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7 17:34:10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關鍵詞] 經濟全球化; 經濟安全; 應對策略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之一。不可否認,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不論是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都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同時也會給各國帶來一定的沖擊,其中受沖擊最大的就是發展中國家。東南亞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經濟全球化對其經濟沖擊的結果。[1]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為參加經濟全球化而付出的代價。當然,這種代價一點不付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能太大,不能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超過自己從經濟全球化中所獲得的利益。因此,對于實力薄弱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參與經濟全球化不能不慎之又慎,也就是既要積極參與,又要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回避經濟風險,實現經濟安全。
一、 東南亞金融危機形成的深層原因
從表面上看,東南亞金融危機是外部大投機商索羅斯點燃的,實質上內部誘因早已在東南亞各國內部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形成??梢哉f,“不可避免的危機產生于可以避免的決策失誤”[2],因此,究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 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
東南亞國家從70年代開始相繼起飛,經濟增長較快。但東南亞各國長期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對外貿易和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很大比重,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弊端。隨著國際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日益激烈,國內制造成本的增加,勞動力素質和技術水平未能同步提高,產品的科學技術含量不高,無法實現產業結構調整,以致產品的競爭力降低,出口下降,出現了巨額貿易逆差。面對長期貿易逆差,各國政府不是通過積極主動實現發展戰略的轉變,來逐步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而是采取低水平、盲目擴張,忽略了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投資和生產大量過剩,主要表現在房地產、制造業等方面,出現了“規模效益遞減”的狀況。
(二) 投資政策導向失誤,“地產泡沫”破裂,銀行呆帳壞帳嚴重
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是泡沫經濟的主要載體。由于東南亞國家經濟體制上的缺陷和宏觀經濟政策上的失誤,政府對大量流入的外資缺乏正確的投資導向。各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為了追求短期利益,使得大部分外資流向投機性強或是需求不足的非生產性用途領域,諸如房地產或股市。大量資金涌向房地產業,房地產價格暴漲又引來大量銀行向房地產業的投資。當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時,商業建筑嚴重供過于求,造成大量住宅、商業建筑被閑置。由于一些銀行擅自放松向房地產業貸款的標準,結果導致大量資金因房地產過剩變成呆帳。銀行的呆帳增加影響了東南亞國家金融體系的穩定,一些金融機構瀕臨破產。[3]
(三) 過多吸引外商投資,外債結構不合理
經濟一體化增強了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大規模頻繁的國際資本流動是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必然結果。[4]以泰國為例,泰國經濟起飛時,面臨兩大難題,一是資金短缺,二是通貨膨脹很高。在這種情況下,泰國的利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匯率相對穩定,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泰國從中謀利。流入泰國的游資大部分是短期外債,1997年7月危機爆發前,泰國的外匯儲備為320億美元,但短期外債為400億美元。一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利用外資力量的推動,但不能完全依賴外資。過分依賴海外市場資金,尤其是偏重短期游資的利用,必然會增加經濟的不穩定。[5]
(四) 資本市場開放過快,金融監管乏力,經濟體制改革滯后和金融體制不健全是危機發生的突破口
東南亞尤其是東盟各國為了實現快速趕超型的發展戰略目標,為了大量吸引外資,競相推出一系列金融開放措施,急于使國內的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實現一體化,超越了自身經濟和市場條件,在制度安排上難免存在漏洞。[6]東南亞各國雖然對發展本國金融市場頗為重視,卻沒有及時深入改革經濟體制,以促進其充分的市場化。因此,各國的金融體系缺乏適應市場的高效率和穩健的風險管理,政府對金融機構監管乏力。在這種情況下,單單強調金融自由化,開放資本市場來吸引外來資金,而不注重金融體制改革和有足夠的金融人才來監管金融體系運行,無疑是飲鳩止渴,最終難免出現危機。
基于上述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形成原因的深層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東南亞金融危機“不過是當代全球化過程之深遠影響及其表現的一部分”,[6]具體說就是資本全球化、制造業及其產品的全球化、貿易和投資的全球化等等,給東南亞各國帶來的負面的沖擊。這次危機之所以沒有發生在處于全球化更前階段的歐美發達國家,也不是發生在處于前現代化時期的亞非欠發達國家,就是因為經濟全球化對他們的沖擊較小或是根本不存在。
二、我國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保證經濟安全,防止金融危機的應對策略
(一)調整發展戰略,加快產業結構升級
1?調整發展戰略,加快產業結構升級
發展中國家應適時調整本國的發展戰略,把以“趕超”為主的戰略轉向以效益為主的戰略,由重速度的發展轉向重質量的發展,使經濟增長由“數量推動”向“質量推動”轉變。只有這樣才會有整個國家社會生產力的實際增加,科技水平的真正進步;才會形成經濟發展的強大后勁,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才有可能利用經濟全球化契機,穩步推進產業結構戰略調整。墨西哥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都與他們的產業結構不合理有著密切的關系。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換代可以使發展中國家逐步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附關系,增強獨立自主能力,也有利于發展中國家防御金融風險,維護經濟安全,實現經濟健康持續發展。
