(略)注:*P<0.05,**P<0.001。
3討論
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不僅是一個區域性的問題,更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當前的大學生正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新舊價值觀念的碰撞、高校招生分配改革措施的不斷出臺,都使他們面臨的競爭形勢日益嚴峻,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不斷增強[4],因此,系統、全面地分析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及其影響因素,對于有針對性地采取疏導和教育措施,不斷提高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通過對廣州10所高校不同年級的學生進行測量,結果表明:
(1)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在性別方面差異并不顯著。根據有關報道,在中學階段,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男生[6],而到了大學,兩者在整體水平上的差異并不顯著,他們僅在性和學業兩個方面存在差異,表現為男生的心理壓力比女生大,這與男女自身原因有關:女生在性方面較男生難以啟齒,且她們更主要地把精力用于學業,故在問卷上體現為女生的平均得分比男生高。而社會環境因素對兩者的影響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調查結果與實際情況相符合。
(2)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在專業分類上差異并不顯著。醫學專業的學生與非醫學專業的學生也僅在性和學業上存在差異,表現為非醫學生在性方面的壓力比醫學生大,這與他們所學的專業息息相關:醫學生通過專業的學業,在性知識這方面遠比非醫學生豐富,這提示我們不能忽視非醫學生的性教育。而學業方面,醫學生比非醫學生感到壓力大,這可能是因為醫學生從事的專業是人類神圣而特殊的專業,需要過硬的本領,因而學業要求相對嚴格,因而感到壓力較大。
(3)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在家庭因素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由表6及其分析可知:家庭融洽的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良好,而家庭沖突的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較差,兩者在個人自身因素和社會環境因素兩方面均存在極顯著的差異,說明家庭融洽與否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就要求父母們能從孩子的利益出發,創造融洽的家庭氣氛,使孩子們向著健康的心理方面成長。
(4)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存在著顯著的年級差異。心理健康狀況最好的是大二的學生,其次為大三的學生,再次為大一的學生,最差的是大四的學生,這與王滔等的研究相符[7]。其原因可能為大二的學生通過大一一年的鍛煉,基本上適應了大學的生活,對學業和未來充滿自信,暫時無就業壓力,因此自我評價也較高,有較好的心理狀態,故在量表上的統計得分最高。大三的學生通過兩年的大學生活,其適應性更強,但由于他們已經考慮自己未來的職業和發展方向,有著新的困惑,因而其心理健康狀況不如大二的學生。由表7可以看出,大三學生在職業方面的得分比大二的低,兩者存在顯著性的差異;大一新生的心理健康狀況排在第3,其原因可能是他們剛剛從高中走出來,一下子適應不了大學這種高度自我管理的新生活,許多人可能是第一次離家出遠門,甚至是第一次離開父母、離開家庭,在此期間他們會碰到很多問題和困惑,因此反映在心理健康狀況方面便比大二、大三的學生差。這就要求我們對大學新生進行心理健康的輔導,幫助他們建立良好的信念,盡快適應大學生活。大四的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最差,這主要與他們的就業壓力有關。當今就業形勢的嚴峻、人才競爭的激烈對大四學生構成了嚴重的心理壓力,這也提示學校應該注重畢業班學生心理素質的教育,使他們有一個良好的心態去應對未來新生活的挑戰。
【參考文獻】
1嚴云崗,羅翔.關注新“弱勢”群體,警惕心理疾病“入侵”象牙塔.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11.
2趙冰潔,陳幼貞.大學生心理咨詢問題分析.健康心理學雜志,2004,12(1):13~14.
3王全道.SCL90量表使用的現狀及檢測心理健康的異議.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4,(18)1:51.
