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問題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區治理問題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城市居民 社區治理 居民參與

二戰以后社區建設和居民參與的重要性逐漸引起各國理論界和政策研究者的關注。目前，居民參與已成為社區建設的新主題新動力，而我國城市居民參與意識的淡薄和社區參與的缺乏已成為制約社區發展的關鍵因素。沒有社區居民的廣泛參與，社區建設和發展將缺乏持久的動力源泉。

1.社區參與的界定

學術界對于社區參與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社區參與是指社區建設和發展中的參與行為和參與過程。社區參與的主體不僅包括社區居民，還包括社區建設的其他參與方，如政府、自治組織、中介組織、社區內企事業單位等。狹義的社區參與就是指社區居民的參與。本文我們所說的社區參與，是指狹義的社區參與，即社區居民的參與。

2.城市居民社區參與的現狀

對于當下居民對于社區事務參與情況的評判，一般根據以下準則：參與度、參與率、參與期間、促使參與的原因以及參與之后的作用。按照上面這些準則，就我國現在的社區參與情況展開了以下分析。

2.1社區居民自主參與不高，以被動式、動員式為主

現在，居民對于社區事務的參與通常是經過負責人員的動員和勸說下進行的，甚至有相當一部分是礙于規定被迫參加的，真正主動的自發性質的參與行為則少之又少。

2.2社區居民的參與率和參與積極性不高

中國的社區建設是在政府自上而下的規劃推動力和社區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動力的共同作用下發展起來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社區居民缺乏社區事務的參與熱情，不能主動參與到社區活動當中等。

2.3居民對于社區事務的參與程度不深、形式不夠豐富、目標層次也比較低

目前我國居民參與的主要是社會和文化類非政治事物，而對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參與明顯不足，導致社區參與無法真正的落到實處。

2.4參與主體不平衡，弱勢群體參與多

在總體參與率不高的情況下，社區參與同時體現出參與主體分布不均衡的現象：老年人、青少年、下崗失業人員、困難家庭等弱勢群體參與多，而中青年、在職在崗人員參與少。

3.促進城市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途徑

3.1重視滿足社區居民的共同需求

重視滿足社區居民的共同需求，提供多種形式的社區活動以增強居民對社區公共物品的依賴程度，以共同需求、共同利益為基礎調動居民廣泛參與的積極性。由于解決這些問題符合絕大多數居民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可以使居民從中得到利益，從而調動居民廣泛參與的積極性，培育和塑造居民的社區意識。

3.2增強居民自主性參與社區活動的意識

采取宣傳教育的方式，培育居民主動參與社區治理的意識，并把如何增強居民在參與過程中的獲利能力作為教育內容的一部分，從而可以激發并調動獲利能力較低的那部分居民的參與積極性。

3.3強化居民和社區之間彼此的利益關系

將居民和社區之間彼此的利益更加緊密的相連，培養居民自主性參與的意識。只有讓居民感受到自身利益和社區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才能夠產生出對參與社區事務的熱情。因此，增強居民與社區利益關聯度，使居民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主動參與社區事務。

3.4重視增強居民參與社區治理活動的效價即價值感

由于我國居民大多是被動式參與，如果想吸引更多的居民自主的參加到社區治理工作當中，就必須在工作開展的時候強調居民個人的存在感，讓群眾感受到自身工作所做出的貢獻。

3.5控制居民參與社區治理成本創造更多利益

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來控制居民在參與到社區治理工作中所需要投入的資金，同時增加其收益，以調動居民的參與熱情。我們可以通過調整社區活動的時間、提高工作效率、給特定的活動或者人員一定的補助等方式降低社區居民參與的成本，同時通過多為居民辦好事辦實事解決急迫重要的問題來增加居民社區參與的收益。

3.6深化改革，促進居民利益社

化

雖然我國的單位體制已經解體，但在有些地區有些領域依然沒有將這項工作真正的落到實處，導致他們對于單位有較強的概念，反而對于社區并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要提高這部分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積極性，就要促進單位的員工待遇逐漸的轉向社區這一領域，減少單位員工對于單位所存在的依附感，實現群眾和所在社區彼此利益相互關聯的目的，激發其參與熱情。

30年來我國城市社區建設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截止到目前已初具規模和框架，并涌現出許多可供借鑒和推廣的模式。成績是值得肯定的，但社區建設過程中的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這些問題中尤以城市居民參與社區治理不足為最甚。本文我們僅從理性選擇視角出發來探討了社區居民參與不足的問題，并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對策和建議。但是社區建設是一項全面的規模龐大的系統建設，提高居民參與的積極性也是一項艱巨的復雜的任務，要走出參與不足的困境，建立完善的居民參與體系，讓小區群眾對社區建設有一個正確的概念，同時提升居民參與建設的主動性，激發小區群眾對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增強居民參與社區治理活動的能力，就要從多方面著手，配合制度建設、文化建設、社區內外部環境的建設以及有效的宣傳教育，促進社區參與體系的改革，增強社區服務質量，推動社區工作的規范化發展。只有多管齊下，才能使我國社區居民參與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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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social marketability and the modernized fast development, the community autonomous already became one important way which the community develops, but the community autonomous emphasis realizes community's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community citizens participation start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with the social modernization, the urbanization cannot separate. However, in the modern city community, community's citizens participation also has like this such problem, these questions and the transition period social structure and appears the social question is close related, our country city community citizens participation realize truly also have heavy responsibilities.