2?加大創新力度,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
我國加入WTO后,隨著國內市場的更加開放,有可能導致一些原來準備在中國投資的外商企業改變其經營策略。過去外商為了進入我國市場,在轉讓技術方面做出部分讓步。加入WTO后,我國政府要遵循“國民待遇”原則,不能強求外商必須轉移其技術,由此,外商可能會做出“只賣產品不轉移技術”的選擇,從而對外資企業的技術含量、引資質量產生負面影響。國際經驗表明,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的重要推動力量。在利用外資領域,引進外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結合,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成為發展中國家從國際資本市場分享更多資金份額的重要手段。二戰后,國際性產業結構調整,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向以資源加工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傾斜,70年代后期,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增長率達21%,占投資總額的38%,90年代達到40%以上。20世紀90年代后,發達國家部分跨國公司開始從直接生產領域退出,轉向輸出專利技術、知識產權、品牌為主的委托生產加工,生產和制造業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我國吸收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部分企業,開始成為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承接者。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吸收外資與引進技術極不協調,吸收的外資總量己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但外資帶動產業技術進步的效應較差。面對國際資本流動新趨勢和日趨激烈的引資競爭,傳統的制度創新方式已對提高利用外資規模與引進技術、提高技術含量、質量形成新的制約。因此,有必要從制度創新入手,為提高利用外資質量提供更大的空間。
3?協調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的關系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必須緊跟國際潮流,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但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也要有所側重,突出重點,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同時,要正確處理好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的關系。由于我國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發展傳統產業具有比較優勢,也是我國加入WTO后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因此,要加快以高新技術和適用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以提高傳統產業的經營效率、產品質量、市場競爭力。
(二)積極創造條件,穩妥地開放資本市場
忽視本國實際,急于完全放開資本賬戶,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同樣,消極地視資本賬戶開放為一個遙遠的目標,采取逃避現實的態度,也是不可取的。關鍵在于前提條件的具備。
1?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是資本賬戶開放的關鍵條件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建立和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使低效、高成本的資本管制轉變為高效的金融監管,乃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根本所在。只有完善金融監管,才能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為資本賬戶的開放保駕護航。反之,即使其他前提條件均具備,發生金融危機的災難也很難避免。金融監管是以控制金融風險為主要內容的。隨著放開資本賬戶,對已過時的管制措施的取消,并不意味著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只是轉移了管制的重心,由金融監管取而代之。
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對我國至關重要。首先,我國與發達國家的金融業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由于歷史的原因,這種差距難以在短期內消除,它的存在會使我國在金融開放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面臨國外金融業在競爭上的優勢,在經營制度和投資技術上的先進,以及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大且易變的情況,我國金融的環境變了,不再是過去那種缺乏競爭、規范和創新,金融機構業務單一,相對單純、穩定的環境,如果金融監管體系建設滯后,會造成金融風險的擴大和深化,一旦發生金融危機,金融開放所獲得的益處,都將被危機帶來的成本抵消。其次,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內容,是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的,既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等對資本賬戶開放的影響,也包括利率市場化與匯率市場化的相互影響。這種相互影響關系,使資本賬戶開放更具復雜性。資本管制解除之后,資本的流入和流出將主要依靠利率進行調節,如果利率市場化改革滯后或不到位,那么,很可能造成資金價格信號的失真,使央行難以利用利率機制調控金融市場,極易引起短期資本的過度流入和資本外流。利率能否發揮正確的導向作用,與我國貨幣市場的發展與完善又密切相關,因為市場化的利率信號是在貨幣市場形成的,這一信號的質量,就取決于貨幣市場的規模、運作的規范程度和效率,以及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力等。不僅如此,完善的貨幣市場還有利于央行對外匯市場的調控,通過提高利率(貼現率)或發行高利率的短期信用工具,將資金從外匯市場吸引到貨幣市場,減輕外匯市場上的需求壓力。同時,在匯率市場化改革中,建立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可以吸收或減緩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所造成的匯市振蕩,對資本賬戶開放后的匯市穩定很重要。
關鍵詞:;金融危機;虛擬經濟;實體經濟
2008年9月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經歷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已引發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經濟社會危機,我們不得不深入思考,爆發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基本觀點來對此次金融危機作出科學的分析和闡釋?