關鍵詞: 女研究生 主觀幸福感 相關因素
1.引言
21世紀是一個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世紀。世界各國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素質的競爭,科教興,則民族興;人才興,則國運盛。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必須依靠大量德才兼備的高層次人才。毋庸置疑,研究生作為最高層次的人才,肩負著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任,是我國增強綜合國力、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支撐力量,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群。作為知識分子集中的一個高層次群體,他們目前的生活質量、心理健康水平應該受到關注和重視。但由于研究生人群的年齡和學習、活動方式較之大學生和其他人群存在著較大差異,目前國內關于研究生的研究相對來說顯得十分薄弱,尤其專門針對女研究生(碩士、博士)的研究就更少了。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女研究生作為未來女性人才的特殊群體,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不可缺少的生力軍,她們不僅肩負著社會、家庭、個人等多方面的期待,而且承受著來自經濟、學業、就業、婚戀等諸多方面的心理壓力,這一系列的競爭和沖擊不僅給她們帶來困惑、期待和迷茫,勢必還會影響她們主觀幸福感的形成,從而影響她們的心理和行為反應。
筆者根據調查所得出的各項數據,用統計學處理方法,對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的現狀進行分析,其目的是通過了解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的實際狀況,探索影響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的相關因素,以便更好地提高女研究生的生活質量,促進其身心健康,使之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學習和工作,讓她們更好地適應社會、健康成才,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2.方法
2.1被試
被試取自河海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和南京林業大學四所高校的研究生(碩士、博士),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共抽取500名學生,統計中剔除無效問卷52份,最后獲得有效問卷448份(有效回收率為90%),其中女研究生被試304份,男研究生被試144份。在總的問卷中抽取出女研究生的被試,得出的有效樣本構成如表1所示。
2.2研究工具
2.2.1總體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Fazio,1977,簡稱GWB)
該量表由美國國立統計中心制定,共33個題目。本研究中采用國內段建華①(1996)對該量表的修訂,即采用該量表的前18項對被試進行施測,單個項目得分與總分的相關在0.48和0.78之間,分量表與總表的相關為0.56和0.88之間,內部一致性系數男性為0.91、女性為0.95,平均得分男性為75分,女性為71分,得分越高,主觀幸福感越強烈。在本研究中女生在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7。
2.2.2幸福感指數量表(Index of Well-Being,Campbelletal,1976,簡稱IoWB)②
該量表用于測查受試者目前所體驗到的幸福程度,包括總體情感指數量表和生活滿意度問卷??偡址秶?.1(最不幸福)和14.7(最幸福)之間。根據姚春生(1995)等人的資料,本量表的重測一致性為0.849(P<0.001)③??傮w情感指數與生活滿意度的一致性為0.55,總體情感指數與另一種幸福感測查的相關性為0.52,平均分為11.8。本研究中,與總體幸福感的相關性為0.51,女生在幸福感指數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1。
2.3研究程序
測試時間為30分鐘左右,測試前根據指導語向被試說明注意事項,并告之該測試為匿名測試,回答的問題無所謂對錯,以保證測試結果的真實性。
2.4數據處理
統計方法主要包括:獨立樣本T檢驗、方差分析和相關分析。
數據的錄用采用Excel,處理采用SPSS13.0。
3.研究結果
3.1女研究生的人口統計學變量與主觀幸福感
3.1.1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的專業差異分析
對不同專業的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做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見表2),雖然文史專業女研究生在總體幸福感量表得分、幸福感指數和生活滿意度得分三個方面略高于理工專業的女生,但二者差異沒有達到統計差異顯著性水平;文史專業女研究生在情感指數方面略低于理工專業的女生,但二者差異同樣沒有達到統計差異顯著性水平。
3.1.2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的學歷差異分析
對不同學歷的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做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見表3),在總體幸福感、情感指數得分方面,女碩士研究生低于女博士研究生,二者差異達到統計顯著性水平;而在幸福感指數和生活滿意度方面,碩士研究生略低于博士研究生,差異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性水平。
3.1.3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在婚姻狀況上的差異分析
對不同婚姻狀況的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做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見表4),在總體幸福感、幸福感指數、情感指數和生活滿意度方面,未婚女研究生都略低于已婚女研究生,但二者差異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性水平。
3.1.4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的生源差異分析
對不同生源地的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做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見表5),生源地在城鎮的女研究生在幸福感指數、情感指數和生活滿意度方面要高于農村,二者差異達到統計顯著性水平;在總體幸福感得分上,二者不存在統計顯著性差異。
3.1.5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在是否獨生子女上的差異分析