關鍵詞:轉型社區治理公民參與

Key word:Reforming The community governs the citizen to participation

一、概念及背景

在現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社區治理和社區公民參與已經成為非常流行的話語。那么它們的概念和定位是什么呢?廣義的“社區治理”是指社區與國家和市場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社會互動方式。①而對于社區參與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多內大多數研究者有著較為一致的看法,即認為它是指社區成員自覺自愿地參加社區各種公共活動或公共事務的決策、管理和運作,影響社區權力運作,分享社區建設成果的行為和過程。在我國的城市社區發展建設中,實現社區自治式的社區治理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目標,而社區自治的主體就是社區公民,社區自治的實現需要真正地實現社區公民參與。城市社區公民參與的興起和提倡與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和城市化是緊密聯系的。

從宏觀角度來看,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我國城市的“單位制”社區開始瓦解,逐漸開始向社區制轉變,社區就像一個小型的“社會”,逐漸成為介于政府和家庭之間的一個公共空間,而社區緩和現代化進程中的矛盾和問題的作用也逐漸凸顯出來。從微觀的角度看,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區居民不僅在物質生活和生活質量上的要求提高,同時對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參與的要求也在日益增長。

二、發展中呈現的問題淺析

盡管公民參與在社區中興起并成為社區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我國社會處在這樣一個轉型期,各種類型的社區內的公民參與發展程度事實上是參差不齊的。一般說來,在單位型社區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的居民參與度較低,而在一些新型的商品房小區里的社區居民參與度則相對較高。這是由多方面因素導致的,單位型小區的居民由于習慣了傳統的縱向管理,因此,人們對于社區治理和社區參與的理解更多地帶有自上而下的參與取向。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居民通常來說是由郊區農民、進城務工人員等組成,這類社區由于社區的發育程度較低,社區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較低,因此,人們在社區治理中的參與意識并不強烈。而在新型社區里的居民由于有較好的收入,參與意識較強,且具備參與的能力,因此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程度較前兩者高。但是隨著“單位型”社區的功能的逐漸弱化、越來越多的人由“單位人”轉向“社會人”,以及現代化的發展,單位型社區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的公民參與程度會逐漸地提高,而目前社區參與的不同發展程度正是中國從傳統到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從城市社區組織來看,在社區內通常存在著縱向組織和橫向組織兩種參與取向的組織。盡管在許多城市社區中,業主委員會、中介服務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橫向組織進入社區大大地推動了社區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發展,但是居委會、街道辦事處等縱向組織作為政府在社區的代言人,在很多社區中仍然在發揮主導作用。這種社區的居民參與依然表現出一種自上而下的參與取向,所謂的“參與”只是一種政府動員、推動下的被動的參與,并沒有發揮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實現自治的真正作用。

三、小結

上述問題僅僅是從社區居民的社區參與意識、社會內組織發展以及社區外來人口在社區參與上的困難來說的。事實上,在社區治理中,居民參與意識、參與渠道、社會資本、政府和社區的回應度及效率等都是影響社區參與的因素。這些影響因素都造成了我國社區公民參與社區自治的不同程度的困難,這種困難主要體現社區居民在參與主體參與意識的薄弱以及參與體制的不完善導致的參與層次低?？梢?我國要在城市社區的發展中實現真正的社區公民參與還任重而道遠。在我國這樣一個重要的社會轉型期,在社區現代治理的進程中推進公民參與仍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這一進程不僅僅有賴于人們觀念的變革,更有賴于整個社會結構的轉型和變化。

篇(3)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6）08-0342-01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社區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社區中各種問題也隨之而來，社區的發展已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國社區社會工作暨“三社聯動”推進會在重慶隆重召開，在此背景下，為進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國社區治理的創新機制與路徑選擇，“三社聯動“的社區治理理念應運而生，為推動社區發展，創新社會社區治理的機制、構筑共建、共享的和諧社區，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啟發，并成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下創新基層社區治理，推進社區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

所謂“三社聯動”就是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以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并實現“三社”相互支持、協調互動的過程和機制。由于社區建設在我國大陸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包括社工機構在內的社會組織更是處于初創時期，在近年來的社區、社會組織、社工的發展中，三者之間雖然開始了“聯動”，即互動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機制。一些“聯動”多是雙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現實”權衡而形成的臨時性關系，有的甚至還有“兩張皮”現象?！斑M入新世紀，置身于我國大力開展社區建設的新形勢，面對實現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任務，在社區積極推進“三社聯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社聯動”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標、任務，認識及定位。通過建立互相學習、合作的關系，共享彼此所擁有資源。在此基礎上，不斷促進基層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現階段的社區建設與治理中，通過引導和激勵社區社會組織發揮各自的優勢，在反映和表達社區成員或特定居民群體的利益訴求，協調利益關系，開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務，提升居民素質，從而構建“共建、共享”的社區治理格局。

二、創新社區治理機制的重要性

1.社區作為城市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是城市基層組織的最小分子，在社會治理體系建設過程中作用關鍵。社區治理是城市社會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區城市社區治理體系建設中存在政府部門管理越位、服務缺位、社區治理體系建設功能錯位、居民自治意識不強等問題。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尤其要重視加強社區治理體制機制創新。

2.加快推進社區治理機制創新，是主動適應新常態、積極引領新常態的必然要求，是適應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勢、實現社會治理創新的必然要求，是推進依法治理、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維護居民群眾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眾民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聯動”背景下社區治理機制創新路徑選擇

1.創新社區治理機制的的首要任務，是培育以地域為基礎的真實的生活共同體，塑造社區文化與社區認同，讓老百姓積極參與社區建設。當前我國社區規模擴大了，類型增多了，然而人際關系卻疏遠了，服務也單一了。社區沒有成為人們所需要的共同體，沒有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載體。要改變社區建設輕視社區價值和人際關系建設的現狀，逐步把社區建設的重心轉移到營造社區共同體上來。因此，創新社區治理機制，夯實社會治理基石，成為當前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2.加強社區自治規范和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進社區治理方式多樣化，不斷推動社會組織尤其是社區社會組織的能力建設。當前，社區建設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即將社區建設與基層政權建設混同，把社區居委會當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區居委會承擔了太多的政府職能，工作不堪重負、疲于應付。為此，必須明確城市社區治理功能定位，加強社區自治規范和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進社區治理方式多樣化。