在當代,要證明的科學性,根本上要從理論上科學闡釋兩大現實問題:一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和趨勢是否驗證了馬克思所揭示的規律;二是社會主義的發展現實和趨勢是否符合的基本理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矛盾的發展,將產生兩方面的矛盾:一是資本的本性決定了生產規模的無限擴大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之間的矛盾,從而使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現象成為社會經濟運行的一種常態,這一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二是資本主義由市場自發調節的運行方式與社會經濟按比例發展要求之間的矛盾,會引起社會生產宏觀上的比例失調,這一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因經濟不能正常運行而爆發經濟危機。
關鍵詞:技術 制度 體制 創新
金融,作為時代的高頻詞,引領著歷代經濟的發展、記錄著經濟的蕭條、復興和繁榮。金融危機也稱金融風暴,主要是指全部或者部分地區的金融指標出現危機,或者無法繼續生存。主要包括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和次貸危機等幾種類型,從“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惡化”等要素方面表現出來。
通常,金融危機帶來的危害較為顯著,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收到抑制,貨幣大幅度貶值,經濟總額和經濟規模銳減,大量的企業倒閉、失業率劇增、社會普遍經濟蕭條,嚴重的時候甚至可以引發社會動蕩。
從1637年郁金香狂熱開始出現的泡沫經濟,到1929年股市大崩潰引發全國經濟的大蕭條,再到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金融系統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受到嚴重創傷,一直到現代2007-2008環球金融危機 ,可以說金融危機一直是伴隨這經濟的發展而前行的,人們依舊無法避免金融危機的突發性,但是,我們可以從根源處著手盡量減少危機造成的傷害。
一、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要有效的避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傷害,必須要深入了解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當前的金融危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美國房產市場泡沫促成的。相較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金融危機有著很大的類似之處。
首先,泡沫經濟是直接原因。
泡沫經濟也是經濟危機的直接反映,由于市場經濟個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哄抬市場,營造了市場繁榮的表象,加上沒有及時進行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從而導致了泡沫經濟的虛華表象。
其次,經濟管理體制的弊端。
經濟管理體制是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上個世紀出現了經濟“滯漲”以來,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遭到了強烈的批判,“經濟自由、私有化、減少管制”倍受追捧,然而,過度依賴市場經濟的自身調節,容易導致經濟的發展不受控制,在利益的驅使下,容易產生不健康的市場競爭機制。
最后,經濟環境和宏觀調控的制約力不恰當
由于美國市場的泡沫經濟現象出現,波及全球的金融體系,特別是信貸危機不斷加大,而政府的宏觀調控力度在追求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的大背景下已然較難發揮其強制調控作用。
二、金融危機對中國產生影響的主要方面
金融危機的產生對中國許多行業的影響深遠,其中金融行業是主要影響行業。包括投資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等金融機構,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消減了原來的擴張計劃;同時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地產、汽車、廣告等實體經濟也收到影響,進出口貿易受到重創,使得我國不得不改變經濟管理體制的手段,加強國家宏觀調控;最后由于市場的萎縮,需求量下降,科技企業等受到影響,尤其是硬件和軟件外包、芯片制造等行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的科技的進步。
1、經濟市場的影響
金融危機的浪潮不斷波及著中國市場,特別是對金融行業的影響,“2007年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783億美元,2008年前三季度達到744億美元?!庇捎谑澜缃鹑谖C的影響,世界流動性的減少,估計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會產生一些影響?!比嗣駧艑γ涝抢^續升值或是貶值也是“兩難”選擇,貨幣風波、次貸危機等對金融市場的沖擊不容忽視。
2、經濟政策的影響
世界金融危機嚴重的阻礙了投資者和消費者對未來經濟的自信心,導致了經濟市場的變化,而經濟市場的變動必然會引起政府金融政策的變革。首先,我國的財政政策由緊縮向擴展性轉變;其次,貨幣政策的調整趨向適度從寬;最后,我國的進出口政策也相應的調整。
3、科學技術的影響
經濟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場的有序性,導致很多高科技產業的蕭條,進出口經濟收到重創,特別是汽車、電子產品等科技含量較高的產業,依賴于國外的先進技術。在進出口政策調整的前提下,必然導致產業經濟的滑坡,產業經濟受到影響,科技創新相應的收到限制,
三、我過應對經濟危機的創新舉措
1、提高認識、正確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關系。
在市場經濟中,實體經濟主要從工農業、交通運輸業、商貿、建筑業等方面進行產品和服務的交流,而虛擬經濟則主要是市場中的信用制度以及資本證券化的經濟活動。經濟危機的典型代表泡沫經濟就是虛擬經濟的過于繁華,而導致實體經濟的相對滯后,在應對經濟危機的創新舉措中,首先要從原因的根本出發,正確實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關系,使兩者相互適應、相互促進。
2、有機結合市場經濟調節與國家宏觀調控之間的關系
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是經濟有序進行的基本要素,但是市場不是萬能的,存在一定的缺陷,市場經濟的自發調節難以平衡國民經濟結構,甚至引發一系列經濟、環境、社會問題;所以,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勢在必行,利用政策的扶持,有效實現市場的資源配置。
3、加強科技創新,以科技拉動經濟、減小經濟危機的沖擊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以科技帶動市場經濟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尤其在面臨國際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特別需要科技的拉動力量。加強政策的扶持和科技資金的投入,加強科技生產,帶動電子科技產業技術的發展,最大限度的縮小經濟危機給我國國民經濟帶來的沖擊。