對是否獨生子女的女研究生主觀幸福感做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見表6),在總體幸福感、幸福感指數、情感指數和生活滿意度方面,是獨生子女的女研究生都略低于非獨生子女研究生,但二者差異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性水平。
4.分析與討論
4.1人口統計變量學與主觀幸福感的分析
人口統計變量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研究者關注的問題。通常研究的方面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經濟收入、年級、專業、家庭所在地等變量。在本研究中,主要考察了專業、婚姻、生源所在地及是否獨生子女四個人口統計變量在主觀幸福感上的差異。
就專業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本研究還發現,無論在總體幸福感、幸福感指數、情感指數還是生活滿意度方面,文史專業和理工專業之間都不存在顯著性差異,這說明不同專業的女研究生幸福感水平大致相當。這可能是因為在研究生階段,不管什么專業都不可避免要面對繁重的課業壓力、論文壓力、人際壓力、工作壓力及情感等問題,都要面對自己各種問題并著力解決,因此主觀幸福感及情感指數在專業類別上沒有顯著性差異。
婚姻生活往往被人們視為幸福感人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許多研究者就婚姻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進行研究,④上世紀70年代,Campell等人甚至將婚姻和家庭視為預測美國人主觀幸福感的15個因素中最主要的兩個。Brown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由于配偶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婚姻因素會有助于提高主觀幸福感水平。我國臺灣學者陳洛采用自編的幸福感量表和生活滿意感量表研究發現,僅僅是在家庭和工作滿意感方面,有婚姻生活者得分明顯高于無婚姻生活者,在幸福感上兩組得分差異不顯著。邢占軍、金瑜⑤研究發現,從總體來看,我國城市居民無婚姻生活者比有婚姻生活具有更高的主觀幸福感,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由于許多已婚人士自己的婚姻質量評價不高。梅錦榮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國社會強調家庭取向,夫妻之間相互依賴、相互給予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因此已婚的幸福感比未婚的要高。但是,本研究發現,在總體幸福感、幸福感指數、情感指數和生活滿意度方面,未婚女研究生都略低于已婚女研究生,二者差異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性水平,雖然這一結論與已有的一些結論有部分的相似之處,但遺憾的是,本研究中這一結論很難說是可靠的,因為從調查對象來看,未婚人數有284人,占被調查對象總數的93.4%,已婚人數有20人,占被調查對象總數的6.6%,兩組人數之間差異如此之大,很難保證結果的客觀性和準確性。因此,要想真正了解婚姻狀況與幸福感的關系,就應該擴大已婚對象的數量,遺憾的是限于研究的時間短暫以及這類研究對象不容易選取,本研究沒有能夠實現這一目的。
關于生源所在地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本研究發現,在幸福感指數、情感指數和生活滿意度方面,城鄉研究生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生源地在城鎮的女研究生幸福感明顯高于農村。這可能是城市和農村這兩個不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的某些差別的反映。對于經濟狀況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歷來存在著一定的爭論,一些學者發現,收入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他們認為,較高的收入會帶來更多的物質享受,更高的權力與地位等,因而主觀幸福感較高;而另有研究表明,收入僅在非常貧窮時有影響,一旦人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經濟的影響就很小了。我們的研究顯然間接支持前一種觀點,一般來說,來自城鎮的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比來自農村的要好,這反映到主觀幸福感中就是來自城鎮的學生主觀幸福感高些。同時,城鄉差異可能也與來自城鎮的女生在社交能力、環境適應能力方面強于來自農村的女生有關。
關于是否獨生子女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研究,國內外很少有人涉及。一般認為,獨生子女會得到更多的來自父母的愛和關心,遇到困難會在第一時間獲得幫助,他們的幸福感水平應該更高些。但是本研究發現,在總體幸福感、幸福感指數、情感指數和生活滿意度方面,是獨生子女的女研究生都略低于非獨生子女的女研究生,二者差異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性水平,這就意味著是否獨生子女對主觀幸福感沒有影響。這可能與本研究對象的特點有關,本研究的對象是女研究生,她們經歷多年的求學生涯,獨立生活能力都比較強,有獨立獲取更多社會支持的能力,在家庭中,非獨生子女完全可以通過獲取兄弟姐妹或他人的支持來彌補父母缺少的幫助,從而獲得高的主觀幸福感,因此是否獨生子女在主觀幸福感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也就可以理解了。
5.結論
本次研究發現:女研究生在學歷、生源地上存在顯著性差異,而在專業、婚姻和是否獨生子女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注釋:
①段建華.總體幸福感量表在我國大學生中的試用結果與分析[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1996,1.
②汪向東,王希林等.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增訂版),1999.
③姚春生等.老年大學學員主觀幸福感及有關因素分析[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1995,9.
①Scott Huebner.Manual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Stueents’Life Satisfaction Scale[J].Version,2001.
②邢占軍,金瑜.城市居民婚姻狀況與主觀幸福感關系的初步研究[J].心理科學,2003,26,(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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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向東,王希林等.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增訂版).
[6]姚春生等.老年大學學員主觀幸福感及有關因素分析[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1995,9.