3.引入市場機制，激勵社會組織深度參與城市基層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通過市場化治理，充分發揮市場競爭的優勢，改變傳統管理模式下的權利壟斷，推動競爭-合作主義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壟斷，擴大社區居民選擇權，提高社區治理效率。

4.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社區治理法治化。當前，政府角色失調和行為失范是影響社區建設深入發展的重要問題。在社區建設過程中，政府變倡導者、指導者為控制者、領導者，超越了其本來的職能與權限，沒有很好地履行應盡的職責。為此，通過轉換思維模式，改變傳統的工作方式，通過營造法治環境，開展法治活動，建立健全社區治理相關法律規定，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社區治理體制創新。

四、小結

社區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環節，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因此，實現良好的社區治理局面已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當前基層社會治理的矛盾和問題十分突出，創新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勢在必行。“三社聯動”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時期群眾公共服務需求及表達途徑上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及社會治理困境加劇的背景下日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發揮社區、社會組織、社工三者的優勢，實現“三社聯動”發展，這不僅是提升社區服務質量的有效途徑，也是不斷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機制與模式創新，全面推進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性路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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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新社區治理體制下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

1、居委會面臨新的困境

目前，深圳市基本形成了“居站合一”（即居委會和社區工作站實行“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和“居站分設”（即居委會和工作站完全分開）等兩種社區治理模式。理論上，社區工作站的設立似乎可從制度設計上解決居委會的行政化問題，緩和日趨緊張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但實踐中，新的社區治理模式中的居委會又面臨了新的問題。

第一，“居站合一”模式的尷尬。理論上，設立社區工作站后，居委會不再承擔政府職能，可以真正通過選舉產生，專心開展社區自治。然而，實踐中深圳市的幾乎所有居委會組成人員完全都由社區工作站工作人員兼任，他們在時間和精力上更多的是放在完成上級任務上，社區自治功能仍難以發揮。“居站合一”模式所反映的政府天然代表全體居民利益的思路，無疑又回到了計劃經濟下傳統意識形態的宣傳公共權力系統天然代表全體人民的老路子，否則“居站合一”模式就會產生自我矛盾。因此，從制度設計上來看，這樣的制度安排很難說是成功的。

第二，“居站分設”模式的尷尬。目前，深圳市只有鹽田區完全實行“居站分設”，這種模式在實踐中也不盡如人意。首先，社區工作站和居委會徹底分開以后，二者的角色定位存在問題。社區工作站不但承接了政府下達到社區的各項工作，而且承擔了部分本應屬于居委會職責范圍內的工作；而居委會雖然不再承擔行政工作卻又暫未能擔當起“群眾性自治組織”的角色；其次，部分居委會在社區自治的制度模式下開展社區服務，難以實現自負盈虧。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居委會資金來源存在困難時，工作如何實現良性運作？再次，由于居委會主任及委員們缺乏工作的熱情、動力和民主的習慣，居委會難以真正運作起來。部分原居委會成員在居委會脫離政府“管制”之后，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甚至有某種失落和無所適從感。

第三，面臨被邊緣化的可能。在“居站分設”的情況下，居委會不再承擔行政性工作，與業主委員會一樣應該同屬于群眾性自治組織。但現實情況是，居委會聯系群眾的功能似乎被抽空了，居委會存在被“邊緣化”的可能，一些住宅小區業主委員會的影響力大于居委會就是最好的說明。有學者指出，業主委員會在維護居民利益、推動社區自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僵化的街道——居委會體制形成了很大沖擊，如果居委會還不實現自治功能的回歸，就有可能被業主委員會“擠垮”。

2、業主委員會對社區治理的影響

隨著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物業管理的興起、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以及居委會自治能力的缺失，擁有住宅私有產權的業主成為了現代社區的真正主體，業主的社區自治要求日漸增強，并呼吁成立業主委員會甚至業主聯合會。在這樣的背景下，組織化、專業化的維權組織的成立就成了業主的必然選擇。

盡管業主委員會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組織，且其自身運作還有很多不規范的地方，但它作為一個新型的社區組織，在社區內的地位、作用及扮演的角色對社區居民、居委會乃至整個社區治理結構的變革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業主委員會的產生與發展不僅改變了原有的城市社區治理結構，而且還推動了社區治理體制改革的進程、為發展基層民主提供了新思路、增加了社區組織關系的復雜性。

二、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的現狀及癥結所在

1、二者關系的現狀

面對業主委員會的興起，有人開始懷疑居委會存在的必要性，要求改革原有社區體制的呼聲不斷，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潛在沖突也隨時間的推移日漸顯現。由于居委會角色錯位，難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居民開始繞開居委會尋求新的利益表達渠道。

業主委員會代表全體業主的利益，但其法律地位的不明確直接影響了業主委員會的運作與業主維權的開展。業主委員會還經常受到房管部門的行政干預，這些部門本該行使對業主委員會的輔助工作，但由于業主委員會法律地位不清，這種行政輔助行為就往往演變成一種行政確認行為；反過來政府的行政干預又更加模糊了業主委員會的法律地位。因此，當物業公司和開發商欺騙和損害業主利益時，業主委員會很難以合法組織的身份去捍衛業主利益，其共同利益表達和權利維護的功能受到限制，從而不得不時求助于居委會。業主委員會一方面依賴居委會，另一方面又不斷挑戰居委會，而居委會角色的錯位使其不可能避免地卷入小區內部業主委員會與物業管理公司以及房地產開發商之間的利益紛爭，其“裁判員”身份受到業主質疑，甚至最后成了業主攻擊的對象。

隨著社區工作站的成立，由于社區工作站承接了社區居委會原有的社區資源，作為“準政府組織”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摩擦開始部分地轉為社區工作站（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矛盾，其矛盾的中心集中體現在業主委員會的成立、社區資源、社區治理權、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等方面。由于目前居委會并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治組織，其作為社區自治組織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還沒有完全凸現?，F實中，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仍表現為行政權與自治權的矛盾。由于《指導規則》明確規定居委會領導業主委員會，使得二者之間已經存在的矛盾更為尖銳。