參考文獻:
[1] 歐文•B.今日宏觀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化
中圖分類號:F830.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6-0-02
一、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至少經歷了六次較為嚴重的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危機。當時的經濟學家李嘉圖、薩伊等人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否認危機的發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之間存在必然聯系?!八廾摰慕洕鷮W家,在理論上對他們所謂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正如資產者在實踐中對他們賴以取得財富的無產者的疾苦漠不關心一樣”。[1](P153)與此相反,馬克思恩格斯在危機中看到“每次混亂對全部文明都是一種威脅,它不但把無產者拋入貧困的深淵,而且也使許多資產者破產”。[1](P236)正是對廣大受害者尤其是赤貧的無產階級寄予深深的憐憫和同情,使他們清醒地認識到:“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2](P617-618)這就是金融危機理論確立的主、客觀原因。
金融危機理論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該理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的詳盡考察后認為,金融危機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俱來的一種現象,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產生金融危機的“基因”。
認為,在貨幣產生前的以物易物的時代不會出現金融危機自不必說,即使在貨幣產生后單純為消費而生產的自然經濟或簡單的商品經濟形態中,也都不會出現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出現,就形式而言,是商品買賣分離和貨幣支付錯位所導致的;就內容來說,同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的最終目的在于獲得貨幣增值緊密相聯;歸根結底的原因則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
資本家要想通過商品生產實現一次簡單的貨幣增值,就必須經過這樣三個階段:第一(流通)階段,他必須用手中的貨幣到市場上購買勞動力和原材料,使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第二(生產)階段,通過雇傭工人的勞動,將生產資本轉化為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資本;第三(流通)階段,他必須把生產出的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拿到市場上銷售出去,使商品資本轉化為增值的貨幣資本。這樣一個個以貨幣增值為中心的周而復始的資本循環就構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在這些過程中,就包含著出現危機的可能性,原因即在于:首先,商品買賣的兩個階段在時間和空間上是相互分離的,與之相應,貨幣支付也是錯位的。即“賣出商品取得了貨幣的人,不一定立刻購買,這意味著貨幣退出了流通,而商品卻在市場上等待。這種買和賣的分離或獨立就使商品生產和價值實現過程包含著中斷或危機的可能性。危機是使兩種相互聯系又彼此獨立的過程強制統一的形式”。[3]其次,商業信用的出現為商品買賣中商品與貨幣在時空上的分離提供了便利條件,也更進一步加強了貨幣支付矛盾的積累,這就使得社會支付鏈條上的中斷點大大增多,一旦普遍的社會支付中斷成為現實,就會出現貨幣支付危機,而金融危機的本質就是貨幣支付危機。
以上只是金融危機產生的可能性分析,認為,這還不足以說明金融危機何以實現,金融危機產生的現實條件必須從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運動、競爭和信用中引出。
最大化地榨取剩余價值是所有資本家從事商品生產的直接目的,資本家之間的殘酷競爭迫使單個資本必須將單位商品的價值量降低到社會價值量以下出售才能獲勝,而在競爭中能否獲勝關系到資本家——“資本的人格化”的生死存亡,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來的達爾文的個體生存斗爭;要想在這種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通過資本積累使資本有機構成合理化,擴大生產規模、降低勞動成本;實現快速資本積累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信用發展,商業信用通過發行以股票為代表的各種有價證券廣泛吸收社會資本,從而突破在資本積累過程中企業自身積累的局限,加速積累過程,以此來滿足資本家的貪欲。
【關鍵詞】馬克思金融危機
2006年春,美國“次貨危機”開始顯現,最后發展成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對其原因分析,成為理論界研究熱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規律,對預測美國金融危機、解釋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我國宏觀調控要以此為鑒,主動作為,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美國金融危機形成和擴散的一般原因
1、次貨危機引發金融危機的“觸點論”
這種觀點的實質是市場內因論,認為沒有有效控制信用風險導致美國次貸市場運轉失靈引發金融危機。次貸是美國房產貸款中面向信用紀錄不佳或收入證明缺失的持“次級信用”的客戶而產生的貸款。2001年網絡經濟泡沫破滅后,美房地產市場迅速發展,房價2004-2006年上漲了40%-70%。在房價上漲預期下,銀行降低信用門檻,推出了“無本金貸款”、 “循環貸”等貸款品種,助長了投機,推動房價繼續走高。美聯儲2005年開始將利率從1%提升到5.25%,促使經濟降溫,房價下滑。房價下降預期增大和還貸壓力增大的雙重約束,使次級貸款違約率在2006年底上升到13.3%。違約率持續上升,帶來債務狀況惡化,導致美國大型次級房貸公司紛紛破產,前者的破產和倒閉帶來越來越多的金融集團和公司破產,造成整個金融市場動蕩。
2、金融政策導致金融危機的“政策論”
這種觀點的實質是政府外因論,認為次級貸款僅占美國房貸市場的7%-8%,次貸危機之所以形成金融危機,金融自由化政策是根本原因。一是金融工具創新過度。次級貸款被房貸公司購買后,資產證券化成為債券在市場發售。經濟繁榮期,它們被投行和對沖基金看好并購買,投資銀行利用金融創新再出售,一元貸款被放大為數十元的金融衍生品。信用鏈條拉長,導致金融產品的基礎價值被忽視,助長了極度短期投機。美國還依靠政府信用成立國家保險公司對債券違約進行保險,總額從2001年的9000多億發展到2007年底的62萬億美元。這種情形下,總額不大的次級貸款危機產生了規模巨大的債務危機,政府已難以挽救。二是金融監管不力。美國鼓勵自由的跨國金融活動。對新金融產品,政府主要依靠市場評級機構的評級、研究報告和資本抵押標準要求來化解金融風險,缺乏審查和監管以及對金融泡沫的預警。這樣,當投機盛行時,投機主體和評級機構結成利益共同體,評級機構做出背離信用基礎的評級行為,向市場釋放錯誤信息,便會提升系統風險。