關鍵詞:高校檔案;認知;問卷調查;SPSS
1 問題提出
高校檔案是高校在從事教學、科研、黨政管理以及其他各項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對學校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載體的文件材料,是學校活動的真實記錄[1]。高校檔案隨著學校的建立而產生,隨著學校的發展而逐步增加積累,成為學校發展的歷史憑證,詳細真實地反映了一所高校的歷史全貌。高校檔案這一原生特性是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
研究發現,我國高校檔案工作目前面臨著幾種狀況:①高校檔案館行政管理職能不到位,檔案館往往是一個非獨立型機構,更多強調服務職能,而有意識地淡化了檔案館的行政管理地位,導致檔案館難以承擔對全校檔案工作的行政管理職責,失去了對學校各立卷部門的歸檔工作的控制[2]。②高校檔案館服務機制不完善、功能不夠拓展。雖然,大多數高校檔案室建成了檔案館,但原來綜合檔案室的管理體制、服務理念仍有很深影響,在管理制度、服務機制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內向性和封閉性,使檔案館的形象與現今信息化時代不相吻合,也與檔案工作“從檔案的開放到檔案館的開放”的發展要求不相適應[3]。③檔案人事制度改革和人才培養步伐相對滯后。高校檔案館在人事制度上還流于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行政管理痕跡,從業人員平均業務水平不高,專職檔案人員大都是“半路出家”,一些檔案人員缺乏相關專業知識和理論功底。
高校檔案工作要破解發展難題,首先,必須擴大影響力。要通過宣傳教育,特別是通過提供檔案開發和服務,不僅使高校檔案工作廣為人知,更要使人樂于了解并接受。只有服務對象(主要是高校師生)切實了解,并且享受到了檔案服務所帶來的實際效果,切實從檔案服務中獲得了認知或現實的便利和滿足,才能真正體現高校檔案工作的價值,進而求得發展。
2 高校檔案工作認知量表的編制
綜合高校檔案工作特征和性質及相關理論研究,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1分表示“非常贊同”,2分表示“贊同”,3分表示“中立”,4分表示“反對”,5分表示“強烈反對”,分數越低認知程度越高。從六個維度(分別為:檔案工作的地位、檔案工作的基本知識、高校檔案功能、檔案開發利用、加強檔案工作措施和檔案工作的認同度),每個維度由4或5個題項組成。
采用SPSS對該量表進行信效度分析,發現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812,可靠性較高;進行主成分分析,剔除第二維度和第三維度的個別題項之后,KMO值為0.1832,Bartlett球形檢驗的值達到顯著水平 (p < 0.001),共得到 6個特征根> 1的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為52.375%,每個題項的負載系數均大于0.35,見表1,結構效度良好,適合進行調查研究。
3 調查結果
3.1 取樣。本研究隨機選取漳州師范學院的教職員工及學生共449名,具體分布如表2。
3.2 教師和學生對高校檔案工作的認知度差異分析
從總體上看,如圖1,在五點量表中,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對高校檔案工作的認知程度還不深,基本都處于贊同和中立之間,總體認知程度中等稍微偏好。但進一步分析發現,對于檔案工作的地位和加強檔案工作措施兩個維度上,教師的認知程度明顯高于學生,p<0.001,如表3。
3.3 對高校檔案工作認知的性別差異分析
從表4可以看出,在功能、開發利用、加強工作措施和認同度維度上,男生的認知度均高于女生;而對教師進行性別差異分析之后,發現各維度均不存在性別差異。
3.4 學生對高校檔案工作認知的年級差異分析
對檔案工作的地位、開發利用和認同度的認識上,大學二年級的認知度均高于一年級和三年級;而對于高校檔案的基本知識的認識上,則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高于其他兩個年級。
3.5 不同職稱教師對高校檔案工作認知差異分析
從表6可知,除了正高級職稱的教師對高校檔案工作基本知識的認識上高于副高、中級和初級職稱的教師外,其他維度均不存在顯著差異。
3.6 不同工作性質教師對高校檔案工作認知度的差異分析
從表7可知,除了在對高校檔案工作功能的認識上,教學研究系列的教師高于行政系列的教師外,其他維度均不存在顯著差異。
4 分析與對策
通過問卷調查和結果分析,我們對高校師生在高校檔案工作認知程度上有了較為全面和科學的判斷。高校師生對學校檔案工作認知程度總體不強,基本都處于贊同和中立之間;從事教學科研的教師對檔案的功能認知度總體高于從事行政工作的教師;教師總體認識度高于學生,高年級的學生總體認識度高于低年級的學生,比較客觀地反映出高校檔案工作的地位和影響力,也表明較多接觸和利用檔案會提高對檔案工作的認知度。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長期以來,高校檔案工作游離于教學科研之外,檔案工作沒有受到足夠重視,致使高校檔案工作呈現出三個“公”多“私”少現象,即:檔案材料“公”多“私”少、檔案服務“公”多“私”少和檔案宣傳“公”多“私”少,嚴重影響了高校師生對檔案工作的了解和認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