2、現階段的主要矛盾

現階段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可歸納為幾個方面：

（1）圍繞業主委員會的成立而產生的矛盾

深圳市多數業主委員會從成立開始，就難以得到居委會的支持。一方面法律上，《指導規則》出臺后，業主委員會的成立必須得到居委會的支持，否則難以召開首次業主大會，更不用說備案成立業主委員會了。另一方面現實中，目前居委會仍或多或少的以“政府”的身份參與社區治理，為了減少業主委員會成立以后所帶來的“麻煩”，居委會往往不支持小區成立業主委員會，甚至以各種借口延緩或阻止其成立業主委員會。

（2）圍繞社區資源而產生的矛盾

社區資源包括許多方面，如居民支持、辦公用房、活動場所、政府的社區政策等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居民支持。首先，居民支持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居委會和業主委員會發展的前途命運，離開了社區居民的支持，任一社區組織都難以在社區繼續生存。由于居委會長期以來“行政化”的色彩過于濃厚，居民對它的認同非常脆弱。當代表著居民根本經濟利益——房產——的業主委員會出現時，居委會與居民之間那種脆弱的關系遭到了嚴重威脅，這使得居委會對業主委員會有一種本能的敵視。其次，在深圳，隨著社會分化越來越細，社區成為獨立的發展實體，社區的可用資源與辦公用房、活動場所等越來越緊張，生存在社區內的各種組織必然為爭奪社區資源而展開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也導致了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矛盾的深化。再次，當前政府的社區治理體制明顯對一貫具有“行政化”色彩的居委會有利，其他社區組織則難以獲得同樣的待遇，尤其是業主委員會。當政府的社區政策的天平明顯向居委會傾斜時，業主委員會的不滿情緒進一步被激化，業主委員會與居委會的矛盾也由此加深。

（3）圍繞社區治理權而產生的矛盾

如果社區內同時存在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等部分功能重疊的組織實體，它們之間必然存在功能上的矛盾與沖突，并且必將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日趨激烈。例如，以業主為中心的物業管理模式和以居委會為中心的行政管理模式之間的矛盾；以財產關系、利益關系等為紐帶的居民自治組織——業主委員會和傳統的街道、居委會行政管理組織之間的矛盾。

盡管國務院2003年制定的《物業管理條例》允許業主大會制定、修改物業管理區域內公共秩序和環境衛生的維護等方面的規章制度，并由業主委員會選任物業管理公司具體執行。但按照《居委會組織法》，居委會負責協助政府或其派出機關維護社會治安和與居民利益有關的公共衛生。這種法律上對社區治理權的不合理安排，造成實際操作中的混亂。

（4）圍繞著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而產生的矛盾

在社區治理體制改革過程中，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圍繞社區治理地位問題也產生了矛盾。從居委會的角度來說，理所當然地把社區治理歸為自己的份內事，認為自己是社區治理的主體，理應在社區治理中占據主導地位，業主委員會應聽命于居委會或直接成為居委會的附屬機構。而業主委員會則認為居委會代表政府對社區行政事務進行管理，社區依靠居委會達不到有效的自治，自己才是居民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居委會的附屬機構。居委會要求把業主委員會納入其管理框架內，而業主委員會則要求有獨立活動的保證，圍繞著雙方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問題，二者展開了激烈的較量。

而《指導規則》和《深圳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對業主委員會的法律地位和權益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相反加緊了對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的控制，如三級管理即市（區）主管部門、街道辦、社區工作站或居委會共同管理的模式，并將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納入街道辦、社區工作站或居委會的領導之下。雖然業主要求成立業主委員會進行維權的沖動不斷高漲，但由于現行的相關法律法規以及政策的約束，業主委員會存在“成立難、維權難”的問題。這是行政權力擴張與民間自治權試圖尋求發展之間的沖突。如何合理定位二者關系成了社區治理體制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的合理趨向

治理理論為解決上述問題、重構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關系供了一個新的視野。治理理論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其主體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第三部門（ThirdSector）或非政府組織（NGO）、企業及社會自愿者，是多個主體針對社會公共事務而開展的分工合作協商的共治過程。

1、創建合作互動型關系

當前學者和政策研究者對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定位問題的幾種主要觀點，包括用業主委員會取代居委會、將業主委員會納入居民委員會之中、將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合二為一、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二者間形成競爭關系、居委會暫時代行業主委員會的職能等等。但筆者以為：雖然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有部分功能的重合，如公共衛生和社區安全管理方面，但二者在權利來源、管理邊界、職責功能、代表主體等方面都有明顯差異。二者在功能方面是互補的，所以二者并不可以相互替代或者合并。此外，二者之間競爭、沖突的關系也不可取，因為從法律地位和代表性來講都不具有對等性。

筆者認為，應建立互相合作、依賴互動為特征的合作互動型關系，以緩和社區矛盾，暢通利益表達渠道，構建和諧社區。事實證明，無論是居委會，還是業主委員會，都無法擁有獨立解決所有問題的能力?！安徽撌枪膊块T還是私人部門，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能夠擁有解決綜合、動態、多樣性問題所需的全部知識與信息，也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去應用有效的工具?！泵恳粋€社區組織都必須通過與其他社區組織交換信息、資源，通過相互合作來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

在以居委會為單一社區自治主體的社區治理體制下，居委會難免淪為政府的附庸，政府的行政管理通過居委會滲透到社區的各個方面，居委會難以擺脫其“行政化”的宿命，社區自治實質上被政府的行政管理所代替。所以，當前進行社區治理體制改革，應該在確立以社區自治為基本價值導向的基礎上，把改革現有的居委會與開發社區內其它自治資源結合起來，組成社區的自治管理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各社區組織通過密切合作來實現社區治理的目的，其中居委會負責社區公益性事務，業主委員會管理與物業或財產有關的事務。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作為社區內較為重要的兩個組織，共同構成這個自治管理系統的核心，建立合作互動的新型關系，共同構筑良性的合作型社區治理架構。