3、經濟全球化形成全球經濟危機的“橋梁論”
這種觀點的實質是外部條件論,認為經濟全球化活動使美國金融危機最終演變為全球經濟危機。一是金融活動全球自由化使美國金融危機向發達國家擴散。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商業銀地普遍購買美國次級債券,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匯豐銀行、德國工業銀行、法國巴黎銀行、花旗集團等相繼暴出巨額壞帳,引發本國金融動蕩。二是金融危機的財富效應和政策效應使危機延伸到實體經濟。金融危機爆發后,消費者個人財富縮水,銀行緊縮銀根,消費和投資下降,導致總需求減少。三是全球經濟活動依賴性增強使金融危機向全球實體經濟漫延。美國在全球幾大經濟體的出口市場中占據很高比例。美國國內經濟衰退后,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出口大幅下滑,導致經濟增速下降。
二、從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看美國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1、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主要內容
(1)經濟危機成因。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本上是生產過剩導致剩余價值無法實現引發的。生產過剩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消費者購買力不足;購買力不足在于私有制引發的資本和勞動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資本主義銀行制度、信用制度、分配制度等制度結構的沖突把生產過剩矛盾推向不可調和地步時,潛在危機便轉化為現實危機。
(2)克服經濟危機的途徑。一是根本性制度變革。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只有實現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變革,才能根本化解經濟危機。二是政府宏觀調節。通過調節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創造新的投資和消費機會、實行信用擴張、擴大政府公共支出等宏觀政策,刺激需求,緩解生產過剩。
2、美國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1)依靠信用過度擴張化解需求矛盾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是追求剩余價值。生產力越高,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量越大,在市場上實現的困難也越大。解決這一矛盾,一個途徑就是依靠信用支持消費和投資創造需求。90年代末,伴隨著網絡經濟泡沫破滅,實體經濟投資需求銳減,全球范圍內出現大量資本過剩。2007年,全世界有8000多個對沖基金,總額2.8萬億美元,世界各國財富基金達7.6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15%,全球儲蓄的60%。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開始公開或非公開鼓勵房貸公司、金融機構通過過度擴張信用支持消費。所謂信用過度擴張是指不顧信用風險、超過償還能力的信用擴張,表現為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放松風險監管、放松交易監管等。信用的過度擴張在刺激消費同時,也拉動了投資,更重要的是由于信用被轉化為證券出售,為全球巨額流動資金提供了短期投機機會。短期看,信用的過度擴張緩解了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但長期看,信用過度擴張把問題從“當前”轉到了“未來”,當金融投機不再延續、債務鏈條無法維系時,危機便會顯現。
(2)信用過度擴張的危害。一是增加了不良債權,加劇金融風險。金融機構對客戶信用層級、償還水平不加審查,會導致不良債務累積。2008年,美國住房貸款達14萬億美元,政府公共債務達10.3萬億美元,金融債務占GDP的比例從1980年的21%上升到116%。信用的本質是債權,如果大家都遵守信用,當然沒有問題。但若一個環節出了問題,特別是信用質量較差時,債務風險就變得十分巨大。二是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失衡,虛擬經濟背離服務經濟職能。虛擬經濟本質是使有能力的人利用有資本的人的閑資為社會和資本持有者創造財富,這對于分散金融風險、提高金融資產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信用的過度擴張,使虛擬經濟背離了這種職能,產生一種“錢生錢”的錯覺,自身迅速膨脹。在美國,企業盈利的44%來自金融服務業,制造業僅占10%。1996-2006年,美國金融公司盈利年增長13.8%,非金融公司盈利每年增長只有8.5%。2004年,美國金融業占據了GDP的20%-21%。金融機構對高管的激勵措施也往往與短期證券交易收益掛鉤,促使他們利用金融創新技術把金融杠桿率提高到幾十倍。房貸機構將貸款發放給沒有還貸能力的借款人,金融機構將房貸資產打包賣給投資者。據統計,美國金融機構發行的證券化產品就占全球的80%,2005年全球有組織的交易所內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額為名義GDP的32倍,全球長期證券的總價值超過了100萬億美元。虛擬經濟過度膨脹,使虛擬經濟重心轉向短期投機,在證券、樓市造成巨大泡沫,最終導致經濟危機。三是引致虛假需求,造成虛擬繁榮。信用過度擴張刺激樓市,導致投資性資產價格和證券價格上升,為投資性基金和銀行提供了短期投機機會。當生產過剩矛盾得到解決,各類資本競相追逐高額投資回報時,所有人都受益,進而產生了螺旋式的信用擴張,如果哪一期資產價格開始縮水,消費者和投資人便成了最大受害者。
三、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加強宏觀經濟調控的啟示
市場經濟國家經常存在結構性生產過剩矛盾,也就存在著依靠信用過度擴張來化解生產過剩的潛在風險。我國要吸取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既要積極擴大有效需求,解決生產過剩矛盾,又要防止走上利用信用過度擴張化解生產過剩矛盾的不良路徑。
1、堅持依靠創新刺激實體經濟有效需求
一是通過創新社會保障制度刺激消費。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欠缺,國民需要較高的儲蓄率才能應對各種風險,導致總需求中消費所占比例一直不高。因此,國家要加快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住房制度改革,解決百姓后顧之憂。通過轉移支付、救濟等制度創新,防止貧富差距擴大,刺激消費。二是加強技術創新吸引投資和消費。熊彼特指出,技術創新使資本主義在毀滅中重生。技術創新既可以創造新的投資機會,使多余的資本找到生利機會,又可使消費者產生新的換代需求。三是通過市場創新擴展投資機會。要實行宏觀經濟政策,促進地區間經濟均衡發展,特別是開發農村市場。實行優惠政策,鼓勵資本到海外投資。積極開展貿易摩擦協調,促進出口穩步增長。
2、以國家為主體有效控制金融系統風險