在這種良性的合作型社區治理架構下，社區治理將會在社區組織間的相互交流與合作中達到“善治”。這一新型關系不僅有利于集體選擇和集體行動的開展、有利于自下而上的居民參與，而且還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從而構建和諧社區。

2、合作互動型關系的實現途徑

（1）還權于民，合理定位國家與社會關系

根據治理理論的要求，從國家與社會層面看，應變過去的垂直式的行政隸屬關系轉為橫向的相互協作的伙伴關系，構建一種新型的社區組織網絡模式。

其一，堅持規模原則、民主原則、責任原則和理性原則相結合的社區治理原則；其二，實現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其三，確定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社區建設顧問而不是控制者的職責。變過去的行政上下級關系為橫向合作的伙伴關系。政府根據居民需求制訂社區發展的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社區組織負責具體實施。

（2）加強制度建設，明確業主委會法律地位

有關部門應盡快組織對《居委會組織法》進行修改和完善，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基層社區組織的性質、功能和建設的目標，實行政社分開，為建設和諧社區提供法律保證。2007年9月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沒有對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的性質和法律地位作出應有的規定，業主大會及其執行機構業主委員會是代表和維護業主在物業管理活動中公共合法權益的群眾性自治組織，應該通過立法規定可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成為公益性社團法人。這樣定位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不僅是我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解決物業管理服務市場諸多問題的迫切需要。

（3）還原居委會的自治功能，健全溝通機制

首先，還原居委會的自治功能。構建良性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必然先要求加強居委會的獨立性，把居委會從行政體制的束縛中獨立出來，還原其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本來面目。政府可以采取購買服務的辦法，通過項目管理和契約管理，由社區工作站承接政府下沉的一些事務性、操作性的工作以及從居委會剝離出來的工作；居委會則回歸其“本位”，實行自治，負責收集社情民情，開展社區服務，調解居民糾紛等。

其次，要明確界定社區各組織的職能范圍。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職能范圍界定是雙方構建良性關系的基礎。社區管理中屬于物業管理的內容，如治安、清潔、衛生、綠化、車輛停放等事務可以逐步由業主委員會通過合同委托物業管理公司管理，而居委會則集中于社區居民事務管理與協調上，并發揮主導作用?！熬诱痉衷O”是實現社區自治、理順社區組織關系的前提。要制定法規嚴格規定居委會、社區工作站各自的職責范圍，不能貪圖一時的方便，而重新讓居委會陷入行政事務的泥潭，慎防將居委會再次變為社區工作站的再派出機構的“怪圈”。

再次，構建社區組織間的協調機制。社區組織間的協調機制的構建是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改良的重要條件，沒有一個制度化的社區組織協調機制就不會有良好社區治理體制。只有構建好制度化的社區組織協調機制，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才能增強合作，社區體制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在構建制度化的社區組織協調機制時，要擺正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的位置。政府相關部門的職責是實現調控、制定公平合理的裁判規則，而不是過多的介入。政府只有放松對社區組織的管制，讓社區各組織自發調整彼此的關系，社區組織關系才能得到較優的組合，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良性關系才能實現。

最后，要理順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的溝通機制。目前社區治理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社區各組織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極不平衡，其中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公司與政府的溝通尤為欠缺。政府應高度重視這一問題，盡量保持與社區各組織之間的平衡關系，使社區各組織協調發展，這才能有利于社區自治的實現。為此，政府要主動完善回應機制。深圳市南山月亮灣片區設置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做法可供“居站分設”之后社區自治組織如何行使職能作參考。這樣社區自治組織在收集到居民意見之后，就有了一個良好的溝通渠道，即通過人大代表向政府反映民意，居民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也強化了政府對居民問題的回應。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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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府參與；市場參與；草根參與；第三方參與；多元參與

城市社區治理是指在城市社區這一地域范圍內，由政府、社區自治組織、非政府組織（NGO）、贏利組織、非贏利組織、轄區單位以及社區居民共同對社區公共事務進行管理，通過有效供給社區公共物品，滿足社區需求，優化社區秩序的過程與機制，從而推進社區持續發展的活動。目前很多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學術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研究空白。本文將從五個方面對本領域的研究現狀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國未來的研究方向。

一、政府參與型治理模式研究

政府參與型治理模式，即積極發揮政府多重角色的扮演、多樣職能的行使，由政府主導、居民參與、自上而下推行的社區發展模式。趙曉芳等（2009）分析中國城市社區治理模式基本采用的是政府主導型模式，政府是社區建設的強力推動者，強調了社區治理要求社區與政府共同承擔起社區建設的責任。[1]陳蕾，高芳（2010）提出中國城市社區建設應在政府主導下，通過弱化街道和居委會的行政特色，培育社區自治組織，增強社區參與程度等治理手段，完善社區自身發展的動力機制，形成政府與社區組織合作的城市社區建設模式。[2]田阡（2012）提出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是城市社區管理的最重要主體，其主導作用的有效發揮，直接關系到城市社區管理整體水平的提升。[3]王永紅（2011）提出“即使將來社區和社區自治組織發展成熟了，政府依然不能完全退出對社區和社區自治組織的扶持，政府在社區的建設和發展中依然是社區建設的指導者，是社區公共服務的供給者，是社區公民社會的培育者，是社區自治組織的監督者?！盵4]從以上研究可以發現，學術界基本都認同政府在城市社區治理中的作用，但是究竟如何參與，卻不得而知。