一是政府承擔起風險集中管理的責任。市場經濟不可避免會產生信用過度擴張,產生金融泡沫。防止資本經濟中的泡沫轉化成危機,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協調和制約。由于金融產品很少受知識產權保護,任何金融機構都不愿意別人看到自己產品的交易情況。政府要建立統一的風險管理窗口,集中清算,統一監管,準確評估,避免各個金融機構各自為政。二是善用金融創新,把風險控制放在首位。國內金融系統在危機中受到沖擊較小,主要是我國金融體系不發達,沒有投行、評級機構和復雜的金融衍生品,沒有形成危機傳遞的鏈條。這種狀態雖然安全,但卻犧牲了效率。在未來,我國既要穩健地推進金融創新,提高金融資產配置效率,又要有效控制和化解市場風險。對新推出的金融新產品,政府要認真審核,對產品的價值、價格要實時監控,避免過度放貸,努力做到多方共贏。三是積極培育理性投資。從強化風險意識、加強素質教育出發,加強對投資者教育,使投資者的投資趨向更加理性。嚴格杜絕非法市場操作行為,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政策透明度,使市場充分相信政府的決心,防止錯誤信號引發的錯誤導向。
3、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必須要連貫和平穩,這一點對整個金融環境的穩定至關重要,美國在2005年前后的貨幣政策大拐角就是造成經濟危機的一個誘因。當前,我國貨幣信貸速度極快,一季度新增信貸完成全年的90%,這可能會對后期經濟發展又造成通脹壓力。應增強金融宏觀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靈活性,把握好調控重點和力度,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比如利率、匯率和貨幣供應量等,并與財政政策、行政手段相結合,互相彌補,更好地實現宏觀調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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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觀經濟的內在矛盾與沖突
在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隨著各國銀行制度與金融結構的整合,使得各國金融活動的相關程度提高,這就客觀地要求匯率制度或匯率政策的靈活性,以消除外匯儲備耗盡的風險。然而,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美、歐、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依賴性較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各國紛紛選擇了美元或以美元為主的“一籃子”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的安排就造成了這些國家宏觀經濟的內在沖突。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弗諾德、伽伯等人提出的國際收支危機模型(又稱理性投機攻擊模型),比較客觀地解釋了這種宏觀經濟的內在沖突引發金融危機的機理。在資本市場開放條件下,造成金融危機的最主要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固定匯率制度與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流動之間的內在沖突。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資本的流人與流出不受限制,這同時也是金融自由化發展到最后階段的必然要求
(二)金融全球化下的理性預期和道德風險
金融全球化造成的三元沖突是金融危機發生的必要條件,但并不是充分條件。金融危機之所以頻繁發生還在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投資者理性預期的自促成及道德風險的普遍存在。隨著資本運動,在完全不可變更的貨幣聯盟和完全的浮動匯率之間沒有舒服的中間道路可走。奧伯斯持菲爾德模型證明,危機的根源是市場預期和固定匯率制度,而不是政策和經濟狀況,維持固定匯率制度是不可能的。除了市場預期會引發金融危機之外,道德風險的普遍存在也是引起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所謂道德風險,在這里是指由于實際利率水平的提高,銀行為了追逐高額利潤而將貸款投向高風險項目。而由于存在著政府對銀行的顯性或隱性的保險,使得這種追逐高風險回報的貸款行為超出了一定的限度。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宏觀經濟內在沖突的激發
從以上兩類金融危機模型可以看出,對于金融危機產生機理的研究正在從實體經濟領域向金融活動運行的內在機制深入。由于許多金融危機理論只是對當時的一些危機現象做個案式的剖析,盡管模型續密;推理嚴整,也相當深刻地說明了某一方面的問題,但不斷變化的金融危機現實不斷地給出新的難題,無論哪一個模型或哪一個階段的理論都無法全面地說明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而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對于金融危機機理的研究還尚有很大的空白。更值得指出的是,現有的金融危機理論模型似乎沒有充分注意到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甚至世界范圍內日益加快的金融全球化進程。在分析金融危機時,似乎沒有考慮到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國乃至全球宏觀經濟的深刻變化。因此,我們在這里試圖充分考慮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透過資本市場開放時期宏觀經濟的不協調性,對這些金融危機理論做嘗試性的綜合。
二、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金融危機的應對策略
(一)注重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政策協調
從金融危機的發生和傳遞的機理來看,造成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金融全球化本身。首先,要積極調整金融改革措施,合理安全金融自由化次序,有秩序的融入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中去;其次,適時調整資本控制的尺度,把資本調控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關于資本開放與資本管制這一問題,實際上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只有在開放資本項目的同時,實行適當的資本控制才能有效地避免因資本開放可能帶來的泡沫、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問題;再次,要進一步協調宏觀政策,積極調整公眾預期。要避免或治理金融危機,最重要的是采取更為合理的政策組合來進行政策協調以降低風險,改善公眾的預期,防止自促成預期作用而引發危機。因此,在政策協調上要增加匯率的靈活性,變固定匯率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或增加匯率的浮動區間。
(二)保持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金融穩定