二、市場參與型治理模式研究

西方國家在對“市場失靈論”、“政府失靈論”的認知和差異對比中，選擇在公共部門中引入市場機制。在成本-收益分析法的選擇比較中，市場參與社區治理模式在某些職能里可以帶來更快的社會總產值增長，市場參與社區治理模式在一段時期受到了眾多學者的青睞。宋梅（2009）提出物業管理作為一種市場化的社區管理模式，利用市場自身的力量以及社區民主參與的形式開啟了我國社區治理過程中市場、政府、社區居民三方有效合作的新時代。物業管理作為社區多元治理主體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所采取的市場手段和政府治理所采取的行政手段都是為了更加有效率得配置資源，政府和市場依托社區這個基礎平臺，把自身的管理觸角伸向基層，使社會矛盾在基層得到有效的調節和控制。[5]政府在此模式中扮演催化劑、規劃者、監控者或購買者的角色，市場作為社區治理的主體，通過充分競爭為社區的和諧發展提供發展模式。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現有的研究也僅僅是提出可以通過市場這種模式來進行社區治理，卻少有具體的實施機制。對于物業管理這種社區治理、市場參與治理的主要形式，也少有研究。

三、草根型治理模式研究

草根型治理模式是政府用法律規范社區的運行方向，對社區建設進行宏觀控制，社區居民自發合作治理。埃莉諾·奧斯特羅姆（1990）創建了自主組織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論，證明了在一定的條件下，自發的合作治理是可能的，也是可以實現持續發展的。[6]戴維·奧斯本與特德·蓋布勒（1996）指出，通過參與式民主給公民授權，社區靠自身的力量來解決社區內部的問題。[7]吳志軍（2003）認為，社區治理模式是以社會中介組織為主導，以街道辦事處為主，以社區為輔助的基本管理模式，他的理念是基于自治和服務的視角[8]。李秀琴、王金華（1995）指出：自治性是指居民委員會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在國家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擁有一定的自和自決權。[9]實行社區居民自治也就是說居民有權依法管理自己在社區內的事情。[10]從以上研究也可以發現，目前學術界都認同社區居民可以自己管理相關的社區問題，但是如何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運行機制是管理的關鍵，而這個方面的研究卻甚少。

四、第三方參與型治理模式研究

第三方組織為介于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等。非營利組織扮演著社區發展提供者的角色，協調政府與社會力量。[11]瓦思（VasS，1999）認為社區工作機構或者組織常常處于政府和居民的中間位置，著力于解決居民的困難和保護居民的利益，不斷為居民爭取福利。學者Levitt（1973）將從事政府與私營企業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處于政府與私營企業之間的社會組織統稱為“第三方組織”。[12]徐晞（2012）認為如何發揮非營利組織在我國社區治理乃至社會管理創新方面的作用，應當引起國內的高度重視。[13]從以上研究也可以看出，大部分研究都認為第三方參與有助于社區治理，但是第三方如何參與，其作用的機制是什么，卻很少研究。

五、多元治理模式研究

從這個領域來看，王英偉（2003）提出了多元型治理模式，她認為城市社區治理應該“以政府為主導，以社區理事會為載體，以社區成員參與為核心”。[14]孫肖遠（2012）提出了復合治理概念，他認為進入風險社會，社區治理單純依靠任何的單個治理主體都無法實現良性運作，應通過“共建共享”從協調社區利益關系入手，將社區多元治理主體以利益和情感為紐帶連接成一個社區治理主體群，從而構建了一個由多個、多層、多界和多域等行為主體結合或聯合而成的社區復合治理體系。[15]胡祥（2009）認為社區治理需要通過合作關系將政府、社區自治組織、第三部門等團結起來，整合各自的資源，形成社區內部的共同合力，來有效的解決社區公共事務問題。[16]王筱楨（2011）就城市社區治理主體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城市社區治理應通過構建主體之間合理、互動的關系，在有效的社區資源整合和良好的制度設計中，真正走向“善治”，實現構建和諧社區的目標。[17]蔡小慎、盧鵬展運用合作博弈理論構建了社區多元治理主體互動網絡的動態模型，把多元治理作為城市社區自治的基礎和前提，要實現合作共治必須建立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合作模式。[18]

六、總結與展望

從以上研究來看，當前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社區治理進行了豐富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與此同時也可以發現，城市社區治理中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亟待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1.治理機制研究。無論是政府參與模式、市場模式、第三方治理模式、草根型治理模式，還是多元治理模式，大部分研究闡述了這種治理模式的合理性，但是很少有研究回答了具體如何運行，即政府、市場、第三方、社區居民通過什么方式來進行參與或者主導治理。這些問題的回答將對我國城市社區治理模式研究的發展與實踐起到直接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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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大局出發，明確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地位

（一）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加強社區管理的需要。在社區管理中，各個方面都離不開依法治理，依法治理本身就是社區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搞好依法治理，社區管理才能夠真正得到加強。尤其是隨著改革的深化，過去由政府或所在單位包攬的就業、醫療、保險、養老等社會保障事務逐步由社區承擔，社區日益成為市民生活的重要舞臺和社會管理的主要領域。通過開展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為社區管理服務，規范保障社區各項事業的發展，是社區管理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原則。

（二）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伴隨著社會人員結構的重大變化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大量離退休人員、個體工商戶，私營業主、下崗待業人員、外來流動人員以及新遷居民涌入社區，匯成數量龐大、身份復雜、流動性強的“社區人”群體。“社區人”個體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工作職業的差異，使得日常社區管理中出現了多種矛盾糾紛，如普遍存在的下崗再就業、最低生活保障費的發放、垃圾費的收繳、房屋拆遷、禁毒禁賭等問題，以及因空調噪音、滴水，車輛進出停放等原因而產生的鄰里矛盾，街道社區由此成為了社情民意的綜合反映地和各種矛盾、問題的匯聚地?？窟^去那種由街道干部、居委會主任上門做工作的簡單方式已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只有加強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進行管理，才能夠順應民情，妥善解決矛盾、糾紛，確保社區的穩定。

（三）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深化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需要。社區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保障群眾依法享有的民利得以充分實現。實現的途徑就是實施依法治理，通過加強街道社區基層組織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按照黨的要求和憲法、法律的規定，把社區群眾組織起來，廣泛開展“自治”活動，切實把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落到實處。只有這樣，才能逐步實現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和城區法治化的目的。