從發展中國家參與金融全球化所得到的經驗與教訓來看,不僅要重視金融全球化所追求的金融與實際經濟之間的相互促進,而且也要重視金融體系本身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成長與穩定。金融體系的成長所要追求的是,通過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來擴大本國金融體系的資本總量,促進金融市場結構的完善與優化和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還要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也就是說,在金融體系得到發展的同時保證金融體系自身的穩定性和安全性,盡量減少各種金融市場的大幅度波動和影響經濟均衡增長的各種突發事件。
(三)積極加強國際間的金融合作,積極應對風險
關鍵詞:東亞;貨幣金融;合作
一、引言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后,為刺激本國經濟增長,歐美國家普遍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這意味著向以美元、歐元作為其外匯儲備的國家征收通脹稅。東亞經濟的快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儲備,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對美國經濟發展前景的擔憂,對目前國際貨幣體系的不滿再次引發了對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熱烈討論。本文在對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過程進行反思和對已取得的成果進行總結的基礎上,結合目前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面對的新形勢、新問題,試圖探究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新路徑。
二、東亞貨幣金融合作已取得的成果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東亞各經濟體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以及其對美元的過度依賴,欲尋求區域貨幣合作成為東亞各經濟體的共識。1997年,日本提出組建總額為300億美元的亞洲基金,用于解決危機發生時的資金短缺問題。2000年,在“10+3”共同努力下,關于東盟各經濟體間的貨幣互換協議——清邁協議(CMI)簽訂。貨幣互換的總金額為10億美元,為進一步的貨幣合作打下堅實的基礎。2001年蒙代爾基于最優貨幣理論,提出建立亞元。2003年初始規模為10億美元的亞洲債券基金(ABF)正式啟動,2004年擴大亞洲債券基金二期的20億美元。2008年,“10+3”達成了CMI多邊化協議。2009年,“10+3”特別財長會議發表了《亞洲經濟金融穩定行動計劃》, 擴大了“清邁倡議多邊機制”( CMIM) 共同儲備基金的規模,此次會議還要求建立獨立的區域經濟監控實體。2009年5月, “10+3”財長會議公布, 將于2009年底前完成總值1200億美元的區域外匯儲備庫的籌建。在發生金融危機時, 儲備庫以借貸方式向出現流動性困難的成員國提供資金幫助。
三、關于東亞貨幣金融合作路徑設計的思考
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究竟能不能“脫美元化”,合作的目標是什么,構建的思路是什么?
(一)需考慮“美元體制”的持續性
20世紀,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強勁的經濟增長趨勢,使得美國成為了以出口為導向的東亞各經濟體的最終市場提供者。東亞各經濟體為發展經濟,反過來又穩固了“美元體制”的地位。在美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和美元的比值穩定的前提下,這是一個相互促進和相互依賴的過程。即便是在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美國廣泛采取量化寬松政策,肆意將金融危機的損害轉嫁到以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國家的情況下,這種相互依賴的關系依然沒有改變。原因主要有:首先,國際貨幣體系的變更都是以國際關系格局的變更為前提的。目前,“一超多強”的國際關系格局雖然已經形成,但是短期內仍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取代美國成為霸權國家,美國通過其強勢的進入霸權實現了對那些向美國輸入商品和服務的國家的綁架;其次,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取代美國作為東亞地區的最終市場提供者。近年來東亞各經濟出口產品中美國所占的比重總體上雖有下降趨勢,但美國依舊是該地區最大的最終產品市場提供者。因此,東亞地區在短期內難以擺脫對“美元體制”的依賴。再次,美元依然是強勢貨幣。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即使是在人們一直討論美元長期貶值趨勢的情況下,每當全球性或局域性危機爆發時,不論危機產生的原因和地點,美元依舊是各國政府和投資者資產保值和規避風險的最終選擇,這里就有對選擇美元的無奈,也有對未來美元依舊堅挺的預期。歐元誕生后,也沒有改變這種狀況,特別是在歐債危機爆發后,強勢美元的性子更加凸顯。從2008年8月初到2009年5月初,美元指數上升接近15%。而且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房地產和其他資產價格暴跌,資產價格大幅波動,但國際資本向美國金融市場的流入并沒有停止。2008年,投資于非美國政府債券的其他債券的規模出現很大下降,但投資美國政府債券的規模卻達到約5080.65億美元,遠超過2007年2303.30 億美元的水平。2008年,美國資本賬戶仍然出現5465.90 億美元的順差。因此,現階段推進東亞貨幣金融合作最重要的背景就是“美元體制”的可持續性。
(二)需改變現有的合作路徑設計思路
一直以來,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路徑設計的思路主要針對如何解決和防范東亞經濟體資金短缺的問題。這次金融危機輕而易舉地擊潰了既已取得的成果,原因在于兩個危機的作用機制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產生原因不同。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東亞個經濟體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以及金融體制建設的滯后和金融監管力度的不足。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過度的依賴出口拉動,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當出口競爭力下降時,為避免本幣貶值,普遍采取提高利率的做法,引發了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從而催生泡沫經濟,當泡沫爆炸時,外資大量流出時,本國外匯儲備不足以維持本國匯率時,本幣大幅度貶值,金融危機產生。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對新金融衍生品監管的有關的制度創新未能趕上金融衍生品創新的步伐,忽視了對創新使用新的金融衍生產品以獲取暴利的金融部門的監管,金融監管系統漏洞難以及時發現,影子銀行過度膨脹,當資產價格下降時金融體系就變得十分脆弱。其次,影響造成的結果不同。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是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支付能力;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影響的是東亞各經濟體資產價值的嚴重縮水。