（四）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提高市民生活質量的需要。在人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物質要求基本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人們對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街道社區為居民辦實事，就是要整合力量，實施依法治理，采取建章立制，整治違章違法，推動法律、醫療、文化等服務進社區的多種形式，實現社區的居所安全、秩序良好、環境優美、文化生活豐富多彩，確保居民安居樂業。

二、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一）基層少數領導干部對基層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識不足，重視不夠，認為是“務虛工作”、軟任務。對該項工作的組織實施僅停留在計劃上，推一下干一下，滿足于應付敷於，沒有真正抓好落實。

（二）區依法治區領導小組每年為數幾次的全體成員會議，只能就依法治區工作的規劃、年度計劃等總體工作研究討論，而基層依法治理的一些專項工作、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則不能及時得到協調解決。同時，小組成員均擔任全區相關部門的領導職務，由于工作繁忙，在深入基層了解情況、指導工作投入的精力和力度方面還有待于提高。不能夠更好地發揮本部門在基層依法治理工作中的職能作用。

（三）基層依法治理工作還存在著死角。如以青壯年為主體的外來人員大量涌入社區，受經濟發展大環境的影響，不少外來務工人員無業可就，在管理上造成“真空”，成為管理問題的隱患。有關職能部門缺乏依法治理的工作前瞻性，還未從宏觀上規劃管理，導致職責不清，各自為戰，離基層依法治理工作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

（四）對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指導考核的力度不夠。依法治區領導小組成員參與指導、考核基層依法治理工作的機會不多，目前仍停留在由設在區司法局內的依法治區領導小組辦公室人員負責開展，給基層單位的感覺就是該工作僅是司法行政部門的職能工作，弱化了其工作地位。

（五）相關單位的依法治理工作缺乏工作連續性，重視程度不夠?；鶎右婪ㄖ卫砉ぷ魇且豁椣到y工程，方方面面無所不包，涉及到全區各部門、街道、社區。相關單位都有必要明確專人專職或兼職從事該項工作的日常事務，承擔起工作聯絡事宜，但有些單位則是人員得不到保證或經常變動，經費也不能夠保障，漸而使本單位的依法治理工作處于一種可有可無的狀態。

三、齊抓共管，積極開展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

（一）以宣傳發動為先導，構筑工作網絡機制。要在社區內采取多樣形式，廣泛宣傳街道社區依法治理的要求、目的與意義，取得社區群眾的理解與支持。區依法治區領導小組要變一年一次例會改為每季度召開一次會議，便于工作情況的溝通和問題的及時解決。為推動工作開展，更好發揮領導小組成員的作用，可將街道、社區劃分“責任片”，由小組成員定點負責，親臨現場協調指導，強化工作力度。同時，街道要真正把該項工作擺上重要位置，做到有安排、有落實、有成效，逐步形成由街道工委領導、辦事處組織實施、相關職能部門指導檢查、社區內單位密切配合、居民共同參與的街道社區依法治理的工作格局。

（二）以普法教育為抓手，深化法律進社區活動。普法與依法治理在社區的緊密結合，是法制宣傳教育的深化和發展。社區普法活動要緊緊圍繞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在四個方面下功夫：一是內容進一步貼近社區、服務基層。應就社區管理和社區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糾紛廣泛開展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二是形式進一步以人為本、靈活多樣。通過制作下發《法律知識問答》手冊、舉辦社區說法故事會、法制文藝表演等活動，把法律知識內容融入生活化、通俗化、趣味化的表現形式中，以事喻法、以案釋法、以藝示法。三是隊伍進一步擴大。在原有法律進社區的服務隊伍基礎上，從社區居民中大力召募有志于普法事業的志愿者，讓他們也用所學的法律知識向身邊的人講身邊的法律事，使得學法用法真正成為“尋常百姓事”。四是陣地進一步明確。要將主陣地放在社區居委會。在抓緊開展對街道干部、社區居委會主任系統培訓的同時，努力使居委會做到“四有”：即有一個法制宣傳專欄、配一套法律書籍、建立一支法制宣傳教育志愿者隊伍、每季度興辦一堂法制課。

（三）以社區“自治”為立足點，營造社區法治氛圍。街道、社區居委會不僅要在日常工作中注重依法管理社區事務，還要在貫徹落實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訂立符合實際、操作性強的《社區公約》，努力使社區居委會的各項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推廣紅花街道的“民情日記”和夫子廟街道的“百姓百言”、“社區議事園”等好的做法，引導、鼓勵群眾反映社區管理存在的問題、參與社區管理、監督社區事務，使社區群眾切實行使參與“社區自治”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為社區的依法治理工作夯實廣泛的群眾基礎。

（四）以解決“難點”、“熱點”問題為突破口，實施專項治理。在開展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的過程中，要確定治理重點，特別是注意突出社區群眾普遍關注、反映強烈的“難點”、“熱點”問題的整治。如針對、游戲機、不健康網絡、黃色媒介對中小學生的隱蝕，各相關部門采取有效措施實施對校園周邊不法經營活動的取締整治；小區內機動車輛亂停亂放、流動攤販占道經營、環境衛生存在死角等現象，物業管理部門加強疏導管理等。通過這些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工作，把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變成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行為，樹立和維護區委、區政府為民辦實事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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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留守兒童；主體培訓；心理干預

2015年《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指出，全國6100萬留守兒童中，近1000萬（15.1%）常年與父母分離，導致70%存在心理疾病，其中34%有自殺傾向。由于家庭教育缺失、隔代監護不力、教師管理乏力和社區治理有限，留守兒童存在意外傷害、吸毒、犯罪和自殺等社會風險。目前，治理留守兒童問題的觀念理念、技術手段、治理能力等相對薄弱。英國學者佩里??？怂固岢觯喝粢l揮出整體性治理的力量，應進行多元治理主體治理功能的整合和公私部門的整合。要治理留守兒童問題，應創建多元主體培訓體系，提升綜合治理能力，形成“共治”效應。

一、留守兒童治理主體功能發揮障礙

1.留守兒童家長監護監管缺位

據權威調查顯示：如果父母在3個月內都沒有與孩子見面，孩子的“煩亂情緒”會迅速升溫。兒童與父母長期隔離，缺少父母的言傳身教，缺少父母的情感陪伴，缺少父母的貼身監護，兒童易出現行為失范、心理失衡、安全意識差等問題。

2.祖輩隔代監護相關常識缺乏

相關資料顯示，留守兒童中隔代監護占53%。本課題組在重慶市石柱縣某小學調研發現，隔代監護1457人（50～70 歲），其中1089人（75%）受教育程度只有小學及以下文化水平，他們僅僅只能滿足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的最低層次――饑餓需求。我國每年有近5萬兒童死于意外傷害，其中多數為留守兒童。在緩解留守兒童問題上的一些做法中，往往關注留守兒童本身，而缺乏對祖輩隔代教育的培訓。

3.學校教師專項管理培訓缺乏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指出：若家庭功能缺失，學校教師和社會應進行有機地整合和補償，使留守兒童的負面影響最小化。青少年問題研究專家娜妮?J?西格爾指出：由于青少年大部分時間（60%）在學校度過，青少年犯罪和學校存在某種關聯是符合邏輯的。

但是，我國絕大多數學校缺乏針對留守兒童的心理疏導課程，缺乏輔導留守兒童的且具有專業素養的師資力量，缺乏輔導留守兒童的教育培訓體系。

4.基層社區治理能力缺乏

非洲有一句關于描述社區對兒童發展影響的格言：“撫養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莊?！泵献又赋觯骸俺鋈胂嘤?，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現代社會的兒童照顧與支持應強調社區這一主體的重要作用。留守兒童活動的三大區域為家庭、學校和社區，社區是兒童最初接觸社會的區域。留守兒童是一個龐大的特殊群體，而基層社區缺乏對留守兒童的關注關愛，尤其是農村社區，受經費和傳統落后思想意識的限制，社區及其相關人員對留守兒童的治理能力受限，無法有效發揮作用。

5.留守兒童心理輔導相對缺乏

留守兒童缺乏父母的陪伴，普遍心理素質較差，情緒敏感，極易產生心理及行為方面的偏差。而留守兒童這一特殊群體，缺乏具有專業素養的心理專家或經過專門心理訓練的專業隊伍對他們進行專門的心理培訓、輔導，尤其是有針對性的、一對一的心理疏導。一旦風險突破兒童承受能力，留守兒童極易產生意外傷害、犯罪、吸毒和自殺等社會問題。

二、留守兒童問題多元主體培訓體系的創建

留守兒童問題多元培訓體系的創建，是緩解留守兒童問題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其一方面涉及三個層面的培訓――政府主辦培訓、政府購買培訓和社會志愿培訓；另一方面涉及相關主體――家長、祖輩、學校、社區和社會，從而創建一種多元主體共同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機制。

1.加強留守兒童家長培訓

一是在留守兒童集中地區，基層相關職能部門聘請教育心理專家，或通過政府購買培訓方式，定期地開展親子教育、兒童教育方法等講座，提升家長的教育監管能力，增強家長監護責任意識。二是依托留守兒童家長務工相對集中的企業，邀請兒童教育專家、心理學專家，每半年開展一次針對留守兒童家長的家庭教育責任和情感關愛技巧等培訓。三是依托相關社會志愿者，開展針對系列早期教育培訓、公益性培訓班與家庭教育巡講隊等。

2.促進長輩隔代監護培訓

首先，整合基層政府資源，政府購買“隔代教育”培訓服務。對隔代監護人開展專業性、多樣化和系統化的教育培訓，使他們掌握關愛兒童的正確方式方法，了解不同階段兒童心理特點等。其次，采用政府購買方式，聘請知名教育專家撰寫、出版發行通俗易懂且圖文并茂的“隔代教育”手冊。最后，采取政府購買或社會捐贈形式，在社區學校開設“祖輩學堂”“親子學堂”等專項培訓服務。項目師資來源于各類學校和社會各界力量的捐贈。

3.健全學校教師專項培訓

一是在留守兒童相對集中的農村地區，由各級教委及民政部門主導，針對中小學教師，在寒暑假期間進行師資培訓。二是建議由公益組織牽頭，聘請知名教育專家與專業心理學家，開展學習交流講座，交流留守兒童治理問題與教育輔導技能、心理發展特征與特殊群體教育策略等，提高治理留守兒童問題的能力。

4.改進基層社區教育培訓方法

首先，擴大基層社區參與留守兒童問題治理的志愿者隊伍。社區志愿者一般文化水平較高，可依據志愿者具體情況進行基本的培訓，使其勝任基本職責。其次，建議由基層教委牽頭，聯合婦聯、共青團、工會、民政部門等組織，協同調配物力資源，對基層社區工作人員進行專題培訓，增強他們關愛留守兒童的意識及監管留守兒童的能力，形成留守兒童照料長效機制。整合社區人力、物力、財力和場所資源，為留守兒童撐起一個“家”。

5.開展留守兒童心理輔導工作

首先，建立地區留守兒童信息網。建立區域性“留守兒童心理數據庫”，把握留守兒童整體心理趨勢，測試心理數據預警，優化疏導資源配置，有序開展心理疏導干預。鼓勵各高校志愿者組織及社會志愿者介入學校留守兒童心理監測輔導培訓。其次，由政府購買，聘請教育專家、兒童心理專家，對留守兒童進行專項教育培訓，調適留守兒童心理情緒，引導留守兒童合理宣泄不良情緒。最后，鼓勵心理管理培訓機構面向偏遠農村留守兒童舉辦公益心理講座、心理咨詢和生命教育等培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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