再次,應對之策不同。針對亞洲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其應對之策主要是如何解決東亞各經濟體流動性不足和支付困難的問題,清邁協議(CMI)以及之后的清邁擴大協議(CMIM)可以很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針對2008年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此次金融危機的應對之策主要是各國、各地區應加強其金融體系的監督和管理,注重金融監管制度建設的及時與完備,這是東亞貨幣金融合作既已取得成果所無法解決的。當然,全球層面的相互合作是度過此次危機的必然選擇。最后,危機發生時外部環境不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 美國經濟正處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時期, 這也是東亞各經濟體走出1997年金融危機的重要的外在條件。而此次金融危機是由美國引發的,歐美經濟都處于近乎停滯的狀態,這對以出口為導向的東亞各經濟體走出金融危機是十分不利的。 所以,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方向應是危機的防范與經濟的共同發展。
(三)合理、準確地設定合作目標
迄今為止,對于東亞地區貨幣合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已毫無爭議,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人們就已達成廣泛的共識——東亞地區的貨幣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目標并不僅僅在于直接的應對經濟危機,更應該是謀求東亞地區經濟的共同繁榮與持續、穩定發展。鑒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歷史文化、要素稟賦、經濟結構的差異,各經濟體對于危機的應對之策是不同的。所以,這種以直接應對金融危機為目標的合作機制不僅不會促進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進一步推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將阻礙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進程。同時,我們更要看到,危機是非常態的,經濟的發展、綜合實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經濟體發展的要求。因此,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標應該是東亞各經濟體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共同繁榮與穩定發展”。
于此同時,本文認為那些把“脫美元化”作為東亞貨幣金融合作路徑設計時的一個重要目標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如上所述,“美元體制”在現階段是不可能消除的。歷史上所有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是一種霸權更替的結果。目前,東亞各經濟體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還是軍事上都還不具備直接變革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能力。因此,若將“去美元化”或者說變革“美元體制”作為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目標會嚴重阻礙東亞地區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因此,“美元體制”的持續性仍將是現階段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大背景,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目標不應該是變革“美元體系”,而應該是在“美元體制”的可持續性下努力避免和消除美元體制對東亞地區發展所造成的不利影響,謀求東亞地區的持續、穩定發展。
四、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路徑設計
東亞各經濟體歷史、文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決定了短期內該地區不可能具備“最優貨幣理論”的前提條件,即共同的文化傳統與政治意愿和相似的經濟發展結構與發展水平。所以,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體系的建立必須是一個分步驟、分階段、多層面進行的過程。
第一階段,建立、健全危機防范體系。
繼續擴大和強化“清邁多邊擴大協議(CMIM)”取得的成果,建立制度化的金融機構即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主要負責設定共同基金執行標準、提供和管理區域性的緊急救助資金、評估和監督執行效果,各國的出資份額與該國在組織內表決權和可以申請的經濟救助資金之間掛鉤;建立一套早期預警指標,以便于及時發現和協調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戰略,加強東亞各經濟體整體對危機的防范能力。同時,為實現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共同繁榮,可以依照財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個主要投資區域內金融資產的多國合作投資基金。此外,組建2個獨立于東亞貨幣基金組織的國家評級的非政府機構評級機構,這樣既增加評級結果的準確性又節約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
第二階,組建東亞次區域地區的匯率聯動機制。
在經濟發展水平和貿易結構相似性相近的次區域構建一個共同貨幣籃子。在已經開啟東盟自由貿易的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文萊、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中國,構建分別盯住各自共同貨幣籃子的制度,實現次區域內的匯率聯動,限定東亞各經濟體幣值對中心匯率波幅以防范價格不穩定帶來的投機行為。次區域貨幣籃子的構建以“亞洲貨幣單位(ACU)”作為主要參考目標。這既可以增強整體區域對外匯率政策的協調性,又可以避免價格環境不穩定造成的區域內各經濟體間非良性競爭。
第三階段,建立東亞地區的共同貨幣籃子制度,組建東亞中央銀行。
首先,在次區域范圍內,實現貨幣的一體化,即用比較嚴格的固定匯率制度替代共同貨幣籃子制度。接下來,建立各次區域固定匯率與ACU的關系,形成東亞地區統一的貨幣聯動機制。最后,隨著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和東亞匯率聯動機制的穩定運行,依據最優貨幣理論(OCA),就可以建立統一的東亞中央銀行,實現單一貨幣——亞元的構想。
這將是一個復雜和漫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必須按照“充分協商,平等互利”的原則,分階段多層面地進行,其最終結果還有賴于東亞各經濟體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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